第一章 卖国乱华
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是近代社会人类苦难的三大根源。而共产主义政权是集法西斯主义、一党专制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于一身的邪恶体系，是当今人类生存的最大危胁。苏联垮台之后，中共政权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是抵抗全球民主化的“邪恶轴心，是各种流氓政权中最顽固凶恶的统治集团。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专政制度，我们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分析它的本性，一个危害中国及人类社会近一个世纪的邪恶组织，何以能维持至今。以促进全民族的觉醒，驱散共产主义幽灵，回归人类文明。中共在祸乱中华的共产革命中积聚沉淀了罄竹难书的罪孽，为了掩饰其历史污点，便对党史做彻底的删改，增强文学性和神化功能，将一部祸乱中华的罪恶史美化为无数“革命先驱”为了“新中国”英勇奋斗的“封神演义”。中共党史与联共（布）党史一样，是一部充满谎言的教材，篡改与美化并用，好似一个经过数次整容又精心梳妆的女人，徐娘半老却骚艳诱人。
中共政权是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实行斯大林式的红色恐怖统治。中共的所谓“革命”是列宁“十月革命”的翻版，以“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标识，中共的“革命”便牢牢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烙印。有如列宁利用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发动布尔什维克政变，窃取国家政权。中共利用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爬上政治舞台，从建党到夺取全国政权，都在苏联的全力资助之下。也可以说，中共党徒是马列子孙，其祖国是苏联，不是中华儿女，中共政权本质上是外来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皆以中华文化为敌，从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到认祖归宗于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帝国。他们的祖国是苏联，从不以炎黄子孙为荣，至今仍然认定马恩列斯做祖宗，仍然高挂“镰刀斧头”党旗，行一党专政。苏联解散，俄国人断然抛弃了共产主义，中共便失去了祖国，变为没有祖国的一群祸乱中华的匪帮。共产党的本性使他们不会洗心革面，回归中华，他们尊孔复古的一类表演依旧是为巩固外来共产政权而行的骗术。中共曾高举革命的红旗下号令天下，但无论是苏共或中共的历史，都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毫不相干，不是民族革命，不是国民革命，不是民权革命，绝不能与法国民权大革命或美国解放黑奴的人权革命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建立中华民国的共和革命相比。列宁的“十月革命”不过是一场政变，趁俄国临时政府立足未稳和欧洲混战之际，列宁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金钱资助下，以“逼宫”方式推翻了民主的临时政府。而先前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才是货真价实的现代民权革命。苏共布尔什维克上台，立即开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以大屠杀建立了比沙皇专制百倍的苏维埃政权，并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向德国割让了大片领土。是一场专制复辟的政变，开历史倒车，是俄国现代历史的大倒退。列宁杀了几百万人，斯大林又杀了几千万人，这在沙皇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共的“革命”是列宁主义的武装叛乱，在苏共的长期支持下，中共终于在大暴乱中夺取国家权力，出卖民族利益于苏联。中共政权是中华乃至人类历史上最邪恶专制的政治体制，其血腥历史比之苏维埃政权更为恐怖。中共屠杀的中国人在8000万到1亿人之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史，毫无进步可言，它的一切行为都是反人类的罪恶。
一、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华固然是坏事，如果抛开意识形态来看，也有抑制俄日夺占中国野心的作用。美国对华持门户开放政策，国际关系上旨在增强作为新兴国家的影响，继门罗主义之后，开始支持世界上弱小民族争取自由独立，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美国自己的土地足够大，1850年人口仅2400万，是移民净流入国，美国人没有向外移民的热情，故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英国主要是谋求商业利益，并未象占领印度一样将中国作为殖民地。英国1850年人口只有2800万，在地球上殖民地够多了，再向中国移民，统治中国这个几亿人口的老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地球上已经有了10多亿人，英国王室显然没有统治全球的能力。欧洲是重商主义，哥伦布、麦哲伦的环球航海，是为了发现新大陆，寻找金矿和移民之地，打开商品出路。在中国，英人为经商而来，达到五口通商、割香港、租新界等，达到利于经商的目的，战争随即停止。否则，决不会割让个弹丸之地的香港就休战了。英国入侵西藏的起因也是因为贸易不通畅，打了一仗随即撤兵，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仅限于此。从1850年至1950年的百年间，英国向外移民大约800万，几乎都去了北美和澳大利亚。英国气候凉爽，不习惯炎热天气，所以印度、南非等殖民地并不是主要移民国。1900年南非英国移民仅有35万人，现在约50万人。印度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向印移民不多，印反而向英净移民超过100万。中国政府从不鼓励移民，紧闭国门，但海外移民反而超过英国，比印度还多，现在有5000多万华人旅居国外，是世界第一大移民净流出国。现在欧洲一个小国塞尔维亚竟然有十余万中国人，塞国人口仅千余万。西方国家各大城市都有华人聚集区，称为“唐人街”，而中国无一城市有“西人街”。中国比较保守排外，并没有多少外国人移居中国，加入中国籍。说旧中国是列强的殖民地，也对，特别是日本在满洲有不少移民，其他国家的移民则微不足道。现在海外华人占除中国之外世界总人口的1％，而殖民地时期包括日本满洲移民与各国租借地在内，在华外国移民仅有几十万，以当时4.5亿人计算，也就千分之一上下，现在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
由此可见，在中国这盘棋上，俄日以夺占领土为主，西方列强以瓜分利权为主，以各自目的和强弱划分势力范围。这是中国近代灾难和革命的起因，没有列强的蜂拥而来，中国便不会有变革的迫切要求，也就不会有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接一个的动乱。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但也必须承认，中国的机会也由此而来，中国人走出国门，随后建立共和，如同日本的外患是明治维新的起因一样。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打碎了千年的“世外桃园”梦，从封建国家变身资本主义国家，脱亚入欧，追求欧美式的物质文明。从另一角度思考，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为利益而来，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反而是中国得以逃脱更大劫难的机缘，我们可以设想，如无列强的利益均沾，英美的门户开放主义，形成牵制俄日的强大力量，中国不是败于俄罗斯，就是败于日本。《马关条约》日本受外国警告交还辽东半岛，平定义和团之乱，俄国拒不撤出东北，漫天要价，招致国际责难，稍后日本打败了俄国，赶走了俄国人，西方各国保持中立。俄日两虎相遇，必有一争，日俄战争日本胜利，将俄罗斯逐出中国东北。但从长远来说，俄国只是暂时失利，苏联战胜了德国，稳定了东欧，回过头来集中精力对付日本，日本最终不是苏俄对手，毕竟国力相差太远。而有了美国，苏联的野心受到抑制，中国才得以战胜日本。美国是最先放弃辛丑赔款的国家，用作为中国培养留学生之费用。由于中共出卖民族利益于苏俄，终致中国人民于共产专政之下，这是个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宿命之所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列宁最初认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有助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所以1918年至1920年，他屡次准备以武力援助德国共产党的暴动及匈牙利革命，策动芬兰革命和保驾利亚士兵起义，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派遣军队侵入波兰，又招致惨败。西进之路不通，于是他的世界革命策略转向贫穷落后的东方，推进东方民族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合作，形成对欧洲的战略迂回，反过来影响欧洲的共产革命，即“东方路线”。列宁认为，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经过加尔各答的一条路线，去向欧洲进攻，是世界革命最捷便的途径。中国广阔的版图成为俄国极其重要的战略重点，俄共不遗余力扶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及军阀，培养大批颠覆中国的“职业革命家”充当莫斯科的代理人，就是为了推行“东方路线”。斯大林上台后，采取西守东进政策，更为重视中国，策划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使之成为垂直的宗主关系。这自然要有一套国际主义理论，作为各共产党的宗旨。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教导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运动的权力，这个过程必须联合东方的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纳入全球苏维埃运动，与资本主义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作决战。《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人没有祖国”，列宁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全世界的工人有了自己的祖国，具体表现为放弃对世居国土的感情，颠覆自己的国家来保卫苏联。苏共为全世界的共产党定下了基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提高自己党员的思想警惕性，对于任何一种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倾向都应该持真正布尔什维克的不调和态度，应该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教育他们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任何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表现作坚决的斗争，忠实于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忠实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线。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旗帜，热爱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基地的主要堡垒苏联，热爱世界革命运动的伟大布尔什维克党和英明导师列宁，热爱为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如果不以保卫苏联为第一原则的共产党，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斯大林主义的敌人。中共的老朋友斯诺曾说：
今天这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小小根据地以外，他们还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种保证，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营养的来源。……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苏联，因此难免有不少抄袭和模仿外国思想、制度、方法、组织的地方。中国红军是按俄国军事方针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战术知识来自俄国经验。社会组织总的来说按照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规定的形式。共产党的许多的歌用俄国的音乐，在苏区很流行，有许多辞汇直接从俄语音译为中文，苏维埃三个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象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1]
中共的建党日期官定为7月1日，而真实的建党并非在一大会议，一大的召开也不是7月1日，而是7月23日。1920年就已经在苏联的指导下建党了。当年3月，旅俄华侨杨明斋随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和马林先后来华，指导建立共产党。4月，维经斯基经俄籍教师鲍立维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多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经李大钊介绍，又到上海找到陈独秀，遂于6-7月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等一致主张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后来又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加入，于是8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向日本留学生中发展组织。北京建党在7月间，10月组建S.Y（青年团），广州支部在11月，湖南、山东、武汉、东京支部也先后成立。各地建立的是共产党，而非“共产主义小组”，所谓“小组”之称是后来公开确定1921年7月1日为党建日后，为自圆其说而后改的。当时的建党过程十分庄重，如北京的共产党成立会议上，维金斯基（化名吴廷康）即以第三国际代表亲自到会讲话，同意应邀参加会议的人全部为共产党员，并向共产国际汇报。[2] 稍后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少共国际代表格林来华时指导成立的，如北京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建立，李大钊和大学生一同加入了S.Y，这是为了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也作为入党前的预备期。当时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社团，因为在知识界很多人迷信社会主义，广州更是公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学生教授一起参加进来。中共临时中央设在上海，由维金斯基推举陈独秀任临时中央书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独秀在广东，李大钊在北京，南陈北李，两位新文化名人名重一时，一位又是党的总书记，一位也是党的北方重要领导人，如果一大会议是建党之日，怎么可以在领袖人物缺席的情况来讨论建党大事呢？一大召开之际，有13人出席，代表全国59名党员，如果共产党此时才成立，那59个人就不是党员，而是“组员”或“团员”了。一大只是一次苏俄代表马林指导的全国代表会议，由临时中央召集，各地派出代表，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包惠僧、陈公博，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的王尽美、邓恩铭，东京的周佛海等13人。还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一大正式确立党的纲领和政治策略，统合指导各地的党组织，不是共产党之成立大会，建党和党建是不同的。早在中共成立之前，中国就出现过如江亢虎等人的几个宣扬社会主义的组织，五花八门，共有五个自称是“共产党”，但不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不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不能算正统的共产党。更早的是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当然不能算是党组织。只有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较成气候，得到共产国际承认，曾获列宁、托洛茨基接见，出席过1921年6月的共产国际大会。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时，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会议。那时，俄共想在中国发展组织，先是拉拢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后来找到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等文化名人，才指导成立共产党组织。
1920年是共产国际的丰收年，不但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还相继组建了印尼、土耳其、伊朗和印度的共产党，还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及埃及建立了共产党，也改造成立了统一的德国共产党。1919年3月才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有如此大的收获，这不能不说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因为列宁的第三国际规定，凡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支部，无条件执行国际交付的任务。列宁建立第三国际的目的就是为统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权，建立以拱卫苏维埃赤色帝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秩序，牺牲其支部成员的国家利益是国际主义的原则和保证。中共也不能例外，也不可能例外，因为莫斯科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经费来源，没有苏联的经费资助，职业化的共产党员就无法生存。民国初成立的许多政党之所以泡沫化，就是缘于缺少长期的经费支持，没有职业化的党组织骨干，红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所以，中共从建党始，就开始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历程，致力于苏俄祸乱中华的使命，颠覆共和，破坏国民革命，成为一群苏俄豢养的民族败类。中共一大期间，马林对陈独秀亮出共产国际代表的头衔，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想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结果做不到，因为经费和组织系统都在苏俄手中，对初创时期的中共来说，就那么点人马，几十个书生，独立于莫斯科是成不了气候的，不要说当职业革命家，连生活费也无着落。除了陈独秀等个别名人，大多数党员为了荣华富贵，必须死心塌地投靠莫斯科，才能端共产党这碗饭。莫斯科之所以选中陈独秀当总书记，是因为陈的著名知识分子地位，列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陈独秀。至于其他的小知识分子，无非提供一点生活费罢了。一大代表每人由马林发给150块大洋，就足以玩中共于股掌之上了。对于苏共来说，以些许投资来收买廉价走卒实在太划算了，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曹锟贿选总统时，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出手5000大洋。毛泽东学生时代贫穷，毕业后去北大图书馆打工，仅一月8块大洋，后来负责组织湖南的共产党，专事共产职业，从此再无衣食之忧了。花苏俄的钱，就要为其“国际主义”效命，这是组织原则。
国民党也接受过苏俄援助，但国民党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共产国际节制，联俄的目的是为推进国民革命，再造共和，从未纳入国际共产运动的轨道。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三民主义才是国民党为之奋斗追求的宗旨。当苏俄试图将中国的北伐革命变为共产革命时，国民党立即实行清党分共，断然与苏俄断交，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也成为斯大林的御用工具，肆意清洗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别和不同意见者，共产国际更是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正如张国焘所说：“共产专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 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高在上的暴 君需要一群鹰犬，来实现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自陈独秀出局之后，中共领袖全是苏俄鹰犬，包括毛泽东。
俄国原本是个农业国，工人力量薄弱，跟随布尔什维克的工人还不如孟什维克的多。苏维埃政权只能实行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实行专政。这种专政必然建立极权主义政体，依靠暴力实行专横的统治。列宁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视万民如草芥，另一方面也是鉴于以往的社会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半途停顿下来，让敌人得以活命，重新组合起来进行反扑，所以他要用毫不留情的暴力为新政权扫清障碍，甚至通过特务系统“契卡”（Cheka）监视和屠杀反对者。列宁的苏联成功了，顿时成为国际共运的样板，夺得了共产革命领导权，迫不及待地输出列宁主义。中国是比俄国更加落后的农业国，1919年中国的采煤量为俄国的一半，冶铁量只有俄国的八分之一，纱锭是五分之一，铁路里程仅六分之一……若以英国相比，人均数量仅为其几百分之一。大工业微不足道，所谓工业多为手工业作坊，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国仅有200万产业工人，还不到总人口的0.5％，工人组织多带有帮会或同乡会色彩。农村以自耕农为主，地主不多，土地数量也少，与俄国情况不同，农村土地矛盾并不突出。苏俄依靠中国共产党，成功发动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幻想，城市暴动屡次失败，工人运动进展不大。所以毛泽东不看重工人运动，他组织农民武装，进入山区乡村，沦为纯粹的农民造反武装。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遭遇国民政府的全面围剿，化为西窜之流寇。行将灭亡之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中共得以咸鱼翻生，受苏联强劲资助，伺夺天下了。
有恶邻苏俄，是中国人无法逃避共产之祸的历史宿命。从鸦片战争始，国门洞开，中国即把与西方列强入侵视为亡国的先兆。但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后，威胁严重的并不是英美等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俄国和日本。俄国要称霸世界，欧洲阻力太大，势必向东征服中国再转向日本，再控制南亚太平洋一带。日本要立足远东太平洋地区，开拓殖民地，首先要控制朝鲜和中国，共同对付俄国。朝鲜不堪一击，中国积贫积弱，唯一的强敌就是俄罗斯。因此，俄日两国利益冲突的交叉点在中国，主战场也在中国。鸦片战争前俄罗斯已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虎视眈眈，日本必须抑制俄国的东进，俄日在中国北方的势力此消彼长。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李鸿章告知俄国，俄国又联合德法两国，反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俄国早已对辽东垂涎三尺，期望得到旅顺不冻港，德法也为了分得中国利益，于是三国向日本提出警告，阻止日本并吞辽东。日本苦于势力不敌三国，只好让步，但对中国并不相让，中国反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中国好象尝到了甜头，以为联俄制日是一着妙棋。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大典，俄指定李鸿章为全权特使，4月间李鸿章出使俄国，俄曲意联络，告以联俄之利益。李耻于马关之约，意图报复，亦思联俄为助，6月3日于莫斯科签定《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建立军事同盟，并允俄国在黑吉两省建造铁路，以期联俄制日。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敌人未防，先失铁路权利，开后日无穷之祸根，非但保护不了中国，反令俄国公然在东北地区与日本展开争夺。日俄在中国开战，日本胜利了，顺势将东北当成战利品，理直气壮赖着不走了。满清的战略构想，愚蠢至极，假使俄国胜利，中国也一样吃亏。俄国从不怀善意，毫无履约诚意，其后各项中俄条约全无保证，后来的加拉罕宣言，前面说了，随后就不认帐。1909年美国总统塔夫脱曾提出由美、英、法、德四国贷款，使中国政府购回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置于国际委员会的管理之下。这对中国是件好事，收回主权，偿还贷款还有赢余，有国际社会干预，日俄便不能随心所欲，但这个提议遭到日俄两国拒绝。1921年底到次年初的美国华盛顿九国会议，美国要求日本放弃山东特权，迫使日本与中国签定《关于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应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撤退军队宪兵，归还铁路及附属产业，中国将胶州湾辟为商埠等。这样，日本事实上放弃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会议签属的《九国公约》规定了各国在华的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禁止划分势力范围，打破了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独占中国的野心，不得不吐出掠夺来的一部分既得利益。中国各界对此非常振奋，纷纷成立组织声援华盛顿会议。苏俄一开始就反对华盛顿会议，怕失去对中国及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共产国际在苏联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对抗华盛顿会议。苏共是中共的太上皇，中共也就天然地以维护苏俄利益为已任而出卖民族利益，在中东路事件苏俄侵华之际，中共就公开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斯大林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指示中共：革命者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忠诚地捍卫苏联，“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中共接受苏共指示，纷纷发表抨击国民政府收回主权的言论，如李立三的《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恽代英的《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罗绮园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中共正式公布《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数次发出中共中央通告，要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国民党反动派。[3] 12月8日标题为“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的第六十号通告中，宣称“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4] 中共高举“武装保卫苏联”的大旗，除了宣传煽动，随后依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10月来信”指示，不断在全国各处组织暴动，集中各根据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叫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从后方牵制国民政府，以策应苏侵占东北。1930年夏的“立三路线”时期，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中共对夺取全国政权欢欣鼓舞，苏联则认为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与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等人认为，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5] 此时正是日本加紧侵华时期，中共的暴动使内地陷于混乱，也策应了日本由长城南下的企图，国军全面平叛，中共暴动以失败告终。
“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承国民政府指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7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声称保留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一切权利。斯大林任命曾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加仑将军为远东特别军司令，调集8万大军集结于中苏边境，1929年8月，苏军从三个方向入侵：一路攻击绥东、兆兴镇（黑龙江与松花江、乌苏里江汇合地域的黑瞎子岛等地区），一路攻击满洲、扎兰诺尔，一路攻击绥芬。11日，苏军向我边防军张明九部用坦克大炮轰击，越过边境，我军死伤10余人。12日晨，苏军又派遣军舰和陆战队开抵黑龙江我岸绥滨县属兆兴镇，当即占领该地，并(占领)兆兴镇附近之胡家镇、三间房等处，肆意抢掠。同时，西路满洲里附近之闸尔屯为苏军一小队占据。占据三间房之俄军则向绥滨运转，绥滨附近各村镇都为俄军侵占。而在黑边室韦等县亦时有俄军出现，向我海拉尔方向进攻。在东境方面如密山、白凌河、兴源镇、青沟岭、当壁镇亦时有俄军骚扰抢劫。9月6、7日两日，苏军又大举进攻我绥芬和满洲里两路，且其势较前更为猛烈。绥芬河7日晚，俄军炮火极为猛烈，俄飞机将绥芬站房炸毁，我军民死伤和财产损失严重。在满洲里方面，6日下午俄军千余攻满洲里内方三十里小站，骑兵向我军冲锋，我军死力抵御。又东宁密山方面，6日清晨亦有大批俄军进攻。8日早晨俄军四面包围绥芬河。9月9、10日两日，扎兰诺尔方面又有俄军2000多人进攻，驻军第17旅7000官兵，在一昼夜的激战之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等阵亡。苏军很快占领了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扎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军事失利后，东北方面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12月，忍辱签订了《伯力会议协定书》，恢复苏俄在中东路的特权。国民政府以地方越权为由不予承认，次年派出代表前往莫斯科谈判，未有结果。苏军虽然依照协定撤出了大部分地区，但强占的黑瞎子岛地区却一直未归还，直到2008年中共与之签定边境条约，以法律形式承认沙皇俄国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后，才勉强归还了半个黑瞎子岛。
苏俄十月革命后之对华外交，亦以欺骗之障眼法承继帝俄一贯的侵华传统。1919年7月2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列·米·加拉罕（L. M. Karakhan）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称：“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1920年加拉罕宣言对上述声明又予以确认：
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这是苏俄建政之初的笑脸外交，以期拉拢中国，缓和外交困境，有利于在中国推销共产主义，实际上当时苏共的势力还未到达远东地区，开一张空头支票，不是真的想归还。当苏俄红军击败了远东白俄势力，在远东取得实际控制权，就不再提归还一事了。列宁在1922年11月20日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说：“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们大家都知道，内战拖了多么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海参崴的收复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胜利。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种众望把我们从内战时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也把我们从进攻我们的国外敌人手中拯救出来，这里我指的是日本。”[6] 列宁主义是另一种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赤色帝国主义，其一切的出发点均基于俄罗斯的立场，却冠以国际主义的名义，视之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中共出生在在苏共的摇篮里，吃布尔什维克的乳汁长大，活动资金基本来源于苏俄，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表面上独立，实际上是苏联控制各国共产党以赤化全球的工具，一切听命于列宁，对斯大林亦言听计从。中共以放弃民族权利为条件，接受苏联的援助和控制，以实现中国苏维埃化的梦想。这一点，蒋介石深有体会：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等一个典型的附庸国。[7]
二、容共之祸
在共产主义进入中国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中国。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以自然经济为主，还不是工业化的社会结构，资产阶级的影响力仅限于几个大城市，劳工与资方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还谈不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基础。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与其它西方思潮一样，流传于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人数极其有限，在工人中间没有影响，更影响不到乡村底层。之所以共产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是缘于中国是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前沿阵地，是用来抵抗日本拱卫苏俄的最好工具。苏俄不遗余力帮助国民党，是考虑自己的战略利益，其目的是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先开展国民革命，驱除国内外反俄势力，再变国民革命为共产革命，将中国外蒙古化，建立傀儡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于中共自然是壮大机会，但对中国的国民革命却是一种异化力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为实现民权政治的共和革命。共产党的目的是共产革命，建立共产党专政，这是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所在。共产主义对于激进青年，确实比三民主义诱惑力大。三民主义较为复杂，共产主义十分简单，那时没几个人读过《资本论》，也没有中译本，一般人根本不懂什么剩余价值学说或唯物辩证法之类。多是根据《共产党宣言》来认识共产主义，记住阶级、压迫、剥削、斗争、暴力一类的词汇口号，就以为懂得了共产主义。共产党正好以此煽动罢工，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通过工运争取工人，扩充人马。苏俄是借工人运动起家的，中共也全盘照搬，特别注重组织工会，鼓动罢工，在工潮中提升共产党的威望。所以激进分子总是认为国民党不如共产党革命，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有声势。
两个宣称扬革命的政党同时受到苏俄的重视。1922年初，国共代表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国际会议，受列宁接见时，列宁曾提出过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但合作是平等关系，中共一大时仅有党员59人，二大为195人（一说为123人），召开三大时，仅有432名党员，处于秘密状态，在国内几无名气，实力与国民党相去甚远，唯借助共产国际这个平台，才有讲话的能力。不能因为中共后来执掌中国大陆而倒推历史，说中共当时就多么强大，有资格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是遍及中国和海外的第一大党，有数十万党员，够资格谈合作的是苏共，唱主角的是苏共。苏俄为了控制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再将民权革命引向社会主义轨道，提出中共党员整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借机壮大国民革命，始有“联俄容共”之议。中共夸大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史又称之为““斯内夫利特战略”，同时炮制出孙中山的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斯内夫利特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姓，马林的原名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是越飞与孙中山联系的主要副手。“斯内夫利特战略”是中共党史专家的命名，“联俄容共”也是中共自己的提法。孙中山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希望获取西方国家援助，遭到拒绝，正处于无奈之际，马林趁机提出国共两党合作，帮助国民党强化其组织和军事力量，又逢孙中山受陈炯明叛乱之苦，急病乱投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要求，被孙中山接受了。国民党内部多不赞成跨党政策，迫于中山 先生的威望，才附和容共之举。一般认为陈的叛变出于个人野心，但也有说是陈对苏俄联孙政策不满的缘故。国民党有“容共”之举，却无“三大政策”之称。汪精卫也不同意“三大政策”的说法，认为这是有意曲解三民主义，所谓“主义”是永久普遍的真理，“政策”是主义的派生物，是适应时代与环境创造出来的，是变动的，因此“主义”与“政策”性质完全不同，不可等同对待。三民主义终归是不变的“主义”，“容共”只不过是可变的“政策”。“容共”就是容纳共产党员个人于国民党组织之内，当时李大钊提出加入国民党的申明书中说：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中共将之演化为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将“三大政策”冠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称号，编入史书，令仙逝的孙中山 先生无言以对。中共虽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在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也是莫斯科的指令。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借中国这个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来发展自己，借鸡生蛋，再图鹊巢鸠占。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之后，立即展开离间和分化工作，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将国民党分为“左派”、“右派”、“中派”，与革不革命联系起来，直接介入派系之争，有打有拉，显露出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企图。同时也削弱广州政府的权力，当时中共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农民协会事权过大，已形成事实上的“第二政府”。
中共虽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但势力太小，不足以影响全国政局，更谈不上赤化中国。苏俄为了寻找实现对华政策的突破口，先是看中了吴佩孚，因分歧太大，后来又联合陈炯明，陈信仰社会主义，但影响力不足，才找到孙中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有主义，有组织，有革命理想，有民众威望，正好借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来壮大中共，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实现赤化中国的目的。不能说孙中山没有戒心，但为了统一中国，再造共和，还是有条件接受了苏俄的援助。这个条件就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国需要的是共和革命，不是共产革命。孙中山1922年曾对来华的第三国际代表达林说：“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8] 所以，历史学者辛灏年认为所谓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实际上是列宁党的“联孙容共”，国民党并未有求于苏俄共产党，而是苏俄找到了孙中山要求联合。孙中山与俄国人合作，看起来革命道路相似，都是武装革命，但革命目的和建立的制度不同，中国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俄国行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出于策略考虑，苏俄顾问鲍罗廷亦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他说：“共产主义是一门哲学，一个理想，目前在中国还远远谈不上，中国比时代落后了300年，人力车和摩天大楼无法相比。”[9] 从而消除国民党的疑虑，赢得孙中山的信任，参与改组国民党，亲自按联共（布）党章模式起草国民党章程。苏俄的目的是借孙中山之手驱除列强势力，独霸中国，并将中共加入国民党作为援助的条件。[10]
国民党的广州军政府正有求于苏联，提供资金和武器，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恢复共和，只好对苏共的小兄弟笑脸相对，但目的在于获取苏联物资援助，而不在容共上。中共说在它的帮助下改造了国民党，是自我吹嘘，起决定作用的是苏共而不是中共，苏共也只是帮助整顿国民党，领导权在孙中山手里，孙希望建立列宁那样组织严密的政党和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有思想信仰的军队。中共要要人没人，要地盘没地盘，不是看在苏俄的份上，根本无资格进入广州革命政府做官。国民党中有孙中山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政局的人物，共产党里除了陈独秀较有名气，其余是些无关大局的小人物。但国民党当时并无严密的组织系统，辛亥革命成功，“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同盟会又改为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又以旧班底组成中华革命党，1919年10再改组为国民党。但组织始终松散，分化成许多宗派组织，形不成战斗力。俄国革命胜利，使孙中山想将国民党重新组合为有组织性有战斗力的政党，领导国民革命，实行北伐统一中国。此计划正好被列宁实现其东方路线所利用，又将新问世的中国共产党塞进国民党，共产主义进入中国便如虎添翼。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一来政治路线不同，二来怕共产党被边缘化，妥协的结果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开始时并不赞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待担任了国民党要职以后，态度又转为右倾，曾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比陈独秀右多了。国民党的担忧不无道理，很多人甚至认为国民党不过是共产革命的清道夫，替共产党清扫道路，国民革命完成之日，就是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时，共产党必然来一个共产革命，终结国民党的使命。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共产革命借助国民革命，都为了扩大势力，力争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存在长期分享权力的思想基础。陈独秀也不认同“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鲍罗庭语）”，完全是遵照莫斯科的指令。苏俄急功近利，以为国共两党均离不开其资助，强行捏合在一起，始播下国共内战的种子。共产党进入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利用苏俄势力和汪精卫的亲共政策，一时炙手可热，行情大涨，投机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这说明苏俄将中共嫁接在国民革命这棵大树上，其广告效应还是相当明显的，后因水土不服，遭受严重挫折，但中共已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尾大不掉了。尽管孙中山 先生将之民生主义也解释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不提倡阶级斗争的三民主义不可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长期相处，共和革命与共产革命的目的手段迥然不同，国民党想溶化共产党，共产党想分化国民党，同床异梦，反目成仇是迟早的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又在国民党内展开党团活动，引起国民党的普遍疑惧，国民党监察委员还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汪精卫、张继等左派人物也反对中共的党团活动。吴稚晖询问陈独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什么时候可以成功，陈回答说大约30年。吴听了极为惊愕地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11] 吴是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然吴认为无政府主义革命是500年以后的事，与国共两党无现实的利害冲突。其实，陈的回答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才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赶下了台。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共产党宣言》说：“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必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以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不同怎样。”在共产党眼里除工人之外的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都在扫除之例。它与各阶级的联合不过是壮大共产革命的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迟早要与国民党翻脸，待它一拿到政权，就会着手收回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将农民打入贱民的地狱。这也说明共产主义正是一股祸水，流到哪里，就带来长期的社会灾难。
国民党的容共政策使中共在广州政府和军队中的控制力快速发展，国民党“一大”165名代表中有26名中共代表，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10名共产党员，李大钊是执行委员，毛泽东是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之所以要容共，是因为北伐需要苏俄的援助，那时英美日等列强都在援助其他军阀，但他生前没看到“联俄容共”的恶果。蒋介石预见并且看到了，他不赞成容共，认为今天的国民革命之所以不需要共产党而需要国民党，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只是代表工农大多数的，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而今天的国民革命，则是各个阶级共同的革命，不是单纯工农两个阶级的革命。国共的短期目标相同，长期目标截然相反，必定导致两党分裂，互为敌人。苏俄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党，归共产国际统一指挥，纳入苏俄的世界革命战略。如果共产革命成功，断无国民党立足之地。国民党广州中央党部，在中山舰事件以前，党务全在共产党操纵之下，5个常务委员，中共占去2人（谭平山林祖涵），此外各部处之主管皆系中共党员。如秘书处是林祖涵支配，秘书处无秘书长，以书记长代秘书长职务，书记长一职，由共产党员刘芬（伯垂）担任。组织与宣传两部为中央各部中之最重要者，组织部谭平山任部长，宣传部由毛泽东任部长，农民部长为林祖涵，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为准共产党，而秘书许苏魂是共产党。青年部由秘书黄日葵（共党）主持，妇女部由共党邓颖超主持。总而言之，当时中央大权基本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另立中心，鸠占雀巢，汪精卫又与苏俄代表打得火热，国民党有被共产党同化的迫切危险，势必断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蒋介石决定拯救国民党，恢复自主权，中山舰事件以后，中央党部首先改造，谭平山去职，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校长自兼（以陈果夫代理）。宣传部长代以顾孟余，青年部长代以丁维汾，秘书处改书记长为秘书长，以叶楚伧任秘书长。此后之中央党部，中共势力乃大减。军队也有被中共控制的倾向，蒋氏直辖之第一军中，自军到连均派有党代表，3个师的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2个，9个团的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7个。蒋任校长的黄埔军校中任党代表者十分之八九系共产党，十分之一二系左派分子，蒋已不能完全控制军队和军校。蒋曾要周恩来交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因周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副党代表，遭到拒绝。共产党借壳上市，国民党危机立现，蒋介石告诉鲍罗廷说：“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国民党整理党务势在必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有向右转与“西山会议派”联合反共的趋势。当时苏俄仅凭共产党的力量不足以掌控局势，还离不开蒋介石，中共尚不具备推行共产革命的能力。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希望限制中共的活动，苏俄对国民党整理党务也持合作态度。蒋并未迫害共产党人——
……蒋仍在试图根本消除军队内部两党党员的冲突。他取消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自己出面组织了一个黄埔同学会，既请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干部，也请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干部来参加筹备和组织，力图使两派同学慑于自己的权威而不再相互对立。在北伐开始之后，蒋更打破畛域，重新启用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第一军参加军事工作。如原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在被蒋指派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后，更任命他为自己的侍从秘书，补充第五团团长。原第一军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事变后改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政治主任教官，后又被指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党代表金佛庄，事变后调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军官第一团军事学主任、军校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郭俊，北伐后又任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三师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北伐后又被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原黄埔军校教导二团辎重队长梁锡古，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军校入伍生总队辎重教官。[12]
中共四大时有党员994人，到国共决裂后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党员人数即上升至5.79万人，中共利用国民党的政治资源迅速壮大，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当时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也十分强大，有组织的工人队伍有10万，农会会员60万，工人武装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在军政部门，实际控制权也落入苏联顾问手中，国民党地方党部基本操在共产党手中，国民党处在被严重边缘化的位置，幸亏国民党还能基本掌握军队，否则国父孙中山毕生奋斗的共和革命有被共产革命迅速取代的危险。整理党务一举将中共跨党分子赶出国民党中央，停止党内容共，但党外合作仍予进行。一般人见共党受压廹，不易发展，乃纷纷脱离共党，表示忠于三民主义。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蒋介石“为将来之敌人”(一年或三年后)，必须采取“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的策略以此来争取领导权。陈独秀还写文章反对北伐，说“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广州政府的职责不是北伐，应当为巩固广东根据地而进行“防御战争”。蒋介石异常愤怒，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陈独秀的言论并非个人意见，苏俄反对马上北伐，因为苏俄若失去对国民革命的控制权，北伐对共产党便无实际意义。
北伐期间，国民党又发动“四一二清党”（中共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军政部门中全清除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等反革命分子，解散叛乱的工会武装，镇压农会的暴乱，挽救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于危亡之际，完成北伐大业，统一了全中国。斯大林将国民党比做“柠檬”，借容共而榨干它，蒋介石的清党，挫败了斯大林的阴谋。“四一二清党”缘于苏俄和中共策动国民党左派倒蒋，“3月5日，一份显然在汉口写的秘密俄文报告报道了反蒋军队的证明，其中提到第3军（朱培德）、第4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7军（李宗仁）、第8军（唐生智）、第11军（从第4军的第10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他几支战斗力较弱的部队。”[13] 这是破坏北伐的反革命阴谋，苏俄与中共的目的已十分明确，他们并不支持国民党北伐，而是借机分化瓦解国民党，争夺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在整个北伐过程中，中共都是利用工会农会和军队中的左派扩大自己的力量，在广东、湖南、江西、四川、福建、南京、上海等地不断制事端，扰乱后方，袭击外国使馆，与北伐军发生冲突。苏俄错误估计了形势，直接导致国民党与苏俄摊牌及中共的失败。斯大林又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陈独秀，说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看到北伐战争进展顺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求中共必须使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主张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应当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进而将铁路、交通及土地收归国有等等，企图将北伐的国民革命立即转变为共产革命。让旧秩序下的工人农民都起来造有钱人的反，最大限度地把“真正”的工人、农民动员起来。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了“矫枉过正”的观点，强调革命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各地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充当“革命先锋”。不计后果，罔顾法纪，随意侵害人身及财产的痞子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靠了汪精卫的器重，当上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长，负责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北伐时毛回到湖南指导农运，组织农会，执行苏俄的暴力革命政策，随便抓人杀人，烧光抢光，所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最为血腥。毛泽东为其过激行为辩护，提出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需过正”。1927年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杀尽土豪劣绅”，烧毁其村庄、“捣毁政府各种的征收机关”、“交通机关”等。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成立农民法庭，揪斗地主，镇压敌对者。“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14] 中共中央曾就李立三父亲一事作出指示，但毛泽东早年与李立三有个人怨隙，居然不顾党中央指示，毅然杀了李立三之父，显示了毛的阴险报复性格。[15] 立三之父是位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长者，仍然惨遭杀害，这事发生在国民党家属身上，就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武汉政府军队中的许多中、下级军官，家庭多是乡村地主，均在揪斗之列，连唐生智的父亲也被农会揪斗。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是非常亲共的，唐生智也是左派人物，与中共关系密切，曾郑重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唐身为北伐战将，胜利之际竟不能保护家人安全，革命革到自家头上。其部属多为湘籍，军人在前方流血牺牲，父母妻女在后方遭受农会的屠杀污辱，以致军心动摇，唐一下子由左转右，首先表示“拥汪反共”。反对土豪劣绅是国共两党的既定政策，国民党是通过法令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中共是以农会运动代替一切，纵容农会滥捕滥杀，没有尺度，随意性极大，希望以屠杀乡绅和没收地主来一举摧毁乡村秩序和旧有土地制度。这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开始敌视苏俄及中共，陈独秀6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反共情绪便难以压制。中共破坏北伐，也等于逼迫国民党左派向右转，把绞索套在自己头上。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虽下令禁止杀害军人家属，但湖南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他并不认为有什么过火行为。国共分裂及中共遭受大清洗，与毛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穷凶极恶的滥杀暴行有直接关系，党史将失败归罪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为了掩盖毛的罪恶。中共有减租减息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农民借助农会的力量往往是不交租不还债，农村土地关系金融秩序陷于混乱。有钱人带着资金逃了，小有产者不肯借款放贷，许多穷苦农民失掉了资金来源，生产也就难以为继了。“谷米阻禁”更是断绝了粮食为主的城乡商品流通，令人深恶痛绝。中共妄图以革命代替一切，他们在湖南把几百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工农运动形成了“第二政府”，结果是走向了破坏北伐的反革命道路。中共初期的农民运动已经显现出红色恐怖的特征，毛泽东始终对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有一种难以压抑的狂热。湖南农民在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天国，一次是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两次大翻身，颇有类似的地方，其凶猛程度则前者远逊于后者，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不免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16] 中国是农业社会，中共在农村的暴乱，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剧烈震荡，引来各方面的强烈反弹。北伐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情况大致如下：
——乡村政权由农会主持，农会不是民主的形式，排斥贫雇农以外其它阶层，更排斥知识分子。
——“农工私擅逮捕，穷乡僻壤，遍设囹圄，法律由心，刑戮自口”，随意捕人杀人，不分土豪劣绅与开明士绅。
——拦截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粮秣，剥夺北伐军人土地财产，侵害军属利益。
——阻止谷米出境，禁止粮食流通，影响城市生活，军粮供应和政府税收，动摇国共和作基础。
——打击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交通要道，不让商人下乡，不让乡民进城买东西。
——无业游民要求一切土地平分，一切财产平分，照搬苏联经验，实行所谓土地“国有”。
——干涉宗教自由，强行拆庙毁祠，逼迫和尚尼姑还俗。
——破坏乡间习俗，禁止拜年，禁止酒席，禁抽水烟，禁贴新春瑞签……禁令太多，乡民动辄犯禁。
——强迫妇女剪发，逼寡妇改嫁，逼妇女放足，甚至“妇女运动有不要亲夫翁姑的标语，学生运动有仇父母的口号”。[17]
工会运动也是如此。工人一下子成为革命力量，那种不可压抑的复仇泄愤心态猛然暴发，抓资本家戴高帽子游街，用枪指挥老板，实在是扬眉吐气。“仅以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为例。其店员工会成立伊始，即通过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之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止十倍。”[18] 战争期间经济停滞，工厂停工，工人不停地罢工以求增加工资，使劳资矛盾一下子对立起来。而革命也需要税收，军队要补充钱粮，必须稳定社会，繁荣经济，要与资本家合作才行，面对工厂倒闭、资金外逃、物价高涨等严重问题，武汉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断无存活之路。资本家跑掉了，剩下自生自灭的工人，跟着共产党也不会有活路，共产革命的破坏性和反革命本质十分明显地摆在领导国民革命的政府面前。国民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正需要工农大众的奋起，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蒋介石不是反对工农革命，而是要纳工农运动于国民革命之中：
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是高唱“扶助农工”的，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但问题是，蒋对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以及应当如何扶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却与共产党人有认识上的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蒋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比较积极。即使北伐开始后，蒋仍在关心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不仅对留苏的邓文仪搜集的俄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颇为看重，而且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
对农民运动如此，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自然也不可能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开始后，广东以外的共产党人一度也仍旧能够感受到蒋对工人运动是同情的。湖南区委书记对此就有过说明，称：“他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因此他甚至认为：“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
……蒋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实际上，蒋对广州工运确实久有担心与不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他担任广州卫戍司令期间，他就已经发现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和捕人，几乎有成为第二政府之可能，对执政者颇具威胁。……三派工会每每为党派所利用，工人们常常因为意见相左而剑拔弩张，直至大打出手。每逢重大事件或节日，当局就不得不预为戒备，甚至动用军队以震慑。而就在蒋北上前夕，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人与总工会的工人也还是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双方街头械斗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周时间，一些工人被打死打伤。蒋虽亲自出面调停，亦未见成效。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相当敏感和戒备。在提议限制后方工人罢工自由之后，他又进一步从统一治权，稳定人心的角度开始限制工人纠察队“私擅逮捕”。后来又注意到占领区内工人群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产生种种扣货、没收、阻运、封厂，和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之类的越轨行动，转而劝说劳资双方应急谋妥协，要求商人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
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政治上必须要依照三民主义之精神，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以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大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19]
还在1926年11月间，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打倒蒋介石”的呼声，中共鉴于在上海工人中的影响力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党“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力主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中共决定发动总罢工，用武力强行收回租界。这是个异常愚蠢的决策，如同慈禧太后向世界各国宣战一样，不要说共产党没这个力量，蒋介石的北伐军也没有这个力量。莫斯科3月27日的来电批评了这种狂热情绪：“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不是苏俄不支持中共暴动，而是仅凭3000来人的工人武装夺取租界无非闹剧一场。鲍罗廷与中共加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强行迁都武汉，置国民政府于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伙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排斥蒋介石，分化国民党，逼蒋交权。只是后来汪精卫发现了斯大林给鲍罗廷的密电，对汪的左派势力大为不利，才与蒋介石重归于好，中国避免了过早赤化的命运。何应钦、蒋伯诚、顾祝同、潘宜之、杨虎等蒋之重要部属早就对共产党强烈不满，“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国共决裂已无回旋之余地。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蒋介石对此早有警惕，针对中共在北伐时期的行为，他写道：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作他“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谓“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农民革命合而为一”。具体的说，就是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底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和谭平山来到中国。
中共为了执行莫斯科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我们至此更加认识，无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么协定，都是等于废纸，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的机关，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变本加厉。于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20]
“宁汉之争”中，上海的党中央利用蒋介石，武汉共产党拥汪反蒋，结果分化国民党不成，却分化了自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暴乱，也使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北伐军心动摇，军人叛变，经济混乱，财政困难。南京政府也利用政治分化、军事压力、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压武汉政府。此时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已表明了反共立场，汪决定和平分共了。“武汉政府未曾动手，共产党却先发制人，在南昌发动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把汪精卫的部队打得措手不及。汪精卫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怒，急忙从庐山跑回武汉，并发表了演说诅咒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要全部消灭干净，社会才有太平……’”[21] 中共党史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颠倒黑白。北伐战争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再造共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苏联通过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才达成国民党容共的妥协，是为了继续未竟之共和大业，决不是进行共产革命，建立共产政权。事实上是中共背叛了国民革命，是名符其实的叛变革命，企图搞政变的正是共产党自己。也如张国焘所说：“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就是机会主义。”[22]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只能行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五月紧急指示”中说，让共产党坚持土地改革，夺取土地，建立可靠的军队，解除不可靠部队的武装，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军事法庭，惩办武汉政府中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军官。另一位代表罗易让汪精卫看了电报副本，汪大为震惊，遂下了分共的决心。共产国际的阴谋在失败后，又采取冒险主义策略，强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中共失败引起的复仇怒火，为党内的孤注一掷的暴动火上浇油，势成骑虎，反而把国民党的左倾势力差不多都推向了右边。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各具功利性，两种革命虽一时混杂在一起，相互利用，一片繁荣景象，但矛盾却是致命的。国民党掌握军政大权，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国民革命离不开经济基础，共产革命就是破坏旧的经济基础。革命不免过激，也在情理之中，若工农运动超过极限，完全按照苏俄的意图行事，影响到北伐胜利，威胁到国民党自身生存时，国共以流血方式分裂便是逻辑性的终局。两党性质不同，这即是国民党内部虽有党权（汪精卫）与军权（蒋介石）的“宁汉之争”，中共又极力利用扩大这一矛盾，但面对现实的敌人——共产主义，国民党内部还是会很快握手言和的。
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共产革命必然借助农民之力在农村搞暴动，以农会取代县乡政权，以土地国有化为名抢夺资源财富，扩大兵源，发展中共自己的武装。利用工会在城市武装暴动，夺取城市。又趁北伐时机分化瓦解国民政府，拥汪倒蒋，借汪精卫反对蒋介石，游说李宗仁、唐生智等北伐将领不听从蒋总司令指挥。中共承苏俄指令，蓄意引发国际事端，造成列强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还计划在南京和上海发动大规模暴乱，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强行收回租界，使外国军队介入内乱，借列强力量打击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23] 李富春和林祖涵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程潜指挥的第2军和第6军，唆使一些共产党身份的士兵，公开杀害外侨，诱使英日兵舰向南京城内开炮，死伤2000多人。鲍罗庭因蒋介石不听其指令，曾唆使武汉政府密谋借程潜之手杀害蒋介石。西方国家和日本一致表示对共产党的不满，美国提议张作霖与蒋介石停战，南北同时取缔共产党，阻止苏联介入中国事务，给蒋以财政援助。国民党内也普遍不满国民政府受鲍罗庭和共产党控制，继续北伐需要稳定的后方和经济环境。汪精卫回国后，中共又试图“以汪限蒋”，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共同宣言。表面上共产党是妥协了，因汪极为左倾，拥汪便意味着倒蒋，共产党操纵的上海总工会在市面上到处散发“打倒蒋介石”的传单，策划发动“反蒋运动”，声称要强行收回租界，由工人武装纠察队维持上海治安等等。工会的过激行为已经引起国际纠纷，4月11日，美、英、日、法、意五国发表了对南京事件的共同要求（五国通牒），上海租界受到攻击，五国必然共同出兵中国，事情更加麻烦。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所以清党已是势在必行，事后收缴的工会枪支竟达七八千件之多，总工会掌握的工人有数十万人，大暴动随时都会发生，届时北伐革命成果将完全断送掉。以北伐军的力量，根本不可能与西方列强交战。国民革命的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但不一定是以武力，外交同样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与西方国家签订新关税条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及废除了部分治外法权，获得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式进入了国际社会。国民革命的任务已经初步完成，剩下的就是实现孙中山 先生的《建国大纲》了。
苏俄实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借北伐成功之际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将全中国纳入苏俄势力范围。从此开始，反共救国和抵御苏俄的亡华野心，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苏联派钦差大臣罗明纳兹取代鲍罗廷，策划“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失败后逃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落草为寇，祸乱地方。国共破裂，以共产党的失败告终。中共在乡村夺取政权，又在城市进行过激的工人运动，已使经济陷于瘫痪，农会工会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之外的第二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与共产党公开决裂的原因，就十分明白了。4月14日，共产国际发表声明，断定4月12日发生在上海的白崇禧指挥国民革命军袭击上海总工会事件是蒋介石个人发动的政变，因此，此清党事件正式定性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作为政策性反共，即停止容共是国民党吴稚晖、蔡元培等为中心的监察委员会坚决推进的。对于国民党来说，反共是独立自主进行国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开端，蒋介石作为军事首脑，完成北伐统一中国是其责职所在。至此，反共建国成为其一生追求的伟大目标和历史责任。不能因为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就错了，其历史责任就消失了。
共产党无可奈何地失败了，又开始了血腥的复仇。1928年初，湘南特委提出“坚壁清野，烧尽郴宜大道两侧五里内民房”的口号。省巡视员更演绎出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目标，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宽民房，……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广东省委指示：“我们不特可没收他们的土地，并且要准农民去杀戮他们，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凡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以及侦探、宣传员、警察、保安队、通信员与在敌各机关办事者，一律拿着枪决。1928年1月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提出以“杀人、放火、抢物”为暴动原则和革命目标，提出“鼓励自由杀人”和“奖励焚烧房屋”。[24] 由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共产党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25]
三、死地重生
长征在中共发迹史中有重要地位，正如学者高华所说：“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26] 但长征不过是中共从所称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转向了逃跑主义，这段历史算不上光彩，却是毛泽东得以篡夺中共最高权力的过程。对长征的神化，得宜于美国记者斯诺的成功包装，并向全世界推介，使一段并不流光溢彩的狼狈逃亡史被美化为一部中国版的“荷马史诗”，毛泽东也成为俄底修斯式的英雄。中共是政教合一体制，红军的长征过程也有如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悲壮情节，更激发后人对前辈的尊崇和自豪感，在党史上占据着极其神圣的位置。红军长征在中华民国史中称之为“共匪西窜”，没有英雄史诗般的叙述。红军是苏俄指挥下的叛乱武装，是匪军无疑，其突围西窜，流寇一群，根本谈不上战略意义的远征。既然是流寇西窜，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共的“胜利”，而是国军全面剿共的光荣。所谓“三十万铁的红军”，经过全面围剿，逃亡到陕甘一带，仅余残部而已。一方面军从出发时的7万余人减少到2000余人（据国军反共戡乱剿匪资料），四方面军从8万人减为1.3万人（其中陈昌浩的西路军2.2万人全军覆没），二方面军2万人减至2000人，再加上刘志丹和徐海东先前会合于陕北的7000人（其中徐海东部由出发前的5000人减为2000人，刘志丹部多为地方游击武装），总兵力仅2万余人。即损失了十分之九以上。红军虽然失败了，但西窜还是有价值的，离苏联近了，日军也来了，抗日成为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共又争到了容共抗日的喘息机会，即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和作”。若非如此，长征一定是黄巢或李自成一类流寇之败亡记录。
从国共双方战略上讲，红军不向西部逃亡，有被完全剿灭的危险，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是死路，惟西窜方能寻出路。逃亡之中红军损失了十分之九，且退入苦寒之地，自身难保，已经无力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蒋介石也有意放出红军去西部，他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27] 整合全国特别是西部是蒋介石的重要决策，西南地区已作为国民政府未来的抗日大后方，趁红军西逃之际，经营大西南，是赢得抗日战争的关键一步，将红军经西南驱赶至西北狭小的荒凉地带，赤祸已不为中国之大患。不料世事无常，中共竟于最后一刻因祸得福，咸鱼翻生，发展壮大，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将大溃退描述为伟大的救国救民之举——北上抗日，在长征时当然无人相信，但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民族危亡之际，抗日成为全民族共识，中共的宣传便有石破天惊般的轰动效应。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就是听信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抒写了红军史诗般的艰苦卓绝，将昔日的叛乱武装定义为追求自由的英勇战士，是民族独立的救星，延安视为抗日救亡第二政治军事中心，是左倾分子的“革命圣地”，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中共的宣传虽然鬼话边篇，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政治洗脑与历史无关，谎言听多了，便认做是真理。人们相信，长征是中共从此走上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来源，对中共党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长征也是毛氏党史上的分水岭，长征成为一部党史中两个时期比重悬殊的分界点，长征以前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长征之后是毛主席领导的正确路线。更是毛掌握路线斗争主导权和实现帝王梦的历史机遇，由此，党史也就顺势成为毛泽东的个人英雄史。历史往往是由成功者书写的，“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28] 长征之后毛泽东的不断胜利更证明这段起死回生经历的神圣性，毛开始掌握实权的遵义会议也被神圣化，成为中共发迹史上的最重要圣迹。长征也吸引了许多不同国籍的共产党人，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长征，其名字就是根据中共红军长征的故事更改的。然而，最关键的因素是日本人适时为中共创造了存活的机会，间接帮助了中共完成了自己的发迹史。因为没有日本侵华的国难当头，国共斗争转移为民族生存危机，便没有中共死地后生的可能。光靠苏联的支持是不够的，当时斯大林并不看好中共这个农民党，主要的援助物资给了国民政府，中共不是抵御日本的领导力量，不能消除苏联的东线危险。毛泽东善于利用危机和低潮来突出自己，他熟读农民造反的改朝换代史，看好农民中蕴藏的造反势能，不失时机地壮大这种力量。所以使中共成为中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国军在前线损失了几百万，共军在敌后增加了上百万，是抗战中的暴发户。为了掩盖国难之际的种种劣迹，全面编造其抗战史，以贬损国民政府，抬高共产党的历史作用。所以中共的历史不敢让后人书写，由自己任意篡改美化，神化当事人，并根据形势和需要不断增删，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北上抗日”是党史宣传红军长征的老调子。但红军从江西溃败时，计划向湘、鄂、川、黔边界地区逃亡，寻机与任弼时、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动严格保密，并未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连师一级指挥员都不知红军要往哪里去，黎平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在川黔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部队才知晓了行动目的。到遵义后，开会决定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也未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遵义会议精神只传达到团一级干部，列为党的机密。1934年7月，由寻淮洲、方志敏率领的“红军抗日先遣队” 由江西瑞金出发，出击闽浙，也并非抗日，而是吸引国军主力的佯动，以掩护红军主力西逃。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八一宣言”，提出“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红军已陷于雪山草地，穷途末路，什么“抗日救国”俱成空话。到了陕甘一带，与张学良秘密合作，获得了喘息机会，却囚困于西北荒凉之地，钱款困难，自身难保。所以，“反蒋抗日”变“逼蒋抗日”，再到后来的“联蒋抗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都是统战宣传。无论是西路军往河西走廊打通国际线路，还是东路军以“北上抗日”名义试图接近外蒙古边境，接取苏联武器物资，都不是开往日军占领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值穷途末路之际，恰逢两广突发“六一事件”，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欲独立于南京政府，蒋只得抽出兵力对付两广叛乱，减轻了对红军的压力。毛泽东于1936年6月9日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西南抗日反蒋，虽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与进步的行动，我们将在各方面给西南以可能的援助。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派钱寿康带二李亲笔函入陕，去延安与中共商谈，探询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之可能性。两广问题和平解决后，西北剿共乃最后一战，张学良、杨虎城却与红军暗通款曲，订立秘密协议，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反蒋，西北形势已暗操中共之手。红军逃到陕北后，借日本人侵华大做文章，瓦窑堡会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忘记了中共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之机，在后方叛乱祸国的历史，摇身一变抗日的积极分子。张浩（林育英）在陕北“抗日红军大学”发表“中共的策略路线”一篇报告里很明白地说：“放弃以前走不通的路，另觅一条走得通而易于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路，掩护秘密工作发展，争取广大群众力量，以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现在妥协，是要孤立国民党，用民主共和国名义，推翻国民政府，以期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29]
陕北地区苦寒狭小，物产匮乏，不足以养活红军。惟有获取苏联援助。靠近苏联有两条出路，一条是经绥远北上外蒙，一条是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除留下少部分红军防守陕甘宁边区外，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抗日先锋军”，彭德怀出任总指挥，毛泽东亲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两军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强渡黄河。意图在山西一带建立根据地，打通经绥远到外蒙古的通道，接受苏联援助，引起日蒙间的冲突，拖苏联参战。红军打着“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卖国贼”的旗号，实际上为抢夺晋军资源。东征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机削弱原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东渡黄河打了两个胜仗，左路军十五军团由孝义北上汾阳、太原方向，右路军一军团沿汾河、同蒲路南下，计划占领晋南产粮区。山西较陕北富裕，一军团夺得四五十万元钱款，扩大兵员七八千人，缴获几十万发弹药，还将机器、工具、原料用骡子一路跨山越岭运回陕北，部队随即退回陕北，再无意向日军占领区发展。当阎锡山、陈诚集中兵力向吕梁山进攻时，中共以“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发表了宣言，通电国民党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各公法团体学校，并写专函给阎锡山，说明抗日主张，不愿同室操戈（从这时起对蒋介石、阎锡山等均称阎氏、蒋氏）；说明我们北进抗日，你们既不能原谅，奉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抗日先锋军暂时撤回陕北，请你们派代表前来共商救国大计等等。”[30] 年底，红军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由甘肃一路向西杀去，全军覆没。两条路打不通，但形势正在起变化，缘于张学良的亲共，东北军与红军双方有互不侵犯的凉解，毛泽东方能东渡西撤，进退自如。张学良与中共暗通款曲，一直将国军剿共计划提前密报中共，使红军事前即知国军部署，东北军只作象征性的进攻。当时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输送大笔银元，为穷困不堪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国军一年时间的全面围剿，20余万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囚困于贫瘠荒凉的陕北，再有几个月红军就会瓦解。可惜不期而至的西安事变救了中共一命，使之绝处逢生。据一些资料称，还在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不久，张学良就经共产党人黎天才推荐，邀请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做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张学良自然也就对共产主义学说有了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的帮助下，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也给张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些事情可信度如何，我们尚不能确定，但从张学良要求加入共产党和至死不说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及西安事变内幕等事分析，即可间接认证张学良肯定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更不用说他的家人之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了。“九一八”后，张学良陷入苦闷中，他向身边人透露，希望能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共北京特科得此情报后，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中共特工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张潘一见如故，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讲解马列主义和中共红军。潘窃取了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大量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再转送至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暴露后，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枪毙潘东周，张仍然百般袒护。在陕北与共产党的联系，张也是主动的，派高福源为代表与红军取得联系，也是张学良授意的。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张学良1936 年2 月21 日在洛川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一行四人时，要求中共派人常驻西安，便于联络。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来到西安张学良驻地。3月20日，刘鼎和张学良第一次接头，此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东北军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七项联合条件。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此事。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5月12日，周恩来再次赶到肤施和张学良举行了第二次会谈。4月10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驻地瓦窑堡，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4月26日返回洛川，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军官，以“刘秘书”的身份在张公馆住下。此后，刘鼎具体负责中共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中共中央。1936年6月底，张学良通过刘鼎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中共对此极为欢迎，中共在电报中称张学良为“同志”，张学良也在信中称周恩来为“同志”。事关重大，中共不便自行核准，7月初，张闻天就此事请示共产国际，并表示“拟许其入党”，但遭到共产国际否决。后中共中央一再争取未果，这样，张学良成为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中共“同志”了，或者说是思想上的“党员”了。苏联不相信张学良，斯大林认为张善变，不可靠。张虽然无政治智慧，但也善于投机，当年易帜和中原大战中拥蒋，也是看准了拥蒋的行情看涨，即获民国高官，又得钱财上的好处。但拥蒋也是表面上的，他同时又与中共勾结，希望得到苏联的资助。张在出洋期间，曾迷恋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回国后组织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团体未果，自然更加靠近共产主义，从思想认识走到武装叛乱。
刘鼎和张学良抓紧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写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骨干。负责实施捉蒋的亲信营长孙铭久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孙又参与日伪山东汉奸政府。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请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刘鼎即代张学良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红军欣喜若狂，谁知莫斯科大怒，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斯大林还亲自草拟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并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彼一时，此一时，此时的苏联不希望中国瓦解，需要中国团结抗日，替苏联拖住日本，是缓解苏联东线压力的头等大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让斯大林大为恼火，反而让斯大林下决心促成了国共关系的缓和及蒋领导抗日的局面。在苏联干预下，中共同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服从抗日大局，共产党得以咸鱼翻生，从叛乱组织跃升为合法的在野党，一下子获得八年的安全保障，迅速发展壮大。缺乏政治头脑的张学良受周恩来和亲共的杨虎城等人蛊惑，事变之后又不知如何处置，只好求计于共产党。杨虎城虽不是共党分子，却是道地的赤色分子，他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他的亲信秘书王炳南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杨的 夫人谢葆真是中共党员，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与杨虎城结婚。西北军在剿共中损失了一些兵员，杨心里不满，便与同样遭遇的张学良露出“挟天子令诸侯”的意思，实际上也是杨身边的“智囊团”的主意，杨的部队中共产党员极多。杨与张一拍即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其实双方都想保存实力，剿共怕损失，日军比红军厉害多了，抗日的损失只会更大。毛泽东本来想借张学良公审后处死蒋介石，让中国陷入大混乱，舒缓对陕北的压力，闻知西安事变欣喜若狂，觉也不睡了。但陈诚对张学良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那就把中国交给你，你有那个能耐把中国搞好？全国的军队能听从你的指挥去打日本？”胡适也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要少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斯大林严厉斥责张学良的行为，严令中共必须促成释放蒋介石，毛接到莫斯科的电报，气得跺脚大骂，也只好服从莫斯科的命令。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比毛泽东更有远见，杀了蒋，中国再无有号召力的抗日领袖，中国必然大乱，日本乘势进攻，中共没有掌控全局的能力，中国势必迅速瓦解，形成对苏联的更大威胁。所以斯大林不但要求释放蒋介石，又放蒋经国回国，物资上援助中国，坚定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中共兴衰与苏联的利益密切相关，失去苏联支持，中共没有单独壮大的可能。虽一时可收乱局之利，然日本人一来，共产党惟西逃一路，失去中原，再无翻身之机会。眼前幸灾乐祸得太早了些，极端反共的日本决不会给中共留下活动空间，日本不介入西安事变，坐观中国人内斗，待收渔人之利，就是高明的策略。如果斯大林没有超人一等的谋略，任凭脑袋发热，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毛泽东在历史关头，体现不出多少政治远见，他那一班人的国际关系功底尚浅，其眼光和谋略还不足以应付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到国际问题的大事。如果毛一意孤行，斯大林会也毫不犹豫地牺牲中共，助蒋抗日是保证苏联自身安全的首要原则。那时中共期盼的是天下大乱，红军趁机扩大生存空间，捉蒋后毛立刻给张学良发电报说，对蒋“紧急时诛之为上”。苏联让放蒋，一时间中共的热度迅速冷却，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领导人统一了认识。即“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即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不再剿共”。同时，中共担心蒋介石失约，还派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释蒋必须在和谈协议上签字的指示，但蒋介石拒绝签字。对张学良来说，捉蒋一事使其里外不是人，再也不敢听共产党的了，他认为蒋介石这种“中国式”的妥协已经足够，如果再纠缠签字之类的保证不仅毫无意义，再无回旋之地。遂决定25日下午亲自送蒋返京，负荆请罪，也为自己挽回面子。张学良兵变的底牌是苏联和中共，他的东北军每月要200万大洋军饷，陕西能养活杨虎城的几万西北军已是了不得的事了，南京政府一旦切断东北军的经济来源，张学良定是死路一条。而红军却在西安事变中获得喘息机会，弄到一片稳固的根据地，一方面接到苏联数百万美元资助，一方面由于容共而得到安全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才能在八年抗战时期，稳坐延安。张学良晚年对发动西安事变很后悔，多次强调自己“鲁莽操切，胆大妄为”，并称那是“背叛”，应获死罪，几十年没有自由也不抱怨。张认为蒋不杀他，已经是宽大无边了，绝不敢记恨蒋介石。但他一直没有批评过中共，即使对六四屠城也不予置评，也从不释疑事变的历史迷团。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南京军民彻夜狂欢，鞭炮声通霄达旦，即可证实民心之所向。蒋公统一中国军政之功，是为抗战之本，连普通百姓也心知肚明。
张学良高喊抗日，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九一八事变前的9月6日，张学良给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的电报称：“……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于是东北军本着“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的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把武器锁进仓库里，防止军人不听从命令。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事前也纷纷走避北京，逃避指挥责任，未作任何有效布署。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张作为东北最高军政长官理应负首要责任，说明他政治和军事上的不成熟。张再三禁止军民抵抗，寄希望于国联调停，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东北军虽无力与日军决战，但国难当头军人起码要负守土责任。日本从清末侵略东北已经几十年，九一八不是日军忽然从天而降，事变前后竟毫无准备和抵抗之心。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面对咄咄逼人的关东军，应早作应变的准备，可以抢先将东北政府重要的财政储备与军事物资，全都撤离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势力范围，运往关内，避免白送了日本人。同时做好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与游击的作战准备，动员与组织民众，反制日本对于东北可能的侵略占领行动，事变后也可以抽调兵力回防东北，牵制一部分关东军，东北军在总兵力上远超过日军，并不是一点抵抗的资本也没有。不抵抗并未消减日军攻势，反让日军不战而胜，顺势拿下整个东北。一些高层官员事变中投靠日本人，以至于东北成为出汉奸最多的地方，只有马占山将军独立作战，尽了军人职责。及至12月关东军攻击锦州时，政府电令张极力抵抗，张表示“力有未逮”。1932年1月3日辽宁省政府撤离锦州，日军次日入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张身为国军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却拥兵自重，不念国家民族危亡，全然放弃东北，助长日军气焰，实罪不容赦。热河抗战期间，张学良仍无意作殊死抵抗，先是反对国民政府增兵热河，怕抢了他的地盘，后又数次抗拒中央军令，怕中央介入东北军务，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因指挥不动张学良，毅然辞职，以迫使张交出兵权。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备张学良将军“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望张学良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张临机指挥失当，热河省长弃守，一败涂地，不得不自责下野，“出洋考察”。由何应钦接替指挥，后期的长城抗战才获得一些战果。裕仁天皇说：“中国守军有如宫廷太监一样的无能”，所以东北军在日军眼里又有“太监军”之蔑称。张学良下野出洋前总算对陈公博说了一番心里话：“日本鬼子真可恶。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抢东北的，得不到东北是不肯住手的，所以在奉天我也不抵抗了，锦州也让出来了。我以为他们总可以心满意足了，不料他们今日又要打入关。日本鬼子真可恶！”[31] 日本鬼子固然可恶，因为日本侵略者是豺狼；“推位送国”的不抵抗将军更可恶，因为他们是卫国的军人。难怪连后来沦为大汉奸的陈公博当时也看不过去，讨厌这种没心肝的人。
抗战前的中国确有一种怪现象，大凡反蒋的人无不高喊抗日，越离前线远的越是打出抗日的旗号，诸多亲日派人物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者，皆以抗日之名而行倒蒋之实。这些人为了达到倒蒋目的，甚至不惜以暗中勾结日本人来迫蒋下野。中共如此，两广如此，“不抵抗将军”亦如此。红军向西逃窜是“北上抗日”，东北军一路退到陕西才发出“打回老家去”的豪言壮语，又玩了把“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显示自己的抗日决心。那在东北老家为什么不打？在华北为什么不好好打？几十万军队在握，守土有责，打便是了，何必找什么理由推卸责任！张学良不仅是不抗日，还是破坏抗战的祸国罪人，国家有这种将领，实千古之悲也。张、杨兵变，谎称为“兵谏”，正因为离日军太远，才高喊逼蒋抗日，暗地里是想借苏联和中共之力取代蒋介石，谁知偷鸡不成蚀把米，让共产党钻了空子，自己坐了牢，弄得两面不是人。所以周边的阎锡山、刘湘、盛世才等实力派军阀，都不公开支持“兵谏”，无人敢挑头当抗日领袖，毕竟大家都不希望国家四分五裂，让日本人统治中国。西安事变中，苏联与中共是大赢家，苏联暗中使劲，让绝处逢生的中共在台前痛快地表演了一通，落了个捐弃前嫌以求团结抗日的好名声。蒋介石在事变中亦威信大增，回京得到军民英雄般的欢迎，举国公认为不可替代的抗日领袖和国家元首。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拥护，也是社会各界要求团结抗日的有力表示，表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张学良里外不是人，象戏台上的小丑，只是前台角色，让背后的各路诸侯玩弄于股掌之上，落了个身败名裂的结局，至此退出政治舞台，东北军随即被整编。张学良乃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实无政治头脑，乱玩政治，掉进了中共“攻心战”的陷阱里。西安事变令红军起死回生，张又让出大片地盘连延安一并送给中共，解除了围困。但张学良究竟讲些义气，始终未将反蒋责任推到中共头上，自己承担了一切，不像毛泽东翻脸不认人，立即与东北军断绝了来往。西安事变虽然是突发事件，让中共咸鱼翻生，但蒋介石也不愿彻底消灭红军，他希望获取外援来抗日，英美国家持观望态度，苏联当时是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国家，留下些不成气候的红军，围困在陕北贫寒之地，作为与斯大林谈判的筹码。先是让驻莫斯科的外交官邓文仪与王明建立联系，再由国共双方代表陈立夫与潘汉年在南京谈判红军向国民政府输诚及待遇问题。同时布署国军进剿红军，压缩其生存空间，迫使接受收编条件。
四、破坏抗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坦率承认，“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抗战时期（1942-1945）在延安的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当时任共产国际驻延安特区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对中共抗战中的行为十分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
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
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1941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1940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那次作战，目的在于破坏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日军击退了那次进攻，并给中共军队以重创。……
这些事件正好符合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毛泽东用它们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毛认为中共参加抗日战线是个错误。停止对日作战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党内斗争（为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整风。
……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因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的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的钱。我们就是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32]
延安大种鸦片，毛称之为“革命的鸦片战争”，但从未见诸于中共党史，苏联人替中共补上了党史中漏掉的这些内容。人们只知道“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周总理纺线线”，不知中共也有“金三角”，有几万亩罂粟田，并非种田纺线来解决数十万军政人员的给养。农垦旅长王震、重于泰山的烧炭英雄张思德，都是“革命的鸦片战争”中的好汉。延安由穷变富，伙食标准大幅提高，大灶上也能吃到“四菜一汤”了。所以延安并不光凭什么“小米加步枪”，更有“鸦片换四菜一汤”。鸦片在壮大中共军队中历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中共能在广西百色地区能迅速组建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就缘于中共掌握了当地的鸦片税收，所以红军士兵每月能有20块大洋的军饷，比国军每月7块钱的标准高出几倍，这些钱并不是邓小平带去的。[33] 红军长征时，也是带着大量的鸦片当钱用。中共先是用国民政府的军费从事颠覆活动，后来又用鸦片贸易大赚一把。“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34] 那时，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而种贩鸦片，是换取大洋的最快捷办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种植罂粟的按窝数交“窝捐”，不种罂粟要罚交“懒捐”，军阀部队也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共军作为一支地方割据势力，号称工农武装，实与反动军阀一路货色，苛捐杂税不足以养军时，鸦片贸易就是必然选择。当时日军与汪伪政权在沦陷区也广行鸦片贸易，一部分收益返回日本政府。中国烟患之所以屡禁不绝，与地方各自为政的军阀势力参与有关，中央虽命令甚严，枪毙了一批禁烟不力的官员，仍无济于事。中共种烟区域极广，以晋西北及陕北各县最为普遍，多选择离交通大道较远之偏僻处，并谎称奉国民政府之令，分别按土地类型征税四到八成，派武装保护烟区，或者由部队直接种植经营。鸦片贸易之外还有走私日货，蒋委员长也为中共留下了较为祥细的注释：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私。
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三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中共走私贸易所筹得的利润，就地使用其为对自由区作宣传战、组织战和颠覆工作的经费。
（三）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地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脊，或与农户叁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扩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35]
走私日货是中共的一项大收入，与红军一起长征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也看不惯延安走私日货：
走私的日本货，开始一律没收，至少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把日本货公开烧毁了，但不久人们就不这样干了，而是把这些货分配给中央机关，即使它们在半合法的市场上出现，人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36]
种鸦片贩日货之外，还勾结日军而自保，据苏联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披露，中共长期与日军秘密接触，直到1945年8月，日军即将投降之际。他写道：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37]
汪伪政权里有两名原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与周佛海，于是中共令新四军通过这条线来联系日军，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都曾派杨宇久、冯少白与周佛海商谈，要求双方互不攻击，互相交换情报。周佛海在帮延安的同时，也帮重庆的忙，两方都有情报人员通过周打入汪伪政权。重庆派唐生明中将（唐生智上将的弟弟）打入汪伪政府，策反了周佛海，又借日本人之手除掉了大汉奸李士群。后来又派军统少将周镐打入伪军委会，任少将参议。新四军的徐楚光也出任汪伪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陆军部第6科上校科长，可以随时掌握日伪机密情报，并在日本刚宣布投降时，就成功策反伪首都警卫第3师加入新四军。1945年6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38]
中共情报专家潘汉年也是长期与汪伪政权有联系，在沦陷的上海，与汉奸特务袁殊关系密切，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伪江苏省教育厅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还是汉奸报纸《新中国日报》的社长，是日本与汪伪的双料特务，也是打入军统的中共特务，其中心工作是联日反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中共将袁转移到根据地，因为他早就是中共党员了。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后因潘汉年一案下狱，坐了27年共产党的牢。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负责情报的副领事岩井，很看重潘汉年的身份，亲自会面潘汉年，潘以“胡越明”之名，被列入了日特“岩井机关”的中国特务花名册上，每月提供2000元活动经费。并通过汉奸李士群与周佛海乃至汪精卫等大汉奸周旋，李也给潘提供资金帮助。中共党史专家出版的《潘汉年传奇》中披露：
对于周佛海这样的人物，潘汉年采取了与对付李士群一样的策略，就是严加防范与争取利用相结合，尽可能为我所用。1942年春夏之间，潘汉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陪同下，在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交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
1943年春，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当依托华中局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为加强与汪伪政府的联系，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于3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由李士群中介，会见汪精卫：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 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 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39]
汪精卫一贯左倾，据台湾资料说，汪早在1927年就以汪季新之名加入了中共。中共与日本接触是缘于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日苏关系改善，中苏关系转冷，苏联意欲拉日本一起瓜分中国，承认了“满洲国”。毛泽东正好借此机会打击蒋介石，保存和发展中共，张戎的书中说：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40]
潘汉年与日伪的合作都是经过延安批准的，毛泽东亲切地称呼潘为“红色小开”，中共在潘死后为其平反，就证明了这一点。1955年4月，已是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被抓进监狱，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期被捕的还有杨帆，称为“潘杨事件”。毛泽东在1955年5月25日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时说：“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了所有情报。1950年1、2月间，向台湾传递了非常重要的材料。苏联一个空军师到达上海的情报由潘汉年报给台湾。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是潘汉年策划的。对于他在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后为蒋集团所作的工作，蒋先后四次为潘汉年授勋。授勋文件以及其它证据落入中国有关部门手中。”[41] 这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直到潘病亡后，活口不在，中共才为他平了反。至于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中共的正式结论称是受李士群挟持下发生的，这纯粹是胡扯，李士群早先是中共党员，完全知道潘的身份，汪与潘的会面是建立高层正式联络的表示，显示李与潘的关系具有官方背景。况李早已死亡，潘也离世，一切死无对证。潘肯定算不上是抗日者，他为中共搜集情报，为中共与日伪沟通联络渠道，事过之后又遭拘捕，意在灭其口。我们相信潘是为了获取情报才与日伪特务联系的，会见汪伪政权高层人物也是为了中共谋取利益，凭一个情报官员的地位决无胆量擅自决定如此重大的事情，就象康生不经毛泽东允许决不敢发动延安“抢救运动”一样。但是我们也坚信潘对于抗日救国来说是十足的汉奸反革命分子，毫无民族气节，枪毙了也不为过。本来以渗透方式搞情报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国共日汪几方面都互有情报人员渗透，潘的谈判代表胡均鹤还是蒋、日、汪三料特务，又是中共间谍，但中共关押潘汉年及胡均鹤，却令人怀疑不是简单的情报问题，而是怕潘暴露中共通敌的内幕，潘长期领导地下工作，掌握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潘对于中共绝对是老革命，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劳苦功高，属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党为他做的平反结论也是如此认定。他没有出卖地下党给日本人或汪精卫政府，同样，日伪政权也没有把他抓起来拷问中共地下党和情报网的名单。中共为了掩盖其勾结日寇的罪行，只有将知情者关起来，免得惹出麻烦。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关露，关曾是上海三位知名的女作家之一，与丁玲、张爱玲齐名。党需要关露公开投靠日本人，为党与日伪政权建立联系管道。关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名节，为党工作。后来遭到党内整肃，导致精神分裂，潘汉年为关作了证明。1955年受潘牵连入狱，关了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又关了8年。1982年3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为中共贡献出全部身心的女特务，竟然如此下场，联系到许多中共高层人物惨遭清洗，共党之恶，已是毫无掩饰。
所以说，苏联驻延安特派员发现中共勾结日军的秘密文件决不是危言耸听。王明也谈到毛泽东计划与日本勾结的事实，毛对他说：“反正我们也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42] 中共联系日军，未必是出于投敌的考虑，中共若投靠日本，以其实力，只能改弦更张在汪伪政权内讨生活，不会得到更多好处。但中共不抗日，专打国军对日军却是莫大的帮助，新四军黄桥战役中，日军驻泰兴部队开赴主战场附近15里处待命观战，却丝毫没影响陈粟部的作战决心。及至国军败局笃定，日军始撤回泰兴，并未乘机攻击新四军。中共与日伪勾结，却不可能公然投靠日本，苏联虽然与日本之间有中立条约，但日本是苏联的潜在敌人，苏共决不会默许中共降日，日本同时又是最坚定的反共国家，不会轻信中共，中共投靠日本的可能性极低。无非是为了减轻日军对新四军的战场压力，双方避免冲突，共同腾出精力对付国军而已。那时苏德战场形势不明，毛虽不太看好斯大林，却也不敢抛弃莫斯科，苏联毕竟是中共长期的后援，这无非是一种政治投机策略。日本想独占中国，并不想与苏联瓜分中国，这样苏联还得要求中共与国民党一起抗日，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日本人也的确给了中共不少好处，“……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质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洛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而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43]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中共的叛国罪行，特别是发生在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及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媾和的权力，任何地方政府、政党或军队都无权擅自在国难之际，单独与交战国谈判政治与战争之前途。
五、内战祸国
红军之所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换上国军军装，摘下红五星，戴上青天白日，作出“四项保证”，表示陕北特区政府和红军愿意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实是韬光养晦之计，借国军为避难所，以日寇入侵为千载难逢之机，使国军首尾不能相顾，俟羽翼丰满再逐鹿中原。“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之消极抗日和积极扩军政策，使中共积聚了巨大的能量，为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党内最终也公认毛泽东伺机壮大中共的远见。抗战的闲暇又使毛泽东躲在延安，有充裕的时间开展党内斗争，树立了他在全党的绝对权威。“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共军，蓄积已久的战斗力在抗战后强劲爆发，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军民以伤亡几千万代价换来的惨胜，变成了毛泽东内战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中华民国失去大陆，中国人民最终被共产党拖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在整个抗战（从九一八到八一五光复）的14年当中，毛没有指挥过一次对日作战，从未亲临过抗日前线，未发出过一件积极抗日的指令。而蒋委员长曾数次前线历险，亲自制定各次对日大会战，陪都重庆遭受过无数次的狂轰滥炸，还要发展后方经济文化，还要争取盟国的支持，还要面对与日寇和中共两面作战的困局。战后却不能致力于国计民生，实施中华民国宪法，被迫陷入更大的内战之中。共军积蓄了巨大的战斗力，等到日本宣布投降便立刻出手，走出深山敌后，抢摘“桃子”。延安连发七道命令，命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收缴日伪军队武装，抢占军火库，大肆破坏交通要道，阻止国军受降，急速向东北进军，抢占东北。毛泽东曾对聂荣臻说：“抗日战争打日本，只能是持久的。现在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44] 打日军时，毛从不制定歼敌目标，只是强调持久战。而在内战的第一年，毛就制定了歼灭国军的作战目标，全国战场每个月消灭国民党8个旅，配额分到各野战军。毛泽东不愧是精于内战的专家。蒋公在他的书中列举了中共的战后行为：
一、破坏交通：所有北方各铁路的干支线，都遭共军破坏，总计数百次，其破坏最严重的处所，需要长时间始能修复；
二、决溃黄汛堤：河南省太康一带，造成数百里灾区；
三、炸毁及拆毁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矿场；
四、焚毁及捣毁工厂：单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厂被其破坏五百余家；
五、烧平村镇：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到处都发生这种暴行；
六、屠杀人民：张家口的屠城尤为惨酷；
七、强拉壮丁：凡共军到过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被迫“参军”；
八、扩大地盘：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谓解放区已由七十县扩大为两百余县；
九、滥发“抗币”和“边币”等伪币，强迫人民使用，破坏国家的币制。[45]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发表《沁园春·雪》，词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抗战后蒋公基于国人渴望和平、国内外要求政治解决国共纷争的双重压力，三次电邀毛赴渝，商谈和平建国大计，共产党领袖到中央政府做官，军队国家化，避免内战。这不符合毛的愿望，组建联合政府，以中共的实力，必囿于国民政府之内，失去夺取政权之机会。毛以蒋为对手，意欲独霸天下，不愿受招安，与蒋冰炭难容。毛在赴渝之前对一位记者说：“蒋 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毫不掩饰其帝王野心。贾谊于《吊屈原赋》中道：“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毛正是吞舟巨鱼，虽蜗居于延安之小沟渠，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46] 毛泽东喜欢贾谊，也缘于贾公文章之大气魄，正中毛之下怀。“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47] 毛素无忠诚情操，唯利是图，有利时可以喊蒋委员长万岁，无用时蒋便是十恶不赦的仇敌。也是斯大林两次致电毛，要他去重庆，安全由美苏两方负责，毛不得已在美方和国民政府要员陪同下动身去重庆谈判。但谈归谈，打归打，毛从不受制于人，临行前的8月25日，毛指示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回去后放手大打。毛在《沁园春》公开发表之时，还有一首《七律·重庆谈判》，未刊行于世，诗中并不隐晦其大打内战的信心：
有田有地皆吾主，无法无天是尔民。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日本投降，国民政府依照协定缩编军队，中共借机扩充军队。重庆谈判期间的9月15日，中共政治局开会，发出向东北增派部队的及干部的指示，随即派遣四分之一的中央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开赴东北，抢占地盘。同时为阻止国军，大肆破坏铁路交通，如津浦、胶济、陇海、平汉、平绥及正太各线，拆毁铁轨，埋设地雷，使列车出轨，伤毙旅客，在所不顾。重庆谈判中，中共提出的条件是山东、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由中共出任，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由中共担任，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并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军队国家化的条件是中共保留16军48个师编制，自由调动，军政一体，其控制区划为由中共管制的军区，保留其“解放区”为行政独立区域。这种无理要求显然是破坏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无异于制造各自为政的“南北朝”局面。中共应许编遣部队，不过是虚应故事，混淆视听。抗战之始，延安仅要求编3个师，1943年要求编为12个师，44年求编16个师，45年抗战结束了，反而要增编至48个师，胃口越撑越大。反观国民政府从抗战之始的200余师，到抗战之末期也不过300余师。以战后中国现实，国家无财力也无必要承担庞大的军费，至多不过超过100个师已足够国防之用。中共于国民政府大力缩编裁军之际，以一个在野党身份竟无理要求扩编军队，实是有意制造割据局面。蒋介石的目标是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倡导政治民主化和各党派平等合法，取消军队中的党派政工干部，真正实现军队的国家化。这正是共产党的软肋，共产党不是为争自由平等地位，而是要争夺天下，所以毛泽东的原则是“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仅不缩编军队，反而四处收编汉奸武装，强征壮丁，急速扩充军队，增加打内战的本钱。中共明知重庆谈判不可为而为之，共产党要价过高，政府不可能应许，无非是寻找发动内战的借口，给国民政府扣上不民主的帽子，让国民党背上不义之名。中共不停地叫喊民主，要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国，明知战后百废待兴，国家不可能马上从战时体制步入和平正轨，民主民生建设尚需时日，却大力叫嚷国民政府如何不民主，将共产党故意制造内乱的恶果煽动为反对国民党的民怨。越是无法立即实现的事情，越是大唱高调来展示共产党的“民主”精神。1946年1月16日，中共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建国纲领中称：“政府应保障全国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徙、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困、免于恐怖等自由。”“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构，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以便改革军政，统一军令，实现军队国家化。”“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现行保甲制度，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以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自得自订省宪，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废止现行统制政策，实行经济民主与企业自由，确立国营与民营种类，取消国营工业之特殊待遇……”“在交通上应迅即修复铁路公路及车辆船只，全国交通事业应立即脱离军事管理，完全为和平事业服务。”“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改组国家宣传机构，使一切国营之报纸、通讯社、广播及戏剧电影事业，为全国人民服务，不为少数人所垄断统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应积极保护华侨利益，解除华侨痛苦，给华侨回国以往返之便利。”周恩来在1月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上高喊：“三民主义新中国万岁！”让国人以为共产党真的有志于国家民主与参与和平建设的善意，正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中共在发动政治攻势的同时，为了阻止国民政府恢复经济民生，阻止遣送日军战俘侨民，让政府穷于应付，大肆毁坏国家基础设施。1946年一年中，共破坏铁路1492公里，大小桥梁1384座，车站127处。修复费用折合法币高达2200多亿元，修路员工屡被共军杀害。中共还将拆毁的铁路器材再转卖给铁路当局，建了再拆，拆了再卖。民众称之为“四太爷扒路”（四太爷即新四军，扒路是八路军）。对工业民用设施也是全力破坏，电力通讯也做彻底的毁坏，扒开堤坝淹没道路农田，炸毁拆毁工矿企业，大肆抢劫银行商店，随意杀人，强奸抢劫，勒索财物，滥印边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中共对战后中国的全面破坏，远超过日本统治时期，共军屠杀的无辜平民也超过了日军。共军在进攻国军时，强拉30岁以下壮丁，以绳互缚，连接数十人为一组，置于军队前面，用以阻挡枪弹。组织“口袋队”下乡强征粮食，入城抢劫财物，人为制造大饥荒，并枪杀活埋政府人员、富商及反共居民，制造恐怖气氛。共军还冒充国军，以试探民众之反应，凡欢迎国军者，无不枪杀活埋。还自行发行货币，禁止使用国家法币，破坏民国经济。共军之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竟美其名曰为“解放”。日军在投降时，各种军事和工民用设施均加以保护，仓库物资管护良好，社会秩序稳定，以保证国民政府接收。中共则对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劫掠一空，对不能为之所用的无不炸毁烧光，变城镇为废墟，断绝交通，围困城市，置民众于绝境。仅山西一地，逃亡难民就有800余万人，粮食价格竟达千元一斤，为山西史上绝无仅有之人祸，而山西人口仅为1500万。共军围困大同期间，竟向大同军民施放毒气，造成严重伤亡。共军攻破张家口外的崇礼县，三日间屠杀无辜男女老幼千余人，剖腹剜心，碎脑裂尸，无所不用其极，放火烧教堂烧养老院，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残杀儿童，比日本鬼子更加禽兽不如。日本不过占了半个中国，中共是在全国燃起战火，民众之苦难百倍于日伪统治时期，每到一地，必展开大屠杀，对国家之集中破坏也远超过日本侵华。中共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是战争罪犯，而共产党借国共停战和国军编遣复员之机会，疯狂扩军，大肆调动军队，到处进攻或包围国军，围困城市，屠杀人民，破坏抢劫公私财产，是十足的武装匪徒和战争罪犯，“共匪”一词决无不当之处。
共产党之所以鼓吹政治协商，高唱普选的调子煽惑人心，是缘其政治协商会议已成为中共联络一切反动势力的大联合，以所谓“解放区”的“民主”制度为样板。而这种“民选政府”更是无耻的欺骗，先是由共产党提名示意，再由其控制的“农救会”、“职工会”、“妇女会”、“青年团”等团体各派代表，在共党胁迫下选举而成。共产党借解放之名对国民政府人员以汉奸反革命罪名捕杀，利用地痞流氓监视镇压民众，开展阶级斗争，忠实公正人士只好唯唯喏喏，不敢妄发一言，任由共党操纵选举。“解放区”的民众毫无自由，名为“解放区”，实在是人间地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受到严密控制，这种红色恐怖下的“民主选举”与主权在民的三民主义理想截然相反。蒋介石在抗战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说：“……灭绝人伦的兽行共匪，如果任其继续存在，那我们黄帝子孙，便要受到最近国各民族一样的集体杀戳、集体放逐与永远奴役的惨祸。……我全国同胞，可以明白认识共党是‘匪性难移’，绝对没有悔过的诚意，是决定要叛乱到底的。他的野心阴谋非断送国家，贻害世界，是绝不会停止的。”[48] 蒋公的话不幸而言中，遭遇赤祸之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全部堕入人间地狱，至今未能逃离。中共还未上台既已宣布废除国民大会与中华民国宪法，利用受其控制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联合政府”为诱饵，建立共产党专政。正如蒋委员长于重庆谈判期间，在其日记中所言——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公自记所感曰：
彼以割据沦陷区为“民主”，以敌区为私有，此其八年来一面勾结敌军深入，惟恐抗战我军之不速败，一面保护敌军后方，深得敌军信任，掩护其叛国殃民之所为，以敌军所赋予之地区而名之为“民主解放区”，是足以勾结敌军侵略，由敌军卵翼之下，所赋予者谓之“解放”，以护卫敌军后方，以敌军掩护之组织谓之“民主”，此种变相之汉奸，借抗战之名义，而在抗战阵线内，以破坏抗战，借“民主”之口号，以污蔑民主国家，如欲不惩罚汉奸，处置判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害国殃民，勾敌构乱之第一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惭悔，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与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而总不能压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亡军民在天之灵耶？
九月二十九日，公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曰：
一，中共罪恶：（甲）盗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事实。（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丁）籍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作乱，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盟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且使政府孤立无援，排除与国，为中共一贯之策略。（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其第四国际之专政之目的。（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据热察，扩大叛乱，以期扰乱东亚，妨碍世界和平之建立。（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擅设军事委员会，以此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公开叛变。（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鸦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之所谓对日抗战也。（癸）迹其宣传，直接攻讦政府，污蔑盟军，间接资助敌伪，毁灭国本，必使中华民国变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二、共军所到地区，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判徒之罪，加以捕杀，传教师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进入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丙），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役，且借各种神道邪教，愚惑民众，以图危害国家，破坏抗战之事实，因略举要点述之。[49]
人们只知道国军炸开花园口，以水代兵，迟滞日军，形成黄泛区。却不知中共在抗战胜利之际，本该和平建设时期，竟置国家民生于不顾，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阻止国军受降。中共由抗战而坐大，对国家政治经济的破坏更超过江西根据地，破坏程度并不比日本人小。日本侵略了大半个中国，造成两千余万军民死亡，直接财产损失上千亿美元。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内战，22年的内战造成三四千万的人命伤亡，更是在日本侵华之上，财产损失无法估量。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指示“寸土必争，决不退让”，抢占200余座城市，夺取东北大城市，获取工业基地，不惜以几万人伤亡的代价固守四平，这是抗日时期从未有过的事。在江西根据地时期，红军主要军费来源就是抢劫县城的工商业，另外还大量发行有借无还的公债（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年期间，共发行公债480万大洋，从未归还）。中共是十分看重城市的，光靠农村已经不足以养活越来越庞大的军队。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为阻止国军北进，在苏联暗中支持下，共军与国军展开四平街争夺大战，毛令林彪“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鼓动人心口号（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反法西斯力量死守首都马德里曾长达4个月时间）。电示林彪：“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50] 此役国共双方精锐尽出，形成拉锯战，四平守战终以林彪部损失2.5万人（国军公布为4万人）的代价，弃守突围，往松花江岸哈尔滨方向仓皇撤退。毛为何不惜代价争夺四平，一是夺占东北来保证苏联的控制权；二是因为共军从苏军手中得到大量火炮和坦克等重装备，并一举攻克了长春，故认为四平决战必胜无疑，同时苏联又保证满足军火供应，就近可从北朝鲜运送，支援四平坚守。国军正乘胜追击共匪，却因马歇尔调停，向蒋介石严厉施压，国军无奈单方面停战，予共军以喘息之机。毛一向以运动战歼灭敌人生有力量为传统战法，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死守城池的阵地战前所未有，就是缘于东北背靠苏联的战略价值。抗日不舍得牺牲，内战则不惜血本大打，乃因战略目标大不相同。国军已进入东北7个军约28万主力，其中5个军为美式机械化装备，且士气高昂，总兵力与共军持平，急欲寻求共军主力决战。共军死守四平正好让国军发挥陆空优势予以围歼，而共军以新兵居多，战斗力不强，这是毛泽东高估计自己又抵估国军的致命错误，事后把责任推到了彭真等人头上。
共产党不承担建国责任，不惜一切手段大肆破坏，所过之处，如蝗灾一般。目的就是要彻底破坏国家经济和秩序，使民众变为流民，加入共军，参与叛乱，乱中取胜。中共自己发行货币，将不断贬值的国币收回，再到国统区大肆抢购民生用品，有意制造物资短缺，加重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中共自然是希望国家越乱越好，人民越穷越好，让民众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怨声载道。再配合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和无孔不入的特务渗透，让民众认为内乱是国民党不民主所致，共产党才是稳定国势的力量，再加上苏联的背后支持，中共成为无法消灭的强大力量。中共一方面破坏国家经济，一方面极力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擅发无准备金之边币以强迫“解放区”人民使用，以夺取政府资源和吸收法币，套购黄金美金，干扰政府金融秩序。利用苏联“伯格乌”大肆伪造法币、美元，扰乱中国市场。以“合理负担”为名，强征滥征税赋，强迫种鸦片，垄断粮食、鸦片、棉花、蚕丝、布匹等商品，巧取豪夺，增加共党收入。煽动工潮学潮，抵制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破坏宪政进程。而国民政府必须负担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要清除匪患，要解决全体国民的生活就业，要发展生产，解决吃饭问题，抑制恶性通货膨胀，清除腐败，使军公教人员能维持生活，民心士气不受影响。在战乱不止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国民政府恢复秩序和发展经济的空间和时间，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人民生活愈加贫困，抗战胜利的喜悦一扫而光。由于硬通货缺乏，纸币急速贬值，以上海为例，1948年1月，米价每担是150万元，到了同年8月，上涨到了5833万元，涨幅39倍。1948年8月9日，国民政府改法币为“金元券”，每一“金元卷”折法币300万元。“金元卷”用后仅10天，米价每担便由20.9元上涨到2000元，上涨了近100倍。把这“金元券”折合一元一张的“法币”，每700张法币算1斤重，那么要8万多斤一元一张的“法币”才能买到1斤米。据资料统计，上海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3.68×1013倍，每月平均上涨24.5%，每年上涨近14倍。在连年战争极度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的背景下，恶性通货膨胀更使经济畸型扭曲，陷入崩溃瓦解的境地。在恶性通货膨胀之下，不可能支撑正常的生产经营，囤积居奇和倒卖投机盛行，货币（钞票）流通受阻，早已退出流通的银元黄金又成为支付手段，农村甚至退回到实物交易的状态。国民政府虽力图加以打击，提振经济，派出蒋经国赴上海打虎肃贪，因积重难返，又涉及权贵阶层利益，无功而返。谁也明白，经济陷入绝境，动员勘乱难以为继，国民政府的失败便指日可待了。共产党搞垮了国民经济，又发动所谓“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的群众抗议运动，发起大规模的战场攻势，加速了国民政府的溃败。
注释：
[1] 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十一篇。
[2] 罗章龙著：《椿园载记》，P77。
[3]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第十二章，P269。
[4] 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二章。
[5] 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杨奎松个人网站（www.yangkuisong.net）。
[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P395。
[7] 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二章，P10。
[8] 《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第四章，P53。
[9] 同上，P93。
[10] 费正清、崔瑞德编著：《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十一章。
[11]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一册，P333。
[12] 杨奎松：蒋介石与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及其背景，杨奎松个人网站。
[13] 费正清、崔瑞德编著：《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十一章。
[14] 《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
[15] 见《龚楚将军回忆录》，P174。
[16]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二册，P214。
[17] 原文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20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P214-215。
[18] 杨奎松：蒋介石与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及其背景。
[19] 同上。
[20] 《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二章，P45-47。
[21] 师永刚、杨素编著：《蒋介石传》，第七章。
[2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P290。
[23] 费正清、崔瑞德编著：《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十一章。
[24] 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www.bjsjs.net/news/。
[25]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42-43。
[26]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高华个人网站（gaohua.coldwarchina.com）。
[27]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2章
[28]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29] 引自殷海光：《中国共产党之观察》。
[30] 《彭德怀自述》，第十一章。
[31] 陈公博著：《苦笑录》，P362。
[32]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2004年东方出版社。不抗日：P71、282，鸦片贸易：P46、103、166。
[33]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P263。
[34]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6章。
[35] 《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三章，P123-124。
[36] 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P252。
[37] 《延安日记》，P561。
[38] 《谁是新中国》，下卷第四章。
[39] 见张云著：《潘汉年传奇》。
[40]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1章。
[41] 苏联解密档案：毛泽东谈胡风、饶漱石特务嫌疑。
[42] 王明著：《中共50年》，P187-188。
[43] 陈公博著：《苦笑录》，P421-422。
[44] 于江著：《开国大典6小时》，第六章。
[45] 《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四章，P144。
[46] 贾谊：过秦论。
[47] 毛泽东七绝诗：贾谊。
[48] 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P912-913。
[49] 同上，战后中国（三），P102－104。
[50] 杨奎松：1946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杨奎松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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