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愚蠢与荒唐的战争
失败的战争未必愚蠢或荒唐，法西斯德国失败了，希特勒之辈并非蠢人；日本军国主义失败了，东条英机之流不是白痴；甲午战争失败了，中国军人也不是傻瓜。但义和团“扶清灭洋”之暴乱，清廷对世界各国宣战，发动一场攻击外国使馆和教堂的战争，却是十足的愚蠢和荒唐，无论官方教科书怎样将其粉饰为爱国主义，也无法抹去举国皆愚蠢之官与暴民政治之荒唐色彩。可悲的是，中国人一再重复这种愚蠢加荒唐，为世界战争史增添中国版本的笑料或变态行为的新鲜素材。
一、藏印边界
维基百科称：“麦克马洪线是一条由英国探险家为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位于英属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地图，沿分水岭和山脊线至云南的尖高山，将传统上西藏当局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的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都划进印度去。英属印度政府和印度都声称这条边界就是正式疆界。”麦克马洪线在上世纪60年代是高频率词汇，它关连到一场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短暂的战争，又与西藏问题纠缠在一起，越发引人注目。麦克马洪线是西藏与印之间的一条边界线，以划定这条线的前英国殖民地官员（Mc Mahon）之名字作为习惯性的称呼，它决定着中印两国一大片有争议土地的归属问题。1914年3月，大英帝国乘中国之乱，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英、中、藏三方会议，中国政府谈判代表未在条约上签字，英国分离西藏的目的没有达到，却从此留下了麦克马洪线这一历史争执，至今无法解决。当时民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行政权力不及西藏边界，一切都是口头宣言，谈不上维护原有边界的能力。在1949年以前，所谓麦克马洪线还只是一个“理论”，从未正式划定，那儿没有驻军，没有边防，但有西藏人世居在那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达旺地区。1950年，印度军队向北推进，到了德让宗，设了20个哨所，又在宪法中列为印度领土。1951年2月，一名印度官员带着一支警卫队和几百名脚夫进入达旺。印度对西藏的多次抗议不预理睬，赶走了达旺的西藏行政官员。到了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由印军实际控制，靠空投物质维持哨所的功能。印度的“前进政策”未遇中方阻挡，仅1962年上半年，印军就在麦线建立了24个哨所。于是这条线从纸上成功地移到地面上，成为印度事实上的东北国界线。中共默许了印度的扩张，对藏人的反对也不闻不问，完全依照麦线划定的边界驻防，中共需要的是与印度发展兄弟友谊。印度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中国提出领土问题，印度就拒绝谈判。其实印度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共根本不关心那片土地，1952年中共提议解决英国遗留的商务和侨务问题，没有提出边界问题。1954年两国缔结关于西藏通商和交通的新协定，双方均未提出边界问题，反而在协定中宣布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称之为“潘查希拉”）。中国人不提麦线问题，印度认为不存在边界争议，自然不会主动提出，所以麦线一带相安无事。实际上，印度很清楚麦克马洪线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国际法效力，只能凭借强占来造成既成事实，再以拒绝谈判迫使中国默认。若以印度的角度来分析，其顾虑实属多余，谈判是印度合法争得领土的最好办法，中共在与邻国的边界谈判中无一不是承认既成事实，有时甚至是出奇大方。缅甸虽然是小国，却意外得到了中共大片的领土照顾，周恩来正是听从了尼赫鲁认为中国应对缅甸让步的劝告。何况中共政权特别需要印度这样的大国提供政治支持，中共默许印度蚕食有争议的土地，就是放弃权利的意思，难道谁会笨到坐视土地任由别人占领了之后，主动权丧失，再指望从谈判桌上拿回失地吗？除非有重大战略价值，中共才会加以保护，如阿克赛钦地区（有一条新藏公路，是连接新疆与西藏的交通命脉）就决不会放弃。中共的底线是不惜一切对付美国，争取政治主动，并不关心领土问题。民主国家不懂得共产政权的荒唐，特别是无法吃透中共的行事规则，而坐失许多机会。印度没有在中印蜜月期解决边界问题，合法争取最大的利益，就是没读懂中共的原因。西藏平叛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共开始在领土争议上做文章，1962年中共短暂地收回了失地，这是一个由印度提出边界问题的谈判机会，却又主动后撤到麦线以北，等于公开放弃了先前的模糊立场，承认了麦线的历史合法性，将9万余平方公里领土拱手送给了印度。1954年，印度在占领的这块土地上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首次把麦克马洪线从1936年以来注明为“未标定界”改为“已定界”。1972年印度该特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翌年，印度正式宣布成立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即“旭日之国”，移民数百万，边境一带设置了严密的军事设施。由于中印之间为领土问题打过一仗，中方公开签订出让领土的协议难度加大，中共只好将领土争端无限期地搁置，坐视印度占有成为事实。何况有争议土地绝大部分在印度手里，在谈判中最终会占到最多的便宜，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共早已多次声明准备接受现状，可以依据现状来签订新约确定边界，但不可能公开承认英藏西姆拉密约及麦克马洪线，否则便等于向帝国主义屈服，等于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那就等于承认中国侵略了西藏。中共从不承认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是共产革命的旗帜，但并不影响谈判仍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并不主动争回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权益，连麦克马洪线这种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的东西也准备照单全收。足见中共反对的是边界线的来源，而不是边界线的走向，中缅有争议的土地比中印争议的更大，民族混居历史更为复杂，后来中共都放弃了，基本按照英国人的划线签定了协议，缅甸西部边界就是照麦克马洪线走向确定的。中共在与巴基斯坦的边界谈判中，也让给了巴方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中共接管西藏前，西藏是有边无防，之后印度乘中方在边疆立足未稳之际，派兵越过传统习惯线，抢占有争议的土地。中段占领巨哇、曲惹、葱莎、波林三多、香札、拉不底等地，东部抢占了西藏门隅地区重镇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行政权力的西藏地方官员撤走。在瑶瑜地区占领了扎那、西洛木河流域地区，并继续沿雅鲁藏布江向北推进至麦克马洪线。中共为了拉拢印度对抗英美，默认了印度的不断扩张，在容易发生冲突的地段，一贯采取退让态度，在西藏平叛战斗期间也是坚持不准军队越过麦线一步的原则，虽在朗久（Longju，在麦线以北的中国一侧）与印军发生过冲突，也未影响不越线原则，直到发生62年的边境战争，但战争结束后仍是如故。毛泽东之所以不惜失去土地来向印度示好，在他先前批示的文件里就可以找到答案：
——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的一切国家。
——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俗语）……
——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
——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1]
毛泽东的意见通过驻印外交人员向印度政府作出明确的表达。这种丝毫不留余地的言论，将全部底牌摊开在桌上，以一种近乎求偶式的腔调，读来实在令人作呕，正说明其外交策略愚蠢透顶。印度对中国有领土要求，中共百般忍让，而美国从未侵占中国一寸土地，中共却仇深似海，所谓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不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而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以中共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为阶级阵线，只能是导致祸国殃民的恶果。中共过去并不看好尼赫鲁政府，将之视为帝国主义走狗和蒋介石的帮凶，而寄希望于印度共产党以武装斗争来成为亚洲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由于印度紧随英国承认了北京政权，及至爆发朝鲜战争，印度为中共着实出了不少力，中共才改变了看法，把尼赫鲁政府列为进步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进入了“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年代。但尼赫鲁的国际声望远在中共搞外交的周恩来之上，在交往中，不免流露出老大哥心态。中共虽骨子里瞧不起印度的和平独立，也对尼赫鲁自封为亚洲领袖不满，但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对中共有利，也需要借助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扩展影响，对尼赫鲁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藏平叛时，中共认为尼赫鲁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表达了同情，收留西藏难民，是暴露了阶级本性，从进步转向了反动。于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批驳尼赫鲁，只是北京宣传机器尚留有余地，涉及到外交关系，不好彻底得罪新德里，才没有展开革命大批判。周恩来不遗余力推行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在藏人流亡印度后，中印矛盾不断加深，周恩来1959年9月8日致尼赫鲁的信中说：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界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至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界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中国的领空。
——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2]
不承认麦线，又绝不越过麦线，不保护称之为领土的地方，那还不是等于承认印度的侵占？边防军队只为“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不是保卫国土和人民安宁。所以中共为了拉印度入反美统一战线，不断向印度示好，在边界争执中一贯执忍让态度。1960年周恩来访印，面对记者的怒气和责难，极尽谦卑：“如果说到伤害感情，我想反问一句，究竟是谁伤害了谁？去年我国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明知有些人背后搞鬼，我们并没有责怪，而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电告贵政府，保证对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中国政府根据‘对政治犯可以给予保护’的国际惯例，予以了宽容。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我们伤害谁了吗？可是印度政府呢？面对领土纠纷拒不谈判，至今不断派出军队在我领土内巡逻。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4月，在贵国盂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当时孟买发生污损毛泽东画像事件时，毛批示外交部说：“要求印度政府对侮辱我国家元首的事件迅速予以处理，并予速复。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弄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体（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政府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不达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也不能停止。”[3] 街头抗议本来就是民间行为，与政府无关，在民主国家司空见惯，根本算不上外交事件。中共却照会印度政府，直到尼赫鲁表示歉意才作罢。毛泽东不能容忍外国人反对他，得知挪威报纸画他的漫画和称之“是比希特勒还坏的独裁者”，毛龙颜大怒，命令想办法报复。在中国，谁要一不小心损坏了毛主席像，是会坐牢或枪毙的。中共的感情是一种奇特的情感，对印度的得寸进尺一概能予以忍受，丢失领土亦不在话下，不能容忍的是毛主席光辉形象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大国总理不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是低三下四地求和，又特别爱惜羽毛，来表现个人的儒雅风度，这种人搞外交，很难指望能为中国人争回什么。所以，中共的忍让是选择性的，但印度的忍耐力比中国人要强，以和平手段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甘地的和平非暴力的思想深入人心。这是以柔克刚，而在领土问题上寸步不让，趁中共空前孤立于国际社会之际，逐步蚕食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土地，将英国人的这份纸上“遗产”变成不可更改的地面现实，引起战争亦在所不惜。印度与中国不同，印度是民选政府，有国会，让出领土必然会激怒民意，意味着有崇高威望的尼赫鲁政府垮台。中共出兵朝鲜，镇压藏民暴动，在国际上留下了好斗的恶名，中印边界争端中，国际舆论一面倒倾向印度，中共便以低调忍让来化解冲突，使印军更加肆无忌惮。所以印度在边境争端中寸土必争，一直采取攻势。共军是以决不开第一枪为原则，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中方士兵也是以身体来推挤，不敢使用武器。在国境线争端中，对于擅自越界的外国军队，应该首先提出警告，再以外交文件照会对方政府，再不停止侵略，便以武力驱赶之，而不是一味在自己的领土上不向侵略者开第一枪。领土放纵印军侵占，从不喊保家卫国口号，而美军进入朝鲜，未侵犯中国寸土，中共却派出百万大军跨越国界向美军先开第一枪，什么保家呀卫国呀，喊得震天响。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宗旨的国家观念，正是中共祸国及愚蠢的历史写照。可惜国际政治不是光靠忍让或自以为伟大就能玩转的，除非中共不断满足印度的领土要求，有一次不满足，先前的九十九次忍让就白费了，尽管中共政权对于领土问题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中共在印度的攻势面前不得已打了一仗，建立亚洲反美统一战线的梦想从此再无实现机会。从印度而言，面对世界上两大政治集团的冷战格局，拒绝靠拢任何一边，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新独立大国的姿态充当中间调停人，两面通吃又谁也不得罪，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甘地和平主义的成功和不结盟政策，使印度在当时的世界事务中享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不结盟国家公认的发言人，以尼赫鲁为化身的印度，为缓和冷战和地区冲突多方奔走。从加沙、刚果到朝鲜，都被邀请当裁判，充当和事佬或仲裁者，也成为美国和苏联争夺的目标，美国几年之内就援助了几十亿美元，苏联也提供了大量援助。印度朝野的感觉也极其良好，甚至有些偏执狂，尼赫鲁在道义上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他希望由印度主导亚洲事务，对中国也抱有好感，虽然他本人是反共的，但认为中共夺取政权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是亚洲政治复兴的表现，而不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扩张。印度也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同时保护私有产权。印度与中国曾受帝国主义侵略，同病相怜，所以尼赫鲁在朝鲜战争中，想方设法帮中共的忙，替中共在联合国周旋。但当中共频传飞吻时，企图化解边境争执时，印度持既不妥协也不谈判的态度，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实在是不可理喻，无疑将中共逼到无路可退的墙角，除了绝地反击，别无办法。中共敢与美国开战，一个关系持续恶化的印度自然不在话下，当一切外交努力均告无效，动武就是最合适的选择，何况中共本原本就是好战的，它是从尸山血海的战争中崛起。新德里固执地认为，以外交风度加国民怒火便能迫使中共认输，足见尼赫鲁政府和国民的智慧实在欠缺，根本就不懂北京政权的底线，一个可以占尽便宜的机会不抓住，竟然弄到兵戎相见，自取其辱。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主要问题还不是一条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因为我们进军西藏，后来又进行了改革，印度政府就不高兴了。因为就是那位麦克马洪 先生，在几十年前背着中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一个协定。所以在印度政府看来西藏是他们的。”[4] 这说明毛泽东原本不在意麦线划分，中印冲突的原因是政治纠纷，边界争执只是导火索。世界上也正是由于无数蠢人或自以为是的人玩政治，才为历史留下了诸多可笑的记录。边界争端中印度之所以一直采取不谈判策略，也是看准中共备受孤立的国际地位，正有求于印度，便以坚决的态度来迫使中共不断让步。但是，印度错了，中印之战，银样蜡枪头的印军一败涂地，举世震惊，过于看重个人风度和表演才能的尼赫鲁，骤然间被一向退让的中共当头打了一记闷棍，不知所措，虚幻的地位瞬间垮塌。面对国内悲愤的民族主义和中共猛烈的军事打击，里外不是人，老迈昏庸的尼赫鲁黯然消逝于国际舞台，印度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不复往日风光。紧接而来的扩军备战又影响了印度的发展计划，经济一蹶不振，并促使左翼势力向右转及导致印共的分裂。
印度人的确是一个唯心的民族，极具想像力，总是生活在宗教神话中，想当然地把英国人都很模糊的边界领土，视为印度的的天然财产，理所当然地拒绝谈判，不给中方留一点回旋空间。尼赫鲁甚至认为，独立为新生的印度创造了大好时机，要建立以自身为盟主的“大印度联邦”，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天真地认为印度人的外交和军事能力世界一流，一方面称其和平主义无敌于天下，一方面又说“二百名印度兵就等于二千名中国兵”，甚至在前线节节败退之际，仍不怀疑会有一场印军大捷。印度光知道他们有民族主义，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认为中共一定会屈从于印度的和平主义或前进政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更为强烈，中国是集体主义体制，当需要民族主义作为武器时，集体主义的精神资源会化为强大的民众动员力量，于瞬间爆发出来，摧毁那些善于空谈却缺乏政治聚合力和战争实力的神话帝国主义。加之当时苏联与美国缓和关系，把中共凉在一边，中印争端中又倾向于印度，反驳中共关于印度政府是反动资产阶级的观点，视双方为民族主义的争吵，批评中方是大国沙文主义，中共早已心怀不满。苏联与中国有更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若倾向于中国，那沙俄依据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也是个麻烦。中共为了表现尊重历史的诚意，不断与小国达成边界协议，反衬出印度的愚顽。中共提高了调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苏联则向印度出口适用高海拔的安东诺失（Antonov-12）重型运输机和“猎狗式”（Hound）直升飞机，以配合印军的前进政策，还提供了米格战斗机。中共关系破裂，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分裂，不甘寂寞的中共适时出手打击印度，也是想树立中共取代苏共的威望，将国际注意力引向中国。而正逢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需要中共的支持，才表示了较为倾向于中方的意见，待导弹危机一结束，苏联又回到了先前的立场。
据中共报道，1959年8月25日，在东段马及墩南端发生了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印度武装部队突然向驻在马及墩寺的中国边防部队猛烈开火，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占领了西藏边境哨所。印度政府声称，这个边境哨所是他们的东北边境机构。周恩来在给印度政府的一个照会中坚持认为，这一边境哨所在中国领土之内，并且被印度军队所非法占领。10月25日 ，在西段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60多名携带轻重机枪等武器的印度武装人员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向为数只有14人和只配备轻武器的中国巡逻队发动武装进攻，巡逻队予以还击，造成印方9人伤亡，10人被俘。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40英里处，中方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入了中国领土。苏联对此大为不满，在10月份的中苏高层会谈中，赫鲁晓夫指责中共说：“你们多年来一直和印度有良好的关系，突然就发生了流血事件，结果使尼赫鲁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但如果尼赫鲁下台了，谁又能比他好呢？达赖喇嘛从西藏跑了出去，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仍是不清楚的，当发生匈牙利事件时，尼赫鲁反对我们，但我们也没有攻击他，因为我们不希望从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他那里得到什么。尽管他反对我们，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果你让我说，我就会说作为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你们在那里应该有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毛泽东说，尼赫鲁也说在西藏发生的事件是我们的错。另外，苏联在我们同印度冲突的问题上发表了塔斯社声明。……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逃出来，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假如他死掉会更好。现在达赖喇嘛在印度，也许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好处？毛泽东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又不能逮捕他。我们阻止不了他跑掉，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长，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点跑掉。赫鲁晓夫说，这不是什么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们的错误是让他跑掉。如果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你让尼赫鲁怎么办？我们相信西藏事件是中共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毛泽东坚持说，不对，是尼赫鲁的错。……毛泽东说，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是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应该击垮他。”[5] 击垮尼赫鲁是因为他收留了达赖喇嘛，没有加入毛泽东的亚洲反美统一战线，反而靠近苏联。目的不在边界之争，达赖逃印之前，中共对印度的“北进政策”并不放在心上。如果西藏不发生抗暴或达赖不选择逃亡，大半不会有中印边界争端，中共与周边国家在边界问题上历来保持让步态度。中苏交恶后，与苏联发生珍宝岛之战，让出16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都不乎，反而为一个面积仅为0.74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岛大打出手，就说明中共的边界是以政治立场划线。1959年11月7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那时中苏关系还未到破裂的地步。“在中印边境一再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1959年11月7日 写信给尼赫鲁总理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两国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就是后来中国政府坚持的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周总理在信中并建议中印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但是尼赫鲁总理11月16日给周总理的复信中拒绝了关于双方边防部队脱离接触的建议，提出中、印两国政府在西段将其人员撤退到对方主张的边界，这实际上是重复印方要中国单方面从西段大片中国领土撤出的主张。”[6] 4月19日至25日，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会谈，周在新德里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两国边界问题应该照顾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前，双方应该恪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印度不理睬双方保持边界现状和边防部队脱离接触建议，继续推行其“前进政策”。1961年7月6日 ，印度在西段侵占的巴里加斯设立新的哨所，并派出巡逻队。同年4月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阿克赛钦（AksaiChin，意为白石滩）地区的奇普拉普河谷设立军事据点，7月又侵入加勒万河谷近逼中国巡逻队。印度陆军总部在给西段印度部队的命令中，把以前命令规定“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在东段，印军在1959年入侵了麦线以北的兼则马尼（Khinzemane），印度陆军总部在1961年12月发出一项指示，命令东部军区继续将哨所向前推进。按照1962年的代号为“昂卡尔行动计划”（OPERATIONONKAR）的规定，要在麦克马洪线一带建立35个新的哨所。1962年6月4日 ，印度在麦线北侧的扯冬（Che Dong）新设立了哨所，9月8日 中印双方在扯冬处于对峙状态。至10月20日 ，印度在西段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在东段，仅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9月9日 ，在由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作出了在东段扯冬地方用武力把中国军队赶走的决定，军事行动的密码代号为“里窝那行动计划”（Leghorn），接着印度部队不断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造成中方士兵的严重伤亡。9月22日 ，印度国防部下达书面命令：“指示陆军参谋长一俟准备就绪，就应采取行动，赶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边区的中国部队。”10月3日 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中国负责实施里窝那行动计划的“特种部队”，番号为第4军，任命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军长。中方从1962年8月至10月间，多次建议讨论边界问题，但印方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撤出，甚至要中国在东段撤出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10月12日 ，尼赫鲁总理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军队从印军占领地区“清除掉”。10月17日 ，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开始猛烈炮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布，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
二、边界战争
由于印度在领土问题上决不妥协，在中方无原则的让步面前，仍然步步紧逼，1962年中印之战终于爆发。10月20日拂晓，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东西两线，同时开始对入侵印军实施反击作战。中印边境东线第一阶段反击战，包括克节朗、达旺地区作战和昌都、林芝、山南方向的佯动，主要攻击方向是克节朗地区。事前，毛泽东说：印度整了我们三年。从1959 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10月6日，总参谋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在毛泽东“打狠打痛”的方针指导下，10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了打击印军疯狂气焰和侵略行动，决心歼灭越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西线也要配合。进而确定了在东线歼灭入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在西线，拔除红山头和加勒万河印军14号据点。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对歼灭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作了具体部署。10月18日，中央军委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出指示，强调：
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要求作战部队对军事指挥、政治动员、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参战部队全体人员，务必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千万不要轻敌大意，要上下一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只有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有效地配合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遵照中央军委作战命令，西藏军区“集中藏字四一九部队所属3个步兵团、第十一师两个团、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二团和军区炮兵第三○八团两个连、工兵第一三六团一部共10300人，采取从两翼攻击，并向印军左翼实施主要突击，同时迂回其侧后，中间正面牵制，将敌分割成数块，各个歼灭的战法，首先歼灭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尔后歼灭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的印军。具体部署：以藏字四一九部队第一五五团和第一五七团1个营从印军左翼卡龙、枪等实施主要突击，歼灭卡龙、枪等的印军；第一五七团主力向印军左侧后迂回章多、捣毁印军第七旅旅部和后勤供应基地；第一五四团向印军右翼突击，攻歼沙则和克宁乃桥地区的印军；第三十二团第二营和山南军分区守点分队，在正面牵制印军。以炮兵第三○八团两个120迫击炮连和第十一师两个82迫炮连组成轻便炮群，配置在拉则、塔拉地区，支援步兵战斗。第三十二团（欠1个营）主力集结于勒和得芒之间，并指挥位于错那的第三十一团第二营为预备队。第十一师高炮营配置在麻麻、薄山口、宝丁山口一线，担任对空掩护，保障后方运输的安全。各部队达成合围态势后，迅速向心突击，围歼扯冬、绒不丢、扯果布、邦冈丁和色兄朗沟的印军，并攻占哈东拉山口、桑采拉山口，阻止印军南逃北援，力争全歼印军第七旅。为配合克节朗方向的作战行动，西藏军区还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命令昌都军分区在察隅方向，以两个营的兵力对嘎灵公的印军实施佯攻；林芝、山南军分区部队各一部，向拉木多山口、那玉山口、如玉、阿夏比拉和棒山口等地推进，逼近‘麦克马洪线’，迷惑和牵制印军。又命令第十一师组织精干指挥所率第三十三团主力于10月22日进至错那附近，集结待命，以保障克节朗方向作战部队的侧后安全，并在必要时支援克节朗方向作战。[7]
将主要作战方向选在东段，主要利于集中兵力，越过实际控制线，以歼灭印军主力，同时表示中方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立场。根据总参建议，作战时间定在10月20日，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自20日上午7时30分开始，炮火向克节朗的印军阵地猛烈倾泻，至当天下午便大部歼灭了该地印军。此地有印军第7旅、炮兵第4旅2个步兵营，共6个多营6000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西藏边防部队集结10300人的兵力，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阵地特点，以3至4倍于敌之优势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攻克印军阵地后，随后分兵5路，齐头并进，乘胜追击残敌。于24、25日，先后进驻东新桥、达旺等地。先后拔除敌据点多处，进占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和哥里西娘等地。第一阶段作战圆满结束，全歼印军第7旅，在章多俘其旅长约翰·达尔维（John Dalvi）准将，共歼敌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中共军队是打出来的，其“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战役原则，以及整一套近战夜战山地战运动战的战术，运用得十分老到，曾取得数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印军仅有少数部队参加过英缅对日作战及北非等地的作战，大多未经历过大的战争考验。尼赫鲁的将军们都是些纸上谈兵的英雄，缺少敌方军事情报，政治上又争吵不休，军队装备训练不够，根本不适应共军迅猛突击和百米之内的战法，武器笨重不统一，近战火力不及中方，机动性和牺牲精神也差得很远。准备也不足，战争打响了，才紧急进口军火应付前线之需。而公众总是被政府军方共同制造的印度所向无敌的神话自我陶醉，举国将赌注押在了“中国侵略者”不堪一击的占卜式推测上。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和考尔中将对英式训练的军队和英国绅士化的军官抱有必胜信念，顽固地认为数量不足装备很差补给能力不足的印军作战能力胜过中共军队。指挥作战的布里吉·莫汉·考尔（Brij MohanKaul）1933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十余年间升为中将，坐上陆军总部参谋局长的宝座，出任新组建的第4军军长，执行作战任务。他并非战功卓著，也未指挥过部队作战，是凭借相貌口才与尼赫鲁的器重。踌躇满志之际的考尔碰上久经沙场又精于运动战法的中共军队也是该他倒霉，初战失败后，躲在后方的考尔又回到弄瓦前线，力图在尼赫鲁的生日11月14日发动进攻，挽回败局，用胜利来献礼。却又遭惨败，第11旅悉数被歼，举国期待的弄瓦大捷化为泡影，西线的德让宗也败退下来，考尔一急之下竟然提出用台湾和韩国军队参战的荒唐计划。尼赫鲁在惊慌之余，丢下不结盟之父的身段，紧急呼吁美国干预，要求派15个轰炸机及战斗机中队截击中国军队和保护印度城市，派运输机支援，于是美国派出了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印军指挥部与前线部队陷入混乱无序状态，士气低落，东部防线也是一触即溃，官兵争先逃命，许多进口的美式武器尚未开箱就丢弃在阵地上了。提斯浦尔居民开始了惊慌的逃命之旅，军方计划炸毁重要设施，银行也将30万镑的现钞烧掉。
在西段地区，有印军第15军第19师所属第114旅，该旅辖6个步兵营，1个重机枪营，连同其他保障分队，总兵力约5600人。旅部带1个步兵营，重机枪营一部，及保障分队驻列城。以5个步兵营、加强重机枪两个连、工兵3个连，在中印边境西段传统习惯线两侧分散设卡，共设卡77 处，深入中国境内43 处。中国边防部队除阿里支队、步兵第2团外，还集结了步兵第4师第10团第3营、第11团第3营、师炮兵团4个连，师高炮营、师工兵营、通信营（大部）、侦察连、喷火连，骑兵第3团（相当于1个加强步兵营），21基地工建第109团第1营等部队，总兵力达6300余人。此外，还有运输、兵站、救护、炊事等后勤保障人员5500余人。战前，毛泽东指示：“打红山头对敌人威胁大，因此坚决打敌6号14号。同时坚决打退敌人增援，切断敌人退路和其它据点补给线。这一行动和打飞机同时行动。”毛最后决定：“在中印边境西段，决心拿下‘加印14号’和红山头‘天印6号’”。边防部队于20日8时25分对红山头发起反击，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一部由正面佯攻，一部从侧后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直捣入侵印军平台阵地，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经80分钟激战，全歼该敌，夺回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能不便，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构筑了工事、地堡，企图长期占领。新疆边防部队20日对加勒万河谷底的“加印14号”及河尾滩阵地发起反击，首先利用夜暗隐蔽接近印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21日乘胜扩大战果，至23日便全部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印军据点。随即挥戈南下阿里，奔袭羌山口，包围巴里加斯地区之敌，歼其一部。收复了拉多和碟木绰克等地。尔后，又收复了卫里加斯、卡日果等地，卫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中共实不想打这一仗，否则不会一味忍让，给印度造成中方不敢军事对抗的错觉。中共政府决定见好就收，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声明指出：“中国不要印度一寸领土。中印边界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和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中印两国的关系纵然目前十分紧张，也没有理由抛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精神。中国政府认为，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三项建议是：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8]
中共发表三项建议，同时中央军委严令边防部队：在东线打下达旺、东新桥、瓦弄（瓦弄只是逼近未打）等地后，暂时不打；在西线，力争肃清巴里加斯以北印军设在我境内的据点，境外印军如向我挑衅，坚决不打，更不准越出国境线。总参谋部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攻占达旺后，暂不过达旺河，在达旺河以北地区集结，休整待命。中共认为这样做是“有理、有利、有节”，希望印度接受条件，战事适时而止。印度政府拒绝了三项建议，当天发表声明说：“印度始终准备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但只能是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任何国家——不管它可能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之下这样做”。“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认为这个建议是“一种骗局”。10月27日，尼赫鲁复信周思来，坚持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自己的领土，“恢复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局面”。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就中方三项建议作了进一步说明，“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仍然是1959年11月7日当时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具体他说，它在东段大体上同所谓麦克马洪线一致；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中国政府所以着重地重新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根据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印度政府实在着不懂中共之苦心，此时停战，即可避免更大的损失，又可保全面子，因为至少在东线需要撤退的是中国军队，印度并未夫去任何可得利益，军队可以转败为胜，立即跟进至战前的实际控制线附近，只要不超过此线，便再无战事。这样做决不是在什么“军事力量威胁之下”，战争的目标是土地，中方已明确表示放弃麦线以南，印度还想在西段和中段占尽一切便宜，让中国乘胜吐出已占据多年且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领土，太过天真。印度面对中共政权实在是一种幸福，因为中共没有民众压力，没有代表民意的国会，如果中国有民主政府，在决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大前提下，以实力而言，不会让出一寸土地给印度，中印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领土争端值得讨论。周恩来信中又说：“对东段而言，我相信，印度政府一定掌握1914年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根据这张图，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分明是在北纬27度44.6分。可是，印度政府硬说是在北纬27度48分，并且以此为理由，不仅拒不撤走在线北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而且积极部署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要把守卫着这个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清除掉’。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东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就西段而言，阿克赛钦地区从来就在中国管辖之下。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通过这里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的。从1956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又通过这里修筑了工程浩大的新藏公路。可是，印度政府硬说，只是到了1957年中国方面才到了这个地区，并且以此为借口，从1961年起，使用武力片面改变西段边界状况，侵占了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建立了四十多个军事据点。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西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中共虽然为了缓和国际压力，有求于印度，但让出阿克赛钦地区等于失去通往西藏阿里的通道，等于放弃西藏西部，这是不可能接受的。中共让出达拉克地区一部分土地给克什米尔，也是在不影响对阿里控制的前提之下。1865年，印度测量局一个名叫约翰逊（W.H.Johnson）的官员为了在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划一条边界线，在一张地图上随便把阿克赛钦以及一大块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地区画入克什米尔境内。独立后的印度就是根据这一地图来主张阿克赛钦的领土权，实际上当时英国并不需要这块地方，也不反对中国占据，来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有人主张将其划入英国边界以内，理由是中国过于软弱，无法充当缓冲力量，但强硬派的观点没有被英政府采纳。在这片不毛之地的高原地带建立防务体系实在代价高昂，英国一直希望这一地区归入西藏，而不是新疆，因为新疆是苏俄的势力范围。根据1907年的协议，英俄双方保证都不进入西藏，因而也就阻止了俄国染指西藏的企图。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也是把阿克赛钦画为西藏的一部分，印度主权要求自然失去历史依据，因为印度独立时的版图是继承英属印度的，英印政府从未在那里行使权力或建立哨所。否则，将意味着切断新疆通往西藏的商道，引起一场大国间的冲突。
首战失利，印度的决心仍然很大，追加军事预算，发行国防公债，募集资金，招募新兵扩充武装部队，动员全国力量支持对华作战。10月26日，印度总统达拉克里希南颁布了印度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公告。11月2日，尼赫鲁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说：“印度政府准备同中国打下去，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11月4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国家开发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式上宣布，印度将成立由内阁紧急委员会、三军参谋长、一些退休将领和一些邦的首席部长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国防会议”，指导对中国的作战。联邦院和人民院分别于11月13日和14日，相继通过了印度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和“决心把中国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出去”的两项议案。印度全部议员从11月17日开始进行步枪训练，国防部下令所有65岁以下的退休陆军军官，一律重服现役。这时美国等国也对印实施军事援助，印度决意再作军事较量。一面从全国调兵遣将，向中印边境急剧增派军队，一面日夜不停地向边境一线赶运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印度总统、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都飞抵前线视察和督导印军部署调整。至11月上旬，印军的部署调整大体就绪。11月14日、15日，新任印度国防部长恰范，先后在浦那、新德里声称：决心同中国战斗到底，直到最后获得胜利。印军至11月中旬沿中印边境全线集结了1个军部、3个师部、14个旅，总兵力增至5万人左右。其重点仍是东线，部署了1个军部、2个师部和8个旅， 28个营，约3万人左右。第4师率5个旅15个营约1.5 万人重点部署在达旺河南岸至提斯浦尔之间地区。其中第62旅在西山口及以北地区，第112旅在德让宗地区，第48旅配置在邦迪拉地区，炮兵第4旅位申隔宗地区，第181旅在提斯浦尔以南地区。第2师第11旅辖4个营（约1800～2100人）部署在瓦弄地区，第5旅辖5个营（约4500人）分布在东线中部地区，第192旅在卓哈特地区集结。以3个旅置于传统习惯线的附近地区。第4军军部位于提斯浦尔。在中印边境西线的印军以第70旅、第114旅和第121旅组成喜马拉雅第3师，约1万余人。第70旅重点部署在东提及其以西地区；第114旅位于楚舒勒及其以北地区；第121旅驻克吉尔地区；喜马拉雅第3师师部位于列城。总观印军布势，集重兵于提斯普尔与西山口之间，沿公路纵深梯次配置，达旺是其主要进攻方向。
中共决定在中印边境东段集中主要兵力向西山口及瓦弄方向继续实施攻击作战。为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行动，在东线以一部兵力向里米金、梅楚卡、都登方向实施反击，在西线反击入侵西藏阿里班公洛地区（斯潘古尔湖以西）的印军。中央军委命令西藏军区前指担负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作战任务；由西藏军区负责指挥东线其他地区的反击作战任务；由新疆军区康指担负西线的反击作战任务。为准备在西藏应付印军的长期斗争，除西藏、新疆原有的边防部队外，中央军委又作了如下部署：10月17日24时，中央军委决定第54军第130师于21日由现地出发，进入西藏隆子、泽当、曲水地区集结待命，第134师立即准备待命入藏。同时命令空军立即抽调高炮分队进驻拉萨、当雄地区，担负防空任务。10月24日，总参谋部电令第55师以第163团进至隆子、错那一线机动（该团25日从西宁出发），师主力仍在现地待命，是否人藏视情况发展再定。同时令第61师先以1个团进驻第163团防区。根据印度在瓦弄方向不断增加兵力，中央遂于10月27日决定，将第130师全部转用察隅地区，在昌都军分区前指配合下攻歼瓦弄地区印军。10月30日.中央军委令第55师立即人藏，该师以第163团进至达旺方向，师直和1个步兵团、l个炮兵团进至错那、隆子地区集结，归西藏军区前指指挥；以1个团进至拉萨附近集结，归西藏军区指挥。同时电令第21军前指进到兰州，第61师进到西宁接替第55师防务。11月12日，中央军委提出再次反击印军的作战任务及战略目的，并对中印边境斗争的发展前途作了分析。指出：要力争干脆全部地歼敌3至4个旅（达旺方向2至3个旅，瓦弄方向1个旅）。中央军委对西线作战指示：在中印边境西线同时歼灭入侵班公洛地区印军的8、9、16号据点。[9] 自11月16日至21日展开第二阶段战役，主要反击方向为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及瓦弄地区。克节朗地区作战之后，入侵印军败退达旺河以南，集结重兵于西山口、邦迪拉一线。西山口海拔4300米左右，与东新桥一带的比高约在2300余米左右。骤然拔起，地势险峻，退可凭险扼守，进可得居高临下之利，被印军视为理想的天然屏障。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之印军，为第4师战术司令部指挥的第62、第48、第65旅，及炮兵第4旅，共约1.2万余人，沿公路两侧成线式纵深梯次配置，其重点在西山口。第62旅率5个步兵营和第5野炮团（欠1 个连）、第6野炮团之1个连及其他特、勤分队一部，约3300余人，部署在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第65旅率两个步兵营及特、勤分队一部约1500余人，部署在略马东、德让宗地区。第48旅率3个步兵营、第6野炮团之1个连、阿萨姆步兵部队第五营一部，约2200余人，在邦迪拉，拉洪、登班及波辛山口地区布防。第4师战术司令部、炮兵第4旅旅部及其直属分队，约1000余人，位于新德让及其附近地区。第67旅在富特山及米萨马里地区，为第4军之机动兵力。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南进，并伺机向达旺、克节朗地区反扑。在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根据印军布阵特点，计划采取大纵深迂回包围，以2－3个团插至邦迪拉、德让宗之间，切断印军退路，集中4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先吃掉印军7个营，再打可能增援的两个旅，甚至更多一点的印军。首先将西山口、申隔宗和德让宗地区印军分割成两块，同时歼灭上述地区的印军并占领之，得手后再向邦迪拉方向发展，攻占邦迪拉。以多路向心逼进，合围印军。经一天激战，占领西山口、德让宗、申隔宗，歼灭印军一部。19日，攻占邦迪拉市区，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千余名逃敌。尔后，主力即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分兵力继续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和鹰窠山口一线。瓦弄方向原驻印军第4师第5旅一部，后又迅速扩军，调整部署，在中印边境东线增加了一个新建的师部——第2师（指挥第181旅、第11旅）。瓦弄地区的防务由印军第181旅负责，10月31日又改由第11旅接管，兵力估计2000－2500人。中国边防部队于16日4时发起攻击，当日18时40分进占瓦弄机场及其以南地区，进至卡伦，继续向汉洋底前进。至此，边防部队全部攻占瓦弄，瓦弄之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于峡谷深山密林之中。印军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带部分机关人员于14时许乘直升机逃跑，第11旅旅长也仓皇逃走。至21日，先后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传统习惯线。在东段中部，边防部队也于11月18日开始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歼敌一部。在西段地区班公洛地区，西线印军统一组成喜马拉雅第2师，总兵力增至1.5万余人。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脊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民的哨卡，威胁阿里纵深安全。边防部队于11月18日至20日，清除了全部6个印军据点，歼灭大部守敌，收复了失地。
战事进展顺利，印军在猛烈打击下全线溃败，到处都在撤退，包括传统习惯线外的提斯浦尔、卓哈特、特祖，还有西线的丁如泽、楚舒勒也在准备逃跑。印军第4军军部驻地提斯浦尔一片慌乱，逃亡的人群挤满了公路和码头，政府官员星散，监狱大门洞开，警察同罪犯一起挤进逃跑的人群，城里的邮局、电话局、银行和商店统统关了门。印度朝野怨声四起，尼赫鲁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说：“今天，我不得不把新的挫折的消息告诉你们。……目前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令人伤心的。还可能要遭受一些新的挫折”。尼赫鲁无奈之下，解除了梅农的国防部长职务，免去了考尔的第4军军长职务。这时，印度打与谈的主动权尽失，中国处于最优势地位，若后续部队随之跟进，抢修道路，构筑工事，就地提出边界谈判，印方或者接受中方停火条件，或者放弃传统习惯线以北，别无办法。但11月20日总参谋部发出“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21日23时50分，又发出“关于停止追击，原地集结”的命令，指示，“中央决定自22日零时起，我军停止反击作战，不打不追”，“我第一线追击部队在21日24时前进至何地，即停止在何地，不准再继续前进，如果有的部队在21日24时前得不到停止前进的指示而仍在继续前进，则在得到命令后立即返回21日24时所到达的位置”。边防部队在整个反击作战中，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了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共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Hosiar Singh）准将以下4800余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人，缴获火炮、汽车、飞机、枪支等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共军伤亡2400余人。但中共并非为了收复失地，目的是打击尼赫鲁政府，分化印度朝野，所以在战前就制定了几条原则：第一，中国边防部队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吉莫山口就停下来；第二，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第三，主动交还俘虏；第四，主动交还枪支等。军事目标一达到，中国政府立即宣布其边界政策：
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三、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拍马屁拍到这份儿上，世界上除了印度在边境战争中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再没有胜利之师作出这等半吊子的骚态。中共为了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珍宝岛与苏联大打出手，对自己同胞居住的台湾喊打喊杀，而对9.2万平方公里国土如此慷慨大方，印度人与中共争个你死我活，也纯粹是半吊子行为。12月1日，边防部队奉命全线后撤，12月8日，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在12月1日主动从中印边境东、西段后撤之后，将于12月9日继续后撤，以表示结束冲突的诚意。在中印边境东段驻坦加帕尼河以北地区的边防部队，从拉多、多龙桥、邦迪拉、鲁帕、普冬桥等地，全部撤至拉洪、拉杭、德让宗及其以北地区；驻本穷及其以北的边防部队，从本穷、西龙、吉牙、康母底、嘎木、萨底、瓦底，格里等地，全部撤至瓦弄及其以北地区；驻打秋山口、里米金的边防部队，分别撤至打坝和哥里西娘；驻更仁的边防部队，全部撤至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西段边防部队撤出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拉多等地和奇普恰普河地区的4个哨所。继在上述各点后撤之后，12月9日、13日、15日，又撤出了梅楚卡、哥里西娘等地。于12月21日，又撤出了德让宗、曼大拉、拉洪、拉杭、巴特、班登、拉苏、拉干、嘎公巴让、格金桥、马尼岗、瓦弄、曲咀、敌能和西里扎普等地。12月30日和31日，又从达旺河以南全部后撤至达旺河以北地区，驻里米金和梅楚卡地区的边防部队，全部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进驻瓦弄的部队也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打坝、古玉通等地及其以北地区；在中印边境西段，除了奇普恰普河、加勒万河、空喀山口和班公湖地区的少数哨所外，大部分哨所的边防部队均都撤到了1959年11月7 日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内侧20公里地区。其后，中国边防部队又于1963年1月14日、15日继续进行了后撤。达旺河以北的中国边防部队和古玉通、打坝的部队，于1月15日全部撤到了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在中印边境西段，除保留在1959年11月7日以前即已设立的几个哨所准备交由民政检查站接管外，于1月15日也全部撤出了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内侧20公里地区。除留下设立边境民政检查站的分队外，参战部队于1962年12月和1963年2月28日前，均返回了总参谋部所指定的驻地。3个月后，不仅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而且还撤到了距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 公里以外的地区。至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了后撤计划。20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设立26个民政检查站，派出民警执勤，“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对于非军事区内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中共政府甚至连民政检查站也不设立，而把它们完全空了出来。
直到中共宣布单方面停火撤军，印度人才惊魂稍定，原来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而是一场惩罚性战争。印度又开始了对中共外交政策装糊涂和国内宣传吹牛皮的老套子，尼赫鲁说：“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拔腿跑掉了。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许多官兵无法理解不乘胜收复失地，反而全线后撤的荒唐命令，让将士流血牺牲变得毫无价值。1962年12月19日，边防部队在德让宗，将自卫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物资连同看管物资的15名印军被俘官兵交还了印度方面。交接工作是在德让宗西北的雨汪村进行的。在6000多平方米的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即将交还印度的126门大炮，220多挺轻重机关枪，2200多支步枪、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1.3万多发各种炮弹和110多万发各种子弹，以及117辆汽车，12台筑路机械和2辆美制坦克。这些经过边防部队战士清理和擦拭过的武器和车辆，在阳光下明亮耀眼，并开列清单。其它战场也陆续向印军转交了缴获的武器物资。从1963年4月10日开始至5月25日止，释放和遣返了全部印度军事人员3942名，以及死亡的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印度国防部直到1965年才公布了军人的损失：死亡为1383名，失踪1696名，被俘3968名。以印度而论，战争打出这种档次，的确是一种羞辱。印度发现其中立主义政策没有得到不结盟国家的广泛同情，其不结盟领袖的地位是虚幻的，反而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危难之际提供支持，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远大于那些装模作样的不结盟主义。战争无情地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国际地位大不如前，失去了不结盟运动的主导地位，迫使其走上既联美也结苏的反华路线，中共也开始在印巴战争之后全力援助巴基斯坦，来抗衡印度。失败固然是丢脸的事，但印度人神话式的思维方式很快对失败进行了粉饰，1962年11月28日的《政治家报》说：“如果敦克尔刻可以作为英国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坚定不屈的范例载入史册，那么，几千名印军官兵在东北边境特区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色拉地区被包围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撤出，也必定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视为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真是生活在梦幻中的国度。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的日子里，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各俘虏收容所，都分别举行了会餐会、欢送会、联欢会，欢送被俘印军人员归国。别看中共对自己同胞狠恶无比，杀死几千万人从不眨眼，对外玩这等表示友善的洗脑和统战把戏还是驾轻就熟，颇得印军被俘人员好感，向世界展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英明和中共革命人道主义的伟大：
在中国生活了好几个月的被俘印军人员，对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他们的宽待和照顾非常感激。他们在离开交接地点以前，许多人都含着热泪同中国工作人员紧紧握手拥抱，感谢中国工作人员一直象对亲兄弟一样照顾他们。有的被俘印军人员还把中国工作人员抬起来，高呼“中印人民友好万岁”，“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有的说：“你们对我们的友谊象纪念碑一样留在我的心里。”有的说：“谢谢你们，亲爱的中国兄弟，今天我们虽然分别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象恒河和长江的水一样永远奔流不息。”
……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住在生着炭火的厚棉帐篷里，发给他们的有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毡靴等防寒衣物，还给他们发了牙刷、牙膏、毛巾、香烟、茶叶、糖等日用必需品。收容所除了供给他们足够的面粉、大米、肉类等外，还于1962年12月28日和1963年3月11日分别为他们安排了欢度圣诞节、洒红节的活动。在圣诞节期间，收容所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扎起了彩门，栽起了圣诞树，挂着五彩缤纷的彩旗和红灯，并为基督教徒们布置了临时教堂。在洒红节时，印军被俘人员端着脸盆、提着水罐或水桶，你追我赶，互相泼洒带着红颜色的水，互相在额头上点着红点，或者干脆用红颜色或白粉，在对方脸上涂沫，表示吉祥如意。当中国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的官兵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时，印军被俘人员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连说巴依、巴依（兄弟），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印军被俘官兵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得很愉快。各俘虏收容所都为他们购置了文娱体育器材、书刊画报，建立了有线广播。印俘官兵除了可以自由阅读各种文字的书籍、报刊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外，俘虏收容所还每周为他们放映电影并让他们经常组织文娱晚会。对印军被俘官兵的教育，坚持从多方面耐心地做工作，不强迫他们接受和同意中方的观点。通过交朋友、听广播、阅读报刊和画册等，让印军被俘官兵了解中国，逐步地明白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在教育中，以大量的事实，反复地解释中印人民友好和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方针，使印俘中多数人逐步对“谁先打第一枪”、“谁侵略了谁”和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有了初步认识。部分被俘官兵对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他们说：“尼赫鲁现在变了，过去他有威信，是因为他天天说和平中立，照现在这样坏下去，他在人民中的威信，定要天天下降。”还有的说：“美国支持尼赫鲁就象支持蒋介石一样。”[10]
日本战犯回国时也是这般感激涕零，充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中共又一次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使得印度政府接收战俘之后又不得不再进行一次“反思想灌输”行动。在中国大陆刚从饿死几千万人的共产灾祸中复苏，一个印军战俘享受到的待遇绝对在一个普通中国人千倍之上，在他们无比感激时，又有多少中国人连饭也吃不上呢。毛泽东的确是个奇迹创造者，他从来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舆论认为中共不会出兵朝鲜，他偏偏力排众议，以百万共军与美军决一死战；连苏联都要与美国缓和之际，他却下令炮轰金门，吓一吓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会乘胜追击印军之际，他又宣布单方面撤军，让紧张惊恐的印度人呆若木鸡。当听到外界报道说：中国政府的声明会使全世界听了大吃一惊，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一个胜利的国家，眼看就要使它的敌人遭到粉碎性的失败之际，完全出于个人兴趣而作出这样一种表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此时的自我感觉绝对良好，对于继朝鲜战争之后，以出人预料的举动再次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定久久沉浸在飘飘欲仙的状态中。毛泽东的目的是教训印度，让世界震憾他的强大存在，如同后来邓小平教训越南一样。但“教训”逻辑下的战争荒谬绝伦，劳民伤财让将士流血牺牲打赢一场战争，最后的结果仅仅是供帝王（领导人）出出气。出完气还要表现“大度”和“仁义”（实则是帝王对敌方的傲慢和羞辱），再抚慰一下敌国。以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博取个人虚荣心和满足感，不但把已经收复的国土白白放弃，而且永远失去了一劳永逸稳定西藏的机会。中共创造的奇迹，不过是供外人惊诧后的笑料，这种近乎儿戏的外交水准，绝对是世界战争史上的愚蠢之举。
三、战争后果
关于中共为什么乘胜而迅速撤退问题上，有一种解释是中国军队若不撤退，大雪封山，后勤补给中断，部队将无法固守前线。这话有些道理，但高海拔对谁都一样，印度军队同样缺氧和补给困难，全靠空投和人力，大雪封山时，印军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反而相安无事。还有一种解释是中共怕苏联断绝石油援助，中国石油的70％来自苏联，但这种说法也欠说服力，中共决心与苏联反目，大力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先一定考虑到石油和诸多不利因素。问题是中共根本就不想收回麦线以南，阿里地区海拔更高，决不会因为大雪封山而自动放弃。麦克马洪线边界地区的国防建设也不重视，至今墨脱县还不通汽车，原因是波密至墨脱350里沿线有上百处塌方区，制约了公路建设。1994年曾经修通过公路，但只有一台推土机和一辆卡车勉强开进墨脱，公路就被滑坡和泥石流冲垮了，此后再没修复，推土机和汽车只好锈成一堆废铁。直到2009年，才开始恢复公路建设。而印度却加紧建设军用和民用设施，布置了严密的军事防守工事，设立阿鲁纳恰尔邦，将阿邦分为16个区进行有效管辖，称民几百万，造成既成事实，堵死中国日后收回失地的一切企图。中印一战，中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更为孤立，西北面与苏联对抗，东南面与美国和日本对峙，西南面又与印度交恶。都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革命外交路线伟大英明，中国人则自我陶醉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幻梦之中。这种荒唐的外交政策，实在愚蠢至极，9万平方公里国土都不要了，国际局势无任何改善，其英明安在？除了只知道伸手要钱的阿尔巴尼亚或罗马尼亚之流，实在未发现还有什么真朋友。官方的出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称：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从中印斗争全局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中国边防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艺术。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紧紧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败了印度侵略军，保卫了祖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对未来的边境局部战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了通篇的官话、空话、废话，总结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未来反侵略的边境战争也都玩成这种结局，那不打也罢，我们祖宗要都是这种德性，肯定走不出黄河中下游。在边界未定之际，印度趁机扩大领土，中共享受着祖宗不断开拓而来的江山，不负守土职责，不保护藏人世居的土地，将六世达赖喇嘛出生地也送给了印度，再找什么理由也是荒唐可笑的。所谓藏南不易坚守的理由也不足信，地理条件对双方是平等的。中国人在边境地区有高原公路可以利用，战时已经迅速修通了至达旺的公路。印度人从平原到麦克马洪线，徒步送给养要走半月以上，沿途全是高山峻岭，丛林河流。因为印军靠数量有限和装载量很小的直升飞机不足以供应前线需要，基本上靠脚夫运输，军队也是徒步行军。卡车可以开到德让宗和邦迪拉，通往达旺的公路仅能通行一吨左右的吉普车，大雪封山，印军一样难于通行。西藏冬季封山是常见事，青藏高原千百年来如此，谁也未因冰雪而放弃西藏。如果印军不北越西山口，他们没有大雪封山困扰，但如果他们进入达旺，他们背后也有大雪封山问题。可印军偏偏占领了达旺！运输线长、后勤保障困难，整个西藏都是这种情况，不光是作战物资，全部物资都要从内地运输到西藏，无非再多些麻烦，既然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之领土，再困难也要坚守。中国人就是好大喜功，印度的困难并不比我们小，国力还不及中国，其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地形复杂肯定不利于大兵团作战，所以印军也不可能取得兵力上的优势，即使中国守不住整条防线，至少固守达旺和瓦弄地区还是可以的。关键是一开始就不是为收复失地，不过显示一下军力，吓阻印军。1960年周恩来、陈毅访问印度时向印方提出的“以东换西”或“弃东保西”方案，也是以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控线为基础提出的。按照这一方案，中共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麦线以南地区。但印度并不领情，印度认为边界线划在哪里对他们有利，连麦线也不必遵守，更不屑与中国协商。实际占领的主权，事后基本上都为国际所承认，过去中俄边界俄方不断侵蚀中国领土，超出不平等条约的部分，最后中共也照单全送了。从1980年代以后印度又开始蚕食麦线以北中国领土来看，印度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印度是按照通用的行为准则行事，并不接受中共的“实际控制线”法则，中共的一厢情愿不但达不到应有效果，还会给对方传达错误信息，最后适得其反，吃了大亏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留下一大堆后遗症。
对于有争议的土地应当是利用一切机会推进（印度就是这样），以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来争取谈判中的主动权，先发制人，抢占先机，而不是以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消极防御手段被动挨打，打急了再短促突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思是把印度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谈判是为了争取利益，既然失地已尽收，谈判的筹码全部在手，着急的应该是印度才对。军队乘胜后撤，印军不战而收复失地，还有什么谈判的必要！在今后的中印边界谈判中，中方绝不可能通过谈判收回失地。尼赫鲁曾在议会中说：“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印度的强硬态度说明，除了武力解决争议，没有谈判的余地，因为只要一谈判，便间接证明领土存在疑问，就有可能丧失掉。时至今日，当年决策的愚蠢以及不可挽回的后果，显现得十分清楚，中方在边境一带的退让毫无积极作用。通过战争击败印度军队，分化朝野关系，博取民间好感；通过让出西藏最富饶的土地来维持两国和平，把印度拉入中共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这两种想法都可笑至极。印度人认为麦克马洪线本来就是他们的国界线，理所当然继承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地图，无须领中国帝王的情，就象日本宣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一样，并不因为中国政府不去管治，便感激万分。对于一个新生政权，保护先辈留给它的那份领土是最基本的职责，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而民间对政府再不满意，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也不可能站在中共一边，欢呼共军乘胜撤退，放弃国土。毛泽东是中了马列主义的毒，以为全世界都会象中共一样，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取代国家民族概念，起来推翻本国政府，加入武装保卫苏联或保卫中国的统一战线。当年日本侵华期间，毛也曾有过日本人民会起来反抗军国主义的幼稚想法，抗战之后更是高估日本人民反抗美军占领的革命决心。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也是一种凶恶的民族扩张主义，是以国际主义为包装的狂热民族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如此，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亦如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中共的忍让也无非是反美的权宜之计，建立亚洲毛氏共产帝国才是真正目的。而印度人认为，中共建政初期，他们曾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奔走呼吁，朝鲜战争期间是善意的第三方调停人，帮了中共的大忙，边境之战是中国对印度的出卖。有一种说法是，1956年达赖喇嘛到参加2500周年佛诞时，周恩来为了让尼赫鲁劝说达赖喇嘛回藏，曾以承认麦克马洪线、在边界上让步为条件，买通了尼赫鲁。[11] 这正是中共的“以东换西”政策，而印度决不会以领土作为交换条件。
再说打了胜仗而不收复失地，那与败仗更没有区别，反而让印度人摸清了中共的底牌是害怕得罪印度，并不是想夺回有争议的土地，也表明来自中国的领土威胁根本不存在，以反华来激发民族主义的成本降低。毛泽东懂得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在前线是同尼赫鲁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沉重打击了所谓“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尼赫鲁政府。中国人流了血，政治上全无收获，虽吃败仗使尼赫鲁政府丧失威信，但其后的印度历届政府都坚持防范中国的政策，无论中共怎样表示善意，印度都深怀戒心，一直在扩充军力，准备打赢与中国的未来战争。印度利用中苏间的矛盾靠拢苏联，远交近攻，左右逢源，既不必担心中国的领土要求，又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还可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增加中共的防卫困难。“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到1964年5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价值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64年9月，苏联决定在未来五年向印度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停止向印度提供军火，苏联则大力向印度援助相关军事物资。在1967年，印度获得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500辆，100架战斗机；1969年至1970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45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150辆轻型坦克，140门口径为100毫米的火炮，两艘潜水艇、一艘驱逐舰、120架MIG-21型截击机、32架安型运输机、140架战斗机、109架直升机、50套地对空导弹发射设备。同西方相应的价格相比，苏联的上述军事设备一般便宜40-50％。至于从苏联大量购买军事装备的意图，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B.Chavan)在1965年9月表示，苏联的武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对付中国。”[12] 由于苏联和美国的支持，印度态度强硬，1962年12月9日，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阿联和加纳等六个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商讨调解中印边境冲突。印度不接受六国建议，并把科伦坡会议六国调解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国。战争使两国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仇恨加深，印度加紧发展核武器，主要目的就是制衡防范中国。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共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中共武装巴国，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直到1993年9月印度拉奥总理访华时，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中印关系才算在表面上正常化了。
继中国之后，印度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但甘地的和平非暴力思想深入人心，加之印度人普遍信仰印度教，阶级斗争理论并不象中国那样能赢得广阔市场。苏联不能在印度取得中共式的胜利，因此《苏联大百科全书》指称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也不断批评印度共产党，直接干预印共活动，“1950年1月2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的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号召印度共产党‘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而当时印度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应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共产党的猛烈批评，造成了印共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改组。新中央与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线，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的道路。而本来就反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丹吉(Shripad Amrit Dange)、高士(Ajoy Kumar Ghosh)等人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这条新路线，致使印共公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情报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产党的斗争陷入更为严重的困难，从而也成为印共党内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产生严重分歧的一个重要起因。”[13] 朝鲜战争中，印度热衷于调停，斯大林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开始重新审视印度的作用。赫鲁晓夫上台后，加强对印经济和军事援助，苏共大力吹捧尼赫鲁为“杰出的东方政治家”，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急速升温，并保证让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鲁的内外政策。在斯大林死后，制约毛泽东的力量已不复存在，毛承袭了斯大林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的外交战略，印度成为美苏中三方都极力拉拢的对象。中共革命成功使毛泽东地位大增，他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应该从莫斯科转至北京，斯大林与后任者赫鲁晓夫都有过让毛负责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表示。这显然不能满足毛当世界领袖的欲望，但实现这一目标先要搞定亚洲各国，需要选择那些同中国有着相似政治经济背景的亚非国家，作为输出毛氏革命的目标，贫穷的邻邦印度自然是首选。由于尼赫鲁是民族主义者，又是不结盟运动领袖，虽然对遏制西方有一定价值，但使之加入毛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也不容易。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印度处于“中间地带”，毛认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可惜毛在国际政治天平上的分量不够，感觉到印度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政策，印度则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中共进军西藏以及后来的平叛战争，增加了印度的警惕，毛拉拢尼赫鲁不成，便转向分化印度，如果印度资产阶级垮台，印度共产党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
中印战争后，印度迅速向美国和苏联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他们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英迪拉·甘地政府把“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印军虽败，此仇必报，多年来一直加紧备战，今非昔比，再想一战而胜印军，可能性极小。后来邓小平也想大打一下，因国际局势不利于中国，也只好忍痛放弃。如今印度有了核武器，控制着印度洋运输通道，中共经济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制约，收复失地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若当时不撤回到麦线以北，首先从事实上否认了麦线的合法性，领土在手，也能为其后的边界谈判打下基础。战场上得到的土地，战后又放弃了，这只能让印度人认为中国人既无实力去保住它，又缺少国际法上的主动权。近年来，中印之间虽然展开过数次边境谈判，但战场上失去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决不会得到，朝鲜停战谈判的例子早就证明过了。
四、参与越战
如果说当事后诸葛亮容易，再精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完全在事前判断朝鲜战争对中国带来的长期影响，充分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那么朝鲜战争已经给中国内外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除了依靠苏联别无出路，与苏联又因内部纷争演变为全面对抗，反而倾尽国力参与越南战争，就无法否认毛泽东在国际政治上的愚蠢和专断，因为这期间已有愚蠢的对印战争结局作为注脚，中国未从战争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只不过是中国人皆被“红太阳”的光辉照盲了眼，跟着瞎忙乎罢了。如果非要说朝鲜战争是毛泽东百废待兴的新政权为了获得苏联的经济和国防支持、不得不迫于斯大林的压力而参战的话，那么长期参与越南战争就是毛独立自主的行为，又是在中国急需建设以及从大跃进悲惨灾难中复苏的关键时刻，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去填越战黑洞，毛极端的好战性格便展露无遗。中共革命成功后，斯大林把亚洲共产党交给毛泽东管制，把朝共、越共、日共都推给了中共，援越的武器也是通过中共转手越共。是什么力量迫使他做如此大的动作呢？答案看来只有一个，是毛自己想以输出革命来建立毛氏社会帝国主义体系，自己当世界革命的领袖。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只是一种理论主张，列宁斯大林部分实现了马克思的愿望，毛泽东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便天然地认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历史使命非他莫属。中共的老朋友美国人斯特朗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毛泽东未表示谦虚。毛泽东见到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戴着一枚毛像章，象小孩子一样高兴，紧紧抓住朱莉的手。毛在大跃进时期的北戴河会议中曾谈到支援越南，对省委书记们表露出他的万丈豪情：“派人到越南去时，我讲过一句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上的，是劳动人民的；打敌人也不是胡志明的事，是地球上的事，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政治协商会议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14] 毛的言外之意是管理地球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他的头上，地球政协主席一职自然非毛泽东莫属。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全球播送《东方红》乐曲，宣告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后来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急于输出革命的举动，就是盖有这种毛氏印记的社会帝国主义思想的实践——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
雄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早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15]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包含了国内战线上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专政，国际战线上对抗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西方反动派，将全球划分三个世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称第一世界，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为第三世界之首，另立反帝反修的一极，实际上是想做第三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将此标记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发展和外交原则，尽管这种思想带有强迫妄想狂症状。1970 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 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并说美国和苏联都是纸老虎，言外之意，只有中国是真老虎。为了表示其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1970年天安门召开声援柬埔寨亲王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发表“五·二○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西哈努克情绪高昂，先后用华语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喊：“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从外国元首口中喊出的万岁，比中国人关起门来三呼万岁更有说服力，说明他老人家的国际领袖地位开始获得一部分非共产党国家的认同。毛表示：柬埔寨需要什么，只要中国有就给。中国所给的东西，同西哈努克亲王领导柬人民斗争给予中国的东西，是无法相比的。中国人给红色高棉金钱武器，帮西哈努克建立流亡政府，西哈努克满足毛泽东的国际领袖欲。毛泽东还说：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这当然是说毛当盟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求解放。在支援柬埔寨抗美斗争中，中共已超越和取代了苏共的领袖地位。三个世界的划分，正好体现毛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右派的惯用手法，将国共内战时政治和军事的两手统战策略，运用到国际政治博弈中，表现出毛泽东政治理念和国际视野的偏狭。毛对西哈努克说：“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和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我们已经打了25年的仗了。在那些年里，我们和蒋介石打了14年，和日本打了8年，在北朝鲜和美国人打了3年。”[16] 在毛泽东“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大战”的思想指导下，中共的好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要准备打到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也没有。如果不准备打烂仗，就不敢打。要准备上延安。如果想和敌人一样算飞机、算物资就不能打了。三千架飞机是打不了好久的，思想上一定要准备打烂仗。争取烂一半，不准备打烂仗，就没有勇气，就不敢打”。[17] 赫鲁晓夫指责毛泽象只“好斗的公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国际地位，所以战争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没有战争就不能体现他的生存价值。战争必须有敌人，所以有敌人要打，没有敌人创造出敌人也要打。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18] 毛泽东渴望战争，希望打世界大战，他对赫鲁晓夫说：“你应该做的是挑逗美国人采取军事行动，我会给你足够的师来粉碎他们，比如100个师、200个师或者1000个师。”赫认为毛的想法早已过时，部队越多的一方越要挨炸弹，一两颗导弹就能使所有的师化为灰烬。毛嘲笑原子弹是纸老虎，赫鲁晓夫是懦夫。毛当时躺在他的游泳池边十分轻松地谈论战争问题，在他看来，人命根本算不了什么。[19]
越南战争满足了毛泽东打败帝国主义的好战激情。所以，越战是美苏中三方消耗巨大的战争，比之朝鲜战争，象黑洞一般吞噬着巨量国民财富。美国对南越的支持尽管巨大，还算不上伤筋动骨，而中国对北越的援助，是一场为祸20多年的重大民族牺牲，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重大灾难，是毛泽东这个战争狂人一手制造的。《中国秘密大发兵》一书揭示：
二十多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默默无声地对越南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汇等等。中国对越南提供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中，除了大量的一般物资，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外，还有许多成套项目援助。建设项目共450个，到1978年7月已建成339个。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曾先后派出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两万多人次……[20]
以中国的经济实力，200亿美元的援助，可以说是倾家荡产。苏联也援助了越南250-3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五六十年代的援越期间，中国人均GDP只有几十到两百美元之间，外汇储备常低于5亿美元，到了停止援越后的1976年外汇额刚达到5.81亿美元，其中很多是支援祖国建设的侨汇。美国援助欧洲16国的“马歇尔计划”，才动用了130亿美元，当该计划临近结束时，西欧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并最终走向一体化。美国援助台湾20多年，总计20亿美元，台湾经济快速起飞，位列“亚洲四小龙”。中共建国初1950－1959年，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156项工程）总计不过73亿元人民币，按当时对美元2.5比1的汇率折算，约合29亿美元。美国及苏联的对外援助都是要还本付息的，中国本应是受援助对象，竟然无偿赠送如此巨额的资金。挥霍中国人的活命钱，加重了经济困难，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所以毛泽东在1975年9月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不惜血本支援越南战争再现出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本性，决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安全，把这么多钱用于国计民生，用于国防建设，安全会更有保障。
在玩国际政治游戏中，毛泽东根本谈不上手腕高明，远不如越南的胡志明。胡志明以一个终身献身民族民主革命，留着山羊胡子的和蔼老人形象，无论在越南或者共产国家，在人们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一个最完美的革命领袖形象，曾倾倒无数中国人，越南人和中国人都尊称他为胡伯伯。胡志明在越南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毛泽东，如神祇一般，一首“光荣归于领袖”的歌曲唱道：“胡志明同志一诞生，就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如同中国版的《东方红》。但胡志明是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早年在越共的派系斗争，曾坚决执行斯大林血腥肃托政策，秘密杀害了越共著名的托派领袖藉秋收等一批人，在党内开展大清洗，而对外界却一洒“同情之泪”，以示与已无关。他还三次致信中共，唱和王明、康生的肃托论调，污蔑陈独秀等托派领袖拿日本人的津贴，破坏抗日战争，出卖中国，企图让中共也下手杀害中国的托派分子。[21] 胡志明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斯大林曾让中共代表越共，“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在苏联可以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共曾迫使刚取得奠边府战役胜利、准备一举统一越南的越共接受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以北纬17度线为南北军事分界线，越南对此深感不满。中共交恶，胡看出毛想与苏联争雄，利用中苏紧张关系，伸出两手，一手向苏联要钱要武器，一手要中国出钱出人。每次来中国访问都借毛狂妄自大和慷国民之慨的性格，一面吹捧老毛，一面掏出帐单，面带笑容，狠狠敲诈一番。1965年5月的一次访问，胡伯伯掏出一张“路线图”，上面标明河内以北12条公路要中国修建，真是狮子大张口。胡伯伯是中国通，能用中文写几句诗文，每年绝大部分时间住在中国，娴熟掌握中国人至上而下的心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让中国人心甘情愿拿出活命钱来，供养了越南20多年。胡伯伯来中国就象走亲串门一样方便，吃喝玩乐，游山逛水，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都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在雷诺汽车厂做工时就认识了胡志明。周恩来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职，胡志明也相随来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还担任过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越南与中国一样是落后的农业国，胡志明倾向于中共的成功经验，但也能够娴熟地运用中苏争执，常以“调停者”的身份发挥影响，在苏共与中共之间左右逢源。毛泽东与胡志明更是不拘小节，有一次胡夏天来访，与老毛在屋里一起光着膀子侃侃而谈，两位“膀爷”不亦乐乎，亲如一家人。胡志明病重时，中共先后派出四个医疗组，紧急飞往河内。胡逝世时，中方医护人员痛哭失声，周恩来亲往吊唁，悲痛地自责着地对越南领导人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胡志明死后，中越关系降温，为了继续勒索中共，越南人还是善于用吹捧毛泽东思想的办法获取最大利益，黎笋在一次访问时当面奉承毛泽东：“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22] 没有毛泽东的支持，越南无力战胜美国是真，说越南人也学习毛主席著作，靠毛泽东思想打仗，过于夸张，从他们不准中国援越部队对外挂置毛主席语录牌，不准中国人在越南宣传毛泽东思想，就可看出这是假话。因为越南自有胡伯伯的光辉思想，用不着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国家里自然是本国领袖的思想居主导地位。美国人一撤退，越南马上翻脸不认人，视中国为世仇，毛泽东思想扔进了垃圾箱。就是这个黎笋，极尽两面派手段，心中充满对中共的仇视，为获取钱粮，利用毛“无条件地满足越方的要求”的指示，猛拍老毛马屁。越战结束后，黎笋专门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对付中国，让苏联填补美国撤出后的力量真空。所以越南人每一次拜见毛泽东，都是看准了中共的冒傻气，都是中国人无端损失生命和血汗钱的可悲时刻。毛泽东在他的“革命领袖”、“马列主义顶峰”、“人民导师”的三道光环笼罩下，久已失去正常思维。毛的精明在于他的权谋之术，是党内斗争高手，无人能及，但却是外交谈判的庸才，脑袋容易发热，说话不留回旋余地，海阔天空乱弹一气，缺乏缜密的思维和策略，特别是在受到奉承或批评时。中越之间的过分亲密和中苏之间的恩怨，基本上都是个人情绪在左右着他的思维和政策，身边的高级干部都是些玩枪杆子或拍马屁的能手，起不到幕僚和肱股大臣的直言上谏作用。越南成功利用了中共，中国人也跟着毛狂热地支持越战，当年有许多红卫兵，千辛万苦偷渡到越南，希望参加抗美援越，即可知中国人的痴迷程度。只是胡志明倾向于与苏联结盟，在边界领土归属、华侨等问题上，对中共深怀戒心，以中国战国时期远交近防的谋略，虚以委蛇，利用中共欲与苏联争夺越南控制权的机会，捞足了好处。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北越更加速倒向苏联，苏联的援助也超过了中国，越南战场也成为中苏对抗的前沿阵地，中共不准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运往北越，也不谁建立援越的“空中走廊”，更加引起越共不满。越共已与苏共结盟，之所以没有公开宣布反华，完全是为了继续榨取中共的钱物。越共的亲苏政策，使中共的援越政策失去拉拢越共抗苏的战略设想，美国退出越南又减少了牵制苏联的力量，中共又不能单独掌控印支局势，反而使苏联顺势接管越南，纳入苏联势力范围，以越南为基地控制中南半岛，对中共形成三面包围态势。越共的意图则是借苏联之力控制中南半岛，建立以越南为首的“印度支那联邦”。中共支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正与越南的战略意图相违背，于是悍然出兵占领了柬埔寨，消灭亲中的波尔布特政权。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越南认为这是牺牲他们的利益，公然与中共决裂，完全倒向了苏联。
中共援越人员在越南也是吃力不讨好，处处受监视控制，不准公开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准挂毛主席语录牌，捡到一块自己击落的美机残骸，越方都要求中方上交。回想起1945年苏联占领东北，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拆了个精光，全部运回苏联，中共只是私下怨言，当面连屁也不敢放，会场上还要挂斯大林画像。中共白养活越共，还如此理屈气短，一有风吹草动，中越反目可想而知。越南当局不准民众与中国军队交往，越南民众恐惧越共迫害，除了急病，从不敢私下与中方人员接触。援越部队以为自己是人民子弟兵，象在国内一样，发扬学习白求恩和雷锋同志的优良传统，四处为越南人看病、理发、挑水、扫院，让越方更为猜忌。有一次，一位越南妇女吴八姐小产，大出血休克，十分危急，到中共部队111团求救。中方以为事关人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派出军医乘登陆艇支援，紧急输血抢救。谁知越南当局规定群众找中国军医看病要由省委批准，阻挠中方施救，而求救于水平太低的越南医生，就等于死亡。事后，吴八姐感谢中方，军队首长赶忙说，应该感谢越南劳动党，感谢胡志明伯伯……一场救死扶伤的善举，差点酿成外交纠纷。毛后来也无奈地批示：“不要热心过度！”[23] 共产国家漠视本国人民生命的通病，从这个小故事里即可看出，也证明中共在越南的辛劳纯属瞎忙，象一帮自讨苦吃的傻瓜。其实热心过度的正是毛泽东自己，他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话说得太满，不留回旋余地，中国人在这种后盾加后方的方针指引下，无端耗费了本该用于民生建设的宝贵资金和时光。亲如一家的关系又引起越南人的猜忌，因而种下越南跟随苏联反华的种子。邻居就是邻居，勿把别人家当自己的家，“拆了墙就是一家”的逻辑思维，当有喧宾夺主之嫌。邓小平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说：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参加毛泽东同志与黎笋同志北戴河会谈的中国官员——在越南问题上“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毛泽东同志是有远见的。……我们的过分热心确实已引起越南同志的猜疑了吗？现在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里。除了铁路建筑和东北地区的军事工程是我们提出的项目外，我们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此外，我们还讨论了战争爆发时参战的可能性。由于我们如此的热心，你们怀疑我们了吧？中国人是不是想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图。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任何外交辞令。如果说我们犯了一个引起你们猜疑的错误，那么这表明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有远见的。
另外，目前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名声不好：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中国是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们遇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你们在前线，我们在后方，我们要尽力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但是，我们不应该太过热心了。
……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我认为不是偶然的：一艘要到鸿基加煤的中国船被禁止进港，它不得不在海岸边滞留了4天，上岸打电话的要求也遭到拒绝。这艘船是在执行一项贸易协定的任务，不是战舰。
……现在，我要谈谈我们两党、两国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目前在你们国家的10万中国军人中，有些人可能犯了错误，而你们方面有一些人要利用这类事情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制造分裂。我们应该直言相告，现在，我们的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评判问题，你们是在怀疑中国帮助越南有自己的企图吧？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助，希望能直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在国内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4]
按正常思维，既然越南对中国人的无私援助深存戒心，中方应该立即中止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待到越方要求急切时，再给予一定的有偿援助，既解燃眉之急，又不失国家利益。以包办代替的方式倾力帮助越南，正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荒唐之处。在国际关系上，斯大林堪称老谋深算，毛泽东则显得过于浅薄。越南人一方面勒索中共，一方面又对中国处处设防，中国船只进越南港口补给和躲避美国飞机，竟遭到越方拒绝，中国人不满意，认为这么无私帮助你们，而你们却如此对待我们。越南人说：这是我们的主权，你们只有在获得允许时才能进来。与此相反，所有的越南船只和飞机，如果遇到美国飞机的追击，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中国的港口和机场，越方从不尊重中国主权。在主权问题上，越南人当然没错，中国是大国，中国船只随便进出越南，那越南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了。愚蠢的是中共，你随意出让国家主权是你的事，不能要求越南也象北京的大杂院一样，随便推门而入。美国人亨利·莫尔是越战时的军事人员，他在《越战前后目击记》中说道：
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经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虽然中国的毛泽东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二十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样，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中国在越南的教科书里或民族记忆中是一个侵略者的形象。越南人把1954年打败法国人、1965年打败美国人、1979年打败中国人，相提并论，证明越南是不可战胜的，打败世界三大强敌是民族历史的光荣。越南人认为他们是个英雄的民族，英雄般的民族记忆中是不应该有不英雄的事情的。所以他们能不提冯子材帮助抗击法国人，不能刘永福援越抗法的黑旗军，也不能提中共军事顾问团帮助攻下奠边府，一举结束法国人的殖民统治。更不可能说，是由于数十万中国将士浴血参战和亿万中国人的倾力支持，才有能力抗击美国。越南人念念不忘中国统治了越南八个世纪，死记住在中共的压力下，“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25] 越共领导人黎笋说：“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26] 耿耿于中共影响了他们的统一，却不说这正是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让越共“必须承认越南存在两个国家的事实，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南越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27] 中共只是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而毛泽东并不是个喜欢和平的东南亚共党领袖，连毛当时都要考虑苏联的意见。越南北方古称交趾，作为中国的正式行政区长达千年之后方成为独立国家。在中国人慷慨援越期间开展反华宣传，这足以抵消中国对越南人民的正面影响。越共的胜利，中共起决定性的作用，越南国土狭窄，战略回旋余地不大，没有中共的鼎力相助，越共连一年也支持不下去，更不要说统一越南全境。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即派出陈庚、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共的抗法战争。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妆国防部长武元甲等，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兵。黎笋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军飞行人员、志愿军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需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人员都在内。”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方明确表示：“这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中共的援越是全方位的，慷慨无度，白给白送，吃穿用无所不包。1962年胡志明和阮志清来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一次就给了各种枪支9万支，以后的几年中更展开大规模的援助，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以及外汇，源源不断输往越南，仅粮食每年就送给越南50万吨。在这之前的1956年，贫穷的中国就给了越南价值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超过苏联给越南的4亿卢布。[28] 1965年4月20日，人大常委会也作出决议，宣布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赶走美国侵略者。为了统一组织援越和处理有关的涉外事宜，周恩来总理决定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小组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质部、外贸部、经委、计委、对外经委、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军务部、装备部、军交部、通信部、情报部等21个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组成。至此，全国性的大规模援越抗美行动展开，并先期派出10万工程部队赴越修筑公路。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作战部队主要是高炮部队，分九批轮换作战，计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和50个队属高炮营，及部分高机连和勤务分队等，总计15万余人。主要担负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安沛至老街段、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原钢铁基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方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在历时3年9个月防空作战中，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援越部队几乎承担了越共战争系统所有工程、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宽和运输工作，并在云南和广西扩建了后勤机构。中国支援部队还为越南新建了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新扩建铁路战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敷设水底电缆近8公里。工程部队还新建和改建友谊1号、3号、7号、8号、10号、11号、12号等7条公路及附属防护设施。共计修路1206公里，总长6854米的桥梁305座，总长46938米的涵洞4441座，完成土石方3050万立方米。工程质量优良、美观。后勤部队完成的主要工程有：坑道239条、总长2.5万之米，坑道口露天炮阵地138个，掘开式永备工事149个，海底通信电缆15条、总长103公里，永久性道路和施工道路171公里、桥梁14座、涵洞21个、码头9座。共计完成土石方84.76万立方米。相当于沿越南北方845公里海岸线，堆筑了一道高一米的护墙。越方对各项工程的评价说：“工程抗力均超过越方要求，工程质量高，坚固，适用，伪装好。”通信工程大队援助越南架设通信线路，共架设330杆公里，挂线894对公里，安装了4个载波电话站，还架设了由其中一电话站至越南西北军区驻地的中继线。中国海军出动扫雷部队，共出海586艇次，总航程2.78万海哩，总清扫面积201平方公里。中国军队先后抽调部队和民兵，配备大批机械、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了5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159公里，连同新建扩建的油库、泵站、通信设施和铁路专用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0多万立方米。防城输油管全长99公里。这两个地段的输油管，分别于1972年6月15日和11月6日开始向越南输送油料。通过输油管输送的汽油和柴油总计130万吨，占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一半多。援物资的运输任务也十分艰巨，据1965年至1979年的不完全统计，铁路运输援越物质3.05万余车，广州军区仅5年的统计，经水路运输的援越物质共达12.5万余吨。1972年8月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仅从中越边境的5条运输线，运入越南的各种物质62万余吨。到1978年止，中国对越援助总值折合美元达200亿（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29] 1971-73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时期，中国更是加大了对越援助，抢运物质，三年间的经济、军事援助协定金额超过90亿元人民币，1973年还给了1.3亿美元的现汇。为了贯彻毛泽东援越指示，各地还展开对口援助，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相继成立了援越小组，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集中在农业、畜牧、养殖、种植、水利、土壤化验等几类上；数量分别为：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30] 这些援助还不够，越战时曾借（送）给越方北部湾一个海岛——白龙尾岛，作为北越的军需基地以瞒过美国的空袭。越方随后又侵占了南海的一些中国岛屿，旧岛未还，又占新岛，终酿成中越南海之争。
五、无赖政权
为了增进中越民间友谊，中国官兵利用战斗和施工的间隙进行爱民活动，帮助越南人民种地、兴修水利、修盖房屋、修车修路、理发治病、办夜校送书籍、教唱歌放电影、文艺演出等等。简直把越南当成了自己的祖国，实在是超出军队的职责。在援越抗美的艰苦岁月里，中国不仅派出军事和技术专家，还先后出动几十万军人换上越共军装参战，付出了重大牺牲。援越部队4000多名军人血洒越南土地，1000多名烈士长眠越南山岗。1971年3月6日，周恩来访越，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但无论中共怎样倾家荡产帮忙，越共也毫无感激之情，黎笋说道：
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31]
说毛泽东有东南亚扩张的企图还说得通，说中国非要为他们修路，中共向美国出卖越南，纯属一派胡言。是胡志明和黎笋要求中国帮助修路，一个国家连一条象样的公路也没有，还谈什么抗美战争。是中美和谈为越共减轻了战场压力，美国决定撤军，越南才有统一机会。黎笋完全忘记了拜见毛泽东时那种如同奴才般的巴结与谦卑，共产党政权领导人都是这种无赖嘴脸。极权专制形成共产党政权的逆淘汰现象，在党内好人无法生存，只有小人和无赖才活得滋润。越共竟丝毫不念中共的好处，一旦羽翼丰满便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翻脸不认人。越战的胜利，越南否认这是中美之间缓和的好处，假如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就不会撤军，仅凭越共的力量赶走美国人，会象金日成独斗美国人给赶到了鸭绿江边一样。黎笋狂妄地说：“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如果他们（中国）要贯彻这种扩张主义企图，那就一定从侵略越南开始。这样，我们就得肩负起另一个不同的历史责任。……越南下定决心不允许中国推行他们的扩张主义计划。最近（与中国）的战斗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现在，他们仍然在许多领域里做准备。然而，无论他们准备到什么程度，越南都会胜利。……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或两百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也什么都不怕。我们只投入了6万军队，而且如果在近期我们要和两百万（军队）作战，那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不害怕。”说周恩来曾告诉他：“要是我从前就知道贵国同志们采用的方法，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长征了。”他认为“第一个害怕美国人的人就是毛泽东”，“越南非常勇敢，而他们毫无勇敢可言”，“我们和他们完全不同。越南人的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我们没有防御性的战术。每个人都斗争。”黎笋声称，“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进攻中国，我们决心赢得胜利。”[32] 日本人侵略越南时，未遇任何抵抗，越南人乖乖当了亡国奴；二战前后归法国人统治时，越南人都是顺民，是中共的胜利以及军事上的资助，才让越南人懂得什么叫做武装斗争，怎样打赢一场战役，怎样夺取全国政权。黎笋竟然以中共的老师自居，其厚颜着实令人作呕。
在越南人眼里，中国人是些破坏者，他们绝不承认越战胜利是中国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与朝鲜人绝口不提中共派志愿军血战联合国军的历史、朝鲜完全是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的英明领导下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一样厚颜无耻。在越南人眼里，西方人是暂时的对手，赶走就没事了，住在身边的中国人是永远的敌人，与中国的关系只能是利益上的暂时联盟。斯大林死后，中苏矛盾日趋加深，苏联不再让中共分管东南亚革命，越南逐步摆脱了中共的管制。越共领导人的领袖欲上升，企图主导印支地区共产革命，消除中共的影响，支援和领导老挝、柬埔寨、泰国的共产党武装，意图实现原印度支那共产党纲领中关于建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的设想。建立和领导印度支那统一战线，越南得地利之便，也正好符合苏联的意图，与中共的印支战略形成尖锐矛盾，中越两共之间爆发冲突是早晚的事。再从地缘政治上看，越南人在心理上害怕中国人恢复对他们的统治，其心态与朝鲜人一样，远交近防是最好的办法。在文化领域实行越南化，亦即清除维系越南文化和民族感情的中国因素，在政治上抵制中共的压力，迫使中共让步，使中越关系朝着越南的需要发展，这就注定了中越关系的不稳定性。这也是共产专制国家之间关系的总格局，因为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既是共产阵营的粘合剂，也是控制各国共产党的利器，中共的一切努力也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在中共眼里，越共是儿子党，不可能挑战中共权威，但在越共看来，不摆脱中共的影子就不可能在中南半岛树立威望。共产党之间受这层关系制约，中共敢于同苏联翻脸，越南也敢于与中共反目，出于一样心理。苏共没看出中共有反骨，中共同样没看到越共有反骨，都会干些费力不讨好的蠢事。1978年4月，中越边界发生武装冲突。8月以后，中越边界冲突事件更加频繁发生。1978年7月3日，即越南被吸收为经互会成员国后的第4天，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还签订了6个经济协定。在1978年的整整一年里，由于苏越之间关系的发展和柬埔寨边界武装冲突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和苏联之间再度出现紧张局势。越南驱赶南北方华侨达25万人，勒索和没收华人财产，入侵柬埔寨并推翻了中共资助的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公开对抗中共，最终导致了中越战争。毛主席的热心过度，换来的是自食恶果的结局。这应该是意料中的事：凡是共产党执政都容易演变为无赖政权，流氓无赖是没有人类情操和道德底线的。
中共虽然倾囊相助，但军事水准和工业实力实不足与苏联争雄，苏联向越南运送了大量的先进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战舰和其他项目。1965年一年就把价值约5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给北越。北越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也得到了苏联支持。河内的防空也是由苏联的地空导弹部队和高炮部队承担，河内外侧100公里以外才由中共高炮部队保卫。经济建设上也给予了大额资助，1955年即提供4亿卢布的无偿援助，用于恢复越南经济和工业建设。据越南方面的解密资料称，战争期间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越南的各种援助从1955年到1962年间，苏联向北越提供的财政援助总额约14亿卢布，并帮助北越建设了34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一系列医疗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重建了50个农业项目。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向北越的物资物资援助共约240万吨,其中中国援助约160万吨，苏联援助约 51万吨，其他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古巴等）共援助约25.4万吨。越南为其统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之中有500万平民死亡，1975年越战结束时，国土一片废墟，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20万妓女。越南又先后与柬埔寨和与中国陷入战争之中。长期的战争使经济崩溃，19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越南的无赖也体现在战俘问题上，美军在越南北方、南方、老挝及柬埔寨战场上被俘人员总数为1205人，越方正式公布的战俘名单仅为368人。因为这“368名战俘是倾向于进步的，他们懂得从他们方面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谴责美国政府并表示坚决反对这场战争。我们能够释放这批368名战俘的首要条件是，在全世界进步人民，其中也包括美国人民的斗争下，出现了良好的国际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尼克松不得不做出政治解决的决定。”其余所谓“中立”和“反动”立场的战俘则秘密关押，不让美国知道准确数字，以便获取有价值的资料。[33] 直到苏联垮台后，档案解密，美国人才赶紧向越南要人，越南因此对俄罗斯开放机密档案深表不满。
当然，不能光责骂越南人的以怨报德，中国人自己也不怎么样，凡事也要打个颠倒，在苏联人眼里，中国人也是忘恩负义的无赖。苏联援助中共的时间比援越还早，苏共主导了第一次容共，使中共以合法身份加入国民党而迅速扩大，又帮助国共两党开办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和培养政治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主要为中共培养政治领袖，并不教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生从知识分子到文盲都有，相当于文革时的工农兵学员。当时苏联国内经济非常困难，却以大量的资金援助中共，据回忆者说，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生活极为舒适，肉蛋奶面包咖啡等供应充足，一日吃五餐睡两觉，超过教授级待遇，而俄罗斯市民整夜排队都买不到一小块肉。苏联承担了一切费用，包括学生的全部路费，每年夏季的免费渡假疗养和困难学生的国内家庭补助。这曾引起苏联民众不满，留学生经常在大街上碰到莫斯科人轻蔑地询问：你们学习的钱从哪儿来的？[34] 第二次容共也是由苏联主导，释放了西安事变被扣押的蒋介石，这时的红军不足3万人，国民政府给了3个师的番号，编入国民革命军，才起死回生。斯大林说，国民党象“榨干的柠檬”，有了苏联的支持，国民党终于被中共榨干扔掉。建政后中共的海陆空军全部在苏联帮助下初步走向现代化，空军海军完全是依照苏联模式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组建成长。几十年的战争基本摧毁了中国的工业基础，电力交通等设施也遭受巨大破坏，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这对于基本为农民成份毫无经济经验的中共来说，苏联的经济援助无异于救命的甘霖。从工厂、企业、铁路、水坝、实验室、科学项目开始，苏联向中共提供成套设备和管理培训。1954年为156个项目，1956年发展成为211个项目，最高到1959年大约为250个项目。在价格方面，也给予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优惠。为中共打造冶金、石油、煤炭、发电、矿山采掘、电力装备、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制糖、航空、航天、交通铁路、国防兵器制造等全面的科研生产基础，中国大陆从此有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基础。“周恩来曾经说过，在1949年至1959年期间，苏联提供了10800名技术专家，另加来自中欧的1500名技术专家。苏联人则声称，在1951年至1957年期间，在苏联共为中国培训了13600名中国专家、留学生和工人。苏联向中国贷款的总数目说法不一，但据美国学者估计为22亿美元（约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35] 据中国官方的资料，到1955年止，贷款总额为56.76亿卢布，用于军事的约42亿卢布，加15亿卢布的利息，中国总共偿还62亿卢布。苏联公布的资料为66.117亿卢布，比中国的数字多出9.357亿卢布。中苏关系问题专家沈志华 先生研究的结果是：协议金额为68.713亿/实际使用66.163亿/军事66.88亿（其中抗美援朝约32亿）/经济3.283亿卢布。[36] 苏联帮助中共建设了198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崭新的工业部门，提供了1400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直到1963年中苏激烈论战期间，还对88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中共的宣传里只有苏联人背信弃义，撕合同、撤专家、逼外债，活生生一只蛮不讲理的北极熊，中国人则是一群可怜巴巴的羔羊，根本不提自己从唯苏联马首是瞻到蓄意挑起意识形态之争，恶意咒骂苏共是修正主义集团，苏共怎么可能再援助一个反目为仇的敌人。
当然苏联援助中共有其自身考虑，苏联在欧洲的共产革命受到阻碍，西欧压制苏联的扩张，安全受到威胁，外交极为孤立，急于在东方打开局面，倾力资助国共两党驱除西方列强势力，企图在中国建立亲苏政权，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形成拱卫苏联的远东安全防护带。所以，苏联在国内战争和对德战争的最艰苦时期，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和中共的援助，抗日战争初期，更是派出空军支持国民政府抗日。从中国本身的利益来说，苏联的意图最具侵略性，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外国在华利益相互制约的情势，更为损害中国主权。苏联对中共的慷慨资助，十分注意培养中国人的感恩思想，放弃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以共产革命中心的苏联为新祖国，来消除民族性与背叛国家的耻辱感。当这些人受苏联恩惠，从底层平民变为主导中国政治的领袖时，自然成为服从苏联利益的奴仆。中共党员名义上还是中国人，实际上变为苏维埃的国际主义战士，最高目标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胜利，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兴亡。早期中共完全遵照苏共指示行事，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就是感恩苏联并履行国际义务的突出表现。苏共与中共不能容忍陈独秀，是因为陈已有所醒悟，不愿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了。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躲到幕后，更方便地策动各国共产党的暴动，而不必为此承担任何国家责任，以苏联为中心的格局丝毫未变，中共作为苏共的第五纵队仍然为其战略利益服务。苏联的共产革命比法西斯主义更为危险，德意日法西斯动用本国军队侵略他国，毕竟能力有限，苏联是利用各国共产党之第五纵队发动无限战争，企图苏维埃世界化，自已又不担风险。我们把“曲线救国”的汪精卫视为汉奸，建立亲苏卖国政权的中共历史当成“爱国主义”，实在荒唐可笑。苏共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以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为共产革命的总司令部，培殖各国共产党，变各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为阶级战争，纳入其国际共产主义轨道，以达到控制全世界的目的。所以，苏联把中国人反对西方列强的胜利，也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北伐军占领上海，第二天《真理报》上就登出报道说：“上海是我们的了”。[37] 苏联将中共的失败也视作自己的失败，四一二清党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人的悲愤程度比中共不差分毫。但由于历史冲突，苏联人对中国人并不是很友好，苏俄是欧洲斯拉夫民族，从未被欧洲征服过，却让蒙古帝国统治了两个多世纪，“黄祸”的历史一直让俄国人有所警觉。俄国革命后，经济陷入危机，民众生活极为贫困，饿死许多人，人们普遍认为苏维埃政府把俄国人的钱和面包，大量拿来供养外国学生，以致国发生了饥荒。内心对中国人实无好感，中国学生走在莫斯科街上，经常碰到侮辱性的问话：“朋友，要盐吗？”这缘于苏联的一个民间传说：据说一个中国人夏天死在彼得堡（一说西伯利亚），为了防止尸体腐烂，用盐将尸体腌起来，以便运回中国安葬。海参崴海关人员检查棺材时看到这堆腌肉，当做轻蔑中国人的笑料，传遍整个俄国。除了受过卢布好处的中共高层，中国民众内心对苏联的感情也不好，东北关于老毛子的笑料也不少，俄国侵华和割占中国的历史积怨也深深刻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暴行至今令东北人记忆犹新。上层人物或政府间出于政治考虑的友好关系并不等于民间友谊，消弭历史矛盾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意识形态认同消失了，反华或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很容易煽动起来。
从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开始，凡是共产党国家都是流氓政权，所以中共的朋友都是这种档次，相互利用或反目成仇，也就不足为奇了。共产党行阶级专制，共产国家在交往中既要保持自己的利益，也要防止别国的侵蚀，阶级专政也就很容易变为国际关系的规则。苏联对不听指挥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出动军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国际关系中的样本。共产主义是一项国际任务，共产党阵营象一个大家庭，必须有一个大家长来实行统一领导，消灭家庭成员的自由倾向，因为单打独斗是无法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第一个共产政权产生，列宁便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演化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同时也是共产党国际联盟的组织原则，势力强大的苏共领导第三国际，也顺势成为共产阵营的领导力量。共产阵营既是主权联盟，又是上下级关系，如何协调这种复杂的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集中制，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心，最后集权于最高领导人。民主集中是共产政权特有的集权方式，其目的在于集中而不是民主，当共产阵营中的国家主权意识与从属关系原则发生冲突时，权力必须集中到大家长手中，必须以牺牲主权来交换利益。斯大林是强势领袖，作为大家长来主导社会主义阵营，使国家之间的主权与利益之争服从于苏联最高权威，就必须先赋予后索取。一旦这种格局发生变化，局部服从全局的强势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共产党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终结。毛泽东也是强势领袖，服从于苏联是由于中共太弱，不足以争得盟主地位。斯大林死后，中共经济也有了发展，便开始谋求借共产联盟的集中制原则，形成以中共为核心的国际联盟，由毛泽东当大家长。毛鼓吹世界革命，收买小共产党，增强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力，再逐步纳入中共麾下。毛设计的中苏关系、中朝关系和中越关系无不沿着这种轨道行进，苏中从师生父子关系到两强争霸，体现出毛泽东企图建立红色帝国的心态。毛不屑于出国访问，经常在书房或游泳池接见外国首脑，效仿斯大林的傲慢与独裁，就是这种心态的表露。毛明知倾其所有支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却热衷于参战，也是缘于中共是朝鲜和越南的上级。1958年6月28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8月19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38] 只是老毛的资本比不上苏联雄厚，才不及斯大林的号召力，不能以命令方式操纵仆从政权，只能凭花钱收买来培育效忠意识。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则是平等协商关系，也是互利互惠关系，美国无控制别国主权的野心，也没有攫取小国财富的意图，反而在安全和经济方面主动承担责任，美韩如此，美日如此，美国与欧洲莫不如此。民主联盟之间不存戒心，国家关系得以长远和牢固，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得到最大保障。苏联和中国对世界上的小国耗费了巨大的国民财富，换来的是国内的贫穷和受援国的不满意，就是因为这种专制联盟的先天不足，表面上一团和气，内心相互防范犯猜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从来靠不住，中苏如此，中朝如此，中阿如此，中越亦如此，苏共与东欧国家莫不如此，鲜有善始善终的。各共产党意识形态虽然一致，但政治利益不同，强势共产党与小国共产党的上下级关系，在盟主强势不变时国际共运才会形成步调一致的领导中枢。一旦盟主力量衰落，小共产党之间就不可能形成国际联盟并建立领导中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随之消亡了。如朝鲜、古巴或越南这样的小共产党没有号召力，只求自保而已。苏联一垮台，仅存的共产党之间没有了上下级关系，中共也放弃了盟主争夺，周边小共产党国家的主权意识也随之上升。
国际共运有全球中枢，也有地区中枢，中共既与苏共争国际共运中枢地位，也与越共争地区中枢权力，这就使苏越之间有了利益关系，与中共不过是短期利用一下。毛泽东到处输出革命，四处树敌，本来就令各国不安。常言道，无利不起早，你越白送别人钱财，别人越怀疑你是图谋不轨。任何国家皆以自己民族的利益为先，国家之间没有纯粹无私的援助，对自己国民敲骨吸髓，对外国人慷慨无度，难逃居心叵测之嫌。越南人十分清楚中国人穷困不堪，却总是不断勒索，是把中共当成了提款机，毛泽东当了傻大头。老毛除了精于内斗，国际博弈水平太低，出兵朝鲜是错误估计形势，越战是陷入被动的更大谬误，把国内急需的资金扔进越战的黑洞中，一无所获反受其害。在援助越战之时，还援助老挝与柬埔寨，支持泰共、缅共、马共（包括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印尼共等东南亚共产党反政府武装，在中国设立训练基地培训外国游击战士，设置秘密广播电台，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向东南亚输出武装革命，消耗掉数百亿美元。毛花钱没得到任何好处，毛派武装不断遭受失败，他的国际声望越来越低，在共产世界里更是臭不可闻。特别是红色高棉，毛泽东夸奖波尔布特奴隶营式的统治时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波是毛的一手拉扯大的学生，1969年底只有3000多人，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拥有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的军队。但波氏并不领情，认为自己胜过毛很多，严禁党内的亲毛化倾向。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39]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首领艾地(D．N．Aidit)阴谋发动武装叛乱，其势力已经渗透到苏加诺政府和军队中。1965年9月30日，由印尼总统府警卫营长翁东中校(共产党人)，带领部队发动政变。逮捕并枪决了亲美英的七人将领委员会中的六人(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逃亡)。10月1日，政变成功，印尼政府及海，空军和部分陆军均站在政变委员会一边。然而，恰恰漏掉了陆军战备司令部的苏哈托少将。短短的两天时间，苏哈托紧急调动可以使用的部队，又进行了反政变。在美英等国支持下，苏哈托终于掌握了局势。印尼共产党及左派分子遭到前所未有的杀戮，有20万印尼共被杀，另有几十万跟着共产党闹事的华人惨遭杀害。苏共为此指责这是毛泽东冒险主义的巨大失败。事变对中共的打击是巨大的，东南亚最大盟友从此不复存在，艾地(印尼共产党总书记)之死对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张戎的书中说：
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〇”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40]
毛曾想从海南岛调一个师支援艾地，可惜中共无郑和下西洋的能力，毛只好以诗代兵，追悼亡灵：“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41] 毛痛心他的学生，对几十万华人的死，丝毫不感愧疚，中共政府亦未采取任何保护侨民的措施。毛泽东思想的祸水流到哪里，哪里便如地狱一般。中共输出毛泽东思想，给东南亚各国带来动乱，也给华人带来无尽的灾难，一有风吹草动，华人是首先受害，至今南东亚国家仍对中共深存戒心。1998年印尼又发生大规模排华暴乱，首都雅加达市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不到三天时间就有5000多家华人的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2000多名华人被屠杀，数百名华人妇女遭强奸，20多名华人妇女因此重伤死亡，包括一个9岁和一个11岁女童。在“黑色五月暴动”中，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暴徒的残酷兽行震惊世界，各国纷纷发出强烈抗议、谴责印尼当局，联合国亦定此事件为种族骚乱并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前往调查。但江泽民政府却表示“不干涉印尼内政”，禁止所有媒体报导印尼“排华”事件，制止大学生自发组织的抗议行动，禁止在印尼驻华使馆前静坐，并如期支付印尼政府4亿元贷款。印尼有很多华侨跑到中共使领馆要求庇护，结果以“不是中国公民”为由拒绝保护，任由暴徒杀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迅速派遣客机前往营救。新加坡政府宣布樟宜国际机场24小时不关闭，接受难民入境。马来西亚政府也向印尼政府发出谴责。美国出动军舰救助难民，对印尼政府施加压力，并批准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华人抵达纽约时，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横幅。
毛泽东思想是使人邪恶的毒品，输出毛思想等于输出毒品。艾地中了毒，切格瓦拉与波尔布特亦是，竟把一套歪理邪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自认为其思想战无不胜，推行到国外却无一成功。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在其实践中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必然遭受各国政府的全力围剿。毛泽东思想是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大成，形成世界范围的毛共恐怖主义组织，在一些落后国家长期暴乱，无恶不作，使穷国更加贫困。毛派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80年代就开始种植古柯并生产贩卖可卡因，年收入曾高达高达5亿美元。90年代以来，毛派游击队采取绑架、谋杀、炸弹爆炸和抢劫等方式制造事端。如今南美洲的毛派游击队被消灭了，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秘鲁的古斯曼“毛泽东思想光辉道路游击队”也被消灭了，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进入了国会，完成了民主转型。印度的毛派游击队奉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及“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为宗旨，近几年来在印度发展迅速，人数增至2万多人，不断制造恐怖爆炸事件、封锁铁路公路、袭击警察与无辜平民，年年造成近千人的死亡。他们攻击为选举服务的交通设施，在农民中放出风声：谁要去选举，就砍断去投票的那只手，企图摧毁印度的民主政治。1925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后来派系林立，有印共（马）、印共（马列）、印共（毛）等，甚至有“保卫林彪派”，先后达数十个之多，内斗激烈。毛泽东思想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中共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再支持各国反政府武装，断绝与毛派游击队的关系。印度政府也宣布毛派共产党为恐怖组织，许多国家的毛派共党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这实在是件好事，若毛泽东的革命在哪里成功了，哪里一定是红色高棉式的恐怖地狱。
六、教训之战
越南人在越战中战消耗了美国2500亿美元和58022条生命，缴获了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获得数百亿美元的援助，遂养成自大狂妄性格。越南人的好战与善战，与中共军事顾问的长期扶持不无关系，越军是解放军的徒弟，却瞧不起中共军人，越军有句名言：“一个越南兵能对付十个中国兵”。中共在长期的援越抗法抗美时期，越南得到了巨量军援，中国新生产出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战场，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却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极少。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立即向越南大量提供，以保证越战之需。中共对越军援的狂热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不仅动用战备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逐步减少及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械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中，其产生的作用也不容低估。所以，越南敢于宣称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并不把中共放在眼里。越战结束后，越共的矛头立即对准中共，关系破裂，争端不断，毛泽东和中国人20年的倾力援越竟换来一个大仇家。中国人愤慨，邓小平愤怒，一旦愤怒深化为民族仇恨，战争就难于避免。于是邓小平下令出兵越境，说是要教训越南这个地区“小霸”。
当时越军布防情况为：第一道防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等地区。主力部队6个师零6个团。其中346师（高平师）和3师为越军王牌部队。325B师位于先安地区，338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3师和473师位于谅山地区，304师位于北山地区，346师位于高平地区，43团位于广宁省芒街地区，224团位于河浍地区，567团位于高平省重庆地区，576团位于茶灵地区，49团位于保乐地区，边防线上各有1个独立营。越军第二道防线为河北省与北太省地区。共5个师零3个旅、团。312师位于太原地区，431师位于慈山地区，327师位于东潮地区，329师位于鸿基地区，242师（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196团位于河北省谅江地区，经济建设总局38旅位于东幕地区，98团位于陆岸地区。此外，越军还有27个公安部队和大量民兵。1978年底，中方中边境线上共有17个师，22.5万人，以12个师的兵力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展开进攻。高平正面6个师，谅山方向3个师，老街方向3个师，分东西两路突进。1979年2月17日 拂晓6时25分，边防部队从1347公里的边防线上发起全线进攻。同时，地处东北，华北，西北的三北地区边防部队进入特级战备状态，以防范苏联。在东起广西龙州，西至云南金平的边界上，14路大军同时推进。开战后3个小时，解放军突破越军第一道防线。2月19、20日，谅山和高平正面各加强了1个师和40辆坦克，老街正面加强了2个团和40辆坦克。20日攻克老街，23日攻克谅山门户同登，25日克越北重镇高平，3月2日 克广渊，3月4日 强渡奇穷河，攻克谅山市。全歼越军主力第3师。同日夜，越南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发布总动员令，撤退外国使馆人，河内陷入一片混乱。中国宣布撤军，3月16日 完成撤军行动，战争告一段落，随后转入长达10年之久的边境线争夺战。16天的边境战争共击毁越军火炮340多门、坦克45辆、汽车480多台；缴获火炮840多门、枪械1.1万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并对越北的军用民用设施进行了毁灭性破坏。由于白扔了200亿美元后的复仇心理，老街攻击坑道使用了毒气，在奉命撤退时一路采取焦土政策，能拿走的机器设备全部拿走，能破坏的公产全部破坏，示为惩罚。沿途焚烧村庄，并在主要路段押送越南百姓为先导开路。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称，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7日共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合计越兵死亡5万余人。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写的《越南人民军五十年(1944-1994)》（军事谊文出版社有中译本）记载，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3个团18个营，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50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解放军撤退太快，又犯了中印之战的老毛病，放着大片土地不占，在边境线打了10年，为争几个小山头，成千上万人死在那儿，留下千百万颗地雷，炸死不少中国边民。朝鲜的上甘岭是残酷阵地战的代名词，其实老山前线的猫耳洞才是最残忍的阵地战。气候湿热多雨，洞内狭窄潮湿，毒蛇老鼠猖獗，不能见阳光，士兵多患烂裆病，光着屁股守在洞内，四五十度高温，吃饭大便全在洞里。上甘岭坑道主要是缺水，老山猫耳洞里有水也不能喝，双方的洞穴又挨得近，不便出来活动，阵亡遗体又运不下山，腐臭空气令人窒息，蹲猫耳泂的滋味为人类战争史所仅见。人命成本低廉历来是中共发动战争的优势，越战时死亡一个军人，政府给500-1000元抚恤金，伤一条耕牛也是赔500元，人命与畜牲同价。
中越交战，解放军几十年未打仗与打了几十年仗的越军作战，打得实在成问题，伤亡2万多人，推进了40公里，成效有限，花了多少钱，国人亦不得而知。军队训练不足，不习惯丛林作战。东线兵团指挥员许世友急于建功，向各穿插部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连越南的地形也没勘察清楚就仓促出击，导致了各部队在穿插过程中损失过大。很多指挥官没有现代战争经验，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不足。武器弹药质量也太差，文革中军工厂搞派战，产品质量监管不严，手榴弹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没出膛就炸了，死于国产劣质武器的竟有500人之多。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军服没有军衔识别符号，军官都是本建制的熟人，作战中指挥员阵亡，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士兵不认可新来的陌生人是他们的指挥员，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遭受严重伤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军队热衷于搞政治学习，是毛泽东说的“文化军队”。中共军队是一支政治化军队，却不是一支现代化军队，几百万军队的战斗力就是不怕死的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在内战中展示了威力，但这种落后的战术原则已经不适用于现代战场。打越南是杀鸡用了牛刀，却未达到杀鸡的效果，局限的战争实际上起不到多少作用。但军人的牺牲精神还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政治教育还在起作用。官方说，打击越南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国形象，这是自欺欺人，若说朝鲜战争树立大国形象还有些道理，不管这个形象如休；十亿人的大国打一个小小越南，仅攻到谅山便撤退，而谅山至友谊关只有18公里。越南人在几十年的战争中，全民皆兵，男女老少都能上战场，几十个人守的山头，要用一个团才能攻下来。从政治层面分析，即使站在中共立场上，也颇为失算，当时正是美国联华制苏之时，美国只是呼吁越南与中国同时从国外撤军，等于默认了中国开战，战端即开，不妨拿下半个越南彻底消除边患。越南地形狭长，最窄处仅有几十公里，东面是南中国海，西面是不足为中患的老挝、柬埔寨，只有北面与中国接壤，容易防守。一举消灭越军主力，彻底摧毁包括河内的工业基础和军事设施，再徐图后撤。已经落了个侵略者的名声，倒不如打个痛快。美军对北越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实行地毯式轰炸，中国也可对越南16度线以北实施毁灭性打击，中共军事力量远强过朝鲜战争时期，让10多万被驱赶回来的华侨返回越南，重建政权，也合乎情理。越南先前就是南北两个政权，再说自西汉时越南北部便是中国的交趾郡。苏联与越南毫不相干，却扶持起亲苏政权，与朝鲜也没什么历史瓜葛，送金日成回朝鲜执政，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美国人在越南撤退在于顾及人员伤亡，不敢展开大规模的地面战，而几千万越南人与10亿中国人拼命，绝对自寻死路。至于苏联出兵的可能性极小，朝鲜战争已经看出苏联怕事的弱点，除了本土受到攻击，不会为一个小国而与大国打一场烂仗，何况它还受阿富汗问题困扰，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中国开战。苏联有核武器，若为越南不惜引发亚洲核大战，可能性极小。应该说，为了消除毛泽东造成的恶果，临时性的惩罚性作战太过单纯，达不到控制南中国海和限制周边国家蚕食中国领土的麻烦，对越作战却没有这种远见。中共一撤退，又让越南人有了吹嘘的本钱：“最近，他们（中国人）调集数十万部队进来侵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动用了民兵和地方部队来攻击他们。我们并不采取防御姿态，这样就使他们遭受挫折。他们连单独的一个排也消灭不了，而我们却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团和好几十个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性战略。”[42] 也不能说这话没一点道理，美军撤出越南，算做是越南人打赢了，那解放军撤出越南，也应该是越南人胜利了。
中共对越开战的重要理由是越南侵犯中国边境，但边境线在中越“蜜月”期间一直较为模糊，用谈判就可以解决的。后来签订边界协议时，也是按照习惯性的边界线，一些中方占据的阵地也交还了越南，显然越南并未侵略中国。教训越南还有一个理由是“越南入侵柬埔寨”。越南入侵柬埔寨，虽然有自身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解放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人民。2009年1月7日，金边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举行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纪念大会，由执政党人民党所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吸引了4万多人前来参加，首相洪森以及人民党的数名官员也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员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色高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的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当年越南军队撤离时，受到柬国人民的热情欢送，根本不是赶走侵略军的样子。谢辛对于越南的感谢，与“对越自卫反击战”形成鲜明对照，历史无情地证明，毛泽东的中共才是柬埔寨人民的凶恶敌人。红色高棉屠杀的200万人中，还包括21.5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2万余名居住柬埔寨的越南裔。中共对于华裔被杀毫无怜悯之心，却痛惜屠杀人民的波尔布特政权。1978年5月，柬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现任柬埔寨人民党名誉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1978年 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赤柬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支持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金边，推翻了柬共的恐怖统治。越军解放金边的这一天，已成为柬埔寨全体国民的正式假日——大屠杀逾越日。中共此时发动所谓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其险恶目的不言自明。所以，中共从不公开纪念“对越反击战”，也不允许民间组织纪念活动，连退伍老兵也不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亦不言自明。中共帮柬埔寨打败了亲美政府，柬埔寨人民从不感激中国，中共在中南半岛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还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对越作战正是犯了短促一击的错误，是“自然冲动”意气用事，不是政治上的理智行为，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结下民族仇恨，将中国举国援越的巨大牺牲从越南史上一笔勾销，引致后患无穷。中越之间，本不应开战，一些中方控制的边境地段后来在正式谈判中又划归越南，足见开战动机并非领土之争。反省战争，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从历史教训中增长智慧的机会，是走向成熟的机会，不去反省错误的战争，愚蠢荒唐的战争还会发生。当时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已成趋势，越南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独立问题，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就是和平独立的。共产党非要以武装斗争来实现民族独立，不是借助联合国的国际法权威，这本身就是违背世界潮流的，共产党开战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在扩张。和平独立的好处是避免生命和财产损失，还可以取得原殖民国家的援助，英国与原属土国家就有着良好的关系，能加入英联邦甚至是一种荣誉。解决历史问题不能用煽动民族仇恨的办法，因为历史是古人的事，古今价值观念不同，国际秩序不同，不战而胜才是高境界。中共从不承认援越是政治的失败，教训越南则是政治军事的双失败。越南称霸印度支那，实际上是苏联在争夺印度支那主导权，越南进攻柬埔寨不久，中国即宣布开战，是为了遏止苏联的攻势，同时扶助波尔布特杀人政权。中共因此耗费无数，影响民生建设，却到处落不下个好。说教训一下就派兵出战，纯粹意气用事，那世界上便无半日安宁，因为该教训一下的流氓无赖太多了，大陆中国也属于该教训惩罚的流氓之列。中国人最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惜这种高境界需要有高超的外交智慧，纵横捭阖，非常人所能运作。轻易出兵，不宣而战，与朝鲜战争一样，中共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轻启战端的流氓国家形象，何况与越南原是亲兄弟一般，稍有不合便兵戈相见，绝情寡义，着实让人恶心。检讨战争错误，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国自古以天朝自居，中华乃世界之中心，以万邦来朝为荣，周边小国全是进贡的藩属，英吉利来大清通商，皇帝也当作一群贪婪的商人和乞丐。现在人们纪念郑和，以为中国当时如何先进，走向了海洋，其实郑和是为了满足皇帝的炫耀欲，数不清的宝物都用于了布施和展览，仅带回些动物及土特产。完全是一帮祸国殃民的呆瓜，再胡搞下去，不用满清入关就亡国了。所谓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麦哲伦为国家开拓疆域的地理大发现，不可同日而语。毛当然不会笨到不知地球是圆的，但他潜意识中的天下中心思想还是无法掩盖，有求于苏联不过是暂时的，一俟情况好转，“大头症”就犯了，甚至有领导地球委员会的想法。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热销，更激发了他走向世界革命中心舞台的雄心，他倾家荡产对外输出革命，是实现个人野心的第一步。越南打了几十年仗，放弃和平统一机会，也是间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毒害，现在又与中国为敌，更是愚蠢的短见。而中国人也在“中国崛起”的大合唱中，不断加热狂妄自大的民族性，南海出现争执，传媒上又充斥着“教训越南”的喊杀之声。一帮愚蠢狂热的无赖，永远不会有长进，殊不知军事解决南海争端的时机已经错过，小规模的冲突无用，大规模的战争不敢。邓小平的教训越之战，体现出战略眼光上的短浅，当时正是控制南海地区有利时机，苏美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南海是一块边缘化地区、重要性不高，南海资源还未开发，开战对周边国家的关联性小。对中国却有重大利益，南海作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中越十年冲突中，对南海运输通道的依赖性日益明显。现在南海问题已经国际化了，武力解决南海争端将导致周边国家军事联合及美国的干预，一旦战事开启，对中国自己的经济也将是毁灭的打击。
注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 P268-269。
[2]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二章，军事科学出版社，P80-81。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对外交部就印度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给驻印度使馆的批示稿的批语和修改”，P224-225。
[4]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轩时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P172。
[5] 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背景、过程和意义，香港大学中文网站（www.usc.cuhk.edu.hk）。
[6] 李达南：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起因和终结，香港大学中文网站。
[7]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四章。
[8] 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五章。
[9] 同上。
[10] 同上，第六章。
[11] 次仁旺久著：《汉人罗桑扎西》，第一章。
[12] 戴超武：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冷战中国网（www.coldwarchina.com）。
[13] 同上。
[14] 李锐著：《毛泽东的晚年悲剧》，1999年南方出版社，P112。
[15]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53章。
[16] 1964年9月28日 ，北京，毛泽东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引自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
[17] 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背景、过程和意义。引自香港大学中文网站。
[18]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P394。
[19]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P462-463。
[20] 王贤根著：《中国秘密大发兵》，1992年济南出版社，P271。
[21] 王凡西：胡志明与中、越托派，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87年7、8月号。
[22] 1970年5月11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引自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23] 《中国秘密大发兵——援越抗美实录》，P69。
[24] 1966年4月13日 ，北京，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与黎笋、阮维桢的谈话。引自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25] 李丹慧：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沈志华网站。
[26] 《B同志谈中国反动集团对越南的阴谋》，沈志华网站。
[27] 《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俄国档案》，1957年9月18日 ，齐米亚宁与中国驻越临时代办李志敏谈话备忘录。沈志华网站。
[28] 同上，1956年11月10日 ，葛罗米柯、科瓦利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29] 数字资料来自军科院军事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2005年出版。
[30]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沈志华网站。
[31] 见《B同志谈中国反动集团对越南的阴谋》。
[32] 同上。
[33] 1972年12月1日 ，关于在越美国战俘问题的报告，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俄国档案，沈志华网站。
[34] 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P34。
[35] 彼得·琼斯与西安·凯维尔合著：《中苏关系内幕纪实》。
[36]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37]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P122。
[38]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9章。
[39] 同上，第58章。
[40] 同上，第46章。
[41] 毛泽东：卜算子·悼艾地同志。
[42] 《B同志谈中国反动集团对越南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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