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莫斯科的傀儡
一、苏联儿子
随着内战的胜利进展，春风得意的毛泽东对斯大林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因为正在考虑建国问题，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权，取得苏联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中共定都北平，也是考虑了“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的理由，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不似那种通行的说法，是毛坚持独立原则，反对斯大林干涉中共内政。毛有时与斯大林争执，无非是关乎中共的存亡之争，假如中共完全脱离斯大林掌控，就不可能得到苏联的资助，毛早在陕北就输掉了，内战时期更少不了苏联。建政之始，毛更有求于斯大林，其心情比斯大林需要中共强烈的多，因为苏联在最需要中共出手抗击日本时，毛竟袖手旁观。然而形势已趋明显了，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中共也在节节胜利，斯大林需要掌控毛氏政权的走向，毛泽东需要依靠斯大林巩固他的新政权，初出山沟子的中共，还无独立接管国家之能力。毛自1947年始，即对访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数次向斯大林表达了访问苏联的急迫性。毛此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苏联，努力与莫斯科保持一致。甚至以新政权为赌注，向斯大林保证不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放弃外蒙古的主权，驱逐美国使领馆外交官，炮击英国军舰，便可知毛是铁心跟定斯大林的。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替毛传达了明确而真实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1]
这不是单纯的外交辞令，拍斯大林马屁。毛打倒亲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目的是自己取代这些人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毛向苏联一边倒与王明投靠莫斯科并无实质区别。王明等亲苏派主政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复制品：党中央设政治局，政府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各负责人称为人民委员；军队叫红军，民兵称赤卫队，肃反和特务机关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学校名称是列宁小学、列宁师范、高尔基戏剧学校、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还有共青团、少共国际师、少年先锋队（皮安尼尔）、苏维埃剧团；开会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挂苏联式的党旗；国歌为“国际歌”，国庆日与苏联一样，都是11月7日；定“国都”为瑞金，称为“瑞京”；自己发行货币（苏币及公债券），上面印有列宁画像；中央政府下设“九部一局”，即九个人民委员部（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时创建“红色中华通讯社”（后改名为新华社），以后两三年又增设了其他数十个国家部委局。“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2] 这个国中之“国”，从制度框架到话语系统与莫斯科基本一致，完全按苏联的模式来赤化中国，以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中国成为苏联红色帝国的附庸国。按照中国历史公认的传统评判标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溥仪的“满洲国”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同为汉奸卖国政权，都是对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无耻背叛。以程度而论，苏维埃政权的傀儡性质远超过日本人扶持的两个汉奸政府，溥仪和汪精卫至少还有恢复祖业或曲线救国的理由，形式上还是中国人的政权。共产党则是毫无掩饰，连国号都苏联化，各级政府机构彻底苏维埃化，连乡村都有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苏联是公开的宗主关系，其割据地称之为“苏区”，并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建国宗旨，全面抛弃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自尊独立地位，成为中华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汉奸傀儡政权。汪伪政权或满洲国再卖国，也没把自己的地盘称作“日区”。一个有这样罪恶历史又不知忏悔的政党，一群数典忘祖的败类，再高唱什么爱国主义，实在是厚颜至极。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受到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临时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溃逃至陕甘地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苏维埃，这个“国家”遂自行中止，苏区没有了，但延安政权与苏仍然是父子关系，中共仍然要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毛氏共产王朝正在建立，这仍然是苏维埃政府，自然要到苏维埃红色帝国朝圣，莫斯科是共产党人的“麦加”，每一个共产党的领袖都必须去莫斯科聆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毛泽东的内战本钱来自于苏联，不是毛自己有多大本事。1942年至1949年，美国为国民政府一共才装备了45个师，而从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组建了210 个师。所以国军越打越少，共军越战越多。毛从被排挤者，到打倒一切对手，整个过程除了他个人手段狠辣，没有苏联支持，一定会在与张国焘、王明的争斗中失败，一定会在陕北被国军剿灭。毛虽然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异端”，并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工人阶级化的，但毛的武装割据又使中共获得立足之地。在毛未执掌中共时期，对斯大林乱指挥时有非议，毛通过遵义会议重回决策圈，事先未征求共产国际意见，但事后必须作个交待，遵义会议一开完，先后密派潘汉年和陈云亲自去苏联通报情况。争取共产国际承认是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毕竟遵义会议是一半政治局委员缺席下召开的扩大会议，必须获得共产国际的追认。斯大林对毛氏中共原本不看好，嫌一帮老农民出身，没有工人阶级气派，甚至怀疑毛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反骨。援助中共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关系，帮助中共壮大也是两手准备，抗日时期，政治和财力方面的援助主要给了国民政府，这是苏联国家安全最高利益所决定的，国民政府是抗战的主力，援助国军以抗击日本，不使苏联东面对付德国，西面又受日本威胁。战后斯大林对毛有了些热情，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政府上，以维护雅尔塔体制带来的利益，直到中共打赢了三大战役，胜局已定，斯大林才完全站在中共一边。毛的革命成功了，觐见斯大林时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于是开始热衷于风光的“麦加”之行。毛泽东无论怎样心高气傲，也不能例外，必去苏联朝圣，因为斯大林是统治共产世界的帝王。毛掌权的中共与初期的中共一样，皆以去过莫斯科为荣，见过斯大林一面的便身价百倍。如同穆斯林朝圣过麦加一样，莫斯科就是共产世界的“麦加”。当初，众人皆千方百计往苏联跑，独毛不然，1927年冬对一位朋友说：“革命不成功，我不去莫斯科。”[3] 不是不想朝圣，而是要风风光光地去。司马相如经过升仙桥时曾发誓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毛傲慢自大，一心想做秦始皇，唯独对斯大林能放下中华帝王心态，表现出尊崇与谦卑，就在于斯大林的至尊地位。毛泽东不喜欢出国，早年送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自己坚持不出去。毛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访问，也从不乘飞机搞穿梭外交。毛在1947年提出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却不热心，总以各种借口拖延，一直挨到1948年夏季，毛急不何待，致电斯大林，要求派飞机来接，斯大林竟然以到各地征购粮食为由，让毛再等一等。搞得毛莫明其妙，究竟是中国革命重要，还是收麦子重要？只能耐着性子电报往来不断，等得心急如焚。毛主要是想向苏联请示如下一些问题：
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
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
6、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7、一系列其他问题。[4]
毛泽东认为，应该达成一个协议，以使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与苏联一样，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政治上必须与苏联紧密结盟，百废待兴的经济更少不了苏联援助，这是毛一面倒向苏联和凡事先向斯大林请示的原因，再强调独立自主，做什么南斯拉夫的铁托显然行不通了。毛在延安时大谈美国式的民主，斯大林也说中共是“人造黄油”，很是骗了一通美国人。夺取全国政权在即，毛没有必要掩饰了，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民主，苏联的民主集体制——共产党专政，才最适合毛的口味。1949年又几次提出访苏请求，但斯大林又加以婉拒：“您还得将启程的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这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当然都是不利的。”[5] 事情一直拖到建国后的1949年12月6日，毛的专列才由北京开出，12月16日中午12点整，专列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未到车站迎接，由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等到站迎候毛泽东。毛时患感冒，但还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还说，“日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
新政权的外交承认及经济恢复更需要斯大林鼎力相助，斯大林当然会施以援手，先前刘少奇和高岗的秘密访苏就已商定了3亿美元的贷款，他也非常需要中共对抗美国在亚洲的势力。今非昔比，斯大林第一次破例在门口迎接客人，他给予毛泽东很高的评价：“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6] 毛泽东同志获得了斯大林同志的高度评价，当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别小瞧这一声“儿子”，在莫斯科的专用词典里，这是最高的政治荣誉：斯大林是苏联人民的儿子，苏赫巴托尔是蒙古人民的儿子，金日成是朝鲜人民的儿子，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斯大林没对邓小平说过同样的话，于是邓当了中共领袖，干脆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说明这种“儿子”称呼的专有性，次一级的领袖就没有当“儿子”的资格。马克思一个空头理论家，就没有做德国人民儿子的尊荣。“儿子”之称之所以珍重，其实是红色帝王的变称。皇帝是天之子，共党是民的儿，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行帝王之事，共产专制不准普选，不把人民抬到很高的名誉辈份，就无法自圆“为人民服务”之说。毛泽东是红色中华的帝王，但苏联是共产世界的帝国，斯大林是大皇帝，毛作为一个地区的苏维埃领袖，在斯大林面前只能当儿子。给人民当儿子的假的，给莫斯科当儿子却是真的，决非玩笑话。不光中共如此，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和组织在斯大林面前都是儿子辈份，不允许独立于莫斯科之外。也惟有斯大林这个共产党大家庭中的大家长才能这样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见了毛泽东，一定不敢说毛是中国人的儿子。中国文化传统里面，休说帝王级别的大人物，就是七品芝麻官，老百姓见了知县也要叩头如捣，“大人”、“老爷”喊个不停。儿子通常是骂人话，不是光荣的称呼。自古以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如父子，大臣是皇帝的儿子，轮到老百姓自然是孙子辈了。广东人管政府叫“阿爷”，即是根据实际辈份而来的，吓破苦胆也不会有平头百姓喊国家领袖儿子的。既然“儿子”是名义上谦称，那么与之相对“老子”们自然不敢信以为真，人们喊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四个伟大，心中的红太阳，人民大救星，唯独没有喊儿子的。见了皇帝三跪九叩，见了官老爷磕头，见了书记点头哈腰，见毛主席更是热泪盈眶，光顾感恩，连话都说不出了。到了江泽民时代，没听过江自称“儿子”或别人尊称他“儿子”，也许是资历有限，太过肉麻，也许是并不好听，反正“他改变了中国”。其实“儿子”只是公开场合玩的把戏，共产党的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如彭德怀、贺龙、陈毅之辈，都是整天老子长老子短，从没当“儿子”的习惯。有他们做榜样，麾下的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连长，排长都在部下面前当老子，“继续给老子打”，“快给老子滚”……在他们的光荣传记里，此类言语俯拾即是，满口粗话脏话成为军队的一大特色。至于朝鲜，金家父子完全抛弃了“儿子”之说，都是以朝鲜人民的伟大慈祥的父亲自居，算是道出了共产领袖的实话。
斯大林是共产世界教主，是全世界共产党国家人民的长辈，当时的口号是：“斯大林是我们伟大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斯大林逝世，儿子辈的毛泽东失去怙主，悲痛万分，他的军事工业刚开始建设，朝鲜战争正在进行，原子弹计划也在申请之中，这些都需要斯大林支持。毛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吊唁，流下热泪，要知他的亲人死亡都不流泪的。不轻易流泪的周恩来更是热泪夺眶而出，普通民众也与苏联人民一起痛哭失声，感到天塌了一般。全国下半旗三天，沉痛悼这位伟大的父亲。3月9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天安门城楼高悬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伴随着国际歌的悲壮旋律，中国大陆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所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连三七开都不让中国人谈论，坚持挂斯大林画像，从此与苏联交恶，打出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旗帜。当得知斯大林尸体被迁出列宁墓时，更是作出了激烈的反应。而赫鲁晓夫却是热心帮毛建立了核工业，斯大林生前一直拖延着，不想让毛拥有核武器。1957年11月，毛泽东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高层会议，对赫鲁晓夫口无遮拦，极尽轻蔑侮辱，故意降低其威信，而对斯大林从不敢有半句不恭敬的话，最多在私下里说说，从不公开谈论斯大林的错误。毛一生中对得起的人几乎没有，连老婆战友都无一善始善终，算来算去唯斯大林一人。毛与斯大林惺惺相惜，兔死狐悲，毛是斯大林第二，怕否定斯大林殃及自己。正因为斯大林是大独裁者，杀人不眨眼，才受到毛的崇拜，成为中共神坛的偶像，当然不许党的偶像受损。虽然斯大林之死对毛未必是坏事，头上少了个发号施令的大老板，但没人能取代斯大林在共产世界的强势地位，毛的强势地位也离不开斯大林，没有大老板的扶持，毛的威望尚不足以玩转地球。以致赫鲁晓夫1960年6月对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会的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如今俄罗斯人想把列宁遗体迁出红场，没地方安置，有人干脆说：“把列宁送到北京去！”
毛出访苏联是朝圣之行，是为了祝贺斯大林70大寿，斯大林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诞辰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联共(布)是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必定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这是中共的既定方针。苏中是 君臣关系，亦是师生关系，内战的胜利，使中共行情看涨，两个月内斯大林接见刘少奇六次，斯大林在招待刘少奇的宴会上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而干杯！”[7] 吓得刘少奇紧张万分，死活不敢喝这杯酒，令苏方既尴尬又莫名其妙。后来林彪也遇到这种场面，也是决不喝酒，不敢有僭越之想。按照中国的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毛能放下帝王心态，一生仅两次出国，都是去莫斯科，足见斯大林和苏联在他心中的地位。这时毛泽东活像又一个俯首贴耳的王明，不过王明已是无拳无勇的书生，毛泽东却是位尊九五，掌握中共党政军最高权力。毛拜见斯大林时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一副终于见到主公倾诉的委曲样子。毛有些怨气，但斯大林并未亏待过毛。建党之初，毛泽东坚决支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张国焘反对，马林主持中共三大，免去了张国焘的在中央职务，提议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央局。毛积极工作，在国共两党高层出任要职，春风得意，深受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的器重。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被译成各种文字，刊登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上，受到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的赞赏。当共产国际派遣一大批擅长于城市暴动和街垒战的俄国和德国专家，来指导中共暴动而一事无成时，毛泽东独辟蹊径带领农民武装上山，使中共终于有了一小块根据地，苏联人更是对毛泽东另眼相看，称毛为“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莫斯科立即批准毛泽东出任中央政府主席，一跃升为共产中国重要的政治领袖。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躲到毛泽东的江西根据地，毛泽东迅速被削夺党政军实权，还计划送毛去莫斯科“休养”。但苏联不同意博古等人的作法，肯定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军事经验，告诫中央必须团结毛泽东，尽量采取忍让的态度，让毛留在中央做负责工作。当得知中央擅自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消息时，王明曾明确地告知中共，莫斯科“很不满意”。军事斗争已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唯一途径，苏联人对毛泽东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更是翻译为俄、德、英、法、日，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种语言，由共产国际广为散发，中文本还印制成精装本。王明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本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书。”同在国内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却从无此等殊荣。苏联人也倾向于中央红军在江西的失败是因为排斥了毛泽东领导的结果的说法，称毛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毛红军”曾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最热门的名词，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德共领导人）之后，名列第三位，王明在发言中称毛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足见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强势地位。莫斯科看重的是革命的成功机会，而中共高层却注重个人或集团间的权力斗争，自然与苏联意见相左及与形势不合的人最终必然下台。毛泽东之所以能战胜无数对手，没有苏联的长期支持是不可能的。毛领导中共如果失去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就同时失去了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正义性，更会失去国共斗争中的对手资格。长征途中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8万之众与毛泽东2万人（号称2万，实际不足2万）的红一方面军争夺指挥权，毛张公开分裂，张另立中央，自任军委主席，命令毛就范。恰在这紧急关头，苏联前来寻找中共的密使张浩（林育英，林彪堂兄）到达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救了毛的大驾。毛利用张浩“钦差大臣”身份，令张国焘取消临时中央，张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无法亲自证实此事，迫于共产国际的权威，又逢南下失利，部队半数受损，地位动摇，恐为孤家寡人，才不得以将军队交给毛，做了臣子。张国焘的资格比毛泽东还老，张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建中共的得力助手和重要组织者，是一大会议主席，当选为中央组织委员。张极为干练，组织能力党内无人能出其右，陈、李出局后，他是党内资格最老和唯一见过列宁的领导人，他是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者。当时中共有两大山头，一是井冈山，一是大别山，各发展到十余万之众。长征中的两河口会师，毛的人马骨瘦如柴，相比之下，张的军队兵强马壮。中央松藩战役失利，威信受损，张在芦花会议上顺利拿到了中央的军权，一如毛的遵义会议。但张也知道，仅凭这些尚不足以号令天下，谁有莫斯科的支持，谁就手执尚方宝剑，成为中共当然的领袖。王明一介书生，无任何政治或军事斗争经验，因为有莫斯科支持，居然贵为共产国际领袖之一。张在与米夫和王明为首的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争斗中失利，犯了“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早已同瞿秋白一同失宠于斯大林。斯大林看中毛，也是毛在遵义会议后党和军队内不断上升的地位，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王稼祥，林育英等高层重要人物，都是毛的支持者，等于毛控制着中央机关。张浩病死于延安，毛泽东亲自抬棺执绋，亲手书写“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毛又以“教条主义”打击“二十八个半”，王明欲争夺领导权，问题到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也是站在毛一边，同时苏联提供30万美元现金，交王稼祥带回延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公室摘下王明“标准像”，换上毛的画像。后来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V. V. Andrianov）秘密到延安，带给毛300万美金，为了让毛积极抗日。王明是苏联精心培育“忠于国际路线”的代理人，是留苏派的精神领袖，面对马列主义书生派与毛氏枪杆子派的争斗，恰逢王明的后台米夫失宠，莫斯科还是选择了毛泽东。莫斯科为了控制中共，选用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出任中共领袖，陈独秀不中用，又与托派有关，换了李立三、瞿秋白，还是不行。于是派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王明回国，王明进入政治局，大事不妙时又跑回到莫斯科。知识分子不行，中共六大便选拔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任总书记，向师傅虽根红苗正，可惜与同是工人的顾顺章一样热衷于吃喝玩乐，被捕丧命。期间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运动，已不是趁国民革命军北伐举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巅峰时期，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失去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条件。此时的所谓工人运动无非是为了发动几间估衣铺或百货店的伙计同老板斗争，而通宵开会策划斗争的步骤，梦想着革命的高潮。[8] 毛泽东在井冈山做山大王，大刀土炮横扫土豪劣绅，打下一片天地。中共中央在上海面临生存危机，只好搬到江西革命根据地，与一帮农民土匪混在了一起。喝过莫斯科红墨水的的知识分子出任中共领袖，领导城市无产阶级，是最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却碰壁失灵，总比不过农民运动领袖。而农民战争的经典著作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最多再加上一部《孙子兵法》。毛泽东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9]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懂得马列主义是政治斗争的招牌，指导农民武装没有用。斯大林的遥控指挥屡遭败绩，面子上又下不来，责任一股脑儿推给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们了事，但也不得不顺从于中国国情，承认毛泽东的农民战争，不再进行无谓的工人党还是农民党问题之争。斯大林早就看到中国共产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毛的权力欲和狠辣手段，紧抓枪杆子不放，正是中共成功的真正希望，所以毛数次夺取权力的行动，最终都受到斯大林的认可，支持毛出任中共最高领袖。内战胜利在望，毛急需斯大林的当面认可，在斯大林那里有了一席之地，也就得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承认，争取到了外交发言权和经济援助的保证，作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思想也就理所当然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之中。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增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底气，毛泽东空前的出国热情即源于此。苏共助中共夺得江山，可谓锲而不舍，于中共穷途末路时也不轻言放弃。斯大林对毛不团结抗日不满，对毛执意要打内战也不满，但还是自始至终不放弃对毛的支持。毛在后来的《论十大关系》中这样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斯大林并未阻止毛泽东的内战，而是大力武装中共，因为中共的胜利对苏联更有利。反观国民党的命运就差多了，英美等民主国家除了抗日期间战火烧到自家屁股外，总是半心半意，内战后期干脆放弃了蒋介石政权，停止其援华贷款与军火接济。雅尔塔密约助长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势力，纵容了苏联的侵略野心，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使国民政府在万般无奈之中引狼入室。客观上也为中共夺取东北造成有利条件，依托苏联，作为发动内战和对抗西方的基地。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交易，牺牲了中国利益，丘吉尔对中国无好感自不必说，罗斯福则自知理亏，原件锁在保险柜里，连副总统杜鲁门也不知情。美国政府一厢情愿，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但蒋介石告诉赫尔利说：“不管国民党作什么让步，共产党都不会同意交出军队的。”“在联合政府中，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我可以给共产党人几顶官帽，但却不能同意建立什么联合政府。”结果中共利用赫尔利大打民主牌，将国民党推入两面作战的尴尬处境之中。国共之争，除了军事手段，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如同君子斗不过小人一样，因为小人没有道德底线，善于玩阴谋诡计，君子不会信口雌黄，翻脸不认人。君子之正道只有在时间中才能验证，然国共之争，时间恰恰在中共一方，八年不抗日为中共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赫尔利失败后，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完全听信中共及同路人民盟的一面之辞，对国民政府滥施压力，继续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将此为援助中国的前提。断绝美援，迫使国军停战，却完全漠视中共在东北放手大打的恶劣形势和即将造成的悲惨后果，给了苏联充分援助中共的备战时间，占据东北，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最关键的时刻，马歇尔的乱华之举，美国的背信弃义，铸成了事实上帮助共产党的历史性错误，把中国人民推入苦海之中。
斯大林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规格待遇，在庆祝他70大寿的大会上，斯大林特地伴同毛泽东一道步入会场，与斯大林并排坐在主席台中央，是第一个致祝寿词的国家元首。次日苏联政府举行的祝寿宴会上，又让毛坐在斯大林身边，并共同为毛泽东同志干杯。斯大林随后还第一次打破惯例，出席了中共使馆举行的答谢酒会，发表讲话，要知道他是从不步出克里姆林宫去去参加外国人的宴会的。这是毛一生中、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得意的时刻。毛以教条主义的罪名消灭了王明为首的留苏派，但毛同样要斯大林的首肯，才能建立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体系。况且毛并无建立共产国家的经验，政治上一面倒和经济上模仿苏联成为唯一选项。毛泽东与斯大林定了中苏条约，朝鲜战争中，不顾一切出兵援助朝鲜，解苏联之忧，这种亲苏程度毫不亚于王明等人。50年代的中国走全盘苏化之路，一切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比在江西的苏维埃还彻底，连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也是苏联制式的。甚至苏联援华专家的话也当做圣旨，任何对苏联同志的异议都视为反苏分子遭到整肃，只要苏联专家不同意，合理化建议也不行，活生生又一个亲莫斯科的“王明路线”。康生在延安整肃亲苏派得意于一时，却开罪了苏联，毛只好忍痛让康挂名休养，直到斯大林死后与苏联翻脸，康生才重出江湖。王明与苏联并无血缘关系，亲苏乃权力之需，现实需要决定政治路线，毛又何尝不是呢。但中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和文化传统，不可能永远在苏联卵翼之下，完全受其支配，两个专制政权迟早要起冲突。南斯拉夫于二战后建立联邦，到1948年初便与苏联决裂，苏联单方面全部撤走文职专家和军事顾问，同样的惩罚对待中共也不过10年多一点时间。如果王明掌控中共，最终也会与苏联分道扬镳，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苏联一解体，全世界的亲苏政权即刻树倒猢狲散了。
毛泽东访苏主要目的也是向共产帝王展示他的成功经验，在共产世界树立自己的东方红太阳形象，利用斯大林万人之上的地位来筑造毛一人之下的视觉影像。毛在斯大林身旁振臂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就是最恰到好处的表演。毛熟读经史，中国皇帝御驾出国为外国皇帝祝寿，高喊外国帝王万岁，是亘古未有之奇观，简直降自家为“儿皇帝”了。但他不怕，因为他已经当上了中国皇帝了，亚洲的共产帝王也自认非他莫属了，这都需要斯大林的认可。其实，毛也想现场诉说一番受排挤的心境，也有让斯大林感受其历史责任的意思，让主公知道他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无比伟大的，理当与马恩列斯这些共产主义导师们平起平坐。毛泽东“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这是他最不快的事。但斯大林并不感兴趣，无意与毛深谈，更不可能当着毛的面承认他有责任。但无论如何，这是各国共党领袖齐聚莫斯科的绝好时机，毛虽一时不能与斯大林平起平坐，但在共产阵营中的上升的势头无疑是不可阻挡的，否则他从无给别人祝寿的习惯，也不提倡党内给他祝寿，一个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甚重视的人，何以会在意别人的寿诞？至于经济援助，废除国民政府的中苏条约、签定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新条约，都在其次。这决定着毛氏“新中国”的威望——东方的红太阳升起了，这太阳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斯大林的个子比毛稍低些，但在宣传画上，斯大林却比毛泽东魁伟——这已经是极高的待遇了——能与斯大林站在一起。签约又是主权象征，是以主权国家元首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从山沟子里走出来的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修成正果了。斯大林对毛泽东不懂国际外交和任性行为感到失望，毛泽东也对自己没能与斯大林认真讨论他个人所感兴趣的问题而感到失落，但斯大林还是派尤金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一个共产党领袖的言论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这才是毛的最大收获。斯大林一定要妥善地拉拢毛泽东，免得又成就第二个铁托，本钱也须下得大一些，除了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肯定毛泽东版本的革命故事对亚洲人民具有“启示录”的作用，尽量满足毛的虚荣心和领袖欲。
中共进北京前也有过疑虑，把进京比作赶考，会不会考糊了，成为李自成第二。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传为美谈，以毛泽东思想治天下心里没底。治国需要经验需要钱，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共赢得了战争胜利，却更加离不开苏联了，连出版《毛泽东选集》这等事，也要请来苏联专家尤金帮助编纂。再说苏联也还未将中共完全控制在手，也嫌中共政府中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斯大林并不太愿意订立新约，担心失去雅尔塔协议的利益，影响东北特权和侵占的日本领土，也有情报说中共高层亦有不疏远英美的倾向，于是斯大林有意慢待毛，即不去火车站迎候，又不急于会谈，令毛等得心焦上火，在莫斯科闭门不出，心情郁闷，乱发脾气。在毛泽东访苏前的一次会议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坚决反对这次出访，他们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一向是外夷前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有损于国家威信，中国好像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也有人担心此行会使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复杂化，从而失去这些国家可能提供的经济援助。当时的国内媒体较为自由，也对斯大林未到火车站迎接感到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接过日本外相，并非对外宾从不迎送。这些问题，毛当然也能看得出来，但他已绑上苏联的战车，面对战后一片废墟的中国大地，正有求于人之际，亲自出马无非为了显示朝圣的姿态，毕竟与苏联意识形态相同，比英美靠得住。所以发脾气也只能在背地里，还要尽量封锁消息，以对付民主人士的非议。以毛的大国皇帝心态，是不会轻易顺从别人的，毛两次出访苏联后，从此再不出国，与美国和谈之际也无访美之心。但毛是能屈能伸的人，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穷途末路之际，毛曾先后给70余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和高级将领写信，极尽吹捧，乞求他们不打红军。西安事变后纳入国军系统，受老蒋领导也不觉得多丢面子，更何况在苏联老大哥麾下当儿皇帝。中共的胜利与苏联完全不同，苏联是工人阶级武装暴动，中共是农民战争起家，中共谈不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先锋队。光靠农民当然不行，还要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四种力量的结合必然要以联合政府的形式组阁。这当然是个过渡，受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约束，因为中共的目的是共产，要与苏联老大哥一样走共产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暂时悬挂的招牌。中共之所以在进城后未马上翻脸不认人，把帮过忙的民主派人士一脚踢开，也是因为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恢复秩序和经济也需要民主派人士和民族资本家在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但毛泽东坚定依靠苏联的方针不变，在对苏问题往往表现出动性，自发地恶化与英美的关系，做给苏联人看，向斯大林表示忠诚。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性格相近，两人都有强烈的自主个性，之间闹些矛盾也在所难免，毛泽东偶尔也会对斯大林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表露出不满情绪。
二、中苏条约
土八路从农村开进城市，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台湾尚未得手，从过去的破坏者变成建设者，农村的流氓无产者进入城市变为主人，对管理现代国家知之甚少，对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自然思之若渴。毛不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和经济专家，若无不让苏联人来管理中国，毛甚至对统治城市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斯大林称毛泽东为“假马克思主义者”，意思是毛历来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
斯大林对毛泽东总是持极大的批评态度，他给毛起了个名字，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他准确地描述了毛。斯大林常说毛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的节节胜利的革命军队接近上海时，他停止了进军，不想夺取上海。斯大林问毛：“为什么不占领上海？”
“那儿的人口有600万。”毛回答道，“假如我们占领了城市，那我们就得养活这些人。我们上哪去寻找食物呢？
那么，我问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吗？[10]
在战后的共产党阵营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由斯大林决定的，毛也不例外，毛必须向斯大林表明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遵循莫斯科的意图。哪个共党领袖得到斯大林承认，就确定了他在共产党阵营的地位，其思想也随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苏联派专家编纂《毛泽东选集》，肯定不是帮助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苏联当然也需要中共的力量抗衡美国在远东的影响，维护本国安全，土洋两共虽然有些争执，但共同利益决定合作关系，双方签定了政治宣言式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它具体内容都列入《补充协定》的密约里。这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比照一下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可以看出其中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条款。苏联在满洲、新疆和蒙古的利益全部得到保证。为了获得苏联的更多援助，显示向苏联一面倒的决心，中共强行收回了美国在华使领馆的产权，逼迫美国人离开中国大陆，与美国彻底决裂。毛泽东并不在乎中国变为殖民地、卫星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对后世会有什么影响，对中苏这种主仆关系也丝毫没有耻辱感。赶走了日美帝国主义，迎来了“赤色帝国主义（蒋介石对苏俄的定语）”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毛后来对苏联的定语）”。国家主权也不当回事，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地位及共产政权的稳固，再拿钱回来花。毛深知对苏联的出卖，牺牲主权，会对中共吹嘘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有什么后果，所以严密封锁消息，只公布些表面上的内容，不让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知道幕后交易，怕“影响很坏”，损坏了他“大救星”的光辉形象。中苏交恶后，毛泽东才对《补充协定》表示不满，苏联也承认《补充协定》是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利和最高利益的消极因素。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哥穆尔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尤金谈话时又提到在中苏条约谈判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但毛的这些言论不过是事后推托责任的借口，从中共的历史来分析，苏联的意见就是中共的最高指示，完全是心甘情愿的。沈志华 教授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研究分析，中苏条约谈判中毛都是主动的要求：
这个情况进一步表明，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签署和公布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这些文件，根本谈不上是“屈辱”，是给苏联提供了“殖民地”，反而是中国求之不得的事情。但考虑到苏方对公布文件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在当晚给北京的电报中称：“苏方提议若干文件签字而不公布，我们则主张全部公布，究如何，待今晚决定电告。因此，今晚如已开过政府政协座谈会，则须补行声明，公布日期未定，暂勿外泄。如尚未开，最好改在明（14日）晚开，以便确定是否全部公布后再做处理。”就在周恩来发出这封电报后不久，苏联方面送来了最后答复——《补充协定》不能公布。鉴于2月14日是条约签字的日期，且中方已经准备好了庆祝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于14日凌晨5时向北京发出了“限即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要求删除社论中一切涉及《补充协定》以及其他尚无法签字的协定的内容和文字，其中也包括对《补充协定》进行解释的一句话：“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切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毛泽东还说明，进行这些删除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
……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早在1949年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1950年1月2日，刘少奇又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主政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45年缩短为20或25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关于新疆两个合股公司的协定草案，3月8日中共中央很顺利地就批准了，按毛泽东的话说，“只作了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11]
两国合办股份公司现在是件普通事，但苏联的合办条件是禁止第三方介入中国，达到垄断控制攫取中国石油、有色金属等重要战略资源的目的。虽然规定双方各占50％股份，但苏联专家基本控制了这些合营公司的经营和财务，中方丧失平等权益。如果中国需要合伙经营的话，可以广泛吸引外国资本，让苏联单独控制中国经济是主权的丧失，中共为了一已之私才造成完全依赖苏联的局面。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商讨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毛强烈反对，被喉舌们视为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爱国行为，而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死后毛讨厌苏联领导人，怕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会演变为国内的反毛泽东崇拜，与苏关系趋向冷淡。毛在游泳池会见赫鲁晓夫，就表现出有意羞辱苏联的不满心态。若斯大林提出这些条件，毛肯定不会反对。毛泽东在出访前就对苏联经济援助非常感激，毛甚至感动得向斯大林提出每年1％的优惠利率太少了，应该增加，因为苏联通常的利率的2％。从苏联得到的3亿美元贷款，主要用于军事，加上其后的援助，156个工程项目上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5000名苏联专家接踵而来。一切向苏联学习，号召“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俄语是中学和高等院校的第一外语。苏联专家在中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奉为神明，享有治外法权，如果犯了罪一律由苏方处理。专家每月的薪金为2000－2400卢布，折算成小米，相当于10000－18000斤小米，当时中央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只领取3400百斤小米，部长是2800斤。所以东北有民谣说：“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苏联专家的意见也同斯大林的指示一样是金科玉律，谁对苏联专家有不同意见就是反苏，是反革命罪行，要抓去坐牢。许多街道的名称也以苏联人的名字命名，清末的丧权辱国也没有毛泽东的“新中国”这么厉害，中国简直变成苏联人的天下。偿还债务可以用商品、美元或黄金支付。中共得到了金钱，做为回报，百余万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美军作战，有中共傀儡做马前卒，7500公里边界有了可靠保障，苏联尽可以放开手脚与美国争夺欧洲主战场。
有学者说，中苏条约“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尽管有些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应该说是符合中共的利益较为准确，外蒙古的永久丧失，西北部利权的放弃，收回东北部分权益，以换取3亿美元的援助，正符合中共建国需要。仅以3亿美元贷款，就出卖如此多的中国主权加利权，除了中共，历史上再无任何一个政权有此大手笔，无论当今的学者口才再好亦无法自圆其说。照此逻辑，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也是“合理合法”的，甚至是很划算的，外国人定居下来，不用招商引资，外汇就来了，高楼大厦盖起来了，马路也修好了，这些都搬不走的。给列强一点小甜头，也就避免了整个中国被瓜分。那么，甚至历史上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有其“合理性”，《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也是“合理”的，避免了整个东南沿海被吞并。割让香港更是占了大便宜，否则不会有今天的深圳经济特区。从外蒙古独立的根本原因来看，中共也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属《雅尔塔协定》，确定了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等原则，也规定“须征求蒋主席之同意”。应该说，此协定涉及中国主权的方面，未事先征求中国意见，是无视和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共学者也纷纷咬住这一点，推脱中共的责任，但协定承认外蒙古虽然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但国际法上的主权（现状）还在中国手中，中长铁路和旅大的行政权也属于中国。《雅尔塔协定》是美英对苏联的重大让步，以换取苏联对日作战。有了协定的支持，斯大林对蒋介石狮子大张口，进一步诱逼签订了中苏条约，一方面尊重战后由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中国，不资助共产党，一方面要求外蒙古投票表决独立。迫于几个大国的压力，蒋公此时已无计可施，只好同意苏联的条件，但还是对东北的主权寸步不让。
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大量文件，遂监禁了领事馆领事，逮捕39人。苏俄阴谋颠覆中国的阴谋，违反中俄协议，违背国际公法，国民政府为维护地方治安与国家统一计，决心收回中东铁路。这是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的必然之举，驱除列强在华侵略势力和保持领土完整是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抵抗日本和苏俄在中国东北争夺势力范围的正义行动，虽不免有些草率，但统一中国的大业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1928年7月以后，国民政府先后与美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友好通商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同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和比利时，在新约中取消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1929年4月，国民政府照会英、法、美等国，就废除领事裁判权提出要求并进行谈判。沙俄于1897年从我国掠得中东铁路修筑权，对我国东北和外蒙古的不断侵略，于1897年～1903年修筑成中东铁路。该铁路与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自满洲里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南经长春至沙俄强占的我国旅顺－大连。中东铁路成为沙俄侵略中国东北并向远东和太平洋扩张的战略通道。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长春至旅大段被日本侵占，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段仍称中东铁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改由中苏合办。1918年2月，吉林省政府就中东铁路组建设立了临时警察局，7月1日 ，由师长高士傧率军解除了哈尔滨中东铁路守备的俄军武装，中东铁路沿线的守备改由中国官员及军警负责。随后委派吉林省督军鲍贵卿为中东铁路督办。1920年，苏俄发表“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11月，哈尔滨俄国地方审判厅与检察厅移交中国。中国在哈尔滨专设一高等审判厅及一地方审判厅，在中东铁路沿线分设六处审判分庭，专理中东铁路沿线界内涉及俄人的案件。俄国在中东铁路的特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被取消。我国开始收回中东铁路的司法、警察权，俄籍员工仍可继续任职。1923年发表“加拉罕第三次对华宣言”，继续保证放弃沙俄在华特权。1924年5月31日 ，加拉罕与我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北京签订《中俄悬案大纲协定》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以及《声明书》7件。苏俄只是放弃了部分特权，中东铁路仍在苏俄手中，要求以中国资本赎回。张作霖不满意，与苏俄又签订《奉俄协定》，允60年后无条件归还中国。鉴于外蒙古和东北问题联在一起，中国以一弱国而争回一部分权益已属不易，但双方因中东铁路的主权与管理权争端不断升级，发展到断交动武的地步。苏俄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占据边境要地，侵入中国边境。中苏谈判未果，德国居间调停失败，只剩下交战一途。
苏联出兵东北，将日本人经营东北几十年的成果抢掠一空，凡是值钱的机器设备都装箱运苏联，拿不走的大肆破坏，据统计仅掠夺的资产就价值20亿美元以上，捣毁了上百亿美元的财产。苏军开着卡车上街大肆掠夺抢劫民间财产，强买强卖，擅自发行数以亿万计毫无基金保障的“红军票”，这些钱在市场上一文不值，却拿这些废纸抢夺东北人民的财富，后来国民政府只好以东北流通券兑换红军票，减轻民众的损失。苏军撤退时，又将券版留给中共。继续大量印制通行。苏军在沈阳等地的各大工矿企业，不论是日本人的，中国人的，或是朝鲜人的，苏军都钉上CCCP的牌子，列为战利品。苏军纵容士兵上街抢劫，竟然在哈尔滨街头将中共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枪杀，而中共却替苏军遮掩至今。东北人提起“老毛子”（苏联红军）无不切齿痛恨，都说“老毛子”比日本鬼子还坏。日军占领地区，约束颇严，苏联红军与从前的俄军一样，烧杀淫掠，是无恶不作的土匪，单是在长春日本人集中地区，对于日本侨民的奸杀凌虐就高达万人，吓得日本妇女剃光头穿男装。而东北被日本侵害十几年，东北人民却以德报怨，并不伤害日本侨民。由于苏联红军毫无军纪，随意对妇女施暴，东北人民为了自保，一些妇女也剃光头发，穿上男装，不敢外出。苏军在东北的恶行，中共一概加以遮盖，不为国人所知，不象南京大屠杀那样高调纪念。这段悲惨的历史中共党史列为禁区，民间也罕见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暴行。但是，由中共一手炮制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大学生沈崇案，却在全国闹得天翻地覆，无人不知，引发全国性的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示威浪潮。中共勾结苏联出卖民族利益的恶行，东北人象仇恨日本人一样仇恨共产党，称之为共匪。欢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对国军高度礼遇，军人坐车不要票，买东西时商贩自动减价。共军竟然勾结苏俄砍杀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的官员张莘夫等人，激起全国民众义愤，遂导致重庆学生的反苏示威大游行，全国各大城巿相继响应，群情激昂，舆论沸腾，莫可遏止，因而“中苏友好”又频破裂。苏军在中国和英美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前撤军。日本侵略掠夺的同时也搞建设，从1937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总额达79.1亿日元，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日本经营东北多年，是世界上第四大工业区。这当然是为了自己利益，但也可看出日俄两国民族性的差别。日本国土狭窄，其侵略是要做中国的主人，占领就必须经营。苏联地域广阔，安全因素第一，不能让中国强大，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心态。苏联帮助毛泽东政权，也是为了驱使中国为实现苏维埃帝国之梦而效命。
最早对苏俄产生警惕的是蒋介石，蒋公于1923年受孙中山之托考察苏俄，回来后写了份游俄报告说：“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廖仲恺对蒋有所批评，于是，蒋介石乃将在正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毫无保留地写在答复廖仲恺的信中：“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又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示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指出对俄党不应过分相信，对俄国人的话只有三分可信，俄国有侵略东北、外蒙、新疆和西藏之意，并有企图染指中原之嫌，因此国民党应自立而不依赖于人。再致廖仲凯的信中又说：“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於其间而已。”蒋公一改访苏前的热情，亦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心存警惕：“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12] 历史亦证明了蒋公之远见卓识，俄国历来对中国有领土野心。而美国援助别国主要是从战略安全上考虑。美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使西欧经济重新振兴，援助对象包括战争中的敌国；美国打败了日本，随即着手重建日本，制定复兴日本经济的“经济九原则”和“道奇路线”[13] 经济九原则是：1，平衡预算；2，加强税收；3，严格限制贷款；4，稳定工资；5，统制物价；6，加强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7，改善物资分配；8，增加重要的国产原料和制成品的生产；9，改善征粮。道奇路线是：1，编制包括一般会计、特别会计在内的整个预算的超平衡预算；2，全面废除补贴；3，停止发放复兴金融金库；4，制定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外汇汇率。从1947-1949年仅三年时间，美国提供给日本的物质援助就达11.43亿美元，令过去的对手重新走向强大，与美国平等竞争，并无半点主权和领土要求。苏联援助中国条件非常苛刻，中国必须牺牲主权，跟着苏联指挥棒转。中共为获取苏联援助，不顾人类正义，支持苏联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干涉南斯拉夫，鼓动赫鲁晓夫武装干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充当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走卒。中苏翻脸后，中共才谴责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起义。苏联以“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等帝国主义论调，严防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自由化倾向，是最野蛮的帝国主义行径。苏俄的贪婪、投机和排他性极强，贪婪表现在强烈的领土扩张意识，列宁与斯大林先后与德国和日本订立和约及中立条约，企图将祸水引向欧亚，形势一有利就都不算数了。斯大林趁日本即将投降之际，废除中立条约，迅速出兵东北，白捡了个便宜。利用朝鲜对抗美国而不想承担战争责任，所以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一强硬，苏联就退缩了。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中，北约和美国苦战一场，胜利之际苏联却派空降部队占领要津，摘取胜利果实。
列宁创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想形成一个以现苏联为中心和以苏共为集中统一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政权体系，苏联作为建立全球苏维埃体系的母体。由于列宁有世界革命思想和统一世界计划，十月革命后很快创建了将之付诸实施的共产国际，苏共派人帮助各国克隆与俄共一样的共产党，纳入共产国际体系，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成为第三国际成员的。按照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规定，苏俄直接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稍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莫斯科是共产国际的总部，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产生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影响了各国共产党，竟成为共产政权的标准模式。二战期间为了安抚西方，以保证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稳固，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战后为了重新掌控共产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苏联仍高居共产主义世界的盟主之位，各国共产政权都是都是被牵线傀儡。南斯拉夫企图独立，斯大林便拿南共和铁托开刀，通过大清洗的残酷方式进行内部整肃。毛向苏一面倒，牺牲了中国人民长期斗争赢得的独立，只换来短短几年资助，中国替苏联出兵朝鲜，伤亡百万，苏联提供的军费却是以借款形式，还要偿还。中苏恶化后，中国不得不拿更多力量准备同苏联打仗，“深挖洞，广积粮”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针对苏联，无端消耗了大量的财富和发展时间。
所以说，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约，根本不存在东北主权回归的问题，在外蒙古分裂上，毛泽东的责任远大于蒋介石。蒋是被逼无奈，苏联出兵攻势不止，共产党趁机叛乱，再不签约有继失华北乃至整个长江以北的可能，两害取其轻。而毛是热情主动，极力满足苏联人的胃口，急切地与外蒙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留后路。毛废旧约订新约，非要证明自己的国家领袖地位，斯大林本来不愿订立新约，恐失去雅尔塔的既得利益，是毛坚持弃旧图新，虽然毛先前是很赞同中华民国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公然支持苏联傀儡政权的蒙古“民族自治运动”，推动外蒙古分离，又与苏联一起制造其所谓“内蒙自治政府”。显然，外蒙古置于苏联之手比留在中华民国版图上更为有利，更有利于中共在北方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用来交换对中共的资助。苏联从东北撤军，是缘于中国与美国的压力，日军已降，再无有理由赖在东北。苏军撤退时，把日本在东北14年建设的超过百亿美元的工矿设施视为战利品或抢劫摧毁，并提出其余154种企业由中苏共管，不允许第三国参与，遭到美国反对和国民政府的强烈抵制而未能如愿。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不同意苏联独霸中国，苏联野心无法得逞，于是将大部分工业设施拆运回国或加以破坏。共军占据东北，苏联又将拆运回国的日本铁路及工矿设备转卖给急需恢复交通工业的中共，又狠赚了一把。到1950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签订后，人们发现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等地方只是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家里的钢琴、沙发和好家具也都搬运一空。有人说，除了土地和房子，能拿走都拿走了。苏联人抡掠的东西大部分是中国财产，并非日本的军事物质，苏联人认为这很正常，凡是苏军想要的东西都是战利品，他们在欧洲也是如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944年秋，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并解放贝尔格莱德以后，红军战士中发生多起强奸、杀人、抢劫等危害南斯拉夫公民的事件。而斯大林认为：军队浴血奋战，却认为他们偷了东西，这是对红军的侮辱。必须理解一个战士的心，他奋战三千公里，从斯大林格勒打到布达佩斯。战士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干什么都行，今天活着，明天可能被打死，人们会原谅他的一切。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战士们累了，已经精疲力尽。持“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观点是不正确的。有个飞行员，一个很好的飞行员，在一个地方聚众畅饮，在那里打死了一个人。他被关进监狱，应当枪毙。调查了很长时间。原来他完全喝醉了，记不得自己干了什么事。斯大林同志说他保释了这名飞行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飞行员。现在已经将他释放，派到了前线。[14] 斯大林根本不把抢劫强奸当回事，在二次大战中遭到苏联红军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200万以上，在柏林有10万德国妇女被强奸，也有100万波兰妇女被强奸，其中24万妇女被奸杀。苏联红军在东北也是到处奸淫妇女，抢劫杀人，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的战士。红军所到之处，妇女要剃光头混充男人才可蒙混过去。中共先是装糊涂，后来谈及苏联红军罪行的人都打成反革命或右派，说是“破坏中苏友谊”。列宁当年曾著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是，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15]
中共即使不签定中苏新约，贷款照样能到手，因为事前已经商量好了，苏联同意不废旧约也可以从旅顺港撤军。斯大林对毛泽东说：“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中共已建国，中苏共同防务，美国也从朝鲜半岛撤军，苏联在旅大的军事基地失去安全上的意义，所以斯大林才几次提出交还旅大，毛反倒不愿苏军匆忙撤军。刘少奇密访苏联期间，请示斯大林说：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等问题，我们希望迅速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16]
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在华的公私财产应由中国政府接收，中共宁愿让苏联人抢走，也不愿留给国民政府，中共对苏联卑微虔诚令人恶心。蒋介石不愿与苏联共管的事，毛泽东也全盘奉送给了苏联。日本虽战败，失去的仅是原本不该得到的东西，中国虽为战胜国，反而丧失大片国土和财产，半殖民的状况更加恶化了。苏共是个毫无信誉的政党，两次加拉罕宣言都宣布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在华一切特权，很多知识分子对苏俄成功的共产革命有了好感，开始相信披着羊皮的列宁主义，孙中山也以为苏俄帮助中国革命，力主“联俄容共”。苏俄势力在中国急速扩张，取得了前沙皇得不到的利益，列宁的“东方路线”实现了。但宣言迟迟没有具体落实步骤，让中国人空欢喜一场，拖来拖去，待形势一变，苏联干脆否认过去的承诺。斯大林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加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从此不提这段公案。又诱使签订新条约，以获取更多利益，国民政府与之签定的“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互不侵犯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一善始善终，中国权益根本得不到保证。中共披着中华民族的伪装，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事实上还是上下级关系，依旧对苏共惟命是从，谈不上争取民族独立，又怕国人指责为苏联的附庸伪政权，于是中苏之间的重大事件一律保密，将中国大陆彻底关入苏共铁幕。相形之下，欧美各国对苏俄扩张缺乏长远的对策，不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反而争相援助各地军阀，注重短期利益，与苏俄锲而不舍的攻势完全不同，致使“东方路线”大获成功。直到中苏决裂后的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才正式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众议员佐佐木更三、众议员黑田寿男、日本社会党和平同志会代表团团长细迫兼光，以及日本社会党北海道本部访华代表团团长、日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荒哲夫等人。当日本客人提出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1954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2亿。你们日本人口有1亿，可是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17]
当然，毛泽东并无意翻历史旧账，中国也不会谋求划归苏联的领土，周恩来在与苏联的边界谈判并未涉及这笔老帐。1964年10月6日，周恩来在与罗马尼亚总理G.毛雷尔会谈时，提到中共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原则立场，仍是“以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基础，把边界线全线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调整以后，应该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那个不平等的条约就不存在了”， 周只字未提毛未算清的“领土帐”。这肯定是卖国言论，既然中共宣称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却每次谈判均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还要缔结新约，开脱苏俄的侵略历史。收不回失地不要紧，可以搁置下去，而不应该主动放弃权利，日本人收不回千岛群岛，但决不可能承认苏联的占领。毛泽东思想中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尽管毛泽东的讲话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赫鲁晓夫还是作出了异常激烈的反应：
毛泽东真正领教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厉害，这可不是谈话那么简单，收回失地的战端一开，两只恶狼的生死搏斗中，中共必败无疑。毛泽东在其后会见社会主义小兄弟时，多次将话题转到与苏联可能发生战争的问题上，不无担忧地询问：“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在苏联高压之下，毛泽东退却了，在会见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说：他不是讲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吗？我们现在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说沙皇政府割了我们150多万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把外蒙古割去了（154万平方公里）。还有一个唐努乌梁海，也是没有什么条约，就糊里糊涂地变成一个苏联自治共和国。我们是不是要回这些地方呢？我们不想要，只讲些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中国被侵略，就是这个话。……目的是使他紧张一下，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条约。……
毛泽东伙同周恩来1950年2月14日在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周恩来 安·扬·维辛斯基
（签字） （签字）
中苏条约还付有一个《补充协定》秘密规定，这个协定比条约早出两日：“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予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还有附加的一系列专项协定，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苏联享有的独占地位，苏联取代了原列强已经放弃的在华特权，特别是侵害中方主权的“治外法权”又由苏联独家恢复了，斯大林认为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违法）时，只能由苏方审理。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中共完全听命于苏联了。苏联给予中国贷款限定了严格的附加条件，中国各省区钨、锑、铅、锡、钼等重要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苏联有独占地位，必须满足其需求，不准出口到其他国家。一些石油矿产民航等命脉产业也由苏联与中国合办股份公司，中国的军备和工业采购全部来自苏联，还必须为苏联向斯里兰卡等国购买橡胶，在海南等地种植橡胶，满足苏联需求。中苏条约已经超过袁世凯1915年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袁世凯出卖给日本的利权是山东胶州和东北南满蒙古的一部分，及其它地区的某些方面。中共出卖的是整个东北、新疆和内外蒙古的利权，是中国大陆的利益，是不可出让的国家主权，是卑鄙无耻的卖国条约。难怪连毛泽东在中苏交恶后也称此举为“丧权辱国”。
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建造铁路需向日本借款，开辟商埠；（2）延长租借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人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或优先权；（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中央政府应聘用多数日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由中日合办，军械半数以上应采自日本或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允许给日本建造湖北、江西、浙江、广东之间重要铁路权以及日本在福建投资、筑路、开矿的优先权。袁世凯于签约之后，下令各省约束军民：“……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诗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若不严密防范，恐殃及良善，为患地方，尤恐扰害外人，牵动大局。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中苏协定简直就是二十一条的翻版，怕国内知道实际内容，2月14日，电令国内统一口径，要求“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19] 中共将以往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条约，按照同一标准，袁世凯为了借款，为了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当皇帝，不惜密约卖国，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毛泽东也是为了借款，为了在苏联人的援助下坐稳赤色帝国的宝座，亦慷慨订立卖国密约，毛的“爱国”之心与袁氏的“护国”之情，如出一辙。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迎来了苏联帝国主义。公平地讲，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涉及经济权利的方面未必都不合理，合营办企业，合作开发铁路矿山，正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过去外国洋行在中国雇用买办，帮助或代理对华业务，在今天是极为普通的事，外企管理层的员工视为高级白领，无人为此大惊小怪，痛心疾首。不合理之处并不在于中国缺乏资金技术，矿山工厂该不该由外国人干，而在于强加于人或排斥第三方的不公平垄断，在于是否公平互利，是否丧失中国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一方面用老标准批判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样的事轮到自己头上却用新标准来树立民族救星形象。
中苏密约毕竟不是什么光耀祖宗的事，要不当时就公布了。正如毛泽东在1973年2月17日对基辛格说：“也可以这么说，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地。(周恩来轻笑)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半个新疆和东北的满州国，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20] 清帝国是独立国家，唯有战败，决无卖国先例。二十一条已使袁世凯臭名昭著，又引发了后来的五四民主运动。二十一条出笼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各界开展反对二十一条运动，十九省将军、巡阅使、镇守使联电中央，力请拒约，愤然主战，参政院长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等诸多官员请辞，以为国耻。中共以外蒙古主权换取东北利权，无论如何与爱国主义扯不上边儿。民主党派亦被瞒骗，不知祥情，也不敢直言，中共正在大肆屠杀反革命分子，中国人民在“新中国”的光焰下皆成驯服的羔羊。二十一条是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的要求，并以武力威胁发出最后通牒。签定中苏条约是中共主动提出，全部条款非武力威胁下的不平等条约，是心甘情愿的。
中共是苏共一手抚养长大，名为兄弟党，实为父子帮，建党初期时经费几乎都来自苏联，每年给中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到了陕北更加大援助力度。在蒋介石的持续打击下，没有苏共支持，中共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下去，建国后正是投桃报李的大好时机。西安事变突发，苏联促成第二次容共，释蒋公回南京，1937年放回了蒋经国，中共随势坐大，抗战结束时，已是有127万正规军，220万民兵的强大武装力量，开始夺取天下了。有人说，蒋公因其子在苏俄为人质，不能置中共于死地，但蒋公实以天下为先，不敢循私情而误国，容共实为大势所迫，不得以而为之。西安事变前的1931年12月16日 ，蒋公在日记中记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 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当时苏俄间谍牛兰夫妇被抓捕，同为苏俄间谍和共产国际代言人的宋庆龄为之卖力奔走，并以苏俄送返人质蒋经国为交换条件，但遭蒋公断然拒绝。中共的胜利离不开苏联，与其说毛成功于土地革命，还不如说是壮大于苏联的长期扶持。共产党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缺少文化根基，即使中国人自发组织共产党，不依靠苏联，使自己成为共产国际之一员，早就自生自灭了。当初德国为颠覆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资助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秘密将列宁送回俄国，渴望尽早与俄国单独媾和，提供巨额秘密经费，使列宁的十月革命得以成功，列宁执政后立即退出协约国，苏维埃政权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使俄国损失100万平方公里领土，付出巨额赔款。据国外学者研究，德国为布尔什维克花费了4000万马克。在列宁党的早期历史中，筹集经费的主要方式是以突袭方式进入银行和商行抢劫，列宁掌握经费的绝对支配权。[21] 共军在内战中能迅速击败国军，苏联的持续援助起了最大的作用。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国军军火库存量急剧减少，加之美国停止军援，美式装备军队反而更难于维持。据统计，1947年国民党军队的军火消耗量，明显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年均消耗量，也高于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手机枪（即冲锋枪）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手枪是473％，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枪弹是202％，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从如此巨大的军火消耗可以判定，共军的攻势规模是何等强大凶猛。为及时将消耗的军火给予补充，国内军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以补充前线所需。1947年步枪生产量是抗战时期平均年份的436%，手机枪是694％，轻机枪是393％，重机枪是296％，手枪是2469％，迫击炮是370％，山、野、榴弹炮是165％，枪掷弹筒是245％，火箭筒是2745，枪弹是177％，迫炮弹是434％，步、山、野，榴炮弹是16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79％，战防枪弹是186％，火箭弹是212％。虽然生产量比抗战时期大为增加，但国民政府自产军火依然难抵其巨大的消耗。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79.775万发，而消耗达3590.34万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炮弹的生产量为14.6355万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737，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22] 魏德迈视察东北时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严重不足，武器破损，炮弹奇缺，车辆报废，士气低落，廖耀湘的新6军已不复当年之勇。共军的武器弹药充足，炮火能力远超过国军，所以才能连续发动大战役。这些武器是苏联援助的，共军没有大的军工企业，从战场缴获的极少。所以，共军入关后，把一些苏联枪械又换成了日本的，就是怕人看到共军的军火是苏联供应的。由此可知，共军越战越勇的秘密，也明白了毛泽东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道理。
毛泽东浪得“民族救星”美名，对中华毫无贡献，搞两个中国分裂国家不用说，单就日本侵华期间，我们比较一下1940年11月30日汪伪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就能明白毛氏王朝一样是卖国政权。《条约》第一条开宗明义：“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之关系，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两国政府相约，互相撤废政治、外交、教育、宣传、交易等事项足以破坏两国间好谊之措置及原因，且将来亦禁绝之。”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之中日新关系之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废其中华民国所享有之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应开放其领域，使日本国臣民得居住营业。”其“附属议定书（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规定：“日本国约定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日本国军队。”[23]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是日本的傀儡，是汉奸政权，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在重庆国民政府，而不是南京。但汪伪政权确实收回了日本租界，废除了治外法权，这绝不是一件坏事。汪伪政权至少还希望保持民族血脉和文化，毛氏政权则是全面倒向苏俄，将中共纳入世界共产革命之内，完全割断中华民族的血脉根基，消灭中华传统文化，将中国彻底共产主义化。毛泽东的“新中国”自称是爱国政权，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又从苏联人手中拿回了什么呢？苏俄对中国的伤害绝对超过日本，中共政权绝对是苏联和斯大林的傀儡。汪伪政权承认伪“满洲帝国”，中共刚建国，便立即与外蒙古建交，从国际法上承认了苏联侵占外蒙古的事实。在出卖民族利益上，实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三、共产政权
中共大陆政权倒向苏联，这是个必然的结局。中国战场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东西方两个阵营间的一场拔河赛，西方稍一懈怠，东方就赢了。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原因，蒋介石总结道：
我们中国与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经历，指出了一个事实，共匪真是使用暴力来作战的时候，他胜败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们的手上，而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他的。唯有我们在共匪的战争威胁之下，自陷于动摇与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谈，而以为从此可以获致和平，这是百分之百的失败。这个事例，在我国最明显的确证就是：
一、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共党发展至八个游击区，蔓延至七个以上的省区，拥有武装部队号称五十万人。而我们国民政府对他五次围剿的结果，最后终能得到全面的胜利。
二、到了民国三十四年，抗战军事初告结束，当时匪军非法盘据的地区不过七十县，即在受降时期，他一时发展，也不过二百县。如果共匪以暴力对我国民革命军作战，他的结果必定是与民国二十三年时在赣南一样的命运，被我国军消灭，毫无疑问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对我们国家的颠覆工作，最后虽施用其武装暴力来决战，但是他制胜的因素，并不是在于军事，乃是共党最后决战的规律，就是他对于“从量变到质变”和“从渐变到突变”的辩证法之运用。他在全面叛乱期间，其军事上所发生的效用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其国际宣传与情报活动的力量之大，实在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余百分之三十，就是他在我们国内所运用的统一战线与中立战术，以及散布失败主义的宣传。而他全面叛乱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国民政府失却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运用其接触、渗透、宣传、情报、组织等诈术，复以其假和平的“反内战”口号为掩护，而来准备其最后的武装暴力。故其真正的军事武力战争，不过为其决战阶段最后使用的武器之一种而已。[24]
中共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毛泽东是个大独裁者，但毛却最喜欢在国内外人士面前大谈民主。他在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访问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洗脑洗到了外国人头上，当时这些言论是非常具有洗脑作用的，只需看一下当年中共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光读一下那些文章标题或关键词就足够了：“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不能因为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民主第一”、“不是空喊民主”、“民主的真义”、“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祝第二届联合国日”、“民主才是合法的”、“一切光荣归于民主”、“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为民主拼命”、“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论学术自由”、“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民主一日不实现，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行限制游行法”、“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25] 执政之前，共产党是世界上最高唱民主的政党；执政之后，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不讲民主的政党。这不是它变坏了，而是为求自身发展，象变色龙似的，以适应每个阶段的政治任务和军事斗争，让国人晓得国民党没有前途，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争民主是其统战武器，吹捧美国也是有求于美国，中共在抗战期间需要生存空间，内战准备不充分时需要美国调停，呼吁停战，大洗美国人的脑袋，让美国人为中共说话。抗战胜利后，中共应美国和苏联的要求，呼吁建立联合政府，废除一党专制，还政于民。国民党要求首先军队国家化，才能实行民主，否则中共拥有军队，国民党就等于自杀，国家也不实现民主。而中共要求国民党必须先实行政治民主，中共才可以改编军队，一帮在野的民主党派受中共洗脑也跟在后面瞎嚷嚷。殊不知中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不是走议会道路，政治协商不过是统战国民党的工具，军队才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有学者说，是国民党错失了国家走向民主化的机会，这真是糊涂见解，如果照共产党的意思，保留军队和解放区，中国必然分割为几十块国共两党各自为政的分治区，各自拥有政府和军队，国民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护私人资本，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没收私人资本，两种势同水火的政治势力相敬如宾，一同走向民主，岂不荒唐？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没有一支属于国家的军队，就不是统一的主权国家，中华民国之所以几十年战乱，受尽日本和苏俄的欺侮，盖中央不能统一政令及军队也。
中共军事上准备好了，便精心策划了震惊全国的“沈崇案”，利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贞洁心理，来作为从反面洗脑的材料，刺激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神经，争取中间力量加入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此举果然使全国媒体对美国破口大骂，肮脏污秽的词语象洪水一般泼向美军，激发民众的抗议浪潮。一箭双雕，迫使美国的停战调停宣告失败，抵制国民大会和三读通过的新宪法，借机发动夺取政权的内战。辛灏年的书中讲道：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动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26]
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一案，为了事件之合理解决，美方组织了军事法庭，我方动员了大学校长、大学教授、法律专家，次年8月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退一步说，即使是真的强奸案，也是普通的涉外刑事案件，美军在其它国家此类事情也有发生。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共利用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个人声誉，公开发动一场政治斗争，本身就是缺乏人类良知的卑劣行径，比强奸犯还要可恶。强奸是个人行为，不顾受害者名誉，借机大做文章以实现其政治阴谋，是中共有组织的暴行。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示：“（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27]
中共以此发动全国的反美示威运动，迫使美军撤出中国，视之为反对国民政府的“第二条战线”，[28] 宣布召开的国民大会以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无效，以中国民主同盟为首的中共尾巴党派，立即响应中共号召，也公开声明不承认宪法，谴责美军的“暴行”。这些半瓶子醋的民主党派，不懂政治，偏要乱弹政治，上了共党的贼船，国人误入歧途，他们要负第二等责任。苏联红军在东北肆意强奸中国妇女是国家和军队的恶行，中共却假装看不见，从不要求苏联撤军，知识分子大多表现冷漠，并不受中国传统的贞洁观左右。可见中共的洗脑宣传是何等厉害，国民政府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既不能镇压学生运动，又不能掌控媒体宣传，一步步看着国人被中共拉走，进退两难，最终丢掉政权。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在远东的敌人消失了，却因美国取代了日本的地位，苏联的扩张受到制约，于是指导中共以反对美国驻军为借口，拔除美国这个“眼中钉”。苏军在东北强暴中国妇女和残杀中国人事件何止千万，以战利品名义大肆抢劫东北物资，是整个苏军的暴行，并且分裂外蒙古，中共一律视而不见，更不要求苏军撤出东北，对美军的个别行为却大作文章，其用心十分清楚。从抗战以来，国内一有麻烦，中共与所谓的民主党派便以废止国民党一党专制为口号，指责政府腐败，抗战不力，抗战末期尤甚。既然政治腐败是一党专制所为，那么轮流执政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问题是国民党尊崇三民主义，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两思想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国民党专制毕竟有三民主义理想和五权宪法约束，一党专权是因国家四分五裂，又逢日寇侵略，只能行军政训政之策，一俟国家稳定，便要还政于民。因其执政理念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以欧美的主权在民的思想为基础，五权制衡思想与欧美三权分立的原则相同。共产党的执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剥夺私有产权，实行集中权力和资本的共产制度，其新民主主义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是由共产党领导，国体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与主权在民全民国家理念完全不同。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期间决不会放弃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或反革命是由共产党决定的。很显然，这两种水火不容的政治理想，决定了国共两党合作只是暂时的策略，蒋介石与毛泽东都十分明白这一点。差别在于共产党精于宣传，处于在野地位，不承担政府责任，自然超脱于政府腐败之外，给人以清廉民主的假象，容易获得在野力量的支持，一同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中共以俄为师，苏联自十月革命之后，一直是一党执政，中共不会脱离这条道路。法国、意大利共产党走议会道路，无非是争几个议会席位，政府里安排几个职务，离上台执政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还差得很远。中共有军队，又不愿招安，不是随便弄个部长当当就算了，其志在天下。如果中共愿意以和平竞争方式上台，中国根本不会有共产之祸，中国的政治局面早就因北伐胜利而景象全新了。今天我们重读60多年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散发出民主和自治的芳香，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宪法，在台湾仍然实行这部宪法。反对民主宪法，也显示出中共对民主的恐惧，它们需要的是由中共一党制定一部集权专政的宪法，作为阶级镇压的工具。“沈崇案”洗涤了全国人民的脑子，为中共全面内战提供了借口，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贞操的沈崇，据说后来到五台山出了家。党员无非一工具耳，亦似煎过的药渣，中共不杀人灭口就已经算善待了，决不会为其设计美好的人生。
1946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案，也是共产党用以反美的政治阴谋。国民党并未枪杀李闻二人，此案扑朔迷离，但最终的受益方来看，杀人者实际上就是共产党自己，然后栽赃于国民党。因李闻二人均为留美学者，杀掉有声望的左派人士，一能污损国民政府，二可以阻止美国的援助，让中共得以在“解放”的旗帜下笼络人心，放手发动内战。因此，美国老牌亲共分子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专文，题为《我们对中国的改观》，把脏水泼在国民党头上，把蒋介石说成是冷血独裁者，呼吁白宫中止对华援助。这正中美国政府中亲共人士下怀，美国在最关键的时候停止了对华援助，而中共却在苏联的全力资助下迅猛壮大，最终打赢了内战。直到麦卡斯主义盛行时，美国政界引发谁丢掉了中国之争，才算遏制了美国政府中的左倾势力。但美国也失去了遏止共产主义的最好时机，在后来的朝鲜和越南战场上，不得不付出比援助国民政府超出千百倍的代价。而那些当初拼命为共产党叫好、恶毒咒骂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人士，虽然毫无保留地投入中共怀抱，到了中共开展反右运动时，却纷纷落入毛泽东的陷阱，被一网打尽，身败名裂，落了个两面不落好的可悲下场。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而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目的是动摇政府的军心，沮丧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中共高唱“和平、民主、进步”，在政治上讲“谈判、协商”，在这些美丽眩目的外衣背后，中共不时用枪杆挑起冲突，在战场不能取胜的时候，中共便到会场上来，派人到大街上去。在会场和大街上玩得差不时，中共又跑回战场上去。暴力与和平，像一柄双刃剑，插在委曲求全的国民政府面前！共产党以反内战的宣传来遏制国民政府的剿共行动，国人也跟着瞎嚷嚷，美英等国也持这种态度。殊不知共产党发动的战争，都是国际性的战争，是赤化世界为目的，实质是国际共产主义与国际民主社会的生死决战。由是苏联策动资助、由各国共产党执行的暴乱，决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争执。今天的反恐战争与过去的共产党暴乱是一样道理，反恐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做到的事。中国的剿共战争，具有反对苏俄赤色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战争性质。可惜，等到众人明白了，已经太迟了。
四、土改镇反
土改伴随镇反，或者说夺地杀人是中共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早在北伐战争期间和苏维埃根据地，就已形成这种血腥政策。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一始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土地矛盾无法调解时，农民战争无不以均田减赋作为号召大众的旗帜，中共这个以农民为骨干力量的组织，一开始便向农民作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承诺。随着全国政权的建立，1950年6月，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实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的政策，到52年底，加上三年前已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占全国总农业人口90％以上的地区土改已经完成。即是说除了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内地土改基本结束。短时间内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完成大工作量的土改，在于土改是大屠杀式的，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步进行，期间有几百万人被杀。土改时杀人权力下放给县乡干部，只要农民认为该杀的地主老财、反革命分子，众人振臂一呼，主持公审大会的土改工作组即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通用判词，由民兵或群众将人犯就地处决。不必经司法程序，没有辩护权，你交不交出地契家产都没用，杀红了眼时，连亲属后代也一同斩草除根。共产党诅咒的封建社会，官府杀人也须经过侦察、逮捕、过堂、审辩、判决、上核，最后经皇帝批准等一整套程序，还要延后到秋后处斩。何以要待秋后？是因春夏季万物萌发生长，伐木渔猎都要禁止，何况杀人。董仲舒说：“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29] 以秋冬之严酷来主张刑罚与季节的关系。古人讲天人感应，春夏杀人乱阴阳之道，正是逆天而行，恐天降灾异也。王莽“新政”时期，常不按季节处决人犯，“春夏斩人于市，百姓震惧”，成为他垮台的一条罪状。一般案件普通官员没有斩立决权限，避免滥杀无辜，改朝换代还要大赦天下。共产党掌控国家机器，号称新民主主义政府，非但不大赦天下，却立即将中国变成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操控在情绪激愤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手里。人性中的短视、愚昧、贪婪、仇富、冷血、凶残等劣根性，在革命的名义下充分调动起来，造成农村富户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土改焉有不快之理。毛泽东在镇反中要求大张旗鼓地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杀人，下达了一系列杀气腾腾的指示，下面是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些指示：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办法，请各地一致仿效。
——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30]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述不一定是原件，一般都经过删改润色，毛选五卷本及诗词都是经过无数次修改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经由苏联专家做过修整装饰，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也是经过加工整理的，为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过滤了一些令人胆战心惊的内幕。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加工后的文件中感觉到毛泽东杀气腾腾的神情。建国第一年内，全国镇压地主反革命，各大军区公布的枪毙人数约200万，目的是为了先打掉地主的威风。直到杀得差不多了，1951年5月，毛泽东才在给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指示中，上收杀人权到省一级，但仍将“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列为“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的范围，杀人高潮有所减弱。杀人狂潮中，毛也曾多次说，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不要杀人太多，丧失社会同情，损失劳动力。但杀人权已交给群众，中共点燃了群众的仇恨之火，“不杀人不足以平民愤”，还是非大开杀戒不可。被处决的人犯没有辩护权，自我辩护也不允许，惟有低首就戮。为了有“利生产”就可杀人，这种逻辑亘古未闻，除了共产杀人狂，没人对同类如此痛下毒手。经过大屠杀式的土改，据中共官方统计，从1950年到1953年，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手中转移给多数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是，中共政权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来达到平均地权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而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认为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将大多数农民组织起来，紧跟共产党，中共就能牢固掌握乡村政权。因此，暴力土改不但在经济上消灭地主和富农阶级，也要在政治上打倒地主和富农阶级，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清除，强化农民对地主和富农阶级的仇恨心态，从而建立革命阶级的镇压政权。于是，中共事先设定了农村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据最保守的估计，中共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外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中国是个以自耕农为主的宗法社会，以宗法纲常礼治维系社会，自古实行乡村自治，皇权不下县。由乡绅地主等宗族势力管理乡村，弱化了政府管理，容易形成土地兼并，制造大量失地农民，激化社会矛盾，暴发周期性的革命，摧毁旧政权，建立新王朝。辛亥革命后，有人主张用分阶段赎买的方法，由政府收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避免流血的暴力革命，逐步和平地完成乡村民生建设，国民政府也有了土地改的政策，只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和中共武装暴乱几十年，没有条件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改不成功，但不乏学习的榜样，美国占领日本实行的土地改革，即是成功的范例。日本土改是在乡村成立由地主3人、自耕农2人、佃农5人组成的市町村农地委员会，政府征购地主和自耕农部分出租的土地，再由国家卖给农民，国家和农民分期偿还地款，土地依据法律和平地转入无地农民手中。后来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先是“三七五减租”（地租从全年收获总量的56.8％降为37.5％），又是“公地改领”，逐步向“耕者有其田”过渡，由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提供技术资助，政府以70％土地债券和30％企业股票相结合的形式收购地主土地，分十年偿付地款，按土地状况依次分为26个等级，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政府卖给农民土地的价格为耕地全年收获总量的两倍半，农民也是十年内分期付款，可以将粮食收入的25％交给国家做抵押。这样一来，许多地主变成工业资本家，佃农变为自耕农，实现了国父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事实证明，这既化解人地矛盾又成本低效果好，从政府手中买来的土地比分来的地或者只有使用权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享有更充分的财产权利，谁都无权强行收回。台湾的和平土改未杀一人，未斗一户，农户获得耕地，地主得到补偿，产权受到尊重，台湾经济腾飞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共产党当然可以实行和平土改，可是温和土改于社会是双赢，对共产党自身却有风险，日本的土地改革使日本共产党失去了对农民的号召力，失去了农村包围城市——中国模式暴力革命的社会基础。日共提出过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再无偿分给农民的土地纲领，因无主导权只好作罢。中共的土改，早在建党初期，就提出极具煽动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以便迅速动员群众，壮大自己，完成夺取乡村政权的目的。这与苏联工人革命推翻政府，再没收地主土地，继尔没收富农土地，建立集体农庄，仅是策略上的不同。
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抗战结束后的土改情况。暖水屯地主钱文贵因儿子参加了八路军，自已是抗属，不配合土改，别的地主也在观望，群众有顾虑。土改工作队发现了要害，利用积极分子带头，发动群众，召开斗争大会，打倒了钱文贵，分了他的家产，土改便顺利进行。小说中没有描写大规模杀人的惨烈，不知情的人总以为中共土改政策不错，解决了土地问题，深受农民拥护。而实际上是另一种场面：“就是基本群众的‘重贫轻品’风气下，一些‘二流子流氓’混入并操纵贫农团，更对乡村秩序造成极大破坏。例如，一份陕北佳县1947年冬土改的总结报告中记述了许多事例：如某二流子由于最穷而进了贫农团并当上团长，‘二百五成神’。其人宣扬道：‘先搞地主和富农，再搞中农，好一些贫农也要搞，斗争好比割韭菜，割了一层又一层，当村栽起烤肉架（吊人架子），一个一个来拷打。’”[31] 这是真实的土改，工作组用二流子当积极分子，才能推动艰巨的土改运动，大家都做老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五百年前是一家，不挑起阶级仇恨，不把人吊起来痛打，不制造“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局面，杀人夺地式的土改就是一句空话。共军每攻占一地，即名之为“解放区”，设置政权机构委派官员和土改工作组，广罗当地流氓地痞无赖游民，组织各种民众团体，参与乡村政权和土改，改造乡村传统文化，监视村民，展开阶级斗争，乱打乱杀，营造恐怖气氛，以利派粮派款，支援前线，强征壮丁。
开展阶级斗争是群众运动的要素，但面对面的斗争使农民们感到陌生和恐惧，只有当广大农民从观众转变成演员时，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开展起来。土改之前，相对富足和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乡村的权威，不仅扮演村民的精神导引，帮助调解乡民间的纠纷，还在村里的所有重要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中共土改，就是要打破地主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和在当地农民中的威望，打破他们所代表的乡村传统文化。斗地主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斗”，让地主向新政权交出地契、耕畜、农具、粮食和浮财；通过“斗”，打掉地主的威风，名誉扫地，为乡民所不齿。所以光靠杀人打人还不行，没有农民思想观念的解放，农民也发动不起来，土改工作难以顺利进行，甚至有的农民将分得财物悄悄地送还地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民没有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于是反复不停地宣传就成为极其重要的洗脑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即在于宣传，希特勒的纳粹党也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极其重视对下层民众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说：“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观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32] 希特勒的成功也得益于他是一位善于鼓动宣传的演说家，列宁也是如此，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中共其及军队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永不停息的政治宣传。每到一地，总要在墙上刷上标语口号，召开群众大会，用极通俗和极具鼓动性的语言宣传其政治主张，或者用文艺宣传队表演通俗节目来作宣传。当初共军开进西藏，部队中同样有文艺宣传队及秧歌队，为藏人洗脑。民间普遍认为，地主出地，农民出力，农民租地是互惠关系，公平合理。并且土地有限，劳力剩余，地主可以选择佃户，地主选谁，是对谁“恩赐”、“赏饭吃”。更何况农民和地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邻里关系、宗亲关系等。再者有的地主做人谨慎、勤劳实在，热心乡梓，是公认的好人。要让农民把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现象都用阶级、翻身这一条线挼顺并串连起来，从“宿命论”中走出来，并不容易。所以工作组在土改开始时，先是反复宣传：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打破千百年形成的老观念。四川的新民谣这样唱道：
谁养活谁呀，大家看一看；
没有我们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我们下力干。
脸朝地，背朝天，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瞧一瞧；
没有我们劳动，棉花怎能结成桃！
纺纱织布，没有我们就作不了！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我们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屋，全是我们下力干，
新衣褂、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33]
没有我们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我们下力干。
脸朝地，背朝天，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瞧一瞧；
没有我们劳动，棉花怎能结成桃！
纺纱织布，没有我们就作不了！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我们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屋，全是我们下力干，
新衣褂、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33]
树立了阶级斗争观念，把农民一切痛苦都能与阶级剥削联系在一起，比如把婚姻的不自由解释为阶级剥削、穷人娶不起媳妇或看财礼嫁女儿是因为贫困，而贫困的根源是地主无情地夺走了本该属于穷人的劳动果实。甚至把老人没钱看病或遭儿女嫌弃等家庭不和一类的日常问题也解释为源于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残酷剥削造成的。开展诉苦算帐，一笔笔清算地主如何剥削穷人的罪行，这时候积极分子的作用极其重要，先要把最穷的人（或称苦主、苦根）改造为土地斗争的积极分子，激发这类人的热情，先串联开小会，传授技巧如何流眼泪、倒苦水，总结经验，不断整理加工受苦的故事，成熟后再推到前台。积极分子在痛哭中诉苦，表明斗争的合理性，用各种酷刑折磨拷打地主，让地主顺着要求回答质问，并抄家抢夺浮财，勒令交出地契，没收土地房产。这时的地主已经折磨得不成人样，话无伦次，任由众人唾骂嘲笑，在村民面前头也不敢抬了。再适时召开全村公审大会，让地主跪在台上，“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声泪俱下，声情并茂，用夸张煽情的苦难故事控诉地主怎样压迫剥削自己，从众心理使台上台下鼻涕眼泪连成一片。然后土改干部趁热打铁，以苦引苦，帮助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将仇恨引向本地的地主再升华到抽象的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所以算完了剥削帐，还要查政治压迫，追了穷根追后台，由地主阶级追到帝国主义，由反革命分子追到蒋介石和杜鲁门，共产党用逻辑的力量来将穷人的仇恨引向国民政府，引向国民党蒋介石，引向美帝国主义。于是在一片义愤填膺的口号声中，地主威信扫地，穷人扬眉吐气。把个人的苦上升为阶级的苦，点燃穷人的阶级斗争怒火，积极分子不失时机地跳起来叫嚷：“我要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气氛就营造得差不多了。工作队便以顺应群众要求，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理由宣布判处地主死刑，由民兵立即执行。地主人都死掉了，分得的土地财产就牢靠了，穷人只有跟党走，参军上战场，为“保卫胜利果实”和“翻身得解放”的伟大理想而英勇战斗了。杀人夺地使穷人落入了共产革命的陷阱，被纳入阶级专政体系，与中华民国结为仇敌，再无退路。在中共的宣传和组织下，将诉苦推广为亿万穷人全国性和仪式化的政治行为，把中国人的全部不幸归罪于剥削阶级，一齐挖掘苦难的根源。共产党在这套阶级斗争洗脑流程中既搞到了大批财富，稳固了财税资源支援前线，又获得了天然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政治资本，共产王朝的执政党地位由此建立，毛泽东被神化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比旧式的帝王更加荣耀夺目。土改斗争完全改变了农村的价值观念，暴力专政摧毁了乡村的宗法传统，建立起中共主导的穷人专政的乡村治理结构。那些往日让人瞧不起的烂仔二流子，通过诉苦清算斗争，一跃成为乡村的统治者，使得传统道德观迅速崩解，土改前以富贵为荣，地主乡绅受人尊重，从地主被斗争的现实使很多农民认识到天真的变了，新时代是穷人的时代，贫穷才是资本，是好出身，而富人辛辛苦苦积攒了财富反备受其害，或家破人亡，或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很多地主情愿捐出土地以保命，这也不行，土改必须经过残酷的清算斗争，让剥削者受到惩罚，威风扫地。捐地排除了斗争，从而妨碍了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也不能在心理上彻底解放农民，达不到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的作用。河北雄县有位王汉秋，宽厚仁义，仗义疏财，抗战时期紧跟共产党，成为八路军的堡垒户和联络员。1943年，他见村民生活清苦，主动献出土地，交村公所统一分配给穷人。且断指明志，写血书给县长，以示拥护共产党不可动摇之决心。可1947年土改时，已经无地多年的王汉秋仍然被划为地主成份，说他献地是“畏罪交公”、“逃避斗争”，对王捆绑吊打，滥施酷刑。1951年镇反时又以“反动地主”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判死缓，1960年饿死在劳改营中，亲属亦受尽迫害。[34] 所以土改后农民普遍怕拔尖怕露富，“生产不节约”、“发家不致富”的思想行为相当流行，农民不愿作生产投资和积累，而是上街吃喝消费掉，怕富了后变成穷人的敌人。民谚道：“吃了喝了好活的，置房买地狗日的。”这也是毛时代无法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根源之一。
将农民的利益与革命的利益结合起来，发动农民支援革命战争，让农民武装保卫根据地，建设农民武装割据政权。若达到此目的，把地主从肉体上消灭是最彻底的办法，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阶级观念驱使下，文革中再一次掀起打杀地主富农的浪潮，理由是防止他们复辟，这时所谓的地主富农所剩无几，早在土改时就比贫农还贫穷了，已不成其为生产关系中的剥削阶级了。但长期培养而成的阶级斗争意识，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煽惑下，贫下中农的仇恨心态久久不能平息，北京、广西等地农村于是又大开杀戒，杀戮规模仅次于土改。文革中的所谓“走资派”也是没完没了挨斗，认不认罪都要斗，必须通过斗争来强化群众的阶级仇恨心态。这种土改极为见效，解放区的农民靠斗争无偿获得土地，翻身做土地的主人，农民与地主之间自然积聚了深仇大恨，国军再打回来，就自动站到了农民的对立面，农民不拿起武器与“还乡团”作战，便不能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为了保护自己家庭的既得利益，踊跃参军支前、纳粮缴款，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合理选择，或者说唯一选项，于是中共在乡村进行政治军事和财政动员以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就实现了。广大农民十分清楚，这种再分配必须以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为前提，优势一旦失去，再分配的成果也会丢掉。只有跟随共产党打赢战争，才能长期拥有分得的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农民没有了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一旦共产党在战场上失利，农民将会一无所有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在共产党和农民之间，既结成利益共同体，又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小说里，得到土地的农民，兴高采烈去挖战壕筑工事，说“土地是咱们的，是咱们辛辛苦苦翻身的结果，你蒋介石就想来侵占吗？不行！咱们有咱们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有咱们千百万翻身农民，咱们一条心，保卫咱们的土地！”八路军和农民都是“咱们”，国军和政府自然就是“他们”，“他们”来抢夺“咱们”的胜利果实，“咱们”必须起来同“他们”战斗，才能保护从地主老财手里抢来的财产。民有恒产而有恒心，恒下一条心跟党产党走，中共的利益便蕴藏于农民之恒心中，如鱼得水。国共两党皆因战争之需在乡村社会汲取人力物力资源，但双方遵循的逻辑极为不同。国民党是执政党，负有民生责任，不可能用杀人夺地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而长期战争又使和平土改无法推行，中共在农村的成功，使得国民党只好与失去土地财富的阶层结成联合体，以致处处被动。在拥有强大武力和处于战争时期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中共当然也可以用武力来为战争筹集资源，但会受到两个方面的极大限制：一是与中共军队自称为穷人的武装，与自身意识形态相悖，会严重损害其合法性；二是为保证战争胜利，这样做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实现军事动员，过高的成本会因此得不偿失。所以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争夺中，共产党更注意民心向背和统治合法性，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汲取也贯注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从乡村获取公粮、兵员和劳役，主要是通过利益交换和宣传教育获得农民的理解与认同，寻求最大限度的收益。土地改革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无偿夺取地主的土地财富，分配给贫苦农民，再没有比这更无本万利的事了。这还不够，中共还通过“选择性激励”的“拥军优属”政策使参军上前线的人及其家属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入党提拔或多分财富等的优惠，使“光荣参军”成为一项既出风头又有赚头的事。农民哪里知道“打土豪分田地”根本不是共产主义，土地改革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胜利后土地还是要收回来的，苏联早在30年代就是集体农庄了，农民无非是集体农庄管制下的农奴，共产党的土改不过是为夺取政权玩弄的政治游戏而已。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兵员补充，解放军才能“越战越强”，最终以人海战术赢得战争胜利。林彪初入东北时，仅10余万部队，没有根据地，没有地方政权，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后方，没有粮秣兵员与战勤支援，无法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毛泽东让林彪死守四平，林部付出重大代价后只得弃守出逃。随即“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从城市退入乡村，实行土改，清剿土匪。农民分到了土地，共产党获得巩固的后方，得到了财源兵源，三年之中就有150万农民参军，使共军在人数上迅速占据优势。陈毅谈起淮海战役时提到：“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于光远 先生在一篇写于1947年的文章中说：‘一年来的事实证明，土地改革为当前争取全国独立、民主、和平的爱国自卫战争开发了无穷力量的源泉，为这一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由翻身农民所组织的军队，结合广大翻身农民热烈的支持参战，这一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35] 把颠覆共和的内战上升为爱国自卫战争。土改一方面为了军事动员，取得兵源和财政支持，一方面建立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建国初期，亿万农民所表现出的兴奋，都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以毛泽东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战争。毫无疑问，土地改革是中共巨大战争能量的源泉，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胜利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国民党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中共能干的，国民政府不能干，杀人夺地，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国民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需要人民和它共同造乱。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共产党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造乱的资本，更需要穷人的生命做人海战术的材料。所以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用以恐惧穷人，使之害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或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为其卖命。共党一个村干部，就有杀人之权，随意威胁杀害百姓，比国民政府一个省长的权力还大。政府费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捉了一个共党，证明有罪，送到法院，不出三月五月，又开释了。国家监狱里有许多共党刑事犯，均依判决而关押，不可能全部杀掉。共产党无论是打土豪还是内部清洗，都可以视需要定出杀人指标，干部的话就是法律，民兵就是刽子手。政府是依法征税和征兵，共产党是杀人抢劫，营造恐怖气氛，所以中共几十万人的根据地，即可解决十万兵员的衣食款项，政府筹款征兵能力则不及共产党之十分之一。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可以用人海战法对抗国军，以人肉消耗枪弹。
中共土改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乡村政权对农民进行多层次强制性掠夺，形成“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这是一种通过党政控制方式对乡村进行剥夺式动员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一种政治上高效率经济上低效益的动员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共对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占有方式有两个，一是利用不等价的交换政策，即农副产品的征购体制；二是利用高度统一的财政体制实现对地方财政资源的直接占有。因此，它压抑了农民的创造热情，不仅不能为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反而造成了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累了农民对乡村政权的对抗，增加了控制成本。中共的农村政策是生活生产与政权的高度合一，因此对乡村民众，是打倒地主，利用中农清算富农，拉上小农清算中农，拉上贫农清算小农，最后再清算贫农。不要一个反动的人，不要一个中立的人，就是同情的人也不可靠，必须是每个人离开共党政权不能生活，才能与中共一同奋斗。如果不清算贫农，贫农靠自己生活，政治立场最终也会动摇。中共的宣传办法是：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作战，不上前线的人，应该负担公粮，先向他要今年的公粮，如果要了他还有，再向他追要去年的，要了去年的他还有，向他追要前年的，他无法生活时，再救济他，分给他生产工具，使他的生活和生产与共产政权连系在一块，才会跟着党走。所以说，共产党的土改决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是夺取和巩固政权之需。蒋介石也谈到过中共的土改：
……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要特别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灸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农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36]
共产党是破坏者，以无限战争破坏政治经济秩序，人心越乱越好，就是想使社会崩溃。国民党是建设者，要面对民生困苦，要摆脱恶性通货膨胀使经济崩溃的困境，要考虑外交问题和社会舆论，还要面对军阀割据和遍地的共产暴乱，不可能采取动摇政权根基的推倒重来政策，只能以有限战争来维持秩序。国共之间最致命的差别即在于此。与其说国民党输在未实行土改上，还不如说输在了苏俄操纵的灭绝人性的共产革命上。和平的土改依托的是和平环境，杀人夺地的土改就不同了。抗战时期，中共受国民政府节制，为统一线战考虑，延安也试行过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赎买），但此方案终究没有付诸实践，各根据地唯一在形式上实行赎买的仅有陕甘宁边区，赎买政策很快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没有在各解放区实行。1946年，中共发出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甲)没收和分配大汉奸土地。(乙)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丙)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土地自耕。(丁)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农民用以上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且大多数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而和在内战时期解决土地问题所采用的方式大不相同。使用上述种种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各地可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用。”[37] 针对一些过火现象，指示“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这显然是一项稍为温和的政策，但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一样是阶段性的统战策略，而非中共的本意，“五四指示”发出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说：“一年多的经验证明，一定要有象今天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政策，才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又解释道：
“五四指示”是由减租减息到彻底平分土地的过渡政策，有其历史的来龙去脉。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假如只根据我们共产党的了解，认为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与美国和不可能，因而就决定不和的政策，那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这不算错误，应当如此决定。今天情形不同了，全国人民认为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了，我们党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成熟了，形势也成熟了，提出彻底平分土地是适时的，不迟也不早。[38]
这是共军在战场形势好转，开始扭转1946年的军事失利局面，四平战役失败之后，共军不得不后撤，中共也只好唱一些和平的调子。7月19日下发给各中央局征求意见的《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为争取中间党派，周恩来向他们解释说，中共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这不过是空话，中共政权那时还很穷，根本没有财力来实行赎买政策，靠发行公债征地也不是不可行，而是毛泽东不喜欢“温良恭俭让”，一定要“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正如康生说的那样：“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随着战场形势的改观，和平赎买的许诺也就不算数了，有关征购地主土地的文件实际上是供党内灵活掌握的参考政策，并未在各地公开发布。
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少数，这少数人依靠的是政府维持的正常秩序，大多数人则在破坏秩序的土改过程中才能获益，而农民又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发动大多数同仇敌忾的农民，比保护少数人权利更能动员起巨大的战争力量。抗战胜利后，中共面临着和平参政还是经续武装夺取政权的选择，强大的武装力量使其有了加快夺取政权的资本，放弃迅速动员群众的办法而实行温和土改，等于将主导权送给国民政府，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担心国共内战使中国崩溃危及苏联安全，曾希望中共仿效法共和意共走议会道路，但中共决心发动内战，扭转党内“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倾向，加快进度，抢在国民党前面完成土地改革。早在1941年12月，国民党就提出“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确定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体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国民党执掌政府，不可能以暴力破坏正常秩序为代价，危及自身安全，这就决定了与共产党的博弈中失去绝大多数人支持的尴尬境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情况大为改观，台湾地域狭小，没有共产党军队，又有美国的援助，所以和平的土地改革得以顺利推行，带动经济起飞。中共则沿用战争时期做法，经济活动也用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违背经济规律，搞得国穷民怨。越战期间，中共曾将自己的土改经验推荐给越共，结果在越南行不通，又推荐给老挝，也不行，还是实行了较温和的土改政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全面接受毛泽东思想，比毛更极左，没收土地财产，赶城里人下乡，取消了货币和商品流通，变乡村为集中营，200万人遭屠杀，政权迅即垮台。
五、集体道路
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样，土地改革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本来就是个策略性的口号，中共的目标是走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共产党实施其最高纲领的过程。中共农民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土地改革需要分两步进行，不能象苏联那样强制推进集体化。先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利用农民夺取政权，再推行集体化将土地收归公有。如果一开始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号召农民，让农民帮着消灭地主，再把自己的土地也一并交给政府，农民看不到眼前的幸福，共产党自然会变成农民的敌人。但杀人夺地式土改的最终好处落在了共产党手里，农民不可能预料到农业集体化的结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知完全来源于中共的口号式宣传，贫下中农也同地主一样丧失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绝大部分生活资料，农民随即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共产政权又专政到了农民头上，他们被大大地出卖玩弄了一回。这肯定是个恶毒的阴谋，中国农民不仅无法预料土改之后的危机，还天真地当了回帮“人贩子”数钱的傻瓜。在农民喜气洋洋分得土地之前，苏联在1929年便开始大规模推行集体农庄制度，提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口号。实际上，列宁的十月革命早已消灭了地主：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上面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这个土地法令的基础就是根据二百四十二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根据这个委托书，土地私有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一律无偿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
农民根据这个法令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总共获得了一亿五千万俄亩以上的新土地，这些土地从前都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皇室、寺院和教堂手中。
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五亿左右金卢布的地租。
所有地下矿藏（石油、煤炭、矿石等等）、森林和水流都转归人民所有。[39]
列宁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规定了余粮征集制，全民强制劳动义务制，推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这些政策使农村经济破产，不得不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向农民让步，放开一部分市场。但内战刚结束，列宁就宣布：“退即已经结束”，“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准备实行他的合作化（集体农庄）计划。列宁要消灭的富农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生的富裕农民，他们并不拥有土地私有权，是依照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而致富，战时的余粮征集制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农民抵抗，列宁就想把富裕农民作为剥削阶级来消灭了。十月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农民并不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的痛苦和灾难：
当农民尚处在得到土地的兴奋之中，就发现共产党开始向自己开刀了。1918年春，城市发生了饥荒，这被归因于富农的囤积居奇；一些贫农也被指责受富农收买和腐蚀而私下买卖粮食。于是，政府开始实行粮食垄断制、取消自由贸易和一切市场。因嫌农村苏维埃（首领多为原村社长老）执行征粮政策不得力，党遂在城市贫民中征召征粮队到农村去搜集余粮，用列宁的话讲就是进行“十字军讨伐”。主要由失业工人、退伍士兵和城市游民组成的征粮队到农村后，往往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搜刮一空，还捆绑、拷打甚至杀害拒不交粮的农民。……是年夏，俄共声称要实行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贫苦农民的联合专政，掀起了所谓的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广泛地建立“贫农委员会”，其成员多为原农村公社之外的非耕种者。“贫农委员会”经常诬指那些辛勤劳动、有所收获的农民为“富农”，任意地勒索农民的生活资料供自己享用，还非法逮捕、刑讯农民，甚至强奸农妇。“贫农委员会”还协助征粮队搜粮。[40]
斯大林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他把富农分为三类，并分别提出了处理办法。一类富农——反革命活动和暴乱组织的组织者处以极刑；二类富农——富农活跃分子，特别是最富有的富农中的活跃分子，驱逐到苏联的边远地区；三类富农则分别迁居到本地区的在集体农庄地域外专为他们规定的地段。与1918年剥夺富农时不同，这次剥夺的富农财产不是分给贫农，而是转交给集体农庄。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富农失却了土地和雇工，肉体上也要被消灭掉，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几百万人毁灭于这场最彻底的掠夺之中：
仅仅在一年之中，就有近300万“富农”及其家属和“富农的帮手”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被枪毙，几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去消灭。凡是靠自己的劳动或儿孙们的劳动积攒起富裕家产的劳动者，都被划入“富农的帮手”这个范畴。任何一个无意之中附和了“富农”的人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也被归入“富农的帮手”之列。总之，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中农还是雇农，只要邻居“记恨”他，他也就算作“富农的帮手”。很多执行斯大林指示的人都被卷进了这个漩涡。于是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同没收富农分子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在有刺的铁丝网的后面相遇了。在那里，每一个死人也都获得了一块与活人数量相等的冻结的土地。战争是为了消灭人而进行的，也是为了进行全面的掠夺而进行的。斯大林进行的这场浩劫阻止了中农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了中农，合作社就成为穷人的合作社了。不久，政府发表了一项决定：把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的财富转归集体农庄所有、邻居掠夺邻居，把一切东西全都拿走了：大车、斧子、瓦罐、镜子、靴子、母猪、母鸡、茶炊、被子、头巾……邻居掠夺邻居，斯大林挑动了穷人同富人斗。分而治之！还是邻居掠夺邻居。起初是掠夺富人，后来是掠夺所有的人。所有掠夺来的东西（害羞的历史学家们后来说成是“剥夺来的东西”）都无条件地落入了斯大林的粮囤。哪里有富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界限呢？连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界限在哪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的人了。干这种掠夺勾当的是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共青团员和地方官员——这是整整一支大军。[41]
列宁斯大林把富农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威胁到苏维埃政权，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纳农民经济入社会主义轨道。富农拒绝以固定价格卖粮食给苏维埃政府，苏共于是把没收富农的粮食分给贫农四分之一，富农就作为一阶级站到了贫农的对立面，集体农庄制度就向前推进了，苏维埃政权也获得充足的粮食储备。列宁认为，“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斯大林说：
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42]
土地的集体化解决了政府垄断农产品的难题，为城市统治阶级提供了生活保障和工业积累。彻底剥夺农民，使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便只能依附于共产党政权。列宁多次谈到，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和粮食的占有者，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说明农民实际上也列入被专政对象。划定农村阶级成份虽有一定标准，但这种标准常被滥用，农村干部宁左勿右，随意扩大富农范围，“在消灭富农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消灭(包括剥夺和驱逐)的农民共300万户，约850－900万人，约占全部农户的6－8％。显然其中至少有一半人无论按什么标准划分，也算不上富农。”斯大林还不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于是富农的出路被堵死了，他们除了被消灭，被驱逐，没有任何前途。”[43] 中共也一样，康生领导土改的地区，“在剥削条件之外，又增加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等条件作为划成份的标准。结果把许多本来是富裕中农、中农，甚至是贫农的人错划为地主、富农，从而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据晋绥分局兴县蔡家崖村的统计，由于受康生试点的影响，全村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超出实际地主富农户数的二倍多。”[44] 提出了所谓“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办法。
与苏联的情况一样，土改之后农村又出现贫富不均现象，“这一点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凸现得更加清楚。从农民自身来说，合作化比较积极者，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中经济状况不如人者居多。这是由于土地改革虽然对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不平等的状况，并且如前所述，这种状况还有所发展。这样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就把合作化当成重新分配资源的手段。”[46] 农民心中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古老的“均平”思想和“求富”心态，“均平”是将别人的拿来均，而“求富”是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一旦自己不如人或无法满足自己“求富”的心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均平”，社会主义正好适合这种心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宣传下，先是互助组，后是以自然村为主的初级社，再以行政村组织高级社，后来干脆以乡一级建制把高级社合并为一大二公党政合一的人民公社，集工农商学兵一体，由人民公社统一所有和统一经营。直到发生大饥荒后，又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这是无疑是革命性的转变，合作社无论大小是自愿合作组织，虽然这个过程有强制因素，不允许自由退社，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土地财产的权属关系。人民公社是土地财产全部充公，彻底消灭了私有产权制度，其过程是胁近性的，不可以退出，农民与公社之间是人身依附和强制劳动的关系。人民公社还是地方政权机关，除了管理一切经济活动农民生活，还要管理辖区的建设、财政、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方面。集体化和大跃进年代，公社及生产队干部甚至握有社员的生杀大权，不受司法约束，可以随意刑讯和处死不听话的社员，这些干部有数千万之多，吞噬着大量社会财富，是共产党牢固控制乡村的基本力量。苏联的集体化遇到了强烈的抵抗，中国的集体化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只有个别地区有闹事的。这期间除了一部分贫民的积极性，主要是毛泽东的威信，对革命政权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充满憧憬和希望。只要是毛主席提倡号召的，政府让做的事，在中国就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即所谓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共的宣传工作也做得极为彻底，遍及到每一个人，人们一直被社会主义激情所左右。毛称合作化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合作化就快速推行，毛说“人民公社好”，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人民公社运动即如飞奔的快马，谁都怕落在后面，犯政治和阶级路线的错误。出工吹军号，下田还要带步枪、插红旗。平心而论，农民还是愿意单干的，给集体干总不如为自己干心里塌实，实际上很多人被裹胁入社，迫于政治和精神压力交出土地牲畜。人民公社红旗招展，轰轰烈烈，奏一时之效，时间一长，热情消退，多劳并不多得，生活没有改善，毛泽东的梦话当不了饭吃。集体化的低效率成为无法克服的顽症，号召“农业学大寨”也无济于事。当然人民公社也做了一些事，人民公社化的20多年时间里，耕地的可灌溉面积即从18％上升到48％，这48％的耕地生产了全国70％以上的粮食。20多年人民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的成就，超过了以往的小农经济时代。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农业的低效率和农民的贫困仍然如故，更是浪费了大量财富。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热情减退，而粮食生产和农民生活迅速得到提升。人民公社在教育和医疗上也有进展，大抓阶级斗争与社会生活的单位化使犯罪率降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村庄，不在少数。这当然是以牺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代价，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低犯罪率与自由国家的高犯罪率相比，并不体现制度上的优越性。中共虽鼓动起一时的热情，但农民不能自主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必然失去劳动热情，生产率下降，导致农业减产。要保证城市工业的正常运作，只有不断加大征购力度，加重农村负担，一遇灾年，惨状便可想而知了。大饥荒时期，开始从城市压缩人口，1961－1962年两年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没有出大乱子。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好哪！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人民有多好，人民无非产共产党的奴仆，高度集权体制控制人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城市一断绝粮食供应，注销户口，除了乖乖回农村落户，无处可去。从逻辑分析，共产革命恰似一个精心构建的陷阱，以“耕者有其田”为饵，利用农民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农民阶级让位于工人阶级，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完成对农村的集体化改造。城市也是如此，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马上剥夺资本家，而是借“自愿”来公私合营，大形势下，没有几个不“自愿”的。合营没几天，又赎买工商资本，给点定息，让你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强大声势中，主动放弃“剥削”定息，参加生产劳动，自觉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工商业资本便完全国有化了。
中共政权为了工业化积累，也必须实行农产品的垄贸易断制度——统购统销，最大程度地限制农民，用集体化来改变自然经济的小农经济状况。合作化的前提是建立城乡分治的户籍登记制度，禁止自由迁徙，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集体经济纳入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失去择业与迁徙自由，剥夺乡村土地和城市资本，用户口、单位、档案三条绳索束缚管制民众，以粮油棉布等基本日用品按居住区域配给政策，“画地为牢”，禁止居民自由流动，建立民众对共产政权的绝对人身依附关系。每个人都被划入固定的劳动单位，成年人强制劳动，老弱儿童亦成为单位家属，在固定的村庄和街道居住，由生产队、企事业单位或居委会管治，没有任何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共产政权一举建立了最广泛的奴役体系。中共中央统治下的公有制，共产党可以将单位人员包括其家属在全国范围内有偿或无偿转让，无需征得个人同意。那些乡村的移民或工厂的迁徙，就是奴隶转让的形式。这种转让是强制性的，建政初期，许多工厂从东北及东南沿海地区整体迁徙到内地西部的山区戈壁，全部的工人家属也一同随迁，无需征得搬迁对象的认可。农村的水库移民也是这样，就是共产奴役制的优势所在。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共产党不愿知青呆在城市里，便将各单位人员的知青子女，全部驱赶到农村，组成新的劳动单位。无需征求每个青年的意愿，一纸命令就够了。把户口、档案及粮食关系转到农村，若不服从命令，死路一条，连吃饭的资格也没有了。千百万城市知青一下子变为人民公社的农奴，尽管他们昨天还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人们无法离开体制自谋生存，一切生活资源掌控在共产党手中，党对民众从出生到死亡实行全方位的管治，建立了一套民众对共产党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形成是共产党在给民众饭吃的颠倒现象，人们除了感激共产党而获得生存资料及个人前途之外，别无任何出路。这是一张严密的党天下网络，一方面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另一方面发挥政教合一的强大洗脑功能，从思想理论上认同共产党全方位代表人民，共产党就是人民，坚信唯有共产党才是每个中国人身心幸福的源泉，养成深入骨髓的思维习惯，远离公民权利。至今我们仍然不断能听到“感谢党和政府”之类的赞语，包括那些被强制劳动改造的罪犯。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独特的奴役制度，这在世界奴役史上绝无仅有，是人类社会最残暴最彻底的奴隶制度。共产体制下的中国，一切成员都是奴隶，包括毛泽东。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的奴隶，其余的贵族和平民全部是毛泽东的奴隶，毛可以任意剥夺每一个贵族的生命及财产，工农大众更不在话下。毛下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贵族的子女也要到农村去，无人敢发出非议。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也可将之解释为共产农奴制。而区别在于共产党是以“解放者”的身份来欺骗和统治中国人民，将中共建政之后称为“解放后”，把经过共产主义革命美妙包装的奴隶制度披上理想主义的色彩，以翻身做主人的群众运动方式来表述其民主性，让每个人自觉为共产体制服务。
即使按照马克思的定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是标准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奴隶体制一建立就发挥出强悍的震慑力。“譬如海南岛文昌县城郊公社规定：挑土，每日完不成三百担者打；积肥，每日完不成一担者打；插秧，每日完不成二亩者打。此外还有：挑土担子不满者打；不出勤者打；小偷小摸者打，而且要打到快没气了才往公安局送。”再以甘肃为例，“一九五八年决定从岷县截洮河水、引至数百公里外的庆阳县，沿途各县均调集了两三万精壮劳力投入此巨大工程。但是此工程是中共干部拍脑袋的产物，从未经由专家设计过。干到一九六一年，工程终以失败告终，期间累死、饿死、砸死、病死，以及受不了苦役而逃跑、被抓回来后关在黑屋子里活活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仅仅在离工地沿途某处不远的一个大坑里就胡乱掩埋了几千具民工的遗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对打人一事深恶痛绝，他曾愤怒抨击那些打人干部：“有的干部把老百姓剥得干干净净，和西藏的奴隶差不多，就差剥皮。对群众不是打就是骂，比日本人骂得厉害。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这样这样吗？因为他有个名正言顺的藉口，就是搞‘共产主义’”[47] 搞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一切非共产主义的消极因素，河南在大饥荒中严禁社员外出讨饭，干部民兵上路拦截饥民，打死了成千上万人。应该自觉饿死在家里，因为户口在这里，严禁外出扰乱社会主义秩序，给党丢脸，除非公社开具介绍信，才可外出讨饭。城里人到乡下也是一样程序。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统治时的英雄豪杰，共产党治下无不奴颜婢膝，你可以不怕死，但你不能让父母老婆孩子一块遭殃，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倒霉。皇上不好可以逃到天高皇帝远的深山里做隐士，留万古清名；国民党当政可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以示气节傲骨。共产党渗透社会每一个细胞，权力遍及中国每一寸土地，无一丝一毫自由空间，这就是令人恐怖“党天下”！它不能造就英雄，只能生产奴才，这种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统治方式，自古皆无，人类历史上也未见记载。中国的户口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及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世界上三大臭名昭著的反人类歧视制度。印度的种姓以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农民和手工业者）、首陀罗（奴隶）等分为四大种姓，社会地位依次排序。种姓是婆罗门教（后来演变为印度教）的产物，经典《梨俱吠陀》末尾部分的一首颂诗，提供了种姓的神话来源：
当众神以“人”为祭品，而进行献祭时……
当他们分割“人”时，“人”将被分割成多少部分呢？
他的嘴，他的双臂，他的双腿和他的双脚叫什么呢？
婆罗门是他的嘴，他的双臂造出了武士，
他的双腿变成为吠舍，他的双脚生下了首陀罗。
众神献出了这祭品以用于献祭，这就是神圣法律的开端。
这些强大的存在到达天上，那里有不朽的精灵——众神。[48]
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的产物，现在已不复存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白人殖民主义者法律化的族群歧视，白人至上，不光对黑人，对亚洲裔和一切有色人种，包括高等的印度种性也一并歧视，比美国的种族歧视要严厉得多，直到曼德拉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胜利后的1991年才正式宣告结束。中国的户口制度，带来的人权侵害更胜过印度与南非，不但分城市农村户口，还根据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分为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为“黑五类”，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合称“黑九类”，如果再算上两放人员（劳改和劳教期满释放者），黑色群体共有十大类。颜色变黑的人，本人自不必说，其子女亦失去农转非、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的资格。红与黑并不终身固定，今天你是红的，明天运动挨整或得罪了领导，即刻变黑，只要黑一回，就一辈子漂不白。列入异类的人相当于奴隶制下的“奴隶”，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公社里的由社员监督劳动。外国的种族歧视，可以一走了之，中国人的生活无一处不受控制，无路可逃。古欧洲领主的庄园比起人民公社还要好些，各领地庄园之间互不隶属，农奴逃出领地，领主也很难追捕，逃亡的聚集在一处，便形成了后来的城市，城市形成公民社会。公社社员就不同了，社员依附于自己村庄所属的公社，画地为牢，全国都是公社编制，离开了公社反而死路一条。生活在中国的“人”，亦如婆罗门的“祭品”一样，一同被献上了共产主义的祭坛。
注释：
[1] 沈志华编：《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
[2]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高华个人网站（gaohua.coldwarchina.com）。
[3] 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P291。
[4]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一章。
[5] 沈志华编：《关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问题的俄国档案文献》。
[6]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P434。
[7]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486。
[8] 《双山回忆录》，P114。
[9] 引自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清华事件：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http://Museums.cnd.org/cr）。
[10]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P457。
[11] 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香港中文大学网站（www.usc.cuhk.edu.hk）。
[12] 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二章，P26。
[13]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199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P850。
[14] 沈志华编辑：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斯大林与赫布朗关于南斯拉夫军队(1945年1月9日 )。
[15] 丁抒著：《阳谋》，第六章。
[16] 沈志华编：《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
[17] 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作者：S.N.冈察洛夫 李丹慧，《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发表，引自中国冷战网。
[18] 同上。
[19] 《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十章。
[20] 傅建中：《红墙白宫——30年前的秘密》。
[21] 林炎燮：共党“圣人”列宁不能见人的一面。转引自www.aboluowang.com/life/data/2007/0329/article_8955.html
[22] 胡美、任东来：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http://ias.cass.cn/show/show_mgyj.asp?id=1083
[23]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P77-78。
[24] 《苏俄在中国》，第二编第二章，P246。
[25] 摘自笑蜀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26] 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五章。
[27] 引自谢泳：重说沈崇案，网络版。
[2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29] 《汉书》，董仲舒传。
[30]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关于镇压反革命。
[31]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
[32] 希特勒著：《我的奋斗》，第六章。
[33] 师吉金：1949年-1956年中国农民的心理, 《世纪中国》网站。
[34] 老鬼著：《母亲杨沫》，第29章。
[35] 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36] 《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三章，P62。
[37] 《刘少奇选集》上卷，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38] 同上，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
[39]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P232。
[40] 李丹阳：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41] 安·弗·安东洛夫、奥弗申柯著：《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三章。
[4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P318。
[43] 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沈志华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
[44] 仲侃著：《康生评传》，第十二章。
[45] 贺雪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香港中文大学网站，原载《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46] 师吉金：1949年-1956年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
[47] 丁抒著：《人祸》，第五章。
[48] 印度 R·塔帕尔著：《印度古代文明》，199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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