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光返照 第二章 和平崛起之疑

第二章 和平崛起之疑

一、战争崛起

准确地讲，“和平崛起“并不是中共官方通用口号，是国际和国内一种通俗讲法，中共的标准用语是“和平发展”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平崛起一词首先由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于2003年11月3日提出，他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和平崛起一词遂不胫而走，受到官方与民间的普遍认可。改为“和平发展”是为了消解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让国际社会放心，中国完全是在和平的愿望下发展自己，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并且和平发展不以西方国家为具体定位和目标，放弃了毛泽东雄心勃勃的赶英超美口号，掩饰中共与西方长期对抗的火药味。和平发展之表述虽然减少了对外刺激性，但其潜台词并未改变，因为意识形态之争还在，中西对抗的国家潜意识仍然起作用，民族主义的狂热心态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仅仅是被刻意掩盖了。怎样认识当今中国，怎样判断未来的中国，在诸多“中国问题”中，这可能是最重要和最难解释的问题，比之民主问题或环境问题的答案要复杂得多。除了官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标准口号外，其他的所有中国人——有产或无产、精英或平民、党内或党外、在朝或在野、居住国内或身处海外，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看法。说“繁荣兴旺、太平盛世”者有之，说“积弊丛生、崩溃在即”者有之，说“大国复兴、强权崛起”者有之，说“内忧外患、国将不国”者亦有之，形成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巨大反差。虽然国内公开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但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消耗、高能源需求、高投资拉动、高环境污染、高金融坏帐、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高通货膨胀、高贫富悬殊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 增长之实质意义，甚至提出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的种种质疑，体现出民间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诸多忧虑。官方通常按照是否为中国现状唱赞歌为标准，将评论者划分为“爱国”、“友好”与“敌对”、“反华”两种力量，这种贴政治标签的作法自然形成“中国观”的两极化。其间的巨大的差异至少表明一点，就是中国现状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

地球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国际安全便成为一个大问题，在此之前是地区和种族冲突，落后的交通技术搭建不起全球化的战争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武力冲突，大战结束后，人们认为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可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又引起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永远的和平，世界上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联合国，以取代失效弱势的国际联盟，赋予安理会五大国以否决权，以大国一致的原则形成强制性的大国权力，以联合国的国际法权威来制止大规模战争。可惜事与愿违，共产主义崛起，又开始全球扩张，在苏联幕后操纵下发动朝鲜战争，导致联合国干预，十几个国家参战，是微缩版的世界大战。国际社会分为两大阵营，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形成了严峻的冷战格局，两大阵营都在加紧军备竞赛。苏联垮台，柏林墙倒塌，以意识形态为阵营的冲突结束了，恐怖主义和种族冲突又影响到全球安全。以911为标志，显示文明间的冲突已到不可调和之地步，西方受到伊斯兰恐怖势力的威胁，伊斯兰受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冲击，美国人担心中共政权的崛起，中国不断掀起民族主义狂热，还有核武器扩散失控，环境生态不可逆转地破坏，说明人类世界离和谐生存的前景还极为遥远。于是中共不失时机发出和平崛起（发展）的口号，虽然诱人，也有策略，可以掩饰狂热民族主义，但国际社会仍然视之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中共持续的扩军备战，也让周边国家感到恐慌，以军事同盟或松散联盟的方式遏止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野心。中国成为亚洲的孤立大国，也使中国人的心态更为焦虑，民族主义更加狂热，战争叫嚣不绝于民间和网络。继毛泽东输出革命之后，又一轮全民性的战争崛起意识，已然无法掩饰。纵观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包括18世纪崛起的大英帝国、19世纪末崛起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上半期崛起的苏维埃共产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以及二战以后崛起的美国等，都不是和平崛起，无一不靠战争赢得强国地位。即使是小国以色列，也是凭借几次中东战争的胜利而重新崛起于中东地区。坚持绝对和平的国家就难以真正的崛起，因为国际发言权首先是以国力及军力来支撑的。

然而，世界秩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光靠战争不行了，战争是硬实力，若无软实力为支点，崛起是不能长久的，很多靠战争崛起的大国之所以迅速衰退，也是软实力不强所致。软实力也是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地位牢固的基础，是获得地球居民所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西方世界用自由民主和科学技术这些软实力来影响世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即使是最保守的国家，也十分喜欢西方的现代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输出着价值观，虽然这种价值观未必十全十美，也不能将普世文明简单化为西方价值观，但自由价值观与生活消费方式还是适应当今世界的。西方社会从希腊文明到文艺复兴，从罗马政治到基督教的救世精神，从工业革命到科技创新，从自由理念到普选制度，从哲学思想到互联网，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光靠战争崛起的德国或日本一时得势，很快就失败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让全世界感受受实惠的软实力。古代的蒙古帝国或奥斯曼帝国，这些令人恐惧的庞大帝国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西方的崛起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富强，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战争只是富强与文明对旧秩序的否定。有人将这种秩序定义为霸权，但其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上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假如美国人一味扩张，而无典范性的民主制度和科技文明，无维护人类自由的坚定理念，不占领道德权威的高地，世界各国必然结成强大的反美联盟，好比二战时期的反德意日联盟。美国的核心原则就是自由，当年德国沉醉于纳粹主义，知识分子因为不自由而纷纷逃往美国。如今生存在红色恐怖下的中国人，首选避难之地也是美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富人，甚至中共高官也毫不犹豫将子女财产转移到美国，获得美国自由制度的保护。中国崛起将不得不面对自由世界的制约，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崛起，当它的专制野心最终不得不挑战自由联盟时，自由就是它无法逾越的屏障。中共政权不过是个一时发达的暴发户，完全不具备替代西方自由理念的文化优势和普适性，能让人类共享的精神文明一样也没有，党文化不可能成为人类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也没有任何科技优势，缺乏创新能力，更没有一种科学和发明是领先全球的，与美国根本不在一个竞争层次上。美国苹果公司一款IT产品（Ipad）配上愤怒的小鸟（AngryBirds）游戏，便令全世界的人不分老幼如痴如狂，一个乔布斯胜过一百个中国IT精英，这就是软硬实力的证明，是创新能力巨大反差，更不用说更多的科技和文化上的优势了。而中国的软硬实力尽是些低档消费品或张艺谋之流的影视作品，再加上毛左愤青的狂妄叫嚣。共产专制是反人类文明的，它统治中国是从文明回归了野蛮，丝毫不占有道义优势。西方以自由主义发现人的价值，中国用集体主义培育忠君意识，从文化层次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迷信暴力，压制民权，远离神佛，惟问胜败而无是非，是疯狂物欲下的极端实用主义，是一种丢弃灵魂的赤裸裸的“性力主义”，是一个最坏的典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流氓逻辑，它不尊重民众权利，不能让人类社会感受到文明与关怀。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需要这种文化，西方世界不必说，伊斯兰国家也不要，连被强制服从的中国人也十分厌恶。如同中国人无法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外国绝不可能接受中国模式，借助于儒家文化的包装也不行，那仍然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儒家文明强调的是王道和君臣秩序，是开明专制与个人修身为基点的政治伦理和世间道德。中共把经过党文化包装的实用主义儒学推向世界，以共产党暴富式的‘中国崛起’为先导，一图主导全世界，没有成功的可能。中国人爱说“东风压倒西风”，21世纪的中国崛起，只剩下战争这一途径，但胜算完全不在中共。中共的硬实力不过是出售些低福利工厂制造的廉价商品，靠垄断国内资源牟取暴利，通过赚取外汇和掠夺国民暴富，换取GDP大国称号，再购买欧美国债当债主，军事与航天技术上也落后于西方半个世纪。中国正处于各种势力的环形包围之下，一重又一重，冲破这些阻力而达到美国一样的国际领导地位，绝无可能。中国经受不起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一旦发动战争，连南海也出不去。不是这些意识形态各异的国家非要与中国作对，而是中国模式及其强烈的崛起心态，给周边乃至全球带来“黄祸”般的恐惧感，不得不防而已。

以历史经验而论，世界性的大国都是通过战争而崛起，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不列颠，法兰西，德意志，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等世界性大国，都是如此，从古至今，找不到和平崛起的先例。即使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帝国，从黄河中下游的部落民族，利用了无数次的战争手段，历经几千年，拓展为具有一千几百万平方公里版图的亚洲大国。虽然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内陆型的，不是崛起于全球，因为周边多是些文化落后的小国，有了高山大海的地理屏障，中国人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一遇到海外强国，便一败涂地。如今的崛起是面对全球的，一定会挑战由美欧主导世界的格局，这种崛起，必然隐藏着巨大的战争风险。崛起是指国际地位的强势而言，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武力为依托，可以用美国为例说明问题：美国兴起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崛起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拖垮了共产主义的苏联，打击地区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以自己雄厚的经济能力和军事实力崛起于全球。国家不能靠和平而崛起，但和平却是不能节省的口号，历史上那些深知不能和平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地高唱和平的调子，将崛起之魔爪伸向国外，德意日法西斯是以争取世界和平来为侵略扩张辩护，斯大林的苏联与毛泽东的“新中国”都是在和平的烟幕下输出共产革命。当年日军在中国及南太平洋的每一次重大进攻，都冠以和平的名义，东条英机如此，裕仁天皇亦如此，裕仁在御前讨论战争的会议上曾朗诵和歌一首：“四海本来皆兄弟，缘何世上起风波。”[1] 每一次战争升级背后都有天皇的因素，向美国开战也是天皇下最后决心。日本天皇嘴里的和平，是各国应该无条件接受日本领导下的和平，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否则就是破坏和平，日本必须武力讨伐之，来维护日本式和平。这种逻辑下，高昂的好战情绪一直是日本国民的集体心态，战争可以保证日本的领导地位，还可以突破经济或外交上的困局。在日本看来，对外战争是争取帝国荣誉之圣战，其神圣性不容置疑，是加强国际领导地位的必要手段，也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强心剂，认为“一打起来，神洲正气一定大放光明”。[2] 德国也一样，国民完全支持国家的战争扩张政策，全民狂热支撑着法西斯政权。苏联从列宁时期的内外交困转移到斯大林手中，经济、军事和政治行情开始一轮强劲上涨，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斯大林政权于是采取咄咄逼人姿态，在美国削减军备的情况下，积极扩充军备，准备与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并武力干涉东欧国家政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幕后支持金日成和毛泽东发动侵略韩国的战争，表面上都打着维护和平的旗帜。赫鲁晓夫上台后，从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入手，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理论。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不同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多样的，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过渡的唯一途径。也可以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主张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展开和平竞赛，以对话取代对抗，谋求苏美联手主宰世界。在国内政策上，为遭受斯大林杀害和整肃的冤假错案平反，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减轻农民负担，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开展工业方面的改革，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上升较快。但赫鲁晓夫也有斯大林的专断作风，权力过度集中，武力镇压东欧国家民主改革，又引发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与美国濒临核大战边缘。赫鲁晓夫的改革在经济比较成功，在国际政治上仍然是失败的政策，是在和平口号掩饰下的苏美对抗。勃列日涅夫执政提倡集体领导，实行“三驾马车制”，即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再由一人担任。1965年开始，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实施“新经济体制”改革，适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价格、利润、资金等手段刺激企业职工的生产热情。持续了10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1950年苏联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180和6570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值为和1213和4315美元；1982年分别为15870和29260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值为5878和12587美元，差距逞不断缩小趋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全球，将大量的国民收入用来发展军力和全球扩张，常规军力超过美国，总兵力为530万人，国外驻军80万人，可利用的国外基地和军事设施100余个，坦克5.1万辆，各类飞机2万余架，洲际弹道导弹1398枚。美国现役部队总兵力为213.7万人，飞机23860架，战略导弹1663枚。苏联1979年军费开支为148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远高于同期美国的6％和西德的4％，导致经济停滞，增长率下降到1％以下。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侵略阿富汗，干预和参与中南半岛战争，苏联在与美国的战争竞赛中已是疲惫不堪。接替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是个68岁的病号，他以“社会主义起点论”取代了过勃氏的“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正处于社会主义漫长过程的起点（与中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似），对苏联积累的弊端有较清楚的认识，但仅一年多便去世了。契尔年科更是73岁的老病号，在医院中渡过了他13个月的任职。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戈氏年轻有为，大刀阔斧，提出“加速苏联经济发展的战略”，以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为蓝本，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政策的全面改革，以公开化、民主化推动国家政治进步。但后来的发展出乎意料，共产主义体制在民主化浪潮中迅速崩溃，苏联告别了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向民主国家转型。经过转型期的剧痛，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和人民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人均GDP已超过苏联统治最好的时期，但东欧集团瓦解，由武装力量支撑的超级大国地位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扩张主义色彩，其重新崛起的欲望极其强烈，以大国意识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是俄罗斯难以化解的民族主义根源。

历史上大国的经济崛起毫无例外地带来政治影响的扩大，通过追求军事力量的强盛来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英国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取而代之成为此后300年间国际关系的新霸主。法国崛起也产生了拿破仑战争。德国在19世纪后期的崛起则将世界带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军国主义的日本称霸亚洲，在太平洋与美国展开大决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对峙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两国在战争中迅速膨胀的国内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共驳斥“中国威胁论”，呼吁世界多极化，是因为谈这些问题未免太早些，容易授人以口实，自我孤立。现在每年军费高速增长，已经在制止台独的烟幕下走上了主导亚洲事务的军备竞赛之路，先期的目标是压制日本，超过印度，再往下就是将美国逐出亚洲。世界上没有不思扩张的大国，日本、巴西、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经济崛起带来的政治诉求。只不过从过去的领土扩张变为文化意识形态或经济版图的扩张，以及争取国际发言权的强势地位。扩张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上足够强大的国家，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就是强大的军力，军力的强大突出表现在战场上的优势。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流强国，开始向西武力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上升为世界第一流国家，又急速向太平洋海域扩张，企图独霸亚洲。战败后，制定了和平宪法，现在又开始寻求国际社会的更大发言权，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争取国民支持修改宪法加强国防力量，争取向亚洲以外地区的派兵权。无论是先期的帝国主义扩张，还是现在民主制度下的扩张，都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表现，是国家强大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应。两次世界大战均未波及美国本土，但美国充任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主导力量，承担了抵抗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全球扩张的领导责任，同时也为了美国的国家最高利益。自由国家尚且如此，专制国家就更不例外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伊朗充当了原教旨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先锋，开始在中东地区建立霸权。伊斯兰世界有两种扩张势力，除伊朗之外，以本·拉登的原教旨主义最为极端，不断用袭击平民的恐怖手段迫使民主国家退缩，本·拉登呼吁美国人放弃民主政治，皈依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全球化，与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全球化）一样，让以恐怖主义为手段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放弃扩张，是不可思议的。

中共最为崇尚武力。毛泽东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仗，同西藏人打仗，同印度人打仗，同苏联人打仗，一开国便与美国开战，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毛泽东号召全民皆兵，要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核战争。邓小平教训越南，全民热血沸腾，几乎无人反对。现在的口号是“打赢一场未来的高科技战争”，就是针对美日联盟的。各地城市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通过虚拟战争营造紧张气氛，就是提醒人们时刻不要忘记战争，并不是真的要防空袭，这即是典型的战争崛起心态。中共在出兵朝鲜前，并无明显的外来威胁，也是高喊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打出国门。中共的治国权力来自战争，而不是选票，它缺乏化解国内外政治冲突的制度性手段，时常借民族主义来转移内外矛盾。统治者于是利用这种特权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以将广大民众的注意力转到战争上面。一是通过共产革命或民族解放之类的“神圣战争”来裹胁民众，转移视线；二是专制政权本身的极度不安全感，需要将西方世界不断妖魔化，通过战争来提升自身的安全系数，哪怕是虚拟的战争也可以。正常国家的国防是政府和国会的事，民众已经授权给执政当局，就没有必要操心未来的战争输赢问题，将国防问题民众化。中共的做法是让全民关注战争问题，不时发出备战言论，玩一些诸如大阅兵把戏，时常发布军事演习消息，或玩弄拉响防空警报之类的小花样，证明当局异常重视民族生存。中共建政几十年来，一直以历史教科书和文学艺术形式歌颂战争，产生了巫术般的催眠效果，使中国人对战争题材总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喜好。文革之始，毛泽东身穿军装接见红卫兵，军装成为文革中的流行服装，好斗好战更是红卫兵的特性。如今毛左愤青不停地喊打喊杀，也是被巫术化的一代人，时刻受溶入骨髓的战争欲望所驱使，通过语言暴力来征服别人。还特别喜欢在虚拟梦幻般的反美反日反台独战争构想中，设计战争场面，发泄过剩的激情。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有位军事专家说：“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 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中国海军不但应该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最强大的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抗衡！中共每年大幅度增加军费，发展高科技装备，就是为了打赢构想中的战争，特别是准备与美国进行毁灭性决战，这就是典型和不能掩饰的战争崛起激情。只是中美实力差距过大，周边乃至全球全是潜在的对手或敌人，才不敢公然发动战争，影响韬晦策略。一个刚解决了温饱，人均GDP仅居世界百名，很多人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有两亿人失业的穷国，竟妄图与人均5万美元的美国搞军备竞赛，靠得就是剥夺民众的福利来谋求迅速提升战力。但美国也希望中共扛起冷战大旗，走前苏联军备竞赛的老路，消耗中共，以节约生命，不战而胜。中国何以会热衷于战争宣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国际阶级斗争为立足点的理论，国际阶级斗争是通过世界大战来实现的，是建立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经之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敌人正是自由民主国家，不在军事上压倒自由世界，共产政权就不会获得最终的安全感。毛泽东曾说，中共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最终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这是共产主义的特点，比牟取地区霸权的法西斯主义和为赢得圣战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更具侵略性和全球性，苏联如此，中共亦如此。美国是共产主义的克星，是自由世界的领导力量，惟有在与美国决战中才可以解决谁胜谁负的生死问题，所以共产主义天然和最大的敌人非美国莫属。今天的中共仍延续毛泽东的战略目标，这对共产党政权是生死攸关的，只是在宣传策略上需要低调些，将阶级斗争的口号换成和谐世界的宣传，其战争崛起的目标决不会变，因为共产主义放弃暴力路线，就意味着自身的消亡，在对内对外方面都是如此。但现实的共产主义策略是民族复兴，目的在于实现“中华世纪”，其与苏联的“大斯拉夫主义”一样，北京建造了“中华世纪坛”，即是这种心态的宣示。怎样才算是实现了中华世纪呢？就是全球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汉民族主导国际事务，从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上管治全世界，为地球制定统一计划，实现毛泽东搞“地球委员会”的梦想。将地球变为共产星球，由共产主义战胜民主主义，中共政权才会获得最终的安全。“和平发展”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另一种宣传方式，用共产党的话来讲就是“斗争艺术”。 斗争艺术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实践手法，没有斗争哲学，难于统一意志，没有斗争艺术，韬光养晦就毫无意义。养晦是为了斗争，斗争是为了霸权，否则又何必养晦或斗争呢。和谐与斗争都是阶段性的手段，目的在于共产主义的全球化，中共至今决不做易名之议，决不走三权分立的“邪路”，决不放弃与美国决一雌雄的战略构想，坚决抵制一切颜色革命，每一任统治者都热衷于大阅兵，以炫耀地位和武力，这不仅仅是表演，也包含着急欲称霸世界的战争崛起野心。时下战争一词是中国大陆的高频率词汇，超限战思想泛滥，一涉及到国际问题，总是以“战争”二字概述之。如“货币战争”或“贸易战”之类的词语，甚至对外国网络进行黑客攻击也纳入网络战争，处处为战争崛起热身。从经济崛起、军事崛起到战争崛起，这是一个共产政权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是一个狂热民族主义支配的共产大国之逻辑性轨道。毛泽东的穷中国尚且敢于对美军开战，自认为财大气粗居世界老二的中共，怎么可能不谋求老大之位呢？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共不惜一切生命财产代价发展核武器，急速扩军备战，就是为了以战争作为最后胜利的手段。但为了掩人耳目，中共崛起包装为民族复兴，便可以减少许多阻力，所以中国崛起实质上是中共崛起，以共产党的称霸世界为最终目的。中共从建政之日起，从来没有放弃过崛起的愿望，挑战美国，对抗苏联，当苏联滑落为二流国家的俄罗斯，中共的目标就是全力对付美国。天天在扩充军力，军队不停地演练高技术战术，军头将脑越来越好战和高调，裹胁煽动民情民意。周边一有事，网上便一片“亮剑”之声，其战争崛起的急迫心情再也无意掩饰。

但煽动狂热民族主义的结果是强化国人的帝国梦，使中国人难于成为世界公民，溶入普世价值观，进入民权社会，让共产党永远占据领导地位。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的惯用手段，中国人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中共正与前苏联一样，正在走向社会帝国主义阶段。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上，总要有些让人信服的行动，而中共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扮演着邪恶的角色，在诸如伊朗、朝鲜、苏丹、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问题上，中共从不发出谴责的声音，还要全力资助他们，挑动与西方的对抗。中共与屠杀人民的苏丹和津巴布韦开展石油和“血钻”贸易，武装这些独裁政权，抵抗西方的民主化影响。相反，中国对国际慈善事业却极端吝啬，与其所称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符，例如中国每年从抗击爱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拿到钱最多，8年中得到了约10美元的援助资金，争夺了最贫穷国家的份额，而它的捐款每年仅有可怜的200万美元，其付出是回报的60倍。同期美国的捐款是55亿美元，法国是25亿美元，连俄罗斯也比中国多出很多。中共的大国形象在外人眼里，不过是全球的“邪恶轴心”，越是无赖国家越与中共关系紧密。中国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总是慷慨无度，尤其是对待非人道政府，一方面给人留下争取矿产资源或政治支持的印象，一方面让国际社会感觉中共在公开保护反人类政权。

中共非常善于宣传和平，惯常以一个“和平使者”的身份活动于国际舞台。它宣称每年增加的军费开支仅仅是为国防之用，数额非常之少，远比不上美国多，中国没有远洋作战能力，提高军力在于保护国土安全。对付台湾的上千枚导弹，是为了恐吓台独分子，不会打到台湾人民头上。中国的愿望无不为了增进世界和平，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所以中国历来不在联合国会议上支持动武，最多只投弃权票。中国也反对制裁朝鲜和伊朗，希望各方面坐下来，不设时间限制，心平气和地谈下去，无期限地讨论核武器问题。中国还倡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和保障地区安全。又成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角，还每年举办博鳌论坛，与世界名流共同探讨和平发展问题。中国还诚心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举办中非合作峰会，出钱帮他们解决基础设施不足问题，一次免除上百亿美元非洲债务。中国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聚会。中国的大熊猫也在许多国家动物园里，毛茸茸地充当着“亲善大使”的角色。中国还与许多民主国家展开人权对话，以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是否决美国对中国人权的谴责提案，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权相当不错。中国还化被动为主动，公布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指出美国的人权极差，自己的屁股没擦干净，根本没资格指责别人肮脏。而中国人民正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人权不断改善的美好国家里幸福地生活着。一句话，中国正以一个可爱的形象重新亮相于世界舞台，以“和平发展”的承诺对国际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又极力煽动民族主义，即使是和平的奥运会，中共也借机让民族主义狂热起来，怂恿和组织部份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以保护奥运火炬为由，在海外上演文革版的大规模愤青运动。在日本和韩国，这种对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用规格统一的五星红旗形成红色旗海，将奥运火炬连同火炬手，完全淹没覆盖，令当地人连奥运火炬都无从目睹。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甚至抢先下手，对西藏支持者、韩国国民拳脚相加，将咄咄逼人的红色暴力展现于世界舞台，活脱脱印证了美国CNN电视台“暴民与匪徒“一说。在韩国的火炬传递中，3万件北京奥运会T恤和3万面五星红旗从中国运到韩国，发给参加人员，掀起一场红色风暴。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连同欧洲民众的反应看来，红色旗海下的“中国形象”，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威胁——红色恐怖主义，是共产赤祸在全世界的变种蔓延。整个“圣火”传递过程，无不显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全世界变成红彤彤大海的潜台词。无怪乎中共这么看重火炬传递仪式。不惜血本，通过一系列的奥运符号和仪式，以“百年期盼”、“百年梦想”的口号，煽动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将奥运高度政治化，办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红色奥运。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展示北京红色政权的力量——仍然有调动一切人力物力的强悍能力，有日益强大的国际威慑力。红色中国“和平崛起”之真实含义，即在于此，与毛泽东输出暴力革命并无本质区别。中共对一切事情都要首先考虑政治得失，政治上划不来的事是不会干的。北京奥运开销达五六千亿元人民币，超过历届奥运会的总和，耗费如此代价，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向全世界证明中共政权的强势，无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不少中国人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中心地位，这必然要从美国手里夺取霸主地位，展开生死搏斗。即所谓的“文明中心转移”论，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共异常重视苏东亡党和当年德国、日本的亡国的残酷教训，在总结德国日本快速崛起的经验时，避免德日的错误。避免树敌太多，在国际上搞统一战线，有打有拉，孤立美国，而后各个击破。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认为自己的种族最优越，都受列强欺凌的历史而有复仇心理，有崇拜自己权威的传统，均感到生存空间严重不足。所以必需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都崇拜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原则。中共认为自己最具有决定战争的体制优势，不似美国有国会制约，一旦中国瞄准了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等国会争论完了再授权总统对外宣战，早就打到华盛顿了。邓小平说：“党的领导决定问题迅速，定了就办，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扯皮，这是我们的优势。”中共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大一统传统的基础上，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也强调高度的集中，但注重的只是元首个人权力，忽视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抓好“党要管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所以希特勒后来众叛亲离，从根本上动摇了纳粹党的战争能力。中共领导集体空前团结，军队绝对效忠于党，可以从容应对一切危机。中共还认为其优势还在于不信神却有崇拜圣人的传统，可以很好的利用来建立领袖及中央权威，这也是当地球之王的最有利因素。在中国的扩张历史上，唯有中共有资格带领中国人走出“埃及”，领导中华民族做世界的主人。率领人民走出去，解决了中国人生存空间不足问题，人民就会无条件拥护共产党，就会看到一党独裁的莫大好处。在中国人走出去的过程中，要绝对防止和平演变，绝对保证党的领导，不惜以血腥代价保证稳定。中共坚持认为，这是中共在全球民主化的今天，能以中华崛起为号召力，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化执政危险为历史机遇的唯一办法。中国人要走出去，必须同时伴随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中共的一切建设发展实际上都是为战争需要做准备，虽然表面上仍旧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经济建设是以战争为中心，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一举战胜美国作长期准备。用核武器把全世界捆绑在一起，我中共不能活，不能做世界的主人，决战时刻不妨让中国人和全世界一起完蛋。最好的办法是动用生物武器一举灭绝美国，为中国人腾出地方来。消灭了美国，全世界都得向中共低头。在中美决战中，十几亿中国人就是最大的人质，死掉一多半，过不了多少年又生出来了。但中共一亡，中国人就再无出头之日了，这也是中共所夸耀的历史责任。所以在中国大陆，好战心态是民族性的，更演变成顽固的民族劣根性，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情绪，所以才能构成庞大的愤青群体。好战心理更成为一种常态文化，不但在政治领域，包括经济文化的一切领域里，都常常可以听到“全心全意打好这一仗”之类的习惯性话语，哪怕是与战争毫无关系的春耕夏收风涝旱灾也是一样，无不视为一场场的战役，组织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虚幻为指挥作战的将军。这是长期受毛泽东思想熏染的结果，毛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人民战争方式来开展阶级斗争。所以，中共是世界上最好战的战争集团，这种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战争心态会更加表现在扩军备战上。

汉民族耿耿于怀外民族的奴役，却也喜欢奴役少数民族，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大汉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为了实现更大的大汉族主义，中国人通常不排斥专制奴役，如果将专制包装为人民共和，就会心安理得接受奴役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是这种民族劣根性的根源，也是狂热汉民族沙文主义的源泉。中国人认为全世界应该由中国来领导，中国自古占据“天下”的中心位置，应将汉唐雄风发扬于全世界，把“天下”的外延扩大于全球，弘扬“争天下”的老传统，中国人的帝国梦也随着中共的强势而日益旺盛起来。实际上苏联集团垮台之后，中共便暗中扛起了冷战大旗，笼络收买一些极权国家和穷国小兄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只是中美双方心照不宣，不愿意公开化而已。而随着中共经济能力的迅速提升，中共表现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登顶世界权力高端的急切欲望，在国际事务上的口号也日益强硬起来，尤其在人权问题上面，对抗也日益强势。

中共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大为不满，说中国并不存在威胁世界的意图。实际上不是不想，而是能力还不够，还处在韬光养晦阶段，等到羽翼丰满，不威胁世界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应用于全世界的理论，企图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共产世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所谓“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理论，这个革命是暴力性质，没有丝毫的温情。即使是小小的朝鲜，其“主体思想”也称之为照亮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也要千方百计发展核武器。如果朝鲜的实力比中国还大，第一个目标就是统一朝鲜，第二个目标就是主导亚洲。如果伊斯兰极端势力强过美国，全世界的人恐怕都要朝拜麦加，一天五次完成一整套立正、赞颂、鞠躬、叩头、跪坐等动作流程。一旦中共掌控了亚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届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要走出国门，一举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同当年毛泽东输出革命，不光是输出资金武器，还要捆绑搭售毛泽东思想。美国是民主国家，尚要承担世界领导责任，中共是专制政权，待有了压倒优势的军力，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第一个目标就是越过台湾海峡，将中共军力向东推进200公里。这个过程除了动用武力，台湾不可能从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退居为专制政权的附属物。出于专制本性，物以类聚，毛泽东时代是输出革命，充任第三世界的领袖，资助各国反政府武装，帮助建立共产政权，遭遇全面失败。邓小平无奈下韬光养晦，但目的仍然是要走出去。现在自觉羽翼丰满，财大气粗，又故态复萌，援助苏丹种族灭绝政权，豢养流氓国家朝鲜，支持缅甸军人政府，还有伊朗、古巴等专制国家都是中共政权的帮凶。中共成为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言人，为保护这些流氓国家不遗余力，他们也给予中共回报，在人权问题上替中共辩护。中共决不与民主国家一起反对专制独裁政治的恶行，仍然将普世价值视为最大危险。还有一面是隐形的扩张，在欧美及澳大利亚，中共广布党徒特务，控制华人社会，影响当地政府。中共还利用外国宣传工具来实行洗脑，德国之声中文部就被中共地下党控制，成为宣传中共改革开放的统战工具和压制海外民主人士的阵地。这种扩张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麻痹西方社会的神经，达到美化中共极权统治的目的。如果不是海外民主派人士揭露，德国政府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中共以展现软实力的方式来把握国际话语权，将国际舆论引向有利的一方，消解人类社会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恐惧。如“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中共一个十分庞大的统战组织，目的是控制海外华人社会，以伪民意间接干预外国政府，一是“融入当地高层政治”，二是“影响主流社会”。统促会组织已发展到180多个（包括美国、台湾在内），遍布全球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共的操作下，其能量巨大，引诱多国政要为其服务，影响当地政界和商界的代理人。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提出议案，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对西藏的镇压，不设前提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直接进行实质对话，寻找尊重藏民人权与尊严的长期解决方式。北加州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念慈号召近一百个社团领袖，向佩洛西办公室写信施压，要挟议长佩洛西要支持中共，否则发动选民“届时用选票说话”，威胁到佩洛西的竞选连任。[3] 中共对海外华人社会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尤其在美国，每一个华人社区都有中共统战特务活动，他们控制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干预华人生活，在华人社会制造对立阵营，激化矛盾冲突，意在分化瓦解民主力量，壮大亲共势力。美国也有不少越南或古巴社区，却没有出现分裂对抗的阵营，就是缘于越共和古共没有大规模海外统战特务的渗透。中共对海外社会大规模的渗透，是为培养敌国内部的颠覆力量，是中共战争崛起的“第二条战线”。

二、农民国家

若从自然地理分析，中华之所以长期闭关锁国，不能改变农民国家的传统，也是缘于地理位置的不利因素。北方是荒漠寒冷地带，西部也是荒漠高山，只有东南面临大海，但邻国都是些小邦，对外贸易极少，缺乏跨越地理屏障向外扩张的动力。加之中国地域广阔，农业发达，也约束了继续扩张的动机。虽有移民奔逃出海，只是个人行为，不是国家扩张政策。当中国被共产主义统治之后，地理屏障更掺入了政治因素，毛泽东虽然热衷于输出革命，中国基本上还是个防御型国家。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和中共政权外交政策的失败，周边几乎全是敌对和半敌对的国家，十分警惕中共的政治扩张。俄国与中国有历史积怨，中亚五国与中共有宗教和民族上的纠葛，印度时刻防范中共，越南与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有海岛之争，东面的日韩台与美国是军事同盟关系，形成地理加政治的双重包围态势。海上商路必经的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一线的出海通道，中共军力无法施加影响。中共不能控制南中国海，更无力冲破以美国军力为后盾的东南沿海防卫岛链，中共仍然是一个内陆政权，其经济发展的能力亦受国际局势制约，一旦中共发动对外战争，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就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其战争崛起就只能长期停留在幻想阶段。与中共关系较好的是朝鲜、缅甸及巴基斯坦等小国，这些国家不过是骗吃骗喝，耍耍无赖，显然不能作为军事同盟来依靠，若伙同中共与美国交战，无异于自取灭亡。缅甸不会与中共结成军事同盟。巴基斯坦是两面国家，一面骗取美国的反恐资金，一面接取中共的援助，并不是真诚的伙伴。朝鲜更是流氓无赖，以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来获得中共的长期援助，维持金家王朝，内心对中共的防范远超过对美国的警惕。所以，中共发动战争，只会是孤军奋战。

出于善意，人们总爱将中共的改革开放视为走向民主宪政的前期阶段，认为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民主进程总是在向前走，经济的市场化是民主化的前期准备。但从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也有人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不过是重复着改朝换代的历史逻辑。有学者分析道：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轴。围绕这个轴心，集结了众多的精英势力和民众力量（包括互不相容和相互为敌的各种力量），推动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改良、变法、动乱和革命。与英、美、法、俄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虽然这一诉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史进程，但它从来不是任何“改革”与“革命”的主要动因），而是执着于挽救一个中央集权的旧国家免于分裂、破碎和衰弱的愿望。在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天平上，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份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自由权利的份量，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在这个总体背景下，1911年以民主共和为制度取向的辛亥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帝制在它被颠覆的那一刻又以变态的方式复活了。

1949年，“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重新聚集为一个集权政治的共同体。其实，亡清以后的多年内战，若撇开那些西化的“主义”、“党”、“领袖”之类的词藻，与刘邦项羽、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张献忠们的游戏规则并无二致。当“革命”终于陶冶出新一代的“真命天子”之后，又一轮的“改朝换代”也就落下了帷幕，新的执政党因为“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理由在中国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丰功伟绩”的真实意蕴──“彼可取而代之”──被遮掩了起来，同时它被普遍地理解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甚至被解释为近代中国“根本任务”的“完成”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用来“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是全中国唯一“一贯正确”的政治领袖──超出这一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而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就无所适从了。

民众对新政权与毛的服从，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国悠久的天命帝制和改朝换代传统、中国古老的平均主义大同社会理想、新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及其政治精英们精心编造的“一贯正确”与“雄才大略”神话等因素。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毛成了真理的化身，在世俗观念里，毛就是“天子”；被肢解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被虚饰了的中国传统帝制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本人称之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以“斯大林加朱元璋”来比喻毛式体制则更为贴切。而许多文化知识精英认同毛及其同事们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资格和权威，并不是因为后者建立了一个取代大清帝制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更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在恢复这个专制大国“仰赖万岁”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凝聚力。[4]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变态帝制”将中国又引向专制王朝周期性更替的传统轨道，这与苏联重归专制的道路基本一致。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毛遂产生领导国际共运的愿望，试图将中国变成“第三世界”的革命策源地，恢复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旧日风范”——“光复旧物”。一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光复旧物”，就是典型的农民国家意识。毛试图建立一套毛氏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不再满足于斯大分配给他的地区共运领导人角色，不断输出革命，决心走中共国际版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从而一举跃升为“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从内敛型的“中华帝国”向扩张型的“中华红色帝国”转变。所以，中共从不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每一代领导人的理论贡献都称在继承发展和补充完善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共产党还叫共产党，名称没有变，党的性质、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原则、专政政权的镇压性质没有变，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没有变。也就是说，改朝换代的农民国家意识没有变，一些变化无非是改换包装，作技术性调整，以适应新情势。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国有企业转移至“太子党”手中，人民的勤务员改称国家公务员等等。而军队还是由党指挥，人大还是橡皮图章，政协还是清谈场所，立法司法还是党管，新闻也没有自由，网上也不能随意发言，学校里依旧灌输共产主义理论，党国体制没有丝毫弱化，一些机构改革只是行政体系变动，谈不到政治改革的层次。不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改变中华第一的历史包装，指望政治革新或共产党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是学者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化当然是有，从毛泽东本无资格却非要争霸世界的病态心理转变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因是发展经济离不开国际市场，无法继续打倒美帝苏和各国反动派的毛氏革命模式。但韬光是隐藏，不是变性，好似变色龙之变色是适应环境的保护色，以待更有利的出击，不是食肉向食草的转变。其隐藏策略也仅限于对外，对内根本不韬光，还是专制镇压依旧。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对内专制残暴的中共政权领导全世界，会尊重人权，建立民主自由的国际秩序。但是不少中国人仍然在做着统一世界的美梦，奴性加狂妄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基础。

从中国人民族心理分析，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数千年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养成中国人无比自豪的民族文化心理，视中华为世界之中心。当近这种虚幻的自豪感被西方炮舰无情打破，于是中国人的自豪情感又与悲情意识牢固粘合在一起，形成坚固的崛起及复仇情结，化为整体的民族心理意识。特别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奴化教育，中国人基本失去文化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知识群体的犬儒化和愤青运动的反自由化，令中国人的“中华帝国”情结饱含着自恋和狂妄情结。人们听惯了“美国梦”，于是又有人自作多情地迷恋“中国梦”了，并把这种梦想扩大为实施战略。“美国梦”是个人内心渴望自由的奋斗激情，建立在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之基础上。“中国梦”是民族主义的集体政治暗示，是统治人类世界的妄尊自大，是臣民为帝王效命的极权理念。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种表达形式，一种是全面对抗西方，中国人不能容忍美国的强大影响力，不能容忍美国式的自由言论，所以对任何切中要害的西方评论都视为“唱衰中国”的反华行为，以此为民族主义煽情；另一种是自我陶醉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萧条，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关于“美国衰落”的评论与预测铺天盖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不行了，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所以，中共不允许“唱衰中国”，却天天在“唱衰美国”。

我们若以人类历史观察，中华文化并不比西方文明高明多少，西方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乃至经济政治哲学宗教军事乃至民权共和理论等诸方面，远在中国古代之上，现代就更不用提了，中国只作为现代化的享受者角色。中国人的自豪感无非是建筑在自己搭建的所谓“四大发明”架构之上，顽固守旧和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影响了中国人走向人权社会，多次丧失民主化的机遇。中国人不习惯于各说各的话，希望以整齐划一思想和秩序来实现强国梦，以“明君”治国最为推崇。一切乱象皆因国家缺少圣人统治之故。中国人的潜意识是其集体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也是集体主义的，“大中华”民族记忆更随着经济的进展而恶性膨胀。西方社会原本对古老的中华文明充满着神秘感和好奇感，当越来越多的洋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落后自大，中国人不过是在睡梦中，实不堪一击。中国人若不知自身之缺陷，中国的崛起不会为人类带来跨越性的进步，而是适得其反。了解共产党的真实历史，知道它是一个从尸山血海中崛起的恶魔，建立了世界上最野蛮血腥的集权制度，如果任其势力扩张于全球，必将把人类社会引入灾难的深渊。中共在当今国际上越来越强横，到处掠夺资源，抢占话语霸权，与少数极权国家狼狈为奸，就已经证明中共的崛起无非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已。我们切勿将中共的崛起与中国的崛起混为一谈，中共的中国与中国人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从一个贫穷的执政党通过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垄断攫取了大量财富，跃升为财大气粗的红色资本集团。中共恶魔崛起了，中国人的中国其政治生态无任何改变，连毛时代形式上的“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被剥夺了。中国人均GDP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依然穷国一个，农民占大多数，没有丝毫政治权力和缺乏民主素养的中国人是谈不到崛起层面的。

说到底，从民族性上，中国仍然是个农民国家，依旧是农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连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不如，整个民族缺乏进入现代文明的精神准备和前置条件。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被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取代了，共产主义替代了三民主义，因为国民革命是民权革命，农民革命是改朝换代的战争。农民革命催生了红色政权，少部分农民上升为贵族皇族，大部分农民被打入地狱。所以，中共权贵集团用农民意识治国，他们领导的还是农民而不是市民（公民）。农民的特征是一盘散沙，屈从权威，市民的特点是公民社会，实行自治。农民意识的典型特征就是目光短浅，玩小聪明，贪小便宜，只顾自己和眼前利益。缺少现代人的权利意识和独立精神，缺少博爱和救世胸怀，缺少敬业和学术精神，喜欢赶热闹，喜欢拉帮结派，走出国门也一样。在共产党的仇恨教育下，民族劣根性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连过去的传统道德也丢掉了，宗教受到打压，好人受尽苦难。国家领导人一脸僵硬，朝廷没有一个忠义廉洁之臣辅，各级政府里全是尸位素餐者，政法系统内不是特务就是恶棍。学界没有一位享誉世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没有一部好的政治学、哲学或科学著作。文化市场上低俗恶俗泛滥，洗脑艺术横行，马屁文章连篇，找不到一本好的小说，看不到一场好的戏剧和电影，书店里尽是些骗人骗钱的文化垃圾。整个社会急功近利、浮躁贪婪、鬼话连天，贪图一夜暴富，全民炒股炒楼，投机心理演成国民心理。市场上无货不假，无食不毒，只顾赚钱，漠视法律与生命。不涉及到自己，决不出头抗争，愤青群体狂妄无知。尽管不少人的身份高了，素质未随之提升，全社会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尽是些目光短浅的暴发户嘴脸，天天做着乌托邦的美梦……中国人只有通过争取民权的奋斗和洗礼，才能真正进入现代文明。

中共提出和平崛起口号，也是因为中共自身壮大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需要韬光养晦的时间。法西斯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是呼喊和平，与敌对的苏联签订和约，日本也与苏联订立了中立条约。但实力足够大了的德国立即视和约为废纸一张，苏联向日本宣战的同时也是单方面废除了中立条约。中苏交恶时，也不是缘于条约过期作废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双边条约尚且如此，和平的口号不会有多大约束力。中越两国相交好时如亲兄弟一般，后来又打成一团，两国都毫无难为情的感觉。只要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无赖政权，都没有可信度。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共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势态度，利用民族主义狂热在西方国家大搞“红海洋”式的红色恐怖，也是中共在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毛泽东说：“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在21世纪的今天，即使是中华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都在向民主政治的架构积极转型，不是谁胜谁负式的思维逻辑。中共政治操作和权力交替依然沿着黑箱作业的宫廷政治轨道运行，还是宫廷内部斗争，不屑于公开公平的政治运作方式。就历史传统而言，斯大林、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独裁体制在对应重大内外危机时，具有比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更为强悍的动员能力，就是因为他们亲自掌握着枪杆子，有集体主义的权威。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由革命产生的强势领导人消失，独裁体制不得不进入“集体领导”时代，陈旧而过时的官僚机构、各利益集团纠葛、内部协调阻力加大，内在危机时时显现，导致整个政府对应外在风险的“危机控制”能力大为降低，共产政权的纸老虎形象已经无可掩饰。法国总统萨克奇会见达赖喇嘛，中共以为与历届总统一样，吓唬一下，法国就退让了。结果百般威胁无效，束手无策，纸老虎的本质暴露于全世界，中共却不敢采取进一步的外交或经济报复手段。

中华应该崛起，但崛起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崛起的一定是中华民国，一个由孙中山亲手建立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接见法国《红色人道报》记者爱丽丝的时候，爱丽丝曾经问他：主席，你这么伟大，也犯过错误吗？毛泽东说：我当然也犯过错误。问：那你犯过什么错误呢？毛泽东沉吟不语，半天没有回答。然后爱丽丝就抢着说：是不是发动韩战？毛泽东的脸马上严肃起来，摇着头说：不，那不是错误，那绝对是正确的。爱丽丝又问：那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毛泽东又沉吟了半饷，才说了一句话：我不该改了国号。我们原来就有一个好端端的中华民国嘛，为什么一定要改成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呢？”[5] 毛泽东更改了国号，另造了一个不属于中国人民的中国，毛并不后悔他的共产革命，而是预感到更改国号有可能使他变为后人唾骂的“乱臣贼子”。因为他打不倒孙中山，中华民国就永远合法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将延续下去，况且台湾还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即使台湾无力统一中国，将来中国实现了民主，国号一定还是回归中华民国，就象苏联垮台又恢复了俄罗斯的国号一样。再造共和，将是21世纪中国人推卸不掉的历史重任。几十年的残酷统治证明，中共政权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它是祸国乱华的邪恶势力，是人类文明的颠覆力量，是继法西斯主义之后人类的最大灾祸根源，它既是法西斯主义，也是马列主义宗教化的、最有欺骗性的国际恐怖主义。它的崛起扩张是全人类的灾难，人类社会必将为中共的崛起付出惨重代价，只有深受共产专制之害和追求自由的中国民众，才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才会是共产王朝的真正的掘墓人。

三、反日目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从甲午战争割让台湾、辽东半岛，从二十一条之山东问题引发五四民主运动，再到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与中共的崛起，从南京大屠杀到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钓鱼岛问题和东海油气田争端等等。血与火的历史渊源形成了民众天然的仇日情绪，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抵制日货是最有号召力行动，可以说，抗日就是爱国，抽去了反日内容便不是完整的爱国主义。反日一直是执政党与民间达成政治一致的一张大牌，在任何时候都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转变为爱国主义热情，任何政客都可以从打反日牌中得到爱国之名，而抵消相当的执政和外交成本。日本侵华带来战乱与压迫，但日本人不来，中国人也一样处在战乱与压迫之中，甚至还要严酷，中共的历次屠杀或政治运动，都不是日本人的功劳，其酷烈程度也不在日本侵华之下。但民族感情使得同样的苦难却有不同的含义，人们很快可以忘记中共的历史罪恶，却决不能梳解仇日情结。因此，民族主义便是中共领袖们惯于玩弄的牌，争取民众支持，来化解政治上的被动或危机。尤其是共产主义宗教式的信仰已经破产，爱国主义旗帜下的民族主义就成为新的和唯一可资利用的“准宗教”，煽动起民族主义宗教式狂热，中共便又一次掌握了道义资源，化解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中国人世俗宗教热情较低，政治性宗教的热情总是过分强盛，因此，义和团或文革式的宗教狂热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反日浪潮也随时可以发动。但中共政权只是利用反日情绪，一旦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危及中共经济和外交之时，政权利益大于主权或历史之争，便会马上展开“破冰”或“融冰”之旅，紧接着走向“迎春”和“暖春”之行，直至达成“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所谓“互利双赢”的共识。所以，日本在与中共的游戏中，日本人能沉住气，保持压力，也就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共操控的外交工具，当民族情绪有失控苗头，中共就会果断出手打压，主动替日本消除麻烦。中国的抵制日本不过是表演性和阶段性的，本身不具有持续性，由于民众没有抗议权，更缺少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无非网上臭骂一阵拉倒，或者到日本驻华使馆门口嚷嚷几句，扔几个鸡蛋，却从不敢到中南海门前示威，渲泻对中共外交政策的不满情绪。

若从中共的历史来看，也可以说是打反日牌起家的。反日首先是保障苏联安全的需要，反日又是动员群众和社会资源的有利武器。红军从江西败逃到陕北，遵照莫斯科指示，打出“共同抗日”的旗帜，又高喊“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力求获取政治上的主动权，扭转军事上的失败形势。正好张学良送上门来，少帅不战而败退西北，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心里窝火，只好借抗日来挽回面子，发动西安兵谏，落入中共“一致抗日”的圈套，日本关东军闻讯一片欢腾。结果斯大林反对扣蒋，定性为亲日分子的阴谋，怕中国失去抗日领袖，日本势力大进，影响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责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马上由纵容打气变为劝戒诱迫，花花公子里外不是人，抗日领袖没做成，东北军星散，误国误已，闭门思过，失去自由，羞愤终生，至死也无颜回大陆省亲。中共对张学良仅是利用一下，并无特殊感情，张学良胞弟张学思为中共海军参谋长，文革中被诬以混入共产党的特务，迫害致死，全不念其兄长的功劳。中共西安事变之机取得合法地位，得以平安渡过陕北初期的极端危困局面，又一次咸鱼翻生，成为抗日口号下的最大赢家。而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都做了赔本的买卖。取得了合法地位后，红军上了前线，中共反而不热心抗日了，不舍得老本赔在鬼子枪口下。抗日原本就是一张假牌，毛泽东数次说过“感谢皇军”的话，就是其本意的表达，因为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所以在对日关系上，历来是左的程度大，右的可能小，中共官方强烈言辞都是表演性的。虽然可以用暂时的宽容来换取利益，但决不能有亲日的嫌疑，亲日与汉奸同义，这一点中共拿捏得很准。在台湾可以亲日，台湾是中国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人当亡国奴是中国政府的决定，不是自已的选择，也就怨不得台湾人亲日。在中国大陆亲日就等于政治自杀，汪精卫曲线救国另立“南京政府”，周作人进日伪政权做官，都是不懂亲日就是自杀的道理，不见得是存心要与日本一道毁灭中华民国。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或多或少都与日本有过关系，满清派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多在在日本呆过，国内有难，日本是首选避难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将日本作为避难所。日本出于大东亚战略的考虑，十分乐意收留和培养中国知识阶层的亲日情绪，以作未来的投资。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有底线的，特别是精英阶层，他们得到日本的资助，但民族感情深处还是难以宽容日本给中华民族事造成的灾难。蒋介石、阎锡山也曾留学日本，国难当头之际，还是站稳了中国人的立场。中共不抗日，却用“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的滥言，给自己脸上贴金。日本侵略中国，救了中共一命，但毛泽东的“感谢皇军”、“要给日本人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的无耻之言，也不一定是亲日情绪的表露。他老人家总是什么话都敢说，以展示独一无二的豪情壮志。他不恨日本人，这毫无疑义，但挂上亲日的招牌，谅他也不敢。日本侵华只是给中共造成千载难逢的发展空间，日本是坚决反共的，若日本打垮了国民党，也决无中共立足之地。日本是毛列入帝国主义阵营坚持要打倒的对象，“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诱人的口号，是毛泽东叫的最响亮的口号。这与一面同美国总统和基辛格会面，谈笑风生，讨论赠送1000万中国女人给老美；一面在舆论上还是高调打倒美帝国主义，是一样的道理。中共的反日宣传不过是激发民族主义的需求，反日只是策略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持续保持压力就够了。日本虽是民主国家，但对中国人权状况并不关心，对中共政权不构成直接威胁。何况日本已经退居美国保护下的防御型国家，对中国没有战略野心，所以对中共对中日贸易长期逆差的现状持容忍态度，也不去干扰日本对华广播。中共真正仇恨的是美国，美国对自由人权的高度关注是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害怕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中美贸易长期顺差，构成中国的外汇来源的主要部分，中共赚足了美国人的钱，却仇视美国人，不停地干扰美国华语广播。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差，决定了关系的权宜性。邓小平对日关系较为宽松，也仅是权宜之计，有求于人，中共的经济建设离不开日本的援助，日本欠了中国人感情债，在援助上自然也要表现出主动。中共现在不断打反日牌，宁可影响两国关系，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上对日本的依赖性已大为降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本称霸亚洲的时代久已过去，日本不象俄罗斯有中国急需的石油矿产，中国对日元需求逐渐淡化，对日经济依存度降低，日本削减政府对华低息贷款，这一年几亿美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却在加大，对华贸易超过对美贸易，并且长期保持顺差。面对中国的日益强盛，日本人先天的优越感开始动摇，所以中共不失时机地打出反日牌。反日牌是政治上压服日本的唯一办法，日本是美国坚定的战略盟友，也是台湾的后援。不断地提出历史问题，不停地给日本政府首脑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日本朝野和政界与经贸界的关系，形成左中右相互牵制的局面。保持对台湾的高压态势，首先让日本在对台湾关系上知难而退，政治上压服了日本，极大削弱美日台三角防务关系，以使中国成长为亚洲支配国家。

什么问题最能先声夺人呢？就是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的历史旧帐。30万南京军民的鲜血与供奉在靖国神社的240万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亡灵，送给了中共一张张打不完的大牌。日本人羞于认错的态度，更为反日炉灶不断添加薪柴。尤其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慰安妇问题，不但使对韩关系冷谈，也令美国政界和欧盟对日本的看法有了些转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侵略者，谁也不能说中方有错，天平自然倾向中方。但无论怎样变幻手法，这终究是障眼法，历史纠纷永远存在，日本首相即使不参拜靖国神社，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还有教科书问题，还有钓鱼岛与东海油气资源争执，还有亚洲地区利益之争，中方可打的牌很多，日方不是让一步就万事大吉的。毛泽东时代从不恶炒南京大屠杀，更不提慰安妇或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在中苏对抗中需要拉拢日本，苏联侵占了日本领土，正是可以被中共利用的历史问题。邓小平时代也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钓鱼岛一类的历史旧怨，采取冷冻态度，因为经济开放需要大量的日本资金技术。面对中共的强大压力，日本基本上无主动可言，除非他屈服于中共，这在民族感情上不大可能，反之，就只好硬着头皮顶住。日本当然知道中国的用意，靖国神社不过是个由头，连战争赔偿都放弃了，死咬住参拜不放，岂不舍本逐末。美国也放弃了战争赔偿，并援助日本恢复经济，把日本改造为民主国家，并提供国家安全保障，所以日本人对美国没有恶感。中日之间则不同，日本视中国为潜在的威胁，不容易找到令双方妥协的中间道路，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是外强中干的毛邓时代了，早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了。打反日牌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爱国的含义是爱共产中国，中共以爱国主义号召民族是最廉价和迅速的策略，“共同抗日”如此，“南京大屠杀”亦如此；二是以历史问题压服日本，日本欠了中国一大本历史帐，官方又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提前释放了日本战犯，这无疑对中国民族感情是一种伤害，但官方可以用这种“以德报怨”式的宽容来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经常拿出来炒作一番，勾起历史旧怨，让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对华关系上谨小慎微，影响日本外交决策，等于日本欠了中国一笔永远还不清的民族感情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态度是“与人为善”，并非“以德报怨”，也未放弃对日索赔，中国初步要求日本赔偿620亿美元。但由于内战，国际局势变化，冷战格局形成，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放弃了对日索赔，也不让国民政府索赔，最终不了了之。中共与日本建交时，正式声明不要求日本赔偿，对日索赔问题才告终止。相比之下，俄国要轻松得多，中国损失于俄国的利益比日本要大百倍，但却不存在打反俄牌问题。这恐怕缘于俄国只是割占过东北和西北地区，对汉民族的主体发祥地的中原地带影响不大，苏联与中共历史上是从属关系，无苏共即无中共。但主要还是反俄的成本太高，毛泽东反苏弄得国家陷于危险之中，只好去联合旧日的敌人美国。当然也在于俄国对亚洲事务的关注度较低，从不批评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实。中共对领土之争并不看重，印度占领着西藏9.2万平方公里土地，与内地太过遥远，中共装做糊涂，从来不打反印牌。日本则不同，侵占过东北及中国大部分地区，对汉民族造成过极为严重的伤害。汉民族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基本上是汉民族的历史，几千年文化自认先进于周边国家，是引以自豪的资本，日本原受中华文化影响很深，反过来又奴役先师中国，日本人正是犯了这个大忌。仇日主要是汉民族的感情，新疆和西藏同属于中国，就没有什么仇日的民族情绪，日本最终从中国一无所得，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中共以历史问题压制日本，必然要严格掌握操控权。反日是一种策略，如果过火了，陷入僵局，中日变为敌对国家，反而被动。所以对民间自发的反日，如慰安妇索赔或登钓鱼岛宣示主权，官方尽量压制，勿使其脱离操控。反日也是为中共快速增强军力提供理由，官方称中国的军事是防御性的，但中共根本没有外国军事威胁，在与美国争夺朝鲜和越南的激烈战场上，在对印度、苏联和越南的边境冲突中，中国本土从未受到过侵略或军事打击。中国最穷的时候都没有紧迫的安全威胁，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可以说，中国未来也不存在被大规侵略的担忧。你不担心别人，别人可要担心你，买那么多先进武器，整天提拔上将，维持比美国还要多的军队，布署那么多导弹，飞船也上了天，又造航空母舰，中国又不象美国那样有维护国际秩序的习惯，不让周边国家担心中国的用意，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一层意识，中共不必明讲，让日本联想到就够了，表面上增强军力是为防止台湾独立，实际上也是以反日为借口，针对美国罢了。2007年初，中国发射了一枚太空导弹，击毁了自己的一颗老化卫星，令国际社会震惊，中共发展太空武器决不是为了对付台独势力。中共知道，与美国争雄是几十年后的事，称雄亚洲是初步强盛的首选，一个亚洲最大的国家一定会谋求主导本地区事务的发言权，这资本就是强大的军事存在。美国军力发展就是中共十分羡慕的样板，军方对两次伊拉克战争高度关注，及时放弃以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为传统的战略战术，军队装备和训练向未来打赢高科技战争过渡。但是，亚洲有日本和印度两大势力，有美国驻军，也有俄罗斯的强大存在，俄国绝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在石油等资源和人权问题上需要俄国帮忙，要想称雄于亚洲，将面对空前的难题。所以说，中共可以高调反美反日，绝不敢对俄罗斯稍有不恭，惧俄也是中国崛起亚洲乃至世界的软肋。毛泽东当年敢对抗苏联是因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今天美国的对手是中共，俄罗斯正走下坡路，决不敢与美国公然抗衡。所以俄罗斯担心的是中国，中共连年扩军，迅速提升武器装备，让俄国人心存戒备。据2010年初的一项“谁更是俄罗斯的敌人”的调查表明，59.8%的网上投票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敌人，有 77.9%的电话调查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敌人，认为美国是俄罗斯敌人的只有27.6%，电话调查仅22.1%。这同中国民间的看法极为相似，中国民间也是把侵占中国领土的俄罗斯视为仇敌，并不认为美国是敌人，与中共政府与俄合作对抗美国的政策完全相反。俄国政府则在中美政治分歧上支持中共，也是想将中国威胁转向美国，让中国全面对抗美国，减轻自身的压力。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逻辑，危险来自于俄国，却必须打反日牌来实现反美的目标，表面的理由与实际的担忧分节，绕一圈儿不过是为了防范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以保护中共政权而已。所以，反日只在表面化，反日的背后是反美，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共很快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美国建交却拖到了1979年。中日复杂关系的表面化成分多，实质性的纠纷少，历史问题的翻来倒去是政治需要，中日需要时建交时，历史问题便一句带过。与美国则是表面化的成分少，实质性的因素多，台湾问题，朝鲜问题，越战问题，美苏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当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制约因素。将来与中国发生严重利益冲突的一定是美国，不过现在先拿亲美的日本开刀罢了。虽然不时打反日牌，但反日的边际效益也在降低，日本的民主化取消了殖民扩张主义政策，已经不存在什么军国主义复辟的可能，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也随之消减，民间交流受官方冲突的影响不大，日本强大的经济能力与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也是中共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在侵华问题上，日本也并不是没有道歉过。改革之初，日本更在经济上给予中国巨大的援助：“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的十余年时间内，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都是日本的诚意，但中共出于民族主义需求，故意视而不见，不时煽动操纵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须知反日牌也是双刃剑，玩不好伤及自身，日本毕竟是极具竞争力的大国，日本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团结一致的精神，深入人心的危机感，都不是中国人能与之相比的。反日牌打糟了，把自家陷在里面，就会越陷越深。以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强逼日本就范，不知进退，日本从国格和民众情绪考虑，也不可能向中共做出保证，表示服从。若日本照中共的口径行事，日本其后的政策也要尽看中国的眼色，日本在中国面前便无优势可打。反之，中共一味强硬，陷自身于冷战之中，下不来台，只好继续下去。策略方面，水平太差，显现新领导人外交艺术的生疏。中国人常把日本与德国作对比，德国总理向波兰人下跪，日本首相却不肯谢罪，证明日本人的傲慢。下跪需要勇气，谢罪也需要勇气，德国人有勇气，令人感动，日本人没勇气，让人疑虑。但日本人也有不可动摇的民族感情，如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人信仰神道教，多神崇拜，神道历来有800万或1600万神的说法，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是主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依照命令统治人间，神道定为国教。1945年12月，国家发布《宗教法人令》（神道指令），废止了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国家神道解体，神社神道为民间宗教团体。1946年元旦，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从观念上否定了天皇的神性，他说：“千百年来，日本人民把天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把天皇说的话，不论正确与否，一律奉为不可违拗的圣旨，这是封建迷信的表现。当然，责任不在于人民，而在于皇室成员、历届内阁、军事将领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种种欺骗宣传。……我郑重宣告：裕仁我决不是什么神，而是个实实在在的凡人，一个食人间烟火，结婚生儿育女，犯有许多错误的凡人。现在，我庆幸自己从虚无缥缈的云霄中、神话中解放出来而回到了人间，恢复了我是凡人的本来面貌。”在美军的民主政治改革下，天皇制度的神权与政治分离，天皇只做为国家的象征。但神道教是大和民族文化因子，日本各种神社遍布全国，供人们举行类型多样的祭祀活动，靖国神社是其中一种。靖国神社于1869年9月设立，明治天皇命令在东京九段建立“招魂社”，祭祀明治维新治维新时（戊辰战争）的战死者。1879年改为靖国神社，定为特别的官营神社，以后作为祭祀历次侵略战争中的亡灵之地，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祭，由天皇或派使者致祭。二次大战中为国家神道的一个重要部分，战后改为民间团体。当年“满洲国”的日本人和溥仪“皇帝”，每年都要定期去“忠灵塔”祭祀死于侵略战争的日军亡魂。对战争亡灵的崇敬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亦是战场军人的精神寄托。日军将士在战场上高喊：“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6] 可见靖国神社对军人的重要性，鼓舞着军人的牺牲精神，无论国家之间的战争正义与否，普通兵士不负政治责任，都应该肯定其爱国情操及牺牲精神。不象中共官方对自己的烈士那样冷谈，清明节只是些少先队员或准备入团入党的青年去祭扫一下烈士陵园，平素人迹罕至，中共领导人的影子也见不到。从日本神道教的演变来看，对国家政治影响式微，首相虽有官方身份，但参拜靖国神社仍属个人宗教生活，日本为政教分离国家，首相上靖国神社与美国总统上教堂没有什么区别。布什总统访问北京时也要上教堂，不能简单认为美国总统宣扬政教合一，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美国也从不认为日本首相参拜是伤害了美国人民感情。作为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人，从感情上说，当然反对日本官方参拜靖国神社，但无论靖国神社有多少争议，是否带有政治色彩，即便日本民间有军国主义言论，中国政府也无权干预日本民间团体或官方人物的个人活动。中共对自己国民犯下的历史罪行从不表示一丝歉意，对几千万乃至上亿无辜生命死于共产暴政毫无忏悔之心，领导人皆往延安、西柏坡、井冈山朝圣，从未纪念过冤死于反右和文革的亡灵，以这种颠倒是非、以耻为荣的态度，非要日本听从中共指示反省历史，自己的脸是金装佛面，当别人的脸是小孩子屁股，此双重标准肯定行不通。日本官方已经多次表示过愧意，日本人访华曾多次向毛泽东表示过道歉，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也反醒战争，只是没象德国那样做而已。

日本是小国，民族感情中带有深深的自卑感，与中国历史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形成反差，为了弥补这种自卑，小日本常以大日本帝国自称。其岛国心态亦使日本人养成了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中国强大时，日本人学习敬仰中国，文化制度皆以中国为师，中国落后而日本强盛了，敬仰中国心态又转变为鄙视中国的民族心理，意欲制服和统治中国。抗战时投降日本的汉奸皇民不少，编为傀儡军，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人则视这类人为奴隶，对溥仪与汪精卫也不例外，反而对誓死不降的中国军人，尚存一丝敬意。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打败了英美等传统大国，小个子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押着牛高马大的美国佬，构图虽显滑稽，日本人感到无比自豪，举国为之颠狂，根本不考虑其政治和战略上的弱势。日本是吃硬不吃软的民族，美国扔原子弹炸了日本，日本无条件向美国投降，接着又受美国管制多年，沦为美国的保护国，但日本人并不仇视美国，男人为美军工作，女人争相为美军提供性服务，并无民族羞辱感，这就是崇拜强者心态在支配着民族心理。所以让日本官方与民间向根本瞧不起的中国人道歉，难以接受。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败于美国人，不是败于中国人，1945年日本投降前，中国恰恰在抗战中失地最多，是皇军最为耀武扬威的时候。除非有一天日本重新崇拜中国，不过那时道不道歉意义就不大了，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均为世界第一的美国，从来不在乎什么日本人的道歉问题。欧洲民族并不是容易下跪的民族，他们只跪上帝，见了国王仅单膝下跪，英国人曾为觐见满清皇帝不肯双膝下跪而宁可失去贸易机会。让中国人怀疑英吉利人膝盖骨结构异常，不象中国人膝盖滑软，容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因为见了皇帝不磕头真是不可思议。义和团就企图用扫堂腿击败八国联军，台湾的勇士也曾以地滚刀战术乱砍荷兰军人的腿脚。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下跪感动了全世界，也赢得了个人及人类的尊严，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精神是欧洲文化的灵魂，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只是短暂的逆流，所以德国人容易反省战争错误，德国对受迫害的犹太家庭一直予以赔偿，到2000年时，赔偿额已达1000亿美元。教皇保罗二世是波兰人，他的影响力是通过博爱精神驱除了共产主义暴政，这在非基督教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基督教产生于亚洲，影响力却弱于欧洲和美洲，亚洲人普遍尊崇力量和强权，缺少那种人类之爱，即所谓“亚洲价值观”。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崛起的基础，让日本人在素来瞧不起的支那人面前跪倒，是十分艰难的事。日本人在战场上历来是宁死不降，美军与日军激战于太平洋，日军驾零式战斗机撞击美国军舰，守岛军人常常全部战死，妇女小孩跳海自杀，投降是对天皇的耻辱。林彪的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没抓到一个俘虏，“缴枪不杀”的经典喊声失去威慑力。林彪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115师其后的战绩多为歼敌百来人的小战斗，即知其避日军锋芒之意图。八路军不愿与日本交战，也缘于日本人过于强悍，自己损失太大。若不是天皇下令无条件投降，苏军也不可能迅速拿下东北，内地的百万日本兵更不会向中国军队缴械。日本战犯向中共法庭下过跪，那是缘于战犯管理所洗脑的成功，中共不可能将大和民族的脑袋全都集中漂洗一番。德国是例子，但不是模板，美国不在乎日本道不道歉，也是例子，不是模板，强求一律，逼迫日本就范，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美国极力反对中共侵犯人权，也没有把中共必须放弃专制作为首脑互访的前提条件。江泽民访日遭冷遇，丢人现眼，就是不知进退策略之故。

日本自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改良主义的楷模。中国人落后于日本，遂放下身段，奋起直追，以日为师。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是中国的老师，经济和科技层面不必说，政治上也比中国强出许多。不谈国家政治体制，仅从地方自治上，中国还得拜日本为师。明治维新推翻了长期压迫日本人民的封建幕藩领主制度，废除封建等级身份制度，放弃攘夷口号，积极学习西方，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先后实行了“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改革。全国废除260余藩，至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1873年以赎买手段将旧藩债务全部变成政府公债。1875年，自由民权人士成立了“爱国社”，提出“各伸主张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的政治主张，创办报刊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日本政府为了抵消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一方面压制民权运动，一方面试行地方自治，格外强调通过地方自治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以“充实立宪政治之根本，巩固国家之基础”。1878年，日本政府颁布《郡区町村组成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合称地方行政“三新法”），在全国普遍设立府县会，并由地方长官斟酌地方情况在区与町村设立区町村会，付以议决本地区税费之权，此为日本实行地方自治之始。1888年，颁布《市制町村制》，把町村作为最基层的地方行政机构，规定市町村会议员由公民按等级选举制选出。在年龄、居住期限和纳税额方面满足一定条件的男性居民方能成为公民，然后按纳税额多寡分为几个等级分别进行选举。市为三级，町村为两级，每个等级的选民人数不同，但选出的议员名额相等。町村长由公民选出后再经府县知事任命；市长由市会推荐三名候选人，再由内务大臣任命其中一人，上奏天皇批准。1889年发布了明治宪法，规定国民享有居住、迁徙、宗教、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1890年公布府县制和郡制，两者均为地方自治体。1911年，废除了原来的《市制町村制》，实行新市制町村制，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明确了市町村的法人资格，市町村长由自治体自行选举，无须府县知事和内务大臣加以认可。1921年，废止1890年颁布的《郡制》，郡不再是中级地方公共团体，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一级行政区划；1926年，又废除郡长一职，并完全取消了郡级行政建制。此后一直到1945年战败，日本实行两级行政区划，市町村为完全地方自治，府县为半官治半自治，因为府县知事由内务大臣任命，府县官吏也被视为中央公务员的组成部分。战后民主改革中，地方自治的内容进入了新的宪法，1947年施行的《地方自治法》把都道府县视为与市町村完全相同的自治团体，实行了知事直接公选制。如果说欧洲国家的地方自治是自下而上自发地形成的，那么日本则提供了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地方自治最终获得成功的范例。[7]

中共若真想走向现代化，为了避免内乱，参照日本模式恐怕是最好的办法，日本堪为中国之师。不向前看，学习日本的长处，一味煽动反日，不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尝试，只会使中国钻进死胡同里。晚清政府面对落后的危机，尚有胆略仿效日本宣布“仿行立宪”，邀日本改革家伊藤博文访华，光绪皇帝亲与面谈，放下仇恨，以日为师，谋国是之进步。清末的地方自治基本上仿照日本当时的制度。以城镇乡为下级地方自治团体。设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可笑的是，在20世纪前半叶得到清王朝、袁世凯诸人的北洋政府、自由派知识分子、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支持的地方自治，1945年“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以建立“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为目标。1946年初，国民政府一致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中采纳了中共关于地方自治的大部分主张。该纲领规定：“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到1949年以后，有关自治的内容却突然从领导人讲话、政府文献、报刊社论中消声匿迹了，代之以民主集中制，行党天下体制。“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在全国统一实行全民公有制。地方政府既没有自主的财政收支和可以自行支配的法人财产，也没有独立的地方立法权，地方自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目前中共政权仅有徒具虚名的“民族区域自治”，国民自治只设在行政村一级，由乡镇党委操控，村委会只有部分村务管理权，很多事情还是由党支部和上面决定，村委会仅是执行机构，并不承担地方行政职能，是半政府及半自治的混合体。但一般村的规模不大，其自治管理范围太少，不能形成社会区化的自治优势，只有乡镇一级自治才有实际意义。而村民的这种半自治，还是邓小平时代形成的，许多人并不情愿放权，所以至今毫无进展，反有退步，比之清政府的自治信心已是落后百年以上。地方自治不仅是体现民权，还是化解矛盾于基层的有效措施，不让地方自治便是将一切社会矛盾集中到中央政府那里，而中央政府又无力面对千头万绪和千变万化的民间事务，越来越大的信访群体就是因国民缺乏地方自治权而造成的。而中央政府当前对地方政府的实际控制力，远远不如那些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最多只能到达省一级。中共惟有靠它的党务系统才可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样一来，民众不能参与地方自治，官僚和黑恶势力便会盘踞地方，同时瓦解中央权力和剥夺国民权利，为害一方，这不能不说是“和平发展”的最大隐患。坐谈发展或崛起，而不注重解决不断积累的社会问题，在政治或行政体制改革上长期裹足不前，完全是逆民主潮流。

四、反美问题

如果中国是民主政治，不存在反美问题，俄罗斯民主化了，反美的大旗就扔掉了。但中国是共产政权，就一定要反美，因为美国推行全球民主化的战略，直接与中共的切身利益相冲突。中美两国之间本无利害冲突，毛泽东说过，美国没有侵占过中国一寸土地，可毛一直是反美专家，至死不变。虽一度与美国修好，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从未放弃过。他先前反美是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后来中苏同盟分裂，就自己举起反美大旗，派兵参与中南半岛战争，支持反政府势力搞颠覆活动，充当亚洲反美同盟的轴心。这是意识形态导致根本利益的冲突，现在中共的口号是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国插手全球事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再一次充当反美势力的主导力量。至于怎么反美，策略如何把握，则因时而异。中共不会再跳到前台上，振臂高呼反美口号，而是先参与东南亚经合组织，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以经贸合作和地区反恐的名义结盟，意在组成统一战线，消减美国对亚洲的影响。此举未必能获得亚洲地区国家的认同，中共在亚洲事务中支持朝鲜流氓政权和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的不良记录，不能不令邻国深怀戒心。中共军力在六四后的90年代开始快速增长，大量购买武器，超过统一台湾的需要，也露出了反美的马脚。原来不发展远洋作战能力的政策也在调整，制造航空母舰，周边国家理所当然提高了警惕。加上中共实行最凶恶的极权统治，对本国民众从未停止过血腥镇压，怎么可能对邻国人民是真心友好呢？这都是中共称霸亚洲的制约因素。所以说，中共与美国争霸的努力最终一定会失败，保持一般的威慑态势可以，“打赢未来的高科技战争”，恐怕只是梦想而已。中共政权的镇压性质决定了它不能与人民和谐相处，共产主义国家更不容易与周边国家长期和平相处，毛泽东时代挑起意识形态和边界争端，输出革命，参与外国战争，资助许多国家的反政府武装，都是共产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希特勒不能与欧洲各国和平共存，就是极权统治和扩张野心结出的恶果。一战失败后，德国极端民族势力复仇心切，卧薪尝胆，枕戈待旦，时机一到，立即对周边国家发起大规模进攻。从争夺英国殖民地的资源市场扩张，转向企图以法西斯意识形态统治欧洲。凡极权政治的统治集团，总带有极强的扩张心态，其政策上的扩张主义倾向只会掩饰于一时，不能忍耐于长久。德国一战失败，忍气吞声，经济迅速强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周边领土扩张。苏共政变上台，刚开始低声下气，甚至向贫弱的中华民国示好，宣告放弃沙俄的不平等条约，刚喘过气来就不认帐了，立即将中国纳入共产主义革命的扩张对象，极力网罗增殖亲苏势力。日本弱于中国时，自然相安无事，日本稍微强了些，扩张主义政策就不可遏止，占中国侵南亚。朝鲜也是刚建国就立即发动战争，妄图统治朝鲜半岛，依托苏联作为反美的桥头堡。北越在苏中二共的支持下，对南越政权展开长期持续的攻击，迫使美国退出中南半岛。越南反美战争刚胜利，就争切向柬埔寨扩张。伊拉克与伊朗开战，入侵吞并科威特；伊朗长期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塔利班政权支持本拉登搞恐怖袭击，竟然使美国本土遭受第一次攻击。这都是极权主义的扩张事例，共产党政权绝无例外，当年一个小小的古巴，卡斯特罗竟然伙同赫鲁晓夫建立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基地，敢于向强过它一万倍的美国挑战，即是扩张心态驱使下的愚蠢举动。共产主义的扩张，也有其反民主带来的不安全感原因，这是发自心理上的恐惧，类似于毛泽东以不停地挑起争端，来达到突出重围的目的。专制制度先天性的不安全感，使专制君王们如坐针毡，眼看国际社会日益转向自由民主，压力越来越大，就越需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政治和心理上的安全。朝鲜不顾国计民生的“先军政治”国策，就是专制政权保持心理安全的需要。中国自古以天朝自居，养成目中无人的民族精神，近代败于日本，但并不服于日本，落后于欧美，也要千方百计以赶英超美来证实中国人的优越。外国选手参加奥林匹克竞赛，都是个人的事业，中共则是动用国家资源，以平均10亿元的高昂成本打造一块奥运金牌，为的就是证明中共政权优于民主国家，证实不比西方人差。站月亮上根本看不到长城，喉舌们却声称月球上唯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就是万里长城。中国的孩子并不比美国的聪明，都是死读书的考试机器，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力，非要说中国孩子优于美国，于是拼命到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夺魁，而美国人并不重视这类儿童游戏。所以落实到诺贝尔科学奖上，自认聪明的中国人就不行了，常是美国人的天下。美国西点军校从未将雷锋事迹列为学员的教材，去弘扬什么雷锋精神，中共却厚颜无耻地说美国军人也在学习雷锋。从常识上判断，一个以自由为理念的国家化军队，怎么会将中共党指挥枪原则下训练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作为学习榜样呢？逼得西点校方公开辟谣。美国每打一次海湾战争，喉舌们就大言不惭说是孙子兵法的胜利，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成果。中国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左右了政坛和民间，经济发展的弊病日益恶化，环境已在崩溃之中，吹够了“绿色奥运”，却对北京旁边的一块沙漠无能为力。极权主义强烈的表现欲，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加上中国人传统的自大狂心态，不走向全球扩张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休对“中国威胁论”雷霆大发，怨不得别人，印度也在崛起，为什么国际间没有“印度威胁论”呢？凡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本质，都倾向于森林法则，民主制度的执政者也不例外，问题在于有效的制约。扩张不一定是坏事，关键看其目的性和承担怎样的道义责任。美国在全球驻军，无可匹敌，并未演变成世界独裁专制，美国从不谋求领土扩张，因其推行的是一套以自己为模板的自由选举制度，与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本质上一致。共产党也说他们是“铁肩担道义”，但这种红色包装的道义实质上是建立全球共产专政制度，苏联与中共都输出革命，认为他们负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以自己的制度为模板，输出残暴和压迫，因为专政就是镇压，旨在剥夺对立阶级的一切权利甚至生命，与人类社会普遍遵循自由平等的正义原则背道而驰。时过境迁，森林法则也受到现代国际准则的约束，以往德意日轴心国式瓜分世界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这些国家都民主化了。一个对内残暴的共产国家，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也会有所收敛，但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共产专制对人类自由有什么贡献，因为他们最疑惧的正是人类的自由平等。

朝鲜问题一直是困扰远东地区局势的不安全因素，苏联解体，苏美军事对抗的格局改变，俄罗斯不再承担朝鲜政权的维持费用，养活朝鲜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共肩上。出于反美的需要，使中共不愿放弃对朝鲜的资助，因为这是中共挑战美国的挡箭牌，没有朝鲜，中共就要直接面对美国，公开接过苏美对抗的接力棒，不符合韬光养晦策略，会过早暴露对外扩张的野心。所以中共实际上并不希望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又要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也不能让朝鲜离自己太远，达不到阻止美日军事同盟及其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增加自己的防御难度。中共也不白花钱，朝鲜基本上不离中共意图，也维护了金家王朝统治。朝鲜背后是中共，过去是苏联，如果没有后台，朝鲜对于地区安全是无足轻重的，古巴无后台，美国便懒得理睬。中共掌握着朝鲜进口能源的90％，进口粮食的70％，没有中国，朝鲜势必垮台。同样，没有美国，韩国也会垮台。六方会谈实际上是美日韩三方对抗中国势力的角逐，俄罗斯放弃与美国在亚洲对抗的战略，只是充当看客角色，朝鲜是充当中共的捣乱分子。中共与朝鲜可以说是一对狼狈为奸的父子，儿子台上捣蛋，老子幕后导演，儿子牵制了美日，老子倍受国际重视。这等权谋之术中国人早就炉火纯青了，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姜伯约九伐中原，以蜀国一州之力无法一统庞大的中原，凭借联吴抗魏和以攻为守的战略，令敌人紧张不断，处于守势，以保蜀国无忧。姜维之后，邓艾一战而定西川，蜀道天险不再，始知蜀国自保之难及孔明用心之良苦。正如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所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中共自己出面与美日抗衡，自知国力不济，那是一百年后考虑的事，正好有朝鲜这个小流氓可资利用。时不时玩上几招，令六方会谈尴尬，再稍许表示些诚意，有攻有守，维持现状。朝鲜不是越南，不愿改革，不愿与美国太亲密，怕民主浪潮，它的目的是向五方敲诈些钱财，够维持庞大的军队就行了，饥饿的人民正是手中的人质。中共之所以主办六方会谈，不过是用此搞统战而已，用会谈的手段拉拢各方，却并不希望朝鲜弃核。如果六方会谈成功，对中共只得到些表面上的荣誉，万一朝鲜失控，倒向美国或南北统一，中共不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于朝鲜的原子弹，不过是混吃混喝的道具，中共与美国都不会太当回事儿。有人说，应该停止援助朝鲜，这可能性不大，朝鲜战争期间，中共一方面接受苏联援助，缓解自己的困难，一方面倾其全力养活朝鲜，过去穷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这点钱九牛一毛，不会省小钱而误反美之大事也。若苏联不垮，远东抗美援朝战略亦不变，也不会停止对朝援助。再看美国，有六方会谈拉住朝鲜，让几方用力，省出力气以对付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美国的重点在中东，也不太急于六方会谈成功，朝鲜取消核武计划，可减少美日安全的忧虑，但同时也消弱了因朝鲜核武器而加强美日防卫体系和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的理由，对压制中共的军事扩张也会面临新的难题。这即是六方会谈主角都不急于求成的原因所在，其他三方也没有什么理由着争上火，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谈还将进行下去。现在六方会谈因朝鲜退出而停止，中共以为美国会求助于中国，事实上美国没有着急的理由，反而把中共凉在尴尬的位置，反证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也证明六方会谈的无效对于“中国崛起”是何等的可笑，中共连一个小小的朝鲜也管不好，在亚洲乃至全球称霸又何其遥远。反观中东冲突中，美国人起决定性作用，但埃及总是充当调停人角色，且多有成效，巴以冲突中几乎每次都有埃及来调停双方停火。这就是地区影响力，其他的中东国家如沙特或伊朗之类，均无这种能力。中共在国际上几乎没有成功地调停过地区冲突，一个朝鲜就令中共头痛不已，甚至被其牵着鼻子转。

一个国家影响力首先是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发言权，中共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却大打折扣，甚至不及一个小国家，这就是冷酷的现实，无论怎样煽动民族主义也无用。因为在民主力量的制约下，中共只能与专制国家为伍，这本身就不占据话语权高地。中共全力援助朝鲜也表现出战略思维的愚蠢，朝鲜半岛统一中国失去缓冲区的论点毫无根据，美国压到中国边境的论点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在今天早已过时。美军驻在韩国是以防范朝鲜进攻为理由，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军再无理由呆在朝鲜，那样中共更为安全。一个流氓政权绝不是中共的屏障，永远是麻烦的制造者，一小小朝鲜根本不可能消弱美国。也不必担心统一后的朝鲜倒向日本而反对中国，以朝鲜一个小国身份站在反华前线是不可思议的。朝鲜统一了，美国在远东的强大军事存在便失去过硬的理由，美日导弹防御系统也失去理由，无法采取表面上对付朝鲜、实际上针对中共的模糊策略，否则就只能证明唯一的目标是准备介入台海危机，公开遏制中共的态度，置自身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是中共长期支持朝鲜，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不得不付出过多的精力应付朝鲜挑起的争端。也用不着担心朝鲜倒向美国，那样也会加速统一进程，朝鲜是单一民族，南北统一意识非常强烈，美国人不可能阻止朝鲜统一。美国对各国没有领土要求，全球的军事存在是为了平衡各种力量，创造和维护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以美国为假想敌，是缺乏历史和现实根据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共反民主的本质，不援助朝鲜难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如同中共领导人会见共产国家独裁者都要相互拥抱一样，物以类聚，独裁者之间总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朝鲜挑战美国，以核武器为要挟，让美国无法坐视又无可奈何；不断挑衅韩国，击沉天安舰，炮轰延平岛，正是代替中共试探美国的底线，看美日韩军事同盟在小型冲突中的实质作用和开启战端的底线。当然美国不可能随意开战，而韩国只能靠美国保护，更不敢勇猛回击，只好忍气吞声，这就助长朝鲜的流氓习性，不断提高要价。同时又可以让美日韩有求于中共，向中共提出抑制朝鲜的要求，充当主要调停人的角色。中共在全球只一个朝鲜算是准盟友，放弃朝鲜就意味着失去全部心理安慰，置于全球民主力量的包围之中。中共经济已经纳入全球化轨道，与朝鲜根本不同，朝鲜在极端封闭的环境下，国民完全意识形态化，官民一体，可以形成同仇敌忾的气势，其战争动员能力远超过韩国。

中共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共产政权的罪恶使它难以凝聚人气，军队更是腐败透顶，参军晋升都要行贿，共军并不比萨达姆或卡扎菲的伊斯兰军队更强大。共军以往能打仗，是由于军队的意识形态化，是靠人海战术，拿人命去消耗子弹。现在的青年人都小资化了，很多出于独生子女家庭，再用人海战术已经不可行了。如果打高科技战争，则永远不是美军对手，唯一剩下的就是核讹诈，但核武器是不敢乱用的，那绝对是自取灭亡。中国的高官在西方国家有大量存款，中共政权持有大量外汇和美元债券，战争将使红色贵族一无所有，这也是中共战争崛起的制约因素。但共产主义毕竟比法西斯主义更凶恶，是红色恐怖主义，它也可能用同归于尽的方式，至少用“同归于尽”来吓阻自由世界。朝鲜或伊朗拼命要核武器，就是恐怖主义政权的习惯性思维，在走投无路时不惜与西方社会同归于尽，因为他们很清楚民主意味着什么。中共政权的同归于尽愿望尽管不太强烈，但打赢高科技战争的含义就是核战争，常规导弹再先进也不能一举摧毁美国，只能靠洲际弹道导弹为主的核决战，是一种劫持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式的同归于尽。

美国在全球有20多万驻军，驻扎在世界133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两万多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呆在军舰里，随时开往四面八方。这等于美国大兵为全世界站岗放哨，无疑减少了地区冲突，也维护了世界和平。防止无数核弹落入流氓国家之手，防止海上通道为各种势力所控制，极大地遏止了海盗活动，保障了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使得石油等商品流通畅行无阻，国际贸易自由无阻。而这一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用交一分钱保护费。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超级大国作为邪恶势力的抗衡力量，象军国主义的日本或共产主义的苏联，就会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霸主。由美国充当世界总管未必尽善尽美，也让许多国家不舒服，但两害取其轻，以避免更坏的结局，还是美国强大更好些。为了地球的安全，美国政府甚至每年拨款400万美元，组织专家研究观测小行星撞击地球问题，免得人类重蹈7000万年前恐龙灭绝之覆辙。这听起来象是科幻小说，这种花钱费神的闲事也只有美国人能管，按说使地球村居民整体受益的事，应该全世界分摊费用才对，没有科技能力，钱总应该出些，美国人却独自承担了。如果世界是伊斯兰恐怖势力或共产政权称雄，人类还能有什么指望呢？美国在伊拉克有麻烦，极权国家幸灾乐祸，中国人也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愚蠢，充分表现出一种小人心态。如果美国失去对世界局势的控制力，国际社会秩序只会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没有一个强国能担当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各种极端势力登上前台，也势必打乱世界经济秩序，首先受害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一半以上是靠进出口支持的，中共没有远洋作战能力，没有完全置于共军控制中的远洋通道。无法掌控地区和全球安全，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石油供应，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中国必然是最大受害者。伊拉克的石油中共是大买家。历史把美国人推向了国际领导者的位置，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仍然倍受伊斯兰和共产党国家置疑，如果由中共充当世界领袖，连中国周边国家都不会认同，何况全世界及伊斯兰国家。人们讨厌美国人什么都管，想当世界警察，当2008年索马里海盗猖獗亚丁湾时，人们又嫌美国人出手不力，中国商船也受害了，于是中共出动军舰护航，当一回海上警察。可是三艘军舰中就有一艘补给船，因为共军没有海外军事基础，也没有军事同盟国家，只能自家考虑补给问题。当世界警察需要耗费巨额军费，美国并没有向各国收费保护费，反对美国当世界警察就等于要置自身于危险之中，结果美国毫发未损，反美的国家受害最深。一个没有警察的世界与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家一样，不会有正常秩序，令邪恶势力大行其道，这也就是反对美国当世界警察的用意，尽管他们也可能是受害者。比如以色列没有美国加以限制，一天就将哈马斯消灭了，两天就把法塔赫清除了。邪恶势力就是要钻这个空子，一方面享受美国管理带来的秩序安全，一方面以反美来激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所以，中国人的明智之举是放弃过时的意识形态，帮助美国维护国际秩序，而不是隔岸观火，坐收虚幻的渔人之利。很多国家一面享用美国带来的现代文明，一面诅咒美国人以显示公正。人们常说美国是“世界警察”，那也对，平心而论，有警察总比没警察好，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是拥有最终执法权的世界警察，这总比希特勒、霍梅尼、金正日或本·拉登统治世界要好些。美国占领菲律宾，不但不要菲国的东西，还要花美国人的钱帮助菲国建立教育、交通等公共设施。美国没有领土野心，没有掠夺之心，国际秩序才比较安全，德日法西斯和苏维埃帝国统治世界时，人们比现在痛苦多了。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自认为其价值观、制度、文化、力量和地位等等，都是优越无比的。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福音的传播者、民主卫道士、全球警察、法官、陪审团、行刑队……用亨廷顿的话说：“一个美国不占主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2011年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独裁政权相继垮台，卡扎菲则动用军队屠杀民众，北约遂对卡扎菲实施空中打击，执行联合国决议。美国没有直接参战，是以法国为首，北约国家平时享受惯了和平红利，没有美国直接参战出钱的多国战争，其战争能力远不及美国有优势。聪明的国家无不利用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之机，来获取自身利益，而不是强出头挑战美国人的自信心。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无论如何要比伊朗统治世界强些，伊朗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保障来人类的自由与繁荣，光那些针对女人的诸种非人道限制就让绝大多数人受不。朝鲜更不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声称是全世界人民的灯塔，在他儿子手中竟搞到民众连饭都吃不饱，现在孙子又接班了。中共当然也不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类的垃圾，只好在国内吃香，拿到世界上臭不可闻。其他如英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早就试过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对人类的伤害已经够多了。

二战结束之前，罗斯福提出建立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四警察制”为核心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建议，也将中国列入世界警察之一，由于中国的内乱和赤化，影响了世界警察的能力，加之苏联亡于冷战，才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说：“如果美国采取的行动是减少防御能力，由其他国家大量撤军，或是完全撤回美国本士，那么依我看来，全球只会陷人更大的危机。”如无美国这个自知之明的“世界警察”，世界上真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霸。美国人每年向全世界捐出5600亿美元，支付联合国25％的费用，帮助世界上2900万难民，遏止海盗，打击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三大邪恶势力，美国人出钱买世界和平，出钱资助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又有谁能挑起“世界警察”这付重担呢？靠俄国人不行，俄国人输出共产义，闹得各国穷困不堪，现在俄国又想在国际上实现其帝国梦，以民族主义与西方国家对抗。靠原教旨主义不行，光是那身遮头盖脸的黑袍子就让人受不了。靠那些小国家更不行，塔利班绑架韩国人质，勒令韩国撤退驻阿富汗军队和援助人员，韩国照单签约，暗中支付了两千万美元。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竟屈服于恐怖组织，首开恶劣的先例，让非法的塔利班组织取得与民主国家对等谈判资格，等于变相承认其国际地位，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等不顾国家尊严的懦弱，真是自由世界的耻辱。靠中国人更不行，中共输出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世界理论，在全世界范畴内划分阶级阵营，与周边国家差不多都打过仗，现在又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仇视日本和台独来掩盖其扩张主义，亚洲国家首先就不放心。说美国是霸权主义也好，强行输出美国价值观也好，开战迫使伊拉克走向民主也好，两害取其轻，美国人管事，只是少数人不痛快，把世界拱手让给三大邪恶势力，那就是让绝大多数人受苦受难。若无美国推行民主的不懈努力和强硬立场，用不了多久，大半个地球就是恐怖组织的天下了。美国为韩国牺牲了数万军人，花掉了数百亿美元，而韩国却不愿在反恐战争中付出最低限度的牺牲，全球反恐战争实在艰难。美国在伊拉克遇到的麻烦使得不少中国人兴灾乐祸，除了愤青，也包括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对于专家层次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见解。美国如果在伊拉克失败，美国推翻萨达姆将为伊朗的扩张创造出千载难逢的机会，整个中东将在伊朗和各种恐怖势力控制之下，变为什叶派势力的基地，成为反对自由世界的中心。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根本无力抵抗伊朗的攻势，伊朗会以石油核武这两大武器来讹诈国际社会，打击全球经济，我们从本·拉登以911袭击美国就能看出恐怖组织打击西方经济的目的。巴勒斯坦的恐怖势力在伊朗的支持下也会迅速崛起，与以色列爆发大战，伊朗虽不是以色列的对手，但以色列也无力推翻伊朗政权，空中打击不能消灭恐怖主义，美国退出伊拉克，不可能再出兵伊朗。恐怖活动的升级会使中东地区永无宁日，核武器的失控更加重中东危机，导致中东石油供应的灾难性后果。中国也会因伊拉克的灾难自吞苦果，能源供应自不必说，因为共产主义也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死敌，只是由于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矛盾而掩盖了这一危险。中共能在美以与中东国家的冲突中获得好处，也正是因为有了美以的存在，中东国家有所求，中共才能在中东的复杂格局中分得一杯羹。再者，中共无力取代美国成为中东的警察或中东问题的调停人，世界上再无第二个国家有比美国更大的国际局势控制能力，中共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尴尬已经充分显示出弱点。美国若在中东失败一定是人类文明的挫折，自二战以来，在美国领导下终结了法西斯主义，结束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欧洲与中国都是次要角色。中国内部反恐也许会赢，在全球反恐中决无胜利的可能，以出口商品和进口资源为主的中国经济将遭受到比美国更为严重的打击。失去伊拉克逊尼派平衡伊朗什叶派的因素，情况会比萨达姆时代更遭糟。911之后，东南亚的伊斯兰分离势力受到鼓舞，恐怖活动大增，中东的教派冲突会随着伊朗的扩张而加剧，伊朗的胜利也会为中国西部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注入活力。俄罗斯可以隔岸观火，俄无需中东石油，俄的外贸以能源和军火为主，中东动荡俄国还可能受益，中国则正好相反。出于战略利益的冲突，俄罗斯不可能武装中国来树立一个强敌，既对付美国，又对俄罗斯造成威胁。这是中俄武器和石油贸易不可克服的矛盾，俄对印度、越南等国出售武器也是对中国的制约。所以说，共产主义搞乱了人们的头脑，变得是非不分，其蠢如猪。

五、网络自由

2010年，美国网络公司谷歌宣布不再帮助中共作恶，停止网络政治信息审查，拒绝在全球网络配合中共封锁中文信息的蛮横要求，并以不妥协的姿态与中共谈判。但控制媒体是中共政权的底线，事关中共存亡，决不会允许有第二种声音，于是谷歌选择退出中国市场。奥巴马总统强调“我们致力于推动互联网自由，反对新闻检查”，传达了以强硬对强硬的不妥协立场，因为信息自由是美国不可动摇的价值观。中共借助美国信息自由之利，官方喉舌大举进军美国。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Keith Rupert Murdoch）希望进入中国大赚一把，猛拍中共马屁，20年砸了20亿美元，结果黯然出局，赔钱收场。新闻宣传是中共的命脉，视为与自由世界作战的前沿阵地，不可能让传媒掌握在外资手中。中共却不失时机，让默多克充当统战工具，成功打入美国传媒市场。任你是世界商界顶级奇才，也绝对斗不过一个随意出牌的无赖政权。美国以怀柔绥靖策略促使中国走向普世文明的努力完全失败，恢复对抗局面，并以人民币升值为条件，迫使中共让步。反过来又刺激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传媒上狂热的战争呐喊不绝于耳。政治经济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形成全面对抗的冷战态势，实际上，中国已经不由自主地扛起了中美冷战的大旗，在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后抗衡中，让全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崛起方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民主政府，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自由民主，共产国家只剩下区区几个，形不成以中共为首的共产阵营，连个军事同盟也没有。何况共产主义已经全面破产，中共对外也放弃了共产主义宣传，以弘扬中华文明为国际宣传策略。中共之所以借市场之力壮大，主要还是依靠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不必说军事决战，仅仅失去美国市场，中共的经济体系也将全面崩溃。中共虽然无力与美国公开对抗，但对美国的战争早就开始了，不光是在煽动国内民族主义的宣传战方面，更以超限战的思维来对美国开展越来越强烈的网络攻击。接过本·拉登的恐怖接力棒，组建庞大的网军，网罗黑客流氓，展示打击美国的决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的电脑网路在一天之内，就遭受网路攻击数百万次，丢失档数千份。2011年因遭网路入侵，美国企业在智慧财产权、竞争力等方面的损失高达1万亿美元。有专家惊呼：“这是智慧财产权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网络攻击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幕后黑手就是中共政权。学者伍凡说：

超限战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发动网络战，中共在过去10年之内，对美国一直不断试探性的、攻击性的，发动网络攻击。他们的骇客曾经进入到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办公室、美国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进入到美国国防工业生产F-35的Northrop公司的电脑系统。种种这一些美国的重要机构、重要生产部门，一直受到中共网络战的攻击，所以在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走上尾声之后，这个势态转过来要应对中共网络战的攻击。

为什么中共一直用网络战来攻击美国呢？因为网络战的成本要比去建设一个航母，建设庞大的战斗机“歼-10”这些新型的战斗机费用要少，并且它可以建立庞大的信息部队，既可以对外攻击，又可以对内控制自己的老百姓，所以它用这种方式来作为它的一个战争方式。

那么美国面临着这样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要应对中共的攻击，如果美国不能够积极防卫自己的网络系统，那么一旦美国的华尔街金融系统的电脑系统、美国核电站的电脑系统、美国的所有的通讯系统的电脑系统，受到中共网络部队的攻击破坏之后，那美国就瘫痪掉。美国所受到的攻击要大大的超过于10年前本·拉登发动的对纽约的2个贸易大厦，和对美国国防部的攻击，造成的危害要大上千百倍。

……那么就在5月31日，美国国防部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旦外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造成美国的危害，那就是战争行动，美国要采取传统的战争方式来回应这个网络攻击。这些势态的发展是在5月16日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防部，这6个美国最重要的政府机构联合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策略》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所以美国政府的反应层次越来越高，到了国务院、国防部。

……今年5月份，英国有一个媒体叫作《天空新闻》，它到中国去实地采访，它在中国境内发现有一个庞大的网络骇客部队，在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进行网络攻击，全球性的，有目的性的发动网络攻击行动，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共当局。据估计，每个月发出来自中共的攻击有16亿起，也就几乎是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发出一个网络攻击，1个月之内。

那么现在美国国防部每天所受的攻击是几百万次，5年之前2006年，当时美国国防部每天受到的网络攻击才几百起。增加了1万倍。可见中共现在正在走上本·拉登发动恐怖攻击美国的这条路，但是战争的形势不同，所以美国打赢了反恐怖战争之后，现在又面临了一场，应对来自于中共的网络战争。这场网络战争还要持续一段时期，并且要进行全面的动员，所以才有白宫为首的6个高级部门发出的《网络空间国际策略》这个文件出来。

……那么它这么多年来大量的向美国发出网络攻击，在我看来这都是战术性的，根本不是战略性的，第一个目标就想偷你的东西，想破坏你，可是你的势态是见不得人的，每当世界各国发现，你这个骇客部队来攻我的时候，你就躲藏起来，你都否认；不像美国的势态非常高，我就要发动还击了，我告诉你我要还击了，我从战略上、战术上通通告诉你，并且是由谁讲话的？由美国国务卿讲话，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讲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讲话，说你中共在攻击我。

而中共呢？它不敢承认，势态非常低，往往回应的都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小儿科。可见这场战争啊，从心理状态、从势态上来讲，美国占了上风，中共占了下风，可是中共一直不断的像小偷一样的，来拼命围攻、攻击美国。[8]

对美国发动核战争，中共不敢；发动常规战争，中共也将灭亡，于是中共致力于超限战，企图以网络战形式打赢美国。但这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电脑及操作系统是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也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有最强大的网络开发团队，这是中共永远无法超越的高度。网络战一定会中共的网络先行瘫痪，系统指挥不灵，经济运行停止。电子科技的落后是中共无法逾越的屏障，中央投入巨资却一无所获的“汉芯”及“龙芯”项目开发，就可以看出研发能力的幼稚。中共力图自主研制CPU，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却屡屡失败，根本不能达到实用要求，连电脑商城的柜台也上不了，就在于高端技术的长期落后，不是靠短期的大跃进就能够赶上的。何况中共缺乏第一流的专家，更没有独立自由的科技环境和知识产权有效保护，仅靠讲政治式的爱国主义狂热，只会屡屡被沽名钓誉者利用来骗取金钱。网络战中共也是必败无疑，它很清楚这一点，然而共产主义的恐怖主义本性决定其必然会向自由文明挑战，又不敢见阳光，象贼一样躲在暗处，利用人海战术捣乱。凡是独裁政权总爱高估自己，因为独裁政权可以雷厉风行，集举国之力办民主国家不能之事。所以中共经济规模迅速腾升之际，便掩饰不住急于称雄世界的暴发户心态，以为欧美皆在走下坡路，他们不行了，“风景这边独好”，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在与欧美的争锋中，应该建立由中共主导世界的国际秩序。中共也许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迷梦，但它们需要用民族主义麻痹自己的民众，给虚弱的心理注入强心剂。

在现代民主潮流冲击下，凡是专制政权都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朝鲜、古巴、缅甸这些小专制政权不安全，庞大的中共政权，也常常将“落后就要挨打”的古训挂在嘴边。所以必须以“爱国主义”、“中华崛起”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聚拢人气。民众也被建设一个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而激励，甘心于中共统治之下，放弃个人权利，做着强国的美梦。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定是自由的国家，美国人不喊民族崛起，无须做强国梦，也不需要强势领袖带领他们走向未来，人人维护个人自由，“自由之手”形成的社会价值观便会使国家强大起来。自由价值观保证美国决不会生产专制暴君，决不会有宫廷政变，“自由之手”调节政治经济和全社会，一个长期强大和稳定的国家就永远立于世界之林。共产政权既面临国内民众的维权压力，也要面对全球民主化的大趋势，世界上的专制政权日渐减少，独裁者纷纷下台，于是扩充军力就成为首要的目标。现在的中共经济和军事上都比毛泽东时代更强大，但安全感并不因此而增加。这是一个跳不出来的陷阱，一方面想凭借军力来与西方国家抗衡，一方面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远不及西方，只有不停地加快步伐，无端耗费国民财富，打肿脸充胖子，反过来又不断刺激美国维持军事领先地位。实际上，最安全的是民主制度，苏联曾强盛一时，其核力量可与美国抗衡，还是垮台了，韩国虽小，又受朝鲜威胁，但安全没有问题。中国能强大过美国吗？这显然是幻想，地球的资源已经不能支持过多的人口，中国庞大的人口本身就是令人敬畏的安全屏障，反而是共产政权的坚固盾牌，谁侵略中国，谁就要背上十几亿人的包袱。共产党感觉不安全，是因其独裁专制政权缺乏合法性，以扩充军力来虚张声势，以反美反日来提升民族主义，转移内部的反抗。中共军方一位将军发出“西安以东不要了”的核发战争威胁，这便是共产政权垂死前的狂叫，也是对之“和平崛起”的最好注解。一个极端仇视人类自由的邪恶政权，对内镇压都毫不手软，怎么会相信他们的和平宣传；一个专以杀害自己同胞为乐事的屠夫政权，它会热心世界和平吗？所以说，战争崛起只会中共的一个梦想，人们很清楚一个红色恐怖政权的崛起会带来什么，中共作为世界上流氓国家的邪恶轴心，其崛起又意味着什么。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已经向全世界证实了极权统治下的民众决不向独裁者妥协的信念，断然推翻专制政权的决心。无法封锁的网络正是独裁政权摆脱不掉的克星，它连断开网络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中共的经济也早已经网络化了。

注释：

[1] 此为日本明治天皇作的和歌。见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一册，P191。

[2] 神洲是日本人的自称。同上，P222。

[3] 中共操控海外华人与统战全球战略实施调查报告，阿波罗新闻网（www.aboluowang.com）。

[4] 杨光：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见《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

[5] 辛灏年：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引自www.ntdtv.com/

[6] 吉野孝公著：《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文版，P14。

[7] 参见华伟、于鸣超：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初步构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8] 伍凡：中美两国正在进行中的网络战。2011-06-08，http://cn.epochtimes.com/gb/11/6/7/n32788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