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六四的遗产
一、反民主性
值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许多知识分子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为半个世纪前的右派彻底平反并赔偿损失。但中共仍然支持反右没错，错在扩大化了，尽管扩大率为99.9％，留下不足0.1％的右派不予摘帽来佐证反右运动的正确。其实，这不光是邓小平个人对反右负有责任，不愿意承认邓本人的罪行，实际上反右与六四一样，都是因言获罪，都是中共要消灭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的空间。为绝大多数右派摘帽并不是邓小平有多么仁慈——六四大屠杀已证明邓老人与毛老人一样残忍狠恶，而是需要广大知识分子放下历史积怨，淡记忘过去，主动投入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之中。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骨干力量，总不能在监督劳改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留下少部分右派尾巴，就是留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让人心有余悸，明白共产党的底线是什么。对于执政的中共来说，它不能生存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中，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后来越搞越有局面失控的危险，于是断然以猛烈的反右运动收场。文革后解放了大多数右派，社会呈现出较宽松的言论环境，胡耀邦提倡思想解放，全社会展开真理标准讨论，反思文革和毛泽东的执政历史，反思社会主义制度。而争取民主的呼声也随之高涨，青年知识分子普遍不满官方的暧昧保守态度，北大学生王军涛在人大代表竞选演说时发出“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的呼声。胡平在竞选中说：“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和争取人民权利的诉求，终于发展为一波接一波的学潮。于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小型“反右”运动接踵而来。但这种运动已失去民意基础，邓小平不能如毛泽东那样熟练操纵群众热情来实现反击，撤换胡耀邦也没用，平息学运无计可施，只好把坦克开上北京街头。王军涛、胡平、王丹等一批学生不得不坐牢或流亡海外，成为没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中共靠群众运动起家，当它从群众运动的天然领袖滑落为群众运动的革命对象时，政治上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其残暴本性和反革命本质便不再加以掩饰。这是毛泽东在推动党外人士整风运动中所接受的教训，如果不反右，中共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失去权力。所以在镇压民众反抗上，邓小平手段更为凶狠，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再重复毛泽东式的反右运动了，平反右派和文革冤案已经使中共领袖失去了革命导师的神圣光环，于是直接把坦克开上天安门，比毛泽东镇压四五运动更加残暴。不受民意制约的一党专制是中共赖以生存之基础，邓小平可以容忍一时之乱，却绝不敢动摇这个基础，只有一党专制才能保障个人独裁，因为他是共产专制的最大受益者。他当年步步紧跟毛泽东，在反右、中苏论战、大跃进中，都是毛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政策操盘手，不断受毛的提拔重用，进入权力中枢。后来他看好刘少奇的上升势头，转向了刘，才在文革中遭到清洗，但毛还是网开一面，把他流放到外地保护起来，待机而用。当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老大、老三都死掉了，还有比他低的中央委员也死了一大批，唯独老二东山再起。他善于投机，极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利用朝野对他的期盼，对华国锋政权制造全面压力，又用文革中向毛泽东写效忠信的办法，向华国锋作出效忠的保证后，得以重新上台。随即又从华国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再以“太上皇”身份垂帘听政，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推上改革前台，承担不可预知的改革风险。邓打倒胡如同一场政变，与华国锋以非程序化的政变方式打倒“四人帮”一样，但无论是宫廷政变还是对待学生运动，邓都是以军队为后盾。
2008年是中共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六四运动20周年和中共建政60周年。中共整天吹嘘的改革开放同样以六四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民众期待政治改革，后一阶段是对民主目标的幻灭，也是国家权力与民主改革正式剥离的断代分期。前后两个阶段的主导意识虽然都是为了避免“亡党亡国”，但“开放”范围则大不相同。之前是以全面改革为目标，力图找到一条比毛时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新路；后一阶段是绝对避免对政治权力的挑战，而企图以经济成果化解民怨，延续共产王朝。中共不允许人们就改革正当性和改革的目标展开公众讨论，躲避民主化的趋势，将改革限定在极为实用性的经济范围之内。但30年的改革成果绝大部分落入权贵集团手中时，其道德上的号召力递减，无非是施舍民众一些小“实惠”，人们却不得不为它付出远离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代价，而社会及环境的代价更大，人们已经难以忍受环境快速恶化与社会日益黑恶化的趋势。2008年以来，民众的集体抗暴规模日益扩大，虽不能影响到中共统治，但统治者的合法性已是荡然无存，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专制的“仁慈”也不灵验了。中共政权的反民意本质，连一些高层人物也忍无可忍了。2009年夏网上热传的“万里谈话”，就政治伦理为由，讲述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九○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九一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1]
万里在六四时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仍然不敢公开讲出支持学生和要求民主的话，不是他不知道共产党曾是主张民主的，而是深知共产党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原则是必须无条件拥护党的领袖，维护党国体制，否则便是分裂党。过去的国民党不是不民主，而是太民主了，让共产党借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来反对国民党，反对和平建国和军队国家化，用诬蔑国民党来表现自己的民主。使国民政府不能在剿共事业上取得朝野共识和自由世界的援助。共产党的所谓“解放区”里杀人如麻，毛泽东是延安的帝王，整人无数，又何尝有丝毫的民主可言！国民政府不民主便不会在陪都重庆让共产党办《新华日报》，给共产党创造合法的舆论阵地，为共产党叛乱营造舆论先机。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党，但并非一党独揽政权，国民大会由各党派组成，很多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道公开反对国民党，国民党也持容忍态度，国民党内部从未有过共产党式的血腥肃反。是共产党不愿参与民主进程，想一党夺权，发动武装叛乱，国民政府自然要动员勘乱，铲锄赤祸。共产党一旦真的实行民主，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苏联共党政权倒台于公开化，苏共和斯大林的罪恶历史一公开，苏共就垮台解散了。中共接受苏联卢布而壮大的历史从不公开，红军在根据地的种种杀人罪行从来不公开，破坏抗日和发动内战的罪恶历史从不公开，它高喊民主的目的是欺骗舆论和伪造历史。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全民体制，不以自由民权为基础，本身就是剥夺社会的暴力专制理论，是阶级镇压的工具，万里显然缺乏对马列毛思想的理论研究，才会对共产政权心存幻想，以为是实际操作中出了问题，是领袖个人素质不好。如果中共建党始便搞公开化，公布其为卢布豢养的苏俄附庸，受共产国际操纵而祸国乱华，一个为苏俄利益效力的叛国组织就不可能壮大。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国民党虽然接受过苏俄资助，那是为了反对军阀专制，重建共和，所以决不接受马列主义，决不放弃三民主义，决不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决不听从苏共指令，这就是差别。而中共一开始就认马恩列斯为祖宗，以苏联为祖国，以武装保卫苏联为最高原则，就必须以人性逆淘汰来完成建党和洗脑过程。所以国民党里好人多，几乎找不到十恶不赦的匪徒，共产党里坏人最多，差不多全是人性丧失的恶棍。过去人们不知道共产党的假民主，现在早已明明白白，但仍然有很多人削尖脑袋往里钻，以灭失人性来换取个人利益，不少党员为贪污受贿抛头颅洒热血，这能说是公开化不够的问题吗？如果共产党全部公开60年的罪恶史，那它用不了60天就会垮台灭亡。因为公开化必然要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要自由，结社集会要自由，一切都在阳光下操作，人们一追求程序公开，共产党又如何能抵御民主洪流呢？
中共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包含政治意义，改革之初的民主化趋向，不过是改革的逻辑性发展。只要没有严格划定改革范围，改革一定会走向政治民主化，六四运动的爆发就是民权意识转化为民主斗争的体现。改革从开始到六四止，用了10年多时间，中间经历了平反冤假错案、西单民主墙（第五个现代化）、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学潮（反腐败）等。中共改革不严格限制在经济层面，不动用军队护航，中共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挑战，民众的诉求就不会囿于反腐对话那样含糊的目标，而是直接进入国家政体改革和结束一党专制的议题。因为中共的改革与民众期待的改革有质的区别，统治者的改革是希望朝着一个非政治运动化的经济秩序去“转型”，民众的期望是生活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自由，向发达国家看齐。中国人拼命往西方国家移民移财产，就是着准了西方社会在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即使是一个富裕如沙特的国家，没有政治自由，也不会对外国移民有吸引力。改革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但改革的数量限定显然容易让人的联想：为什么非四个不可呢？于是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便顺势而生。六四之后，官方的定位是经济体制改革，浓缩为一个“致富奔小康”的目标了，非此者，即为“邪路”也。毛泽东的共产王朝是以反右运动为断代分期，之前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之后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碎了人们对于中共可以建立自由富强新中国的梦想。毛建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论，邓小平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依然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又利用经济改革之机造就了庞大的红色贵族资本垄断集团。区别在于毛的治国带有显著的乌托邦色彩，其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掺杂唯心主义成分；邓的体制没有理想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质主义，完全建立在权力与金钱的基础之上。
共产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走向了末路，苏联是第一个共产国家，也第一个垮掉，引起共产国家集团雪崩式覆灭。共产党失去了前途，中共政权的未来也无需论证，倒台不过是时间问题。共产国家的执政理念相同，但共产党领袖对待民主运动还是有差异的。之前的80年代初，波兰统一工人党面对团结工会的抗议浪潮，总是以协商、和解来缓解矛盾。当苏联严令波共武力镇压代表工人利益的团结工会时，波共领导人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军管)，一夜之间，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波党前党政领导人也全被拘留监禁。但雅鲁泽尔斯基认为：
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道路”。他使用波兰自身的力量解决波兰自己的问题，避免内战，避免苏联的“兄弟援助”可能引起的大规模的流血，这是在大坏事和小坏事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是“诸坏中的小坏”。但“较小的坏事也是坏事”。因此，他从不认为他做了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军管前，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说，“一个政党在执政36年之后还要用武力来维持政权，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多年后，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军管的实施，从军事的角度看是“胜利”，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则是“失败”。[2]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民众不能通过手中的选票来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领袖，还要在刺刀和机枪的威胁下生活，这本身就证明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无论其军事行动如何成功，都不能改变共产政权的非民意（非法）性质。镇压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波共最终的垮台，苏联的分崩离析，就是反民主的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最终结局。但波共领导人干坏事时，总算吐露了真心话，这比中共的第二、三、四代领导人要强出许多。波共为了动员和团结社会大多数，分化、瓦解反对派和消除团结工会的影响，掀起民族复兴爱国运动，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主义不灵了，共产党无一例外地祭起民族复兴的旗帜，但人们最需要恢复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尊严。当1987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三次回到波兰访问时，再次激起群众的宗教热情，并为团结工会表示其存在提供了机会。教皇所到之处，聚集的群众高呼“团结”、“团结”的口号，向教皇致敬，向当局示威。共产党历来强调团结，但它已经不能团结起民众，只是靠枪杆子的威力。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崩解，在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时间表上，罗马尼亚共产党失去权力的速度最快，仅用了10个小时。从事变发生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不过5天时间，剧变的速度令人震惊。在苏联东欧的民主变革中，齐奥塞斯库的下场是最悲惨的，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不给反对派丝毫的生存空间，任何良知和民主的呼声都被他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样他就将自己也逼到了死路中去，无法在突然而来的民主运动中保障个人安全。而对他下达处决令的正是以往的亲信，共产主义者惯于枪杆子解决问题，同样的命运落到齐奥塞斯库头上，这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据报道，行刑前总统夫人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随后是自动步枪密集的射击声，子弹打完了，齐氏夫妇笼罩在枪弹的烟雾中，硝烟散去，尸体横陈，背后的砖墙上布满了弹孔。被称为“罗马尼亚历史上最优秀的母亲”埃列娜并不是一个好母亲，她在全国有40多处住宅，有数不清的珠宝首饰。当罗马尼亚人抱怨食物短缺时，她却说：“这些小虫子永远都不知足，给他们多少食物都没用。”为了监视身旁的人，甚至在自己的孩子房间安装窃听器。
天安门的血腥屠杀，并不能震慑东欧人民，反而给共产党国家的民众上了一堂“党课”，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群众上街抗议当局对神职人员的迫害，19日，蒂米什瓦拉市爆发了数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20日，齐奥塞斯库中断对伊朗的访问回国，发表电视讲话，称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谴责“冲击党政机关”的“恐怖主义行为”，指责“外国反对势力”“企图搅乱罗马尼亚政局和经济”。同时，宣布蒂市进入紧急状态。21日，当局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中心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就局势发表讲话，群众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局出动警察、军队、装甲车、坦克，施放催泪弹并鸣枪警告，试图驱散群众。游行群众设置路障，与警察和军队形成对峙。随后，发生冲突，造成伤亡。22日，游行罢工蔓延到全国，11时，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军方领导拒绝执行命令，表示国防部军队不再向群众开枪，并撤离守卫在重要部门的士兵。面对共和国广场的混乱，齐奥塞斯库下令国家安全部门逮捕闹事的人，并严令国防部长米列亚上将调动军队平息反对浪潮，米列亚虽忠于齐，但不愿意动用武力，米无奈自杀身亡，直接造成军队的倒戈。11时45分，聚集在共和国广场的群众冲进了罗共中央大厦。12时15分，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机离开大厦，去向不明。13时，电台和电视台被群众占领。15时，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防化兵司令兼首都卫戍区司令、空军司令等先后在电视台露面，表示支持示威群众。同时，齐奥塞斯库夫妇（其夫人埃列娜为罗共中央常设局委员、党政干部委员会主席，是齐在1971年6月访华后提拔起来、以仿效江青的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党和国家成为齐氏的夫妻店）在距首都约70公里的特尔戈维什泰被捕。军队形成两派，双方对峙交火，但形势已不可逆转。12月22日晚，由39人组成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宣布成立，接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政府的一切权利，公布了施政纲领。24日，救阵委发表第二号公告，要求全国立即实现停火，宣布军队为惟一有权掌握武装的部门，内务部安全部队并入国防部，护卫重要机构，维护治安。25日14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转移到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内，接受临时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特别军事法庭宣布被告犯有屠杀、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在国外存款10多亿美元、企图外逃等罪名，没收被告全部财产，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剥夺上诉权利。16时，齐氏夫妇被处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易名为罗马尼亚，并更改了国歌，将原罗共财产收归国有，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其实，齐奥塞斯库在共产世界来说，还算不上是个罪恶滔天的人，罪不至死，生前也做过不少事，罗国的工业化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准远比中国要强，由于他不能适应国际变化，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才陷入困境，在巨变面前一味强硬，他个人的悲剧是共产主义灭亡带来的。罗马尼亚不似波兰那样有强大的反对派，却出人意料地于瞬间崩溃，其根本原因是失去民心，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齐奥塞斯库出生于1918年，1933年加入罗马尼亚共青团，是典型的“红小鬼”，1936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多次被捕坐牢，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州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武装部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1965年任工人党第一书记，同年7月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后任总书记，1969年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1974年出任总统。齐奥塞斯库是东欧剧变中唯一被处死的前最高领导人，这与他的独裁专制不无关系，独裁统治加高压政策，还广布秘密警察监视民。并实行家族式统治，垮台前其妻儿兄弟等亲属在党政军部门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更为荒唐的，1966年，为了提高人口数量来增强国力，齐氏实行禁止人工流产及禁止节育的政策，宣称“胎儿是国家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并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罗马尼亚人私下对这类执法取名为“月经警察”。由于当时罗国医务人员的数量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仅仅在“新生育政策”实行后的一年内，罗国婴幼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为此齐氏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后方可核发出生证，未满月婴儿死亡就排除在死亡率之外了。共产党总爱自作聪明地搞出许许多多荒诞的事情，违反人性，这也成其为迅速垮台的重要因素。
失败的六四民主运动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对于中共来说，六四的遗产就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坚决抵制政治改革，消灭一切自由的民间团体，建立一个由红色贵族统治的封建政权。六四前，中共对学生运动基本上采取防堵劝戒的办法，六四屠杀后，中共又从苏联的瓦解中看到了自己的潜在危机，于是对民间一切形式的反抗或民间有组织依据法律的维权要求，毫不迟疑地予以全面封杀，露头就打，不惜开枪杀人。“胡温新政”也是这样，2005年的河北定州事件，番禺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东洲镇事件，对网上活跃人士和民间维权律师判以重刑，以及暴力禁止民众进京上访，开枪屠杀藏人和维吾尔人等等，足以证明所谓“胡温新政”的底线：一切民间抗争均视为对红色政权的挑战，会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对于民众方面，六四的遗产就是认清了中共仍然奉行斯大林主义的铁血政治，不可能演变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向民主变革的苏联共产党，经济的发展只会增加中共政治上的筹码，令其更为固执狂妄，中国社会也决不会因经济改善而自然趋向民主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人权问题上不似过去那样，已经不在乎国际社会的批评。江泽民喜欢在国际舞台上表演，展现他大国领袖的风光，对国际社会也要作些表面文章，释放几个民运人士。胡温低调行事，没有兴趣操心国外的看法，我行我素，外国人又能奈我何？人权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国外只会不断迁就中共，以增加贸易上的好处。谁也知道，中国的投资环境就是在缺乏人权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吸引力，如果中国普遍建立自由工会，游行罢工自由，必然大幅提升工人福利，保护环境，增加生产成本，削弱国际竞争能力。国际资本会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就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共统治集团认为，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保证了国民财富掌控在红色贵族手中，政治上的日趋保守就是弱势领袖保证强势政权的手段，是抵御全球民主化浪潮最速效的办法。
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中国大陆的贫穷，台湾香港的富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华人社会的成功，都是对共产主义的否定。中国人开始明白是让共产党愚弄了，被老毛玩弄了，竟当了几十年的傻瓜，那种虚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感荡然无存，信仰危机骤然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所以中共对毛时代的历史不能没个交待，于是将毛的罪恶一生定性为晚年错误，人到晚年多半糊涂固执，犯些错误，情有可原，这样就轻松掩盖了一大堆麻烦，也救了社会主义一命。更何况邓自己也是要上祭坛的，也怕三七开的屎盆子到自己头上，再殃及子孙后代。邓的独裁并不比毛差，甚至还要高些，因为毛也算是文人，文人总要些面子，毛一般是有了意愿让大臣们讨论，让别人也有发言机会。邓是粗人，只要实权，干脆将政治局常委会场设在自家客厅里，自己以一个退休党员的身份监国，让常委们汇报工作，一切不离手掌心，一切党国大事由他一人拍板，权力欲比毛泽东还强烈。在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比更加残酷，其镇压的力度和嗜血性远远超过了毛泽东。邓让大家淡忘过去，一切向前（钱）看，以容忍私有财产来变相告别共产主义，有了新的焦点，果然安渡瓶颈期。邓此举无疑具有前瞻性，毛泽东与共产体制是连在一起的，保了毛也就保了红色江山，要不现在胡锦涛重新祭起毛泽东思想大旗，煽起底层民众的怀旧情绪就更困难了。人们对遍地贪官的仇恨自然而然转向了怀念毛泽东的伟大和共产原教旨主义的光明，以为毛泽东时代才是廉洁样板。这也使得共产党在新旧之间游刃有余，用新办法来捞钱，用旧办法来治民，以维持极权体制不变。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并不在于它有多大吸引力，而是在于独裁者正好用来证明维持统治的延续性，至于“中国特色”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就不必认真计较了。人们终于明白中共的一切改革均着意于修补维持，以特权利益阶层的权势不受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为前提，决不意味着从此脱胎换骨，最终放弃政权垄断，开启制度变革之门，走向民权政治。实际上，中共的一切政治变化都是控制力衰减退化的结果，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化，都是当局极力避免却又无力挽回的，是不得不吞下的苦果。政治体制的任何实质性变化都会让当局产生不适应症和不安全感，引起过度的警觉和恐慌。这从胡锦涛政权高调宣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企图用毛泽东的残余权威来重新唤起民众热情的作法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的各种政令、法规、指示均不同程度地被地方扭曲性执行、限制性执行或选择性执行，代之以潜规则，而上级对下级也只能采取默认态度。水至清则无鱼，只有在浑水中才能让官员攫取利益，以维持非民意政权的执政地位。任何级别的领导人，如果不通过私人关系网络，其权威就往往体现在纸面上，只有在灰色地带，领导人的权威才具有实质效用。每一次领导人更迭之后，新任者都要迅速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形成帮派体系，增强执政能力。中央政府缺乏政治道德权威又要与地方政府争夺财税利益，为了能继续号令天下，就不得不默许后者用非法手段掠夺下层民众的财富，结果这种非法剥夺成为中国官场的日常生存方式。信访案件之所以成功率近乎为零，就是中央对地方不得不让步的结果。即使这样，中央政府指令能通达省一级就相当不错了。
二、苏共改革
人们总希望中国也出现戈尔巴乔夫，走上民主之路。不幸的是，中国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戈氏引导苏共走向改革，结果造成苏联解体，整个东欧垮台。中国只可能出现非共产党化的革命者，这比满清实现共和还要困难，因为中共极其顽固，是中国难以告别革命的内在原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式的渐进改革方式，终于走上非共产主义化的西方议会民主之路。但苏联的解体并非戈氏的初衷，我们不妨先来读读戈尔巴乔夫的名作：《改革与新思维》。[3] 这本书里祥细地阐述了他的改革设想，下面摘录一些要点，供大家评述，同时也比较一下与中共改革的差别：
——我们伟大革命的生气勃勃的动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党和人民不能容忍那些使革命成果有丧失的危险的现象。弗·伊·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讲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取之不竭的源泉。而列宁的形象本身则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渊博的精神文化和无限忠于人民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榜样。
——党内和社会上都求救于列宁，这在寻求对所产生的问题的解释和答案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列宁生前最后几年的著作特别受到重视。我以亲身体验来证实这一点。
一切社会主义圈子里的改革，都只能从祖先的遗产里寻找理论依据。中国自古的改革家也以“托古改制”来化解阻力，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是希望回归于列宁主义，回归联共（布）初期的局面中。戈尔巴乔夫显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建立较为宽松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为前途暗淡的社会主义制度寻找一线光明。他的前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也是抬出列宁来比证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改革开放的中共也要从所谓“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比如废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重新出版适应性的毛泽东著作，往老祖宗脸上贴金，再以“祖训”来演绎改革理念的传统色彩。“托古改制”的目的在于改革前途不确定，只好借助“祖先崇拜”的力量来抵减反对派的阻力，以共同认可的“祖制”达到政治上的平衡点。逝去的老祖宗是无比正义的、完美无缺的和不断神化的偶像，如何重新解释“祖训”就是一个急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决不可以越过祖宗而另起炉灶，那意味着改朝换代。但是苏共领袖还是没弄明白，继赫鲁晓夫之后，仍继续推行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方针，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政策。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将斯大林的铁幕撕开一条缝隙，引起波兰和匈牙利的强烈反苏情绪，为了避免骨牌效应，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反抗，以武力维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用中国古代政治来比喻，列宁相当于太祖皇帝，斯大林相当于太宗皇帝，祖要崇拜，宗也不能丢弃，同是共产政权的守护神。同时，列斯还是共产国际的祖宗，否定了斯大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共产主义集团因政治分歧不再紧密团结，莫斯科的号召力大不如前。何况，赫鲁晓夫敢于否定斯大林，那么赫鲁晓夫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当然也敢否定赫鲁晓夫，一代否定一代，势必造成后任苏共领导人威望快速递减，一代不如一代。苏联把斯大林从神坛上拉下来，就只能更加神话列宁，否则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正义神话就会加速破产。同样，毛泽东是太祖皇帝，邓小平是太宗皇帝，否定一祖一宗，骂祖宗是大坏蛋，就等于自掘祖坟，为后世 君主者无法认祖归宗，失去传承江山的法统，弱化领袖个人权威。中共政权的道义法统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法统来自列宁斯大林，所以中共的神坛上必须摆上马恩列斯四尊大神，位次不能搞错，苏联人把马恩列斯抛弃了，中共决不敢扔掉一个。马克思主义系统是马恩两个，列宁主义系统是列斯两个，毛泽东思想体系是毛邓两个，这不是配对的需要，而是发展成熟的标志。以马恩列斯是中共原教旨主义的源泉，江泽民想把他的东西加进去，结果不为普遍认可，弄了个不伦不类的“三个代表”，显然是不懂得此中奥妙。后世领袖不能反对祖宗，自然要将其思想体系理论化和真理化，一祖一宗就够了，如果每个继任领袖都将自己的东西摆到真理的祭坛上，便成林林总总的大杂烩，让人无所适从。所以，只能从祖宗的遗教中讨生活，任何新思想都必须与挂上祖宗的招牌。
但列宁光环是神化而成的，与斯大林仅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列宁要活得更久，也会遇到斯大林的执政难题：是镇压不同意见者，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放弃阶级斗争，与大家分享权力。列宁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这是典型的一党专政，毫无民主可言。列宁也丝毫不比斯大林温情，只因寿命短些。列宁利用肃反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下令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于叶卡捷林堡集体枪决，无分老幼，尸体被斧锯肢解、洒上硫酸、弃于废矿井。这足以证明列宁的残暴本性，而尼古拉二世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宣告退位了。列宁出身于沙俄高级官员家庭，为世袭贵族，其兄为激进分子，涉及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案，被处死刑，列宁家庭和本人也被牵连，后被开除出喀山大学。列宁遂成为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对沙皇充满刻骨仇恨。1892 年间伏尔加河流域闹灾荒，流亡在外的俄国知识份子要对饥民给以人道主义的救济，独有列宁表示反对。他认为灾荒有进步作用，因为它可以毁掉那个古老的农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可以看出，列宁的革命激情非出自对人类的关怀或有什么崇高理想，要争取较为公平的制度，而是出于个人复仇雪耻心理。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要建立一支职业革命家队伍，实行严格的纪律，不惜分裂社会民主工党，以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作为他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列宁主义实际上与当时意大利社会民主运动中极左派的墨索里尼观点相近，也都是狂热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德俄交战之际，是拿着德国的津贴进行颠覆俄国的活动。二月革命后，列宁急于趁乱回国推翻俄国临时政府，也是在交战国德国的保护和资助下回国的。后来列宁制造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苏俄的大力资助下，完成颠覆中华民国的任务。列宁首创劳改集中营，实行强制劳动，法令规定“采用集中营隔离方法使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的危害”，因此很多人不经审判就被直接送进集中营。集中营在1918年就开始建立了，1920年末仅俄罗斯联邦就有84个劳动营，关押着数万人。1923年在靠近北极圈的白海中的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y）上建立了第一座特别劳改营，关押反对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和不同政见者，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宗教界人士。该岛面积300平方公里，主岛上有一座建筑类似克里姆林宫的修道院，外观阴冷恐怖。据史料记载，这座修道院始建于15世纪，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自19世纪上半叶起，这座修道院己用来关押囚犯。这里流放过十二月党人，关押过社会民粹党人。十月革命后关押的囚犯从最初的3000人到1927年的1.3万人，囚犯们在岛上强制劳动，采伐木材、开采泥炭、修筑道路、建设房子、加工鱼猎海产品等。1937年又在劳改营的基础上建立了索洛维茨基特别监狱，将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关押在城堡的地下室，其中有苏联科学院著名院士利哈乔夫。索尔仁尼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之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日》，便是以这座劳改营作背景的。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修道院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辟为监狱历史博物馆，以纪念专制及共产主义的受难者。索尔仁琴在描述古拉格群岛时说：“它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它吞进来的只是敌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产的财富和尸体。”“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斯大林的命长些，其罪恶自然比列宁要大，据苏联学者估计，从1937－1950年间，集中营死亡1200万人，加上枪毙富农、集体化被镇压和饿死的2000万人，死亡总人数达3200万。列宁没有斯大林杀的人多，但斯大林却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毛泽东的中共亦然，其劳改制度、人事档案、户口管理、粮食关系、组织体制、举报告密、群众专政等，无一不抄袭于苏联老大哥，亦步亦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联人搞劳改集中营，中共在劳改之外又发明了劳动教养，还有五七干校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有群众监督劳动。所以，被中共屠杀的中国人更是超过苏联数倍之上。没有列宁便没有斯大林，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历史功绩”。中共是列宁制造且在斯大林的摇篮中长大的，它一始即以苏联模式克隆自己的党国体制——苏维埃政权，中共规定：党团必须执行同级党部的指示，如有不同意时，只能要求同级党部详加考虑召集会议，如仍不同意时，亦只能报告上级党部解决，不能在苏维埃中提出反对共产党的主张，或向上级苏维埃控告。在苏维埃政府中的党团员，如有不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或有意破坏党的信仰，必须给予最严厉制裁。党权凌驾于政权之上，包办一切，所谓的民主是共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定义为“人民主权”，这是共产政权的标准化特征。
20世纪的几大暴君中，尸骨无存的希特勒二战一结束就上了耻辱柱，斯大林死后三年就连同水晶棺材被焚烧了，波尔布特入土后受到了缺席审判，唯有毛泽东躺在纪念堂继续领导他的徒子徒孙，其地位不可动摇。所以说，今天的中国人身份未变，仍然是毛泽东的奴隶。毛泽东说过，死了上天去见马克思报告工作。邓小平在80年代告戒全党：“搞改革，不能忘了马列老祖宗”。共产党的的祖宗是马恩列斯，马恩列斯毛邓是中国人的祖宗，一个也不能少。少了马列，一切无从谈起；少了列斯，共产主义不能进入夺取政权的实践阶段；少了毛邓，中共一没有立党地位，二没有开国君主，三没有改革开放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基础。至于炎黄孔孟等先王圣人，自然赶下官方祭坛，最多从垃圾堆里拿出来临时用一用。从共产党的认祖归宗，说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远远高于传统中华文化。共产王朝是另类“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领袖相当于皇帝，其合法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地位。毛泽东进京前说“我不做皇帝”，实际上还是心安理得做皇帝，没什么难为情的。他的话是最高指示，相当于圣旨，他的决定全党全国无条件执行，效力如同皇帝诏书，他身边女人及卫士充任宫女或太监的职能，只效忠于他个人。他发动文革，借用民间力量开展宫廷斗争，害死了几百万人，一起打天下的将军大臣差不多死光了。毛是罪恶滔天的祸首无疑，但中共还是将罪恶算到了林彪和江青头上，不敢往毛主席脸上抹黑，不敢将毛泽东赶下神坛，还得把毛包装成为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奋斗终生的伟大革命家。林江二人是奉毛的指示行事，但因毛是太祖皇帝，不能反，只好拿他的副手和老婆开刀，以“清君侧”，有了替罪羊，全国人民也就庆祝胜利，糊里糊涂为新君传承大统欢呼。“祖先崇拜”在中国居于准宗教地位、具有宗教功能，后人祭拜祖先时祈求祖宗的佑助，不光要获得心灵的慰籍，也是把祖先当守护神来看待的。君主王朝的祖宗更不同凡俗，是要进太庙的，祖宗不能留下任何污迹，必须是完美无缺和光芒四射的神明。一如大雄宝殿的老佛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供瞻仰时方有庄严神圣感。如何对祖宗进一步美化神化，责任自然是后世君主的，特别是革命产生的政权，必须将其领袖神格化，才是后世君王号召力的来源。你可以改变祖宗的政策，托古改制，另搞一套，但不能往祖宗牌位上抹黑。党内不准，党外更不行，六四时有几个人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泼墨水，全判了重刑。开国领袖是国家的缔造者，是后代政权继承国统的法统依据，享有至高无上的国父地位。邓小平在六四后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4] 毛泽东很恼火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迷信，他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苏联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快丢掉了，为此深感不安。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发动宣传机器两次发布《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件，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又发动反右和文革来保证中国不发生丢刀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显然是想通过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恢复党内的正常生活，恢复国家法制，他说：“在苏联，斯大林就像半个神。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来源于他。他是所有人的父亲。……到斯大林死的时候在监狱里关了大约200万人。……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监狱达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我们决定沿着民主化的路线，沿着加强与群众联系的路线前进。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该继续实行正确的政策，同时应该对党及其主宰——代表大会讲真话，我们公开地就我们的所谴责的所有缺点讲了真话。”[5]
道理听起来不错，却不知道共产党就是靠个人崇拜才有生命力，人们对马克思列宁的崇拜一点也不比给斯大林的少，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及其领袖的盲从，共产主义及共产党成为人人可以质疑评判的东西，共产主义的源泉也就枯竭了。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不成气候，就在于有充分的言论思想自由空间，在自由面前，提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款包装的专制理论也必然失去市场。共产主义一旦从马克思的书斋走向列宁的革命，理论上的矛盾与实践上冲突，必须靠个人崇拜来保障共产党的“正义性”，真话是不便公开的，民主也不过是个形容词而已，赫鲁晓夫弄不懂这一点，是其愚蠢之处。我们从毛泽东的革命历程就可充分认识到这一层次的重要性，毛以前的中共个人崇拜不多，党内时有不同派别，党的团结性和战斗力就差了许多。至毛掌权后，立即清洗不同意见者，无论对手有多大功劳也在所不惜。此举虽然残酷狠毒，令许多人丧命，却是党内称王的必要条件，迫使全党紧密团结到毛泽东同志周围，从而使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毛继续发展他的个人迷信，用红色恐怖运动来构建全社会的价值观，登上了圣主祭坛，为中共王朝延续至今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神明崇拜。朝鲜也是这样，金家父子是朝鲜人民的太阳和慈父，人民大众全是子孙辈的，正是这种狂热的个人迷信才保证了金家王朝在全球化民主大潮中苟延至今，传承到第三代。为什么否定了斯大林而列宁也保不住呢？是因为斯大林为二世皇帝，负有度过新王朝瓶颈期的责任，过不了瓶颈期，便是短命王朝，苏联的瓶颈已过，否定斯大林就是自讨苦吃。共产革命本来就是极其残暴的运动，靠红色恐怖维持，死多少人都合乎于共产专政制度的本质。一旦放松了镇压，搞什么民主化，共产党的寿算就到头了。赫鲁晓夫执政期也仅是搞了一下死人，对活人的专政依然继续，直至出兵干预东欧民主化运动。斯大林可以质疑，那么禁止对列宁或其他领导人的怀疑岂不又是搞个人崇拜？党的领袖可以批判了，共产主义制度本身也不免受置疑批判，这才是民主化。这种逻辑性的演变，无疑播下了日后苏联巨变的种子。后来勃列日涅夫又以赫鲁晓夫“走上了破坏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突出对他的个人迷信的道路”之罪名，把赫赶下了台，真是个可笑的循环。[6] 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苏共认为赫氏也患上了自大狂症，把党和人民的成就、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全部记在个人的功劳簿上，把错误都推到别人头上，还玩阴谋搞诡计，行为可耻，作风霸道，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哪里还象个共产党领导人的样子。在全党一片“乌拉”声中，赫鲁晓夫倒台了，比否定斯大林简单多了。这真是本扯不清烂帐，今天的中共宣传部门干脆将“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宣言”一类词语也列为敏感词从网上滤除，党的政治术语仅限于官方媒体使用，就是不想让民众对共产理论任意评论。共产党内部斗争更不可能交由民众参预，只是借用一下人民的名义，人们跟着喊口号就够了，民众一旦自由参与讨论政治问题，思想就控制不住了。马克思主义者以为，共产主义制度不可能以和平方式建立，惟有打碎一切，进行暴力屠杀，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都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定了这些共产主义大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生命力也就寿终正寝了。
世界上还没有和平实践共产主义的先例，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明白。1970年代，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大选中获胜，当选智利总统，组织人民联盟政府，决定引进苏联模式，推行社会主义。他把政府中那些管理经济事务的部门交给共产党人去办理，共产党把矿业、银行、以及大部份的制造业一律收归国有。这些措施都是用命令的方式来进行的，没有经过立法手续，结果外国投资纷纷撤走，资金枯竭。苏联趁机来帮助阿兰德，给他提供了5亿多美元的贷款，却不足以挽救智利那百孔千疮的财政状况。在实行企业国有化的同时，还搞农业集体化，鼓动人们去强占土地。结果粮食产量急剧减产，小麦的产量几乎下降了一半，引发严重的粮荒，人民困苦不堪，年通货膨胀率高达300％。奥古斯都·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 将军发动智利政变，以武力迫使阿兰德下台，又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用残暴的手段来惩治那些失败了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阿连德因此丧命。阿连德的失败自然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他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受宪法和国会限制，执政之初没有展开大屠杀，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阶级，才造成三年即垮台的局面。费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Ruz)的古巴就是另外一种景象，靠革命上台，建立一党政权，至今仍是执政者。卡斯特罗先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经阿根庭人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Serna）帮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以苏联为靠山，光从苏联得到的军事援助就有100亿美元，经济援助主要来源于苏联和中国。古巴用两种办法对付异议分子，一是允许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移民到国外，一是按照苏联的办法，把异议分子送上革命法庭或关进“苦役营”。当失去了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之后，古巴随即放松外国投资限制，让美元自由流通，以美丽的海滩和年轻貌美的女郎吸引外国游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特征，在实践中无不沦为恐怖主义，秘鲁的“毛泽东思想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恐怖手段使数万人丧生。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国民解放军”是典型的武装贩毒集团，绑架勒索，残害无辜，无恶不作，至少屠杀了10余万人，使200万人流离失所。共产主义在非洲也不成功，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独裁者孟吉斯托(Mengistu Haile Mariam)，古巴还派出1.5万人的雇佣军抵御索马里的入侵，使埃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效仿苏联和中国，用暴力搞国有化和集体化，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濒于崩溃，加之连年遭受旱灾，在 1984-1985 年的大饥荒中，约有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死于非命。1991 年，孟吉斯托被推翻，逃亡到津巴布韦去做流亡者了。这场被描述为“非洲影响最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验”， 就这样完结了，埃国也沦为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正如《共产主义实录》一书所说：
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那还不仅是用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相似，而且它所造成的结果也大致一样。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生活水平都急剧下降了，而且常常要发生饥荒：旱涝灾害，似乎与共产主义政体结了不解之缘。说是为了要实现平等，人们却失去了公民权利，失去了自由。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位最高领袖 (不论是叫做大元帅或伟大领袖)。公民们的权利全被剥夺了，而这位最高领袖却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宛若一尊东方的神明。无庸讳言，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想像完全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者原是说，共产主义是由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它是要使全人类都能得到无限的自由呢。[7]
邓小平总算比赫鲁晓夫高明些，一边否定文革，为同志们擦干眼泪，缓解情绪；一边禁止对毛的非议，仅限于批评毛的文革错误，当大家的气出得差不多了，随即停止对毛的三七开。他当然讨厌老毛，却清醒地认识到抛弃先帝的危险性，不管毛泽东有多大罪恶，比斯大林害死的人还多，也不能再玩什么三七开游戏。只要一允许公开评价，尺度便难于掌握，大家一肚子冤曲，你一言我一语，一把鼻涕一把泪，三七开演变为诉苦清算运动。其结果一定是追根刨底，找不到七，全是三，正义性彻底颠覆，最终必是全盘否定，搬老毛出纪念堂，中共失掉太祖皇帝，走向政治多元化。对民主化的限度中共也不好限定，邓小平弄了个“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持”为底线。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政治改革了，更谈不到民主化的层次，毛泽东还是红太阳，乃至反右及文革研究也列为禁区。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三起三落之仇，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威信，为了共产王朝不因二世而亡，还是极为严肃地讲道：“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的讲话制止了社会上的“砍旗”呼声，如同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丢刀子“，邓得以名正言顺地传承大统，砍掉了毛的大旗，又不实现民主化，自己的历史地位便无从谈起。列宁斯大林是刀子，毛泽东是旗帜，刀子用来消灭敌人，旗帜用以号令天下，丢刀子砍旗子就是自我灭亡的先兆。邓后时代也是这样，人民币从原来的工农兵形象改为体现中央集体领导的四巨头，现在全是毛泽东头像，树立了毛红色中国的“国父”地位，比喊他万岁的年代还要风光。从古代传统上讲，太庙的祖宗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神不能非议和否定，否则就不成其为神，中国人崇拜祖先，常祈求祖宗的保佑，哪怕祖宗是引车卖浆者流，道理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带有强烈的宗教性质，对领袖的神化也需达到世俗宗教的程度，随意否定神格化的领袖，就是对共产宗教的否定。人民币图案的演变就是认识到了毛神圣地位的独占性，神的位置不能与人分享，因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再伟大，也不是神，是臣民。但祖宗之后的帝王可以有限度地非议，不是每一位帝王都要保留神的权威。古代是体现在谥号上，谥法有美恶之分，美谥如文帝、武帝、明帝等，恶谥有殇帝、哀帝、废帝之类，以示对前帝的功过评价，先由大臣根据谥法规则草议，再经继任皇帝钦定。中共也有类似谥法的美恶评价，由政治局在悼词中加以确定，以示盖棺论定，作为最权威和统一的评价标准和历史定论。美谥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等；恶谥为：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反党集团、修正主义、分裂党中央、叛徒特务一类。同古代的谥法一样，对大臣等也赠与谥号，在康生的讣告中有三顶桂冠：“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四人帮倒台后，党中央撤销了赐予康生的悼词，摘掉了三顶桂冠，扣上“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极端阴险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的三顶黑帽子，人还是那个人，事还是那些事，换了君主，美谥也随之换成了恶谥。但中国古代的谥法是依据帝王对中华帝国和本朝代的贡献而定善恶，马列子孙则是以祸乱中华为依据，其善恶标准与中华传统和普世价值观是截然相反的，越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越是在毁灭中华文明和生命财产方面作恶多多。何以会以马列主义者为美谥？原因是共产主义是反中华文明的，中共党人非我中华族类，是马列子孙，绝不以炎黄子孙为荣。这就是中共在对党内死亡领导人的讣告中，最高评价无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根据死者地位加上诸如“伟大”、“杰出”、“卓越”、“坚定”、“久经考验”等等美谥的原因，他们早就认定马克思是老祖宗了。
共产王朝也是一种王权专制，是一种准皇权结构，所以它不能以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消除权力传承之际的风险。朝鲜金家王朝可以将权力传给儿子孙子，虽然与共产主义之初衷不合，但因为朝鲜极端封闭的弹丸小国，没有诸侯势力空间，没有民众的民主素养，朝鲜人认为金日成王朝就是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开国领袖实行世袭制是天然合理的。也因为金家王朝的个人崇拜极其成功，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朝鲜仍然大搞个人崇拜，金日成从一个“民族之神”甚至上升到“全世界的太阳”之高度。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将王位传给同样神圣的后代子孙，朝野认为这是极其正常的，再也找不到比金家父子更正统更伟大的人了。到了金三代，朝鲜官方称金正恩大将3岁会开枪，6岁骑马技术超过专业骑师，8岁会飙车，篮球水平胜过职业选手，16岁写出军事论文，无一不通，无一不精，是这个星球上天才中的天才，专为拯救人类而来，所以20几岁便继任朝鲜最高领袖。金三代完全继承了“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之神童特质，连相貌都极为相似。三代以后，便成金氏王朝之继位法统，臣民也就习惯了。虽然不如过去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但总是在金家子孙中选择，外人不得窥视，王位传承就比较稳定。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极有功效，伟大程度和影响力远超过金日成，更称之为“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可惜子女不成气，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不如金日成皇族人丁兴旺。精神病儿子无法接班，孙子自然靠边站，毛三代虽然破格升至少将，但没有从小被神格化，保持神秘感，世人尽知其为肥头大耳的蠢货，硬笔书法顶多小学四年级水平，口才极差，却爱到处题词演讲，无神秘感便无伟大之处，够不上红太阳规格。毛开起了“夫妻店”，却又不敢把江青的“储 君”地位公诸于世。中华传统中，后宫干政篡权往往是政变的祸端，果然江青登上前台，得罪了不少开国元老和“王公大臣”。碍于毛的威望，众人不敢非议，毛一死，江青就同她的“小朝廷”一起完蛋了。毛泽东未能将权力传给儿子，后代领袖自然难于传位于亲子，邓小平只好在“青（共青团）红（太子党）帮”之中选择新君。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反思文革，提倡思想解放，这一下子把个人崇拜打倒了，他自己的权力稳固了，却也无法再比肩于毛泽东，不能上升到“红太阳”的神位。六四后，邓小平醒悟了，却也迟了，在大屠杀中建立起党内权威，同时丢失了民间威望。为了防止宫廷纷争或政变，先主指定储君方式是最保险的办法，但前提是君主须有号令天下的神威。从江泽民以来，明显看出君主的威信大不如前，党内争斗不止，君主平衡内斗已是很吃力了。党内之所以未发生大乱，宫廷也只是暗斗，是缘于在民主化的大趋势下中共面临生死存亡之选择，不得不勉强维持一个表面上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苟延残喘罢了。中国太大，诸侯势力不可忽视，中共统治者可以为亲属子女牟取利益特权，却难于将王位传给嫡亲，传给老婆更是解释不通。毛泽东采取亲自选定接班人的办法，再让亲属架空接班人，实现皇权的家族化，却也因他的死亡，毛氏家族也随即衰落了。如果毛泽东不能直接传位于皇族，后世的领导人就更没有胆量了，再无力掀起个人崇拜的狂潮，将子女老婆硬塞进中枢以等待接班。更何况中共王朝已是靠市场全球化来生存，间接打开了信息渠道，共产政权的非民选性质展现在世人面前，日益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源。所以中共王朝的权力传承只能继续用毛泽东自定接班人的方式，预先设立“皇储”来取得诸侯的认同，平衡各“太子党”集团的权力欲望，同时公示臣民。虽然这种王权接替成为习惯，为保红色江山的稳固，再无更稳妥的办法，却也不是法定的程序，这就免不了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且储君地位缺乏法律保障，立废都在一念之间。毛几番立储均不得善终，邓也一样。储 君也无力继承先皇的威望，即便登基，号召力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更不可能以神明的权威号令天下。所以中共王朝只会是一个核心利益集团，以政治局常委为王公、委员为大臣的分赃体系，其余的中央委员只能降到表决机器和附庸奴仆的地位，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也就是能捞多少油水算多少了。
按照人类普适的善恶标准，斯大林当然应该否定，但必须承担共产领袖从神明降为恶魔的后果，承担对共产统治非正当性的质疑，承担将来被民众抛弃的命运。毛泽东对此非常明白，他跟斯诺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欣然接受民众万寿无疆的呼声以及“红太阳”、“大救星”，“四个伟大”、“顶峰”之类的肉麻吹捧。他说“四个伟大讨嫌”是对林彪感到厌恶，林彪倒台后，万岁之声一点也没减少。庐山会议上，谁都知道彭德怀有理，却一片喊杀声，因为支持了彭老总，难免再出个李老总、刘老总，时间一长，领袖失去绝对权威，君主政治有可能走向贵族共和政治，瓦解个人独裁。毛泽东将庐山的不同意见上升为阶级斗争，就彻底封杀了非议君主的一切企图。邓小平也明白这一点，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彭德怀”，六四后只是说胡耀邦和赵紫阳有错误，不似毛对彭一样展开大批判，是因为胡赵毕竟名义上担任过党的最高领袖。历代昏 君数量远多过明 君，但极少以恶谥来定论，君主是不可随意否定的，否则便是自毁王朝。邓没有彻底否定华国锋，也是缘于中共最高领袖不能随意贴上坏蛋标签。中共可以否定陈独秀、王明，因为他们不是开国元老，不是王朝继任者，还是江山未定的草台班子，仍在不断的争斗整合之中。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之父，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父，其历史地位便大打折扣。而永远不能否定共产王朝的缔造者毛泽东和继任开拓者邓小平，道理就在这里。邓小平虽然没有名义上担任党的最高领袖，但他是慈禧太后式的统治者，慈禧曾两朝垂帘听政，在不得已归政光绪时，又保留了训政的权力，地位始终在皇帝之上。邓小平退出政治局后，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隆重作出决定，全党“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向他请教”，“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由于邓小平是军队最高统帅，便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训政，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显示其不可动摇的王权。当邓小平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描述为“第一代”（一世）与“第二代”（二世）的帝制继承关系时，刻意掩饰了他的上台实际上是缘于华国锋政变成功的因素。在他听政时期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由于被他赶下台，也失去了共产王朝的正统资格，将“第三代”的桂冠载在了江泽民头上。邓并非毛指定的继承人，作为一个几度被罢黜的政治人物，邓上台是“接班人危机”的产物，其复出意味着毛氏王朝某种程度上的“权力链条断裂”。这一断裂既意味着政策层面的断裂，也是治理模式的断裂，当邓小平击败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而执掌最高权力时，其行为本身就是颠覆。这注定了邓小平时代必然会带有一些“非毛化”特征，但同时必须保留共产王朝的正统性，因此邓在中共元老的拥戴下，标定为毛之后的第二代领导人，取消华国锋的历史地位，以宣示邓氏王朝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毛的阶级斗争治国策略不成功，逐渐失去民众的拥趸，执政者必须为共产党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既然权力不是来源于合法继承，那么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以“改革”方式来重建，从改革经济体制入手，快速使中共政权脱离毛氏轨道，既建立邓氏特征的统治方式，又同时延续中共的制度传承，渡过中共王朝的瓶颈期。这样一来，也使中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何况，文革这段历史必须有个交待，否定文革是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上台的前置条件，亦是朝野唯一的共识。这当然是一个制度变革的契机，高层也有人在反思，推动政治进步，但重新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八老集团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威胁，他们不能容忍其权力地位因改革而动摇，以镇压保平安就是保持权力的唯一选项。这时候，重新拾取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法，全面抵制非毛化带来的制度危机。这一招相当成功，毛的先帝位置牢固，民主化便无生存的土壤。光凭镇压显然不行，收买知识分子溶入体制之内，一同成为既得利益者，使中国不可能产生有独立诉求的中产阶级。这一招更灵，自由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独立群体，消失了民主运动组织化规模化的空间及基础，权贵集团的执政风险因此大为降低。负面作用是加剧了社会敌对情绪，矛盾直接演变为底层民众与权贵集团的冲突，令矛盾越积越深。证明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说明毛展开批邓运动并无错。这是一个死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无力救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社会主义迟早完蛋；走资本主义道路则会促使社会主义完蛋得更快些，至少在信仰上是如此，因为这是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福利原则的，将之定义为初级阶段也没用，人们越来越明白这场改革并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好处都让统治集团捞走了。毛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灭党内的正在形成资产阶级，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目的是用不停歇的政治运动来防止美国人寄于希望的和平演变。但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失败了。邓小平当然不希望共产政权垮台，但他的办法与毛相反，是培养党内权贵，让“太子党”掌权，把资产阶级尽量在党内壮大，用党内权贵集团巩固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权。这种演变虽然较为和平，是非政治运动式的，却造成社会群体贫富的严重分化，导致共产政权迅速失去公信力，种下自毁的种子。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老祖宗马克思不可预见的因果，而徒子徒孙们正是利用和平演变暴富，就更不管社会主义的前途了。毛泽东将民众的热情转向阶级斗争，不断寻找新的敌人，以继续革命论来转移内外矛盾，巩固个人独裁。邓小平是将众人的热情引到发财致富上，让少数人作榜样，利用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合法或不合法地将国民财富转移到权贵集团手中。不消说，邓小平非但没有解开毛时代的死结，又结绕了更多的死结。毛时代没人能置疑社会主义，经济困难可以宣传为党内外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搞破坏，闭关锁国也让人们摸不清外界在做什么。邓时代经济溶入全球化，资讯发达，人们公然置疑共产专制，国内外都希望中共实行民主化，最大阻力只能是来自党内高层，惟有靠镇压不同意见来维持局面，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动向，共产党从代表人民变成人民的敌人。于是共产党统治下的法西斯资本主义诞生了，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法西斯专政，虽然它已经不提倡阶级斗争了。
苏共的垮台早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时就已埋下伏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社会上彻底批判斯大林的呼声，点燃了极权大厦崩塌的导火索。斯大林主义一终结，苏共只有拔高列宁以维持其合法性，但列宁主义也是共产制度的罪恶渊源，人们怀疑共产主义道路根本错了，而不单单是某个领袖出了问题，共产党的地位开始动摇，最终列宁也保不住了。邓对毛的三七开，也差点形成非毛化局面，如果党内来一次苏共二十大式的反斯大林运动来批判毛泽东，邓小平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照此逻辑，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就是正确的。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始终是禁区，就是怕引起批判毛泽东的一系列后果，毛的罪恶超越斯大林，评价毛的功过，一定会演变为一场总清算，最终烈火烧及共产党自身。共产党号称集体领导，老账不免算到在世的中共领袖头上，包括邓小平自己，这样一代清算一代，共产党就无法解释永远执政的正当性。因为邓除了文革一时受害，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锋人物，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是具体负责人，积极协助毛泽东打击右派。不得已为右派“改正”时，又故意留下尾巴，为自己开脱罪责，以显示反右运动原本是正确的，他邓小平没有错，错在执行政策的下级党组织。也因为社会上已经有人开始置疑共产主义，西单民主墙更是公开要求民主化，为右派全部平反就等于鼓励言论自由。再者，社会主义运动全面失败，各项政治运动残暴血腥，上亿人无端挨整，几千万人无辜死亡，超越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全脱不了干系。毛的各项决策都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全力支持，中央委员会一起举手表决。在中共党的重大会议上，并没有公开的反对派，这不是光对毛泽东做出准确评价就能将中共的历史责任推卸干净的。所以邓赶快刹车，禁止对文化大革命作全面反思，有限制的反对毛的个人崇拜，保留毛泽东牌位，既维护了共产王朝统治，也保证了他身后在党内的政治名誉，为后世马列子孙奠定了权威。对于共产党来说，这就是邓小平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之处，决不能用贬损最高领袖的办法来肯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体制本质是邪恶的，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再好也不能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却会断送掉党的基业。在共产党内，谁最狠毒狡诈谁赢，谁受众人崇拜谁就是真理的化身，一旦表现出仁慈就会被干掉。邓在关键问题上决不会让步，让党内反对派抓住弱点，给社会一个和解信号会迅速扩大民主派的言论空间。共产党总说要实事求是，号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为延安党校的题词便是“实事求是”，邓小平也常说实事求是，还为红旗杂志改名后的“求是”题了辞。但他们都是最不实事求是的人，全是为所欲为的极端唯心主义者，因为真的求是起来，共产党将无力面对用民众尸体和同党鲜血书写的历史。
三、改革之别
我们接着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
——首先提出了振兴经济局面的问题，以及刹住并扭转这个领域中的不良趋势问题。
——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现象和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它具有更大的活力。
——改革，就是实现向科学化的坚决转变，学会使任何创举都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使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改革，就是使社会坚决摈弃歪曲社会主义道德的做法，始终不渝地实现社会公正原则，言行一致，权利和义务一致，推崇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克服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和消费观点。
戈氏经济方面的改革与邓氏的改革差不多，苏联改革前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步。经济低效率、高福利政策加上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使国力不堪重负，再也无力撑起超级大国的空架子。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说：仅在同西方进行对抗的最近20年，用于军事对峙的费用就增加了7000亿卢布，这个数字超过了取得同美国和西欧的军事平衡需要。冷战的包袱太沉重了，在军备竞赛中迟早会垮掉。中国也一样，文革期间半停产，民生凋敝，又准备与苏联打仗，养活几百万常备军，只能牺牲民生发展。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两共都是为了改变经济滑坡的状况，企图对体制做些修修补补，来实现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但邓的四个现代化的与戈的新思维还是有不少差别，戈氏要实现社会公正，权力和义务一致，这一点极为重要，民众有义务纳税，也有权利过问国家大事，这才是社会公正的起码基础，也决定了改革最终的走向。戈氏继续说：
——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活力和创造，多一些组织性、法制和秩序，多一些经营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多一些管理工作的效率，人们生活得更好和更有保障。
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中多一些民主、公开性和集体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中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多一些人的尊严和自尊。
——我们将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背离它。我们是真心实意这样说的，既不是对自己的人民，也不是对国外说假话。
——我们希望多一些社会主义，因而也希望多一些民主。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显示了其解决复杂的社会进步问题的巨大可能性。我们相信它具有自我完善、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解决21世纪前夕提出的有关当前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的能力。
戈氏真心希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他认为苏联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太少，但他不明白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政权本身不是全民公投的产物，也非真正的代议制政府，是靠枪杆子建立的，没有个人自由和全民普选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全是专制，无论怎么折腾都不可能实现民主，只是程度上的轻重差异罢了。民主意味着公民有选择权利，有政治自由，不能用一种主义来统一思想，统一政治，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只能靠陈词滥调来支撑。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不科学，是反人类的极权思想。我们还得耐着性子读下去：
——改革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从一开始，我们已意识到：不容迟缓。非常重要的是，不停留在起点上，要克服落后状况，挣脱保守主义的泥潭，打破停滞的惰性。这用进化的办法，用胆小怕事的、爬行式的改良是办不到的。
——当然，我们不打算改变苏维政权，也不会背离它的根本原则。但是，必须进行改革，并且这种变革要能巩固社会主义，使之在政治上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气勃勃。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有权在大的方面和在原则上把我们的苏联社会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作是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
戈氏的改革比邓小平走得远，口头上说不改变政权，实际上政治层面的改革必然撼动极权体制的基石，全面民主化好似催化剂，化学反应已经发生，上帝也不能使之停下来。民主化为人们提供了广泛选择的机会，再将大家捆绑在社会主义的破车上，何其难也。邓小平也提政治体制改革，最多是些不触动政权根基的行政体制改革，诸如精减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干部年轻化、提高办事效率之类。正如赵紫阳谈到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时，做了准确的分析：“但在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反对的。”[8] 所以邓在谈政治改革的时候总要强调绝不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议会制等西方国家制度，这样就把政治改革死死限定在行政体制改革之内了。显然，邓是极端保守专制型的领袖，其灵活性是在实用主义层面，高度极权体制正好符合他雷厉风行的独裁性格，玩得得心应手。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并无区别。渐入佳境，戈氏继续写道：
——最明显的新气氛也许表现为广泛的公开性。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应该如此。
——已经开始制定保障公开性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应该保证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活动的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使劳动人民有实际可能主社会生活和国家活动中的任何问题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国内开展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反映在各种报道中，而且越来越涉及到舆论工具的工作本身。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逐渐地好象解冻了，触及到一切新的题目。报刊普遍活跃的一个迹象是搞群言堂，而不是一言堂。总结和自我总结越来越让位于各种各样的采访谈话、“圆桌”座谈和刊登读者来信。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并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
——我对那些认为辨认过分激烈的人说，既不应当惊奇，也不应该愤慨，应当认为，这些代表大会是一种新现象，属于正常的现象。……
——象任何复杂的工作一样，没有群情激昂的浪涛声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大转折时期，在革命时期，历来如此。现在我们大家就好象重新上一堂民主课。我们都在学习，我们现在还缺乏政治修养。……在我们这里，这不是对抗性斗争，而是探索，是辨论……我不认为辩论、对各种观点加以比较是什么悲剧。这是正常的。
戈氏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没有设立禁区，用立法形式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让公民公开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是与邓氏改革的最根本区别。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从此改变国家走向的分水岭。扩大公开性，被掩盖歪曲编造的历史不断曝露到阳光下面，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党的一月全会上说，在苏联历史中“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党文化体制，形成于30年代斯大林时期，虽然中间有过赫鲁晓夫等人的改革尝试，但未触动根基，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得到加强（再斯大林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被舆论宣传为最完美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且从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上千方百计加以论证。更卑劣之处是，这个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真相被掩盖了起来，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部哈哈镜式的教科书，严重歪曲篡改历史，用最肉麻的吹捧及最无耻的谎言，掩盖苏共的历史罪恶，为斯大林个人极权唱赞歌，影响了几代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1988年6月，正当苏联广大中小学生面临紧张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这学期的历史课考试被取消了。戈氏的公开性为历史的正本清源提供了政治保障，假的东西本来就是垃圾，不能再毒害孩子们，用谎言作为政治标准选拔培养后代。清除了共产党的精神污染，民主进程便如不可倒流的伏尔加河水一样，公开性宣告了共产政权的永久性终结，共产党做过的一大堆坏事大白于天下，其领袖们的丑恶历史公诸于世，共产党人又有什么脸面再赖在台上呢？毛泽东在1973年2月17日，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谈话时说：“中国是很贫穷的。我们的物资不多，唯一过剩的就是女人(笑)。……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1000万人。……我们这样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损害你们的利益。我国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的小孩也太多了。(笑)”基辛格回答说：“这可是一个新奇的提议，我们要好好地研究。”[9] 一个国家最高领袖于国事会谈中，竟以这种降低国格的搞笑来展示其风采，再也找不出比他更邪恶的“大救星”了，八亿中国人的统治者竟是这等寡廉鲜耻之徒，中共又何以会创出光辉的历史？大纪元网站的《九评共产党》在境外一发表，立即有许多党员宣布退党，至今已有近亿人退出党团组织，如果敢在国内公开刊载，受过“八荣八耻”教育的中共党员，不退党又不吊颈的，不知会以何种面目苟活于人世。一如六四屠城的“共和国卫士”们，有谁再敢公开夸耀其杀人“功绩”？！公开性撕开了共产铁幕，揭露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无比血腥，种种反人类的罪行昭示于天下，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同样是共产政权的理论渊源，都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邪恶基因。正如戈氏在回忆录中所说：“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
中共改革初期也遇到过民众参与政治讨论和讲真话的问题。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政，各个领域拨乱反正，出现一定的言论空间，可以有条件地讨论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责任，也可算作是信息的半公开化，是中共执政史上民间言论最宽松的时期。反思毛的文革，是为改革开放寻找合法性，因为结束文革意味着扭转了毛的错误路线，为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平反，也是从侧面否定毛的政治运动，理顺国人心情，否则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华国锋正是在不敢反思上吃了亏。由于这种反思出于功利目的，只能是选择性的，如果操控不力，极可能导致人们对专制政权的置疑。这迅速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立即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许多人又成了共产党的政治犯。西单民主墙在呼吁邓小平复出上起了很大作用，使华国锋不得不在党内老干部和党外民意的双重压力下让步，待到邓掌权后，立即封杀民主墙，将魏京生等人抓进秦城监狱，绝不允许社会上公开发出与中央不一致的声音。但文革的暴行毕竟给中国人心灵上投下巨大的阴影，记忆犹新，一些反右、大跃进、文革时的历史曝光，欧美三权分立的制度优越性逐渐为国人了解，人们反思历史时也思考体制问题，再想将中国社会关回铁幕之中并不容易。六四学运就是这种信息半公开化的结果，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10] 苏共的公开化政策，必然导致苏联的解体，用邓小平这段语录最能说明问题。六四后，政治上大踏步后退，重新肯定和宣传毛，主要是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建立毛泽东加邓小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式的新型统治模式，遂使原本就没有开启的政治改革加上了大锁。戈氏改革能顺利推进，也在于他头上没有太上皇，有充足的改革空间。我们继续看：
——这样，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治权力机关和强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的体现者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充分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限，为苏维埃在改革条件下进行名副其实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全会号召各级党委严格遵循提高苏维埃的作用的方针，不再干预苏维埃的事情，更不要代替苏维埃权力机关。同样重要的是，苏维埃领导人自己和苏维埃机关也要全力以赴地工作起来，克服惰性，去掉总是看某人脸色行事和总是等待指示的习惯。有关苏维埃作用的新的法律文件，在改革阶段将鼓励加强苏维埃工作中和苏维埃执行机构中的民主原则。
这是一场全新的革命。戈氏与邓氏的改革，以决心方面的根本差别分道扬镳。民主必须党政分开，各管各的事，还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有法可依。党包揽一切，就永远不会有民主，连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也是空话。中共改革初期，也有过党政分家的提法，但都流于空谈，六四后党又恢复毛时代的“党天下”格局，全面专政。党更是直接插手人大和政府工作，许多县市一级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戈氏认为仅党政分开还不够，还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接着看：
——国家目前所处的条件和正在解决的任务，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这里首先应当说：人们的工会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有关劳动的法律都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参与下制定的。在有关劳动法、遵守该法和维护劳动者权利等问题上，工会有最后决定权。如果某位行政领导人未征求工会意见就解雇工作人员，法院会自动取消该决定，甚至不必去弄清决定内容，而这仅仅是因为工会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任何一项计划，不管是年度计划还是五年计划，在工会未同意之前都不能提交最高苏维埃。甚至在计划的起草阶段，各级工会就参加进来了。
看看，未改革前的苏联工会就比中共的工会权力大，但是，还要扩大工会权力，还要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会的作用。什么作用呢，肯定是限制企业领导的权力，大胆维护工人权利。共产党号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没有理由害怕工会的力量。中共的工会是用来监视工人和维护资方利益的，标准的作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尾巴和工具而已，没有独立地位。工会从来不会也不可能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或组织罢工，要不然，怎么会连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古老要求都成了工人的禁区。苏联的改革最终走向了全民普选式的大民主，中共的改革却越改越专制，剥夺了工人群众的一切政治权利，将工人死死钉在生产岗位上，变为权贵阶级暴利机器上的一颗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涵盖面很广，包括青年妇女工作和对外关系等等，当然也谈到民族政策的改革，因为苏联是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比我们“五十六朵花”多出一倍多：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一点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有力量、不软弱、不解体的因素。过去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革命、社会主义结束了民族压迫、不平等，保证了各大小民族经济和精神上的进步。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族事务没有问题。任何发展都有矛盾，因此这方面也产生了矛盾。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基本上是确认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确实重大的成就，用洋洋得意的语气评价局势。可是要知道，这是形式多样、复杂纷繁的现实生活。
——就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摆脱民族之间的敌视，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范例。
——任何煽动民族狂热的企图都只能使寻找明智解决办法的工作复杂化。我们并不想回避这个问题和其它正在发生的问题，我们将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巩固我们各民族的族际主义大家庭。
列宁教导我们在民族问题上要极其谨慎和温和。
令戈氏始料不及的是，列宁同志的教导没能挽救苏联的解体，无论苏联“族际主义大家庭”如何温暖，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伊斯兰五国，还有闹独立的车臣等等，无不以脱离苏联大家庭为紧迫事业。这是一个无法遏止的趋势，斯大林主义并不谨慎和温和的统治令民族矛盾加深，没有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范例”，以共产教义和枪杆子的联盟才使各成员国不得不捆绑在一起。叶利钦分析道：
关于新国家的思想不是今天才诞生的，也不是在我的或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脑袋中形成的。请回想一下1917——1918年的情形：二月民主革命刚一爆发，各共和国就开始了分离过程，朝独立方向发展。在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宣告成立了若干个新的民族政府，其中就有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政府。而乌克兰却走在这一过程的最前列。布尔什维克驱使男人们拿起武器，镇压了所有民族起义。苏维埃用铁腕扼杀解放斗争，枪杀民族知识分子，取缔其他政党。
“主权”一词刚一在人民大众中间说起，历史的车轮便已重新开始启动。任何想阻止它前进的企图，都注定必败无疑。
苏维埃帝国已敲响最后一声丧钟。[11]
邓小平在全世界电视镜头面前上演的六四大屠杀，也为苏联的崩溃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向世人证实了共产政权的本质。最为壮观的是1989年8月23日，两百万人和平的手牵手跨越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连接三国首都长达600公里被称为“波罗的海之路”的人链，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终结苏维埃政权的决心。波罗地海三国民众奋起反抗苏军镇压，以身体阻挡坦克，这一众志成城的场景，以及国际社会为防止苏联屠杀所做的抗议及努力，莫斯科未敢发动大规模屠杀行动，因为苏联也在变化着，同样处在崩溃前的躁动之中。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各加盟共和国通过全民公决拿了回属于自己的主权，赢得了自由和尊严。苏联解体之所以没有演变成血雨腥风的内战，也缘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具有法律依据，苏联从建立之始，即是一个由主权国家加盟而成的联合体，这些主权国家从加入联盟时起就有退出联盟的权利，苏联是国中有国的主权联合体。这一点在联盟宪法中写得很清楚，只不过由于苏联在国际上经常以一个国家的面目出现，它有统一的版图、宪法和统一的居民国籍，有全苏最高国家政治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部长会议、检察院和法院，有统一的外交和国防，有统一的货币及国家预算及税收体系，具有主权国家的一切特征。这样，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就常常被人们忽视和误解。根据苏联宪法，各个加盟共和国也都有自己的宪法、国家政权机关、领土和国籍。这些权利由苏联法律给予保障。具体内容是：（1）各加盟共和国有制订本国宪法的权利，无须经苏联批准。（2）各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3）各共和国都有权接受外国人加入本共和国国籍，从而加入苏联国籍。（4）194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一项赋予各加盟共和国外交权力的法令。据此，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缔结条约，互派外交代表，参加国际组织活动。实际上，加盟共和国也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还是联合国成员。苏联既是国中有国，又是国中有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法律地位不同于加盟共和国。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4个国家里，有20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其中俄罗斯联邦有16个。它们分别是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乌法）、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弗拉季高加索）、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乌兰乌德）、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格罗兹尼）、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切博克萨雷）、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马哈奇卡拉）、鞑靼自治共和国（喀山）、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纳尔奇克）、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埃利斯塔）、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彼得罗扎沃茨克）、科米自治共和国（瑟克特夫卡尔）、马里自治共和国（约什卡尔奥拉）、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萨兰斯克）、图瓦自治共和国（克孜勒）、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伊热夫斯克）、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雅库茨克）；隶属于格鲁吉亚的两个分别是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苏呼米）和阿扎尔自治共和国（巴统）；阿塞拜疆下辖的是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纳希切万）；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自治共和国是卡拉卡尔帕克（努库斯）。这些自治共和国隶属于加盟共和国，与各个州、区的级别相同。但是自治共和国拥有自己的领土、宪法、国籍和最高国家政权机关，比各州的法律地位要高些，每个自治共和国都有权选出11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参与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重大事务决策。此外，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是所在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当然的副主席。与加盟共和国不同的是：（1）它不是主权国家，无权退出苏联。（2）它的职权受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宪法双重限制。（3）它无权接受外国公民加入本国国籍。[12] 所以说，俄罗斯武力镇压车臣独立亦有法律依据，车臣不具有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资格，无权自行退出俄罗斯联邦。但对于一个无法压抑的民族独立激情来说，对于一个长期受屠杀迫害的民族来说，俄罗斯的法律又有多么长远的威慑力呢？叶利钦在推动俄罗斯独立时，也要面对车臣等自治共和国的强烈独立要求，俄罗斯与苏联同样复杂，他必须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他作为苏联的掘墓人，为苏联的解体与各种政治力量较量；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捍卫俄罗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姿态，反对车臣民族分裂势力，以免在俄内部也发生骨牌效应。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凝聚力减弱，印古什和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发生领土争端，演变为武装冲突，俄派出军队平息争端，宣布独立的车臣站在印古什一边与俄军战斗。车臣有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有恐怖组织介入，这就为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增加了难度，车臣有可能成为“高加索的阿富汗”之忧。但恐怖主义也使车臣独立失去舆论和民意支持，也遭致国际社会和穆斯林世界的谴责，为俄罗斯联邦平叛罩上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色彩。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与一个人口不到其1％，面积仅为其1‰的自治小国竟然纠缠了十几年的时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民族战争转变为恐怖活动，双方伤亡几十万人，这肯定是俄联邦两代领导人以武力解决车臣独立问题时没有料到的。普京改变俄罗斯国中有国的现象，强化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自治权力，处理了一批利用私有化攫取国民财富的超级寡头，随着石油价格的逐年上涨，俄国经济走出低谷，车臣的重建也取得进展。
中共政权与苏联不同，各自治区不享有主权，没有独立的法理依据，自治权也是空置，但仍然面临分离的危机。政治改革越拖得越晚，民族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民族的分裂主义势力会在国家骤然转向民主化时抬头，甚至引发暴乱。苏联是加盟共和国联盟制，各个成员国原则上有独立的国家政权，类似于邦联制，中国鉴于多民族的国情，将来可能实行联邦制，民族区域真正获得自治权，否则民族分裂的前景就是必然的。中国与苏联的民族问题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不同宗教信仰为纽带的独立要求，共产党血腥统治超过以往的时代，缺乏民族凝聚力；不同点在于中国大部分民族已经长期混居汉化，不如苏联的民族文化差别大，不是每个民族地区都要求独立。但民族分离情绪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地区较为强烈。中共在新疆、西藏的大肆屠杀尤其伤害民族感情，加深历史积怨，形成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中共承认外蒙古独立，又间接刺激内蒙古分离意识，为将来两蒙合并留下想像空间。欧洲结盟与苏联崩溃，预示着民主国家的联合和共产世界的分裂，成为20至21世纪的大趋势。苏联的崩解，对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来说是件坏事，但对于民族前途来说，未必是不是好事，统治一个同床异梦的老大帝国，俄罗斯长期承担过高的成本，早已憔悴不堪。美国是移民自愿组合的国家，不存在民族分裂问题，加拿大分为英语区和法语区，有魁北克独立倾向，但长期的美国式联邦体制使这种独立要求基本停留在口头上，民族间有矛盾，不会演变为血腥的暴力压迫。苏联则不同，沙皇与列宁斯大林时代以武力征服吞并，以暴力维持勉强的联盟关系，一旦政权的镇压功能弱化，分离倾向随即成为不可抵御的洪流。面对汹涌的独立浪潮是发动大规模内战，还是选择协商一致，均无法改变分离趋势。俄罗斯可以武力压制小小的车臣，却绝对无力对付15个加盟共和国的强大离心力。况且俄罗斯本身也有强烈的独立要求，俄罗斯是压迫者，同时也是苏联共产制度的受害者，还要努力填平斯大林挖掘的罪恶黑洞。重要的是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和平的、民主的、非帝国的发展道路，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结束了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冷战，不必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这一切，全在于俄罗斯必须抛弃自以为是的帝国使命。早在八月政变短短的三天里，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都打电话给予叶利钦以道义上的支持，政变集团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得不到外交承认，刚从六四大屠杀中获胜的中共也只能背地里兴灾乐祸。民主自由世界以其广阔胸怀接纳每一个希望进入其中的成员。但独立后的俄罗斯又有回归独裁的倾向，力图恢复旧日俄罗斯帝国的地位，在民族问题上体现出新的压迫，镇压车臣独立运动，因为俄罗斯不敢坐视车臣独立，否则，它将无法控制另外一些有独立意愿的联邦主体。这样，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就变得无法调和，终于导致了两次车臣战争。沙皇时代的武力吞并，共产时代的苏维埃化和集体化，以及斯大林强行迁移少数民族造成大量死亡的暴行，都深深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祸根，89个联邦主体组成的俄罗斯，又面临分崩离析的考验，最终结局会怎样，还难以预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压迫政权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分离意识是永远扑不灭的火焰，每个民族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遭受任何苦难也不准其独立是强盗逻辑。
与苏联相比，中国的民主运动以相反的方式结束。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即使以中共制度衡量，也是一场典型的政变。中共的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和党指挥枪，邓小平已辞去党内职务，居然撤了总书记赵紫阳的职，绕过政治局，以军委主席身份直接下令军队镇压学生。对于这种违反党章国法的行为，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13] 邓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反而称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这只能证明邓并不隐讳其“太上皇”的身份，党和军队不过是他个人独裁的工具。邓小平高度赞扬军队暴行，证明对和平争取民主权利的民众其仇恨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自邓之后，八老集团纷纷离世，维系中共政权是寡头共治的权力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局“集体领导”形式。中共的专制统治方式早从华国锋下台起，就开始走向寡头共治，中共政权形成邓小平、陈云两大元老共治的局面。邓小平虽居八老集团的主导位置，却受到陈云、李先念等人掣肘，不能如毛泽东一样一言九鼎，想打倒谁就打倒谁，但还算维持着个人独裁。江泽民时期是江泽民和政治局七常委共治的局面，江号称“核心”。现在胡锦涛的中共象只九头鸟，一个身体九个脑袋，政治局九党委中，党魁不再能一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必须按九个鸟头的多数意志驱动身体。于是形成比较稳定的“总书记＋总理”双接班人统治方式，把内斗的破坏力掌握在不危及身家性命的安全程度。寡头共治是一种无须政治强人就能够自我稳定的专制统治方式，高层斗争程度比毛邓时代要小，因为他们谁都明白，以其个人的力量已不足以掌控中共，内斗不能超出共治的范围，这关系着中共的生死存亡。在共同利益面前，权力运作只能比毛邓时代更加“程序化”。胡锦涛时代的中共领袖集团，全是逆向淘汰筛选上来的人，没有了政治理想，全是些贪腐分子或党棍恶徒，为了维护巨大的既得利益，各寡头派系达成了共同维护红色王朝的默契，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模式来防止民主化潮流，保证他们的家族的暴利所得不被清算。但这种稳定只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稳定，而不是社会的稳定，因为利益集团唯有靠巧取豪夺来侵吞国民财富，造成了比毛邓时代更加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毛邓时代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在蒙蔽裹协民众，江胡时代是赤裸裸的掠夺，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发展到集体抗暴的规模。这是共产政权不可克服的统治力递减规律，列宁斯大林铁腕统治时代，可以屠杀几千万人来维持政权，可以用全民就业和全民福利来笼络民众。毛泽东邓小平也是铁腕人物，杀数千万人不眨眼，毛用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治国，完全消灭了不同意见，邓又将民众的关注点成功地转向了经济发展上。江胡也想铁腕，但铁棒不硬，胡萝卜也不甜，毛时代的福利消灭了，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官僚权贵阶层只为自己牟利，致使民怨沸腾，手中已是无牌可打，混一天是一天了。
四、中苏差距
苏共能干的，中共不能干，苏共敢干的，中共不敢干，这就是改革走向相反的内在差别，也是族群文化的差异。戈尔巴乔夫能顺利推动政治改革，是因为苏共集团支持改革，中共反对政治改革是因为高层集团不支持。苏共敢于提出扩大民主，是因为苏联文化毕竟源于欧洲文化，源于基督教文明。苏联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基督教传统，比较容易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民众中有强烈的民主要求。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和权利意识深入人心，人身自由和心灵救赎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也是民族和国家维持自由民主制度的保证。共产主义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能长久蒙蔽人心，当共产主义最终无法展示拯救灵魂和繁荣社会的功效时，当社会日益堕落无望时，还会回归基督教文明，这也是基督教不可战胜的原因。甚至在马克思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也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这正是基督教文明作用，每个人只服从于上帝，而不是世俗权威，这个世界就自由了。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缺乏人身自由和心灵拯救的宗教洗礼。在只能生产暴 君和奴才的文化传统里，中国没有欧洲那样有风度的贵族和有独立性格的中产阶级。毛氏王朝中，除了毛泽东这个帝王，其余的全是奴才，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彭德怀不想当奴才，不想喊万岁，经过几轮的修理，也服从于万岁爷了。在中国文化里，当奴才并不可耻，能当上万岁跟前的奴才那更是祖坟上冒青烟的幸事，是八辈子修来的福。不要说朝廷，即便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面前，也有一批毕恭毕敬的奴才。欧洲人的奴性远不及中国人，他们可以做上帝的羊群，不能为世俗君主之奴仆，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反基督教和反自由的，人们总会寻找机会摆脱奴役。中国人普遍有双重性格，对上是奴才，对下是暴 君，毛泽东也不例外。毛在斯大林面前最多敢似彭德怀一样闹点小脾气，耍些阳奉阴违的小把戏，从不敢有分道扬镳的想法，独立人格方面还比不上南斯拉夫的铁托。铁托并不反对斯大林，但敢于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与苏联决裂不过是斯大林身后的事。在最暴虐的 君主面前，中国有骨气的人不多，“不食周粟”者，寥寥无几。因此，中国的革命总是跟不上世界大趋势，有西方民权思想的革命家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改朝换代的马克思版，不是追求人性自由的民权革命。毛泽东亦是“酱缸文化”的腌制品，他争自由民主的宣传只是夺取皇冠的策略，贴上时代标签便于兜售而已。要消除中共的专制，不存在文化回归问题，因为传统也是专制的。共产主义是专制，几千年封建王朝是专制，政治上无路可回，中国最理想的政治模式无非是“禅让”或“黄老政治”，都与现代民权政治理念相距甚远。台湾民主化是美国式的，香港自由化是英国式的，中国人只有虚心求教于西方自由思想，按照西方自然正义原则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设民权政治，才可以告别过去走向未来。但中国人五千年深厚文化的优越感，从感情上实不情愿接受西方政治思想，总想从古文典籍中讨生活，新一轮的国学热就是这种心态的表露。中国人缺少基督徒在神面前的那种谦卑心态，接受西方文明也总执功利态度，可以全盘接受西方物质文明，对其政治文明深存戒心。直至今天，台湾早已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大陆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中仍有大量的人本能地抵制全球民主化思潮，总是把“汉奸”“卖国”的脏水泼向公平看待西方政治文明的人士头上。义和团或红卫兵式的愤青心态成为主导其世界观的潜意识，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但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不顾当局镇压，接受基督教，在人身不自由的情势下，先追求心灵的解脱，告别共产主义对人心的毒害，这又是共产党不能控制的。
中国人受制于东方统治术，习惯于服从，即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缺乏“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式的强烈自由愿望，绝大多数人实际上盼望的是“明主”，而不是争取个人权利。虽然在旧式皇权政治下，人们生活中有很多的自由，但缺少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中国人并没有经过自由思想的启蒙训练，连初步的公民意识也未形成，更不必说建立公民社会了，仓促之间步入共和却演变为军阀混战，被军阀带进新的极权统治里。共产主义思想一来，大多数认为那种乱哄哄的共和政治远不如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更有效率，更适合中国国情，便一头钻进了共产主义的圈套之中。中苏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但显著的文化差异还是决定了两国民众的宿命。俄国原来是基督教社会，在知识阶层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有基督的救世精神，所以俄国能用较和平的方式实现民主革命。中国是最保守的农民社会，没有普及化和社区化的宗教组织和信众，中国人敬神是顶礼膜拜式的功利需求，是敬畏皇权的另一种形式，不是追求精神的救赎。中国多有野心家，鲜有政治家，所以政治家总是斗不过野心家，革命不过是野心家们借以改朝换代的工具。文化上的缺失也使得野心家光有野心而无普世情操，越没有人性的恶棍越容易登上山大王的位子，“乱世英雄起四方”，刘邦或朱元璋之类的绿林响马最容易成功。正好苏联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毫无民族气节又心术歹毒的毛泽东之流就很容易成为乱世英雄。其革命也就天然地带有改朝换代的文化基因。
中国有文革，苏联没有，中国人唱八个样板戏而苏联人依旧看《天鹅湖》。中国人跟着毛泽东连孔夫子和《红楼梦》都敢批判，不可想象苏联人会跟着列宁、斯大林一起批倒批臭托尔斯泰和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更不会否定柴可夫斯基或普希金。斯大林比较尊重历史文化，他的办公室用彼得大帝的画像替代列宁，就是尊重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斯大林的整肃主要在政治层面，毛泽东极为敌视中华传统和历史文化，全盘否定儒释道文化，把一切人类文明都视为“封、资、修”，学校停课闹革命，把知识分子统统归入“臭老九”，下放农村劳改。中共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则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苏联是全民国家，苏共是全民党，工人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消灭，当时只中共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中共甚至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方式，挑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大论战与大分裂。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苏联结束斯大林时代的同时也在做着民主化的铺垫工作。苏联是总统制，总统握有苏维埃权力，必须经过选举，尽管是走过场，总统由总书记担任。中国是国家主席制，主席是礼仪性的职务，经橡皮图章的人大表决一下即可，与国民毫无联系，仅在国务活动时露面，并不管理国家。现在总书记与国家主席一肩挑了，但国家主席还是一种名义上的职务。中国有八老家族统治天下，“太子党”垄断政权与经济，苏联于斯大林之后反对个人崇拜，彻底清算了斯大林屠杀人民的罪恶，党中央是集体领导，苏共再行斯大林式的独裁已无可能，更不可能弄个“太上皇”干预国政。邓小平保留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意味着共产党的大屠杀是必要的，他决定戒严，把军队开进天安门，枪炮齐鸣，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大门。中共也从来没有认真反省过领袖独裁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仍然神明一般，不准公开非议，个人独裁的土壤还在，领袖的独裁梦继续，只是邓以后领袖权威弱化罢了。苏联政变分子也宣布实施紧急状态，苏军坦克也开进了红场，但克格勃和军队最终没有用民众鲜血弄脏自己的手，只是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显示力量，吓阻示威者，但躺在坦克车前面的人们胜利了。中共六四大屠杀最终没有成为苏联政变分子的榜样，天安门血腥场面没有在红场上演，是因为苏联的全方位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有独立性格和极具号召力的民主派人士，活跃在政坛、文化界和社会各个层面。政变必须回到军事独裁的铁幕中去，必须要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屠杀或监禁上千万的异见人士，才能一举扭转民主化带来的全新局面。人们久已告别了斯大林的严酷时代，今非昔比，新左派分子再也无力恢复铁腕统治。何况政变集团也不是由病态的杀人狂组成，他们尚存人性，不愿意留下大屠杀的历史罪名。三个人死在装甲车前，政变者就下达了军队撤离命令，为期三天的政变宣告流产，与邓小平计划“死20万人”的天安门大屠杀，不可同日而语。8月24日，莫斯科为三位牺牲者举行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送行，叶利钦发表讲话，戈尔巴乔夫授予三个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这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授予这个称号。赵紫阳下台之前去广场看望学生，其深情和激动的情感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但他毕竟是共产党人，是温和的改良者，假如面对亿万电视观众，振臂高呼：“军队停止镇压，结束一党专制！”与学生市民一起游行示威，迎向军队……敢于这样做的话，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发出的怒吼，无疑具有摧毁共产暴政的强大震撼力和感召力，至少有一部分军队（如38军）会立即倒向民众，而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亿万民众会一齐向专制政权摊牌，上亿人走上街头引发的骨牌效应，决不是心肠歹毒的“太上皇”和八老家族可以控制的。可惜他失去了这个趁热打铁的机会，虽渴望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也在逐步推进中，但还是缺乏危急时刻的决战胆魄，之后无论再怎样想怎样说，都不可能再有当时身临现场的震撼力和历史机遇。人最终不免一死，在忧愤中去世远不如在抗争中牺牲来得爽快。当然这只是假设，而历史是难于假设的，只能表明逻辑上的可能性。历史往往由于某些关键人物的一念之差而重写，张学良的一念之差（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共历史，蒋介石不乘胜追击共军于哈尔滨的一念之差改写了中华民国历史，而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崇尚无毒不丈夫的政治哲学，决不会误在一念之差上，人性的巨大反差，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总统里根1987年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发表著名演说时说：“戈尔巴乔夫 先生，打开这扇门吧！戈尔巴乔夫 先生，推倒这堵墙吧！”戈尔巴乔夫顺应了历史潮流，其核裁军和推进和平进步的历史功绩，荣获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推倒柏林墙是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标志着共产国家的人民抛弃了共产主义，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结束了全球苏美冷战状态，也标志着共产党的领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回归人道立场，他们个人也被免除了反人类罪行的追诉，重新赢取民众的认同，国家与个人一起获得新生。以历史贡献而论，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公开化的民主运动中，也逐步认清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回归于人类文明立场。邓小平虽然也丢掉了共产主义，但邓绝不是人道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断然以枪弹维持了共党统治，筑起了新的“柏林墙”，就是受其非人道本性所驱使。他名字也将永远铭刻历史——作为共产主义终结时代的罪恶典型，同时也把中共拉入了自我毁灭的轨道。本来，戈氏的改革是希望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把苏联带入一个强大和正统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建成民主的社会主义，并非一开始就有搞垮苏共的意图。但戈氏的理想不过另一种类型的乌托邦，政治改革好比一只以第二宇宙速度升空的火箭，脱离地球引力飞向太空，一经点火就只好看着它离去，收不回来了。列宁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表面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重建了较沙皇俄国更为专制的集权制度，从此上演了一出长达70余年专制复辟的历史大悲剧。民主化当然不会再改头换面延续什么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民自由普选建立的总统制才是人道主义的政权，苏共的改革将共产党不可避免地推入了死胡同，一个民族却从此走向了新纪元。历史的紧要关头，出现了叶利钦这个著名的风云人物，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更加开放的思想，不满足于苏共的改革安排，他宣布退出苏共，绕开党内的阻力，另起炉灶，当选俄罗斯总统。在八月政变的危急时刻，没有逃进美国大使馆避难，而是勇敢地站在坦克车上向民众与军队演讲，粉碎了共产党顽固分子发动的军事政变。最终由戈氏领导的苏联体制内改革变为叶氏主导的独联体全面政治民主化，实行休克疗法，一大步跨进自由市场体制。这是俄罗斯近代史上又一次伟大革命，前一次是17世纪彼得大帝的“休克疗法”，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火速颁布各种法令，办工业，强国防，兴教育，一下子将古老的俄罗斯带入了现代化。这需要有承受痛苦的巨大勇气，但长痛不如短痛，绝处逢生，化险为夷，也从制度上彻底封杀了专制复辟的可能性。现在的俄罗斯，举着红旗去红场上回忆红色恐怖岁月的，多是些老年人。中共循序渐进的改革，虽然避免了大动荡，经济上有成效，但政治上保守势力一直主导政坛，政治腐败加重，社会日益黑恶化。苏共顽固派的八月政变，反而帮了倒忙，更加速了苏维埃帝国的崩溃，政变一结束，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选举自己的总统。人们讨厌以非法的军事手段推翻政府，政变是一种犯罪行为，违反大多数国民的意愿，也就失去了法律和道义上的支持。
乌克兰：1991年8月23日 ；
白俄罗斯共和国：1991年8月25日；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12月16日；
摩尔多瓦共和国：1991年8月27日；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9月9日；
亚美尼亚共和国：1991年9月23日；
土库曼斯坦：1991年10月27日；
爱沙尼亚共和国：1991年8月20日；
拉脱维亚共和国：1991年8月22日；
阿塞拜疆共和国：1991年8月30日。
同年12月25日晚7 点多，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黯然降落，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升了上去。至此，从1898年起已存在93年又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及其一党独裁体制就这样无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从地球上彻底消亡，紧接着苏东集团土崩瓦解，华约组织悄然解散，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创造的共产集权制度在苏联东欧全面崩溃，从此转变为西方式多党民主选举制度。这个似乎坚不可摧的共产帝国，拥有上千万党徒，有几百万党军，有数万件核武器，有广阔的国土，其实是貌似强大，是真正的纸老虎。苏联帝国的解体，同74年前沙俄帝国崩溃的情形，非常相似。苏联的政体，和沙俄的政体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政体，专横暴虐，与人民大众没有亲密的联系。所以一到危急存亡之际，它必然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落到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地步。俄罗斯人历经磨难，终于开始走回到本来的轨道上，一如叶利钦的说法：“从大部分时间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原子瘟疫等，凡此种种的恶梦都是史无前例的。”[14] 共产主义同人类开了一个恶毒而可怕的玩笑，也埋葬自身于20世纪中。叶利钦于1998年7月17日在圣彼得堡（曾一度更名为列宁格勒）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葬礼上说：
叶卡捷林堡的屠杀，已成为我们历史上耻辱的篇章。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我们为先人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我们再不能自我欺骗。……我们必须终结这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伴随这个终结的是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在这21世纪的前夜，必须为我们的后代着想。让我们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苏共与中共的差别，也体现出苏联人与中国人的差别，事情都是由人来操作的，文化基因与人的质素决定了历史的偶然性，也影响历史的必然性。戈尔巴乔夫面对东欧的解体，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们的自觉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戈尔巴乔夫从东欧撤出军队，解放东欧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我们可以承认，他至少是一个追求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尽管信奉的是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不是叶利钦那样坚定推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改革的坚强有力的人物。但他鼓励人们走出了奴役，奔向自由的天空。结束一党专政也是戈氏改革的重头戏，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改革深入一定会碰到这个一党专制的致命问题，1990年3月的中央全会，通过了宪法第六条的修改建议：“苏联共产党、其它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它方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以宪法的形式结束一党专制，人民从此真正当家作主。起步比苏共还早的中共改革，到这里彻底区分开来，苏联宪法接受了民主，国家权力由党的机构逐步向国家机关转移，宪法开始发挥保障人权的作用。中共宪法更趋向极权，党政军三权集于党魁一身，把几代领导人的什么思想理论强行塞进宪法，每一任领袖都想在宪法里留下自己的政治遗嘱，宪法成了乌七八糟的垃圾桶。苏共独霸天下失去宪法保障，多党竞争的局面开始出现，戈尔巴乔夫也由总统变为平民。戈氏推进了改革，改变了共产世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原本可以终老于任上，也可以按照顽固派的意见象中共一样断然采取军事手段，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在八月政变中后退，签署全国实施紧急状态令，但他还是坦然面对多党竞争局面，丧失执政党地位，辞去总书记职务，挽救苏联解体无望，告别克里姆林宫。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或者说根本不是悲剧，他个人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共产主义，悲剧是共产党的，是戈氏所称“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共产主义不可能永久保持向心力，当引力衰竭时，离心力会使物体沿着直线而去，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这一进程。正如叶得钦所说：“一个帝国崩溃了，我们成为痛苦而残酷地告别整个时代的见证人。”戈氏顺天下大势，不以个人的权力欲而延续极权制度的伟大人格和历史贡献，闪现出人性之光辉，永远值得人们崇敬。
我们显然不能漠视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而自我陶醉下去，中华黄土地上没有产生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传统，只短暂地在春秋战国时期闪现过墨子的兼爱思想，佛教也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没有产生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许多改变世界命运的思想巨匠，没有斯宾诺莎、孟德斯鸠，没有甘地、曼德拉，没有洛克、卢梭，没有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出了个达赖喇嘛，还被迫出逃屡遭批判，得了诺贝尔奖和平也不认做是中国人。没有人权理念，也就没有象西方社会那样深入人心的法治传统，尽管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法制，不比西方社会晚，但法制不等于法治。哈维尔说过，后极权时代的人们普遍转向消费主义，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对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的人均GDP而沾沾自喜，年轻人亦偷安于“老鼠爱大米”式的小资歌谣中。苏共顽固派八月政变，军队不愿镇压民众，不希望市民流血，体现军人的整体素质，说明人性尚在，这便是俄国人的长处。1993年10月，最高苏维埃大楼武装暴徒推翻民主政府的叛乱中，军警开始也极不情愿向叛乱分子开枪，尽管是叛乱分子首先发动袭击，这是捍卫民选政府的正义行为。中共军队基本上是农村没文化的兵，不懂什么自由民主的价值，脑子里从未有过人权概念，只知道党指挥枪，枪保卫党，一切服从党的指挥。党性激发兽性，杀人当做杀鸡，争先做六四屠杀的“共和国卫士”，枪弹向平民射去。高级将领中仅38军徐勤先军长拒绝执行戒严命令，被撤职关押，作为不服从党指挥枪原则的犯罪典型。而10名“共和国卫士”中，有6名出自38军。38军曾是朝鲜战场上著名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为彭德怀麾下一员虎将，在天安门广场上，军长后缩了，士兵奋勇当先，仍不辱“万岁”之誉。苏联军人以向和平居民开枪为耻，中国军人认作是杀敌立功的光宗耀祖机会，人与人的差别再无需论证了。当今的中共决不会走苏共的改革道路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如果说以往党内宗派林立，斗争你死我活，而六四和苏联解体给中共上了一堂党课，赵紫阳与八老的决裂也预示着中共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面对民主浪潮，要想保住权力就要空前团结，把知识阶层收归旗下或拉入党内，转变为体制内力量，化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为致富动力，同做圈钱大潮的弄潮儿。共同的利益使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新的统一战线替代了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从下至上，自觉地压制工农群众的维权诉求。下面一有闹事者，无需上级指令，精英们就会运用强大的专政力量迅速扑灭星星之火。利益的共同体虽不比精神的联盟更巩固，但在“孔方兄”诱惑下，有强大的政权力量做圈钱运动的后盾，与其孤苦零仃地发表异见，被驱逐出暴利集团之外，遭受牢狱之灾，还不如抓紧时间升官捞钱，有了钱便不愁退路。在这种精英政治格局下，更不会有民主激情，
五、回光返照
人们总以为邓小平修正了毛的极左路线，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走到了尽头，不得不让位于邓小平理论了。但邓理论仍是改换包装的毛思想，本质上比毛思想还要极左。毛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民主的理论文章，虽然只是说说而已，而邓的讲话中，全是些仇视民主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邓坚持两手都要硬，一手是理论上极左，一手是实践上极右，用极左极右的强硬两手来保证共产党的天下及权贵集团的利益。毛不看好他身后的事，担心出修正主义，于是发动群众打倒党内资产阶级。而邓是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修改宪法，取消一切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绝不为社会留丝毫民主空间。为了贯彻其路线，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连接班人的接班人都一起指定了。与毛的计划经济相比，邓无疑是极右的，他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走得更远，连毛时代象征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砍掉了，政府更是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一些毛派理论家被誉之为极左，而邓派理论家被称之为同极左路线斗争的正确路线，就是分不清毛与邓思想的差别。毛的一套在政治上可以，但经济上证明行不通，毛邓的区别在于经济改革方面。毛的经济改革是人民公社或农业工业学大寨大庆的笨办法，受计划经济约束，怎么也跳不出来。邓于是开放了经济竞争，让人们一切向钱看，让权贵集团化公为私，就是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大发财”。毛也行政治改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的群众式政治运动治国术也因文革走到了尽头。邓则关闭政治改革大门，因为他明白共产党的体制是不能动的。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便不能以群众政治运动形式来进行，只能选择继承邓路线的人来继续他的极左路线。邓的“主要是防止左”，就是这个切不可公开回到毛的老路上去的意思，他停止了凡是派和改革派之间表面化的理论争论，但他在政治上顽固性并不比凡是派弱多少。邓的高明之处在于给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牢固的政治地位，不象毛总是从党内斗争开始，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安全感。邓则是只要拥护他的改革，便放纵利益集团的行为，甚至以纵容腐败来笼络人心，达到政权稳固的目的。这一招果然奏效，邓天下比毛天下更为稳固，毛的江山仅延续了三十年，邓的江山至今未变。邓的接班人都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料既得利益者，整个利益集团目标一致，不会改变邓的经济路线，更不会改革红色王朝而陷自身于不安全之中。比如中共最高层就是最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分别掌控着中国垄断行业的利益分配，李鹏家族控制电力行业，周永康及其合伙人控制石油行业，陈云家族控制银行业的绝大部分，贾庆林掌控房地产业，胡锦涛的女婿运营新浪网，温家宝的 夫人掌握宝石业等等。利益分配的变化只是在权贵集团内部，获取垄断利益的权力是绝不会放弃的。各省市地方也是如此，地方暴利行业无不垄断在党政官员家族手中。胡耀邦和赵紫阳不懂邓小平理论的要害，以为邓是反极左的，只要反极左就是对的，结果倒了台。那些毛派极左分子，反而活得很滋润。
中共选拔接班人不再以改革开放为标准，注重对中共体制的忠诚，防止有自由思想的人进入领导层。在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的接班人标准中，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条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上，与毛泽东时代无本质区别，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最基本的要求。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尽管他们的本意为了共产党好。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呢？自然是有一定独立见解和民主思想，不愿将先辈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底的接班人。毛泽东器重邓小平之才，几次重用他，但邓口头上保证“永不翻案”，一上台就动手纠正毛的偏差，令毛震怒，撤了自以为是的邓小平而起用忠厚老实的华国锋。但邓小平实非修正主义者，从不否定毛泽东，仅是为了政权自救而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说过：“我们不会对毛泽东做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事”。经济改革不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为了生存需要，当年共产党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抗战时全部红军改编为国民政府编制的国民革命军，并入蒋委员长麾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比当年共产党屈身于国民党之下轻松多了，政治妥协的痛苦都能承受，经济改革的甜头就更要品尝了。邓也吸取了他自己对毛路线消极对抗的教训，不用有主见的人接班，弃魄力型的胡赵而选平庸的江胡，因为胡赵有明显的政治自由化倾向，有人道主义情怀。和平年代用不着多少才华，萧规曹随即可。文帝与景帝都算不上雄才大略，比之上辈的高祖与下辈的武帝均显不足，可“文景之治”的美誉却载入史册，成为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治国典范。后世 君主用不着太玩弄小聪明，高举什么自家的思想理论旗帜，顺着先辈的道路顺势而行就可以了。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是强势领袖，毛在中南海游泳池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觐见，邓小平出兵教训越南，坦克开进天安门，显示出大国帝王心态。江胡之流比不上毛邓的魄力，国内威信不高，连穷途末路的金正日也不如，却比前辈们幸运，既不用打拼天下，也不必陷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之中。重上西柏坡，重申两个“务必”，唱唱高调，以安左派，关闭民众的嘴，由红色贵族垄断政治经济，果然是最合格的接班人。中共可以改善统治方式，却很难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们总是对新领导人心存善念，实际上随着后代政治领袖权威的弱化，不但不敢放开胆子搞改革，反而要比上任更加严密控制民间的自由动向。毛泽东力排众议发动文革完全出于自信，邓小敢于发动经济改革亦出于自信，但自信力已打了折扣，邓记宪法取消了毛记宪法中“四大自由”式的所谓“大民主”，连工人的罢工权利也取消掉了。大民主虽然是毛泽东操纵下的暴民政治，但大字报既是文革的助推器，也是西单民主墙的言论工具，写大字报不一定就是争民主，允许张贴大字报也仅是形式上的民主，不表明言论可以自由，但形式上的民主都不准有，表明邓控制局势的信心不足。直到发生了连毛时代都不敢干的六四大屠杀，邓的改革底线和冷血性格便足以洞悉了。控制力的下降，必然导致后世 君主政治态度一个比一个保守，必须以向左转来体现权威，甚至经济上也要用限制市场化程度的办法来保证红色江山的财源，胡温执政时期全面提升国企垄断自然资源和市场资源地位的“国进民退”趋势，就是最明白无误的表示。
共产党领导人能够成为政治改革者，必须具备的个人素质就是人道主义情怀，这是共产党人最缺乏的人类情操。戈尔巴乔夫有人道主义情怀，他反对政变和镇压；胡耀邦有人道主义情怀，不愿压制学潮；赵紫阳有人道主义情怀，关键时刻不以平民生命为自保的代价，断然放弃权力地位。邓小平不用说了，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都不具备人道情怀，所以才会以法轮功学员的鲜血和动用军警强制拆迁征地来保护权势和暴敛财富。胡锦涛执政更是平庸和残暴，为了权贵集团的利益，与民争利，夺地拆迁更到了无比疯狂的地步，使共产党彻底沦落为绝对自利型执政集团。新“王储”习近平同样平庸无能，极端保守顽固，还没上台就体现出强烈的反改革和反民主意识。因为中共统治集团根本不需要有能力有魄力的改革家，这会带来难于把握的政治风险，关键在于对红色王朝的忠诚度，必须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选一个比较左的人当管家，与共产体制紧紧捆在一起，方可平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的利益冲突，尽量保证共产王朝的航向不变。这就是邓小平看好胡锦涛的原因，也是胡温高层看好习近平的缘由。这是考察共党领袖有无政治改革愿望的指标，因为政治改革一定会瓦解共产党的统治，在面对下台还是维稳的时刻，其人性会作出最终的取舍。胡温执政之初，海内外纷纷誉之为“胡温新政”，以为是朝政治民主方向迈进。但胡温一上台，首先对媒体严加控制，比江朱时期更为严厉。朱镕基视察CCTV，说“焦点访谈”应该是群众的喉舌，一改“党的喉舌”之老生常谈。因而“焦点访谈”立即转向，对民众痛恨的阴暗面曝光较多，地方上曾有“防火、防盗、防焦点访谈”之说。胡温反而首先控制中央媒体，使“焦点访谈”风向大变，沦为又一档马屁节目。通过CCTV这个风向标宣示中央最高层的态度，从这一个细节，即可预知胡温不会有大作为，果然其真面目越来越清晰，当时不少人还沉浸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欢乐中。胡温看起来温和，却更缺少自信，江泽民爱在国际上表演，总要顾及国际影响，胡温不喜出头，没兴趣管外国人说什么，只求自家江山稳定。特别是温家宝在媒体上作“流泪秀”，在网上获得“影帝”之名。我们不能光从几滴眼泪中寻找答案，眼泪是流给别人看或者情感之一时宣泄，因为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泪囊。温历经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四任总书记，官位节节上升，为红朝不倒翁，时不时唱几句民主高调，就说明他有极强的投机功夫。毛泽东晚年时常落泪，看打仗电影，演到一半就哭了，身边人也跟着一起哭。见了陈永贵，竟然哭得说不出话，老陈只好陪着老毛哭个够。是良心发现回归爱心了吗？显然不是，毛50年代退居二线，60年代又杀回一线，领导文革整死了几百万人，临终前又迫不及待发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眼泪是对不可预知未来之由衷悲哀，是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痛苦表露，担心他的功名毁于后人，遭千古唾骂。温的眼泪也有这种效用，他当然知道共产王朝没有前途，他不可能改变什么，他的家族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成员，对前途的茫然只能靠眼前的稳定来安慰一下。眼泪当然也可以承载人性之善，但人性必须服从于党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性只在瞬间，党性则是永远，这关系到整个红色江山的稳固，不光是个人问题。朱镕基是几个总理中最有胆气的，敢流眼泪，敢骂贪官。但又能怎样？以个人面对庞大的腐败体制，“蚍蜉撼树谈何易”。收容遣送制度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敲诈勒索，对巩固中央集权毫无意义，反而造成民怨沸腾，收容遣送无关乎党性，无关乎政权体制才得以废除，而剥夺人权的户口制度依然保留，罪恶的劳动教养制度仍然保留。胡温却由此得分，配合恰到好处的眼泪，赢得“胡温新政”之美誉，赢得“胡哥”和“宝宝”的昵称，又可将红色王朝延续两届任期。这就是眼泪的意义，于民众毫无价值，于统治者却是大有斩获。
当中国人沾沾自喜于避免了和平演变之际，俄国早已从休克疗法中复苏，2008年国民收入人均达到10000美元，远在中国的2700美元之上。经济增长的同时，俄国防开支大幅下降，教育投入大幅上升，一降一升正与中国相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莫斯科2007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 年 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准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按联合国标准，俄罗斯已经没有了穷人。苏共的改革带来民众的自由幸福，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超过改革之前。俄罗斯财政部宣布，在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中，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 美元。民众手中的选票决定了政府政策的倾向，政府官员若不讨好民众是无法执政的。2007年10月 11日，总统普京访问德国，接受德国传媒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4000个电视台，4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中共的改革因军费猛增、教育经费剧减、民众医疗福利被剥夺、毛时代有限的政治权利丧失而增加了新的痛苦。中国增长比例比俄国高，民众享受的实惠远比俄国少，经济增长的好处都被权贵集团夺走了。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5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如果算上2007－2008年的物价暴涨，导致购买力大幅下降，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庞大的贫困人口。因为在城市生活中，水、电、气、菜、米、油等一切东西都需要钱，住自己的房子还要交管理费，一旦入不敷出，比农村还要艰难。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 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据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2007年中国5.4亿城镇居民和8亿农民加在一起，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这当然也不少，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我们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同期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10.2％。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 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 的增速。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表面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2006年，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2007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与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同期全国居民资产约为27.6万亿元，不到88万亿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即使以同样的速度增殖，国家也超过居民的三倍，何况国家垄断了暴利产业，增长速度远在民间之上。民间资本只能依附于国有垄断资本集团，才可分一杯残羹，一般人更是喝稀汤的份儿了。这就是财富增长了，居民消费却停滞不前的原因，所以今天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在政府与居民之间。2007年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 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最富裕的美国，2007年的财政税收占GDP 才18％，同样的三项开支约为1.5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 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中共政府相对收入高于美国，民生上的开支比例远低于美国。所以经济改革，改来改去，民穷国富，中共政权改成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贪腐的政府，也是最庞大的政府。它豢养几千万党政军人员及依附于政权的维稳人员，其目的何在？改革最终走向如何？不言自明。
六、第二忠诚
毛泽东原本是黄巢或洪秀全式的小知识分子，未曾踏入过高等学府的殿堂，加之心理偏执，报复心强，所以天然仇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他只相信大字不识的乡下农民，加以提拔重用，御前是感恩戴德的奴才，放出去是咬人的恶狗。从来不相信身边有文化的人，文化人除非驯化成张春桥和姚文元式的犬儒，才能成为任意驱使的奴才。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周小舟、田家英以及关锋、王力、戚本禹等知识分子的倒霉，不是缘于他们变成了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或萨哈罗夫，写出了“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发出不怕“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正义呼声，而是失宠后给一脚踢开的废物。尽管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永远不会寂寞，只要有新的君主就永远有饭吃。即便是那些被赶出体制逃亡海外的良心知识分子，也一生重复着自己的“第二种忠诚”，试图感动心中的上帝。应该说，持第二忠诚观的不乏其人。第一种忠诚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第二种忠诚是善意地批评纠正党的路线错误，以提高党的权威，建立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胡耀邦是人道主义者，可至死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通读过马恩列斯毛的全集，在中共领袖中首屈一指，邓小平让他下台，他便乖乖认错回家。赵紫阳被软禁十几年，虽至死拒不认错，表现出崇高的气节，但也从未怀疑过中共历史及其执政的合法性。陈永贵以艰苦劳动当上模范，直到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贵为副总理，对毛主席和共产主义事业绝对忠诚。四人倒台后，全国农村到处分田单干，他表面上支持中央决策，内心却还是觉得他“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经验好，毛主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没错，农业上不去是干部没有带领农民苦干，继续在家乡推行极左路线。刘宾雁 先生当右派20余年，吃尽苦头，还是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对共产原教旨主义的忠贞不二。李慎之是被知识界捧为思想先驱的领军人物，但李仍然是希望共产党改正错误，共产党是能变好的，从不怀疑共产革命的正义性，以及他那一代人理想的正当性，它晚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依旧充满着对共产主义导师和领袖的诚挚之情。他们虽然也遭受共产主义的苦难，但还是既得利益者，其反思带也有着深厚的“自己人”情结。还有李锐或杜导正这样典型的第二忠诚式的老共产党员，他们至死不会反党，总是幻想着在某一位“开明的共产党员”领导下，中国走向政治改革的道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对罪罪累累的共产主义怀有真情，实际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难以消除的奴性，深深的奴性产生深刻的受虐意识和欣快感，溶入骨髓血液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假如没有反右文革，没有大跃进，没有饿死几千万人，没有六四大屠杀，共产党就是好样儿的，就有政治合法性吗？中国人就不是奴隶，中国就是人间天堂吗？不反思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就永远走不出为专制君主建言献策——“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的死路。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的死路，这些老共产党员正是不懂得这个真理，不懂得“他们”不是“我们”，“他们”与“我们”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追求。而执政者早已烂熟于胸——“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了，你把暴 君当做“我们”，表现出足够的谦卑时，人家并不视你为自己人，到头来还是免不了被一脚踢开。“第二种忠诚”的人，他们之所以不敢否定共产主义，就在于不敢否定为之献身的历史，令自己成为可悲又可笑的悲剧角色。如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中的主角陈世忠和倪育贤一样，不是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意识比党员还强烈，九死而不悔，就在于认定自己的追求是正义的，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最神圣的，一切罪恶或苦难都是缘于毛泽东的政策出了问题，是由于“第三种忠诚”式的坏人钻进了共产党。而领袖和干部们的过错绝不应该影响臣民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反而是彰显“国难出忠臣”的机会。只要第二忠诚的好人上台，共产党成为“好共产党”，中国就会迎来政治进步的春天。殊不知，共产党的专政体制必须严加防范的就是“第二种忠诚”：第一种人是愚忠，第三种人是追求私利，而大公无私的第二种人最为可怕。共产党需要牛马和监管牛马的打手，第一种人不需要有自己的头脑，第三种人脑子用在了投机钻营上，两者都不会动摇共产统治；第二种人虽然真诚可爱，凡事问个“为什么？”却无疑是独裁政治的大敌。共产党天生邪恶，是组织化的罪恶，不是个人问题，也从不代表真理，更不允许自由探讨真理，怎么会让“第二种忠诚”存在呢？共产党最不需要的就是刘宾雁这样的人，刘们至死不明白这个道理，才会为不能继续效命于共产主义事业而抱憾终生。人类社会早已进入民权时代，中国人还在做着尽忠报国（党）式的迷梦，这些知识分子已经远远落后于民主时代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总是执着于画饼充饥式的虚幻理想，形成深入骨髓的奴性。所以当年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右派们，一些人为了求生逃掉了，更多的人宁愿饿死也不逃跑，坚信劳动改造是党对自己的考验，死也要死得正大些，决不能当革命事业的叛徒，做对不起党的事。右派们不敢相信投入巨大激情的共产主义革命是邪恶残忍的，根本不是什么极左路线问题，也就从不敢怀疑自己的选择，所以文革后一平反，右派们无不涕泗纵横，感激党的英明伟大。右派有很多不是党员，但却比党员更加理想主义，因为那时的党员尽是些流氓无产者出身，出卖灵魂的人，谈不上有多少信仰，不过恶人当道而已。右派则是知识分子群体，被那些没有文化素养的党徒恶棍打入地狱，被这些豺狼欺辱噬咬，仍不改初衷，视共产党如爹娘一般，认为是爹娘听信不实之词错怪了孩子，总会有昭雪的一天，他们果然盼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见证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钱伟长当了右派，著名力学家成天与扫帚拖把为伴，排好版的《应用数学》被禁止出版，还要赔偿排版费，文革中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当炉前工。但他仍然不改对共产党的虔诚，勇于揭发刘宾雁、方励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行为，受到邓小平高度赞扬：“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钱伟长于是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共产党的“新中国”奋斗终生，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用价值观，正如洗脑大师曲啸 教授的一句名言：“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曲啸早年被打成右派，劳改了22年，但从无怨言，更坚定了他对党的热爱，在剩余的生命里散发出强烈的责任感，教育青年一代要相信党的伟大，紧跟党走。这不正是洗脑机器的威力所在吗？共产党就是要让有名气的人臣服，在不知不觉中从精神贵族沦落为精神奴隶，以卑贱的谦恭和卑微的灵魂换取较高的社会承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感动千千万万原本就奴性十足的奴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洗脑，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奴性，正是中共得以高居“民之父母”且延续统治的基础所在。人们都以为反右运动错了，其实在强化共产党的统治方面，有反右运动与无反右运动绝对不一样，因为中共建政之初，中国人还带有中华民国遗存的自由意识，还知道民主是什么，虽然国民党腐败，但究竟中华民国是共和法统，是民权制度。共产党打倒了国民党，高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人们仍然有对不民主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意愿。共产党的声望固然很高，却是越来越独裁专制，人们开始不满意了。所以毛泽东开展反右运动的目的就是用政治高压来打击敢于讲话的知识分子，制造绝对服从的奴仆，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了，毛泽东的王朝巩固了。邓小平不推倒反右运动，也是不想放弃高压政策，给知识分子甜头的时候，也要举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子，敢于讲真话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特别需要钱伟长和曲啸这样的效忠知识分子现身说法，也需要打压意图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刘宾雁和刘晓波这样的知识分子。大凡共产政权的爱害者，尤其在知识阶层，由于理想主义的思维逻辑，总是幻想着共产党的新生，即使索尔仁尼琴或昆德拉这些反对共产专制的著名勇士，骨子里仍然有“第二种忠诚”的印记，仍寄希望于共产党主动弃恶从善。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刘晓波及余杰等人，他们选择了追求民主的道路，却不能站在历史和理论的高度来审视共产主义，仍然在做着“臣死谏”式的旧梦，一图在制度框架内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虽坐牢而不悔。他们是可敬的，也是可悲的，因为中共政权拒绝一切善意的改良劝告，这关系到权贵高层的生死存亡。所以，《零八宪章》尽管极尽谦卑，企图用真诚感化统治者，打着政治协商的招牌，将民主运动搞成博爱式的演出，引来不少名人签名，还是可怜收场，连一场象样的闹剧也谈不上。刘晓波嘲笑刘宾雁的“愚忠”，但二刘的愚痴并无本质区别。用爱心可以感化世界，可以劝化恶人，却不能感动撒旦，因为撒旦是恶魔，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不是单独的个体。当人们面对先天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时，没有妥协的余地，它也不会同你妥协。我们不能把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行为看成是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邪归正，共产制度只会灭亡，不会改正，否则就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主义了。例如越南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改革，不过是差额选举一类的表面功夫，却立即激发党外的自由化倾向，反对党趁机复出。如果向多党竞争演化，一定是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或者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变身为民主主义政党参政，这还是等于共产政权垮台。对于中共极权制度，刘晓波们实无杀伤力，虽然一时在中共的故意“放纵”之下，获得些许第二忠诚的言论空间，一旦中共厌倦了，立即摘下面具，便给帮闲以颜色看了。
“第二种忠诚”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应该忠诚的是执政党和政府领袖，忠于投票给它的选民，忠于职守为民效力。个人只需对上帝表示忠诚，人与人之间是自由的，不存在谁对谁忠诚的问题。共产党把人们的忠诚观念彻底颠倒，即使是这样，中共也常常不能容忍善意批评的“第二种忠诚”，把可怜的“第二种忠诚”视为反党行为。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其实都是第二忠诚的牺牲品，真正要求民主的不到万分之一，邓小平给右派摘帽时专门留了几个右派样板，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这几个人才真正具有民主思想，是对专制体制的动摇力量。反右运动结束后，人们看到“第二种忠诚”的可悲，争相表现“第一种忠诚”，各种歌功颂德和肉麻吹捧在党内外蔓延开来，中国社会急速向左转，造成左祸横行的惨痛局面。邓小平上台后，政策趋于放松，人们以为发挥“第二种忠诚”的时候到了，党可以从善如流改革弊病。于是又犯了天真烂漫的错误，遭受血腥镇压，刘宾雁被邓小平下令驱逐出党，很多人被迫流亡海外，至今回不了家乡。刘宾雁是人道主义者，是个好人，他对民生深切的关注至今感动着许多人，但他不是思想家，不是异议分子，不是否定共产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被共产党无情抛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刘宾雁不承认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错了，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统治半个多世纪，是由于党内那些“好人”在支撑着这个党，可惜党内“坏人”太多，后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前一种人，才导致中共的不幸，但没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达半个世纪是不可想象的。他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的罪恶就在无数“好人”与“坏人”的共同参与下，在以追求真理的名义下，才爆发出力图毁灭人类的破坏力。“好人主义”还是一种“明主”思想或“包青天情结”，期盼“真命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以为有了好皇帝治理下的好人参政，就是民众的福祉。这是一厢情愿。苏共曾是坏人当道，也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好人，东欧共产党里少有斯大林、金日成父子或波尔布特一类的恶人，但还是全部垮掉了，因为人民同样遭受压迫，党内人只程度上的差别。在共产极权体制下，尤其是体制内的人，都是专制机器的一部分，无论你的主观正义感多么强，都不能改变这部专制机器的功用。我们观察体制内的“好人”与“坏人”，并不适用于辨别好坏苹果那样简单的标准。周恩来是党内外公认的好人，但毛泽东的罪恶里有周的很大一部分在内。周是中共早期领袖，资格很老，在党内有很大的发言权和盘根错节的亲信关系，却对毛的专制长期纵容协助，毛才得以推行他的祸国路线。周至多算作是党内的好人，对民众来说，与毛泽东这样的坏人是一样的。彭德怀是民众心中的好人，庐山会议为农民“鼓咙呼”，可是他置国计民生不顾，全力参与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发动的非正义战争，造成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使中国长期陷入冷战和禁运，对朝鲜半岛人民来说也是一件大坏事。由于他对毛的政治路线唱对台戏，又是党内受批判的坏人。林彪是党内外公认的坏人，但他反对朝鲜战争，晚期与毛意见相左，置疑文革，林的出逃使毛的极左路线受到党内外置疑。他的“罪行”公布后，反而让人们更看清文革的本质，起到了好人的作用。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好人，结束文革动乱，改善了民生，却极力压制不同意见，反对自由化，镇压六四学运，纵容权贵集团贪污，取消义务教育和公费医疗，剥夺穷人的生存权，沦为地地道道的坏人一族。胡耀邦、赵紫阳是最让人感动的好人，只可惜，他们仍然是“第二种忠诚”式的中共领袖，幻想在“民主与法制”——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力不从心地解决根本就解决不了的政治民主化问题。“胡温新政”是一些海内外学者津津乐道的喜事，眼泪感动了不少人，应该是好人无疑，却又陷入不加紧镇压不同意见、不恢复毛时代的第一种忠诚，就无力维持政局稳定的尴尬境地。采用流氓手段对异见人士和维权民众大打出手，比江泽民执政更加严密监控传媒和网络，企图将中共再次拉向左转，钳制民众思想以抵御民主潮流。胡温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曹长青 先生说：
刘宾雁所代表的这种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对共产主义这种理论的本质完全认识不清。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用暴力推行其理想之上，无论理想多么美妙，手段的邪恶，其结果一定是罪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以刘宾雁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总是用强调他们当年的理想之崇高，来推卸他们参与建造那个制度的责任。没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产党人的责任，让他们上绞刑架，但他们为什么就死活不承认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呢？如果他们都没错，从胡耀邦、赵紫阳，到刘宾雁们，个个都是受害者，都没有责任，难道中共的所有罪恶，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干的？[15]
六四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第二忠诚思维垄断了知识界，不是号召民众起来结束暴政，而是第二忠诚式的反官倒反腐败，没有明确的民主目标。这种要求包青天为民做主式的抗议运动，知识界没有看到它隐藏的危险，中共却从中嗅到了危机的气味，最终以大开杀戒血腥谢幕，给“第二种忠诚”迷恋者结结实实上了一堂课。中国知识分子先天弱点就是惯于服从政治权威，企图以用个人的道德力量去帮助君主营建一个美好的治理环境，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西方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人格，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基本理念不尽相同。学者余英时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性格上所表现的一个最大缺点是由传统的政治权威造成的，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专制政治。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持‘道’与‘势’相抗，但是中国的‘道’是无形式、无组织的，不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可以通过有组织的教会和政治权威公然抗衡。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经不起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权威主义使他们永远在盼望能出现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和精神导师。有了这样的领袖和导师，他们便可以在最正确的领导之下贡献出他们的一切能力，很显然地，这是期待‘明 君’和‘圣人’的传统心理的现代变形。”[16]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其“道”是一种圣贤化的伦理教条，需要通过修身养性和学业成就建立个人名望，再介入政治，登上人生的高峰。也由于 君主对宗教的监管，使宗教不能通过形成政治力量来抗衡 君权，抗衡的程序化就更不可能了。中外之君权都是“君权神授”，但西方是由教会授予，中国的神权是名义上的，是无具体程序之“受命于天”。这种“道”是虚拟的，其“势”却是实际的，君主个人修身与否，在缺乏制约体系的情势下，王权是没有边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与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一起了。面对没有边界的王权，知识分子往往以最终的服从向暴 君投降，因为忠君也是“道”。中共政权也是一种王权体制，其受命之“天”是马克思主义，是自行以理论方式完成名义上的授权，其党的领袖就是教主，也是一种变形的神权，是超级神权政治。知识分子必须承认神权的合法性，否则不能得到个人机会，甚至衣食来源，他们对共产政权的依赖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于政治参与永远处在被动建言的地位上，根本就形不成群体化的抗衡力量，发挥不了“社会良心”的功用。六四是一时发生的大运动，但还是乌合性质，一阵枪弹，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后来法轮功兴起，其组织发展之迅速，让中共恐惧万分，法轮功流亡国外后，更以全球化的形式发起解体中共的退党大潮，并将中共反人类的人权劣行昭示世界，不断在各国提起对中共统治者的“群体灭绝罪”刑事诉讼。开办自由媒体宣传政治主张，公布共产党的罪恶历史，也传播没有党文化的中华文化。其能量与影响力远远超过海内外零散的民主运动。这在中国海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抗衡强权运动中，是首次采取完全的不合作方式，是最具威胁力的压力集团。由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几乎涉及到每个中国人，也势必演变为一场大众民主运动。法轮功的壮大，一是有宗教信仰，二是有组织功能，三是有民主主张，四是有文化传承，是中共无力面对的致命威胁。萨哈罗夫说：“一个人不能同时坐（支持和反对共产体制的）两把椅子。”这也是对吃“民运饭”的机会主义者的告诫。还是曹长青说得明白：
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路对共产党一厢情愿的改革期待，才导致中共对八九民运的镇压；恰恰是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下跪那个标志，给了共产党做皇上的理直气壮；恰恰是“没有敌人”这种完全错误的思维，才被暴政一次次屠杀；恰恰是一直占据绝对话语权力的中国文化人，把要依靠党内改革的思维传播得深入人心，导致人人都相信，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代替中共，所以才导致那个政权今天依然稳定。那种要依赖党内改革的思维，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呼应了中共要稳定、要所谓和谐社会的路子。
真实是：只有人人都意识到专制是不可改变本性的狼，是自由的敌人，革掉它的命是唯一的出路，民间的力量才可能起来；而只有要起来推翻中共政权的气势出来了，才能使高层中共领导人被民众的气势威吓住，不敢再使用武器，才能在避免流血的情况下，迫使统治者让步。……当年由于时空限制，导致知识分子思想的局限，再加上全世界的共产政权都还没垮台，也没有前车可鉴，所以还有情可原。但是今天，在六四屠杀20年过后，在全世界主要共产国家都崩溃之后，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再回到20年前、100年前的依靠皇朝体制内改变的老路，是不可原谅的。[17]
注释：
[1] 万里：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六十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www.epochtimes.com/
[2] 徐鹏堂：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及教训，《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1987年新华出版社。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5]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赫鲁晓夫谈苏共二十大，P501。
[6] 《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28卷，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开幕词（1964年10月14日），P571。
[7] 美 Richard Pipes著：《共产主义实录》，民主中国出版社中文版，P176-177。
[8] 赵紫阳著：《改革历程》，P271。
[9] 美国解密文件，转引自傅建中：《红墙白宫——30年前的秘密》。
[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1] 鲍里斯·叶利钦著：《总统笔记》，第四章。
[12] 摘自网上资料集：《车臣之鉴》。
[1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4] 鲍里斯·叶利钦著：《总统笔记》，第三章。
[15] 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
[16] 余英时著：《中国知识分子论》，P129。
[17] 曹长青：革命不仅可行 也是唯一的道路。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0319/article_15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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