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光返照 第八章 困境

第八章 困境

一、中共困境

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不光是缘其理论，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多得很，实践社会主义的方式多倾向于改良派或宪章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剥夺私人资本和土地公有化的激进革命，不能代表欧美工人运动的主流，也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巴黎公社也可以视之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其失败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但没有实现暴力剥夺的路径，希望统一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不免流于空谈。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松散联盟，以合法斗争为主，内部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三个派别。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民主党提倡社会民主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拉开了相当距离，被称之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列宁的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真正的共产党组织，高举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旗帜，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列宁主义的武装革命路线。列宁主义是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列宁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承上启下，列宁主义又发展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终被苏共断然抛弃，企图回归于列宁主义的改革失败，导致苏维埃政权垮台。斯大林主义也成为失败的列宁主义，当然还可再上溯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毛泽东思想又发展了斯大林主义，毛泽东大跃进的经济改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全部失败，毛泽东思想也成为失败的斯大林主义。中共走上了非毛泽东思想化的进程，喘息于一时，但最终的失败已经没有悬念，正加速行进在覆灭的道路上。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有哪个能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呢？朝鲜不是，古巴不是，中国更不是，它们无一是无产阶级政权。但它们又都是共产党政权，权力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无不变公有制为一党私有。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只要进入实践阶级，就一定会走入自我否定的陷阱，变质腐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的墓还没有挖掘，共产主义已经把自己埋了大半截了。马克思死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解散时就已经完结了，列宁一国式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一死，列宁主义也完结了，斯大林把列宁主义推上斯大林主义的顶峰，只会让它摔进地狱。所以斯大林死后，斯大林主义立马终结，连一个正式的名称都不存在了，苏联又回归于死亡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死了，毛泽东思想三两年就完蛋了，邓小平理论埋葬了它。邓小平死后，就只剩下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着中国，四个坚持仅剩下一个红色寡头专政。于是极左派们又纷纷叫嚷回归毛泽东思想，假如让毛左们重新玩一遍毛泽东思想，一样会走到今天的末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怎样折腾，总是一代否定一代，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代传承一代，将一大堆矛盾重重的理论堆砌起一面高墙，阻挡自由浪潮冲击。但每一代领袖的理论都会在实践中碰避，使共产党的理论高墙塌成一堆瓦砾。于是自我否定和前后排斥就成为共产党思想理论的逻辑性陷阱，挣扎不出来，形成难以摆脱的困境。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历史垃圾，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实现了，是私有制保护下的“天下为公”，是为全民增进福利的民主制度。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马克思主义的非人道性和反动性就是被欧洲无情抛弃的原因。

中共在自身壮大过程中，也不断将中国拖入困境，中共的每一次成功也以加深其困境为代价，将各种矛盾积累下来，并形成中国人的历史困境。中国原本的目标是实现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用国民革命推翻专制帝制，创建共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容共之机企图变国民革命为共产革命，遂引起国共内战。共产党虽然胜利了，但共产革命的反共和本质也暴露在国人面前，它的一党专政在毛泽东时代将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为共产党挖掘了自我埋葬陷阱。邓小平中止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启动经济改革，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专政下的“全民国家”，但还是深陷在井里。一党专政使中国成为红色贵族统治的社会，红色统治阶级以“和谐社会”的名义打压反抗暴政的民众，中国社会比毛泽东时代更为分化。毛时代的中国人政治和思想上高度统一，阶级斗争不过是人为制造的矛盾，党内路线斗争亦是名大于实。邓时代大不相同，社会矛盾表现为民众对中共的对立，别看它现在政权牢固，财大气粗，军队强悍，“五十六朵花”盛开着，自我感觉良好。正如昔日的荣国府元妃省亲时是何等风光，大观园群芳开夜宴闹诗社是何等热闹，谁会料到这是虚假繁荣景象下的盛极而衰，早已困境重重。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历史已经证明了无数次了，今天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或商，无不争相往欧美国家转移财产与子女，已经做好了树倒猢狲散的准备。中共王朝是旧时代的异型，是新时代的肿瘤，现在呈现的繁荣仅是执政者的感觉，大多数人对共产王朝缺乏信心，看不出中共有跳出盛衰循环的可能。

如今常有人鼓吹所谓“中华盛世”，说经济如何好，以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位为证。经济成就固然是盛世的条件，一个穷若朝鲜的国度是谈不上盛世的。但我们必须看到，经济成果都落入少数人囊中，草根阶层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黑恶势力横行，贪官如蝗，犯罪率高企；民族关系紧张，流亡藏人不能返藏，新疆东突问题未能解决；生存环境坏得一塌糊涂，沙尘暴、江河湖海和空气土地严重污染，没有安全的食品；民主改革不见希望，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加剧。这一切并非多修几条高铁、炒高房价，办一次奥运会，大家欢聚一堂，便能统统解决的。在民主问题、民族问题和环境问题的三大困境中，民主问题是纲，其它问题是目，纲举而目张。可以断言，中共不可能解决民主问题，民主化是一场与以往王朝更替不同的模式，无论统治集团腐败与否，都不可能长久执政，都必需经过自由竞选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胡锦涛政权最初以“胡温新政”的面目赢得一些声望，但胡并没有勇气刷新政治，而是急剧向后退，其控制社会的严密程度超过江泽民时代，高调声明反对多党制、反对三权分立、猛力批判普世价值观，公然与人类文明决裂，不断出动军警镇压少数民族和反抗暴政的民众，就证明他是顽固的共产党徒。中共也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因为它不能消灭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就不能消除共产宗教与世俗宗教尖锐对立的历史积怨。作为凝聚力的民族宗教将长远地占据西藏和新疆民族的心理中心，共产宗教或儒道文化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此非人力可为也。环境问题同样无力解决，人口与资源、就业与发展的矛盾压力越来越大，挥霍成性的数千万的党政集团和几百万军队现代化都需要透支环境的经济高速增长来支持。发达国家为缓解环境难题，纷纷将危及本国生态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落后产业接受国，我们的所谓产业升级无非是再把落后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西部，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使整个国土生态环境一起走向毁灭。三大困境找不到出路，只能用铁腕统治维持现状，将危机延后堆积。中共的国际生存环境也大为不妙，其人权问题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障碍，无论它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恶行的支持。全球一亿人的退党大潮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心理冲击，全球华人抗议中共暴行的浪潮对中共国际生存空间的压制，都是中共无力化解的危机。2009年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因为人权是全人类的普世权利，不是内政，根据“普遍管辖原则”（universal jurisdiction），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皆允许各国法院审判违反人权的群体灭绝罪罪犯，对被告发出国际逮捕令，非在职国家元首无法获得刑事豁免权。这必然对共产极权统治者形成重大威慑，全球正义之网的形成，是人类最终从法律上战胜共产主义的重大进步。这些标志着后共产主义时代不仅要从思想组织上瓦解中共，还要清算共产主义暴徒的反人类罪行，这比国际社会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更有重要意义。但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西班牙是首个与中共政权有引渡条约的欧美国家，“引渡江泽民” 将成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的第一案，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中共政权一切歌功颂德的宣传，一切大国崛起的口号，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呓，都是漠视现实的精神自慰和犬儒主义。

二、官僚体制

中共的政权系统是由多级政府构成的，是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国家政治体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统为骨架，但治理权主要是由党中央控制下的各级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是一个垂直的管理体制。民主国家则不同，如英美国家的地方政府一般不承担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级政府相互独立，国家一级政府只有主权意义的管治权，不得干预下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国家主权功能与地方自治权的边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架构的支柱，它是垂直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共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统的官僚制度中加入党权至上原则，以同样金字塔结构的党组织，以党员官僚建立分级行政体系，政权之上有党权，形成所谓“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党政两套系统合二为一，以党权为重心，对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实行垂直领导。中共政权是以党员干部为骨架的政教合一体制，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带有管理性质的位置，或认为需要管理的事，诸如写诗编小说的作家，宗教神职人员，学校幼儿园教师，也都囊括于党政系统之内，各按行政级别，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干部集团。共产党要掌握绝对权力，不允许有民间社会，这就需要庞大的干部集团。在江西根据地时，十几万干部和军队中仅红军剧社就有60个。红四方面一部组成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军中政治机关、妇女儿童、学校、剧团等非战斗人员就占了三分之一。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为38000人左右，3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城区居民仅7000人。上至党中央首长，下至保育院儿童，全部归属于各级组织行政系统，由各部门的干部管理。这些干部完全脱离战场，大部分时间是学习开会，唱歌跳舞演戏，靠贫穷的地方财政与前线缴获或苏联资助乃至贩卖鸦片养活他们。由于是战时体制，政府行政系统的官员并不多，据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规定，首府延安县的县干部仅20名，杂务人员6名；10个区共有35名区干部和10名杂务人员，平均4.5人；51个乡共有102名乡干部，无杂务人员，平均2人。其他如志丹、延川、子长、安塞、延长、固临、甘泉等县也是如此。但这是政府编制，绝大多数的干部不在政府机构，而是充实于党领导下的各种行政事业机构之内，如各类学校和文化团体统一归党管理，不属于政府序列。这部分人是只能扩充不能精减的。那么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进入党的各类机构之中，不是加入边区各级政府。边区政府不是权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职能简单，彻底干预社会的是共产党的管理系统。干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线和掌控政权的基本力量，干部队伍越庞大，寄生于体制内的人员就越多，形成荣损相关的各级利益集团，他们会主动维持集权体制，做大统治集团，政权就更加稳固。除非财政无力维持时，才考虑精减党政机构，形势一好转，干部集团就会在充足营养滋润下加倍壮大。延安为何在艰难困苦时期包养那么多干部，一是因为体制问题，为了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壮大党的队伍；二是以储蓄干部于中央的方式，以备将来夺取全国政权之需。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延安立即结束整训学习，派出大批干部前往，而东北还是感觉不够用。大跃进时城市人口激增，党政机构也随之膨胀，紧接着的三年饥荒，国家财政穷困不堪，不得已压缩城市人口，重提“精兵减政”。直到1962年，县一级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在500人以上，机构庞大，重叠臃肿。党政人员之所以越减越多，就是因为精减是临时性措施，风头一过，立即报复性地反弹，凡是有些门路办法的人，无不以钻入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以端上铁饭碗为荣。中共将每个人的前途与党的权力挂钩，除了进入党政机关，再无升迁发达之机会。三年大饥荒中一般干部虽然也吃不饱，但不决不会饿死。这些人普遍带有强烈的食利欲望，形成庞大的食利集团，他们不创造社会财富，不为纳税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务，却侵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和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现在中国有几千万在职干部和寄生于行政系统的大批聘用人员，其中包括军队和国企寄生阶层，以及依附于半行政系统的杂务人员、临时工人等，汲取统治集团的剩余利益，他们约占总人口的10％，超过中国之外的全世界财税供养人员的总和。所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公务开支占财政支出的37％，而美国约为11％，欧洲国家约为6％，日本约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实是党政成本，因为中国人不但要养活庞大的政府机构，还要包养更为庞大的党务系统及所谓的“事业单位”，还要养活半党务行政化的闲杂人员，比如街道居委会干部及其雇佣人员，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类的专业人员，比如写小说或五毛党一类的帮闲人员，等等等等。中国人养活着世界上最大的食利集团，以致中国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世界最低。

“官僚主义何许物也？官僚主义就是古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恶，食人之风的恶，原始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它的发达形态就是现代人的压迫欲与剥削欲），寄生在人（社会猿）类基于种的生存的必要而产生的群体内部团结这种善的本性表现之上的结果。一个群体的成员，利用他在群体组织中的权力地位，发泄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卑微感情，以强凌弱，作威作福，称霸谋私，由群体的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就是官僚主义最原始最本质的表现，千古一理，中外同型。”[1] 一般认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质，习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遇事拖延不决，讲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应付，假公济私，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和家庭图谋利益的勾当。摧毁官僚体制是中共革命的号召力之一，但共产革命摧毁了旧的官僚体制，却不得不建立更为庞大的新官僚体制，如滚动的雪球一般，苏联老大哥堪为中共的榜样：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然会使一切官僚机构逐渐‘消亡’”，可以“彻底破坏”和“根绝”官僚制，把国家官吏变为公仆，消灭“寄生虫”国家。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由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政治地位和权力，这种制度必然成为滋生官僚主义腐败的温床。建政伊始，苏维埃政权确有穷人政权之象：衣着随便的人民委员们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员来处理许多繁杂的事务，同群众的关系尚属融洽。但不久，由于国家要严格控制整个社会，产生了对官僚的巨大需求，机构随之不断增加、膨胀。1921年政府雇员人数比1917年增长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属各种委员会共有120个之多，国家机构的数量十倍于沙皇时代；二战前，苏联的管理人员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之比率竟达一点多比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导致效率低下。几次精简机构，可是官僚的人数总不见少，被裁撤的机构也是过不久就改头换面恢复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党和政府官员便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物质利益。共产党员并非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什么“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欲望。当他们掌握了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权，就很容易为自己捞取各种好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尔什维克党政干部中便出现了腐败。1919年9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策划过十月革命、曾是布尔什维克党总部的斯莫尔尼宫就充满了腐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的公款流到了当地党政领导人的口袋；供应部门一连数月没给一些工人居住区发放食品，而成卡车的食品却从后门卖给了黑市贩子。饥饿的工人们看到“苏维埃沙皇”衣着讲究的太太们拎着大包食品从宫门口乘小汽车扬长而去，气愤地说，这同罗曼诺夫时代差不多。但他们不敢向该市党的首领兼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诉说，因为季诺维也夫进出时有“契卡”的保镖相随，还常带着几个妓女。其他地方的腐败情况也很严重，当年，一名老党员从土拉写信告诉列宁：“我们已脱离群众，很难吸引他们。以往同志式的精神已消失殆尽，代之以党的头掌管一切的个人统治。收取贿赂日益普遍，离了它，我们的共产党同志简直没法活。”

对党内腐败现象，列宁先是归于党内有为了谋取执政党的好处而混入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于是要求清除不纯分子。但腐败现象并不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尽管有些尚坚持理想的党员不贪污受贿，但官员们报酬的多寡根据其官阶决定、党政领导人领取高薪、以及官员们享有各种特权，使官员们变成了一个特殊阶层，使特权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克林姆林宫里，设有专门的餐厅、医院、商店、幼儿园、理发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务人员、包括在法国经专门训练的厨师。1920年克林姆林宫的开销就比当年莫斯科全市社会福利支出总额还要高。其他高级党政人员也享有各种特权，如能得到特殊配给和供应，可在内部商店买到外面没有或要花几十倍的价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里住高级住宅或宾馆、在乡间拥有私人别墅；有专用汽车代步，出远门可独享火车包厢；晚间还能免费观看歌舞、戏剧演出等。[2]

举一个例子，苏俄管理工业生产的机关叫做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在1921 年，这个委员会雇用了近25万名员工。而 1921 年苏俄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时代工业生产水平的五分之一。在1928年左右，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员工人数高达400万人。这种革命无非是官僚政治的转换形式，在每一次革命时，革命英雄主义者（革命官僚主义）总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这具有办事效率高和解民于倒悬的公示作用。一旦当权，就逐渐腐化堕落，形成顽固的体制官僚主义，成为下一次革命的对象。共产革命与旧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旧王朝是官僚体制，但仅是一个行政官员系统，共产党是党政合一体制，除了管理国家必须的行政机构，其庞大的党务系统也要维持相当大的规模，党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分开运作，形成同样庞大的特权阶层，也一样要消耗巨量的社会财富。此时的共产党不是一个社会团体，而是统治集团，纳税人天然有滋养共产党的非法定义务，同时又承担养活政府的法定义务。官僚主义寄生于旧体制，随着革命的胜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变成为自己私利服务的模式。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军事组织，最容易演变成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机器。学者孙越生认为，官僚阶层是管理社会不可缺少的中介层次，如果把众多散乱的毫无组织的人聚集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可以采集营生的孤岛上，时间一久，如果不是彼此残杀而全部毁灭，就必然会在其中产生出中介统治或中介管理的现象，也就必须会产生官僚主义。但是人群会存活下来——

官僚主义元模式也是一个统分结合的金字塔式结构，顶端是首脑，可为单数或多数，以L代表之。中间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层是人民大众，以P代表之。

官僚主义元模式就是一个L，B，P，三层塔式分布的统分结构。L和B构成小统分结构，L和B为一体，则同P构成大统分结构。L支配B，B支配P，即L→B→P，这就是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这个基本公式构成的元模式本身，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结构和功能的抽象写照，而不包含善恶好坏的道德评价。……严格地说，官僚主义概念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官僚主义赖以发生的可能性，即L→B→P这个基本的结构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无道德评价的；其二是官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了好的官僚主义和坏的官僚主义，或复合的官僚主义，产生恶寄生于善或善寄生于恶的相生相克现象。

……要使这个元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有效克服坏的官僚主义，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这个公式，这个元模式，而只需加上一个权力支配关系的逆向系统。同时使P亦能支配B和L，并使B和L相互制约，防止单中心单向支配关系的专断。

也许在社会猿群和原始人群团中已经出现这种逆向权力系统，并有这种直接民主制来制止首领的擅权。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资匮乏只是它的经济原因。所以，反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类最终要创造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一个双向系统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当然，这种双向支配系统，只有在法治为主的形态下才有效，而人治为主的形态是不可能保证它不向单向支配系统回归的。[3]

官僚主义是与社会发展模式生而俱来的病理机制，它不仅会勾结私有制而肆虐，也会腐蚀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会结构概莫能外，不过病情轻重而已，就如人体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一样道理。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建立伊始，仅有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和司法部。其中，国务院仅有5名书记官。到20世纪初老罗斯福执政时，联邦政府官员已增至26万名左右。到1977年，仅联邦行政官员就达280万名左右，半个世纪增加了10倍，还不包括武装力量。社会结构是否优越，取决于抗官僚主义病毒的免疫力，共产党的官僚政治比之旧王朝的官僚政治更为严重，是因其免疫功能过低所致，也是一种先天基因缺陷及后天继发感染的“免疫综合缺乏症”。中国旧王朝的官僚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登上政坛，只有贵族是世袭的，贵族仅限于皇族，数量很少，掌握行政权力的大部分是官僚。学而优则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官僚不能世袭，老子任军机大臣，儿子为布衣，亦很正常。共产党的权力架构是红色贵族加依附于贵族阶层的庞大官僚集团，贵族阶层与官僚集团同样庞大。红色贵族由集团内默契的子承父业特权延续，是党内权贵世袭制度，这不是一个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党内派别间的利益分赃。进入官僚集团的渠道不是凭借公认的学识和操守，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考试实现个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获得职位。没有法律性的官制标准，做官全仗钻营能力，这就决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干在一开始就被降到极低的程度，上至总理部长，下到县长乡长，均不经公开的遴选程序产生，所以才有“傻子总理”、“三盲院长”或“赌徒市长”一类丑角登台表演的机会。红色贵族体制实际上是复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从上至下的各级贵族都有被默认的世袭权。红色贵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袭领地，但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上他们都有各自的世袭化的“领地”，如政治贵族家族多从政，军队贵族家族多从军，经济贵族家族多从商等等。红色贵族的世袭化演化为红色官僚体制，红色官僚集团也是民主集中制（共产集权制）的必然结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为红色贵族，血统变红后就享有双重身份和世袭特权，官僚贵族化，贵族官僚化，渐为门阀世家，蜕变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寄生食利集团。现在中共第一代贵族世家已延续到三四代，技术官僚世家也延续到了二三代，门阀世家现象已然蔓延至全社会，巴结名门望族成为钻营的重要渠道。党权之下的红色官僚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专制体制。正如林彪所说的“封建社会主义”，只是那时的世袭特征还不象如今表现得这样广泛。

“封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简单的比喻，其实红色官僚体系远不如旧王朝的官制合理。中国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员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职情况，即课其职守、考其功效。汉代《上计律》规定，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上计簿到京上计，即汇报工作。上计的范围包括户口、赋税、盗贼、狱讼、选举、农桑、灾害、道议等。考课结果，根据政绩决定迁降赏罚。另有一套监察制度，汉武帝时，每个州设刺史一名，直属御史大夫，派驻地方，监察地方官员。中共以党纪和一些行政规定治吏，并没有法律性的考绩监察制度，因为干部都是党员，对于违法官员，纪委以双规先行审查，然后再由书记决定是否处罚。干部考核是党内领导的事，外人不得过问。所以无论谁上台，如何宣扬廉洁，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权时代相差太远。各种社会制度中都会有官僚政治现象，区别在于民间社会对于官员的监督能力。公民有监督权，民治政府运作公开透明，官员必须向国会和民众负责，可使官僚主义流弊减至最低限度。如果是专制国家，官僚集团必然要伸张王权或维护中央权威，首先保障权力来源的安全。共产党高度集权，无事不管，又没有民间社会，红色官僚政治必然为各种官僚制度中最差的一种。无边界的权力，寻租也无边界，驱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体就容易结成腐败利益集团，不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还是“国家公务员”，红色官僚体制决定了这些人的寻租行为和道德情操，决定了他们只能蜕变为社会的寄生虫。中共早在延安时代就已经严重地官僚等级化了，分大中小三灶吃饭，高级首长特殊供应，有周末舞会，特权干部日益膨胀。在现阶段，腐败对中共官僚体制来说，并非一件坏事，如果官员不去贪污而追求人类正义，没有合法性的一党专制就会失去凝聚力。汉高祖时，“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后萧何为民请命，言上林多空地，应允许农民耕种。高祖大怒：“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这才以反腐败名义将萧何下狱。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竟作为一种统驭臣下的谋略，皆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臣下或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心。专制催生官僚，与是什么体制及政治宣言无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Ⅱ）说：“皇帝不是专制的主人，只是国家的第一个臣仆”，动听的语言改变不了制度，其“开明专制”无非是军事官僚统治，四处侵略扩张而已。中共的语言更为悦耳，虽然用理论上的“先进性”极力掩盖专制腐化，却正是共产官僚体制无以摆脱困境的致命因素之一。市场化条件下的官僚体制比之计划经济时期官僚政治更为严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过程并未解决官僚体制问题，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恶化。其原因在于战时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军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义，形成体制还需时日；计划经济是分配体制，有官无商，民众都隶属于单位，群众性政治运动多，官僚体制更多体现为效率问题；市场化则不同，党的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民间也寻求分享利益，权力进入市场，寻租现象便公开化了。政府职能的牟利化，权力与金钱紧密结合，官员通过垄断和寻租刺激官僚集团和官僚资本日益膨胀。有利时一拥而上，不请自来；缺少利益刺激时，各部门相互推诿，行政效率比计划体制更低。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谋求民众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人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到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主权在官的制度里，官僚体制无法用议会政治来限制，不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议会制度，行政权力无边界，政府膨胀不停止，官僚集团就不会真正向公务员制度转化，永远是社会的特殊阶层。

西方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释了政府的行为。有学者说：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累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着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女巫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我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乔·B ·史蒂文斯，1999）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一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着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4]

以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们没有见到仙女的幸运，遇到的都是女巫。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策下，经济增长还不光是体现政绩的标签，更是个人切分“蛋糕”的机会，各级官僚包括军队在内，都参与寻租活动，没人会傻乎乎看着别人捞油水而忘记使用手中的权力。分享利益就必须结成利益集团，靠单兵作战不行，所以每一级政权的寻租活动都由各利益集团瓜分，体制外人是无缘参加的。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对中央集权的中共体制不利，其实不然。假如邓小平象戈尔巴乔夫一样先从政治改革入手，实现公开化和民主化，那第一个垮台就不是苏共而是中共了。正是把注意力转移到白花花的银子上面，若整天讨论共产党的历史，越谈越愤怒，原来的信仰全是欺骗，全是祸国殃民的东西，那共产党还有什么能力团结他的党员干部呢？共产党的第二次成功，向钱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延安那么困苦而没散伙，是因为有夺取政权的信念，四人帮倒台民众那么兴奋，是因为四个现代化的美好蓝图终于有希望变为现实了。六四使中共进入一个危险的瓶颈期，人们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经济上发展也受到影响，刚好转的国际形象受到毁灭性打击，再加之苏联解体引的起的骨牌效应，普遍认为这个专制政权维持不了多久。邓小平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果断决策，将人们的政治注意力再次成功地转到追求财富上来，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驶向快车道暂时化解了制度危机。当人们发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暴富者皆为“太子党”为首的红色贵族集团时，中共已经让整个官僚集团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结成了牢固的红色官僚集团，安全渡过了统治危机。在示范作用下，中央的“太子党”能发财，地方的“太子党”一样能发财，再说金字塔下层是基层政权，几千万党员干部大部分在基层，没有这部分人支持，中央连空架子也支撑不住。虽然中央集权受到削弱，但政权却比邓时代更加稳固，没有当权者会傻到推翻为所欲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一个高层长官连使用自己的“首长特别费”都成为犯罪的台湾式政府。所谓共产党有亡党之忧，是指大趋势而言，冷兵器时代农民起义的政权更迭方式对于掌握海陆空立体作战优势的中共集团，早就不实用了。但并不等于说中共真的会万寿无疆，当中国人的民主质素达到一定程度，大家都认为不能再继续忍受专制时，中国才会走进民权社会。

三、行政失效

中国至秦朝以来就是中央集权体制，但过去的中央集权是依靠行政官员的垂直管理体制，中央权力一直到县一级官吏的任免。省一级的地方长官掌握军政刑民等大权，地方权力过大时，容易形成诸侯割据现象。中共体制是军队中央化，党的中央军委指挥全国的枪杆子，地方党政官员无权过问军队事务，中央的任免权力至省市一级，地方仅在经济上有讨价之余地，不容易形成诸侯割据。由于大多数官员任免权掌握在地方势力手中，在经济发展为重心的非政治运动治国方式中，中央权力实际上已经大为削弱。地方只要形式上服从中央，中央便无力监管各级地方豪强势力，尤其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央基本失去了影响力。应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经济发展初期，以变通方式执行中央不合实际的政策，减小了干预，但同时又是对中央集权制度和政令法律的实施制造了障碍。经济发展离不开地方积极性，中央税收更离不开地方支持，由于中央集权的效率太低，中央掌握的企业比重越来越限于超级垄断行业，如金融、石油、电信等。除了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仍在中央手中，一般行政命令地方都是有选择地执行，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也大多消释于地方的阳奉阴违之中。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种动态博弈关系，中央总是希望集中更多的权力，地方则相反。当中央控制过死，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中央便下放一些权力，当地方经济力量壮大，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时，中央再回收一些权力以限制地方势力坐大。两者之间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利益调整通过政策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扮演着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角色，都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或强烈的任期机会主义倾向。如何平衡这种关系，各地方首先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国家的政策要求，这就是行政管理的失效现象。行政管理的失效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行政管理失效，很多政策法规无非是会议决议一类的纸上宣言，根本就别指望地方当回事；二是各级地方也普遍存在行政管理失效问题，民谚道：“村哄乡，乡哄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省一级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免，但省以下官员与中央是间接联系，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越到基层中央的影响力越表层化，基层官员受到“钦差大臣”查处的几率越低，中央仅能通过法规形式来宣示其管控权。文革中党政系统瘫痪，毛泽东依靠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完成对地方政权直至企事业单位的全面控制。在经济发展为先的市场经济格局下，军队不可能介入地方事务，地方与中央的动态博弈，地方势力已经呈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由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失效，在矛盾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时，就要采取运动式管理方式，即运动治国。这种方式很具有滑稽表演性，小煤矿失控，影响到国家资源的安全，国家安监局赵铁锤局长到处救火，戴上安全帽全国跑来跑去，处理煤矿事故，又下令全国开展关闭小煤矿运动。地方盗版问题严重，已引起国际贸易争端，国家赶快布置打击盗版侵权专项运动，领导讲话，电视曝光，将压路机开进广场，轧碎盗版光碟。监狱里的经年待审犯太多，公安司法抓而不审，审而不判，民怨沸腾，国家又不得不整顿超期羁压现象，命令限期审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那么多的法律法规平常无人理睬，废纸一堆，非要掀起一场专项运动，才能显示政府的决心，中国乱到这个份儿上，而未解体，运动治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行政管治的失效也是一种准地方自治，不过这不是法律认可的地方自治形式，是无法无天的地方豪强称霸一方。对管理社会起作用的不是法律和依法行政行为，而是政权的震慑力，是党组织的权威，是公安武警的威力。中国既不是法制国家，也不是法治国家，既不是宗教国家，不是道德国家，既没有信仰，也没有理想，完全靠经济利益才能运转，完全靠专政才能维持。政治专制形成这种混乱局面，专制带来无尽的苦难，行政体制的弊端又在另一层面上加剧了民众的苦难，埋下祸根。所以说，食利集团并不是越大越好，当超过民间供养能力时，政府便无力维持，完全建立在食利动机上的功利主义忠诚就会迅速瓦解，反过来成为有组织的颠覆力量。苏联垮台就是很好的例子，树倒猢狲散，官僚无不寻找新的食利机会。当这种表面的均衡被突然而来的动乱打破时，地方势力便会以不可阻拦的力量瓦解中央集权体制，最后的结局会是恢复被推翻的以地方自治为粘合剂的联邦国家制度。辛亥革命时，各省独立，赶走中央委派的督抚，一改中央集权为地方自治，中华民国遂实行联邦体制。毛泽东曾发文呼吁：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筑，多危险！大家知道吗？但是三千万人实在太疏远了。……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5]

之前毛泽东连地方自治也不赞成，他希望的是湖南省独立建国，摆脱中央政府的管制：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名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6]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在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7]

毛泽东的裂国自治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省籍意识。中国人都有较强的省籍意识，出了省的同乡组织“同乡会”是延续至今的习惯，甚至出了国也是这样。可以说，省籍意识是一种缩小了的地方民族主义，中国地域广大，光汉族人就有数亿人，族群间的血缘传承也不尽相同，同一民族之间往往以省籍为亲疏的基础，所以人们的省籍意识特别强，鼓吹中国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大有人在。虽然拥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但地方自治的联邦体制也开始为国人普遍接受，尤其以美国的联邦制最有吸引力，这是一种摆脱中央集权后的过激反应。自治是民主的体现，民主是时代潮流，中国自然也有了建立联邦国家的民意基础，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典型的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形式。但省籍意识并不影响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人自古以中国为天下中心，“天下”就是中国的代名词，“天下”之外的事，不属于匹夫的职责。两种意识并存，毛泽东也不例外，毛登上“天下”的宝座之后，绝口不谈裂国自治，这就是在野与在朝的区别。在野是盼望乱而非治，在朝是需要治而反对乱，决不是什么早期的毛泽东思想还未成熟之故。中共的“中华苏维共和国”曾极力鼓吹各民族独立，它一掌握了全国政权就立即转向坚决镇压民族独立的国家统一立场。

联邦制的基础是省，重心在省和县市自治。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部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宪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是走向现代民权体制和建立中央与地方分权体系的关键一步。中国秦代由诸侯国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建制是郡，郡下辖县。从东汉末年到唐代初年，州取代了郡的地位，成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唐代改州为府，之上设立了道。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废道改路，而北方的辽国仍沿用道制，在全国置五京，各为一道。元代在路之上设立了行省。明代改行省为布政使司，清代又改了回来。清初，在行政区划上沿袭明布政使司之制，设1直隶和14布政使司。以后又陆续增设了3个布政使司，并改布政使司为省。1884年之前，清帝国在内地共设18省。1884年，清廷在原伊犁将军辖区设置新疆省；1885年，析福建省置台湾省；1907年，改盛京、吉林、黑龙江3将军辖区为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至清末，全国共设22省：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不含已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此外，相当于省级的地方还有西藏办事大臣辖区、西宁办事大臣辖区、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和内蒙古地区。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国设205府，与府同级的地方建制142个，府级行政建制共计347个，与现在的地级行政建制数目大致相当。道、路、行省与府州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后者作为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设有地方行政长官，前者则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因而不设地方行政长官。如宋代在诸路派驻了漕、宪、仓、帅四监司，分管财赋、刑狱、农事、军务，互不隶属。明代在省一级设有藩、臬、都三司，彼此互不隶属。清代在一些省同时设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四位大员，在理论上都直接对朝廷负责。府州之上的行政区划带有非正规和临时性，变动频繁，在很长时期中都没有趋于成熟和稳定。清末朝廷权力弱化，地方政治经济地位上升，督抚渐为一省军政大员，集中军政大权，渐有尾大不掉之势。辛亥革命时，各省纷纷独立，以省或联省区域的军阀势力迅速坐大。毛泽东鼓吹湖南独立，也有这个历史原因。

至清末改良始有废省设之说，以康有为代表学者呼吁废除省制，将府或道立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认为现制不能保政治之统一，省界为国家主义发达之障，督抚为国家政务官，辖治之境域较广，规划始能见其大，若仅为地方行政官，行政区域则不宜太大。宏愿还未实践，清室已亡。民国初年，废省之议仍然高涨，有人提出计划，分全国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道一面为国家行政区划，又一面为自治团体。设道总监为行政长官，直隶于内务部。设道会、道董事会、道总董为自治机关。每道辖县四十乃至五十有余。县为国家行政区划，并为自治团体，与道同。设县知事为县行政机关，设县会、县董事为县自治机关。每县辖镇若干，乡若干。镇乡纯为自治团体。此议为两级地方行政体制，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则降低了封疆大吏的权力，严重触犯其既得利益，不能实行。此时地方各派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权威日益衰落，梁启超、章太炎等中央集权的积极倡导者转而支持“联省自治”，废省之说再无人提及。但府州厅制逐渐废之，地方只有省县二级建制，比之清代已经废除了州府层级。北代革命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即设立了热河、绥远、察哈尔、宁夏、青海5个新省。废省之议改为缩省建议，缩小省区范围，省界划分既要考虑天然疆界，也要照顾人文疆界，务使省区改正之后，区域精神与民族精神均当求其充分发展。虽抗战迫在眉睫，缩省改制亦未停止，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成立。普遍认为省区过大，政治上之指导监督，常失于散漫敷衍，不易为治。对于边县，意存轻视，力亦不及。省政府之教育、建设、保安种种设施，则集全力于腹地地方，各边远地区文化落后，匪害蔓延，成为畸形之发展。地大权集，常有尾大不掉之虞。缩省已成为主流意见，先维持省县二级制，废除省以下县以上之行政督察区。除西藏和蒙古地方，计划分全国为五六十个省，与之先前的废省改道、废省改州、废省改郡3个方案，重新划分为50－70个统县政区，并实行省（或叫道、州、郡）县二级制，大同小异。有趣的是，日本人在其统治的伪满洲国雷厉风行，将东北四省（包括热河）重行划分为19省、1特别市以及日本人直接统治的关东州。1945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改划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热河省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疆界。内政部拟定的东北行政区方案，大体上是将伪满洲国的二省合并为一省。如今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仍是那时的省区划分。东北的缩省是在全国推行的示范，由于内战爆发以及国民政府退出大陆，民国时期的缩省运动终于结束了。

无论废省或缩省，目的都一样，是为建立地方的二级行政层级，这样中央既便于集权，地方也便于自治，这是中国式的联邦制。兵权、国税、外交、币制、外贸政策、宪法和司法制度集于中央，以及航空、国道、国有铁路、航政、邮政及电政等集于中央。地方选举权、地方立法权，地方收税权等归于地方自治。孙中山是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反对中央集权，认为，中国在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整理统驭之责；但于各省之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连贯矣。”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虽不取联邦之名义，但保障且实行真正的共和制。可惜内战又起，宪法赋与的地方自治权未能实行。中共一直是主张省自治乃至联邦制的，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提出，目前阶段的任务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1946年1月16日，中共代表团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在地方自治一章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而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省得自定省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将东北9省重新合并为5省：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又新成立了平原省，江苏划分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区，安徽划分为皖南、皖北两个行政公署区，四川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公署区。到1950年，全国辖29省（含台湾省）、13直辖市（含中央直辖市和大行政区直辖市）、8行署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西藏地方、昌都地区，共53个省级政区，比1949年以前多2个。此时，省级政区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而其地位却跌至历史最低点。省不再是最高一级政区，在53个省级政区之上设置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行政区，大行政区政府领导省级政府。[8] 大行政区设置延续了内战时期的大区管理模式，在中央与省之间设立大区这一中间层次。缩小了省的规模，取消了省级自治，又增加大区和省以下的地区两个层次，随着地方政权的稳固，后来又取消了大区设置，将大区改为中央直辖市。实行所谓“三虚三实”的地方行政体制，省为（省、县、乡）三级政府的最高一级，大行政区则与专区、县以下的区同列为“三虚”，均作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府。算上中央，虚虚实实有七级架构，为有史以来最繁杂的政权形式。这当然越搞越繁琐，最后又不得不扩省撤区。几经改变，后来稳定在22省（含台湾省）、3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5自治区（内蒙古、西藏、新疆、宁夏、广西）的行政区划格局。直到改革开放，又从广东划出海南省，从四川划出重庆直辖市。

四、五级半制

从中央、省、地市、县、乡，中共政权共有五级政权机构，如果把已经行政化的居委会和村委会算进去，共有五级半行政体机构。再加上每一级都有党务系统，共有几千万党员干部。中国是世界上官员最多的国家，每一级政权都要设置对应上一级管理机构的部门，各级都有五套班子，条块分割，叠床架屋，人浮于事，所以官员之外还要雇用大批的临时人员，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如美国一名法官每年审理900多起案件，中国法官一年只办20来件案子，属于世界上最悠闲的法官，所以才有那么多“三盲院长”，利用大把时间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庞大的党政体系中乡镇干部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么多名义上是吃皇粮的，实际上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很少，到了县及以下的基层政权，除了贫困县几乎没什么中央财政支持。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权体制，但财政上是上下分灶吃饭，县乡财政靠自筹资金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僚体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夺，农业税取消了，乡镇财源注意力转向了升值的农民土地，频繁出现的抢地大战，发展到军警开枪杀人的地步。征地比农业税更加重了农民痛苦。社会越到基层越黑暗，基层政府官员几乎无任何顾忌，裙带和利益的盘根错节，形成庞大的豪强集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政权黑社会化的基础。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三级政府机构，最多也只有四级，美国与中国一样大，也只有联邦、州、县市三级，在州政府以下，不论大小，都是地方政府。自治制度是美国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宪法的范围内，一切由选民决定，直接选举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础，由于地方官员任期只有2-3年，所以选举是一个经常进行的工作。政府决策过程充分贯彻民主三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公正原则、保护少数原则。多数必须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况下的多数，而对少数的保护程度则是出于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执政时必需遵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决策的公开透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科学的。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三级。中华民国也是三级，《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省、县实行自治。中共建政后不准地方实行真正的自治，为了严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乡镇两个行政层级，层级一多，干部也多，一个县衙门要挂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统都有大队人马，一个正职另配几个甚至十几个副职，一个县供养着几千或几万个要吃要喝的干部，又不创造财富，恶化成社会的肿瘤。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每年仅公款出国、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三项，一年无端耗费掉上万亿元，人民怎么能不贫穷。中共为何将中国分割成这么多条块，就是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会每一个细胞——家庭。省以下的官员虽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维持中共统治的是党务系统，党的系统不存在效率问题，因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是各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和生命线，这这个问题上，全党上下是自动保持一致的，党权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证。这比皇权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更为严密，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对乡村民间社会采取自治的办法，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不设政权机构，一个县衙门的官与吏不过几十人，一个知县掌管全局，没有什么书记掺杂，更无一大堆白吃饭的副职和数不清的局委科室办。有人认为“皇权不下县”纯属无稽之谈，理由是县以下还有“乡官系统”和“什伍编制”的保甲系统。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是县以下无常设政府机构，历代如此，至于一些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和官员，并不能改变县以下无皇家政权的史实。但这不等于说皇帝对乡村没有管理，农民可以随意诅咒皇帝而无人理会。乡村的“什伍编制”既是一种准军事组织，又出于保境安民的需要，与现在的乡镇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设置。解释为皇权的延伸也无不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一直未形成一级政权。鉴于现代国家之公民社会的性质，温铁军先生概括的五个字：“国权不下县”。秦晖教授则把它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撤销乡镇”，实行“县政、乡派、村治”，或推行“乡镇自治”。这引起许多人的不快，因为意味着许多基层官员会失掉饭碗，意味着庞大的食利集团必须退出肥沃滋润的地方。问题还在于一级政权取消了，乡村自治，党权也就随之弱化了，入党缺少做官敛财的途径，共产党在基层便失去了吸引力。中共在乡村一级都要设立党组织，就是为了干预村级行政。失去对行政权力控制的党权，党就成为无人恐惧的象征。按说这也算不上大进步，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县实行县自治。”一改中央集权为地方省县自治，建立了真正的共和法统，撤销乡镇政权仍离省县自治相去甚远。毛泽东统治时，中央也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但中国仍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连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假的，就是因为党权大于行政权力。中共政权是极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央虽然下放一部分行政权力给地方，是因为一切行政权由中央统起来成本太高，不划算，也不能表明中国有一定的地方自治。党务系统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在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中央对末稍的控制未有丝毫松动，独立于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有了党务微循环系统，党中央的全国决策都能迅速下达到地方任何一级。改革以来的中央集权是有些弱化，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国务院的权力被边缘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贯彻，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同地方的关系依然是利益共同体关系。国务院决策要一级一级贯彻，效力逐渐衰减，党中央的文件可以一次下发到基层党支部，政府政策与党的决策，两者的政治风险不同，这一点是每个体制内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规模消耗巨量的社会财富，为了维持自身的消费，政府的第一目的就是圈钱，而不是服务，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垄断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价值就是食利。地级市也是扰民的祸根，截止2004年底，全国地级行政区划单位为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形成中国特有的市管县体系。它构成了宏观纵向体制的基本权力结构，这是一级纯食利型政府，因为它介于省与县之间，只有辖区，自身没有土地，其机构设置与管理职能与省和县级政府重复。其食利性质突出表现为这一庞大群体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个地区级消耗10亿元财政资金计，每年就要无端耗费3330亿元。河南省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有上亿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级市信阳为例，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信阳市财政收入虽由8.4亿元增长到12.2亿元，但同期的财政支出也由15.37亿元猛增到40亿元，使地方财政资金缺口扩大到了2.3倍。尤其是1998年“撤地设市”后，全市财政供养人员由当时的18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25万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长期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变化纯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原来地区一级设行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而非一级政府，地改市则意味着地区行署由虚变实和编制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办又创造出大量职位，自然成为各地区争相追逐的目标。增加的官员要吃喝玩乐，各部门一门心思搞钱，加重了农村和企业负担。为了彰显“政绩”，所有的地级城市都力争成为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它们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将抢夺县区的土地和资源，在“发展”、“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趋同化范式下，地级城市无一不落入以房地产开发为城市建设的套路，全然不顾及地理因素和人类的生活需求。在“致命自负”政府与“精细计算”开发商的共同构建的圈钱大潮中，构成一幅幅没有历史记忆却极为标准化的、权力与金钱紧密结合的暴发户图景。

事实证明，行政组织每多出一个层次，信息的失真率就会成倍增加，这就是农民有所谓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变味说法的原因。市管县体系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中间层级，省县之间权力被层层截留，信息沟通受到阻滞，这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和交通十分便利的当今社会早已不合时宜。本来建立市管县体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带动县，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可事与愿违，市管县变成市盘剥县，财富向市里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员手中，供他们花费，而不是市拿出钱来帮助乡村建设。在一些贫困地区，政府连自己吃饭都成难题，但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架构和地级市门面，除了向县里搜刮，更无可能拿出钱来资助民间致富。市管县式的城市化道路，是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道路。有批评者认为：“市领导县体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条块分割，但在克服旧的地市矛盾的同时，出现了更加尖锐的市县、市（市辖）区、区县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级市管辖范围内其他县级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级，还要领导所辖县的工作，结果往往是削弱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根据对市带县体制影响辖县经济的一份问卷调查中显示，19％的县认为市带县对辖县经济发展“利大于弊”，25％的县认为“弊大于利”，另外56％的县则认为“利弊参半”。在调查走访的20多个市辖县中，70％左右的县都抱怨市里“啃县”、“刮县”、“卡县”。现在实行市领导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即将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市，撤销同名县级市并设置一个或几个市辖区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地改市则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来了。五套班子就是：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规定，地区党政机构控制在30个左右，编制900人左右，辖县少的地区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级市机构控制在50个左右，编制平均2100人。地改市意味着编制翻番，自然成为各地区争相追逐的目标，编制规定很快就被突破了。党政机构就象不断滚动的雪球，不动还好，一动就顺势滚大了。[9]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财政部又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由于涉及削弱市级一层官员的既得利益，试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几年社会动荡加剧，群体事件急增，大部分发生在县一级，威胁到政治稳定，中央急于推出“省直管县”，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加强对县的控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县乡政府机构和人员随之自我膨胀。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现在一个中等乡镇的工作人员就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普通县的编制人数。乡镇党委和政府经历了向科层组织发展的过程，内设机构不断细化。原来为1人的党委委员、干事、助理员，分别演化为相应的部、委、办（所、站）等部门，乡镇还仿照上级政权组织增设了人大、政协、纪检等机构。这些人员往往是通过私人关系的利益交换原则而进入乡级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倾向严重，对于乡村管理和市场经济，多且无用，对于利益集团却是滚滚财源，已经异化为纯粹的食利阶层。丧失了管理职能，使所谓“吃饭财政”，“负债财政”，贷款借债发工资，成为普遍现象。乡镇要保证自身生存，就需要庞大的财政来源，财政不够就靠借债运行。在广东，欠债几千万元的乡镇比比皆是，多的达上亿元，乡镇债务在全国有数万亿元之多。税收取之民，用之于民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民生建设落后，形成“地方政府失灵”现象。由于与农民矛盾越来越突出，县乡政府官员及依附人员便以黑恶化手段执政，成了麻烦制造者和秩序破坏者，基层政权成为掠夺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职能的反面。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现在县乡干部的话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权，拆房牵牛，逼死人命，比英国女王的权力还大，比旧时代的封建诸侯还要无法无天。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有学者将之概括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这比较符合中国历史，皇权当然对乡村有影响力，但那是税赋和兵源的关系，只要不挑战皇权，其余的便由乡民自行管理，与共产党包揽一切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一个层次，共产党之所以极力反对乡镇自治，其道理也就在这里。皇权对乡村是非政权形式的间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图制和社制，明朝实行里甲制和粮长制，清代实行保甲制和门牌制等，都有一套编织有序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今天的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功能是为了有效控制基层，却不能认作是一级政府机构，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质。因为共产党主要靠它无孔不入的党支部来掌控末稍，实现中央集权，没有必要设置这一级政权机构，有党组织就够了。为什么中共实行五级半政权结构，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扩大体制规模，增加体制内官员数量，以庞大的党政官员、公务员及相关依附人员来作为政权的基础力量，这部分人必须保持足够的数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早在江西根据地时，就采取乡（市）、区、县、省四级地方苏维埃政权结构。学者的小政府大社会提议恰恰违反了这一严密控制民间社会的原则，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权运转正常，每一级政府都不会有改革的动力，反而要拼死抵抗各种精减或缩小政府的动议。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学术机构研究行政体制的弊端，呼吁改革，而各级政府却根本不予理睬。对民众来说，庞大的政府机构自然是无用的食利集团，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极为强大，众人皆想进入这个集团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务员考试都吸引无数的人参加，甚至达到几千比一的录取比例，不是他们拼命要为人民服务，而是希望得到一个保险又体面的职务，获取寻租资格。政府越腐败，灰色收入越多，引诱力越大，政权的基础就越稳固。这看起来荒唐，却是中共政权于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试想，若政府规模太小，一个县仅有几十个官员，又怎能无孔不入地管治民众呢？

中共集权的特点就是政权的金字塔形结构，金字塔底层越大，上层越稳。美国不是这样，州县政府并不由联邦任命的下属机构，各级政府只对各自地区的选民负责，联邦政府管理整个国家也无权对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权。支持美国强大的是保障民权的地方自治，联邦政府不需要通过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实现对国家的管理，政府的强大是体现民众的自由意志，不是垄断权力。这是集权政府与民治政府的根本区别，集权政府什么事都要管，于是不断增加官员，扩大权力阶层；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间自治，大部分事分给社会团体去做，机构不需要很多。中国虽说自古行中央集权，但是政府机构也还是很小，中央政府一般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兵、刑、礼、工）。庙少和尚自然会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一个大唐帝国的京都——一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明朝官职有所增加，越到后期越是膨胀，另外还有厂卫系统，类似于现在监视控制人民的党务和国安系统，到明世宗时，一次就裁撤锦衣卫3万余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但还是比不上现在的官员泛滥如蝗灾一般。清朝一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间，全国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国土。到清末光绪年间共有知府180多人，知县1300多人，办理4亿人口之政务，从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员不过25000人。中央政权机关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军机处等构成，下设六部。清朝除了吃皇粮的官员，还有一部分自理口粮靠捐纳购买的记名候补官员，候补不上就一辈子做能穿官服的闲人。晚清虽然腐败，但从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毕，无人敢于懈怠政事。古时候当官收入不多，主要是荣誉地位和忠君报国情操，王安石食衣俭朴，岳飞受害，抄家一无所得，一堆破书而已。袁崇焕辞官时，回乡的路费也不够。不似现在的所谓“公务员”，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荧屏报头，香车美女，赛过活神仙。一个小小乡镇长，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几千万元公款去澳门豪赌，这类渣滓聚集成为新一代的乡村恶霸。民国初年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省行政公署办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设总务处与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个司，全署编制不得超过60人。到1990年，省级政府的工作机构平均为69个，人员编制多达几千人，有的省甚至上万人。1991年底，中国1个省级单位平均领导11.3个地级单位，1个地级单位仅领导8.4个县级单位，管理跨度小，导致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当官是中国人持续了几千年的热情，代表着人生的最高价值。中共就是利用这一点以笼络人心，不断增加机构人员，巩固政权金字塔。所以，官场总是供不应求，跑官卖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国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中国的长官比例也为全球之最，县以上政权机构都有五套领导班子，一个市长就有9个副市长，其余的党务人大政协纪委也一样臃肿庞大。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 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市，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也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以中共地级市辽宁铁岭市为例，其人口300万，GDP仅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是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一点八。但是铁岭的“市领导”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有41名之多。从市中共党委正、副书记，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长及他们的秘书长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协的正、副主席。这还不算多的，有的贫困县，所谓领导班子更为庞大。贵州省赫章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竟有12名副县长。因此中共的“官灾”，比“蝗灾”面积广，更时间长久，比中国所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

五、僵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到了现代民权社会，已是僵死的体制，民权政府的核心是实行地方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干预地方自治事务。地方自治是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国家权力没有边界的社会一定是专制型国家。中华民国实行地方自治，宪法规定了中央、省、县市的三级分权体制，到了台湾也是地方自治，中央无权干预属于地方的事务，《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了中央权限：

第一百零七条　左列事项，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一、外交。

  二、国防与国防军事。

　三、国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

　四、司法制度。

　五、航空、国道、国有铁路、航政、邮政及电政。

　六、中央财政与国税。

　七、国税与省税、县税之划分。

　八、国营经济事业。

　九、币制及国家银行。

　十、度量衡。

　十一、国际贸易政策。

　十二、涉外之财政经济事项。

　十三、其它依本宪法所定关于中央之事项。

第一百零八条　左列事项，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或交由省县执行之：

一、省县自治通则。

二、行政区划。

三、森林、工矿及商业。

四、教育制度。

五、银行及交易所制度。

六、航业及海洋渔业。

七、公用事业。

八、合作事业。

九、二省以上之水陆交通运输。

十、二省以上之水利、河道及农牧事业。

十一、中央及地方官吏之铨叙、任用、纠察及保障。

十二、土地法。

十三、劳动法及其它社会立法。

十四、公用征收。

十五、全国户口调查及统计。

十六、移民及垦殖。

十七、警察制度。

十八、公共卫生。

十九、赈济、抚恤及失业救济。

二十、有关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前项各款，省于不抵触国家法律内，得制定单行法规。

第一百十一条　除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及第一百十条列举事项外，如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于县。遇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决之。

这是真正的共和法统，地方自治是建立在人民共和的民权制度之上。分权自治体制中，省县的权限是很大的，省县议会有充分的立法和决策权，制定省县自治法，地方官员由地方遴选，不由中央政府委派，改革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宪法还特别规定了“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的条款。毛泽东的中国接续了两千年多年的中央集权，用阶级专政统治天下，即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央集权比诸侯割据的地方自治更容易实行统一的政令，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就再没有更改过。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几十年中，军阀割据和战乱不断，中共也是割据政权之一，这不是缘于地方分权，而是未能实现军队国家化所致。地方分权自治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延安地方自治的合法化使之起死回生。有鉴于此，中共建政后，立即取消地方自治，重归中央集权，给予少数民族区域的自治权是名义上的，中央实行一竿子插到乡村的集权制度，比古代的只到县一级的集权制更为彻底。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地方自治性质，专制国家基本为中央集权制，专制社会适合于中央集权，是专制政权的制度性保障。与两种不同制度相适应的，便是小政府大社会或小社会大政府的不同统治方式。中共也曾数次精减机构，也有过小政府大社会的提法，以适应经济市场化运作，但都不成功，关键在于中央集权体制，要管的事太多太细，如果下放一部分权力，便会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威，许多政令不能通达。所谓“一放就乱”，于是又更为集权，形成“一收就死”。所以，总是收的时候多，放的时候少，即使是最小的乡镇政府也是贯彻中央政策的执行机构，没有独立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因为地方政策是不能与中央精神抵触的。中央的要求往往不是通过全国性法律来实施，而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不断变幻，想起来干什么，就下达一个文件命令各级地方政府无条件执行，地方的利益永远受制于中央领导人的喜好。中央的人事权管到省地一级，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管到县一级。地方没有真正的立法和人事权，所谓的分权或自治就是空话而已。地方对中央权力的侵蚀，是通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这是随机性的，没有制度的保障。

地方自治必须受宪法保障，中共的宪法没多大的分析价值，因为中共是以党的意志治国，以政策治国，写在纸上法律连它自己也不当回事，各种公民权利和地方权限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以中共第二部成文宪法（第一部是割据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例，通篇充斥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战争罪犯”、“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人民公敌”、“严厉的制裁”、“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一类充满政治偏见和杀气腾腾的词语，不象是全体公民的宪法，倒象是一部共产党的政治宣言和讨伐敌人的战斗檄文，正是这部专政机器的说明书。后来的宪法也承袭了这种风格，在序言中以教科书的形式宣扬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宣示其天然领导权的合法性和专政镇压的性质不变。中共的一切改革都必须维护一党天下，一党管制天下的每一个地方，这是底线，而中国改革的前途就在于取消一党制，扩大民间权利。维持党管行政的集权体制，就没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机构改革搞了多年，没有解决任何行政体制弊端，也决非某位青天所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一些立志于改革的县乡官员来说，在改革中将失去某种利益的公共权力依附人员是改革的阻碍力量。在既得利益阶层和分利集团面前，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的力量就显得太渺小了。就拿一个乡来说，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权力寻租人员，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从总体上来说一个乡书记根本无法抗拒。决定乡书记是否能继续干下去的人不是普通农民，而是乡里的干部、教师们的舆论和评价，他们不但掌握着话语权和更多的评价机会，而且他们更有能力和关系渠道向上级施加影响。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与某副县长或某局长有亲戚或金钱关系，一个小小的乡书记恐怕奈何他们不得。更多的时候，县乡官员自身及亲属朋友已经成为分利集团的主体，单靠某个书记要改革，要去改变整个利益分配机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昌平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推行改革的结果是被迫辞职；原安徽省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拒收礼金，立新规涤荡积弊，结果大量的恐吓、侮辱接踵而来，有人扬言“夏一松不除，利辛难安”，最后夏一松仅当了180天的利辛县委书记就被调离。由此可见，个别县乡官员一旦成为乡村改革的现实动力，而又缺少来自上面的支持，就会很快被扼杀或排挤，出现逆向淘汰的现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县乡机构、人员膨胀、县乡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始动因。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帕金森在分析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时，指出人员的晋升机会与机构数量成正比，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增加机构。对于一个不称职的官员来说，他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将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名水平低的助手。对于这位不称职的官员来说，第一条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失去许多利益；第二条路同样也不能走，因为那样会使自己多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看来只有选择第三条路最为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则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同时也没有人成为自己晋级的障碍，而下级既然能力不济，他们又会上行下效，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在以“苦甲天下”而闻名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同心县，部分干部违法乱纪，大量超编进人，致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吃“皇粮”的人数畸形膨胀。冗员吃空了财政预算、补贴，就连专项资金也被挪用。在这个仅有33万人口的贫困县里，吃“皇粮”者高达1.1万人，全县超编人员高达2800多人。由于工资支出预算由上级部门制定，乡镇财政没有任何减低这部分预算的积极性，精简人员实际上意味着放弃这部分预算拨款。由此可见，县乡官场内部很难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这种情况对乡村改革的进程会产生负面影响。[10]

即使有了上级支持和称职的领导也无济于事，依然是个人力量挑战体制权威，仍然是局部性的变化，连改革的层次都谈不上。国家权力的垂直化体系决定了各级政府权力都被切分，不能独立改变体制弊病。党务系统也是这样，党的政策由中央决定，地方党组织只能执行，没有政策上的自主权。这种体制产生出一大堆制度性困境，这不是仅凭个人改良决心而能解决的。朱镕基贵为总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说敢干，在全面贪腐的大环境下，他无丝毫力量撼动极权体制，无法改变机构臃肿的毛病，更无权改变党的专制。现在撤并一些乡而增强地区一级的做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实行乡村自治，乡便脱离行政体制，由乡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员数量不是核心问题。乡村自治应以乡为主，村则太小，乡镇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区域，教育卫生和集市贸易都集中在乡镇一级，实行自治才有实际意义。从魏晋到明清，行政系统一直没有延伸到县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建立了区、乡两级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按照当时的设想，区、乡经费不是取自传统的国税，而是靠自筹经费来维持；区、乡负责人也不属于公务员，因此自治组织与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区别。撤并机构必须先从减少层级开始，再减少政府权限，各级官员就都减下来了。乡镇官员最高为科级，地市为厅级，厅局处科级官员成堆，级别越大，供养成本越高，只减小官，不动大官，更强化社会的官本位思想。这跟城市限制汽车行驶，不敢动奔驰奥迪等大排量富豪车，总是从夏利奥托之类小排量百姓车开刀一样不公平。地区是省与县的中间层次，多为较大城市，最先撤销的应该是地市管县体制，市由省辖，市不能再盘剥县，县对市无供养责任，县也归省管，县以下为乡村自治，除了县级正常税赋，无供养冗员之责任。以县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就活了起来，省支持贫困县不再经中间环节盘剥。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县改区的地级市应一并归省辖制，与县互不隶属，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强县也可整合数县为市，县改为城区，统一归省管辖。县制在中国目前（以及历史上）作为基层政权单位的重要性是：县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性政治实体的基层政权建构，乡镇远不具备这样的综合性特征。县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历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败在县一级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和弥漫性规模，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这一级权力既相对远离中央政权的监控，又相对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败政治环境下，可直接通过乡镇政权鱼肉乡民。过去，相当于地区一级的州府是交通资讯落后时代的产物，现在再保留这个中间层次，还要增加一级税收，只会有负面意义。

1997年到2001年，全国乡镇总数减少了4528个，其中乡减少了5681个，镇增加1153个。到2002年7月，全国乡镇数共为39715个，其中建制镇为20374个，比改革开放初的2176个增长了近10倍，而乡的数量则由52534个下降为19341个，乡镇数量之比首次出现建制镇超过乡数，分别是总数的48.7％和51.3％。撤乡并镇虽减少了数量，而职能并没有实际性的改变。一些地方借撤并之机大兴土木建设，乡镇干部私分公有财物，通过大举借债消费等加重了农村乡镇政府的债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被一些干部和群众称之为“灾难”。应该撤销乡一级政权，而不是削减数量，已城市化的大镇可考虑保留一些，变为市。最好是连地区一级也撤掉，中国之所以官员泛滥成灾，这两级就占了很大部分。现在的交通和通讯发达，一个县的直径以五十公里计算，县城到乡下不过个把小时车程，从省城到边远县城高速公路最多几个小时。古人传递公文，驿站快马跑几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与今日根本不在一个层面，清朝版图比现在还大一半，并未因效率低而分裂。古代骑驴看唱本，现在三菱越野车，古人治理乡村都无需另设乡镇衙门，白养一大帮闲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信息时代一个电话即解决问题，政府无需过多干预社会，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格局，降低执政成本。最不需要的就是乡一级政权，中国很多的坏事就是乡村恶霸们干出来的。他们离农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权力，却无服务乡梓的热情。因为乡村是名义上的村级自治，农民无权过问乡政管理，只要县上有人做后台，便巧取豪夺，吃拿卡要，负债消费，圈占土地，无恶不作。就乡镇政府本身来说，它能做的事也极少，在农业税费减除的现实下，已经没有了收取额外税费的法律空间，收上来的钱能够政府自己用就不错了。乡镇政府不但不能服务于乡梓，由于自身需求，逐步变为千方百计为自己搞钱的机构。“以支定收”是一条乡镇财政运作的“潜规则”，它需要花多少钱，就想方设法搞多少钱，因乡镇人大的作用图有虚名，乡镇财政运作的透明度极低。用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只能发挥计划生育之类的作用，对繁荣乡村并无意义。再说，乡镇政府作为由县级组织任命的下一级组织，只能无条件贯彻上级意图，根本没有与上级讨价还价的地位，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还肢解了乡镇的权力和财政。这样一来，乡镇党政不但不能成为一级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还由于它的决策权甚至相当一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手中，它成了县级政府事实上的派出机构，主要执行县级政府的指令。乡镇党政正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压力，乡镇党政不能再简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乡村；二是自上而下的旧干部任命体制的压力，这方面既有硬性任务指标的压力，也有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的压力。乡镇党政要想建立服务型的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和事佬也没有余地，站在哪一边都将使自身陷入困境。乡镇政府在两难时，只能选择向上负责，从而加重与农民的对立。打个比方，乡镇政权是一段经常发炎的盲肠，迟早以割除为妙。越是贫困的地区情况越糟，是最大的社会累赘和动乱隐患。富裕地区也同样可恶，广东不少乡镇政府，花几千万上亿元建政府大楼，修豪华气派的广场，巨额资金花在毫无效益的面子工程上。这么多闲钱宁愿摆阔斗富，耀武扬威，也不去改善农民生活，不用来办义务教育，充分显示乡级政权的多余和荒唐。东莞有一镇长，五年间竟然去澳门赌场输掉9000多万元公款。区区一个镇长是中共行政体系中最小的官员，尚如此丧心病狂，整个乡镇体制存在的价值就十分明白了。

据官方统计，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非正式编制而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财政饭有四层意思，一是国家财政拔款，比如公务员的部分帐面工资；二是国家法规赋予的“自收自支”权而获取的，如工商，文化，城管等部门，他们既是执法者又是经营者；三是国家武装力量，这部分人至少在500万以上；四是附庸于行政机构的大量编外人员，如公安局就养了大批的协警；有半社会半政府性质的居民社团组织、科教文卫、行业协会一类；也有各种临时性的雇佣人员，如用于每年两会及各种国际体育赛事的安保服务人员，都由财政支出。杂七杂八的组织都有收费权，可坐收坐支，是政府默许的潜规则式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拢共加起来，从民众身上找吃饭的起码在总人口的5％以上，明的暗的，合法的敲诈的，装进个人私囊的，各显神通，老百姓有多少钱无端被劫，无人能够准确统计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快而民生提升很慢的道理，国民财富的大部分都让这帮硕鼠蛀虫吃掉了。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政府收仅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现在的政府却需要十几亿农民才能供养得起。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2007年民间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超过美国民间与政府的8.4万亿美元与2.4万亿之比。但大头还不在财税收入上，政府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土地储备，2007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增殖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将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税的5.1万亿加在一起，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据发改委估算，2007年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如果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政府得到8.8万亿元，政府得到的份额同样是民间的三倍。换句话说，也即是占人口95％的民众的钱不过是占人口5％的政府人员的三分之一。国有资产是人民大众的钱，政府拿了这么多钱，花在民众身上有多少呢？据财政部官员说，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美国，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同期三项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所以中国仅一个县衙门的政府大楼规模就超过美国总统府很多，花费数亿元或十数亿元建新大楼的县政府并不鲜见，且用不了几年又要重建扩建，就是因为钱实在太多了。让这帮人实行有利于民众的行政和财税改革，绝无可行性。

如今的中国，尽管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但统治集团的稳固性并不比毛泽东时代差多少。在毛时代，有权就有一切，但掌权者个人地位是不稳定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台，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上层，是靠了执政党地位和对体制的效忠。但从90年代中期起，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掌握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资本的总体性红色资本精英集团。缘于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以总体性血缘代际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接转移，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变成了对各种资源的交叉占有。从70年代末起，高考、出国、官倒、第三梯队、下海、买文凭等数次高潮中，完成了总体性的资本积累。再进一步发展为财富的积累，通常几年的时间，就可以积聚数十亿上百亿的规模。因此，这个庞大的集团，不但要维持政权的绝对稳定性，还要维护内部的经济垄断利益。其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必然是封闭性的，不使外人轻易进入，是这个集团的一致目标。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全面垄断，一方面保证了中共极权体制不会从内部瓦解，一方面为维护这个体制积累了巨量财富，加强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安全性，甚至可以影响到国际政治层面。利益集团谈不上什么效忠，他们纷纷转移财产到民主国家就是不看好中共前途，但这是两手准备，并不减少维护现有体制的决心，这才是利益最大化之关键所在。这是毛泽东时代所不能比拟的，那时中共总时刻感觉到战争危险，现在的中共已无外患之忧，可以用大量的金钱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发言权和影响力。但中共的集权体制是僵死的，如同一具巨大的腐尸，这是对其整体而言；体制内的成员皆红光满面，肥得流油，象是一堆堆爬满腐尸的蛆虫。

六、运动治国

在权力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央集权体制效能也逞弱化趋势，具体体现在全国性的法规几乎没有一部始真正在地方上得到贯彻，也几乎没有一项规章制度行之有效。至上而下的贪腐体系导致社会全面黑恶化，无论是警察的“文明执法守则”还是村民委员会的“村务公开制度”，颁布之日即束之高阁。每年一部的法律全书，以百万字计算，每年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党政部门下达的政令法规数以万计，却几乎没有一件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各种政令、法规、指示均不同程度地被扭曲性执行、限制性执行和选择性执行，上级对此也只能默认。任何法令、政策或任何级别的“领导批示”，都不再具有真正的权威，这在民众上访有效率仅千分之一就可以看出，中央领导权威充其量是纸面上的，在一层层的文件批转中消解于无形。潜规则大行其道，显规则黯然失色，效率递减、政策变形，所有或大或小的权力惟有在灰色地带才真正体现权威。大到政府机构改革、反腐肃贪、农村减负，小到治理公路三乱、公费旅游等等，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貌似极端强大的中央集权、似乎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只能体现在省市一级的官员任免上。层层负责的行政体制、庞大的干部人口、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行政权力的黑恶化，形成层层割据状态。在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一国之内，东西南北之间的经济政策差异、实际税负差异和各地的执法标准、司法尺度的差异，远远大于联邦制下实行地方自治的美国各州，而省际市场之间的贸易壁垒更远远超过欧盟25国，除了军队和国税尚在中央手中，中央集权体制已名存实亡。旧王朝可以存在几千年，中共集权体制难以延续百年，中央的政令被敷衍抵制的状态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2004年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地方当局不仅用“假撤职”蒙骗国务院调查组，调查组前脚走，地方政府便拒不为患病婴儿免费治疗。朱镕基总理以铁面著称，安徽省南陵县竟敢以假粮仓来欺瞒他。温家宝总理为解决黑龙江鸡西市一起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欠薪案件，三次批示，鸡西市却反复欺骗上级，直到温家宝为此派出国务院调查组才勉强解决问题。那些没有经过总理亲自督办的案件，其结果可想而知。古代有钦差大臣制度，尚方宝剑一举，有先斩后奏之权，砍掉几颗贪官脑袋，即奏杀一儆百之效。中共高层统治集团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已不复存在，五级半政权机构的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协调，官府与民间争利、机关与企业争利、中央与地方争利、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争利。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地方化、部门化、利益化、商品化、金钱化、私人化趋势日益严重。而且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互相争夺审批权、控制权、收费权和罚款权，有利可图的行政管理争相下发收费文件，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相互扯皮的怪事屡见不鲜。某地一高速公路建成，交警与路政两家争抢高速公路事故拖车权（拖车一次收费一千元至几千元），打得头破血流，堵塞交通多日，惊动了中央。河道挖沙利润高来钱快，公安、河道、国土、矿产、工商、税务、乡镇、村委会等各级衙门趋之若骛，争抢收费权。对防洪及村民造成的灾害后果，全是推来推去，谁也不负管理责任。中共有中央集权之制，却无中央集权之铁腕，取消了计划经济，地方豪强在市场经济中坐大。中央集权本来就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分权制度不相匹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地方豪强的抵制中，中央权力被一步步削弱，配之以无法无天的法制环境，“大难来时各自飞”，中央集权崩溃时，中国命运如何，自不待言。

中共看起来强大无比，有深入乡村遍及城乡的党组织，有几千万大大小小的党员干部，有几百万忠于“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军队，有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五级政权体制，有听命于上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全社会牢牢控制于中共手中，可以实现邓小平“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设计。如果认真观察一下的话，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首先社会管理就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政权的控制力问题不大，由于各级既得利益集团紧紧捆在一起才可攫取最大利益，他们维护政权的积极性极高。广东是经济最发达地区，镇压村民反贪与征地的维权活动，动辄开枪杀人，毫不手软，因为这直接侵犯到当权者的利益，无需中央批示，地方更有积极性。但对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现实，却总是踌躇不前，因为当权者能从中渔利。经济利益是这个政权的最大诱惑力，只有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才能分得利益，对海内外都一样。香港的曾宪梓就十分仇视民主派，动辄说民主人士是汉奸卖国贼，因为他的效忠表演越好，在大陆的利益就越有保障。CCTV有个对外广播的第四频道，永远不愁没有海外人士上节目，台湾的不少名人以“爱国”的面孔出镜，天天咒骂泛绿阵营，他们知道骂陈水扁政府毫无风险，因为台湾民主了；他们更明白共产专制马屁非拍不可，否则不能回大陆经商，怕发不了财，怕给当间谍抓起来。所以说，中国民众的民主诉求存在于民众之中，并不在所谓的精英阶层。但是，政权的稳固并不等于社会的稳定，恰恰是由于利益集团无止境的贪婪，在非法攫取财富过程中的肆无忌惮，造成中国社会无法无天，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处于基本失控状态。所以中共又回到了运动治国方式，不过现在的运动治国主要是运动式的行政执法，一般不推及政治领域。毛泽东时代是重视革命运动而轻视法律作用，从不提什么依法治国。发动群众性革命运动来治理国家，这一点受不少人置疑，有必要搞那么多运动吗？简直是胡折腾！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有些运动看起来荒唐无比，如比林与批孔连在一起，评论《水浒》与批判投降派搞在一块儿，却对毛及中共的统治极为必要。没有运动也要制造运动，没有敌人也要树立敌人，哪怕是古人死人也罢。这样一可以养活一帮职业运动家，二可以吸引民众的注意力，紧张人们的神经，高度关注形势动向，紧跟中央的步伐，免得群众精神涣散，起“非分之想”。一切政治运动都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经济工作也由政治运动来推进，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中共在永不停歇的折腾中维持其执政的正当性。毛一直到死，其威信地位不可动摇，民众从不担心共产中国的命运，说明运动治国是其生存之道。现在的中共取消了领袖终身制，只能任两届，想干到死是不可能了，当权者就改玩什么“民主与法制”。结果自欺欺人，民主是鬼话，法制是废话，弄得进退失据，完全丧失公信力。不搞政治运动，公开搞私有化，反令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功绩变得毫无价值，前途堪忧。它的运动治国方式只能向行政执法上转变。

行政执法的运动化是同由于各级官员漠视法律，漠视法律的恶习缘于热衷于修改宪法，却从来不拿宪法当回事。宪法都没用，整个社会无不轻蔑法律权威而服从于政治权威。资本家不给农民工发工资，这本来是法律问题，按照劳动法完全可以追究法律责任，可是政府却假装看不见，最多在春节前突击来一场专项治理欠薪的执法运动，以运动式执法来体现党和政府的权威。行政部门平常干什么呢？他们的功夫都用在了圈钱上面，即行政执法的牟利性，有钱赚的事不请自来，无利的事请也不不管。派出所抓赌抓嫖最热心，因为有大把现金和罚款，而入室盗窃、道路二抢、公交车抓贼、流氓滋事、黑社会勒索，则是报了案也没什么用。深圳天天有黑恶势力收取保护费，公开打砸商铺，砍杀无辜群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警方视而不见，因为要付出办案成本。交警查车罚款本来是惩戒违章行为，现在全是牟利手段，尤其在年底，为突击完成罚款任务，过个肥年，包括治安刑事警察在内全部压到路面，掀起罚款运动高潮。其他部门也是这样，能弄钱的都出来了，满街的大盖帽如过江之鲫。在这些衙门里，看不到多少正义感和职责操守意识，在向钱看的大氛围下，他们自然充当着榜样的作用，金钱成为维系政府与民间联系的递质。行政部门一切活动都要首先考虑自身是否受益，这就是为什么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干部越来越多、社会管理却趋向失控的原因。只能靠专项运动式执法，以缓解严重的社会无序现象，却不愿将管理太有序了，那会失去赢利机会。有似马路上整天开挖的各种工程一样，如果搞一次用上十年二十年，这些年头又吃谁去？漏洞是制度性的，各级管理者又故意扩大漏洞，积累矛盾，以示问题之严重及管理之艰难。一如“办事二妙法”之一的“补锅法”，补锅匠若不趁机把锅的裂缝敲大一点，如何赚取更多的钱。六四镇压不谎报军情，扩大危机，何来危急时刻的护主之功。运动式执法不但不影响平常的经费，还能增加额外的投入，更有请功受奖之机会。平常的工作放一放，到运动执法阶段突击一下，各种报表和功绩就十分醒目了。更不消说行政部门与违法者是食物链关系，捉光了鼠，猫便饿肚皮也。社会生态破坏后，甚至蛇鼠一窝，亦常见之景观。收容遣送站为了多抓人，与政府和企业勾结，将证件不全的人强制劳动，其目的就是能共同分利。执法者在食物链的顶端，下端的生存状态也决定着顶端的生存质量，例如监狱靠犯人的生产提供费用，以完成生产指标情况作为考核和奖惩的标准，监仓犯人存量直接影响狱政管理人员的生活质量，有的模范监狱伙食标准和住宿条件好过深圳的打工妹。这种怪现象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也有叙述。所以说，欠薪顽症与利益执法中的各种乱象，因为涉及到经济利益，都有故意纵容的因素。如果不涉及经济利益或有可能损失其利益时，结果大不相同。政府行政管理的失效，也要看失效带来的后果对谁有利，这种失效是选择性的。管理乱，他们不怕，乱可以混水摸鱼，大捞不义之财。很多官员为什么捞起钱来不要命，因为他们也怕慢了自己吃亏，形势一变也许丧失捞钱机会。大家都有这种思想，所以社会管理越来越乱，也就不可能再好转。对他们来说，这是乱的好处，求之不得。对他们利益构成威胁的是民众维权行为和民主要求，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汕尾事件下令开枪的不会是胡锦涛，地方官员与中央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无需等上面指示，这是心照不宣的事，用不着特别批示。社会再乱是乱了民众，政权机关的镇压功能绝不会失效，只会因技术装备的高科技化而更高效，一有事便动如脱兔，公安武警迅全副武装出动，一分钟也不拖延，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自乱阵脚。公安武警经常防暴演习，假想敌是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行政效率虽然低下但政治效率极高，信基督的人在家里传道，与政府毫无关系，公安的嗅觉却极为灵敏，打人抓人，雷厉风行。维权人士哪怕一个极小的动作，政府也会迅速打压，决不推诿扯皮。原因是政治运动不搞了，民众的政治热情递减，权利意识上升，政府若不迅速出手，就会在民主化浪潮中垮台。东德垮台前，首先是社区一级的权力机构开始瓦解，民众大批逃亡，抗议示威不断，失去信誉的党对权力末稍无能为力，随即政权机关象雪崩一样大面积瘫痪，最终导致柏林墙的倒塌。中共早就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它对行政管理失效现象并不紧张，只要纵容官员贪污，基层政权就会严守政治防线，自动镇压民间反对力量，基层政权巩固了，政权的金字塔就越加稳固。中共真正担心的是内部乱，镇压法轮功，高层有不同意见，但涉及到政权稳固，最后还是上下一致，大张罗网，成立610办公室，特务遍及全世界。因为政权毕竟在中共手中，上下根本利益相同，不愁无效力卖命的走卒。

中共是靠运动起家的，夺取政权的内战靠了土地改革运动，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建国后，开始工业化进程，小农经济的农村转变为提供工业原始积累的基地，首先保证的必然是工人的利益，工人的地位迅速上升，这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农民算不上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只能算半无产阶级，当长工的雇农和乡村的二流子虽然无产，但流氓无产者不能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必须把农民从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改造成无产阶级，先是农业合作化，紧接着土地全部交公，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农民第一次变为无产阶级。中共脱离了斯大林“农民党”的诟病，变为标准的无产阶级政党，挺胸进入国际工人阶级政党阵营。工人群众也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保障，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全由党包起来，当了劳动模范还能到北戴河疗养，受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总之，一切向苏联看齐，“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工人的生活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政治运动的主角也由农民变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工人阶级成为最响亮和最自豪的称呼。蒋经国在苏联入了党，提了干，当上厂长，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这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不知蒋经国在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之后感觉如何，反正在苏联当普通工人的自豪感由然而生。所以，过来人都会对毛泽东发动一个又一个令无数人为之狂热的政治运动，至今深有体会。文革在后人看来纯粹是发神经，但当时的红卫兵却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要不怎么会叫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靠运动治国的中共也开始尝到丧失政治运动领导权的危机。政治基础就是不断发动群众，来实现有效统治。经济发展以经济为重心，当然不能整天搞运动，中共如放弃政治运动传统，必然会动摇自己的基础。邓小平号召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但他又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消除他忧心如焚的政治出轨倾向，他晚年力不从心，实在是失去了工农群众支持。江泽民执政也常搞一些政治小动作，如“讲政治”、“三讲两思”、“三个代表”之类。说他是小动作，是因为只限于党内走走过场，群众根本无兴趣，也不敢发动群众。“胡温新政”也抛出所谓“新三民主义”的说法，就更不行了，你说为民这个，为民那个，谁也体会不到，反倒每一轮改革都是向群众开刀，连中小学义务育都哭穷，还奢谈什么权为民所用！别以为缺少了群众热心的政治运动搞不搞没关系，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工农大众厌倦了苏共，脱离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而紧密转向了民权运动。中国现在无法无天的乱象，比前苏联厉害千倍，甚至比文革还差，文革完全在党的控制下，现在党连搞群众运动的胆子也没有了。

运动治国的失效，不等于放弃了运动治国的传统，运动治国仍旧是中共维持政权动作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运动化上。比如说：严打、反腐败、扫黄打非、打拐、打双抢、打炒火车票、打洗钱伪钞、打盗版光碟，打假冒伪劣、打有毒有害食品、打走私等专项行动等等，以及清理违法建筑、清理银行烂帐、清理报刊乱摊派、清理农民工欠薪、西部教育扶贫行动、治淮零点行动、学习雷锋月、希望工程、群众大接访日、宣传防爱滋病周、扑杀街头流浪犬、整顿非法采血活动、整顿学校乱收费、治理校门口杀害儿童等等等等，一切政府日常的行政职能，无不以一次又一次的突击运动来实现管理，无不以上级领导的不断的组织督促才可能发挥行政职能，无不以所谓专项综合治理的联合行动方式才能发挥各职能部门执法作用。那他们日常工作是什么呢？打牌看报，文山会海，酒楼歌厅，包养情妇，官商勾结，吃拿卡要，这些勾当无不趋之若骛。有利的抢着干，没利的懒得干，他们的职务来源于党，党是由人组成的，人性的贪婪在法制失效的现况中发挥到极致，上上下下全是行贿受贿关系，人人如此，层层如此，中央政策法规铺天盖地，却常常出不了中南海或北京城。少了政治运动，却要依靠更多的行政管理运动，每项运动又需要成立有关的办公协调机构，各级政府和各类办公室林立，“大盖帽”汹汹如过江之鲫。北京烟花爆竹解禁，还要专门成立个“烟花办”，这个办那个办，就是办不了正事。在中国，没有群众参与的任何运动，只能流于走过场，运动再多也是应付差事的短期行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共政府行政水平更差的了。改革开放以来，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日渐下降，重要性降低，到六四后，已经完全失去发言权，在政治天平上，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远不能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毛时代专制程度虽然比现在要高，但毛的一生离不开群众支持，从发动内战推翻国民党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每一次都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与，利用民众政治热情统治实现他的帝王统治。所说毛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林彪也说：“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毛又给了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政治武器，这样一吹一拍一送，革命群众就如同一群披挂齐整只待锣响就上场表演的猴子一样。毛善于动员下层群众的革命热情，以至于纯粹的宫廷斗争也以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革命口号加以包装，这是毛能在极其险恶的共产革命中战胜无数对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杀手锏。这一套功夫来自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研习，也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借鉴，形成毛氏共产王朝特征。我们不能据此便说毛时代公民获得了普遍的政治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是帝王的小小恩赐，全在当权者的掌握之中，这种象征性的群众政治权利是毛的统治工具，不是公民权利，不构成对专制政权的制衡因素。当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时，革命不再是共产党的专利，它也不能从此消灭革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取代了革命运动，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被当权者自己抛弃，更不再是群众热心的东西。没有了革命和运动，人人想赚钱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无需发动群众，群众也自然会将热情转移到经济上来。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决不会发生在毛时代，个体户也不会出生在“割资本义尾巴”的年月。中共的注意力也必然转向国内外的资本家，转向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益上来，也由于中共自身的需要，军队也有了比以往更大的经济能力，知识分子也因统治集团的精英化和技术化而变为即得利益群体。工农群众不但失掉了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因就业、人口、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对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力，变为政府急于推卸的包袱。政府思考的是如何收取更多的税费，如何把财政支付的社会福利取消或市场化，如何为自己庞大的利益集团快速牟取更多的眼前利益。所以只能放松对商业资本的控制，放松对环境的保护，放松对侵占土地的监管，蚕食原本就极为可怜的公益事业，严密防止工农群众的维权诉求，留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让一些利益给企业。如果仍象毛时代给与普罗大众一定的政治机会，群众必然会运用到维护自身权益当中来，演变成六四那样失控的反腐败运动，危及中共统治，这是中共决不可能让步的底线。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只会在行政机构上作些象征性的改良，因为六四屠杀阻断了和平改良政治的机会。拒绝和平就只能走向动乱，无论知识精英和理论家们设计出多少种方案、想出多少新名词都无济于事。和平演变的机会不会永远存在，就象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二战后最好的时机，便永远达不到美国式的生活水准了，因为地球资源已经不够用了。政治改革也一样，社会各种矛盾积累到相当危险的对抗性程度，平稳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就封死了。一放就乱，还没有另一个政党能使中国平稳走向政治民主。中国必须在又一次推翻“满清王朝”的共和革命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接续中断已久的民主进化程。非和平的民主过程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引发难以缓解的就业危机，失业大军又会加剧动乱，加之民族矛盾、环境破坏、食物短缺、金融危机、通货膨胀、黑社会兴起等因素，更延长磨合期。即便如此，也是民主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变革成本，由于中国人的急躁轻信影使共产主义乘虚而入，不得不付出比苏联解体更大的代价。

七、太子党祸

中共“太子党”现象，是展示中国共产主义特色的另一个橱窗，它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使社会危机更加复杂化的症结。“太子党”一词为泛指，特指中央高干子弟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们，利用先辈的权力影响而从政或经商的现象。约定俗成后，就成为民间一个标准而流行的通称。官方称“太子党”为“红孩子”，这是狭义的，指称老一辈中共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广义的“太子党”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涵盖各级党政干部子女这个群体。中共统治集团本身就十分庞大，一个领导人如有两三个孩子，七八个孙子，再很长寿的话，盘根错节，其能量的乘数效应使这个群体象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同时积聚越来越大的势能，形成大大小小的红色家族，形成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各种割据势力，垄断着中国的命脉。“太子党”是红色贵族的世袭化形成的，没有政治权力的世袭化就不会有“太子党”现象，虽然红色贵族的世袭不是法定的，但中共政权具有封建社会主义性质，必然带有封建世袭王朝的特质。“太子党”即为其家族传承权力，也攫夺财富，如果说中共政权“金字塔”初期的基础是普通民众的话，现时政权已不再需要也不可能由民众奠基了，而改为“太子党”群体，中共干部群体和利益集团就成为基础力量。在草根阶层利益与权贵集团利益严重冲突的今天，以“太子党”为骨干的红色贵族集团是红色江山最为可靠稳固的政治经济基础，是抵制自由民主化最坚定最有效率的集团。六四镇压后，中共更加认识到只有“太子党”才能真正继承先辈的遗志，继续高举共产党的旗帜，传承红色江山。于是由过去“太子党”的个别从政到全部进入官商领域，亦官亦商，占尽地利优势。尤其是军队，为军权牢牢掌握共产党手里，团以上的军官几乎全有“太子党”背景。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将权力和财富传给自家人，比交给谁都塌实放心。邓小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教导，对于民众自然是梦话，对“太子党”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政治遗嘱。

“太子党”现象不是一天形成的，早在延时代，中共高层就着意培养他们的子女接班。或单独设“保育院”，或送往苏联留学，所谓“喝延河水长大的”、“喝伏尔加河水成长的”，就是指这帮红色贵族后代。丁玲曾为延安妇女因出嫁质量带来子女的不同命运而鸣不平：“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11] 嫁给中央领导人，子女可送往苏联留学，嫁给骑马的高干，孩子有保姆，有跳舞的资格和闲暇。嫁给穿草鞋的低干，婴儿嗷嗷待哺，一个星期只准夫妻团聚一次。士兵就更不行了，没资格娶妻结婚，不准在驻地谈恋爱，也没那么多女人配给他们。延安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平均18个男人才能摊上1个女人。共产党以绝对均贫富的共产主义来蛊惑人心，同时党的领袖又以反对平均主义来建立新的更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滋生出庞大的特权阶层。延安没条件为毛修豪华宫殿，进了北京立即住入皇宫，在全国大修行宫别墅，超过中国历代帝王。建政初期，老一辈子无产阶级革命家年龄普遍低于50岁，子女年龄尚小，尚不担负党国大任，还处于接班预备期，所以那时“太子党”掌权的现象并不严重。共产革命造就的一大批红色贵族取代了旧贵族，其权力的独占性和内卷化，老一辈有向亲属转移权力的强烈需求。文革中毛泽东让老婆进政治局，林彪等军方大员也纷纷让老婆出任老公的办公室主任，形成庞大的“夫妻店”式的家族化权力格局，也安排子女进入军方政界，做接班前的热身。只是毛的儿子死的死，傻的傻，两个女儿不热心政治，便将侄子毛远新提拔起来，先任一方诸侯，再安排在身边。随着邓小平上台，高层老龄化严重，权力便开始快速转移至“太子党”手中，中央高层有个不成文的内部规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子女中应至少有一个出任高层职务——副省部级以上职务。邓家带了头，上行下效，各级政府和各国有企业领导纷纷将自己的子女相互交换异地提拔任职，中国迅速形成各个层级的“太子党”网络。以其巨大的政治势能，用政治分赃形式左右政治决策和干预经济生活。许多省部级职务，甚至总理一级（李鹏就是周恩来养子，以六四镇压和执政能力低下著称）无不握于“太子党”手中。近年来，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交替，权力从一二代“太子党”转移到三四代“太子党”手中。还有未成年的“太子党”在幼儿园起就已经享受到红色贵族特权了，2009年广州9间机关幼儿园年财政补贴达6000万，这些机关幼儿园分属8个职能部门，幼儿人数合计约3000名左右，均列入“事业单位（财政核补）”之列。[12]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小“太子党”的补贴竟高达2万元！这不过是些地方上的红色贵族，广义上的“太子党”，小打小闹，根本不能与中央级“太子党”相比。中央级的“太子党”早已是在欧美国家求学居住，享受豪华别墅汽车的待遇，有巨额的美元供其挥霍。中国的纳税人不但养活着庞大的红色贵族集团，还要“从娃娃抓起”，连地方权贵的小孩子也要包养起来。那些出国的小“太子党”，在西方的自由空气中更会感受到红色特权的珍贵，他们回到中国，非但不会带回西方的民主理念，反而要加紧镇压民间自由倾向，拼死保护红色江山。道理很简单，对于习惯了特权的中共统治阶级来说，特权的诱惑力绝对超过自由，红色贵族喜爱特权，草根阶级渴望公平，阶级地位决定了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共统治者决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无论怎样离不开西方市场也不会动摇其决心。

由于红色权贵的垄断特权，中国有一个不允许民间资本控制的行业表，所谓战略产业，包括银行、电信、铁路、航空、保险、航天、石油、矿产、钢铁、军火等产业，还包括出版、报刊、广播电视及其他特殊行业。其中最赚钱的如石油、电力、通信、能源、金融、地产、军火、高科技等行业，都是“太子党”才能分享的蛋糕。这些行业准入门槛极高，或以极高的注册资本要求来保证权贵集团的利益。在国有大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有实权和有油水的职位基本上由“太子党”把持，一线的苦累岗位，没有科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太子党”发展了30多年，已渗入到县乡一级的基层，你若到基层了解一下权力和财富的分布情况，就知道问题之普遍。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太子党”。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网上有一份简单的“太子党”资产排名，就很能说明问题：

1.王震之子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公司市值7014亿元

2.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中国网通创办人，公司市值1666亿元

3. 朱镕基之女朱燕来，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公司市值1644亿元

4. 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威视公司总裁，该公司市值838亿元

5.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476亿元

6.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北京Unihub总裁，公司市值433亿元

7. 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电力董事长，公司市值176亿元

8. 孔元之子孔丹，中信国际金融董事长，公司市值99亿元

9. 李鹏之女李小琳，中国电力副董事长，公司市值82亿元

10. 王军之子，王震之孙：王京京，中科环保副主席，公司市值7.7亿元 [13]

知道了“太子党”问题，即知中国这块“大蛋糕”掌握在谁的手里，那些没弄懂官场规矩，无权力背景，拼命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毛头大学生们，端的可怜。学者孙越生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一书中，将这种世袭制度比喻为“生殖器官僚政治”、“生殖裙带系统”、“生殖系统造官法和裙带关系权力网”，可谓形象生动。认为“成熟的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权力独占制、终身制和世袭制。成熟的私有制的特征是财产的独占性、延续性和继承性。两者多么像一对孪生子那么相似。”官僚还具有青蛙般的两栖特征：“官僚政治也天生具有这种两栖性。就整个官僚政治的进化来说，从贵族血统型向布衣科举型的转变，从终身型向限任型的转变，从世袭型向选举型的转变，从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转变，从寄生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等等，是一种进步。但从官员个人来说，却不见得都以后项形态为前进方向，而宁是把两栖性当做适者生存的手段，左右逢源的条件。”[14] 官僚政治的孪生性和两栖性是稳固专制政权的需要，君主和官僚都以此两面特性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毛泽东时代如此，邓江胡时代亦如此，只是从政治运动“进步”到圈钱运动罢了。比较而言，现行中国政治制度是大倒退，“太子党”现象历史并不鲜见，但如中共政权这样深入到各级政府和经济方面的“太子党”现象，史上绝无仅有。古代有科举制度保证官员来源于社会各阶层，除皇室或爵位之外，不允许世袭。高俅贵为太尉，朝廷重臣，其衙内人称花花太岁，胡作非为，也不过是纨绔子弟，白丁布衣一个，并无一官半职。要是换了现在，起码弄个省长部长当当，几年后就当上总理了，再漂亮的小娘子，也有会有人忙不迭送上门来，根本不用苦心设计圈套谋人妻子。所以说，古代再贪恶的官僚，怎么也比共产党的官员强出百倍。共产党历来看重家庭出身，它的“红五类”与“黑五类”之分，就关系到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严肃问题，是党和国家掌握在自己人还是敌人手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遇罗克在1967年1月8日于《中学文革报》第1期，发表了震憾中国的《出身论》，文章说：

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我们建议有志于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做一下社会调查。可以在本单位调查一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是多少？党团员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因为出身不好而限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15]

没有区别！出身是中共钳制人民的精神枷锁，是区分敌我友的最便利工具。这篇文章如同挖了共产党的祖坟一样，引起猛烈的反弹，遇罗克随即被捕。和平年代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仍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首要问题。不谈出身，阶级阵线无从划分，“黑五类”忘掉卑贱的身份，便不会夹紧尾巴做人，阶级斗争又靠谁去搞呢？文革初期一首最响亮的歌曲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中共常说不唯出身，重在政治表现，意在鼓动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但批评“血统论”的遇罗克被枪毙了，鼓吹“血统论”的红卫兵仍然是革命小将，出身是事关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遇罗克反对的正是中共不可动摇的制度。为了提高群众阶级斗争觉悟，填写表格就是过去年代经常重复的功课，表格上最重要的一栏是家庭出身，当填写贫农二字时便强烈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如果你的出身不好，是地富资本家一类，好事就永远轮不到你，挨整一定是家常便饭。经济大潮中，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下中农不再吃香，自然令出身权贵阶级的“太子党”大放异彩，一些人先富起来，更多人寸步难行，多有家庭背景因素。近水楼台先得月，红色贵族的后代们又成为新贵集团，从过去的注重权力资源到如今权力金钱两种资源尽括囊中，高贵的出身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也是最为保险的资本，贪官被枪毙的不少，没一个是著名的“太子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几十年前的民谚依然放之今日中国而皆准。有人说《出身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不合时宜的遇罗克因此遭中共处决，所以，时至今日家庭出身依旧是成败的最关键因素，争取平等人权还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若有人因研究“太子党”问题而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亦不足为怪，因为毛泽东从来认为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2011年，各地民众抗暴风起云涌，说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不再满足卑贱的社会地位。中共因恐惧而仇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提出：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份子坚决重判，该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这个信号异常强烈，意味着可以利用刑事罪名处决政治异见人士，宣示着用红色恐怖维护红色王朝的坚定决心。

成份加血统，任何人都被网在其中，中共的治国牧民之道亘古未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封建政权。共产王朝的世袭制是没有成文章法的，不似旧王朝贵族的世袭制度。旧贵族世袭是爵位的承袭，爵位与职务是分开的，爵位可以承袭，职务要靠科举。共产政权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多党竞争，国家公职是靠党内的自体繁殖。从生物学来看，自体或近亲繁殖远不如远亲或杂交有优势。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专制政权总是呈控制力递减趋势，渡过瓶颈期也好，中兴也罢，周期性的政权更迭就是逃不脱的且可以预见的危机。社会学者认为，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或传统型社会，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辈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或现代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代内流动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教育”这个中介变量上。一个社会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或完全开放的两极，只会是靠近两极的某一点上。中国无疑是个传统型的社会，在革命时代才有所改变，革命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过程中，底层阶级通过革命获取权力，上升为统治阶级，便又会恢复封闭型政治。底层的向上流动的科举只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没有全社会的公平体系。共产党的革命亦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帝王领导下的秩序变革，统治阶层的大多数被踩在脚下，一批新贵登上政坛。因王朝未更替，邓小平以平反昭雪的方式再次恢复了文革前的尊卑秩序。“太子党”以报复性的反弹结为紧密的利益集团，开始利用父辈的权威疯狂攫取权力和金钱，到现在已经基本定型。在邓的改革初期，也有少数平民通过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获得高位，那时造反派下台，知识分子短缺，但现在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太子党”都已获得高学历，成为最标准的又红又专型人才。国家取消了大学生分配制，大学生通过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自谋出路，堵死了中国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遴选渠道，大学毕业生不能再直接进入党政机构和国有企业，成为体制内人。一般人想进入党政机关或在军队中谋求较高的职位，享受体制内的好处，还不光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官位求大于供，想花几十万几百万买官的大有人在，主要与利益集团的亲密度如何，无钱无势的平民想进入核心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通过公务员考试取得低级公职的机会亦微乎其微。苏格拉底说：“一个国家里尊重了钱财，尊重了有钱财的人，善德与善人便不受尊重了。”[16] 以财产资格决定统治权力，财产多的人活跃于政治领域，人们普遍尊重有财有势的人，就成为寡头专制的社会文化基础，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活动实际就是在为寡头集团服务。寡头政制的国家里，族群分裂为富裕与贫穷的对立阶级，富裕阶层力求自保，贫穷的人希望革命。以“太子党”为核心的中共寡头体制不是一个宽容的体制，他们不愿意过渡到平民政治，失去可以承袭的权力财富，便不能建立起缓和社会矛盾的常效机制，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治。”假如中共政权非要说是共和国，那应该是红色贵族共和，无疑是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分赃体制。这不是中国人为之流血奋斗的共和，中华民国才是主权在民的共和国。

士族政治，或者说门阀政治，士大夫论出身，讲究门第世家，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现象。袁绍实无帅才，因其出身名门，祖上四世三公，各路豪杰推其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侯景曾向南朝最尊贵的王、谢二姓求婚，梁武帝萧衍说：王、谢门第太高，不能匹配，不妨向朱姓张姓求婚。侯景大怒，兵入建康后，杀光了王、谢二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朝代变了，新兴贵族代替了过气贵族。门阀政治的产生，也在于当时没有一种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官员选拔录用规则，后来推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是对士族政治的革命。唐太宗创立了考试制度，录取天下才俊名士，忍不住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朝的朋党之争，是科举官员与门阀官员之新旧两种体制的巨大冲突。李党多为出身高贵的士族世家，牛党多出身寒门，两党互相拆台，斗得你死我活。门阀制度之下，政府选拔官员主要看世家名气，名声大的人容易当官，甚至名人的门生或其门生的门生也比普通人当官容易。曹魏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十八级遂成为官僚政治的等级制度，隋唐开科取士，科举致仕官员逐步接管行政权力，门阀制度退居其次。毛泽东治天下，废除考试制度，以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标准，无具体的量化指标，可以随意解释，任人唯顺，庸才蠢才尽入朝中。只要出身好，会唱高调拍马屁，领导看中了，即可升官。邓以来实行“太子党”接班政策，任人唯亲，“太子党”之外的无不靠跑官买官，获取中下级职务。中共执政后先是实行二十三级官阶制度，更为细化，现在品级制淡化，代之以省部级、县团级之类的行政级别，各按级别享受政治和生活待遇，以及文件传达和秘书警卫保姆及住房标准等，实行严格的等级差序待遇。又扩展到全社会，党务系统、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乃至僧侣寺院都有行政级别，都纳入红色官僚体制之中。由于共产党王朝具有体制内的世袭性，自然形成红色贵族式的门阀世家，与平民社会的世袭化一道，成为“两个中国”式的贵族与平民两种不同的世袭体系。当前的中国社会是历史上最严密的门阀派系官僚政治，毛泽东提倡五湖四海，实际上却还是使用自已一派的亲信，林副主席是红一方面军出身，钦定为接班人，林将其嫡系四野的人马提拔了不少。林一倒台，四野的人也跟着倒霉。邓小平一上台，二野的人吃香起来，军委和各总部负责人多出身于二野。江泽民一上台，上海帮垄断政坛。胡锦涛是团中央出身，“青帮（共青团）”遂成为政坛的宠儿。习近平准备接班，“红帮（太子党）”又开始争夺“青帮”的地盘。除了帮派出身，更重要的是看世家门第，门第高，比傻子强不了多少的人也可以当总理。有一则流传于东北的笑话最能说明问题，某人知道了一条“国家机密”，别人也想沾光，那人被逼不过，只好先声明，“事关身家性命，你千万不可泄露”，然后耳语道：“李鹏是傻子！”所以民间戏称李鹏为“李科长”，可见其公认水平之低。再配上“何不食肉糜”之类的昏君，中共政坛便好戏连台。中共既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文官录用制度，公务员考试仅是招收一般干部，还基本是幕后交易，要找门子送礼才行。干部选择依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因为干部任免是党的权力，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钦定下一代领导人，由上级党组织选定下级官员，保证红色东山永不变色。但接班人的条件也是些纸上的东西，实际是各级领导的子女亲戚相互异地交叉任职，形成门阀世系间的近亲繁殖，非近亲的人基本没有进入实权部门的机会。由是造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为各世家望族增殖个人势力大开绿灯，形成权力分赃机制，分赃不均便引起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官场如此，社会各方面亦如此，只要有利益存在，就有黑化的分赃机制，跟车站码头的黑社会一样。“太子党”集团不必多说，连北京相声界也是这种情况，玩艺术与走官场不同，艺术要有一定的天赋，傻子可以当官，但当不了艺术家，所以北京相声界便形成“拜祖师爷”的行规。特别是外地相声人才，若想进京城发展，不跪倒在姜昆之流的行霸把头面前，送上厚礼，定遭封杀，休想进入北京相声圈子。尽管你的艺术水准远在那些三四流的师爷之上，但往后的成绩先要记在师父的帐上，所以连深圳的相声演员也要不远千里拜倒在所谓的“师爷”脚下，叩首如捣。在给父母叩头都成为古典节目，见了国家主席都无需下跪的年代，相声把头的贵族感觉亦大不同也。但封建时代并无“太子党”问题，太子继承皇位后，其亲党进入决策层的机会也不多，内阁也不会全由“太子党”独占，官员主要还是出自政治、军功及科举等方面的人才。皇族亲贵可以获得无实权的世袭爵位，成为贵族，却不可能全挤进中枢，官僚系统一直是向庶民士子阶层开放的。而今中共“太子党”所占有掌控的权力、资源和财富，早已胜过昔日的皇族，到了“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地步。核心层正在向“皇族内阁”化发展，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经产生了“太子党”与团派瓜分权力的“青红帮”体系。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中共经过血统化、亲缘化的组织改造，蜕变为依靠世系血统划分威权等级的“同心圆结构”，并向各级权力层扩散。其“核心”已不是毛邓式的权力超人，而是一个世袭性、封闭式的红色贵族寡头联盟，用权贵集团执政来提升共产政权的安全系数，“太子党”的参政比例远超过团派贵族，正如中共大佬陈云所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平民精英希望通过竞争渠道进入高层的机会完全被封堵，“青红帮”或“太子党”式的官僚体制必然显示极端的排外性，其与民国的民主共和相比已是大步倒退，比之帝制时代的科举、军功或捐纳官制也差得很远。因此，这个制度不可能存在很久，它既有悖于中华传统，也违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抵御对民权浪潮的冲击，不可能取得让民众信服的理论突破。共产王朝通过世袭化稳定了权力接替格局，却恶化了社会环境，消灭了民意支持，也构成中共不可克服的困境。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或朋党政治都不能长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往往成为民间揭竿而起的口号。中国人可以接受皇帝，却不能接受“皇族内阁”，可以承认太子，却不可能承认“太子党”把持朝纲。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连皇帝也不再接受了，国家为天下之公器，国家是人民的，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怎么会长期容忍一个朝鲜金家父子传承式的共产王朝在中国复辟呢？！

注释：

[1] 孙越生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一篇。

[2] 李丹阳：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3]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二篇。

[4] 李军杰/钟君：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基于公共选择视角，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6期。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P528-529。

[6] 同上，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P503-504。

[7] 同上，反对统一，P530-533。

[8] 于鸣超：中国省制问题研究（www.bjsjs.net）。

[9] 华伟：州府重建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10] 张建桥：当代中国乡村改革的动力与进程——中央、地方与农民三方博弈关系，香港大学中文网站（www.usc.cuhk.edu.hk）。

[11] 丁玲：“三八节”有感。

[12] 2009年10月27日，金羊网-羊城晚报。http://www.sina.com.cn/

[13] 阿波罗新闻网2011-02-28讯，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1/0228/article_119935.html

[14]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二篇。

[15] 徐晓/丁东/徐友渔著：《遇罗克》。

[16] 柏拉图著：《理想国》，第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