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侵朝战争
一、开战前后
朝鲜早于中共建国，随着1949年毛泽东的军事胜利，朝鲜军事实力也日益增强，南北两个共产党(南朝鲜劳动党和北朝鲜劳动党)实现联合，这些因素极大地刺激了金日成武力统一南方的欲望，不断地向斯大林发出请求。1949年3月，金日成在提出具有强烈统一意志的国土完整论之后，第一次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寻求经济支持和军事援助。金日成又派遣自己的心腹——国家安全副相兼朝鲜人民军文化部部长金一到中国，金一访华的目的在于协商解决中共军队中朝鲜族战士的回国问题。毛泽东1949年5月在与金日成的特使谈话时说：“你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和苏联站在你们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军队与你们一起并肩作战。”毛说：“一旦形成持久战的局面，日本有可能站在南朝鲜一边，但苏联和中国同北朝鲜相邻，不必怕它。必要时，为帮助朝鲜，中国可以派遣军队。”强调说：“金日成没有必要在近期内进攻南朝鲜，理由在于从全局考虑，国际形势对我们不利，而且中国共产党正在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无法帮助平壤。”劝告金一；“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要等到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完全掌握政权的时候。”[1] 毛同意在中国的三个朝鲜人师中，让布防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师立即回国，而剩下的一个师（156师）因正在南方参加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不能立即回国。根据当时的协议，从1949年7月到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方虎山任师长，实员10320人）和第164师（李德山任师长，实员10821人）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分别构成朝鲜人民军第6师和第5师。156师整合其他部队的朝鲜族官兵共14000余人，编成独立15师、一个团和一个独立大队，于1950年3月抵达朝鲜，独立15师改为人民军第12师。这些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使当时只有三个师、一个团和两个边境保安旅编制的朝鲜军队，实力随即大增。这时美军已于1949年6月完成了撤军，“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2] 朝鲜加紧了“韩国准备北侵”的宣传，游击队大规模渗透，策动南劳党在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在多次的边境冲突中也显示出人民军的战斗力远在韩国军队之上。1950年3月，莫斯科同意将1949年3月17日 协议中规定的苏联向朝鲜1951年提供的贷款提前到1950年使用。3月17日 ，斯大林回信同意3月9日 金日成购买武器的要求。金日成请求准许将步兵的数量增加到10个师，为此，需要重新组建3个师。苏联开始积极地提供坦克、火炮、枪枝、弹药、药品和汽油。所以，金日成在1950年初提出：“中国革命成功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毛泽东夺取了大陆政权，紧要的问题攻打台湾，之后再帮金日成。打台湾需要苏联的海上与空中支援，斯大林对此并不热心，怕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毛也不愿意立即帮助金日成，在1949年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这时解放军已开始大量复员，东北的42军集体转业开荒种地。斯大林当时也没有把朝鲜统一问题列上日程，他武装朝鲜主要基于防御考虑，几次压制金日成的战争要求，撤除了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和平壤、咸兴的空军指挥部，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金日成一直在寻找机会，三八线附近的营或连级规模冲突不断，在朝鲜的苏联人就三八线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1949年10月14日，朝鲜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韩国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朝鲜备战已有一年之久，这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是中苏间签订新约，中共强势登场，二是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发表了战略防御圈不包括韩国，苏联随之改变了立场，急于将朝鲜半岛全部纳入其势力范围。5月间，斯大林在发给毛泽东的专电中说：“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表示了如下的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实现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解决。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于问题的解决就应延迟，直至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的细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陈述。请电告执行情况。”
战前，金日成计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和1个炮兵团，另有5个警备旅和数万保安部队。空军约有180架飞机，雅克型战斗机40架，战斗轰炸机70架，侦察机10架，另外海军也有16架飞机，全部为苏联制造。总共为15万作战部队，其中包括中共先后归还的三个朝鲜族师，原属第四野战军编制，能征善战，作为先头部队投入战场。人民军装备好，战斗力强，担任进攻的7个师中有1/3的兵员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其中第5师原为解放军第166师，第6师为解放军第166师，第7师（后改为第12师）是从中共数个师的朝鲜族人集中组建的，其他的师也有不成建制的原中共官兵。还有相当数量在苏联训练的军官和装甲兵。苏联在撤军时，留下了3000人的顾问团，人民军中的苏联顾问一直配备到连队。其编制、装备、训练及战术都是按苏联模式，重视政治教育，培养对苏联的感情。由苏联军事顾问团制定了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6月25日发动进攻，人民军每天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6月12日部队开始集结，23日部署完毕，24日完成全部战役准备，进入出发状态。25日凌晨4时40分实施20-40分钟的炮火准备，随后步兵发起进攻，大举突破三八线。朝军分三路进攻，西路从开城经议政府走廊突往汉城；中路攻击春川，计划从越过春川从侧后包围汉城；东路沿海岸出击，在江陵、玉溪、临院津港登陆。这是一场联合陆海空诸兵种的现代化战争，大部队突袭配以渗透南部的游击队，几天之内，韩国就损失了80％的兵力。当时韩国军队正周末度假，美国事前也未掌握情报，朝军长驱直入。进攻的具体时间连毛泽东也不知晓，苏朝认为人民军可以击败弱势的韩国军队，踌躇满志的金日成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中共军队只是象征性地作为战略预备队。毛泽东并不象金日成那样乐观，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讨论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8月间朝鲜吃紧，毛泽东考虑再向东北增派8个军，以作好出兵的准备。
朝鲜悍然南侵，在于斯大林和金日成坚信美国不会武力干预，一个月结束战争，美国即使想干涉也晚了。毛泽东虽有疑虑，也大致相信美国不会出兵。此前的1950年l月5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前往华盛顿的“全美新闻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午餐时为了便于新闻记者们理解，他用很多铅笔和咖啡杯组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防务线。他说：“我们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必须清楚，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如果发生这样的袭击……最初必须依靠遭受袭击的人民来抗击袭击，然后要依赖整个文明世界按照联合国宪章所给予的支持。”战略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和台湾，不打算帮助蒋介石固守台湾。国共之争中，美国政府和军界执有不同态度，当国民党败局已定，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地反映在台湾问题上。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主张放弃蒋介石，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保留与中共新政权的接触余地。军界首脑和共和党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援蒋方针，甚至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保护台湾，以建立亚洲反共基地。国务院认为台湾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恶化，共产党接管台湾是迟早的事，应作好弃台的准备。杜鲁门总统支持国务院的意见，对国民党政府早已抱厌恶轻视态度，这样，军方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再次被否决。美国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免得中共完全倒向苏联，但这种愿望最终落空了。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并公开发表，美国政府的亲共努力失败了，军方的对抗政策占了上风，美国还得回到保护台湾的立场上来，以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得以公开改变立场，武力介入台湾海峡，阻止发生战争。中共攻台计划顿成泡影，已做好战役准备的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建制撤销，主帅粟裕调东北边防军任职。
战局一开，韩国的兵力不敷使用，许多部队已分散剿匪，临时拼凑的作战部队缺乏战斗力，且集中不易，朝方游击队又活跃起来，不断袭击增援部队。韩军除春川一线靠有利地形进行有效的抵抗之外，东西两线都被迅速突破。韩军共有8个兵员不足的战斗师，总共为6.5万人，4个师在前线，指挥和后勤部门工作的有3.3万人，总兵力为9.8万人。这些军队没打过大仗，只有同游击队作战的经历，既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穿甲炮弹、反坦克火箭、地雷和作战飞机，缺少现代化战地无线电器材，后勤保障也不行。火炮落后，数量严重不足，按弹药发射量比较，仅为人民军的1/10。三八线仅有简单的防御阵地，未设雷区和构筑防坦克障碍，大部分军官连坦克也没见过，海空军尚在摇篮期，根本抵挡不住装备有苏制T-34坦克、雅克战斗机和重型火炮的朝鲜人民军。韩军面对强大的坦克攻势，只能进行肉搏式的攻击。朝军第一波攻击后，韩军有组织的部队仅剩下2.2万人。韩国先前曾叫嚷北进，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宣传，从未有过具体的布署，也未获得美国支持，美国不想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限制对韩的军事援助。当时韩国有2100万人口，朝鲜只有900万，韩军反不如朝军多，装备更差。苏联加速援助朝鲜，精心备战，美国却依然陶醉在二战的胜利之中，不愿武装韩国，是朝鲜战争爆发而陷自身于被动、又不得不付出更多金钱人力代价的根本原因。
朝鲜在开战前夕不断高唱和平，提出和平统一建议，故意麻痹国际舆论，韩军根本无作战准备。美国驻韩人员包括外交及顾问之类的文职军人仅有500人，连家属也不过千余人，已全部撤出了作战部队。苏联秘密培训朝鲜军队，积极备战，美国却不关心韩国军队，连军事援助也很少，使南北军事力量出现无法对比的差距。二战已经结束，人心思定，美军大量复员，从二战末期的1000余万人，到1950年6月时仅剩59.2万人，陆军编为11个师和9个团战斗群（加强团），约36万人驻在美国本土，其他23.1万人驻在海外，其中远东10.1万人，欧洲8万人,其余分部在世界各地。美国人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再发生，不需要太多的军队，是靠着原子盾牌维持着虚幻的和平。及至美军参战初期，火炮和坦克严重不足，M-2轻型坦克不敌苏制T-34坦克，急忙从太平洋岛屿打捞出54辆二战时期的M4－A3谢尔曼中型坦克，经过日本军械厂修理后交给新组建的第89中型坦克营使用，美军才有了与朝军抗衡的坦克。美空军参战之初，连精确的航空地图也没有，用的是早先日本人绘制的陈旧地图，结果经常误伤到联合国军和难民。朝鲜人民军借军力上的巨大优势，战场上节节胜利，6月28日夺取汉城，7月20日占领大田，7月24日占领木浦，7月31日占领了晋州，韩军被一直逼退到釜山远接近地的洛东江一带。此时美军3个师调入釜山一线，由沃克率领组成第8集团军，构筑长达30英里的釜山防卫圈，麦克阿瑟亲到战场。朝军不具备破坏釜山港的海空力量，美军装备物质源源不断，奠定了美军反攻的基础。
按照苏联最初的作战计划，朝鲜人民军应当在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待美国作好军事准备时，战争已胜利了。及至美国果断出兵，朝鲜如意算盘落空，至8月底，人民军在大丘、马山一线受到美军顽强阻击，陷入僵局。斯大林继续给金日成打气，声称：“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金日成政治上失算，军事上也是半吊子，他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军事部署异常幼稚，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主动歼灭敌人，重点突破，纵深发展，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相信冒险和速胜，但在战役行动上保守迟疑，攻破汉城后，以两个师的兵力和优势装备沿水原－大田－大丘轴线南下，在T-34坦克的突击下，进展迅速，吸引了美军主力24师和第1骑兵师。在地形复杂的东线，不利于快速突进，应以少量兵力牵制敌人，却使用了6个师，与大量的韩国军队与美25师对峙，进展缓慢，消耗了过多的兵力和时间，始终不能拿下大丘。西线迂回的两个师，算是一支奇兵，美军未察觉其行踪，如入无人之境。本应全力南下，无需恋战，却一个师攻击美军，一个师深入，面对兵力更少的韩军，也显得过于谨慎，未能快速穿插，切断美军退路。反而空耗时日去占领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小港口，逐城逐地争夺，打成消耗战，使美军赢得宝贵时间，失去了攻占釜山的最佳战机。如朝军第6师是精锐部队，机动中未受损失，7月23日进入光州后，却兵分三路，将13团派往木浦，14团派往宝城，15团派往顺天、丽水，以控制各港口城镇。既分散了兵力，又耽误了时间，没有迅速突破釜山防御圈。第4师20日占领大田，31日攻克晋州，速度也不快。美军注意力在中部和东部，始终未发觉西线已处极度危险之中，直到26日才在晋州布置了少量兵力，根本抵挡不住，退到马山才站住脚，布置重兵防御。当时苦于兵力不足，防线空隙太大，韩军战斗力弱，小白山脉防线失守后，已是无险可守，除了死战，唯有在釜山重蹈敦刻尔克之覆辙。而盈德之战，朝军竟用了月余时间反复争夺，最终未能取胜。东海岸适于美军发挥海空火力优势，本应作牵制攻击，却以弱击强，空耗了大量兵力和时间。这样一来，中线又陷于苦战，伤亡惨重，迟滞了进攻。实际上朝军主要是占了兵力多、武器先进和地面火力强的优势，但这只是乘敌不备的短暂优势，必须以速度来争取战场主动权。当美军配备了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大田一战，苏制T-34坦克立刻遭受重创，风光不再，飞机空投的凝固汽油弹更是坦克的克星。朝军未能集中兵力，发动持续强攻，迅速突破釜山的西部门户马山，美军急调中线的25师驰援马山，朝军已失去胜算机会。其补充能力也远不及美军，在消耗战中，已减员过半，补给困难，粮食不足，斯大林又拒绝了金日成要求苏军用潜艇封锁釜山港的要求。美军兵员从日本和本土陆续上岸，新式的潘兴（M-26）、巴顿（M-46）等中型坦克也投入战场，性能超过苏制T-34坦克，联合国军总兵力已经超越朝军，空中和地面火力占绝对优势。B-29重型轰炸机对朝鲜工业设施进行战略轰炸，对交通设施实施空中封锁，朝方遭受重大损失，已为强弩之末。粮食缺乏，士气低落，即使枪毙逃兵也难抑军心动摇。只是不顾伤亡的进攻使美军一时情况不明，高估了朝军后续战力，受战场心理影响，总是一味防守，分散了兵力，不敢布置战线口袋，放敌人进来打歼灭战。美军失利于一时的恐慌和装备不足，之后便开始坚守阵地和转入反攻。速决战拖延成阵地战，形势随即扭转，朝军的失败不可避免。金日成全凭感觉办事，及至美军大规模入朝后，金日成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浪漫口号。虽然朝军不顾一切于9月1日发动第五次战役（9月攻势），企图一举拿下釜山，阻止美军从釜山登陆增援，结束战斗。中共曾电告其注意美军在汉城一带登陆的可能性，金不以为然，说：“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4]
北朝鲜军向南渗透得越远，他们就在美国人从其身后任何地方所布的口袋里陷得越深。北朝鲜领导人已经把朝鲜的陆地看做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朝鲜半岛三面环水，而美国对这一水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可以在北朝鲜军队后方的任何地方部署两栖部队。几乎可以绝对肯定，在空军和海军的轰炸下，北朝鲜根本不可能阻止两栖部队的陆上推进，也不可能阻挡随后向部队提供的给养和防护。[5]
麦克阿瑟将军称他的仁川登陆计划是5000比1的大赌博。兵行险地，攻敌不备，正展示出他无以伦比的军事天才。还在汉城失陷之初，麦将军就有了以仁川登陆的战略机动投入美军地面部队的设想，称之为“兰心计划”，后来又改为“铬铁行动”。麦将军之所以伟大，是他独到的军事战略眼光，还有独特的演说才能，直到前一周，华盛顿仍然有强大的反对声音，麦将军以雄辩的判断终于说服了最高层。一着棋活，整个战事发展之顺利连麦将军也未曾料到，南北合击，死撑不下去的朝军随即土崩瓦解。坐等捷报的斯大林始知战争无法打下去了，9月27日，他召集苏共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朝鲜军队和苏联顾问作战指挥不利，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机与美国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金日成从无大战经验又急于表现自己，作战全靠侥幸和赌博式的蛮干，仁川失利使形势骤变，本应布置后撤，反而封锁消息，又发起强攻，企图孤注一掷改变战场局面。在占领区强征韩国居民参战，计划组成九个师，后方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组建六个师，死守平壤。朝鲜在战争中显示了一个共产政权的屠杀本质，人民军在战争初期占领韩国大部分领土后、以及美军仁川登陆后被迫撤离韩国时，在韩国各地区进行甄别，对原政府官员、军官、警察、宪兵、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教师、记者、地主、宗教人士，以及上述人员的家属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处决。抓到美骑兵师俘虏，全部杀害。
二、共军入朝
三八线是条政治分界限，朝鲜入侵韩国正好说明这一问题。1950年9月19日，由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古巴、巴基斯坦提出“八国提案”，交由联合国大会讨论。主要内容是：一、联合国为确保安全，采取一定的适当措施；二、为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在联合国的管理下实施普选；三、实现韩国的迅速复兴；四、除完成第二项工作外，联合国军不得在韩国驻扎；五、为了韩国的统一复兴，任命新的联合国韩国委员会。南北朝鲜都希望统一，在联合国军的监督下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正符合全体朝鲜人民的愿望。麦克阿瑟立即向金日成发出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命令人民军就地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经过长时间的辩论，10月7日以47票同意，5票反对和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八国提案”。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以肃清残敌，实现朝鲜政治统一。此时韩军东线部队早已迫近三八线以此135公里的要冲元山。金日成不得不乞求后台老板出手救援：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我们不能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换句话说，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6]
苏联同意再帮助组建6个师，当然远水救不了近火，金别无选择，只好请求中共尽快入朝参战。金日成过高估计了苏联的意图，若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志愿部队，等于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迅速出兵，苏联不敢参战，即可看出斯大林底气不足。苏联不是不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准备还不充分，苏联军队数量上远远超过美国，但海空力量低于美国，核能力比美国差。经济水平则差距过大，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三分之一，按人口平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强。苏联人总是志得意满于第一次大战之末夺取了俄国的政权，第二次大战后征服了东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又从雅尔塔体系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加上中共出乎意料的胜利，一个环苏联的安全屏障已经建立，初步具备了与美国争夺世界的力量。斯大林开始改变与西方的和平政策，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抗美国的自由民主，以援助东欧的“莫洛托计划”来抵御美国振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先是封锁西柏林，考验美国的决心，后在远东制造事端，争夺前沿阵地，将欧洲的直接对峙引向远东，以代理人战争试探美国的反应。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到了总危机爆发的前夜，无产阶级在全世界战胜资产阶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才敢于点燃朝鲜战火，将整个朝鲜半岛变为一把“插向日本的匕首”。也为了争夺朝鲜南部的不冻港和出海口，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求一个合适的基地，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还可以扩大缓冲地带，作为未来进攻日本的跳板，探测美国人的反应，把中国拖下水，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把美国的力量和从欧洲吸引到远东。西方社会流行美国军事战略家玛翰（Alfrd Thayer Mahan 1840-1914）的远距离防御理论，一战二战发生在欧洲，美国仍然出兵援助，也是自身防御的需要。朝鲜人民军仁川失利后，斯大林通过驻华大使转告毛泽东：“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7] 同一天，金日成也派人向中共送来请求援助的信。
除了毛泽东，中共高层没几个人愿意打仗，中朝之间没有条约义务，也不再维持宗主关系，朝鲜惹出来的麻烦理应幅朝鲜和苏联去解决，再说军事上也没有必胜的条件。在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反对出兵，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高岗说道：“等到苏联红军直接参战或同我们共同出兵，比现在我们单独出兵好。”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慎重从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打这一仗。”毛泽东说：“你们说得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朝鲜咎由自取，该难过的首先是苏联，出兵自然是苏联老大哥带队，而不是推给中国。美国人就率领联合国军上战场。彭德怀开始也有顾虑，毛在争取彭的支持时，“列举了中国军队可以出战的三条理由：一是苏联已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二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可能将全部军力集中在亚洲；三是即使中国出兵失利、甚至让美军一时打入东北也没有关系，这样美国就欠了中国一笔债，以后还可以找美国人算账，如果现在不打一下，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至此，彭决定支持毛的主张。”[8] 彭在会议上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毛泽东不怕打世界大战，1950年9月5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无非是打世界大战，而且打是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泽东的一生伴随着战争，养成极为好战的性格，他的战略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人海战术）原则上，中国的几亿人口，正好为其施展抱负提供了巨大的演出平台。美国扔原子弹更好，对他来说，死掉一半人也算不了什么。中共政治局讨论出兵问题时，美军还在三八线以南，局势还不明朗。鉴于内部几乎一致的不同意见，毛泽东10月2日致电斯大林，答复斯大林要求出兵的指示：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9]
另一个版本的10月2日电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毛泽东态度积极坚决，有具体的兵力布署、敌情分析和战役目标，与俄罗斯的档案大相径庭，学术界对此颇有争论，认为中共官方公布的电报，其可靠性存在疑问，一天之内不可能发出两份意见完全相左的电报，因为共产党领袖之间的电报是绝密文件，不会有一份假文件专供传媒使用。但收入毛泽东著作的电报有毛的手稿原件佐证，也可以认做是毛真实意见的表示，出于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不太可能一口回绝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毛从未明确向苏联表示过不介入朝鲜战争，也早就作好参战准备，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共高层意见尚未统一，这封电报也许未曾发出。入朝参战对毛是极有诱惑力的，斯大林曾以“美国最后将被迫放弃台湾”为理由，说明参战的重要性，并指示道：“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10] 等到毛泽东派兵参战了，斯大林就缄口不提台湾问题了。
毛在朝鲜开战前后一直积极备战，毛的电报不能排除是为了抬高身价，太过积极，不谈困难，不利于提高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也需要多一些时间统一内部，鼓舞干劲，毕竟不是由毛御驾亲证，当时彭德怀尚未进京。“周恩来在7月2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7月5日斯大林对此做了答复，他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11] 那时金日成的人民军节节胜利，踌躇满志，但毛的考虑更深一层，担心美军介入，也担心美军在中部登陆，朝鲜顶不住，担子最终还是落到中共头上，预先做好准备，因为苏联已经明确表示不公开介入。以中苏刚缔结的同盟关系来说，中国处于受支配地位，那时毛泽东或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都是以请示上级的口吻，视苏联的意见为上级领导指示。苏共是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集团内部特别注重这种上下级关系，中苏关系首先是党的上下级关系，服从是第一位的，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但领导决定的事，下级需无条件服从，这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共产集团内不允许有民族主义情绪，否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无法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可以无视联合国决议的法律地位，但决不能漠视斯大林的权威，毛曾数次对斯大林的意见有怨言，但最终还是服从了。没有斯大林的支持，便没有毛泽东的胜利。各国共产党组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斯大林是大家长，不遵守苏共的指示，象南斯拉夫共产党一样，要受到大家长的惩治，也同时成为大家庭其他成员的共同敌人。毛对斯大林肯定不是一般性客套或礼仪性的尊重，斯大林给毛泽东或金日成的电报从未有过“以上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以指示”、“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同意您的指示”之类的话。1952年中苏关于朝鲜战争的一次会谈中，有一段对白最具经典性：
……
周恩来结束会谈说，这些是他们想得到指示的全部问题。
斯大林问，是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说，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也可能是建议，但从实际内容上看则是指示。
斯大林对此指出，我们只提建议，谈谈我们的意见，而中国同志可以接受，也可不接受，而指示就必须接受了。
周恩来再次说，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指示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指示。指出，他们不会盲目接受这些指示，而认为要先理解，尔后再自觉接受这些指示。
斯大林强调，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力戒作指示。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到斯大林同志对他们所请教的这些问题肯定非常熟悉。
又问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建议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关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十分宝贵的指示。他同意不仅美英法会干这种卑鄙活动，他们还要策动华人干这种卑鄙勾当。
斯大林补充说，还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寻找代理人。[12]
这决不是演戏，是由上下级关系决定的，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出兵，意味着毛是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关系。毛极其好斗的性格，决定着他必然会大打出手，朝鲜战争正是与美决战的千载难逢之机，暂缓出兵的意见，无非是借机还价，得到苏联的空军支援和更多装备。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个电报。尽管这个电报没有发出，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出兵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13] 前一个暂不出兵的电报，也可以理解为毛的两手准备，虽热情百倍，但军事准备的确不足，这毕不是打国民党的内战，不到危急关头，不打无把握之仗。10月7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一败涂地，毛下定了参战的最后决心。10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毛泽东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3日通知了苏联大使，特别强调了空中支援的紧迫性：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由九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1951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14]
中共的顾虑缓解了，钱也舍得花了，苏联反倒临阵退缩，不为入朝部队提供前线空中支援，只是答应保护后方，这大出毛的意料。这时斯大林已作放弃朝鲜的准备，他曾说，如果朝鲜失败了，就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吧，并不强令中共入朝。斯大林非等闲之辈，他也许算准了毛的企图，中共是下级，苏共是上级，不服从上级的意图，将会使中共陷于被动之中，对未来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对中共来说，出兵的代价无非是多死些人，中国人很多，打不赢也尽了力，不出兵的代价是无视苏联老大哥带来的严重后果。将直接影响他在斯大林眼中的价值，大大削弱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断上升的地位，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的愿望也许会落空。对毛泽东来说，早已下定参战决心，朝鲜人民军败局已定，美军又分兵冒进，正是展示共军机动作战能力的最佳时机，毛泽东的权谋之术，未必比得上斯大林，但的确比周恩来和林彪等人要强过许多。这时周恩来和林彪正在苏联请求斯大林提供军事装备未果，已是心灰意冷。但毛战意已决，后来的政治局会议，只是通过一下毛的决策，毛决定了的事，无人敢于反对到底。毛与其部下，也是斯大林式的大家长关系。毛认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15] 毛15日又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决定出兵的日期是10月19日。美军仁川登陆，人民军被围歼，退到鸭绿江一线，生死存亡之际，连斯大林也灰心了，毛泽东这时果断出手，救朝鲜之命，解苏联之急，抬高自己的身份，是决不会放过这一机会的。不过金日成对中国早存戒心，利用中共又防范中共，拍中共插手朝鲜事务，历史上中国是朝鲜的保护国，开战前不通知中共，几度推辞中共帮助即出于此种心态。志愿军入朝初期，朝鲜人民军不配合作战，后勤也不积极，金日成还想争夺中方军队指挥权，不懂军事又常与彭德怀争执战事，牵制了志愿军作战，在斯大林电令不准干预彭德情指挥后才有所收敛，但内心加深了对中国的积怨。
斯大林的态度让中共又一次感到失望，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只是掩护后方，不配合中国军队地面作战。中共领导人显然缺乏外交经验，过于相信上级领导，10月13日前他们还在指望苏联的“空军掩护”，直到最后才明确空军掩护是指后方，不是中方理解的前线掩护，这足以展示苏方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中方也可以顺势暂缓出兵，斯大林自知理亏，也未必强求中国参战。毛泽东虽然大为不满，但急于打败美国来提高国际声望，让苏联欠个人情债，来获取更多的军火。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也确实尽自己的国力满足中共军队现代化的需要，提供64个步兵师和22个空军师及海军的全部装备，援助建立国防工业体系，培训军事和工程技术人员。10月19日晚，解放军除去部队番号标记，秘密渡过鸭绿江，以志愿军名义进入朝鲜，不宣而战，与联合国军对抗。
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志愿军集中6个军18个师兵力发起第一次战役，以一部兵力于东线黄草岭地区阻击敌人，主力隐蔽于于西线，在清川江以北歼灭运动之敌。突然攻击温井西北两水洞之敌，接着向云山、熙川地区展开猛攻，激战12昼夜，歼敌1.5万余人。初战得胜，迫使美军退至清川江以南，打破了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第二次战役前增至12个军，计36个师。
第一次战役“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日，麦克阿瑟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仰马翻，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16]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16]
三、法律责任
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用兵之法是经典的战术原则。却非一般的战争原则，突然袭击更不能扩大为国家对外开战时的军事手段。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成功的战例，却都是国家名义下卑劣战争行为之典范，最后皆以失败告终。《关于战争开始的海牙公约》第一条确定：“缔约各国承认，除非有预先的和明确无误的警告，彼此间不应开始敌对行为，警告的形式应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是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国家行为首先是政治行为，没有单纯军事行动，国家战争是光明磊落的，其次才可以使用战场上的偷袭战术，为了战役顺利而放弃应该遵守的国家责任，实为不宣而战，在道义上是卑劣无耻的流氓行为。至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庆文告中“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的讲话，既不不是宣战书，也不是最后通牒，只是表明了官方立场。这种模棱两可的讲话，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一种外交姿态，而不是国家宣战行为。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把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从睡梦中叫醒，要他传话给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为什么中共不直接发表政府声明，而是绕个弯子，让印度大使做传声筒？是因为潘尼迦过于亲共，美国人并不信任他。当年共军攻占南京时潘尼迦也留下没走，有人因此画了潘尼迦全身涂着红油漆站在打腰鼓的人群中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漫画，发表在印度报刊上。虽然周的话隐含开战的意思，显然毛更有把握认为这个“警告”会被置之不理，便能以“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为理由秘密出兵，攻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然后说我已经“警告”过了。毛泽东根本不把三八线视作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这只是个参战的借口，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时，毛丝毫未犹豫过。中国人太注重谋略而忽视程序正义，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不似美国人，充分利用代表国际法程序正义的联合国决议，理直气壮出兵朝鲜。这看起来麻烦些，但可以避免许多后患。中国在谋略上，每个人都显得很聪明，但小聪明聚合在一起却显得大智慧的不足。精打细算于庙堂，而忽略国际正义，无疑是一种小聪明式的民族心理，也间接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毛泽东自以为精明无比，战略上却将中国拖入反美的泥潭，陷入被全球封锁的困境，实际上与满清帝王一样缺少大智慧。中国人只要能迅速获胜，从不问过程如何，哪怕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代表民间意愿，是国家行为，以志愿人员名义参战，停战谈判又以官方身份参加，是代表着中共政府的意志。一个国家及以其名义派遣武装团体或雇佣兵，对另一国家进行武力行为，实际卷入军事行动，其严重性等同于国家侵略。中共当然说联合国受美国控制，但苏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有提案权，麾下有一帮共产党国家，为什么不也去控制联合国、组成以苏联为首的联合国军呢？中共将美军超过三八线作为出兵的借口也是好战的表现，共产政权以武力改变战后秩序，是对二战后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的挑战，那些认死理的史学家及法学家们，皆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才弄不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也有人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曾发出警告，联合国军不要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就要干涉。问题是中共警告联合国本身就是非法荒唐的，处理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职责，朝鲜问题正在职权之内，否则联合国便无存在之必要，中共插手朝鲜战争则无丝毫合法性。中朝间亦非安全同盟的国家集团，毛泽东宣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整建制地转为志愿军，其行为本身就是以国家行为替代个人志愿，同样引起国际责任。中共内战起家，一切以胜利为目标，行事往往不择手段，无国际舞台的演出资历，无从养成国际责任感。美国有联合国授权，中国出兵则违反国际法，完全符合联合国决议中侵略的定义：“确认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侵犯韩国者提供直接援助并且同联合国军进行交战，因此其本身就构成对韩国的侵略。（联合国年鉴：1951）”志愿军并不是个人志愿组成的武装，而是编制完整的解放军部队，代表中共政府出战，这与抗日战争中由美国陈纳德将军等退役人员组成的小规模“飞虎队”，及西班牙内战时外国人志愿参战完全不同。中共政府军队参战是非法的侵略，是无视国际法的行为，其与后来中共激烈反对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霸权主义”，毫无二致。不用说站在中华民国立场上，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场，出兵也名不正言不顺。早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朝鲜，中国失去了宗主国的地位，朝鲜统一与否与中国不发生法律上的联系，完全是共产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才不敢名正言顺以国家名义参战，伪以志愿军形式入朝，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欺骗国内外舆论。中共教育志愿军战士说，帝国主义占领了朝鲜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本土。中国人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又只有一个信息来源，不懂得什么国际政治形势，只知道帝国主义是野心狼，与日本鬼子一样，非打倒不可。解决了战争的“合理性”，剩下就是打消部队对美军的恐惧，找出美军的几大死穴：第一、美国和联合国是侵略朝鲜，中国出兵是反侵略，为正义而战，师出有名，政治上占有优势，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们；第二，美军不如我军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更不敢白刃肉搏战；第三，美军打法死板，而我军的强项是隐蔽接敌迂回包围；第四、美军怕死，主要依靠火力，中国人不怕牺牲，敢于近战歼敌，使其火力优势不能发扬；第五、美军离后方远，飞机大炮多，物质消耗量大，我军后方近，装备轻，弹药消耗少。志愿军指战员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下走上前线，强大的政治动员使战士们士气高昂，战前写决心书、挑战书，开展立功竞赛。指战员全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能徒涉冰河，能潜伏在雪地里不动，能以身体滚雷区堵枪眼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能维持坚强的战斗力，美军士兵是企求上帝保佑，盼望着早点打完仗回家。官兵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睡鸭绒袋，要吃加热罐头，否则就拉肚子，被中国人嘲笑为少爷兵。
从总司令彭德怀到普通战士，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志愿人员，只有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算是首批入朝的志愿者。中国是义务兵役制，从来不是志愿兵制，入朝参战又是军事行为，无须征求军人意见。入朝初期，毛泽东指示国内：“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控制传媒报道参战情况在于毛对作战并无多大胜算，直到初战告捷，才大肆宣传起来。其后的主要战况报道，均由毛泽东亲自审定。战争期间，解放军先后入朝的共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兵3个师，公安军2个军又1个师，工程兵15个团，入朝人数近300万。轮番入朝作战部队占全陆军的70％，空军的41％，炮兵的73％，防空军60％，坦克兵的30％，工兵的57％，公安军的11％，铁道兵的100％。解放军第1、10、11、12、15、16、20、21、23、24、26、27、29、37、38、39、40、42、46、47、49、50、54、60、61、62、63、64、65、66、67、68、69军等整建制地换上志愿军服装以志愿人员名义先后出战，借以规避政府责任。在朝最大兵力曾一度达到19个野战军，8个地炮师，5个高炮师，2个坦克师，10个铁道兵师和一个公安师共达135万人。派往朝鲜的野战军数量甚至超过了留存国内的数量。
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反咬一口称韩国首先发动进攻，大部分中方学者长期持这一观点，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这种颠倒黑白的论调已无法瞒骗世人。于是又说没有必要纠缠谁打了第一枪，因为之前就不断有边境冲突，那是朝鲜人的内战。这种论点纯粹是为侵略行为辩护，如果朝鲜人这样认为，倒也罢了，毕竟南北朝鲜先前是一个国家，中国人持这种观点，实在荒唐可笑。朝鲜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国际战争，是朝鲜在前台，苏联为后台导演，中国为后援的国际化争端。而美国事前没有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因为联合国已在为朝鲜和平统一作出了许多努力。随着联合国的武力介入，中国的直接参战和苏联的间接加入，而演变为一场小型的世界大战。边境冲突与武装侵略不同，侵略是以占领土地为目的，少量军人的边境冲突不构成国家侵略行为。朝鲜是以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联合国安理会依据其宪章第三十九条，有认定侵略和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恢复和平的权力。至于国家是否为侵略一方承认或为联合国会员，均不影响国家的定义，适当时包括“国家集团”的概念在内。侵略战争是破坏国际和平的罪行，侵略行为引起国际责任。朝鲜与韩国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南北分治为联合国认同，至于外交承认是另一回事，苏美都承认南北分治，各有主权，外交承认都给了各自的盟国。所以北方开战不是内战，而是侵略战争，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雅尔塔体制的结果，朝鲜与中国都受雅尔塔体制约束，朝鲜一分为二，中国失去外蒙古，如果朝鲜发动战争是内战，那么中国出兵外蒙古收回失地即是内战，更是反对苏联占领的反侵略行为。为何舍近求远为别人流血，自家分裂的国土反倒视为友好邻邦？对于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来说，都强烈希望清除掉这条政治分界线，把国家统一起来。但三八线是二战结束时形成的，由苏美两个大国为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划定的临时军事分界线，两国各自推行不同的占领政策，不知不觉中使临时军事分界线成为南北两个朝鲜政权的边境线。朝鲜人的民族感情可以理解，但在没有协商解决统一问题之前，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势必引起一场大国间的冲突。随着三八线南北各自成立了主权国家，三八线这条临时军事分界线也就成了事实上国境线，虽然南北都称自己代表全朝鲜。人们刚结束了二战，不希望再来一场世界战争，所以说，朝鲜半岛统一必须以和平方式，由该地区两国人民自由选择，决不能以突然袭击的侵略以达到统一目的，肆意挑起地区冲突。如果东德向西德发动进攻，同样不能以内战的理由来解释。即使今天的中共政府也不会支持朝鲜半岛任何一方以内战理由发动统一战争。统一只可用和平的办法，这就是维持现状的意义。这与外蒙古的情况相似，过去属于中国领土，后来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谁若发动统一战争，绝对是侵略无疑，即便是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中华民国重回大陆，也不能轻易诉诸武力。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只能想出和平的方法解决，一切诉诸武力，才是战争贩子。中共内战成功，朝鲜认为也有能力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这其实是把两类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朝鲜战争是国际问题，中国内战是国内问题，中国内战由来已久，中共成立大陆政府，但中华民国政府刚被赶到台湾，并没有放弃大陆而宣告台湾独立，国际社会仍然公认一个中国。台湾海峡是地理屏障，之间没有一条政治或军事分界线为国际认可，两岸爆发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也不可能提交联合国仲裁。美国封锁台湾海峡，提出“台湾地位未定”，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并未明确日本放弃台湾主权后的归属，在两个中国政府缺席的情况下，故意留下台湾地位模糊的空间，这显然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原则。但蒋介石 先生是坚定的爱国者，始终在维护国家统一而谋求反攻大陆，在与日本的和约中写明：“台湾、澎湖的人民与法人，全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与法人”。朝鲜分治是大国政治的牺牲品，这肯定不合理，但若无三八线，整个朝鲜半岛必定被苏联赤化，三八线至少拯救了半数以上的朝鲜人。世界上不尽合理的事情太多，人们只能选择较为合理的办法，即使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也不尽公平合理，也有强权政治的色彩，凭什么五个大国就能决定众多小国的命运？但在纷争不断的地球上，也只能是这样。那么，小国政治受制于大国政治交易，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共也承认三八线，毛泽东出兵朝鲜也曾以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为条件，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为三八线打了三年仗，越过界线的各方最终还是退了回去，停火于三八线，以维持这条不尽合理的分界线。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合理的事情，关键看这种干涉是否符合人类现代价值观，是否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以色列没有美国的支持，一定会被消灭，韩国没有美国的保护也一定亡国，强权保护了弱小民族，维持了自由民主制度。巴勒斯坦人不承认巴以分治的联合国1947年的181号决议，导致几十年的战争和恐怖活动，巴勒斯坦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最终不得不回到联合国决议基础上解决巴以争端。朝鲜半岛的政治纷争，自然成为国际问题，只能在南北分治的现状下协商解决，没有人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办法。使用武力破坏地区和平，也未必能达到统一目的，如同苏联占领日本北方四岛，日本不可能以武力夺回来。朝鲜悍然侵略韩国，自己差点亡国，沦为亚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美国支持韩国政府，支持朝鲜统一，却从来不许可韩国滥用武力。实际上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朝鲜的统一问题：
1948年4月22-23日，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邀请三八线两边的朝鲜团体，到平壤参加一个祖国统一的会议。大约在此时，苏联提议所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前途。共产党势力已渗透到朝鲜半岛，其目的是阻挠联合国的选举，尽快赶走美国人，由共产党统一朝鲜。左翼势力抵制了联合国主导的选举，使73岁高龄的李承晚轻易地获胜，一个由美国支持和联合国承认的韩国出现在南方。在北方，苏联也插手建国，把在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军中受训的一批青年军官送回朝鲜，由30岁的金日成出任首相，替换此前扶持上台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由此看出，苏联并不希望朝鲜实现民主统一，而是要赤化朝鲜半岛，扶持一个附庸政权。大韩民国建国于1948年8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8年9月。此后双方都有越境袭击，仅1949年就有300余次交战，造成一定的伤亡。朝鲜游击队还渗透到南部的山区进行恐怖活动，煽动韩国军队叛乱，当时游击队以智异山、普贤山、太白山、五台山等山区活动，1949年春发展到2万人，控制韩国约40％的地区。朝鲜宣称：“白天是大韩民国，夜晚是人民共和国”。南北双方主权各自独立，实际行政权也以三八线为界，三八线事实上是南北分治线，也是一条国界线。分治由美苏军事占领形成，结束占领后也不意味着朝鲜可以抛开国际社会自行决定一场内战，朝鲜发动战争是无视国际秩序的侵略行为，这不是仅仅以内战为由就可以开脱的，当然也无法逃避擅自开战的后果。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挑动西德攻击东德，苏联会无动于衷吗？安理会五大国承认三八线的合法性，五大国一致就是国际法的依据。21世纪的联合国仍然如此，安理会只要有一张常任理事国否决票，就形不成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决议。中国与大韩民国建交，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意味着承认朝鲜半岛分为两个国家的现状和历史，原先不承认韩国的所谓的“朝鲜地图”也必须修改，也已经做了修改。承认一个主权国家，在主权承认的同时自然要承认其建国史，不可能任由自己为别国的历史分期断代。中国于1992年8月15日 与韩国正式建交，中共出版的地图上也改正了韩国属于朝鲜的历史错误，也同时承认韩国自1948年8月15日 建国之始就拥有主权的史实，反过来自己也在证明中共政权出兵朝鲜的历史正是侵略行为。这不是以现状倒推历史，而是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是内战，只要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和严重侵犯人权，联合国同样有权干涉，联合国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到亚洲、非洲、美洲一些内战不断的国家维持和平，中国也派军队参加，这不能说成是中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或构成侵略行为。联合国是自愿加入的组织，这意味着要失去一部分主权，中共一直努力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共并不认为常任理事国地位是从恢复代表权之日算起，就没有理由在朝鲜问题上对抗联合国决议，这是愚蠢的表现，说明政治上的不成熟。如果中共对抗联合国决议是正义行为的话，就说明全世界都错了，唯有中共政权正确无误。苏联在朝鲜问题上就比中共成熟灵活得多，战争开始时，总是以缺席回避麻烦，而不是断然行使否决权。因为三八线是苏美及盟国之间的交易，支持朝鲜越线行动说不通，更怕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公开与美国对抗。谴责朝鲜也不可能，因为苏联是朝鲜的战争后台。苏联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动用否决权，引起世界的责骂，将北朝鲜的入侵打上苏联人授意的标记，从而直接地将自己拖入朝鲜半岛；另一种选择是把整个事件当作朝鲜内部争吵来对待，厚着脸皮将整个事件拖下去，朝着有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苏联人选择了后者，在几次安理会上，苏联代表马立克的座位上空无一人。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0年7月6日 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安理会6月27日 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这是强词夺理，是苏联故意缺席，以逃避责任和尴尬处境，中共谈不上缺席，联合国有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缺席被认为是不行使否决权，不妨碍决议的形成。其实苏联在联合国初期是最喜欢行使否决权的，到1973年末五大国行使表决权132次，苏联为113次（其中5次为推定），英国12次（其中1次的推定），美国5次，法国4次，中国原有1次，中华人民共国进入安理会后有4次（其中2次为推定）。总是说联合国受美国操纵，从苏联滥用否决权的情况来看，苏联操纵联合国的嫌疑最大。1950年6月27日 苏联缺席， 7月7日 又缺席，联合国顺利通过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直到8月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才重返联合国。苏联力图将自己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洗刷干净，战争前几天，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10名海军顾问，苏联拒绝这一要求，以免为美国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顾问，当赫鲁晓夫询问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美国迅速作出激烈反应，通过联合国授权，同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等16国组成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由会员国自愿提供的武装力量编组联合国军，说明国际社会不能容忍无视国际秩序的战争行为。
四、战争苦果
志愿军是共产意识形态操作下的军队，其战斗力来自于政治热情，装备上的弱点难以克服，不能持久作战，不能有效地利用胜利进攻扩大战果。原始的人背畜驮补给运输系统，在进攻时便局限于短暂的交锋，用较少的弹药，减轻后勤压力。按照美军的惯例，作战时必须储存大量补给品，美军使用C-119和C-54运输机，一架飞机每天可以空运70吨物资，战时已把空投总量提高到了100吨，已达到极限，尽管如此，这离一个团级战斗队的全部需求还有5吨的缺口。补给主要依靠公路，空投是难以达到如此巨量的运输量的。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落后的后勤保障体系和步行机动，当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后，就没有快速机械化部队向纵深处推进。不管志愿军在战役上取得多大成果，都不得不暂停下来休整和补充给养，然后继续推进。由于受联合国军的地空炮火的压制，重整旗鼓就必须从战线上撤下来休整，以减少危险，缩短与后方供应的距离。其作战模式必然是：前进，进攻，撤退；再前进，再进攻，再撤退。所以，不管志愿军赢得了多少局部胜利，却无法彻底摧毁一支拥先进指挥系统、机动性强、火力威猛的现代化军队。为躲避空袭，志愿军选择夜间作战，但美军很快就明白了，志愿军一次典型夜袭不管有多大的破坏性，多么让人丧失斗志，造成的损失多么巨大，只要能坚守阵地到天亮，能见度一恢复，有地面引导的飞机和配备观测员的大炮以及迫击炮的炮火，立刻发挥战场主动，迫使中国人隐藏起来。即使美军被围困而无法转移，也可以从空中得到物资供应。志愿军要想压倒对方，就必须一次次发动损失惨重的进攻，那样也会消耗本来就不多的弹药，使进攻部队元气大伤。美军虽然损失不小，但进攻的志愿军遭受的损失更大，经常几乎是全军覆没。志愿军巨大的优势在于单个士兵都具有在地势险恶区域的运动能力，靠自己的双脚和随身携带的一点武器弹药和食物，可以突然迂回到联合国军后方的纵深处，可以穿插到侧翼或者切断前线部队。善于悄悄渗透到哪怕是防守最严密的阵地前，以军号、哨子惊拢敌人，以极强的夜间调动和作战能力取胜。美军的巨大优势在于惊人的火力，可以摧毁所面对的任何对手。由于火力凶猛意味着消耗大量弹药，依赖重型武器如坦克、大炮以及带有履带和轮子的车辆，因此，美军的行动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可以运送弹药和车辆的主补给线上。志愿军即使包围了阵地上的美军，也无法将其整建制地消灭，必须阻断美军至关重要的主补给线，不让被截美军得到充足补给，从而迫使他们投降。但这也不容易，下碣隅里之战中，美军陆战1师上万人被围，退路切断，桥梁炸毁，眼看陷入灭顶之灾。美军用C-47运输机5天之内，从简易机场撤出伤员约4400人，用空军C-119运输机从日本将8套M2型车辙桥钢构件空投到现场，美军迅速在陡峭的山腰间建好一座能通行坦克军车的坚固桥梁。志愿军第9兵团以3个军12个师（每个军编4个师）之众，付出惨重伤亡之后，无奈地看着网中之鱼破网而出，撤退到了咸兴。此后从兴南港的大撤退中，共运走兵力10.5万人，运出难民9.1万人，还有车辆1.75万台，物资35万吨。掩护撤退的作战中，美军以舰炮，轰炸机、地面火力的海陆空协同作战方式，阻断中朝军队的轮番进攻，显示出现代化立体战争的巨大威力。此役美军战斗减员4400余人，志愿军为3到4万人，这还没算严寒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第9兵团在休整了三个月后，才恢复了战斗力。
美军二战后几年未打仗，驻日本的军人习惯于安乐，喝酒找女人，变成了“榻榻米军队”。突然来到冰天雪地的朝鲜，与完全陌生神秘的中国军队作战，一下子不适应血与火的战场。志愿军却是刚从国内战场上转到朝鲜，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战斗力极其旺盛。美军中流传着许多有关“中国喇叭”的骇人传说，一曲“小二黑结婚”，志愿军听来欢欣鼓舞，夜空中的美军士兵心惊胆战。惊魂落定后，美军恢复了战力，志愿军五次战役中，前两次美军准备不足，不适应那种诱敌深入、隐蔽行军、尖刀突破、快速穿插、一点两面、中心开花、分割包围、敌后渗透等战术，吃了亏。后来观察到志愿军来去迅速的原因是轻装，不跟随辎重，每个士兵携带五天到一周的弹药粮食，隐行于山间小路，昼伏夜出，以绝对优势兵力，利用月色发动突然袭击，以嘹亮的军号声和哨子声、锣鼓声令美军摸不着头脑，造成恐惧心理，随即手榴弹密集跟进，以近战和肉搏战取胜，令美军强大炮火失去作用。志愿军没有空中掩护，必须离开公路，徒步机动，隐蔽行军，以不顾伤亡的近战歼敌，只要冲破美军的火力网，短兵相接时美军就不行了。由于补给不足，每次进攻最多支持一周，随后立即撤退，美军称之为“礼拜攻势”和“月光攻势”，加上第二梯队的攻势，也不过维持半个月。李奇微把中国军队的攻势比作“鼓起的气球”，并且评述说：“看准只能鼓起一周左右时间的地方，用大头针刺破一点，就会立即瘪了。”[18] 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时，美军待“气球”一瘪，展开全面反攻，发挥机械化高速机动的优势，快速跟进，阻止志愿军休整。平面人海战术无法抵御立体火海战术，志愿军伤亡惨重。第四次战役使第63、64、65军损失过半，迅速由进攻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8天损失4.5万人，部分部队减员多达80％－90％。第3兵团60军所属180师万余人被围，全军覆灭，仅师长郑其贵等少数人撤回。部队在饥饿中挣扎，出现整建制投降的状况。在战果方面，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仅有27军整建制地全歼美军一个团（美第7师第31团），与美军的战果不成比例。过分乐观的形势一扫而空，真正认识到美军的实力，在战场上从此处于守势，再无力发动第六次战役，只有小规模夺取高地的战术反击，却也多半不成功。只好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缩小胃口，从大规模的运动战改为“零敲牛皮糖”式的小规模消耗战和阵地战。构筑工事，挖掘坑道，准备打一场持久战争，计划消耗美国几十万人和大量财富，迫使美军知难而退。这也是荒唐的决策，最怕消耗的应该是中国，人命不值钱也罢，军费是以贷款形式从苏联获得，志愿军较好的装备全部来自苏联，许多即将淘汰的技术也要花巨资购买，拖延国家恢复建设时间。苏联除2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375架米格－15战斗机是无偿提供给志愿军外，其余的都是有偿贷款，其中一部分还是二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质。据毛泽东会见日共领导人时讲，中国欠苏联的帐总共70多亿卢布，其中只有3亿美元是经济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
志愿军入朝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突然发动攻击，取得很大战果，联合国军被迫退回三八线以南。但志愿军连续两次大战役，其准备不足仓促上阵的弱点显露无遗，40余万人已减员10万多人，多为非战斗减员，仅冻死冻伤就在一半以上，很多士兵于零下40度低温打着赤脚饿着肚子冲锋。部队疲惫不堪，得不到休整补充，且后方补给线受美机轰炸，80％的物资损失于运输途中。12月19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面对现代化的战争，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极为分散薄弱，后勤兵力投入严重不足，美军的后勤补给已达到13个后勤人员保障一名士兵的水平，中国则是一个后勤人员负责几百名战士的供应，原则上还是“就地筹粮”、“各部队各自解决吃饭问题”的老办法。战士自带干粮，碰到无人区筹不到粮食，只好饿着肚皮作战。彭德怀的意见是休整三个月以上，战场指挥员肯定比后方的决策者更清醒，但毛泽东要志愿军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展开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这个“政治”是包括斯大林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高期望值。毛泽东改变志愿军继续休整的意见，12月29日电示彭德怀越过三八线：“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果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19] 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展开，美军战史称之为“新年攻势”，几百公里防线全面突破，次年1月4日晚占领汉城，1月8日，推进至三七线附近。至此，志愿军战绩到达巅峰时刻，国内欢喜若狂，首都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前线指挥员的口气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组织群众为抗美援朝捐钱捐物。志愿军战士也充满速胜思想：“从南到北，一推就完，消灭敌人，回家过年”。乘敌不备的初战胜利被无限夸大，美军被渲染成不中用的“纸老虎”，事实上志愿军进攻已达极限，却也感染上了麦克阿瑟“圣诞节前回家”式的盲目乐观症。
三次大战役的成功，是解放军建军以来最辉煌的胜利，这比击败国民党的三大战役更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因为这是国际战争舞台。以步枪手榴弹击退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美军，实在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部队疲惫已极，后勤补给线又延长了200公里，长达500公里的补给线，有400公里无空中掩护，物资损失达30-40％。粮食棉衣严重缺乏，部队中疾病蔓延，营养不良，夜盲症患者就达上万人，冻死冻伤情况更为严重。从部队实况来看，战事应该停下来，而从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热情来说，又不可能主动停下来，响应和平呼声，争取休整时间。象舞台上追光灯跟随的主角，在一片锣鼓与喝彩声中，现场发挥良好，正是票房叫座的好时候。毛泽东在连续的胜利面前盲目乐观，“宜将剩勇追穷寇”，也一样犯了麦克阿瑟仁川胜利登陆后的轻敌错误，低估了美军的战斗力。第三次战役虽然如期结束，战绩不小，可美军防线被突破，是机动防御，预设数条防线，逐步后撤，消耗迟滞敌人，再伺机反攻。主动放弃汉城，主力未受损失，三八线以南多为平川，利于美军机械化部队展开，志愿军无山林掩护，无从发挥迂回机动及夜战优势。第三次战役只是击溃敌人，歼敌不过万把人，多为韩国军队，未取得预期战果。美军并非等闲之辈，与志愿军交战只是战役上的失利，还谈不到被赶入大海的地步，强大的海空力量和地面火力不是吃素的，暂时的失利缘于初战失利后的混乱恐慌，也不习惯山地作战。志愿军的威力在于不怕死精神和传统战术，但这些对于现代战争的作用很有限，起决定作用的是综合国力。美军不可能退出朝鲜，朝鲜战争的爆发证实了其战略地位的重要，这关系到远东战略格局的重新划分，美国的战争能力还远未发挥出来。德日军队的顽强不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强过百倍，还是败在了美军炮火之下。此时的彭德怀深感不安，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大战，伤亡和补给困难不说，战场形势随时会有变化，狭长的朝鲜半岛象一管牙膏，志愿军实际上已处于被美军三面包围的危险状态，很可被侧后登陆的美军一切两段。美军已作三七线决战的准备，三七线是主阻击线，已经构筑了坚固的阵地，以待疲惫之师。
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希望志愿军继续南下追击敌人，报告斯大林说，他从没见过打了胜仗的指挥员命令停止追击的。彭老总对这种指责火冒三丈：“拉瓦耶佐夫？他打过什么仗？第二次战役时我们停止追击，就是他不同意！我难道不想扩大战果追击敌人？……朝鲜是个狭长的半岛，东西海岸敌人到处可以登陆，我们的战略预备队上不来，仁川的教训不能重复！彭德怀不是为了打败仗才来朝鲜的！”金日成也一再要求彭德怀“继续前进”，当彭提出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由已休整两月的朝鲜人民军向南进攻的时候，金日成不再多言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几天游击的无名小卒，硬是由苏联人推上台的傀儡，在戎马一生的“彭大将军”面前乱开簧腔，实属狂妄，自家精明能干，自去打前站，何苦求人。说明苏联和朝鲜都是一个德性——不在乎流别人的血。美国人参战是流自己的血来抵御共产主义，保别人的家，卫别人的国，护世界和平。
从政治上看，毛泽东也严重错估了形势，志愿军连续发动两次战役，兵至三八线，处于入朝初期的优势地位，这时中共对结束战争的开价也很高。1950年12月5日，缅甸、埃及、印度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三国多次询问中国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12月7日，中共提出五项条件：“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约的会议。”[20] 进攻势头正旺，所列条件十分苛刻，这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并非真的想停止军事行动。苏联同意了这五项条件，又指示说：“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一旦被美国利用，就如同打了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好处。……我们将耐心地等待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所提出的意见。”[21] 中苏知道美国不可能同意这种要价过高的停火条件，于是志愿军乘胜追击，第三战役顺利结束，美军处于战场最为失利的时期。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为实现停战，批准设置三人停战委员会，他们是：联合国大会主席（伊朗代表）纳斯罗拉·恩塞扎姆、加拿大代表皮尔逊和印度代表班加尔·纳辛·劳。三人委员会向中共两次提出停战建议未果。22日，周恩来就已经以外长身份发表声明，谴责联大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当三人委员会的五项决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以45比5（8票弃权）通过后，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决议。这不仅使美国人松了一口气，也令中共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中方的理由实在奇怪，外国军队是合法的联合国军，中共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并无国际法依据，其本身就是外国侵略军，岂不应首先撤军？英国和印度由于贸易和邻国的关系，都害怕战争升级，无不巴结中共，但北京表现冷淡，开价过高，西欧各国希望没有达到，其忍耐也逐渐接近限度了。其后志愿军在战场上的攻势减弱，联合国“从对中国的恶梦一般的恐怖感和神密感中解放出来了”，联合国军重新恢复了战争决心，于是作战目的重新确认为“把侵略者从韩国赶出去”，中共的优势地位快速消失了。美第8集团军开始北进，战场的天平向南方倾斜。
民众的狂热可以理解，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宣传亦未尝不可，而对于决策者，带有偏见的政治口号没有实际意义，胜利面前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蹈麦克阿瑟之覆辙。这时若能冷静分析一下双方的实力和国际压力，停止在三七线上，中朝苏三方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甚至合法地获得三八线以南的一部分土地。12月11日，13个阿拉伯和亚洲国家开始在联合国展开行动，要将一项停火提案交三人委员会处理。这对美国是件很尴尬的事，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然大势所迫，杜鲁门政府最后决定同意停火条件，但“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这些条件基本上保持了原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内容：该协议仅限于朝鲜；建立一个20英里宽非军事区，大体沿三八线划出该区的南部分界线；禁止任何一方进一步增兵；并按以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战俘。潘尼迦向周恩来作了通报，在谈话中说到：“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这是个极有利用价值的机会，但周恩来只是淡淡地回答说：“事情并不是常常合乎美国的设想的。”出于印度的国家利益考虑，潘尼迦显然有心帮助中共的，又进一步出主意——
潘尼迦提出了一个有益的想法：“第一委员会的建议在文字上可能给人一个印象，那就是先停战后谈判。但这不是印度政府对这一建议的解释，也不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这一建议的解释。除了上面所说该建议可能在文字上给人的印象，我们的解释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我认为如果中国在答复中的措词是明确地说明中国对该建议的了解，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则如果他国不同意这种了解，否认的责任就在于他们。”周恩来则坚持：“在谈判中必须谈到停战的条件，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就停战。这就是我们对谈判的全盘见解。”潘尼迦再次表示，“经我刚才大略的读过中文的复文后觉得关于停战这一点说得不够明确。刚才阁下说谈判的目的在于停战，结束朝鲜战事，保障远东和平，因此谈判也就是假定了停战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我一定报告政府并敦促全力支持，但是其他的人没有我如此的机会与阁下面谈，可能因为中国复文在这一点上说得不明确而得到误解。”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在敌对双方之间调和斡旋的良苦用心，可惜这样的努力仍然没有奏效。究其原因，恐怕是中美双方当时都没有立即停战的意图。[22]
13国提出的停火提案已于12月13日 由联合国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委员会)通过。次日，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两次美国都给予了支持。13国集团随即要求北京将其特使伍修权将军留在联合国，伍曾出席了早些时候的联合国会议，参与讨论苏联谴责美国的决议。13国集团同时向中国保证：一旦达成停火，即可立即开始远东问题的谈判。“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获得联合国通过，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对中共来说应是求之不得的，马上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大国会谈，也是一并解决台湾问题的绝好契机，即使中共在朝鲜全胜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结果。1950年12月22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已明确提出把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拒绝一些国家代表提出的“先停火后实行停战”的建议，就中共军队停战与否，开列了三个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二、美国侵略军必须撤出台湾；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他特别强调：“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并威胁“将永远抹去三八线这一政治地理的界线。”金日成在这之前就已经气粗起来了：“人民军决心在中国志愿部队的支援下消灭全朝鲜的敌人，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以前决不停止进攻。”
毛泽东鉴于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受到前线喜报及东欧集团的鼓舞，斯大林和金日成也鼓动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毛胃口大开，以为一鼓作气即可获得战争的全胜，顾不上考虑其他的事了，断然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方案。错误往往是在胜利冲昏了头脑时犯下的，可以看出，毛出兵朝鲜决不是为了保卫和平，而是希望打击美军，看到美军不堪一击，便意在拿下朝鲜半岛，创造战胜美军的神话。中共与朝鲜都是苏联控制的傀儡政权，对朝鲜战争没有最后的决定权，苏联此时并不真正愿意中共加入联合国，怕削减它对中共的控制力。毛的领袖欲望也不局限于国内，还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个显眼的位置，展示武力是最简便的办法，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正好为毛施展其政治抱负搭建了舞台，对手恰巧又是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毛渴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交战，中央只有他一人坚持入朝与美国决战就是受这种心态的驱使。美军意外地失利，使毛倍感兴奋，12月21日，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12月23日，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13国集团，电文亦由北京电台播放。他在电文中指责美国的行动，声称由于联合国军入侵北朝鲜，三八线已不复存在。他宣称除非就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事务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国侵略军从台湾撤走，以及确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达成一项协议，否则将不考虑停火。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大第一委员会主席，明确拒绝了这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中共由此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历史性错误。
从山沟里走出的毛泽东对内战游刃有余，国际政治则过于生疏，这从毛的著作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特别是对美国的分析，便可以洞悉这种先天不足。1950年11月27日，中共任命的伍修权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28日参加安理会讨论由周恩来先前向联合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伍代表作了长篇发言，控诉美国侵略台湾。中共代表破例在联合国露面，这本来是宣传和平的好机会，但毛泽东的原则是“大闹天宫”，公然对抗国际社会。伍在大会上指责联合国受美国操纵，联合国决议非法，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是侵略。伍修权说：“我不参加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理由是很清楚的。因为朝鲜问题的真相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严重地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美国政府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是完全非法的。六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常任理事国参加，根本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参加那根本荒谬的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也没有必要回答奥斯汀先生以及麦克阿瑟报告为基础所提出的问题。”伍代表充满火药味的讲话，被美国媒体称之为“作了二小时尖刻而强硬的谩骂式讲话”，“红色中国在成功湖蔑视联合国”。伍代表的讲话等于向联合国各成员国宣战，图嘴皮子一时痛快，政治上无丝毫积极作用，非但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尊重，反令联合国认清了中共的好战本质。你可以指责美国，但不能指责联合国，联合国代表国际法的正义原则，越在胜利的时候，越应该在国际论坛上保持低调，呼吁和平，战场可以狠打，会场上却要显示温文尔雅的风度。一面急于进入联合国，一面肆意攻击联合国决议，公然与联合国为敌。中共代表幼稚狂妄的表演，更让人感觉是苏联幕后牵线的前台小丑。事实上也正是苏联的意思，斯大林要求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控诉美国的罪行，中共自然奉命行事。
尽管早些时候中国拒绝联合国有关停火的提案，但联合国停火委员会又着手起草了一项新的和平方案，打算满足北京方面所提出的部分要求。1951年1月11日，就在美国官员们获悉这一方案几个小时之后，该方案提交给了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这一和平方案包括六个具体步骤，即：双方立即停火；进一步寻求促进和平的新措施；从朝鲜撤出武装力量；“作出妥善安排”，让朝鲜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为朝鲜统一做出临时安排；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来解决有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适当的机构”将由美国、英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代表组成。这是一项对美国不利的方案，首先，在拒绝中共加入联合国这个问题上，英美两国立场各异，一旦中共加入联合国，美国不减少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世界舆论的支持。艾奇逊认为去年12月中国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停火议案，已表明中国领导人态度强硬，政治上尚不成熟，他推断中国政府有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方案。艾奇逊建议杜鲁门同意这项方案，争取主动，如果中国反对，其他国家就会站在美国一边，一道指责中国的侵略，杜鲁门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这个方案在参议院里遭到了一些反对，当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对此方案大加称赞，并表示美国将投票支持这项方案之后，该方案很快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获得通过，第一委员会还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将方案转交给中国政府。毛泽东相信这是美国人顶不住了，所以主动求和。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认为美国人接下去可能有两个动向，一是略微抵抗退兵朝鲜，二是在大丘、釜山顽强抵抗无效后退出朝鲜。总之，美国人必败无疑。彭德怀按照中央要求，制定春季攻势作战计划，力求全歼敌人，解放全朝鲜。1月17日，中国作出答复：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方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并针对性地提出条件，其内容与去年12月所提出的要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从台湾撤军。艾奇逊这次取得了胜利，中共领导人完全暴露了国际政治方面极为幼稚的一面，一方面强烈要求加入联合国，一方面又说联合国决议非法，嘲弄联合国的权威，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的迟钝反应使艾奇逊在联合国占了上风，他宣称：“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农民战争起家的中共政权的确缺少外交人才，毛泽东不必说，所谓的“革命外交路线”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国际翻版。也都说周恩来善于外交，但我们实在看不到周在这场与联合国的冲突中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中共的战争狂热展示于世界人民面前，如果按照中共开列的条件，等于联合国军向中共军队投降，原本抱同情态度的国家也纷纷谴责中国。对美国人来讲，这真是天赐良机，1月20日，奥斯汀特使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提案，其中公开宣称中国为侵略者。尽管一些联合国成员国不大情愿将这一罪名加在北京头上。1951年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44票对7 票（9 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决议要求联合国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商讨如何对中国侵略者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组成另外一个委员会，设法结束这场战争。艾奇逊计谋周全，天衣无缝，让中共失去了道义和政治上的主动。虽然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对此有怨言，但美国政府却在国内外大获全胜。一是红色中国作为一个侵略者成了广泛谴责的对象，二是并未在国内因被迫接受联合国拼凑的四国委员会而引起政治反响。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中共在国际上空前孤立，美国开始全面反击，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战场上，中方均由主动转为被动，中共失去了胜利结束战争的可能，也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和进入联合国的最佳时机。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 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还准备了价值520 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遏止中共攻台。1952年又对台湾提供了约3 亿美元的援助，1952年3 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 号文件，强调了台湾在远东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从二战后疏远台湾到重新结盟，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直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中共武力攻台成为跨世纪的梦想。虽然美军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阻止了中共攻占台湾，但也阻止台湾反攻大陆，使中共可以全力以赴投入朝鲜战场，不必防备海峡战事。
五、战场逆转
在毛泽东以为美国人快完蛋了的时候，战场形势开始转变。新上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为了应付混乱的局面，仔细研究三次作战的规律，发现了志愿军“礼拜攻势”和“月光攻势”的天机，三次战役全是用八天时间。“八”不是什么吉祥数字，而是后勤补给能力的极限，届时再凌厉的攻势也要停止，得知中国军队不具备持续攻击的能力。躲避空中打击是中国军队实行夜间作战的原因，白天必须隐蔽起来，这极大地制约了攻击速度和战役发展。李奇微调整了分兵冒进的策略，避其锋芒，诱敌深入，待志愿军军弹尽粮绝时再发动凌厉的进攻，死死缠住。战术上注重夺取路边高地，改变了离不开公路的行军办法，又在三七线一带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李奇微认为事情并不悲观，联合国军的出路在于进攻，而不是节节防御，应该主动寻机歼敌。美军决定反攻了，先是“猎犬行动”，出动小规模部队试探性进攻，再以“磁性战术”为原则，坚持近距离接触，不间断地进攻，使其无补充休息时间，局部战场采用“火海方式”，以强大炮火实施密集高炽烈的火力突击，杀伤中国军队。1月25日，联合国军发动“霹雳作战”，向正在休整的志愿军展开大规模反攻，组织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全部的炮兵、坦克和空军力量，其地面兵力达23万人。以西线的汉城为主攻方向，东线辅助进攻。此时正是苏朝希望打、志愿军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志愿军无法进行休整，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电报，要求公开呼吁停火，志愿军主动后撤15－30公里。毛泽东不但不让后撤，反而不顾志愿军粮食弱药奇缺的困难，强令彭德怀发动第四次战役，毛为此致电斯大林称：
2、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4、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敌)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
5、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但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6、我部队尚未得到人员补充。调动转移也不够。在这一方面尚有很大困难。但我们能够做到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城方向突击，消灭部分美军和4—5个南朝鲜师。
请你在高级指挥人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
7、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以后，必须再进行2-3个月的准备，此后才能实施带有决定性的最后一次即第五次战役。从各方面来看，这较为有利。
9、在进行第4次战役期间，请您考虑一下：中国和北朝鲜军队主力分为两个梯队，这是否更好一些？第一梯队部队必须携带5天干粮。第一梯队部队负责完成突破，将敌军追击到一定地区，而第二梯队部队则负责继续追击敌人，以使战役能持续10-12天时间，并利用这一时间尽量歼灭更多的敌军。[23]
斯大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您的看法。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24] 连三七线人家都不让你占了，还要什么大田安东的三六线！称为第四次战役，实际上打成被动的防御战，本应收缩战线，偏要仓促进攻。战场胜败不取决于豪情壮志，志愿军不准撤退，只好展开伤亡巨大的阵地争夺战。速决战行不通，打了近三个月的消耗战，损失5万余人，进攻势头早已是强驽之末，仅在横城地区展开过短暂的反攻，被迫全线收缩。遗憾的是美军惊魂已定，不再惧怕夜战，听惯了喇叭锣鼓声，黑夜不再为中国人独享，美军不顾伤亡固守阵地。砥平里一战，志愿军第39军以三师之众围攻美法联军一个团（美第10军第2师第23团，辖三个美军营，一个法国营。其后美第9军骑1师第5团坦克纵队增援）的阵地，经过三昼夜激战，付出几千人的死亡代替后无功而退。砥平里之战对美军有重要意义，是志愿军参战以来，美军固守阵地并给予敌方以重创，这还是第一次，打破了对志愿军的种种神秘感。2月17日，东西两线全面撤退。“礼拜攻势”失利于美军猛烈的反攻之中，人海战术难抵火海战术。志愿军仅歼敌约两个师，大部分是韩军，以及2000人左右的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美军只有一个多营。彭德怀碰到李奇微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无法实现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战役设想，不让后撤30公里，相反志愿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撤了100多公里，又回到“三八线”以北。至于朝鲜，已有28个师，其中19个师在前线，9个师在中国东北，比发动战争时多出18个师，但军官缺乏，编制不全，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及韩国军队，主要是失去了能征善战的四野骨干师。第三次战役本身就极为勉强，吞进去的地盘终究要吐出来，第四次战役以极度疲惫之师对抗以逸待劳的强大对手，后果不难设想。一支仅能凭山林和月色作战的劣势装备军队，要求取得连续不断的战果，太过浪漫主义。毛泽东是浪漫诗人，其气质也决定了他对朝鲜战场的浪漫情怀——“妙香山上战旗妍”。大田、大丘、釜山当然也可以“战旗妍”，光着脚板饿着肚皮在雪地里行军作战的战士们也只好接受这种浪漫情调。都说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朝鲜战场的决策，从军事和政治上与金日成一样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荒唐，不懂及不善于利用国际政治舞台更是毛的软肋。毛惯常于遥控指挥作战，连战役细节都要过问，带几天的干粮也要管，数不清的电报雪片一样飞向前线指挥部，令战场指挥员应接不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古以来最避讳的就是后方 君主对前方战场的瞎指挥，而毛在内战中养成的瞎指挥毛病于朝鲜战场发挥得淋漓尽致，身在前线的总司令反而事事要向后方深宫里看着地图沙盘的 君王请示。林彪指挥辽沈战役期间，52天的战役毛泽东就给林彪发去77封电报。相比之下，美军战场指挥官有着充分的自主权，能及时调整作战方案，撤换指挥员。志愿军第五次战役期间，美第8集团军5月5日曾下达过一道这样的命令：一方面要求“在两天内尽速攻歼本地域的北共军”，另外又规定，遭到下列两种情况时可随意实施撤退：1.北共军比预料得弱小时；2.遇到中共军的反击而处于危险时。[25] 这种“前后矛盾”的作战命令，实际上赋予了战场指挥官充分的灵活性，是攻击式后撤，以吸引共军，以期组织决战防御，待攻势衰竭时，再发起猛烈的反击作战。志愿军的五次大战役，前两次是奇袭，后两次奇袭的成分也很多，第五次完全在联合国军的预料之中，范弗里特甚至公开说，已经作好迎击态势。面对美军的充分准备，后勤保障薄弱的中朝军队，缺乏持续攻击能力，无论取得多少进攻性战果，最终还是要在退却中如数吐出来。所不同的是，范弗里特这一次决不放弃汉城，在战术上虽汉城也许不重要，在政治上却维系着韩国人民的感情和全世界的目光。
朝鲜战场不是国内战场，老毛的那一套地图加电报战术来对付美国人显然不灵了。毛的长处在于战略谋划，战场指挥远不如朱德、林彪、彭德怀等人，毛过分干预战场，每每使指挥员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彭德怀不得不在战事危急之际飞回北京亲自面陈志愿军的困境。2月21日，一路风尘赶进西郊的玉泉山，推开挡驾的卫士，惊醒了正在午睡的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主席，前线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你们坐在城里，很难体会到。……”[26] 彭德怀请求苏联空军支援，听到的还是“苏联不宜介入朝鲜战争”的老调子，国内各方也都强调自己的困难，彭德怀在周恩来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禁不住拍案而起：
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我看就是你们知道爱国！难道几十万志愿军战士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他们不是保家卫国吗？整个北朝鲜由于战争的破坏，物资粮食根本无法就地解决，在第一线的连队缺粮缺菜缺衣的现象相当普遍，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回到住所，浦安修看彭德怀脸色不好，问他怎么了，彭德怀余怒未消：“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我这个官老爷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那些年轻战士呢？我这个司令员不能睁着眼睛不为他们说话！”[27]
美军接连展开“屠夫行动”和“撒裂者行动”，不给志愿军喘息时间，人海战术在现代化的大规模毁灭手段面前节节失利，3月14日放弃汉城，20日退至三八线以北。志愿军的阵地就像“人肉市场”，据美国公开史料记载：“原州和堤川北侧的高地群，似乎已被敌人的尸体覆盖住了。……在荒凉的秃同上，浅埋着的尸体更之。”这表明了中朝军队“人海战术”的破产和“屠夫行动”的冲击效果即适时反击的效果是如何之大。[28] 这还是“屠夫行动”期间数天大雨溶化了积雪，迟滞了美军进攻，中朝军队得以迅速回撤。当第四次战役受阻时，喜欢作诗跳舞的毛泽东就感觉到战争有可能延长，3月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计划用27个军，共87个师的兵力，采取三番轮流的轮番作战方针，“我们至少要准备再打两年”，“我军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准备在数年内歼灭美军几十万，这样才能迫使美国人将其部队撤出朝鲜，只有到那时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已无速决战信心，但豪情仍在。在大量新兵团入朝和苏制武器补充下，志愿军兵力已达70余万，部队情绪高涨，毛泽东的头脑又开始发热，于是计划再打一次大仗，一举吃掉联合国军主力。李奇微力求稳扎稳打，坚决北进，步步为营，不留空隙，第四次战役刚结束的第二天，1951年4月22日，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开始，计划歼灭联合国军五个整师。在海陆空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强大美军面前，仅凭人数占优势的地面部队来完成这个极具想像力的计划，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战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内战时期“三大战役”式的陈旧观念。应该说，战役计划是周密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成建制地包围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也有可能。志愿军也确实把美军成建制的包围了，有时甚至是一个整师，但在美军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整团整师还是跑掉了。美军节节抵抗，有秩序地后退，诱使志愿军进攻，待中国军队筋疲力尽和给养消耗殆尽时，再展开猛烈的反攻。彭德怀这回要对付的是范弗里特将军，于第五次战役发动的前一天，日本《朝日新闻》登出了一条醒目的大标题：《范弗里特将军：欢迎共军进攻》。美军已经有了对付志愿军的经验，于夜间后撤30公里，正好志愿军一夜的进程，天明即展开反攻，建立了兵力与火力密切配合的纵深防御，志愿军夜战不能歼敌，近战贴不上去，迂回受阻，遭到美军地空火力的重大杀伤，4月29日命令停止进攻，又是一次“礼拜攻势”。随后于5月16日展开第二阶段作战，西线佯攻汉城，吸引美军注意力，东线向韩军发起强攻，三个小时之内便击溃其第3军，军官士兵一哄而散，夺路狂奔，士兵遗弃车辆火炮，军官摘掉军衔标志，无人指挥，乱作一团，致使该军被勒令解散。韩国军队都是些新兵，军官也缺乏经验，除白善烨指挥的第1军外，整体战斗力弱。开战不到一年，就损失了10个师以上的装备，却拿不出多少象样的战斗。
第五次战役规模很大，分为4-5月的两个阶段，志愿军不适合现代化战争的弱点完全暴露。后勤保障更是致命的软肋，攻击纵深即使很短，许多部队仍打到弹尽粮绝，无力扩大战果和固守阵地。战役前夕，位于平壤以东、成川以南铁路线的一个小站三登被美军轰炸，该战是志愿军一个主要转运点，造成90节车皮炸毁，损失粮食260万斤、豆油33万斤、被服43.8万套，还有其它大量物资。三登被炸，暴露了中国军队运输和防空力量的落后，物资不能及时疏散，甚至没有配置防空炮火。战场形势也不十分乐观，彭德怀说：“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天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29] 歼敌不理想，付出重大伤亡的志愿军纵深突进部队又出现补给困难，饿得啃树皮草根，捡马粪里的黄豆吃，只能下达撤退命令。范弗里特命令美军5月20日开始反攻，以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突击队”，在空中掩护下，实施多路快速反击，向志愿军后路猛插，抢占桥梁渡口，分割包围撤退的志愿军，一直养精蓄锐的13个师紧随其后。“火海战术”创造出“范弗里特弹药量”，是美军通常补给量的五倍以上。志愿军在整个战役再度受挫，损失严重，被迫后撤40公里，仅此一役，战斗减员8.5万余人, 1.7万人被俘，占志愿军全部战俘的80％多。联合国军方面损失3.577万人，双方损失比例为3:1。战役的结果是中朝不仅什么也没得到，反而失去了三八线以北的不少土地，证明通过发动攻势来打败联合国军是不可能了。力量的对比已极为明显，一次歼灭美军几个师的战役计划无疑是空想，再进行大规模战役，一定是前功尽弃。
中共能打败国民党军队，是以人体消费国军的枪弹，用士兵踏光阵地前沿的地雷和覆盖铁丝网，用人群耗光火焰喷射器的汽油，用涨潮般的人海淹没敌军。碰上后勤补给充足的美军，在永不衰竭的火海面前，这一套战法不灵光了，共军的作战意志也会随之衰减。即便是战场上，人的生命也是极为宝贵的，以浪费人命的人海战术搏取胜利，不是真正的用兵之道，与人肉炸弹式的恐怖主义是同一个思路。当时志愿军中曾私下流行另一种版本的口号：“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中共的欺骗宣传，首先在军中破产了。中共使用苏制武器作战，而苏联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无法与美国争锋，其间的差距太大，不得不承认无法击败联合国军这个严酷的现实。这一点，从苏联解密档案里也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工业能力已经发挥到极限。经数次大战，联合国军对志愿军作战的神秘感彻底消失，恐惧的心情早已烟消云散，针对性的作战正在发挥着强大的效力。克劳塞维茨说：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志愿军虽然有130余万人入朝，欲以人海取胜，但未并增强实际作战能力，致使补给更加困难。战场又越来越小，道路狭窄，到处挤成一团，反成为美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中国人虽然多，但战争仍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当人海战术无效时，最合理的政治妥协就是媾和。联合国军完全有能力再次推进到鸭绿江畔，却无力承担巨大的人命损失，还可能在中朝边境陷入与中共长期军事对垒的泥潭之中，落入苏联的圈套。既然定义为有限战争，再展开大规模进攻是不明智的，也不愿这样做。因此媾和也是最合理的政治妥协，关键在于双方如何体面地寻找一个战争结束点，这就是开城谈判的基础。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在6月23日的联合国广播中发表演说时声明：“苏联政府相信，在朝鲜的交战当事者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中共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中国人民赞成马立克的和平建议”的报道。美国作出了积极回应，由联合国军司令官的名义于6月30日向中朝军队发出谈判的建议。中方回应也很快，北京电台的广播中建议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遂后双方决定7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谈。
六、错误战争
有一种经典的说法常常出现在有关朝鲜战争的各种书籍中，即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说：“人们常常把战斗进程描述成一场与红色中国进行的有限战争，这种战斗进程会增加我们所冒的风险，会使我们在一个战略上并不重要的地区投入过多的兵力……坦率地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一战略方针会使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这句话的原意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真正的敌人是苏联，避免使朝鲜战争扩大为中美全面战争的错误，不是说介入朝鲜战争有错。那时美国有不少强硬派希望扩大战争范围，从南部协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北部大规模轰炸东北和华北工业基地，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本土，布莱德雷是针对这种倾向而言，被左派传媒渲染为美国承认打错了朝鲜战争。布莱德雷是官方高层人物，不可能公开发表与政府政策相反的言论，何况韩战是在联合国一系列决议下进行，除了左派势力，无人否认其正义性。美军参战不光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如果不加制止，接下来日本和整个亚洲必然迅速赤化，美国的战略防御圈便会土崩瓦解，欧洲也将面临巨大的威胁。苏联封锁西柏林失算，又在远东挑起一场有限战争，正是为进一步分散西方的注意力和考验美国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忍耐力。美军被严格的战争限令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不能对共军实行跨越边境的纵深打击，才让共军吃透了美国的底线，放手大打。但共军几年拿不下小小的朝鲜半岛，与美军打全面战争，绝无胜算可能，要不苏联早就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中共在朝鲜集中了百余万军队，但对于美国来说，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共军队仍然是一支落后的武装，战斗力远不及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军队。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得远大于失，强大的军事存在奠定了美国主导亚洲事务的新秩序，从亚洲的战略守势转为攻势防御，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围堵苏联和中共。共产集团则不然，苏联的转移欧洲注意力的企图遭遇失败，美国不但没有从欧洲撤退，还在亚洲和全球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因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苏联的工业能力都在欧洲部分，在亚洲发动战争，西伯利亚漫长的补给线是致使的弱点，这条几千公里的铁路一切断，苏联亲自在远东发动大规模战争决无胜算的可能，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势力相对薄弱，苏联可以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构筑对欧洲的战略包围圈，这也是斯大林坚持避免公开介入朝鲜战争的的原因。所以欧洲一直无大事，亚洲却成为火热的战场，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游击战，以及后来的阿富汗战争，接踵而来。最吃亏的中朝两国，朝鲜被打了个稀巴烂，中共失去了攻打台湾的机会。1949年8月5日 ，美国就发表了中国政策白皮书，表示不再支持中华民国。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 说：“美国对福摩萨（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福摩萨获得特别权力或建设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寻求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同样，美国政府将不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给福摩萨的中国军队。”美国对蒋政府深感失望，白白耗费了无数金钱，实在不愿再背上台湾这个包袱，认为台湾是中国人的问题，共军会在1950年底前攻占台湾，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即将画上句号，应在尘埃落定后再决定对华关系。美从台湾撤走侨民，只留一个领事级的代表，最高武官仅是一名中校。自从欧洲发生“柏林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重点放在欧洲的防御上。1949年8月苏联完成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重新审议防务政策和全球战略，亚洲防务自然居于次要地位。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有强硬势力，认为中苏条约签订，中共革命就带有苏联扩张的意味，要求采取军事措施阻止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强烈，与麦卡锡主义相呼应，麦克阿瑟将台湾战略地位比做“不沉的航空母舰”。如果苏联不介入台湾海峡冲突，美国不干涉的可能性极大，中共正是以此为准备。美国有关远东政策的言论是一个重要信号，是其有意收缩亚洲的防卫力量的标志，这对远东的共产党势力是可喜现象。所以，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议员说过一句惊人的话，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由于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对亚洲共产党武力扩张和台湾的重要地位不免过于轻视，此后美国政府才重新强调，美国不能被武力“踢出”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是，“自由世界必须保持对福摩萨的控制，假如福摩萨丧失，那么就会在岛屿防御链的正中间形成一个裂洞”。当麦克阿瑟接到北朝鲜军队在几小时以前以“大量的兵力”越过了三八线的报告时，他认为无需大惊不怪，在过去的一年中，南北朝鲜就已在三八线一带交火，他们各自派出突袭队进入对方领土从事破坏经济和散布恐慌的活动。这不过是又一次挑衅罢了，可能规模要大一点，但整个事件会很快烟消云散的。直到战争爆发前六天，美国中央情报局仍报告称：“北韩目前正针对韩国进行游击、宣传和破坏行为，但我们不认为战争即将来临。”局长因此被革职。但错误仍在继续，美军仁川登陆了，中情局10月12日的报告认为：“中国介入的绝佳时机已经错过。”等到战场遇到中共军队，已是措手不及。但犯错误的不仅是军情部门，美国总统也同样再次发出一些让对手误解的信息，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竟然否认美国军在领导联合国军作战，而是将之定性是“员警行动”。意思是告诉苏联，这不过是一场有限的战争，不打算将事态扩大。这正好让共产军队得以在朝鲜大打而无战争扩大的后顾之忧。虽然兵不厌诈，各有防备，可底线还是透露给了对手，斯大林、毛泽东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让中共军队挂上了志愿军的招牌，不想直接表明是中共与美军开战了。
但这一次朝鲜的攻势极为强大，韩国军队无力抵御，麦克阿瑟立即提出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同意后转给杜鲁门总统。其原则是援助朝鲜、保卫台湾、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军事力量和保卫日本安全。美国随即认定它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制止。杜鲁门说：“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自由国家，那么，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临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良的影响”。艾奇逊表示，美国“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防线的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做更多的反击”。[30] 1949年美军地面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决策是冷战初期最草率的举动，与放弃蒋介石政府一样短视荒唐。虽然苏军先行撤出朝鲜，但朝鲜军队比韩国强大得多，美军完全可以在对等武装韩国军队形成均势后再行撤离。日本是由许多岛屿组成的，其安全依赖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美国撤军实际上破坏了朝鲜海峡的作用——朝鲜海峡是将朝鲜和日本分开的狭长海域，如果海峡两岸没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日本的安全就可能因为朝鲜发动战争、政变或革命而危若累卵。但美国的官方政策是建立在苏联不太可能策动远东战争的思路之上，一旦战争危及美国的战略防御，关乎自由世界的存亡，美国就不可能再退却，否则它在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也将不保。朝鲜战争一爆发，杜鲁门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亚洲各国如果看到韩国受到共产主义者侵犯，就会失去保卫自己的热情，侵略火焰将蔓延为燎原大火，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是在试探美国的力量，认为美国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容忍这种侵略，联合国的基础及其理想也会崩溃，遂下定决心援救韩国。同时改变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重新审视中共政权在亚洲扩张共产主义的危险性，台湾自然被列为遏制中共的天然盟友和重要力量，是从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链中的重要一环，立即下令封锁台湾海峡，保证不成为另一个战场。美国一开始未能掌握朝鲜的意图，认为这是苏联集团进攻日本的前哨战，杜鲁门政府也同时面临着失去中国的强烈指责，恐再失去台湾会更加被动，因此也有些反应过度。但第七舰队的作不仅在于防止共军攻台，也同时制止台湾反攻大陆。面对好战的共产集团，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听取了朝鲜军队的进攻报告后，立即大声说：“这是对联合国的侵略”，并于次日召开安理会，进行干预。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提案，由美国牵头组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支联合国军队。蒋介石也向美国提出派国军第52军增援助韩国的要求，但美国不想让事态扩大，予以拒绝。
中共受制于人，在前台替苏联出头，长期与联合国作对，自己吃了大亏，足见中共领袖在国际政治上的幼稚。美国已放弃蒋介石政权，国内也不乏对中共的好感者，因为中共与苏共不同，中共是以造反农民为主，意识形态色彩不如苏联强烈，西方也有意视毛泽东为南斯拉夫的铁托。由于铁托执行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政策，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是东欧经济情况最好的国家。1949年4月，美国政府通过（花旗银行）表示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这与苏联准备向中共提供的贷款数额相等。[31]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共政权表示了善意，大使馆也未同国民政府随迁广州，周恩来曾说：“南京解放时，美国大使还在那里。并向我们一位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就不从中国撤走大使馆，甚至会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且还愿意向中国提供5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大使想买通我们。但人民解放军不理这一套，进入（使馆）驻地，美大使只好逃走。英国人更蠢，派炮舰向我方开火，我们消灭了它。”[32] 据王明讲，1948年国民党无法挽回败局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通过各种渠道表示，美国有意向中国新政府提供20亿美元5至10年的长期贷款，条件是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其实美英一点也不蠢，中共错失良机才是愚蠢至极，美国并未要求中共改变意识形态，其目的无非是想借中国之力抗衡苏联，而苏联当时也对中共深存戒心，如果及时与美国修好，就不会形成对华全面封锁的被动局面，中国肯定会是另一番繁荣景象。中共宣布向苏联一面倒前后，斯大林还是不太相信中共，联美的路尚未堵死，仍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朝鲜战争之前，美国甚至不太阻挠中共政权加入联合国：
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美国反对苏联的决议案，但却宣布说，美国愿意让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并且不使用否决权，若有7票赞成，美国就接受表决结果。马立克遭到了失败：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极端行动，因为已经有26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5个是联合国成员国)，如果苏联再耐心随和一点，这个问题也许很快就会解决。尽管在美国保守派给予蒋介石很多支持，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决心不把这个问题推到摊牌的地步。马立克的行动激怒了其他联合国成员，使他们更加反对接纳红色中国。
不久，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苏联引发的这一危机的真正动机提出了质疑。他怀疑苏联不是要帮助红色中国进入这一世界机构，而是要阻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便使北京“更为有效地同西方隔离开来，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宫拜占庭式的想法，这样的政策是很合乎情理的，因为苏联不大想跟另外一个具有潜在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国家——红色中国分享这一重要的世界舞台以及其作为共产党世界卓越领袖的地位。
对于警觉的西方人来说，马立克的行动本应该是一种提示，告诉他们存在着打破共产党团结的可能性，至少有可能着手把红色中国从俄国脱离开来。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坚如磐石、不可分割的威胁性力量。直到1951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乔治·C·马歇尔还举证说，中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种看法在美国广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的声音。斯诺是红色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相识，《西行漫记》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共产党掌管的大国。”[33]
当时美国的感觉也不是错觉，如果中共不是跟着苏联死心塌地反对美国，出于联华制苏需要，美国也会转而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没有必要同时与中苏两个大国对抗，减轻对苏联的压力。美国放弃台湾的政策，实际上也是给中共一个和解的信号。经历了朝鲜战争，又在越南战场中美交战之时，美国1972年与内外交困的中共建立关系，足以证明美国联华制苏的迫切心情，意识形态并非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回过头来分析毛泽东的行为，皆出于中共自身利益考虑，倾向于斯大林式的个人专制，有意疏远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依靠苏联建立红色政权。暴发户兼土皇帝心态，也使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缺乏成熟的国际政治远见，如果不出兵，苏联与中共关系会受影响，却未必会恼怒中国，因为它自己有能力却躲在背后，也不见得会减少援助，把中国人赶到美国人那里。完全可以利用苏美对抗来从中获取双边利益，让双方都丢不下中国这张大牌，1972年能行得通的事，1950年也不见得除了紧跟斯大林外，全是死路一条。英国是最先向中国示好的西方国家，美国也通过英国表示善意，美国政界民间不乏中共的同情者，是中共将自已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再插手朝鲜战争，与靠不住的苏联结盟，才走上了一条亲苏又反苏的死胡同。毛泽东为了挽回斯大林的错误，出兵拯救金日成，又将中国拖入了更大的错误之中。打了三年，耗费无数钱粮人命，还使中共解决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推迟了20年，吃了个大哑巴亏。用一句中共常用来嘲笑帝国主义的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攻占金门失利，毛曾把统一台湾的寄希望于苏联，但斯大林不想介入台湾战事，他的战略意图是统一朝鲜半岛，加强苏联在远东的实力，拿下台湾一是难度大，二是对苏联自身并无好处。而朝鲜战争可以将中共纳入其战略轨道，置于苏联的远东安全体系之中。中共参战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际上战争使中共政权更不安全，美国决心重新武装日本，美日韩台紧密联盟，从政治经济上全面围堵中国大陆，封杀国际活动空间，干涉中南半岛事务，让中国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内外交困之中。对中苏朝三方来说，朝鲜战争确实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说，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为其未能攻取台湾而深感遗憾。
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
……美国主要力量在于空袭，在于原子弹。英国不愿为美国打仗。美国打不赢小小的朝鲜。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
……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筒袜、香烟和其他销售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不，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失去了打大战的能力。他们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这需要步兵，但他们步兵少而且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就有人在哭泣，如果他们发动大战会如何呢？那他们岂不人人都将哭泣。[35]
斯大林的看法与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出一辙，都认为美帝国主义不行了。毛泽东在停战协议签订前的一个月还发出命令：“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7月13日，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官方战报称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超出了毛泽东的计划。斯大林愿意朝鲜战争一直打下去，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苏联即既可以达到牵制美国的目的，又能避免直接参战，还可加深中共与美国的仇恨，防止中共倒向美国。中共则利用朝鲜战争来获取更多的武器，加速军队现代化，也可以让朝鲜战场长期处于全球关注热点，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他们看来，无非是多死些人，而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美国有钱，最怕的就是死人，中苏早就摸准了美国的弱点。1953年初，中共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皆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士气高昂，同仇敌忾，毛泽东豪情万丈，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也是想通过朝鲜作战来获取苏联核技术，派钱三强在苏联呆了几个月，一直未有结果。斯大林死后，苏联方面立即改变了强硬立场，推动和谈，希望结束这场错误的战争，因为苏联并未从战争中得到实际好处。朝鲜也受不了美军的持续轰炸，损失惨重，人都快死光了。中国人虽然在战场上，但战争权握于苏联，作战资本的武器全部来自苏联，毕竟是为别人打仗，老板和主家都不想干了，帮工也没理由再干下去了。毛意犹未尽，放弃持久战，停战实属无奈，签署了板门店停战协定，苏朝中三国空忙了一场。共产体制下，是个人意志决定国家命运，毛泽东后来的要早打、大打与准备打核大战的思想，在朝鲜战争时就有了，朝鲜战场是他树立世界形象和强势地位极好机会。他的目的是要打就大打，将东北作为主战场，最好是拉苏联下水，爆发核战争也在所不惜，以打出中共的国际威风来。反正从山沟里出来，不行了再钻回去，如同彭德怀所说的，大不了晚解放几年，核武器吓不倒中国共产党。美国对远东地区安全负有责任，所以仅限于在朝鲜打一场局部战争，适时推动和谈以结束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共如果不参战，美国压到中国边境，威胁到东北地区，中国不能安心搞建设，将对中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得不战。周恩来曾说：“如果给以打击，让它（美国）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36] 这些言论纯粹是颠倒因果的强词夺理，是瞒骗世人的鬼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美国从未有进攻中国的计划，即便难以预知美国的战略计划，也不可想像美国会笨到坐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丢掉大陆，再花百倍的精力自己来攻打中国。解放军1950年4月计划精减时，有军队550万，当时美国全球布置的总兵力不足60万，若攻打中国，即使装备再先进，也需300万作战部队，台湾能动员的兵力不过几十万。进攻中国，必然是一场全面战争，局部战争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夺取领土，美国从无领土要求，让美国民众付出伤亡百万的巨大牺牲，简直就是发疯。假设中美开战，中国有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会迅速动员兵力至1000万以上。那就非扔几百颗原子弹不可。再说美国进攻中国，无需在狭窄的朝鲜与中国混战，空袭北部重工业基地，再从东南部进攻中国更为有利。美国B-29轰炸机最大时速598公里，航程可达6600公里，最大载弹量近10吨。可从日本打到中国内地的大城市，无需从朝鲜起飞，在美国的空中优势下，中国没有防卫能力。是“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使中国变得更不安全，沿海一带受到封锁，为了躲避战争，又将重工业基地向三线迁移，错过了依据沿海地理优势快速发展的时机。守住了半个朝鲜，丝毫不能缓和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大陆是苏美两国冷战的“中间地带”，美国要打苏联，必须先征服中国这片广阔的“中间地带”，以美国现有的力量，是谈不到在远东进攻苏联的。朝鲜战争改变了“中间地带”格局，中国走到反美第一线，付出了远比美国多得多的牺牲。朝鲜战争使中共国际地位上升，向世人证明中国能够在劣势装备下把被美国占领的北朝鲜重新夺回来，迫使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最终以谈判结束战争，既不能发动对中国的报复战争，也不能使用原子弹，足以大大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恐惧。但中国人民并没从战争中获益，狂热的民族主义心态并不是弱国的生存之道，白白耽误了几十年的发展时间。强势领袖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调整政策，与美国缓和，虽然毛泽东短暂接受了苏联和平竞赛的主张，但毛意在取代斯大林对抗美国的领袖地位。尽管国力根本承担不了连苏联也无法承担的反西方领袖地位，毛还是不惜孤军作战，一厢情愿地认为：“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促使毛为登上世界革命领袖舞台而大展身手。毛强调不怕同美国作战，不怕世界战争，几次告诉朝鲜、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就是你们的大后方，一旦有甚么大事发生，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可以到中国来征兵，要我们出兵我们就出兵，要财政援助我们全力以赴，要武器可以无代价提供。毛泽东对于苏联有偿向各国共党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作法极端反感，一再声明：“要买、要还帐，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这实际上是援助我们，不是援助你们，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37] 斯大林死后，毛不必再请示谁，战争狂妄发展到病态阶段：“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它从东海岸，比方说从上海、广州、青岛、天津这些地方打进来；第二，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或中央突破，从外蒙打进北京……，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再就是日本军阀又来打，印度反动派也来打，死它几十万、一万万、两万万人”。[38] 当中共陷于内外交困的绝境之中，被迫与美国改善关系，才不得不终结了做共产世界霸主的幻梦。
也有学者说，美军越过三八线是“悲剧性的错误”，引来中共参战，“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美国政府不得不饮下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朝鲜战争对朝中苏美四方肯定不是甜酒，“美国在整个战争中的伤亡总数为139272人，尚不包括冻伤及其他受伤人数。其中有24965名死亡，101368名负伤，另有12939名失踪，估计已经死亡。南朝鲜共损失272975人，其中有46182名死亡，15972名负伤，另有66436名失踪。其他联合国军成员共损失14103人，其中2597名属于死亡，9581名负伤，1925名失踪。共产党方面，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北朝鲜620264人死伤总数中，有214899名死亡，303685名负伤，101680名失踪。中国死伤总数909607人，其中401401名死亡，486995名负伤，21211名失踪。因此在整个战争中，双方伤亡总数达到195.6万人。北、南朝鲜共有200多万平民死亡。此外，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及实际上全部北朝鲜遭到巨大破坏，要想恢复需耗时数年。”[39] 中共官方称志愿军死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阵亡200多人。比较起来，按官方的保守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也有一种说法是起码死亡40万人，邓小平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康生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EnverHoxha)，都承认是40万。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也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几十万同志”。韩国战史统计韩军伤亡为22.78万人，失踪4.35万人，负伤71.71万人。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万，美国死亡人数3.7人，南朝鲜包括平民在内大约死亡100万，北朝鲜更高达250万人。[40] 中国本土虽然没有战争伤亡，但中共组织了70余万人的支前民工进入朝鲜，还有技术和医护人员，他们缺乏作战经验和武装护卫，这部分人的伤亡也不会少，官方却没有统计数字。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发动战争的朝鲜损失最大，初期以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000吨其它矿产来换取13800万卢布，买苏联的武器装备三个师，还有后续的巨额贷款，无端消耗于战场，男人死掉了1/3，再打就绝种了，一切工业基础和绝大部分民用建筑化为瓦砾。就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所说的，“再没什么东西可炸了。”以自然条件而论，朝鲜北部远超过南部，北方铁矿、煤、铅储量丰富，钨、锰占世界生产量的70％，森林和水力资源充足，具有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条件。南部以农业为主，70％以上的人从事农业，自然资源远不如北方，工业化基础薄弱。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共产主义受到全世界的遏制，朝鲜失去了和平发展机会。
七、代价高昂
战后西方国家封锁朝鲜，建设韩国，朝鲜半岛分为极贫与极富的两个世界。苏联躲在后面损失最少，为了不惹火上身，联合国表决干预朝鲜局势时故意缺席，还趁机卖了不少武器给中朝。但苏联也给予了中国大量武器援助，1951年5月22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决定无偿提供给中国空军372架米格-15歼击机，中方只需承担运费，以取代米格-9歼击机，使全部10个空军师装备为米格－15歼击机。[41] 作为中国为苏联进口橡胶的报偿。过去没有资料证明苏军参战，解密的苏联档案证明了曾密秘派空军直接参战，“在朝鲜战争中，由格奥尔基·洛博夫将军统一指挥的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平均有57％左右可在同一时间参加作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000人。据什捷缅科的报告，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损失63架。从苏联空军参战的规模和取得的战果看，苏联实际上是参加了朝鲜战争的，虽然苏美双方当时对此都保持沉默并封锁了消息。”[42] 苏联空军采取分批轮换的办法，始终保持一个军的规模，驻在鞍山、锦州、沈阳等地机场，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设立联合司令部，保卫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保卫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的交通线和飞机场。苏联空军也出动战机协助中方空军作战，特别是米格—15新式战斗机的使用，给美国的“空中堡垒”B—29战略轰炸机造成了巨大威胁。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空军总共击落美军飞机1097架，高射炮兵也击落了212架。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苏联空军仅限于后方防空，没有出动过轰炸机，机场设在东北。并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飞越北纬39度线，因为斯大林不愿让国际社会有证据指责他挑起战争，希望做幕后导演，表面上采取置身局外的超然态度。美国不会不知道苏联空军参战，只是不愿声张，避免引爆美苏的直接冲突，导致战争升级。在三年作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伤了约400架盟军飞机。
中共官方资料说朝鲜战争令美国开销了830亿美元，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万吨，中国花费不多。这是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朝鲜战争欠了苏联一屁股债，原本用于经济建设的3亿美元苏联低息贷款大部分购买了武器装备。“1952年9 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 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 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 余万吨，战费开支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43] 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方的感谢，特意向中共领导人赠送了新出产的“吉姆”牌小汽车。中国大陆刚结束了内战，百废待兴，财力物力极为紧张，战争又使中国限入空前的孤立，更加重了经济困难。1951年，苏联贷款中用于经济建设的份额不足5％。1950年的军费开支占整个预算的44％（12亿卢布），1951年占52％（80亿卢布），1952年27.9％（66亿卢布）。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也造成很大损害，仅1950年底至1951年7月进口原材料和器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在一倍左右，有的上涨了四倍。同时，出口产品则大幅减少，1950年中国土产品出口约4亿美元，1951年计划减少为2.3亿美元。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均减少90％以上，与亚洲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遇到重重困难。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574亿元人民币，人口5.5亿，人均100来块钱。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2868亿美元，人均1891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介于4.2（折合42000旧人民币）比1至2.238比1之间，其后稳定于2.5美元左右。因经济总量太小，人均产值仅为几十美元。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为247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70％。中国外汇储备1950年为1.57亿美元，51年0.45亿美元，52年1.08亿美元，53年0.9亿美元，54年0.88亿美元，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才达到两位数。工业基础极其落后，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当时中国钢产量仅有60万吨，1952年中国钢产量是135万吨。军事能力差距太大，美军海空军世界一流，美军一个步兵师装备坦克140多辆，70毫米以上各种火炮330门。志愿军每个军仅有70毫米以上迫击炮126门，步兵炮36门，山炮36门，一个军仅为美军一个师的一半，多是些抗日和内战时期的旧武器。直到朝鲜战争中后期，才有了小规模的空军，但制空权仍操在美军手中。以“炒面加步枪”的轻装备部队与海陆空立体作战的美军打仗，等于用肉体对抗机械，除了在三八线筑起“血肉长城”，别无二法。
世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有多长。当力量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采取媾和。战争进行了一年，美国的耗费就达100亿美元之多，致使1951年的军费开支增加到600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300美元。美军每月平均消耗物质达85万吨，这相当于援助北约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军集中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用于朝鲜战场，总兵力增加到70万人，还是感觉不够用。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两个师，韩国的三个师及远在本土的六个师了。这对于战略重点在欧洲的美国来说，已是本末倒置，增兵朝鲜已无可能。况且美国内部反战情绪蔓延，盟国也不想再投入更大的力量。中国方面，在第五次战役之后终于知道了若取得全面胜利，还必须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迅速加强军队的现代化，缩小与美军的差距，而这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于是，朝鲜半岛的媾和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于是各方面开始考虑如何获取最大利益，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毛泽东并不急于求和，深知美军再度突破三八线统一朝鲜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还想再拖几年看看。和谈期间，中朝又开展美军进行毒气战的控告，但当然是无中生用，却也吓得联合国军以为是中朝军队要使用毒气而采取先发制人的宣传，赶紧进行防护准备。毒气战问题还没完，又开始了美军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的宣传，什么空投了装苍蝇的容器啦，什么装有跳蚤虱子的炮弹啦，还说散布了毒蜘蛛、带鼠疫菌的老鼠，还有蚊子蚂蚁蟋蟀一类的虫子也都成为细菌武器，甚至危言耸听说启用了日本的细菌战犯。待到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进入朝鲜调查时，又百般阻拦，以防间谍名义拒绝接受。苏联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V．V．Kuznetsov)递交给毛一封空前严厉的信说：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委员会被给予了错误的信息。报纸上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大肆宣传，是建筑在虚假的消息来源上。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信中建议，北京不要再提这些指控，并说苏联方面“参与捏造这一指控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兹瓦也夫(v．N．Razuvayev)已经被召回，关进了克格勃的监狱。毛泽东将责任推给了下面，说“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北朝鲜官员对苏联人说：“细菌弹很可能是中国飞机自己投下的。”[44] 中朝只是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声势，污损美国声誉，求得谈判中的好处，却未敢在板门店提出“细菌战”这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尽管这是最有力的一张牌，可以充分证明帝国主义侵略者灭绝人性。中方谈判代表柴成文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杜鲁门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面忍着极大的愤慨没有在谈判会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谈判能取得协议，而一旦把它搬到谈判桌上，除了将对方逼到墙角导致完全破裂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45] 怕美国不承认就不摆到谈判桌上来纯粹是鬼话，你有铁的事实还怕什么？而实际的情况是中朝无力抵抗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物资严重不足，卫生状况极差，缺医少药，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等传染病流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栽赃到美国头上。毫无疑问，中朝两方是受苏联操纵的前台角色，苏联不准乱来，“细菌战”的无耻滥言只好作罢。
麻烦又出在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美国实行自愿遣返，鉴于二战结束后送归苏联的战俘，尽被斯大林杀害或监禁，在西方引起强烈震撼。苏联长期扣留了多达数百万的德国和日本战俘，从事开发西伯利亚的繁重劳动，许多战俘死于苦役。所以无论从人道或政治考虑，美国都不接受强迫遣返，正如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所谓共产主义，是无视人类的尊严和人类自由的一种制度，作为我们来说，决不能同意将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强制地遣返到那样的制度之中去。”朝鲜战俘问题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可能不掺杂强烈的政治因素，朝鲜战争是两大军事集团的武装对抗，是自由民主阵营与共产专制集团的生死搏斗，是人类追求自由反对共产奴役的政治斗争。因此，战俘遣返问题自然带有两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同时又面对国际条约的法律限制，战后即行遣返战俘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原则。朝鲜半岛和中国分别有两个政府，各自的政府都坚持一个国家的立场，所以看似简单的战俘遣返却成为停战谈判中耗费时间精力最长最棘手的问题，竟长达一年半之久。联合国军方面已向国际红十会如实报告了战俘名册（13.2万人，不包括剔除了的3.7万平民），共产党一方报告的人数却与其战报（称俘获6.5万人，交换名册却仅有11559人）宣传相距太远，而且拒绝国际红十会探访战俘营。美方实行自愿遣返的政策；朝方杀害美军战俘，让韩国战俘当炮灰或做苦工；中方则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统战策略对战俘洗脑。共产党在战俘问题上也尽施阴谋诡计，派遣特务混入战俘营，多次策划巨济岛战俘营暴乱，私设法庭处死反共俘虏，绑架战俘营司令多德准将达三天之久，意在挑起事端，以期造成美军屠杀战俘的口实，获取板门店谈判的筹码。在清理战俘营时，“警卫部队收缴了3000把长矛、1000颗汽油弹、4500把刀子、大量带刺的钢鞭、棍棒及其他武器。在整个营场发现有被杀害的16具战俘尸体。”[46] 从这个事件中，便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漠视人命的本性，在共产党眼里，战俘的生命远不及政治宣传更有价值，军人被俘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而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战俘应该为国家利益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在两条战线打击敌人。联合国军不得不以一个半师的军队来管理战俘营，牵制了战场兵力，又迫使遣返审查停止。共产党的目的都达到了，控制了收容区，接管了内部管理权，禁止警备士兵和管理人员进入，联合国军除了防止逃跑，也基本无事可做。实际上，真正迫害战俘的是共产党自己，坚持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全部受到无情打击，接受政治审查，形同叛国罪犯，开除军籍党籍，很多人含冤而死，家属也受到牵连。回国战俘怀着对共产党和祖国的热爱，在联合国军战俘营里成立地下党组织，许多营地成了“解放区”和“小延安”，作斗争搞暴动，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生的屈辱与痛悔。39军一位叫李刚的文化教员，身负重伤送回国抢救，未曾被俘，却被内部审查机关判定为“负伤被俘，训练成美国特务，派遣回国从事特务活动”，开除军籍，下放劳改，在历史政治运动中受到残酷迫害，文革中被关押和劳改达10年之久。中共可以优待敌方俘虏，却决不会宽恕自己的被俘人员。金门战役共军被俘数千人，被释放回大陆后，全部遭到整肃，很多人被判刑，甚至枪毙。在中美交换战俘时，美国允许中国在美留学生600人回国，以交换一部分美军战俘。当时获准回国的留学生欢呼雀跃，在后来的反右和文革中皆成为迫害对象。
为了保障战俘的权利，联合国军对中朝战俘是否自愿回国做出程序严格的甄别——
在审查场所先由非武装的审查官员向全体人员提出不回国时的不利和将来的不安以及将会降会临给家属的灾难等方面的警告，接着宣读中朝军的恩赦声明，然后一个一个的叫出来向其提出如下7个问题：
1．你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希望回北朝鲜（或者中国）去的吧！（这时对回答“是的”者归入归国者的群里，对说“不想回去”的人继续提出问题）
2. 你什么时候都反对回国去吗？
3. 你充分地考虑过要是不回去会给家属带来不安和打击的这个问题吗？
4. 你是否了解希望回国的人们回国之后也许你会长期的被扣留在这个收容所里呢？
5. 你知道联合国军不能答应把你送到你希望去的地方去吗？
6. 这样你还是不愿意回去吗？还是激烈地反对遣返回国吗？
7. 你虽然这样说了，假如要强制你回国，你打算怎么办呢？
在询访的过程当中，假如俘虏说：“那就回国吧”，就停止询问让其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去，一直到最后还说：“自杀”，“以死进行反抗”，或“逃跑”之类话的俘虏，就作为非回国者而让其转移到别的收容小区。这个审查以公正为宗旨，但审问是非常严格的，这大致上可以看出联合国方面从内心是希望非归国俘虏尽量少些。因为这样中朝方面才会容易接受。[47]
事情出乎意料，仅3天审查了6.6万人，就有4万人坚决不回国，就算把未审查过的全体人员都算做希望回国的，也不过9万人，这比中朝期待的11.6万人大为减少，第8集团军只好把7个小区的3.7万名俘虏停止审查，全部视为归国者。即使这样，全部归国战俘也仅有6.91万人，而非归国者为6.29万人。中朝代表除了咆哮污蔑来掩盖羞耻，别无办法，战俘问题就这样拖了下来。对联合国来说，朝鲜战争的实质就是为捍卫人类尊严，为自由而战，自愿遣返并不违反这一公认准则，违反战俘意志的强行遣返正是共产主义的做法，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可惜的是，联合国军为保卫5万名非归国俘虏生命和自由而战的15个月期间，竟付出了12.5万人以上的伤亡代价，中朝军队的损失估计两倍于此，这真是个悲惨代价，更说明维护自由原则的珍贵与不易。板门店战俘交换(大交换)于8月5日开始，9月6日完成。中朝方面遣返要求回国的韩国战俘7862名，美国战俘3597名，英国战俘945名，土耳其战俘229名，其他联合国军战俘140名。另外还有335名韩国人，23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拒绝遣返。其中有8名韩国人后来决定遣返回国，还有2名去了印度，其余的返回朝鲜了。拒绝遣返的美国人中，有2名返回美国，剩下的21名美国人和仅有的1名英国人又重回朝鲜。联合国军方面的战俘中，有70183名朝鲜人，5640名中国人作为自愿遣返者回国了。总共有14704名中国人拒绝遣返，其中有440名后来决定回中国，有12名去印度，有17名死亡、逃跑或失踪。最后有14235人返回南朝鲜，大多数人最后去了台湾。有7900名朝鲜人拒绝遣返。其中188名后来回家，有74名去了印度，34名死亡、逃跑或失踪。最后有7604名返回韩国。在美军方面，“战俘交换后有23名决定到中国生活。其中埃德华·狄更逊（Edward S. Dickenson）下士和克劳德·巴彻勒（Claude Batchelor）下士（此人在此之前表现非常亲共，被中方任命为这21人的组长）两人临行前改变主意回到美国，被美国军方以‘通敌’罪名起诉分别判刑10年和终身监禁，但均在1959年被释放。到中国的21个人后来从1955年7月开始陆续返回美国，到文革开始前，只有个别人留下，其余都选择回国。最先回国的一批战俘也被军方逮捕，但随后由于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军方对前军人在服役期间所犯罪行没有司法管辖权，于是在11月被释放。后来这些人也没有被普通法院再次起诉并且拿回了被俘后直到去中国之前这段时间的薪水。对此，一些美国军官对前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当初将这21人开除军籍的决定感到惋惜。”[48] 有些数据不是非常精准，但基本上出入不大，如美国战俘不愿回国的为21人，是美军“实施了细菌战”或“虐杀了俘虏”这类供词的人，怕回国会受到审判。
自愿遣返中不回国的战俘从此逃离了共产地狱。当年去台湾的共军战俘后来回大陆探亲访问，中共统战部门都当做海外同胞来热情接待。比那些灰溜溜回国的志愿军战俘风光无限，证明联合国军自愿遣返战俘是非常正确的。将来要是再打仗，中国军人是投降当俘虏还是自杀做烈士，仍是一个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战场上投降不等于国家投降，军人投降是保护生命，不是出卖国家利益，不涉及国家荣辱问题，宁死不降是不可取的。国家有错误，战争有失误，战俘没有过错，同样是国家的英雄。美军被日军俘获的一位将军，曾关押在东北沈阳，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代表美军参加了密苏里号战舰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国家感谢他保存了许多军人的生命。密特朗也曾是德军战俘，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黑暗的日子，他当选总统仍不失法国人民的光荣。尊重生命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美国人并不认为战俘（POW）有过不利于国家的言论是罪行，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保护自己是非常正确的，没有必须咬紧牙关遭受严刑拷打的洗脑教育。军人投降符合四个条件即为合法，一是没有子弹了，二是没有食物了，三是联络中断了，四是无法突围了。中共的原则是“与阵地共存亡”、“与敌人同归于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不能完全归罪于中国文化，“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固然是中华传统，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也为圣哲古训。一个中国原则下，去台湾回大陆与叛国无关。投降也是保护生命的正义行为，《三国演义》中关羽为保刘备家眷，也曾降过曹操，仍不失中国人忠勇之神的地位。中共也有优待俘虏的传统，不过那是用来分化瓦解敌人的统战策略，从不曾善待已方被俘人员。中共迫害战俘也不能排除斯大林的影响，1918年在顿河地区的作战中，“他命令把仓猝之间由一些未经训练的新兵编成的一个师投入战斗。结果这个师全部被敌人俘获。当波·莫·杜缅科把红军战士从敌人手中夺回来时，斯大林竟下令把‘叛徒们’处以死刑。”“22年之后，在芬兰战役期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整师整师的‘叛徒’都被送到集中营加以消灭。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这位最高统帅竟把这种做法加以合法化……”[49] 共产党的逻辑是，被俘者能活着回来的即为叛徒。刘少奇被捕过，文革中定为叛徒内奸，周恩来早年也坐过牢，亦有叛徒嫌疑，“伍豪事件”本为假案，却成为他一生需要不断辨白的污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人等进过国民政府的监狱，尽管后来奉中共指示自首出狱，仍然定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毛泽东也不例外，在秋收暴动的紧要关头，也曾被敌人俘虏过，他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这件事：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50]
毛泽东当时是湖南党的重要领导人，亲自组织武装暴动，嫌疑分子都枪毙了，他为何安然脱逃，脚受了伤比子弹跑得还快？放一把火烧掉荒草即可，又不受森林法限制。国民党雇佣的民团居然不受毛的贿赂，枪毙他没好处又何苦坚定不移地搜寻到黄昏？如果康生同志敢于审查毛这段矛盾重重、前言不搭后语的故事，一定过不了延安的整风审干关。按照延安审干的规定，每个党员各时期的历史必须有证明人的旁证材料，仅凭个人叙述，这段历史就不能定论。毛泽东是否向组织汇报过，为什么单对外国人讲，值得怀疑，红卫兵深挖叛徒时，竟也漏过这条吞舟之鱼。毛出身富农家庭，属于黑五类，焉知他不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联系到秋收暴动的失败，不免令人心生疑惑。文革中照此逻辑被整死的人不计其数，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竟也由于叛徒问题死于冤狱。中共不但迫害战俘，对捐躯的将士也不放在心上，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只是些空洞抽象的文字，不象日本靖国神社，密密麻麻摆满阵亡将士的牌位，美国每个阵亡将士的名字都铭刻在纪念碑上。下碣隅里战斗中，美军陆战一师不得已在柳潭里和古土里埋葬的阵亡官兵，停战以后都收运回国内。几十年的失踪军人遗骸也要千方百计找到，不惜花费巨资，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全国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对平民的生命也一样珍视，每年911的纪念仪式，都要将3000名死难者名字全部念一遍，费时两个多小时，充分证明西方社会对生命的尊重。中共领导人没有祭扫阵亡将士的习惯，没有这一类的纪念日，所以才对日本首相参拜战争亡灵反应过度。志愿军战俘遭受回国的恶运，对越作战中的共军俘虏，凡是被越方胁迫承认过“中国是侵略”的军官，回国后皆被判处死刑。中共认为美国出兵越南是侵略，中国出兵越南是反击，共军不管打到哪里，都不是侵略行为。
虽然美国坚持打一场有限战争以防止苏联火中取栗，斯大林当然愿意中美之间开战，哪怕美军打到中国更好，可以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口拖住美国，使其陷入一场持久的全面战争。中共则是倾一国之力，准备打一场毫无顾忌的无限战争。毛泽东迷信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秘密出兵朝鲜有如日军偷袭珍珠港，战役上是着好棋，取得出其不意的战果，战略上两者都是一盘臭棋。偷袭珍珠港只是部分美军受损，未伤及美国国力，却强把美国拖入战场，招致日本战败。秘密出兵朝鲜，让国际社会看清了中共不按理出牌的好战性格，坚定了西方阵营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全面封堵中国。相比之下，美国出兵充分利用联合国的国际法权威，名正言顺。美军在轰炸平壤等城市，事先以撒传单的方式作“轰炸预告”，以减少平民伤亡。中共承担了本无力肩负的反美先锋角色，失去和平发展可能，反而更不安全。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是实力，战役的胜利并不最终决定战争的胜利。志愿军的长处是运动战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长途奔袭插进敌阵，以二百米内的近战和夜战、不顾伤亡的贴身白刃肉搏与敌同归于尽，致敌于惊恐之中。麦克阿瑟分兵冒进，长驱直入，不知中国已秘密参战，志愿军正好能施展优势，以迂回突袭实施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美军的优势火力来不及施展，战斗已经结束了。志愿军的短处是无摩托化步兵，缺少炮兵，不能占据公路快速推进，因无空中和炮火优势，尽量避免正面阵地战。美军后来在三八线一线修筑坚固工事，减少侧翼空隙，配合以强大的火力，组成坚固防御线，迫使志愿军打阵地战。夜里用照明弹、探照灯将阵地前沿照得如同白昼，志愿军的进攻完全暴露在炮火之下，加大了伤亡。上甘岭战役就是这种最残酷的阵地战，其位于中部铁三角（铁原、金化、平康）战略要地，金化以北，是五圣山的防御前沿，原本为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两个高地附近仅有3.7平方公里，双方竟先后投入超过10万的兵力，以伤亡几万人的代价，在狭窄的阵地上反复争夺43天。要防守或夺取一座山头，往往付出数千人的代价，反复易手，既没有加强己方的阵地，也没有削弱对方的阵地。为争夺山头而进行的无数次血战，只会对局部战术形势产生影响，在谈判桌上获取些主动，并不能影响敌对双方的整体战略格局。伤亡却超过战争以来的数次大战役，仅战争结束前的最后4个月，联合国军和志愿军在战场上死伤数字合计高达20万人之多。美国尽管有火力优势，也无法打赢阵地战，正如美陆军参战史所指出的：“火力本身不管是从空中还是从地面，对于打击钻进坑道里面的敌人是不够的。它证实了有限战争对防御一方有利这样一个代价昂贵的教训。”[51] 美国不能承担进攻到鸭绿江要付出10万人的伤亡代价，开始停战谈判，可是二年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伤亡比一年的艰苦作战还要大。夺取金刚山南部血染岭（983高地群）和伤心岭（931高地群）的战斗，就是朝鲜战争中最痛苦的记忆。血染岭不过4平方公里，用了三个星期，2772 人伤亡，耗用炮弹36万发，朝军的损失估计在万人以上。伤心岭美军付出了1670人的伤亡代价，无果而终，在第二次“底线得分”作战中才一举攻下了伤心岭，弹药消耗量达天文数字。
毛泽东是农民革命领袖，凭农民战争起家，其战略战术思想也体现出浓厚的农民意识，重视谋略战术而忽视军队现代化建设。所以，共军从草创之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以战役上数倍于敌的人海战术淹没敌军，大跨度的流动作战，誉之为“人民战争思想”，仍然是古代农民战争的流寇式作战方式。毛泽东据此争得天下，便异常迷信这种人海战术原则。直到朝鲜战争后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还说：“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一亿支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52] 他以为人手一支步枪，便可以无敌于天下。朝鲜战争中，毛泽东的那一套流寇战法不灵了，共军明白了军队后勤保障必须专业化，也开始注重阵地攻防战。后期志愿军阵地战大有进步，能一次发射几十万发炮弹，后方运输线也有了中国空军的一定保障。但毛泽东仍然迷信他的运动战方式，想如打蒋介石军队一样把敌人放进来打，“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至元山线就行了。”斯大林反驳了毛的观点：“英美军很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不付出巨大损失就难以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斯大林还提醒说：“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此后的战场便以阵地战为主。毫无疑问，建立在人民战争思想上的军事原则基本过时，以文盲或半文盲为骨干力量的军队，以落后的装备作战，只能打低技术战争，除了不怕死精神，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战场。几十年的内战中，共军的装备仍然十分落后，井冈山时代是“南瓜加步枪”，延安时期是“小米加步枪”，朝鲜战场至多不过“炒面加机枪”，主要靠满腔阶级仇恨和不怕死的人海战术来弥补武器的不足。共军出国与美军作战，人民战争失去国土依托，支前民工推着满载粮秣的独轮车上前线的精典镜头不能再现，装备、训练、后勤根本不适合现代化战争要求。境外作战主要比拼军事装备质量和后勤保障，仅凭阶级仇民族恨的政治热情，没有压制敌方的强大火力和源源不断的物资补充，靠轻装突袭或坑道对峙，刺刀手榴弹一齐上，单从军事观点来讲，志愿军战役的胜利勉强可以，战争的胜利决无可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军，打垮了最顽强的德军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以连续的攻坚战夺取了日军固守的诸多岛屿，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力量和装备最精良的机械化步兵师，有令苏联人不敢公开参战的核武器，应对共军的古典战术并不困难。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仅限于地区冲突，并没有大打的意图，否则形势将是另一番景象。中共军队成长于农民暴动，习惯于全民动员的人海战术，对付国民党还可以，打精锐的日军就不是对手了。蒋介石有美式装备的军队，所以打不赢毛泽东，在于政府要面对抗战之后的百废待兴，在于国共内战造成的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国家无法建设，民生没有保障，人们渴望一个新政权，一个新秩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意放弃蒋介石政权，当年苏军帮助中共军队进入东北，迅速武装共军，包围国军于几个孤立的大城市，随即开始从交通设施、军事工业、轻重工业等方面援助中共，派出各类专家进入东北，共军得以背靠苏联壮大起来，把东北变成中共打内战的军事经济基地。而美国却是全面后退，眼看着共产党取得胜利，所以说，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美国人自食其果。1949年7月4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时说：“中国反共战争，倘不能获得及时之支援，则民主国家将来所付之代价，恐将不止百倍。我人倘不能在中国防止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必将蔓延于整个亚洲；如亚洲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则另一次世界大战，更无法避免。”[53] 蒋公确是高瞻远瞩，朝鲜战争就是微缩版的“世界大战”，美国意识到了共产主义扩张的紧迫，丢掉韩国，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接下来就是东南亚各国。共产主义正势头强劲，美国恰恰在最关键的时刻，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美国仅韩战之开销，便超越援助中华民国百倍之上。
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中不断积累起来的高涨情绪，被政治家或野心家利用，便成为强大的政治资源。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共产党，不能没有敌人，打败了国内的敌人，寻找国际上的敌人就是维持民族主义激情的必要手段，至少也要树立心理上的敌人。心理上的敌人必须是强大且距离较近的，这才具有挑战价值以引发民众源源不断的爱国激情。放眼望去，日本人败了，苏联人是中共的恩师，印度人不够强大，周边的小国更不在话下，恰好金日成把美国人引到了家门口。美国人爱管世界上的不平事，与毛泽东喜欢挑战强敌的性格正好碰撞出火花。从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过分热心来看，即知刚走出山沟子的他急于同美国交战而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心态，一来以打击美军来树立他的大国领袖地位，消除斯大林心中关于中共是否为第二个南斯拉夫的忧虑；二则逐渐步出斯大林身影的遮蔽，亲自插手国际事务，为新政权树立威望；三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使毛泽东急于输出中共版本的革命经验，提供一个标准的模式，包揽亚洲革命，树立他的共产革命教父地位。但是毛错误估计了形势，二战后的世界已经从单纯的大国争霸过渡到必须进行广泛合作的基础之上，一味诉诸武力只能孤立自己，美苏借助联合国既对抗又合作，谁都不会丢掉这种模式，斯大林死后，苏美合作更是大步向前迈进，赫鲁晓夫更是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在现代高度的总体战时代，必须分析综合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现实政治经济因素和国家长远的利益，形成政略和战略浑然一体的最高方略。毛对现代政治的变化缺乏洞察力，还停留在农民造反年代，毛泽东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战略战术原则，即“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他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只相信列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始终把国内革命或世界革命放在内外政策的首要位置。毛又极其重视个人声望，他不愿放过任何一个争取个人名望的机会，失去权力制衡的极权体制更加剧了毛的个人野心。由于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表现积极，斯大林曾考虑让中共“在建立大陆或地区联合国机构方面发挥主动”，并“与联合国并行不悖”，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又支持中国负责举办亚洲地区和平会议。朝鲜战争使刚从二战后缓和的国际局势又复杂起来，使西方社会更加团结，集体防范共产主义扩张，中国因此失去和平发展机会，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与财富来对抗西方阵营，准备打世界大战。而西方却可在政治军事全面对抗中，消弱中共的实力，压缩其生存空间。毛泽东显然缺乏总体战的战略思想，以为仅靠枪杆子就可以纵横国际社会，又不虚心纳谏，是其性格的先天不足所致。朝鲜战争后，毛意犹未尽，加大对越南和中南半岛的军事援助，增加他对亚洲事务的影响力。极权统治下，个人的性格决定国家的走向，毛泽东为了说明他是真老虎，发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朝鲜战争虽未达到毛的最大目的，给国家造成严重困难，但个人声望却有了极大提高，无人敢否认他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占据一席之地。炮轰金门时，毛想试探美国的底线，也不怕美国参战，甚至想把美军放进福建来予以围歼，让美国人丢原子弹。毛与苏联反目成仇，也不惧苏联的核武器，不顾两面受敌的处境。好战又导致毛积极投入越战，挑战美国。毛寄希望于世界大战，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更是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机会，毛不断挑战美国就是希望拖美国人打世界大战。冷战格局的核心是苏美对抗，美国以核威胁来保持均势，主要是一种遏止战略，不等于战争不可避免。中共力量弱小，在美国眼里是一枚小棋子。苏联比中国强出许多倍，尚不敢与美国交战，中国贫弱不堪非要与美国拼个死活，这决不是发扬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不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战争完全是一种希特勒式的病态疯狂。
注释：
[1]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决定过程，引自冷战中国网（www.coldwarchina.com）。
[2]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
[3]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杨奎松个人网站（www.yangkuisong.net）。
[4] 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
[5] 美 贝文•亚历山大著：《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章，P178。
[6]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档案文献》：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给斯大林的信。
[7] 同上，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电。
[8] 章百家：“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9]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1950年10月3日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
[10] 沈志华：寻找档案文献，探索历史真相—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的点滴收获。沈志华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
[11]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四章。
[12]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1952年9月19日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记录。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P540。
[14]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1950年10月13日罗申关于毛泽东决定出兵等问题致菲利波夫电。
[15]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四章。
[16] 《彭德怀自述》，第十四章。
[17] 《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3章。
[18] 日本版《朝鲜战争》中译本中卷，199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P467。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P741。
[20]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罗申关于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条件的电报。
[21] 同上。
[22] 沈志华：寻找档案文献，探索历史真相—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的点滴收获。
[23]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1951年1月28日 毛泽东关于第四次战役问题致斯大林电。
[24] 同上，1951年1月30日斯大林关于同意第四次战役作战方针致毛泽东电。
[25] 《韩国战争史》中译本，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第二卷，P58。
[26] 胡海波著：《志愿军战事珍闻全记录》，第九章。
[27] 王树增著：《远东朝鲜战争》，第六章。
[28] 日本版《朝鲜战争》中译本中卷，P625。
[29] 《彭德怀自述》，第十四章。
[30] 转引自乔兆红：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1]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二章。
[32] 1967年4月11日，北京，越南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的会谈。引自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33] 《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4章。
[34]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1952年2月8日毛泽东关于停战和援助朝鲜粮食等问题致斯大林电。
[35] 同上，1952年8月20日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36]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P75。
[37] 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4月25日）。
[38] 毛泽东接见宫本显治的谈话（1966年3月28日）。
[39] 《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62章，P576。
[40]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35章。
[41] 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1951年5月22日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问题致毛泽东电。
[42]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
[43] 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成败。
[44]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35章。
[45] 《志愿军战事全记录》，第四卷第三章，P375。
[46] 《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59章。
[47] 日本版《朝鲜战争》，中译本下卷，P404-405。
[48] 摘自维基百科（zh.wikipedia.org:、），朝鲜战争词条。
[49] 安·弗·安东洛夫-奥弗申柯著：《斯大林时代的迷案》。
[50]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四篇，P141-142。
[51] 引自《韩国战争史》，第五卷，P11-12。
[52] 李锐著：《毛泽东的晚年悲剧》，1999年南方出版社，P108。
[53] 《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P213-214。
好一顿大餐，舒服，谢谢！
回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