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性的逆淘汰体制
在共产党的形式逻辑中，有一个通用性的事物评价标准，正如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水火不容的道德逻辑贯穿于中共的整个历史，在文革中更成为红卫兵的座右铭，也是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要标准。共产党的敌人外延极广，不光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也不光是“黑五类”，凡是它不喜欢的事物都是敌人，尤其是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这些人类普世价值观，也包括人类历史文化，大部都视为剥削阶级的东西加以反对，形成有共产党色彩的党文化体系，也是共产党的阶级性或党性原则。因此，共产党的是非评判标准与人类社会普世价值完全相反，其道德和行为也必然是反人类文明的，它的所谓“革命正义”或“人类正义”也必然是反革命和反人类的。正如胡锦涛在中共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会上的庄重宣言：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共产党看来，世界上的主流价值观是邪恶的，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在走邪路，只有它的思想和制度才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是走“正路”。在这种反人类的道德体系下，人性自然呈逆向淘汰趋势，所以越是残酷狠毒和嗜杀成性的领袖，越容易成为伟大人物，越受崇拜景仰。比如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上千万人，毛泽东在政治运动中整死了数千万人，邓小平将坦克开进天安门，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胡锦涛屠杀新疆西藏人，无不在血泊中赢得党内声誉和尊重。在中共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仍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这种盖棺定论式的赞语是共产党对伟大领袖的功过评价。革命导师的所谓“错误”，只是在党内斗争中杀人太多，对人民怎样罪恶滔天，都算不上是错误，丝毫不影响其伟大英明。毛泽东的镇反或邓小平屠杀学生，非但不是错误，更是保卫红色政权和为改革开放护航的伟大历史功绩。江泽民被揭发为“二奸二假”（日本及苏俄汉奸和假冒烈士子女并假党员），仍然将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宪法，其历史劣迹根本谈不到错误的层次。胡锦涛在拉萨镇压藏人抗暴，亲自戴上钢盔上前线指挥，在镇压新疆维族抗暴和上访冤民方面，比上一任更为凶残，政治上更趋保守。本性所致，共产党党魁们一个比一个冷血，誓与人类普世文明为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人性逆淘汰体制的产品。
一、消灭人性
研读中共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坏人当政，越是坏的人，越容易爬上高位。为什么是最坏者当政？是因为中共极权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逆向淘汰体系，在不断的优汰劣胜中，最坏的人便脱颖而出了。中共从建党始，就进入逆淘汰过程，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王明、向忠发等领袖，是绝对的亲苏派，这些毫无民族情感的莫斯科奴仆，以效忠苏俄利益为最高准则，对斯大林唯命是从，理所当然地淘汰了尚存些民族意识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将中共领上了祸国乱华道路。其后的领导人毛泽东更是极端残暴冷血的独裁者，连基本的人性也没有，比王明之流更坏，他领导的中共也沦为纯粹的政治流氓集团。所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又被毛泽东无情淘汰了。邓小平先是淘汰了华国锋，又继续淘汰胡耀邦和越紫阳，把卑劣之徒江泽民拉上前台，继续着人性逆向淘汰进程。
毛泽东成功于中共的逆淘汰体制，居第二位便是周恩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共的胜利；同样，没有周恩来，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成功。所以有“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之说，毛与周是魔同鬼的同盟关系。毛是一大元老，又搞过农民运动，后来上了井冈山，掌握一支中共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但毛是土共领袖，在党内势力单薄，远不如洋共风光。周恩来有留洋资本，势力遍及全国，他长期掌握中共高层权力，是莫斯科看重的人，党务、组织、军委、白区等诸项工作都由周实际操控，谁当党的最高领袖，周都位居中枢。因为，绝大多数的旅欧留俄学生都是周的同党，在黄埔系和国民党军政各界都有深厚基础，在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声望也很高。周较为儒雅的风格也容易为人接受，在人脉上比毛泽东强出百倍，这是毛远不及周的地方。但毛比周更具有帝王气质，心术手段也更适于宫廷斗争，善于利用矛盾，瞄准时机，果断出击，能迅速置对手于绝地。周缺少帝王气魄，却是做“大内总管”最佳的人选。所以，毛的手段阴毒野蛮，周的配合老到圆滑，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使得这一对冤家搭档纵横数十载，笼络了大批人格卑劣的追随者，犯下了数不清的罪恶。正如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说：“……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1]
学者胡平说：“不可否认，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与不太坏的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样一来，好人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变得和坏人相差无几。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将党的利益与权力奉为第一原则的政治集团。有了这个第一原则，挟天下以奉一党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中共在铸成饿死3000多万人这一大错之后，罪魁毛泽东居然可以继续名正言顺地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因为这是极权主义的逻辑使然。”[2] 中共的革命是坏人的暴乱，聚集了大批的卑劣之徒，但武装叛乱和经济改革需要能干的人，光用流氓恶棍不行，所以中共也会有彭德怀和林彪那样的军事专家，也需要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专家，他们都不算太坏，最终难免触动体制，致进退两难，终以悲剧收场。在共党的残酷政治斗争面前，每个参与者都面临着重大的人生选择：要么服从党的利益，搏取名利；要么自己受整肃，沦为共产党的敌人，两者必居其一。显然，共产党的事情只有毫无人性的人干起来最得心应手，最容易取得主动，展现出政绩。如果只想当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只有被淘汰出局，于是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人性逆淘汰进程中的坏人当政史。那些心肠歹毒、谎话连篇的党徒，将人性洗刷掉，换之以共产党的党性，每一次反人类罪行都是为自己铺设升官发财的捷径。在成功者的示范效应下，会强烈激发人们的表现欲，好人因此逐渐变坏，越来越坏。朱镕基算是正直些的人，上台时也曾发下肃贪重誓，但很快就发现，个人无法抗衡体制，共产党的黑暗不光是个人问题，关键在于党权专制，党是恶党，马列主义是邪教，恶党邪教不除，一切都是空谈。朱是共产党人，他不可能动摇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基础，也动摇不了。
由于共产革命本身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为了提升党性，只有人性消灭得最彻底，党性也就发挥到最高了，所以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人性消灭史。六四戒严前，赵紫阳不同意军队入城，面临下台局势，他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希望学生们珍惜生命，停止绝食抗议，“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的老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3] 赵知道自己的劝告起不了多大作用，出于人性之善，还是要作最后的努力，不惜承担下台的后果。连党的总书记都在逆淘汰中出局，共产党内的好人也就所剩无几了。大屠杀期间，数十万军队中只有第38军徐勤先军长敢于断然抗命，甘愿坐牢，不使自己双手沾上学生鲜血，不做屠杀人民的“英雄”。其他良心军官最多以消极方法对付开枪命令。无数的残酷事实使体制内每个人都明白，党员的基本功就是不能按传统的良心标准行事，一旦凭良心说话办事，就会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成为党的敌人。即使内心同情他们，也必须在口头上表示“无产阶级的义愤”，划清界限，免得一起遭殃。既然生存法则是“劣胜优汰”，这样一来，共产党便成为一个比赛邪恶的集团。灭失了人性之后的党性，是奴性与狼性的混合体，即：党性是对党及领袖之奴性，亦是对党的敌人之狼性。中共向中国人不断提倡的“雷锋精神”，便是要培养对党无限忠诚及对敌冷酷无情的党性，在党面前是羊，对待敌人是狼，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受长期洗脑驯化，中国人的奴性与狼性已是深入骨髓，不断劣化着民族性格。越是专制文化越容易形成弗洛姆说的“双重性格”， 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也是荣格说的“人格面具”。这不止是低文化层次，即使在知识阶层，如北大中文 教授孔庆东者，自称是孔子第73代孙，那种无法掩饰的奴才和恶狼性格，那种对毛主席共产党的铁心维护，对自由言论的刻骨仇恨，便是最突出的表证。他能毫不犹豫在自己的新浪微博发文：“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孔庆东敢于破口大骂，脏话连篇，就是认准了被骂者无权无势，骂了白骂，若是面对上级，再讨厌也会笑脸相迎，显示羊性的一面。但当北大学生要求校方解聘孔庆东时，北大竟然装糊涂，孔教授依然可以为人师表。焦国标同样是北大教授，只是说了些真话，党不爱听，立马就不让再教书了。有百年独立精神的北大，竟然与五毛无赖一起在人性逆淘汰体制作用下，加速堕落了。
为了让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共产党会将一切罪恶包装为“善举”，将坏事变成“好事”，将罪恶变为“正义”，将专制美化为“民主”，将好人与坏人的标准颠倒过来，共产党都有一套得心应手的办法。让你去杀好人，不忍下手，而让你去杀反革命或黑五类，就是共产主义正义事业，也是党对你的考验，是党性的具体表现，罪恶感便消失殆尽了。中共能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不停息的行恶中，从不发愁没有打手和追随者，就是人性逆淘汰体制的成果。所以说，一方面共产党是人性逆淘汰机制的产品，同时又是整个社会和民族人性逆淘汰的操控者，它通过不断地强化逆淘汰体制，来改造民族文化心理，扭典人格，使共产党的一切恶行看起来与做好事一样。2009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它以“60年辉煌”的强大宣传攻势，一举将自己的血腥历史妆扮得光彩夺目，根本不提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些罪行也发生在60年里，它把坏事全部变成了“好事”。形形色色的吹鼓手也视之为盛大节日，普通民众自然也跟着傻乎乎地渡过美妙的“黄金周”，在喜庆声中休闲娱乐了。从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来看，人性逆淘汰正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它决不可能存活在人性正常的社会里，人性越坏它越容易延续，如果社会都讲正义了，共产党就灭亡了。
消灭了人性，党性便与兽性无异，更可悲的是，兽性常常包装为“革命的人道主义”，使兽行带上善行的光环，通过它深入基层的组织网络和宣传工具毒害着亿万民众。1970年初，云南省玉溪地区发生7.7级强烈地震，受灾波及面积8800平方公里，包括通海、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7县，造成15621人死亡，震中通海至为惨重，山崩地裂，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 2.64％。许多自然村夷为平地，仅通海县的经济损失，按现在的可比价计算，就达27亿元之巨！这成为20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是中共建政后死亡人数仅次于唐山的大地震。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也有意压低了。为了防止“国外敌对势力”趁机渗透破坏，灾情处于严格保密性质，直到30年后，地方上才半公开了这段历史。当时的云南日报在地震后的 1月9日，才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语焉不详的消息，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
新华社昆明8日电：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受灾地区的广大共产党员、各族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迎击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地热泪盈眶。
通海作家杨家荣在其《通海大地震30年祭》中写道，在灾民最缺乏食品的时候，各地源源而来的是“精神粮食”；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省抗震救灾办公室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建水县退回粮票7313斤和捐款13000元；通海县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地震发生后，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分别致电表示慰问，从当时的报道看没有任何国外援助。当时全国人民都已被彻底洗脑，人人都相认“敌人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连自然灾害也不应该有，水深火热中的应该是帝修反。决不能让敌人高兴，灾情保密及拒绝外援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有些人因抢救毛主席石膏像和毛主席著作而成为人人学习的抗震英雄，他们说：我们死了不要紧，决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受到一点伤害！在共产主义者看来，不是救人第一，人多死一些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保持共产主义精神，大灾大难正是激发群众共产主义精神的最好时机，是坏事变为好事的关键时刻，共产主义思想才是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和自然灾害的精神原子弹。至今中国人还是这种“多难兴邦”逻辑，在2008年的汶川8级地震中，10万人死亡，中共还是能发出“震出一个新中国”的豪言壮语。漠视生命并不是偶然的，1976年7月28日的7.8级唐山大地震，完全可以不死人，因为震前已经预测到将有大地震发生，上报到中央，北京唐山等地的地震监测点都有数据支持，但中共就是不准发布消息，怕影响稳定。结果唐山市死了数十万人，只有唐山的青龙县事先做好预防措施，房屋全倒，却一个人也没死。2010年艺术片《唐山大地震》热映，感动了国人，而同期揭露唐山大地震真相的纪录片《掩埋》被禁止播出，只好放映给香港人看。唐山大地震无法隐瞒是由于地震波及京津地区和周边省份，无法象边远地区的云南一样装糊涂，地震才得以宣布。到了网络时代，想隐瞒大地震更是不可能的，能够隐瞒的就只有真相。
大跃进时，安徽是极左的重灾区，大刮共产风，农村大面因饥饿浮肿死人，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极为不安，到无为县下乡调查时，对基层干部说：“食堂一般不要搞了，……现在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愿意回去吃，只要你们把粮食、柴草、菜园地给他，给他们解决锅，他们会举双手欢迎的，愿意单吃的。”建议把库存的几百万斤粮食赶快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又严厉惩处了逼死人命的干部。一时间全县6000多个食堂一风吹散了，只剩下120个食堂。毛泽东得知此事，龙颜震怒，指名批判张恺帆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借批彭德怀之机，对张也展开大批判，定性为“反党联盟”，开除党籍，撤职劳改。妻小亲属及所有接触他的人遍受牵连：
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还有在抗日时期曾任皖江参议员、老民主人士王试之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28741人。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有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像行军队伍一样。
……靠反右倾恢复起来的食堂口粮标准很低，一般日均每人2两左右。大部分食堂两年没有油吃，更不谈不上肉。有的食堂几个月没有盐。冬天不供应热水和开水。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80％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10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部由县委财贸部解决。[4]
我们也可以将大饥荒视作大屠杀，假若大部分的共产党干部能在这场旷世灾难中保持人性，就不会白白死掉几千万人。但他们保持了党性原则，坚定维护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党的团结。党性是统治的需要，中共是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发达的，董必武和彭真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因此，“搞运动”，也成为行之有效的治国手段，用搞运动的方式来动员群众以打击敌人，用党性来考验每一个人，实现中共的政治意图。在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工作也与对敌斗争联系起来，通常将“黑五类”及子女列为敌人，煽动族群仇恨，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宫廷政治阶级斗争化，经济建设群众运动化。共产党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是挖掘“敌人”和清除“阶级异己分子”的群众革命运动，去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命，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就是每个人必须表明的政治立场问题，对政治运动的任何疑问就可能成为运动的敌人遭受整肃，积极投入运动更是入党和提干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毛不断发动大规模的政治纯化风暴，为了避免变成被运动铲锄的“毒草“，使本来就为数不多尚存些人性的共产党员屡被批判斗争，家破人亡，株连无数的无辜者，更加速了人性的逆淘汰。经过没完没了的党内清洗，共产党内基本消灭了好人，剩下的只是坏的程度不同，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别。好人消灭了，再无人敢直言，恶人的生存环境大为改观，无论怎样作恶也符合革命原则。农村的大食堂管几百上千户，社员一天吃二两粮要往返几次，精力消耗在了路上。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几里路，多则十几里路，天寒地冻，风雨无阻。连青壮年都饿死了，没有气力的老人妇孺更是饿死拉倒。公共食堂消灭了一家一户吃饭的传统，饭勺掌握在干部手中，可以随意用“扣饭”来惩罚社员，失去土地又失去自主吃饭权的农民，更加不敢怒不敢言。延安时代的大中小三灶制度，表示着身份的尊卑，大跃进更使这种章法滥用，区区一个县或乡科级干部居然也开起小灶来，享受以往中央委员才有的待遇。
革命与反动的肆意颠倒，共产主义者灭绝了人性，就全剩下了革命性——党性。共产主义的政治大清洗运动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旗帜下，成为轮番比赛邪恶罪孽的过程。拥护共产党，必须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拥护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无论这种代价有多大，多少无辜者丧生，也不准有丝毫的怀疑。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罪恶的制度，就是因为它彻底剥夺民众的生活权利和思想权利，把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成恶犬，让败类掌权来屠杀统治好人，相互嘶咬，胜者享受，败者灭亡，整个民族陷入“人吃人”的邪恶竞赛之中。共产主义的现实好处本来就稀少，必须以牺牲别人来保住自己的饭碗，所以政治斗争尤其残忍酷烈。历次政治清洗运动，无论是党内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是灾难的制造者，同时又是受害者，以高频率的角色竞争来保持共产主义革命队伍的战斗性。
二、劣化人性
中共从来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政党，虽然它也讲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但从其党内外的残酷斗争历史来观察，很少体现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尤其是对待不同意见者，无所不用其极。共产党要消灭人性，要提升党性，因为党性原则高于一切，甚至超过人的生命价值。相当数量的中共高级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整死，也丝毫不敢有超出党性原则的言论。这比皇帝赐大臣一杯毒酒还要跪谢圣主隆恩更为可悲，且不存在良禽择木而栖的选项。党性原则贯穿于中国人政治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哲学、历史研究、文艺创作，无不以表现党性为第一要义。直到现在，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必须体现“主旋律”，这仍然是党性原则的变称。“你是为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反问式的话语，就是党的官员对党的喉舌记者的责难。共产主义者不需要通常意义上的人类情感，这种感情若不受控制，会影响党员对党的忠诚度，必须从理论上击倒人性，让坚持人性论者带上负罪感才行。毛泽东把现代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归类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加无情以批判：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5]
人类之爱就是人性之爱，是充满人性光芒的博爱，也是基督教和佛教文明的核心。毛泽东所说的人性的阶级性其实就是党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可以将一切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思想观点概括进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天然代表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所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及党性原则是三位一体的，仅是叙述上的差别。共产党的学说认为，人有阶级地位，其表现的人性便有了阶级性，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人类之爱从来没有，只有消灭了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类之爱。至于每个人，超出党性的人性之爱必须抛弃，决不能提倡人类之爱，特别是在父母子女或同乡战友犯了错误，成为党的敌人（阶级敌人）时，能不能抛弃亲情人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党性原则约束自己，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分水岭。这就是共产党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性只是党性的针对性表达，通常意义上的人性是党性的大敌，是阶级斗争的大敌，不消灭非无产阶级的人性，讲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或温良恭俭让之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就无法动员民众，举起屠刀。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性原则下，失去超阶级人性的党员不过是供党的领导阶层驱使的奴隶，在人性与党性的天平上，党员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也不能自由退出党组织而不受惩罚，如果开除出党就意味着生存权利也同时被剥夺。所以党性的实质就奴性：党员是干部的奴仆，下级是上级的奴仆，全党是中央的奴仆，中央是领袖的奴仆，领袖是共产主义的奴仆。为了培养标准的奴仆，淘汰人性以增殖奴性，用集体主义精神置换个人的思想自由。共产党有自己定义的党性之爱，推广于全社会，是由下至上的爱，如“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核心原则是爱党及其领袖，这种爱的实质就是提倡效忠和奴性，有了奴性，自然会巩固民主集中制。
但党性是什么，其定义是模糊或随机的，并非仅仅遵守党的章程和听从党的领袖指挥就是有党性了。六四之后，党内对赵紫阳展开大批判：“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6] 按理说，赵是党的总书记，其他人不经过总书记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及中央全会，就决定撤他的职，是漠视组织原则，才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但邓小平搞“垂帘听政”，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严重违反党章的决策反而成了党性原则，赵紫阳反倒犯了分裂党的大罪，失去了人身自由。这告诉我们，在党内必须学会见风使舵，切不可被死板的规章制度套住，丛林法则决定着成王败寇，谁是兽中之王，谁就是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说党性就是兽性，亦不为过。不但不为过，关键时刻连兽性都不如。野兽有舐犊之情，虎毒不食子，共产党的党性根本不管这些。在党性与人性的冲突中，党性是至高无上的，而不能追求真理或维护亲情友谊。周恩来夫妇、朱德元帅及郭沫若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是他亲密战友孙炳文的遗孤，当年曾是延安著名美女之一。可惜红颜薄命，先是让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的专列上非礼，积怨于江青，后来文革中抓进监狱。周从未敢对毛提出抗议，逮捕孙维世的命令恰恰是周恩来签发的，孙惨死狱中，手铐一直带到死。周恩来有青年偶像之誉，据称文革中保护了不少干部，为何不保护自己干女儿呢？这就产生一个悖论：如果孙维世真的有罪，那文革后为其平反就是错的；如果孙无罪，那周的批捕命令就是在陷害自己的亲属，必然有周的一份罪行。反右运动中，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给打成右派，周从未出面保过张，他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是张推荐给廖仲恺的。张申府曾说：“抽象的共产党人不错，具体的共产党人不是东西。五十号的人尤其混蛋。周恩来更是坏极了。”[7] 重庆曾家岩50号是周恩来的住所，人称“周公馆”。一个多年老友能说出这等话，一定出自肺腑。延安时就跟随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不小心惹恼了江青，江打狗不看主人，破口大骂：“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汪东兴不同意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对别人说：“那个卫士长跟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江青一句气话，就把人家扔掉了。”后来让成去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成对周忠心耿耿23年，下场真不如一条看家的狗。[8]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曾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兄弟之情都让位于党性，一个看家护院的马弁又何足道哉。中共总是说周如何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而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帮助毛泽东施展罪恶而已。1955年4月1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转道香港期间，乘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中共香港情报网事先获知台湾派人安置炸弹，周于是改乘它机，却故意让中国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们替他去死，来证明“美蒋特务蓄意制造谋杀”的阴谋。[9] 周恩来本性懦弱，在危急关头牺牲别人明哲保身的人格，正好让毛泽东利用周轻易搞垮了博古、王明、张闻天、刘少奇和林彪等人，使周自己也失去臂助，笼罩在毛家夫妇的淫威之下。周在党内军中党羽颇多，在高级将领中的人脉比毛还强，要不早就倒台了。我们可以从林彪叛逃事件的危机处理分析，周在党政军各界显示出的强势远远超出林彪之上，便可知周的能力并不在毛之下。毛还有些不知所措，是周果断为其分忧，安排一切，让毛平缓渡过危机。周绝不是没有还击毛及拯救中国的能力，是他过度爱惜羽毛之性格决定了他宁愿选择助纣为虐的小风险方式。而周却以儒雅的形象掩盖了其兽性不如的卑微人格，竟然成为几代人的人格偶像，足见党性的欺骗性有多大。
朱老总是党内公认的宽厚长者，为人正派，体察下情，不争权力，但也是一个党性坚定的共产党员。南昌暴动失败，朱德率残部千余人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之际，他的结义兄弟和云南讲武堂同学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闻知，立即送来5000大洋，让朱的原班人马编为一个团，开赴韶关，如数拨给经费，并补充了6万发步枪子弹。当广东李济琛得知收编朱德部队，严令石部将朱德缴械，石为了顾及友情，随即密告朱赶快率部离开，朱得以安全撤离。后来朱德率红军攻打16军驻地郴州，石军大败，副官长毙命，当其下属龚楚言及石军当初之仁义时，朱德对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义正辞严：“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10] 虽各为其主，也不必如此绝情，胸襟宽厚的人，饮了共产主义迷魂汤，竟说出这等话来。关云长受曹操之恩，华容道毅然放曹公一马，体现出知恩图报的高尚人格，中国人最敬重的就是关公的义气。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横行，与共产党不断消灭人性有极大关联，中共善于利用人类良知来实现卑劣目的，让党性成为抵御人性的心理盾牌，那些良心尚存的人多半出局了。朱德若保留人性，也会被无情淘汰。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内整人之风猖獗，连爱整人的人也难免在无休止的斗争中出局，只有最无耻的人才能笑到最后。国民党因为尚有人性，其党员的忠诚度和革命精神也就比共产党差许多，终于被兽性不如的共产党击败了。由于人性包含着最重要的亲情，如何斩断亲情也是共产党员的功课。傅作义是国民政府华北剿共总司令，负责守卫京津冀地区，防范共军，不料自己的女儿傅冬菊（傅冬）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派遣到父亲身边，窃取国军机密情报，动摇傅作义的抵抗决心，为共军打败她的父亲效力，她果然不辱党命。虽然传统意义上她无疑是“逆子”，背叛出卖了父亲，而在党性考验下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她深知亲情是必需服从于党性的，便是牺牲亲人也应在所不惜，但她又必须巧妙利用亲情来掩护其无耻用心，一切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亲情便不值得珍重了。投共的傅作义也一样有了党性原则，他的八弟傅作恭当了右派，饿死在甘肃夹边沟农场，是想在猪舍里抠点猪食充饥，体力不支倒毙的，埋在乱坟场，连尸骨也找不到了。傅作恭是水利专家，听了傅作义的劝告从美国回来报效“新中国”，他在劳改农场曾向傅作义写信求助，要求寄来些钱和粮票。傅作义不相信共产党会让右派饿死，严厉斥责了八弟。这样一个爱国“海归”，居然被活活饿死了。傅冬菊为党国辛劳一生，临死前穷困不堪，连住院费也拿不起，因为共产党是从不讲情义的，失去了利用价值，连为它效命的忠实党徒也不屑一顾了。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文革中被抓，郭 夫人于立群让郭老赶快向周总理求救，因郭与周私交不错。郭老痛惜亲生爱子无辜受难，但又无可奈何，求情的话始终没说出口。有报道说郭世英和几个高干子弟在1963年组织地下文学社，探讨问题，追求真理，郭老即刻大义灭亲，举报了儿子，致使多人被抓判刑，儿子送农场劳动，文革中是旧事重提。儿子死了，死时仍是五花大绑，绳子勒进肉里，被人扔到楼下，肝脑涂地，说是自杀。在人性与党性之争的生死关头，作为一个党员，维护党的领袖和党的决议就是维护党的组织原则，是党性的集中表现，要子女还是要党的原则，两者必居其一。这个帐也容易算，为子女或自己人开脱，非旦保护不了他们，连自己也要搭进去，六亲不认则海阔天空。对亲人可以不认，对党的领袖必须绝对忠诚，即使失宠也不能有半句怨言。毛的卫士长叶子龙遭贬，到处讲毛的风流韵事，也不过是一时气话，刘少奇闻知勃然大怒，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11] 经周恩来等人说情才得以保命。刘少奇的湖南学友杨剑雄土改时遭难，写信求救于刘，望刘念被赵恒惕逮捕时曾出力营救之旧情，刀下留人。刘少奇不仅不出援手，反而致信省公安厅：“当时营救者甚多，宜当按党的政策处理”，落井下石，杨遂被就地处决。这些偶像楷模式的大人物，灵魂曝光之后，我们就只能看到其耀眼的党性光芒完全遮蔽了人性。周恩来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曾尽力保护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在毛泽东统治下，周从不敢与毛抗争，保护那些无辜被杀、关、管的文化人，最多只能暗中表示些象征性的善意。温家宝是赵紫阳的老下级，赵逝世后，温无动于衷，连一句慰问的电话都没打过，素昧平生的普通人，无不痛惜赵公辞世与不公之待遇，冒着警察抓捕的危险，前去赵府吊唁。私下打个慰问电话未必有多大政治风险，却可能触犯组织原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温在2009年初访问英国，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被人丢了鞋子，这种场面本应用幽默的言语轻轻带过，不失政治家风度，却是义正辞言地说：“老师们，同学们，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不管学生抗议方式如何，也与“卑鄙的伎俩”毫无关联，这与稍前布什在伊拉克遭扔鞋时的泰然自若和风趣幽默，形成强烈的反差。
最体现人性的莫过于父母子女之情，共产党人在紧要时刻竟然可以舍弃子女。曾志1931年到厦门做地下工作，厦门党机关经费困难，就把她刚生的儿子卖了100块钱。曾志的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段经历：“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党组织已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这哪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12] 红军在撤离江西时，绝大部分红军干部的幼年子女都留在了当地，在红军里面，没有保护妇女儿童的习惯。女人不过是领导人的性工具，中央曾专门为李德分配了女人，解决他在红军时的性需求。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最高负责人野阪参三，中共也专为他配备了女人。苏联驻延安联络员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未带家眷，毛泽东亲自拉皮条，为孙送来漂亮的女大学生。当年缅共分子在北京受训，他们在大街上到处找漂亮姑娘，看中哪个，由陪同的中国军官出面问女孩的单位住址，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单位领导找女孩谈话，以“政治任务”来迫使她们嫁给缅共分子。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时，说过送给美国1000万中国女人的豪言壮语，在他眼里，女人也是博取政治利益的筹码。也不能说这全是玩笑话，美国总统能有此言论吗？一旦为了党的利益，老婆可以丢掉，孩子可以送人，对一个漠视人权、灭绝亲情的邪教组织，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它去关怀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呢？正如前述那样，党性更体现在能否为党抛弃一切上面，生命、子女、财物，甚至要无偿提供性服务。这比日本军中的慰安妇更加彻底，慰安妇虽然也奉献，却是收费服务。女共产党员无私奉献全部身心，男共产党员就更不必说了。电影中的董存瑞在炸碉堡前，郑重其事地掏出钱来说：“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命不要了，财物却是党的，自觉交纳党费是考验党员忠诚的重要尺度，连命带钱一同献给党才是最彻底的革命者。《夹边沟记事》中叙述了普通战士是怎样被锻造成没有人性的杀人工具的，竟然将枪决人犯的数量与入党提干联系在一起，谁在杀人时表现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谁就有了升迁的机会。尤其在人山人海的刑场上，以饱满的阶级仇恨来扣动扳机，教育革命群众，是刽子手最好的立功机会。一个低贱的传统职业，竟然被共产党用来培养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是人间奇迹。一个暗无天日的极权制度，把本来可以为国家为民众做好事的人，本来可以挥洒善良情操的人，被党性束缚得如此卑微，反用一句共产党的老话就是：“新社会把人变成鬼”。
共产党不但否定了超阶级的人性，也认为人的个性也是带有阶级性，共产党员的个性必须与党一致，只允许不违反共产党利益的个性存在，否则就是反动的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最缺乏宽容精神的马克思创立阶级斗争学说，由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共党专政国家，置民众于共产党的绝对专制之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到了毛泽东的革命，更是一个不断消灭人性过程，造成几千万伤亡的战乱不说，建政之后和平年代也绝没有半点宽容，一反大赦天下的惯例，而展开大屠杀式的镇反，杀了百万人。统购统销政策大征过头粮，搞得饿殍遍地，基层干部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很多农民上吊自杀。一些正义感尚存的人上书中央，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13] 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又整死了几百万人。抛弃良心，消灭了非无产阶级的人性，消灭了阶级社会的“人类之爱”，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就变得没有了人性，只知道斗争。共产党自有其一套善恶标准，认为共产革命无论怎样杀人放火都是在行善事，它所反对和消灭的都是在除恶。中共理论家陈伯达说：“有革命的人性论，也有反动的人性论。当某一种人性论提出是在反对反动势力和反动思想的时候，那末，这种人性论就可以是革命的。……反之，反动的阶级拿他们的天性观来衡量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时候，那末，它就会是反动的，以至于是反革命的。不仅如此，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或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人性观之所以能是进步的，仅仅在于它是反对旧的东西，但如果拿他们的人性观反转来衡量更进步的，更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时候，那末，它就一定是不准确的，因此也是反动的。……所以，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有历史以来最善良，最优秀的人性，因为，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代表历史最前进的最革命的阶级。”[14]
三、制造魔鬼
党性原则也是共党领袖个人独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排他性决定了共产党的邪恶基因序列，而独裁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病毒遗传。从马克思对待巴枯宁之最毒刻最无忌惮的态度和行动上，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独裁基因表达。巴枯宁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被德国和俄国政府逮捕流放，因与马克思见解不同，马克思在报纸上攻击他，诬陷他是间谍。1864年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1868年在瑞士成立“国际社会义民主同盟”，宣扬无政府主义，认为阶级压迫的祸根是国家而不是资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这本是理论之争，马克思却对巴枯宁大肆攻击，说他是间谍，流言他盗用25000法郎。1872年第一国际在海牙开会，马克思派于取得压倒的优势以后，决议开除巴枯宁，理由是巴“利用欺诈手段，占有别人的财产”。马克思死后，独裁基因又遗传给了俄国布尔希维克党，俄国共产党消灭一切异己，实行彻底的一党专政。列宁死后，斯大林又排斥托洛斯基，以“叛国”名义杀害其追随者。俄共又将马克思列宁的独裁基因传给全球共产党人，中共更得其“嫡传”，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中共成为他个人统治中国的工具，发动一系列以摧毁人性的基因改造运动。邪恶的教义带上邪恶的基因，催生出邪恶的政党及邪恶的领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这些邪恶的灵魂得以祸害人类，就是借马克思主义之力，通过共产主义的基因工程，快速转录出摧毁人类文明的病毒，使感染者丧失人性，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成魔之路。马克思主义病毒在遗传过程中，有适应环境的超级能力，不断地选择性变异，其毒害作用会越来越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增强其适应性，在病毒复制转录中达到自完善。
马克思是个仇恨人类者，是撒旦附体的后魔鬼，“我渴望向上帝复仇”，“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在他们《演奏者》一诗中写道：
啊！我将黑血之剑，
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
这是上帝不用不喜之术，
它从地狱的黑雾里升腾入脑，
令头脑痴迷，令心魔变；
我从黑暗手中将它换来！
它为我打着拍节，画下印记，
我奏响浑厚、美妙的死亡进行曲。[15]
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魔鬼的语言——一个由撒旦建立的理论体系。所以说，所谓“无产阶级的人性”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人连自己的亲友都可以抛弃，连统治下的顺民都要虐杀，无产阶级就是一个无爱的阶级。没有了爱，一腔仇恨之下，连虎毒不食子的禽兽之爱也没有，其人性何在？！无产阶级只是共产党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在专政谁，而是共产党专政其他的一切阶级。如果谁对遭受共产党压迫的无产阶级表现出关注同情，为之争取权益，那一样是共产党的敌人。爱党爱国是党性，决不是人性，人性是超阶级超政治的人类情感，对外是墨子的兼爱或耶酥的博爱，对内是舐犊反哺之情。服从于党性原则，就等于失去了人性，失去做人的价值，归入魔鬼一类。毛泽东在这方面堪称共产党人的典范，他也什么没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被他整死的数千万人之中，绝大部分是工农群众。无产阶级的情爱也没有：他几度未停妻而再娶，置牢狱中的杨开慧母子于不顾，也不管呆在苏联冰天雪地中的贺子珍母女死活，杨开慧与贺子珍与毛泽东都是一个阶级的战友，一个党的同志。毛与众多的女友“大被同眠”时也毫不顾忌“冷宫”中江青的性需求。毛可以乱搞女人，江青不敢红杏出墙，给伟大领袖戴绿帽子，逼得她心理变态，怒火转移到文革中，害死了不少上海文艺界的同行。毛是个极端虚伪的人，一方面自己性关系极其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又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 ”的“光辉形象”。中共在江西和延安都出台过婚姻法规，但毛泽东的重婚行为从未受到过法律制裁。从心理和生理上说，毛泽东与江青都有着偏执狂的心理特征，毛诡计多端，玩政治象他的抽烟一样，吞云吐雾，须臾不离。而吸入“二手烟”最多且中毒最深的正是江青，江在家庭生活上的失意，只好在政治上出风头，以其病态心理充当毛的打手：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的这句名言，道出了帝与后之间的真实关系，也道出了恶主子及狂犬淫威之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受学识阅历、性格气质、意志能力等因素影响。但人的精神生活不可能全是纯理性的，还受情绪、欲望、感觉、幻想、灵感、习惯、潜意识等等心理因素影响。一些不自觉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有非理性因素或非理性的精神活动。人有些非理性的行为不足为怪，但在毛泽东身上，尤其是其晚年，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常表现出非理性因素的放大效应。其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完全失控，非理性传染于全社会，以几何数量的增加，大大加重了文革的灾难程度。象毛泽东这样非理性到了颠狂地步国家领袖，世界上并不多见，他创造了极端暴虐的中共，将人类灾难推到前所未有程度。
由于丧失了人性，毛泽东甚至没有与子女享受天伦之乐的情趣，没有与朋辈促膝谈心的兴趣，惟有永无止境寻求权力斗争的刺激，将这种斗争粉饰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斗，来增亮他伟大的光芒。他可以放过日本战犯，不让他们劳改，提前释放归国，但决不放过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战友，无不置之死地而后快，宁愿爱法西斯分子，也不愿爱无产阶级战友。他是共产党的 君主，其所作所为无不表现他超阶级的人性之恶，虽然他从不承认有超阶级的人性。毛虽然提倡党性，但自己却没有什么党性观念，随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在党内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几千万共产党员服从他一个人，共产党员皆其奴仆婢女。毛泽东堪称人性卑劣的楷模，丁抒的《阳谋》说：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一番：“凡是旧创造者，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余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养，可以说只有陈氏一人，陈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了。[16]
陈铭枢说出了毛泽东的诸多劣处，三反五反尽管狠恶，但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更为卑劣，他还未领教过毛引蛇出洞以便一网打尽的奸诈手段。等到反右开始，陈只得按上面给他定的调子，自我污辱一番：“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陈的分析入木三分，以毛这种品质的人治国，只会祸国殃民，那些弃蒋介石转投毛泽东的人最终都领教了共产党的卑劣无人性。蒋介石能容忍武装反对过他的军阀，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任何非议。延安时有个农民因共产党横征暴敛，愤怒地说：为什么雷电不劈死毛泽东！地方上要枪毙这个农民，毛泽东不同意。此非毛的宽容，而是江山未定，不好对根据地的农民大开杀戒，他的整风运动还是针对党内，建国后若有人说出这等话，绝对碎尸万段，株连九族。卑劣不光是毛泽东的独有性格，是共产党之通病，老祖宗马克思就有这种毛病。他的《资本论》是部学术著作，却过于刻薄粗鲁，通篇充斥着咬牙切齿的仇恨性批判语言，比如“鞣资本家的皮”、“资产阶级的呆痴”之类，喜欢与人激烈论战，不是心平气和讨论问题。持这种心态的论战最终一定会导致暴力倾向，从语言暴力升级为理论暴力，再演变为肢体暴力，如果条件适合，就会演变为战争暴力和暴力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暴力革命的逻辑过程。在理论上一定要压倒对方的心态，使得一般的理论或学术之争在缺少自由竞争的政治环境下，再精明的理论也会走向邪恶之路。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的大辩论演变为全国大规模的武斗，形成全面内战，就是仇恨心态下的必然结局。各方都认为己方的道理万分正确，都是遵循毛泽东思想，都急于获得话语霸权，派别之争便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以政治或武力手段压制对方。棒子砍刀一齐上，后来是动用机枪大炮。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都充满着这种味道，而且自以为是，杀气腾腾，党性压制了人性，首先表露的就是强烈的暴力复仇倾向。鲁迅不是共产党，但他热衷于马克思主义，满脑子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坚定的同盟者。他喜欢用尖刻的语言批判别人，精于论战，却容不得别人的批评。他揭露民族劣根性入木三分，却不知自己身上也带着浓烈的缺乏民主宽容的劣根性。他骂别的作家是资本家的走狗，自己却与日本资本家长期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阶级斗争思想蒙蔽了他的眼睛，这样的人若有了权力，一定是毛泽东一样的大独裁者。这种为谩骂式的批斗话语在文革中发挥到极端，形成展示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独特话语系统，称之为“文革语言”，垄断了中国话语霸权。文革语言是一种泼妇骂街式的骂战技术，是狠恶和调门的比赛，谁都力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而不是共同探求真理。共产主义从马克思的理论到列宁的暴力实践，再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发动的无数次政治运动，共产主义式的批判语言在改造人性方面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改变了共产党人的基因。直到不得不依赖与西方合作才能发展的当今中国，领导人还总是以大批判的文革语言来回应国外的人权批评。吴仪负责对外经济，是公认的女强人，在国际上与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冲突时，也常常习惯性地说出“奉陪到底”的通用名言，显示其强烈的对敌斗争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病毒的发作症状。
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最大限度地发掘着底层民众的仇恨心理，即所谓的“提高阶级觉悟”。这种群体性的阶级仇恨亦是暴力革命的土壤，是共产主义全部理论武库及其唯物哲学的支点，共产主义能席卷全球，阶级仇恨是动力源泉。这个源泉枯竭了，共产革命便不存在了。所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全是非理性的成份，红卫兵运动中展现的血腥疯狂，对同类表现出的残忍凶暴，比野兽还疯狂，却全民为之狂热，就是因为仇恨心态的理论化，蒙蔽了辨别是非的眼睛。一些老共产党人不理解毛泽东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认为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是“先进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为生产力发展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邓小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立即显露无遗。人们理所当然地起疑“社会主义优越性”，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关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并未使资本主义世界垮台，反而是“社会主义最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的预言全面破产。民众不再仇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民主体制，还要向资本家表示尊重而得到工作机会。马克思主义更是损失了全部的理论魅力与实践优势，只能靠领导人不断地重新解释来扩充马克思主义，降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色彩，掺进些促进阶级合作（和谐）的东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线，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就终结了共产主义运动。传到江胡手中，更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尽管还是共产党招牌。谁也不再敢重提阶级斗争，因为旧的地主资本家早已消灭光了，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就已经转移到了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毛时代的党内权贵集团还未上升为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私人资本，现在不幸被毛言中了，党内已形成规模庞大的资产阶级红色贵族。于是21世纪版本的中共阶级斗争转变为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但敌对势力不是阶级阵营，缺乏特定的指向，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就变化为煽动爱国主义狂热了。
虽然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最终都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但实施阶级仇恨教育也必须有对应的爱——阶级友爱，用阶级仇恨增强阶级友爱。上世纪的1960年，山西省平陆县61名筑路民工食物中毒，抢救民工生命立即上升到无产阶级之爱的高度，从地方政府到国家卫生部紧急出动，空军也参与抢运药品。《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专稿，轰动一时，后来列入中学生的教科书，成为阶级教育的著名教材。“亲不亲，阶级分”，培养了几代学生的阶级之爱。文章动情地写道：“他们新的生命，是党给予的，是同志们用阶级友爱救活的。”这就向人们发出一个暗示，如果是地主资本家中了毒，出于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就不必达成社会总动员，去爱惜阶级敌人的生命，这显然是大是大非的阶级立场问题。阶级之爱首先要考虑阶级成份的划分，但划分阶级并不完全依照每个人以往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还要看政治立场，仅凭出身纯正，政治上有分歧，也会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敌对阶级的外延大于剥削阶级，主要看政治态度，导致阶级划分极为随意，阶级之爱也往往成为个人喜恶。彭德怀上庐山前还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大胆上书惹怒了毛泽东，毛认为庐山会议之争是阶级斗争，彭就立即被贬到敌对阶级——资产阶级阵营里去了。彭老总生活俭朴程度为党内高层之最，不近女色不跳舞，不爱钱财，连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沾不上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在列宁“消灭害虫”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几千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是一起革命的同志和工农群众。毛泽东的革命更是滥杀无辜民众，中国决不可能有几千万地主资产阶级，很多人是因言获罪。共产主义的“阶级之爱”不过是诱惑群众参与阶级斗争的需要！消灭政治异见者才是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煽起阶级仇恨的原因。文革后胡耀邦主持右派平反工作，得到了邓小平的默许，但留了个尾巴——维持极少数大右派不平反，而平反工作统称为“改正”，意在不否定反右运动，只是错划了一些人，右派仍然是阶级敌人：
且说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二十二年来不是被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主管财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由于许多右派与海外华侨有亲属关系，大约在一九八二年，宋庆龄（孙中山 夫人）代表海外华侨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你们若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如何？我本人也可从我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如何？”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问题，连续提出过几个方案，结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搁置。
这不仅单是一个对政治受害者给不给予经济补偿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邓小平本人的态度就是一种代表。尽管他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顽固地认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
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地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责重大。从中央到基层，这种“用右派份子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大有人在。那些一贯左倾的老党员和一九五七年后靠整人起家的干部，自然也是以左倾路线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右派在他们眼中便绐终是异类。[17]
邓小平同意改正右派与人性无关，从六四屠城即可看出邓仍然是狼性而无人性，反对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也是该死的敌人，连六四被误杀的人也未表示过歉意和赔偿。邓是马克思主义制造的魔鬼，心中充满对自由文明的仇恨，怒上心头，杀心即起。其“改正”右派并非本意，乃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就无法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统一思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若说反右错了，就等于共产党宣布开放言论自由，再有不爱听的言论出来，又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岂不自寻烦恼？实际上邓小平的“消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也是一场场新的反右运动，只是名称不同，也没必要再掀起以往的狂涛巨浪。放松言论就是搞自由化，搞自由化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不搞阶级斗争，共产党即失去安身立命之本。阶级性就是党性，共产党最痛恨的就是党性不坚定，又不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改造人们的思想，打破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识时务者为俊杰，形成劣胜优汰的逆淘汰机制。毛泽东令斯文扫地，干脆把知识分子归入反动派加以改造，挂牌批斗，猪狗不如。邓小平是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拉入体制内，给予高官厚禄，同时带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紧箍咒，使知识分子整体犬儒化。中国人历来礼遇读书人，诗礼传家受人尊重，公堂上不准对秀才用刑，政府还供给秀才生活补助（廪膳生员），即使是流氓无赖也不敢欺辱斯文，皇权文化里，读书人再贫寒，也能保留儒者之傲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贱民化摧残和共产政权对知识阶层的压制诱惑，使得中国知识阶层失去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既抛弃了历史传统，也功利化了现世追求，道德水准越来越劣化，这就是现代社会反而消失了清官逸民群体的道理。官场中找不到好人，连大学里也是一片污浊，贪污贿赂不再是耻辱，而是能力的表现，中国社会被共产主义病毒全面感染。
每个人都有一些弱点，共产党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改造人性，强化弱点，消灭人性中通常定义为良善一部分，比如亲情友情、仗义执言等等。提升人性中卑劣的那一部分为党性或革命性，若亲友之间检举揭发、落井下石之类。中国人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道德规范，毛泽东把五伦全部打烂，代之以阶级斗争思想，他自己一伦也不要。中共统治集团中，没有力谏诤臣，唯有逢迎奸佞，无道暴 君伙同谄媚之臣一起祸国殃民。儿子批判老子代替了父慈子孝，夫妇关系也溶入阶级斗争，丈夫打成右派，组织上就会动员妻子反戈一击，划清界限。兄弟、朋友之间也以阶级划线，紧要关头顿失关爱信义，皆以落井下石来求自保。在毛泽东看来，不在党内和全社会消灭人性，他的反右、文革等摧毁传统道德的群众运动就无法展开，在人性即将消灭殆尽之时，又展开全民批孔运动，将中国传统道德基石挖掘摧毁，遂为历史上最寡廉鲜耻的时期。消灭人性是个漫长的过程，毛泽东执掌中共大权，在全民抗战期间就迫不及待地在延安展开整风运动，整肃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各部门内部开展残酷斗争，同事、战友、同学、上下级之间相互监视揭发，污蔑构陷，落井下石，无所不用其极。经过一番整风洗脑，建立了毛氏王朝的雏形。延安整风运动波及面仅限于党内和根据地，夺取了天下，毛终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大展拳脚，还在打朝鲜战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期间，毛又借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个案，命令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指示“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毛认为贪污分子人数很多，到处都有，问题严重，号召检举揭发。在运动的高压态势下，人人过关，界限混淆，挟私报复成风，一片恐怖肃杀气氛，人民大学副校长成仿吾甚至检讨自己用公家信纸写私人信件。毛泽东喜欢营造人人自危的形势，“矫枉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不营造出矫枉过正的氛围，运动就有可能走过场，起不到震慑人心的作用。以往帝王登基皆以大赦天下为争取民心之手段，毛一反传统，以大杀天下威慑臣民，以大规模的群众暴力消灭潜在的危胁。这当然是个消灭人性和制造魔鬼的过程，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人在危难时刻不顾一切求生自保的心态，卑劣的制度制造出无数卑微的灵魂——
三反运动紧接着是五反运动，1952年1月5日，中共中央在一个指示里提出了违法的私人工商业者的问题，指出：“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毛泽东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三反运动结束不到一年，毛泽东又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发动新的“三反”运动，只是规模小了些。毛泽东以运动治国，不喜欢制定繁琐的法律条文，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要发动一场运动，以人民战争的方式，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个运动套一个运动，高频率的运动模式下，中国人开始了消灭人性的全民内战。在统治西藏之后，也是用这种方法，发动群众大搞批判斗争，迅速将佛教千年来归化人心、纯洁心灵的功德化为农牧民的阶级仇恨，唤起人性之恶，全面摧毁西藏的文化基础，纳入共产体制。三反运是中共政权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的奠基仪式，以三反运动为模板，克隆出一系列的运动，内容有所不同，形式没有区别，毛发动运动的手腕更是炉火纯青。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人的良知，一些人在政治高压下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击败。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不能成为集体意识，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在集体主义或革命正义的强大压力下，它能顺利堵死道德者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恍惚。自责和出卖反而会减轻良心的谴责，向集体主义原则缴械投降，成为向革命正义回归的过程，以解脱悲惨的处境和心灵的折磨。由毛泽东导演和康生上阵的延安整风，就体现出这种消灭良心运动的成熟老练，那么多的人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相互揭发，荒唐到竟然揪出企图扔石头来谋害革命领袖的十几岁小特务，上演一出出抓特务闹剧。许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面前宁死不屈，因为有共产党的烈士可当，自己是为了争取人民幸福献身。坐共产党的牢则里外不是人，因为反党就是反人民，“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就是人民，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可以判定为反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无论内心认为自己信念有多高尚，最终也会跪倒在“党和人民”的强大力量面前。光荣感一消失，自尊心便毁灭了，精神崩溃，陷于极度绝望之中，无不按组织上的要求构陷亲朋好友，泪眼朦胧地感激党对自己的挽救。消灭人性的政治运动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烈士”情结，在无路可逃的心灵拷问下，连自杀也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滔天大罪，难逃鞭尸恶运。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文革中制造出数不清的冤案，一个案件就能牵连出一大串人，就是这种道理。至此，不再有个性思想和创造性，都是顺民，最终把人变为行尸走肉，化为吃人的魔鬼。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每个人为成散沙中的一粒，共产主义魔咒般的心灵改造，使被改造者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会首先选择反抗。
如果我们站在普世价值观的角度观察历史，共产主义革命及其政治运动全是发扬人性之恶的竞赛。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思维缘于共产主义导师仇恨人类心态的理论化，用阶级斗争来实现其政治理想。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充满了仇恨社会的言论，阶级斗争是人性之恶的催化剂，人类从来是倡导社会合作，共产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导致人性之不断恶化，民族性格整体劣化，遂使中国人沦入道德深渊。尤其在一生大讲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看来，斗争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引导广大积极分子和人民群众用颠倒了的是非观和伪正义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中国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为极其好斗的群体，只有优胜者才有资格成为共产革命的领导者或骨干力量，中共发明的“火线入党”方式更是让参与斗争的积极分子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和示范作用，激励民众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和斗争精神。贫农向地主挥起屠刀的打土豪分田地，江西红军杀人如麻的肃反，延安大抓国民党特务的整风，庐山会议围攻彭德怀、张闻天，文革中红卫兵打死自己的老师等等暴行，缺乏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是行不通的。仇恨教育是培育阶级斗争思想的必要手段，人性之恶在不停顿的仇恨教育中不断强化着。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种式样的人，我们是有特别材料制成的。”消灭人性是共产革命的基本要求，消灭了人性，就成了被共产主义邪恶程序控制的机器人，成为特殊材料制造的人性逆淘汰群体。中共党员早在莫斯科的摇篮中就开始了系统消灭人性的过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莫斯科支部，为了学生掌握共产党的原则，特别制定了《训练工作指导纲要》，其中一些条款规定——
4．我们应该消灭家庭、地域和国家的观念——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域或国家的界限。
5．消灭在感情基础上的团结——感情上的团结是小资产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团结要在党的利益的基础上。
23．组织利益就是个人利益，我们一定不能由于个人利益而妨碍组织的前进。
24．……我们必须具有彻底信任组织的心理——不信任组织就是反革命行为。
25．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一定不能建立在个人信念和个人意志的基础上。根本没有个人生活个人自由意志那样的东西。
26．我们必须严格批评同志的错误和虚心接受自己同志的批评……每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互相监督的关系去批评和监督他的同志（共产党员的相互关系就是互相监督）。[19]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支点，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否则就是叛党了。高尔基因朋友有难向列宁求情，说人家曾经帮助过我们，列宁说，现在他帮助了敌人，力劝高尔基：把怜悯丢掉吧，别让怜悯蒙住了你的眼睛，告诫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列宁的教导对中国人影响至深，文革中之所以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不以亲情友情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影响对敌斗争，展示不向阶级敌人表示怜悯的坚定决心。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正赶上四一二清党，小蒋立即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小蒋那时是共青团员，必须服从党性原则，痛骂老蒋这个共产主义的敌人，他的同学冯洪国也赶快登报声明与父亲冯玉祥脱离一切关系。利用亲属反戈一击来打击政敌是共产党的常用手法，反右时当局让章伯钧的儿子宣布：“如果他（章伯钧）不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又让储安平的儿子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公开信，声明与老子划清界线。知道了共产党消灭亲情的传统，我们就不难理解文革中走资派子女纷纷与父母划清界限和脱离关系是当时最时髦的革命行动，是不是党员不紧要，要紧的是自觉与党中央保一致，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自觉用党性（阶级性）原则要求自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成为割舍亲情向毛主席效忠的最有力口号。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与红卫兵一起“智擒”王光美，押到清华大学去批斗，一起揭发刘少奇。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其父生死存亡之际，向党中央报告林彪同她哥哥林立果一起准备逃亡，致林彪一家机毁人亡。薄熙来更是狠毒，竞然踢断他老爹薄一波三根肋骨。他们置亲人安危于不顾，说明其人性已经荡然无存，禽兽不如了。而他们并未因此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而免于磨难，因为党性是奴役党员的工具，而党员或革命群众无非是毛随用随扔的道具罢了。党性是中共组织的生命线和力量所在，共产党能夺取天下，没有党员的绝对忠诚是不可能的。每个党员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要以党性——党的组织纪律性为第一生命，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党性是无条件的，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就象古代女人出嫁，从一而终，没有反悔余地。这就为党的领袖在党性要求下，为个人野心恶性膨胀造成可乘之机。彭德怀庐山会议上进万言书，用事实说明大跃进造成的重大损失，讲了别人不敢讲的真话，毛泽东龙颜大怒，众人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彭不得不违心作深刻检讨，来维护毛泽东个人权威及其祸国殃民政策：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20]
极为正直的人，却要在逢迎之徒面前反省，变为灰溜溜的小人。彭能在共产党得到高位，是战场拼杀出来的。朝鲜战场无人愿去，彭老总临危受命，挣得荣誉，非无耻之徒所能为之。然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和平年代需要的是奴才。彭老总不识时务，平常过于自负严厉，常开罪于人，权力欲又强，其悲剧命运便无可逃遁。党内本无真理可循，完全以领导人的意志为主，追求真理表现人性或违背领导人的旨意是极其危险的，彭德怀性格耿直，没认清中共本质，以至于犯了幼稚的错误。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的领导人控制党员的程序，党组织对党员有生杀大权，有逮捕和处决任何一个党员的权力。各级党组织由第一书记专政，书记是真理的化身，而不管其品行如何，反对书记专政就是反党，即使善意的批评也可能召来杀身之祸。如果彭德怀拒不检讨，起码也要被开除党籍，落得更糟糕的下场。党籍对党员来说，比国籍还重要，投靠苏联卖国求荣，并不把国籍放在心上，而开除党籍就意味着政治生命完结，没有了政治生命，性命也难保。所以，无论怎样被党整得死去活来，都没有党员宣布退党，党籍比生命还重要。控制党员，还必须从掌控思想开始，每个党员都要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写思想汇报材料，党组织甚至有权查看党员的私人日记，审查其思想动态，对有问题的党员，可以勒令其上交日记本，作为专案的依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庐山会议受贬斥，统统上交了日记本，接受组织的清算。在历次党内斗争中，因日记而丢掉性命的党员，不计其数。所以彭德怀说，“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但还是逃不出死路。彭德怀不愿搞个人崇拜倒了霉，逢迎之徒则飞黄腾达。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时任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泽东予以厚报，称他为“柯老”。刘少奇早在延安时就大搞毛的个人崇拜，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号召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文革初期，刘少奇力主往高校派驻工作组，在学生中大抓右派，还计划扩展至中学。刘若得逞，规模不会小于57年的反右运动，他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打倒他本人，在重要问题上与毛意见略有不同而已，才导致晚节不保。只有一生唯唯诺诺，甘心做毛泽东驯服工具的周恩来，始终紧跟不掉队，批王明、批张国焘、批高岗、批彭德怀、批刘少奇、批林彪、批邓小平，功夫已臻化境，安渡历次运动，是政治上的不倒翁，至今仍为党性之楷模。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周总理之忠君勤政乏人可比，然主公逆天而行，祸乱国家，戕害人民，亦紧跟不弃，即是孔子所说的“具臣”。子曰：“勿欺之，而犯之”，方为事 君之道，忠臣则是忠于天下，忠于原则，切勿欺君，但不是无条件忠君，助纣为虐。周恩来比之魏征、海瑞，相去甚远。我们不能罪恶全归于毛，周为红朝宰相毫无过错，反为道德楷模，是说不通的。毛泽东一贯使用奴才型干部，对待不同意见者严厉打击，像李韶九或康生这样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无条件顺从而受重用，给予很大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追究。从一个正常的人到党的驯服工具，有如一匹野马，必有去除其自然天性，成为忠实执行主人命令的好马，非长期驯化不可。党内一次次的路线斗争以及扩大到全社会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个不断驯化的过程。人的天赋人性越少，统治者的地位就越稳固。毛泽东在这一方面堪称大师，他说：“牛训练三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可见其驯人之目的。在毛治下，党内外绝大多数是好党员和顺民，敢于挑战他的人，几乎为零。彭德怀耿介之士，都要服帖于主公，余生之年，老老实实写检查，流着眼泪对毛表忠心：“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刘少奇悲惨死去，林彪仓皇出逃，均未选择反抗到底，这光靠暴力是不够的。
当一个中共领导干部有令人羡慕和恐惧的权力，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权，招工提干权，以及分房福利权之类，在其统治范围内就是至高无上的帝王，掌握着平头百姓的生杀大权。文革后期知识青年推荐上大学、招工或病退回城过程中，就有许多女知青是以失去贞操的代价而离开农村的。那些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或军代表，建设兵团的团长、连长之类，在考验女知青的政治觉悟和对党的忠诚度时，皆成为扑向猎物的色狼。日军在南京奸污过两万名妇女，成为无法抹去的反人类罪行，几千万知青有一半是女性，被中共党徒奸污的，绝对超过南京纪录，却消失淹没在共产党的历史之中。被共产恶魔奴役的羔羊，就只有当祭品的份儿了。
四、权力囚徒
以外人的角度来看，总以为过去西藏民众受“农奴主”的压迫剥削，是如何的苦难。但藏民族自己却并不这样认为，西藏是属于封建制度，经济社会落后，这好像是很不好，而事实上，大体而言，旧时西藏群体间是很祥和的，很快乐的，宗教成就了人生精神上的幸福感。再从人生幸福的角度来看，中共高层圈子里没几个人是幸福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权力斗争使他们整日如履薄冰，神经高度紧张，他们不能象普通人一样尽情悲欢，放胆享受人伦之乐，星期天溜溜公园，逛逛超市，邀三五知己痛饮，谈诗论史，黄金周携家人驾车到九寨沟观光旅游，高速公路上过一把车瘾，就连晚上到大街上散散步也不行，整天关在小圈子里，前呼后拥，与过去的帝王并无二致，都是紫禁城的囚徒。达赖喇嘛幼年也是禁锢在布达拉宫里，念经学佛，“白天结束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都从窄小的窗口向外看。黑夜逐渐地吞噬了就在旁边的色拉寺。我感到无限地悲哀。此外我的监护人，就是后来变成摄政的那一位，外表看起来很严肃，不苟颜笑。他老是跟在我身边，而且总是绷著脸。在布达拉宫的前面，我每天都看着村民早上赶著牛羊到野地，一天结束了，牧人也回家了。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快乐，那么高兴。他们边走边唱，小调旋律悠扬，声声入耳。也许他们很羡慕住在布达拉宫上面的我，然而，实际上，他们可不知道达赖喇嘛多么希望能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21] 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不是特殊材料的制品，也希望有常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但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再也不能溶入平民生活，做回普通人。毛泽东专列进站，站台上的行人商贩都是公安人员化装的，列车窗外的热情劳动场面也是“导演”安排的。毛有次进饭店用餐，让人认出后，毛主席万岁呼声不断，群众包围了几个小时，惊动了地方官，才突出重围。过去的皇帝可以微服私访，现在的君主们只能关在鸟笼里，身边是一群精于争庞的马屁精，没有什么知心话可谈。他们的休闲娱乐，毛泽东是御女色，邓小平玩桥牌，赵紫阳打高尔夫，胡耀邦是看书。周恩来最为勤政，从未有休闲时光，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在卫生间里，还要一边大便，一边批文件听汇报，会见副总理和部长们。无神论的限制，他们也不可能有纯精神的享受，去教堂做弥撒，上寺院烧一炷香，或结跏趺坐，静默沉思，忏悔罪孽，净化心灵，以求精神之慰籍。这一点上，中共领袖比达赖喇嘛差多了，达赖喇嘛也很忙，全世界飞来飞去，但每天都有清洁心灵的功课，与佛佗不断地进行心灵交流，才能够保持几十年逆境中的快乐人生。当然达赖喇嘛是宗教领袖，那是他的职责，可是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仍不改礼拜天上教堂的习惯，与神的心灵沟通是不受地域时间和俗务限制的。别以为这是浪费时间，达赖喇嘛倡导“拥抱敌人”，毛泽东晚年仍热衷于斗争，鲁迅至死不肯放过一个对手，灵魂之善恶，至此而别。电视机普及之后，当权者的无论大小，都想当政治明星，任何一级的电视台，都能看到官员们那一张张熟透了的嘴脸。总不免为领导们频频曝光，心生怜悯：脚踏实地做事即可，又何必招摇？最可笑的那些县处级干部，中共有上百万，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整天面对镜头惺惺作态，无数次机械地重复，无非于将来尘封的县志里留下几丝蛛迹。电视是官员隔离群众、自我孤立的东西，一个小县长长也不可能晚上到饭馆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喝酒聊天。整天搔首弄姿视察开会，不厌其烦地曝光上镜，以为民众能从他们的无聊忙碌中得到好处。而自己却失去了普通人的生活乐趣，丢掉最珍贵的东西，变为一个由权力机器操纵的牵线木偶，沉醉于眼前蝇头般的幸福感中，迷幻于红色恐怖带来的暂时安宁里，人生哲学的全部价值，囚徒般地困顿于沽名钓誉的空劳之中。
然而，这竟然是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高贵生活，习惯了一呼百应的威严，再也不愿也不可能回到平凡的生活中。不似民主国家的官员，民众并不认为其身份有什么高贵，除了皇室或总统，都是普通公民。共产党官员的幸福感不是来源于成功的竞选，为了维持长久的幸福，必须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将人生价值消耗于逆淘汰的狂潮之中。毛泽东老怕人暗中争权，杀戮成性，连老战友也不放过。邓小平举起六四屠刀，是他与中共八老等权贵们为了维护红色贵族利益的举措，缘于中共权贵们对前途深切的不安全感。他们深知中共的罪恶历史，而他们全都是罪恶历史的制造者，害怕一旦失去权力便遭受清算监禁，两害取其轻只好痛下毒手。这也反映出国人跳不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循环。邓不惜担千古罪人之骂名，为接班人镇压了反对派，等于为家族长远利益买了保险，把中共权贵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形成荣损相关的利益集团，以瓜分国有资产和掠夺国民财富的形式来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族群意识，以收买知识阶层来夯实政权的理论基础。排斥了民主政治，极权宝座上的人很容易反应过度，总担心大权旁落，最不放心身边的人，“卧榻之旁，岂容旁人酣睡！”秦始皇如此，刘邦、朱元璋亦如此。隋炀帝荒淫无度，常取镜照面，对皇后说：“大好头颅，不知该谁砍之？”为了保自己的头，就要不停地砍别人的头。强烈的不安全感也是中共领袖的通病，中南海里几乎没有谁不吃安眠药，他们在长期的焦虑中极易形成人格缺陷，陷入偏执妄想状态，又不能看心理医生，形象高于一切，只好让病态严重下去。中共领导个人之间没有私秘关系，为避嫌疑，极少串门聊天，连带着小孩子们也受到限制，在孤独冷漠的环境中成长。毛泽东终生研究整人之术，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其阴暗的心理正名，毛在一次对外谈话中说：“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22] 毛自己睡不着，看着别睡觉就来气，让几百万人也不睡觉。1964年2月毛以其独特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23] 民国的艺术家原本就是自己找饭吃，想去哪儿去哪儿，“新中国”都让他们当了党的喉舌，关进机关里，靠学舌吃饭，却又嫌他们贪图享受，以不开饭来要挟。正是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毛泽东被太监宫娥般争宠的人群围着，置于许多精于拍马钻营的大臣之中，眼见耳闻全是阿谀奉承和各种谎言，无法直接了解外面的实情，身同囚犯，整天信口开合，胡说八道。性格的猜忌，又使他疑神疑鬼睡不着觉又拉不下屎，他的睡眠与通便问题是身边工作人员之头等大事，能睡觉能拉屎是延安和中南海的重要新闻。根据中医理论，失眠与便秘皆有思虑劳倦、内伤心脾、情绪失和、气机郁滞之因，《素问·逆调论篇》说：“胃不和则卧不安”，《景岳全书·不寐》中分析：“不寐证虽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张仲景将便秘分为，阴结、阳结两类，为阴阳失和所致，焦虑引起胃肠失调，心志影响睡眠。毛昼伏夜起，阴阳颠倒，生物钟紊乱，不喜清淡，嗜辣如命，妄想与焦虑炽烈，偏食辛热之物，不寐和便秘就无法调整过来，靠长期服安眠药和让卫士灌肠来维持。苏联的大独裁者也是一样，斯大林不信任医生，他多年不让专家看病，怀疑医生害他。用餐时，某一道菜只要没有人当面品尝，就决不去动。那些多年来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人，他一个也信不过。多疑固执日益加重着变态心理。所以斯大林中风时，并没有真正关心他，果断采取救助措施，医生也是胆战心惊，在层层请示报告的规矩中延误了病情。在共产王朝中，每个廷臣皆为皇宫奴仆，领袖自己一样成为钦定体制之人质。
毛泽东的身体有毛病，心理亦不健康，不刷牙不洗澡，又有腋臭，且讳疾忌医，已呈病态，李志绥的回忆录中就表露得很清楚。长期的病态心理得不到调整舒解，性格变得怪僻、猜忌、冷酷，寡情。众人把一个身心有病的毛主席捧上神坛，他便以救世主自居，神圣的光环罩住了他，不可能象普通人一样思维与生活，吃药看医生。他权力欲大于亲情，无舐犊之情，无夫妻之性，与妻儿分居几处，毛死前甚至无一子女在身边。毛是个缺少人类情感的人，极少人间真情，基本上没有家庭生活，一家人感情寡淡，春节也难得一聚，吃餐团圆饭。身边人全是些秘书、卫士、医生、女护士之类。他老人家的“天伦之乐”就是权力与肉欲，这从诸多毛的传记中可以看出来。毛特别不重亲情，父母去世时，他躲在长沙，不愿回家在床前尽孝。毛自己的家庭恐怕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家庭，仅存的一个儿子是精神分裂症，两个女儿也患过精神病，前妻贺子珍早已精神错乱，再看江青的行止，恐怕也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至少属于精神亚健康状态。毛泽东对子女寡情，江青对自己唯一的女儿李讷也无情无义，李讷结婚，毛送了一套马列全集，女儿生了孩子，江青也是从未抱过一次。1930年毛 夫人杨开慧在长沙坐牢，国民党劝她与毛登报脱离关系即可出狱，杨不答应。此时，毛在井冈山与女红军贺子珍共结连理，将杨扔在老家。在杨之前，毛也曾抛弃结发夫妻，追求杨开慧。长征期间，毛不顾旅途艰难，致贺多次流产，她叹道，生孩子生怕了。战乱之中，结婚九年，怀胎十次，生育六个。到了陕北，先与史沫特莱和女翻译吴广惠有染，后又与江青好上了，贺被迫到苏联养病，毛全不顾夫妻加战友的情谊，弃贺如敝屣，正式与江青同居。进入中南海，江也不吃香了，毛俨然帝王，身边大群女人，与张玉凤长期共处一室，形成事实婚姻。百年修得共枕眠的老婆都能随意抛弃，难怪他打倒老战友时出手狠辣，毫无怜惜之意。阴暗的家庭伦理，必然带来阴暗的宫廷政治，亦使中国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古代圣贤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不重修身，不屑齐家，治国无德，一个从不爱自己家人的 君主，又怎会爱惜天下苍生！
在等级森严的宫禁中，后宫虽小，咫尺天涯，为维持帝王之尊，天伦尽失。毛泽东也没有友情，没有一个私交甚笃的好友。朱毛红军曾威震一时，却与朱德关系一般，因为朱德为人宽厚，淡薄名利，才与毛泽东维持表面上的关系。与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度更是纯粹的政治关系，无任何私人往来，谈不上亲密，说翻脸马上就成生死冤家。他没有真情，不论是帮他登上神坛的刘少奇，还是为他出生入死的彭德怀，用得着时捧在台上，意见不同时一棍子打死。他更无民族大义，在日本侵华之际，不准军队抗日，疯狂攻击国军，扩大割据地盘，出卖民族利益与苏联。他没有国家意识，他明知美国没有领土野心，反而故意夸大美国的侵略性，非要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与美国开战，树立个人权威，反美反苏，置国家于四面楚歌之中。毛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为了清除不同意见，不惜以红军的前途为赌注，江西根据地大搞肃反，与张国焘争权而断送红军亦在所不惜。他没有良善之心，面对饿死几千万的大跃进，竟无一丝愧疚之处，仍一意孤行搞他的人民公社，用宝贵的外汇购买苏联武器，倾囊资助外国共产党。毛泽东枉读诗书，不用于经世济民，心思都用在了争权保位上。他是李自成或洪秀全式的农民造反领袖，鄙视文化人，身边缺少精明的谋略家及有远见的政治家。毛自己学历不高，学问有限，“武大郎开店”，一生仇视知识分子，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要打击迫害。他登基前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皆以消灭知识分子为主要目的，余下些治国必须的知识分子，再实行奴化训练，改造思想后监督使用。自古帝王自称孤家寡人，高高在上，不怒而威，但也有皇帝能与大臣或平民倾心交往，唐太宗与大臣关系融洽，明太祖有不少平民朋友，宋太祖经常微服夜行，到赵普家喝酒聊天。毛除了巡察，从不出深宫一步，是历史上最为孤寂的一位帝王。毛泽东是典型的孤家寡人，他惟知权术，不懂人生艺术，只有极度膨胀的私欲，只有权力斗争的乐趣，只有镇压屠杀的喜悦。毛猜忌心重，自以为是，心胸狭窄，乐于钻进二十四史中研究权术，扳着指头历数他的十次路线斗争史。毛在少时崇尚马克思主义，一脑子造反革命，晚来逃不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定理——俄狄浦斯情结。正如龚定庵诗云：“少年已自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王，设想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也恰如孔夫子所讲的“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们从其一生观之，毛始终有着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革命成功后更是将豪情施展在温柔乡里，巫山云雨，软玉温香，发泄无尽之肉欲。古代帝王讲权术，但权术的最高原则是道德，霸业既成，治天下就要靠道德，来取信于民。毛却是故意玩弄阴谋，以引蛇出洞的计谋测试知识分子的忠诚度，鼓励大家提意见，然后将其一网打尽。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唐太宗请去佞臣，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这主意也对，符合忠佞之臣的通用标准，大可一试。然太宗道：“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24] 毛泽东爱玩阴谋阳谋，爱说鬼话，爱听假话，臣下及百姓皆顺其情势，中华顿成假大空之邦、阴谋诡计之国。毛自比强过秦始皇百倍，但秦皇统一天下，毛却分裂中国，他只是暴虐程度在秦百倍之上也。他是一个缺少人类情操的孤家寡人，一具行尸走肉。他是中华几千历史中几百位帝王堆里最坏的一个，他是中国人民的恶梦，他是中华民族的灾星。封建专制使中国出不了几位好皇帝，最残暴的共产政权更出不了好东西。这有制度原因，也是个人品质所致，唐太宗虚心纳谏，汉文景贵而不奢，康乾帝开疆拓殖，毛泽东皆不及也。盖因共产主义的逆向淘汰体制，让中华文明堕落至地狱深渊。
毛一生热衷于斗争，对周围人事高度敏感，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不是问国内外有什么新消息，而是想知道身边人们的言行动向，使之相互监视，热心打小报告者视为忠君的表现。毛的”宦官”汪东兴与叶子龙两派之间长期争斗，毛利用两派内斗与争宠来维持宫廷统治的平衡。毛甚至不准侍从对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表现出应有的亲密，他会感到不安和猜忌。毛在庐山会议白天批判了彭德怀，当晚就秘密转移住所，以防不测，又派工兵扫雷。一个花甲年纪的人，仍不知退休，去做太上皇颐养天年，总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更加重了他的强迫妄想症，时时担心有人背叛他。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谈到，1966年毛在策划打倒刘少奇的南巡中曾下榻南昌，忽一日毛对李医生说：“我看这里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诉张耀祠，立刻去武汉”。在武汉没多久，毛又怀疑“卧室的天花板上藏有人”，立刻出发去杭州。李医生早就发现毛的这种妄想症状，党内斗争越“激烈”，毛的症状就越严重。林彪是党章中钦定的接班人，已诏告天下，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出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毛视为大逆不道，诬为林想当国家主席，决心整肃林彪。林彪一个经年老病号，对权力并不热衷，建国后一直养病，没心思图这个虚名，也根本没精力代表国家会见外宾，受那份洋罪。再说当时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排名远在党中央副主席之后，并无实权，无非是众人借机拍毛主席及“亲密战友”的马屁罢了。有人说，林彪是想要一个名分，因为中国人太看重名分了。名分固然重要，然刘少刚倒在了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林彪迫不及待谋此一职，也不符合其历来在毛面前低调的性格，何况毛已对林心存戒心。林彪虽有些个人英雄主义性格，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因素，但江山一统，兔死狗烹，林彪深以为虑，保全之道就是远离权力中心。本来养病即可安度晚年，却数次被毛推到前台，玩弄于股掌之上，当了保帅的车，弄到“树倒，叶落，果掉，林家完蛋”（毛泽东语，指林彪、叶群、林立果），死无葬身之地。但毛也被“五七一工程纪要”击中了要害，打破了他“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是终结文革合法性的标志性事件，毛身心疲惫，油彩剥落，神算不灵了。
设国家主席之议，首倡者是毛的亲信汪东兴，汪说：“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林彪认为应该设国家主席，当着众人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25] 这话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共会议上也没错，一个国家只有党魁而无元首，有碍国体。现在的党中央总书记身兼国家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按照想当国家主席就有罪的逻辑是绝对说不通的。毛泽东原先辞去中央政府主席一职，也是因为不愿装模作样受那个虚职之累，再说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毛自己接任此职，也不太妥当。毛泽东曾对许世友说：“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在毛眼里，国家主席无非是个摆设，如同台上的戏子一般。林是最不愿意出头露面的人，极少参加外事活动，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到场，林彪在钦定为毛的接班人后，无一丝喜气，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流泪，深知伴君如伴虎。他自己不想出头，但仍然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国家主席。事关国家大事。事实上是毛泽东错了，后人跟着乱嚷嚷，毫无道理。即便是林真想当国家主席，也不为过，林是党章确认的接班人，党的权力毛都要交出来，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何苦太过紧张。世界上的总统竞选，都是由想当总统的人公开竞争国家元首职位，共产政权的独裁决定其铁幕性质，决定其政治竞争的阴暗险恶。从庐山的斗争来分析，毛选接班人纯粹是一种政治游戏，当不得真。毛也比不上古代帝王，古代帝王立皇储，为砺炼太子，皇帝出巡时，常让太子监国，处理军政大事。毛精读史书，不会不懂。自古道，“废长立幼，取祸之道也”。在论资排辈的封建传统下，打倒了老资历的林彪，扶持资历太浅的华国锋上台，镇不住邓小平为首的八老集团，结果邓一上台就颠覆了先帝的革命路线，全然不睬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政治遗嘱，正是像毛所担心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所以说，毛硬将老病号的林推上前台，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并不真想让林彪接班，也从未给过林实权。林枉为接班人一场，连刘少奇的权力地位也未曾达到过。毛实际上是想让老婆接班，因儿子有精神病，立不得太子，毛曾定过一份接班人的名单，江青当党主席，华国锋任总理，王洪文或毛远新出任人大委员长，军委由陈锡联负责，还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然江青太过张狂，四处树敌，实不成器，只能当一条咬人的狗。毛起用张春桥、王洪文等，均未委以重任。毛又希望毛远新接班，由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扶助。他的“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张玉凤在回忆时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26] 显然，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所以遗嘱不能公开，明定接班人。毛亦有难言之隐，提用华国锋就是看准了华的厚道和无能力，是个“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的“三无产品”，正好做个“二传手”，让毛家继续掌国，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至于把林彪接班写进党章也不管多大用，中共的党章乃至宪法，是可以随时按党魁意愿修改的玩意儿，头脑简单的人才会当回事。毛泽东生性奸诈，从不相信任何人，出兵朝鲜的用人之际，舍林彪而用彭德怀，林脱离四野去苏联养病，彭离开一野去指挥不熟悉的四野赴朝，等于变相削去二人兵权，一举削平两大山头，以绝卧塌之患，其余的功臣便不在话下。毛工于心计，深谙帝王之术，善于以人制人，利用张闻天倒博古，夺取军权，再夺张的党权；利用康生搞臭王明派系，用刘少奇对自己的吹捧，建立理论上的绝对权威；利用林彪、高岗开拓东北，再用高岗倒势头正旺的刘少奇，因阻力太大，遂又倒高保刘；利用彭德怀打朝鲜战争，再伺机将彭打下台，将带病之身的林彪推上文革前台，打倒刘少奇，再利用四人帮搞掉林彪一派人马。在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仅有老谋顺从的周恩来始有利用价值，周才落了个“囫囵尸首”。周能当众喊“江青同志万岁”，换了林彪或彭德怀，打死也不干。中共是党天下体制，国家主席为礼仪性的荣誉职位，党中央主席居权力巅峰，国务院总理为阁魁，国家主席仅是接受外国使节国书或出访享受国家最高元首待遇，并不主持国家政务。刘少奇出国访问，偕穿旗袍带项链的 夫人王光美出尽风头，惹恼了本该是第一夫人的江青，毛也看不惯。刘倒台后不再设国家主席，反正毛也不出国访问。但是，有了国家主席，别人也是名正言顺的正职主席，主席称号不能专用，才是孰不可忍。毛泽东在1970年5月19日与林彪谈话时说：“国家主席还是不设为好，一个人担任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会被压垮，两个主席会打架，这方面我有体会，你还是当好党的副主席，抓好军队。”毛泽东8月23日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去做，谁坚持设的，就让谁去当。”毛的猜忌和权力痴迷到晚年几近变态地步，毛自江西任政府主席始，简直犯了“主席痴迷症”：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中央政府主席，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二到四届政协名誉主席。文革中政协停止活动，没有了政协主席，连工会主席也改称工会主任，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主席”一词，专指毛主席。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毛嫌众人称彭老总不舒服，下令党内只称同志，勿叫职务，国家主席、总理、元帅、书记都是同志，毛是主公，限于尊卑，无人敢当面称毛同志，所以惟毛一人是主席。主席是皇帝的现代称呼，天无二日，当然只有一个主席。庐山上的服务员称刘少奇为刘主席，少奇夫妇急忙制止：“不要这样叫。我们只有一个主席，是毛主席，你们就叫我少奇同志最好。”身为国家主席，虽名正言顺，却也时刻怕触犯毛之大忌。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开任职，就意味着分权，而分权制衡是中共最防范的事。现代国务活动中无不以国家元首为主，国家主席在国际上的风头必然会超过党的领袖，形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虽谨言慎行，仍不免招来猜忌，至少君主的酸葡萄心理也会令其地位不保。邓小平辞去党政职务，“垂帘听政”，但党国日常事务交给别人，权力重心也会逐渐转向接班人一方，六四时邓小平最终只好撤掉镇压不力的赵紫阳，权力再行集中。现在的中共领袖干脆把党政军最高职务集于一身，主席一词不专用了，社会上迅速泛滥贬值，但总书记只有一个，各地方各系统绝不会有人敢私设总书记一职。总书记是替代党主席的专用称呼，再身兼国家主席，既可以总书记号令天下，也可以主席职务出国周游，尽享荣华富贵，又杜绝了卧榻之患。
五、施虐受虐
在共产君主体制下，统治和屈从关系是建立政治服从的首要条件，因此，共产奴役制度也是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关系。黑格尔有一段名言说，在人与人的生死斗争中，奴役制是第一个解决方案。生死斗争是因为权力要得到他人的承认，这个过程无论是维持君主地位或是革命权威，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在凭借力量的生死斗争中，强者得到权力，获取了对弱者的生杀予夺之权。有时候，征服弱者比杀掉弱者更重要，在于强迫弱者对权力的承认，只有不承认征服者权力的人才会被消灭掉。弱者不仅要容忍被奴役，还要通过表现对主人意志的无条件屈从，否定自己作为自由人的存在，并在君主的奴役和施虐中获得欣快感，扩展为共产社会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人的天性中，既有对自由的渴望，也有甘受奴役的倾向，毛泽东在压抑自由和制造奴役方面有其独到的手段，令臣民彻底失去自由思想和人身权利。他的历次整肃运动中，无不利用人性的弱点，让对手和子民臣服，登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巅峰。毛泽东显然有强烈的施虐倾向，这种倾向来源于强烈的统治欲，是政治上控制他人的欲望，最终对象是驯育社会受虐群体，形成同一化的社会受虐心理。弗洛伊德是最早注意到社会受虐倾向的人，他称这种社会心理为“道德受虐倾向”，他指出：“道德受虐倾向是最重要的一种受虐倾向，心理分析的最新观点认为，它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在中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被视为共产革命导师和人类正义的化身，占据着革命事业的制高点，垄断了共产革命的全部解释权。在与毛的意见不同时，人们的无意识负罪感就变为宗教意义的原罪意识，在不紧跟毛泽东即是有罪的社会心理基点上，达成全民宗教式的忏悔共识。将被奴役神圣化，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天职”，并把这种“天职”作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其存在价值是“来自上帝的安排”，主动履行“天职”也是自我救赎的过程，更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彭德怀和刘少奇本无罪错，最终还是不停地谴责自己，决不敢公开置疑毛泽东，陷自身于革命正义的对立面，就是因为原罪意识在起作用。因为一旦被判为革命事业的变节者，其一生的奋斗价值便归于零。不认错也等于是自我否定，灵魂失去归宿，置于百口莫辩之地，这即是他们不敢从根源上置疑共产革命及领袖毛泽东的致命弱点。一旦置疑的过程启动，共产主义者反人类反革命的本质便无所遁形，从崇高堕入罪恶。这也是文革后“第二种忠诚”者不能从根本上忏悔的关键原因。文革中有句最流行的口号：“狠斗私字一闪念”，连心头瞬间而过的私欲都是有罪的，也就不允许思想上有丝毫个人空间。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克制个人欲望，解构自我意识，上至红色贵族，下到草根阶层，都要变成身心透明的玻璃人，灵魂交给领袖毛泽东，做毛主席的好干部、好战士、好工人、好农民、好学生，好孩子，自觉训练成供毛主席革命事业驱使的驯服工具。“共产党员是块砖，让往哪儿搬就哪儿搬。”当人们自动虔诚于被奴役仪轨——毛主席语录（圣经）诵唱及对毛“神迹”的朝圣，即表现出典型的宗教式受虐倾向，构成民众与革命领袖（共产教上帝）之间的灵魂依附关系。这种关系被罩上神圣的光彩，它不停地瓦解人们心中对个体自由的渴望，丧失对人类普遍正义的认知，将痛苦升华为宗教体验中的幸福感，把诉诸暴力当做履行“天职”的革命正义，化为专政机器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徒有一句名言，作为座右铭：“落入活着的上帝之手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毛泽东是中共的上帝，中国人的活上帝，毛泽东思想是现世的灵魂归所，从此注定了中国人的可悲命运。毛泽东正是充分发掘利用了人们的负罪感（没有谦卑就无法取悦上帝的原罪感）形成的忏悔意识和对共产上帝的无条件尊崇，实行全民的灵魂训练，才能建构起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绝对专制体系。直至今日，这种统治较之政权定期更迭的民主政治要稳固得多，因为中国人还未经历过自由思想的启蒙阶段，普遍认为这种超稳定结构有利社会繁荣。中国自古帝王虽居万人之上，仍然是凡人，君权神授，但不能取代神佛，自比日月之辉。毛泽东则以帝王之尊替代了神佛，代表着天道日月，是为绝对真理之象征。也正因为毛泽东变成活着的上帝，因此他的人格阴影也必须神格化，发出神圣的光芒。文革中大行广度像章，毛的头像都有表示万丈光芒的象征，好似佛祖头上的佛光。毛泽东不断与妄想中的敌人作战，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即是他妄想中的敌人，斗争性格加上猜忌天性使他不能休息，不射杀猎物就得不到胜利后的欣快感，他的伟大光芒于是在“十次路线斗争”的喋喋叙述中不断增值，直到把自己妆扮成一轮金光万丈的“红太阳”。尽管那些路线问题多半牵强附会，不过是党内争权夺势的内讧。于是，智谋、好斗、冷血、焦虑、妄想、虐待、偏执之种种人格缺陷皆变得神圣无比，闪闪发光，耀人眼目，强化着人性的逆向淘汰体制。
在中共统治集团中，周恩来堪称履行“天职”的典范。周与疑心重重的毛共事一生而立于不败之地，党内号称“不倒翁”，可知其忠心程度。若从性格方面分析，周即有明显的受虐倾向，一生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以周的才智，不会分不清是非，但他做不了君主，只好当管家，无论主公怎样暴虐，总是逆来顺受。周也有深入骨髓的原罪意识，总是为“宁都会议”排挤毛而愧罪不已，归终时给毛的信中极尽卑微：“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27] 周也因“伍豪启事”一生惶恐不安，毛不时利用此事打击他，从江西根据地一直到中南海，成为悬在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周临终之前在病榻上还要战战兢兢写信向毛再次辩白，还对一同照相的工作人员说：“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被打倒）”。进手术室之际，恐离人世，他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毛在30年代就给周起了个外号叫“小毛驴”，周一生对暴 君言听计从，一辈子为毛主席当毛驴，膀胱癌手术也要等毛批准，死后骨灰抛洒一空，不留鞭尸之患。因为中共也有鞭尸习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的坟墓均被挖过，康生的骨灰盒扔出了八宝山，连王明的父亲陈聘之也挖出来鞭尸。我们读史，常可以看到大臣或御史与皇帝意见不同，不怕恐触怒龙颜，先托付后事，备好棺材，准备上朝廷诤。周恩来当红朝宰相几十年，无一次以死谏争，反对毛泽东的祸国殃民政策。毛泽东说过：晚节不保，一笔勾销！林彪一生跟随毛泽东出生入死，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毛泽东登上帝王宝座立下汗马功劳。林一死，一切功劳化为乌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总结了林彪一生的错误（罪状）：
一、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作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伍到陕南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搞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28]
所列事实没有一样算得上是罪状，打锦州一事，林彪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十分正常。毛考虑全局，拿下锦州可以切断华北与东北国军间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因为毛是中央领导。林是地区领导人，必然要考虑部队的攻坚作战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的战场形势，如何安排决战，如何解决补给问题，什么时候打最合算，避免孤注一掷，造成过大伤亡，林的压力显然比远在后方的毛要大得多。抗战时期毛与王明的“统一战线”之争，也是这个道理，王明是莫斯科派回来的代表，肩负要求中共积极抗战来减轻日本对苏联压力的使命，自然会强调统一战线的作用，希望八路军与国军合作抗敌。毛是中共领导人，如何保存和壮大实力为将来夺取全国政权作准备才是值得考虑的大事，消极抗日最能保护自己，必须压制将士的报国之心，不受统一战线约束。周恩来与林彪关系密切，平时来往很多，林对周亦十分尊重，周也尊称林为“副帅”。周为讨好林，不惜篡改历史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炮制出林毛会师井冈山的笑话。林一死，周立即划清界线，主动批林以保自己。周恩来生怕毛泽东搞到自己头上，所以在党内历次整人运动（路线斗争）中，都是最坚定执行毛泽东意图的人，表现出最积极的姿态，我们仅仅把文革中周恩来的讲话找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伟大领袖，周恩来是圣人偶像，把责任全推给林彪、“四人帮”这些邪恶政策的执行者头上，是难以面对历史的。毛泽东是心理阴暗的暴 君，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自己又总是出尔反尔，任意横行，甚至故意设陷阱害人。中央倒霉的高官并非不投毛之所好，而是无法随时准确揣测毛的意向，除非远离高层斗争旋涡。但有时离也离不开，林彪本来已经退出宫廷争斗，但毛又强把林推上前台，当林影响日增时却要拿掉他。毛在抛弃陈伯达时，其公开理由是陈与他不合作：“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而实际上是“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29] 毛立即召开批斗大会批判陈伯达，并限制人身自由，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对毛有用时，象狗一样使唤，嫌扎眼了，就一棍子打死，谁想全身而退也不行。一生跟随毛泽东的人，没几个有好下场。在毛泽东的这种卑劣人格影响下，中共高层无不以见风使舵和落井下石为谋生和向上爬的手段，能坚守人类起码道德的几乎没有。邓小平上台后，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罪状，全是污蔑不实之词。中共很清楚事情的真相，明知审判是一场装模作样的闹剧，但为了表明他们执政的法统和毛氏党国的正义，还是将毛泽东的罪恶全推到了林彪、“四人帮”头上。没有将“罪犯”们全部枪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如果说有罪的话，这更是共产主义的罪恶，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全是毁灭人性的浩劫，是反人类的罪行，首先是毛泽东的罪恶，只说一部分人有罪是不公正的。可怜的是，那些参加共产革命的人，自身沦为共产暴政的受害者，却没认识到赤祸乱华对中国人民造成无比惨烈的戕害，这笔帐是要载入中国历史的。
所以，在中共高层，鲜有正人君子，邓小平亦是卑鄙的小人。邓数次受毛的重用，又数次被怀疑，几起几落，深知毛的性格，为投其所好，主动写检查认错：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30]
在事非问题上，邓与其他党内高层领导人一样，都是为求自保的阿谀奉承之辈、落井下石之徒，我们看不到邓小平有什么崇高的人格。文革中，人们以为邓是刘少奇的人，实际上从中央苏区起，邓始终是毛泽东的人，邓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邓的资历不算太老，却历来为毛所重用，委以党政军之大任。邓在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先锋人物，只是毛退居二线后，刘少奇行情看涨，邓才转向刘的阵营中，文革中受到冲击，却也谈不上是刘的亲信。毛并没有抛弃邓，邓活得很好，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寻找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邓虽有自己的见解，却是老谋深算，极会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是其长期立于不倒地位的关键，而决不是什么坚持真理。1972年8月3日又写信给毛泽东，委托江青递交，信中说：“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又说“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为了复出，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毛批准邓复出，在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四人帮一起批斗他称之为“兄长”的周恩来，众人议论纷纷，却博得毛的赞赏，进入政治局。文革一结束，此事太过汗颜，以为“贤者”讳之计，叶剑英、邓颖超两人向中央写报告，经华国锋批准，将当年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部记录烧毁。[31] 毛死后，邓为了重入中枢，故伎重演，给华国锋的党中央发出效忠信，高度赞扬华主席粉碎四人帮：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欢欣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为了加快复出速度，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信，再次表达效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定态度，急切之情跃然纸上：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邓重新掌权后随即翻脸不认人，纠集人马赶华下台，自己当独裁者。这说明了邓的人格，他并不是一个重信义的人，当年百色起义失败，遭到国军围剿，邓中途丢下向江西撤退的红七军，自己先跑掉了。党史故意隐瞒了邓弃军逃跑的胆小卑鄙，把百色起义作为邓小平光辉业绩作为洗脑教材。独裁者历来凭权力说话，从不靠信义行事，中共党内更是如此。六四运动中李鹏、陈希同等人谎报军情，诱使邓小平下毒手，邓只相信身边的人，从不想不走出胡同亲自去见见学生，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设法化解矛盾，看看军队镇压是不是唯一选择。邓与毛一样也是疑虑重重，生怕“八老”家族一块遭清算，出动坦克，连“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的毛主席最高指示都不顾了，书写出中共镇压学生运动史上最血腥的一叶。在行事作风上，邓甚至比毛还要表现得冷酷无情，更缺乏普通人的情操。魏京生患有心脏病，邓小平亲自下令，把魏和蒯大富、韩爱晶等重要政治犯一起送往青藏高原，规定不给治病、不给电视报纸、不给改善伙食，为促使这些政治犯快点死掉。后来胡耀邦得知情况，才指示监狱当局应以人道主义对待之。魏京生才逃过一死。[32] “四人帮”无一人判处死刑，无一人送往青藏高原，待遇也远超民主人士之上，邓小平独对争取民主的著名人士恨之入骨，欲灭之而后快，其原因就是“四人帮”再可恶，也无非是些极左派，不会影响中共政权，而民主斗士挑战者的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这是中共绝不可能让渡的底线，事关共产党之生死存亡。反观林彪，不但将毛的统治定义为“封建社会主义”，也决不轻易向毛的淫威低头。庐山会议受挫，毛等着林写检查，林至死不写，不惜与毛对抗到底。毛的“领导学”（帝王统御术）一向成功，写检查是施虐的一大手段，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让人写检查是为了永远掌握臣下的把柄，致之于绝地，使之诚惶诚恐，甘心受虐。这至少有两大好处有：一是手中抓住臣下的小辫子，立此存照，可随时下发党内，“新账老账一起算”；二是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证明毛的伟大，是为了治病救人，在党内和群众中更具说服力。所以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装了不少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检讨书，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人都不例外，甚至毛身边的工作人员，惹恼了毛，也要向毛交出书面检讨。真正有骨气的只有林彪一人，彭德怀也不行。毛死后，中央各路人马立即争抢毛保险柜的钥匙，后来与现任领导人有关的检讨书都销毁了，以免留下耻辱的标记。销毁秘密档案是共产党的传统作法，共产党自觉作恶多端，最不愿意留下文字材料，成为历史证据，干脆一毁了之。苏联就每年销毁大量档案，二战以后苏联各档案馆大约销毁了3-4亿件档案，现在仅存的档案不足销毁总数的三分之一。1991年，叶利钦颁布“关于党的档案”的条令，宣布从今以后不再销毁档案，由俄罗斯档案馆接管苏联档案。中共现在也考虑秘密档案问题，2010年中共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有人建议对重要的资料库设置自动销毁装置，以应对民主变革。
六、灵魂劣化
人性逆淘汰体制使人的价值观颠倒，将道德的参照系也置换为邪恶的东西。传统道德观念虽然表面上还存在着，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通常人们总是认为盗贼、妓女、骗子、贪官或黒社会之流会承认自己的职业很坏，引以为耻，见不得阳光，实际上恰恰相反。在这些人眼里，诚实守法又甘于贫困的人，皆为傻瓜，“有钱不赚王八蛋”，人们只承认结果，而不管过程如何。一些县乡整个沦为假货县、妓女乡、游医村。海南盗割通信电缆之猖獗，使许多乡村通讯陷于瘫痪。一些居民小区里，鸡头及包二奶之流无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并不隐讳其身份，尽管鸡头不过养着几只鸡，并非开着大妓院，包养情妇者无非是些派出所长之类的小角色。若进城混了几年没捞到多少油水，没体现在个人的消费水准上，不仅得不到社会尊重，反而被认为是没出息没本事的人。“不正义的人生活总要比正义的人过得好”，扩展到官场上更是如此。比如贪官的道德观就与传统的清廉观念完全相反：
“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甚么？”
“有很多女人喜欢我，我也没办法。”
“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
“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经济，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
“我不贪污，当官干啥？”
“我也是受害者啊！”
“当领导身不由己。”
“不收就对不起他们。”
在人性逆淘汰体制中，还体现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官僚集团能力的逆淘汰。毛泽东时代缘于残酷战争和政治斗争，需要有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干部能力尚处于党内竞争环境之中，坏人也要有些才能，光有党性而能力太低，无济于事。和平年代，人性的逆淘汰愈演愈烈，一批又一批的流氓恶棍上台，他们既无人性，又无能力，是人格和素质双料坏人。当今的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就是典型的人性和能力双向淘汰的代表，这些人毫无治国能力，幼稚自大，一派官腔，毫无亲和力，在国际舞台上屡屡出丑，无一为有能力的政治家。更加迷信暴力和谎言，将暴力谎言文化和延伸至每个社会细胞，为权贵集团构建犬儒化和黑恶化的社会环境。人性中原本就有恶的因素，只是常受环境约束，在人性逆淘汰的环境下，人性之恶是很容易被放大扩散的。如香港台湾的许多企业进入大陆以后，理所当然地经营起“血汗工厂”，台商企业甚至以集中营式的军事化管理和超时加班榨取大陆劳工，工人的一切举动都在监视之下，雇用流氓打手奴役侮辱员工。因为他们深知大陆是没有人权没有法治的地方，在港台不敢干，在大陆不会付出侵害人权的法律成本。在共产专政这块血腥的土地上，坚守道德不仅缺乏竞争力，也是无法适应贪官遍地的现实。美国的谷歌公司因为拒绝作恶，只好选择退出，留下来的主动适应者使能获得超常利益，使大陆这潭污水更加臭不可闻。那些以为用国际贸易可促使中共民主化的西方政客们，非但未使中共政权跟上世界民主潮流，反而为其苟延残喘加注了强心剂。苏格拉底认为，“一个真正的治国者追求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好人就不肯为名为利来当官。他们不肯为了职务公开拿钱被人当佣人看待，更不肯假公济私，暗中舞弊，被人当作小偷。名誉也不能动其心，因为他们并没有野心。”那么只好用名利来酬报统治者，如果不愿意干好就给予惩罚，惩罚是对不尽职者的另一种报酬，“这种报酬可以使最优秀的人来当领导”。[33] 正常社会可以如此，共产党统治下，有效的惩罚机制根本建立不起来，只能是逆向淘汰的。
大陆体制之弊也传染到香港，左派政党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居然说六四解放军没有屠城，坦克也不会压扁人，要不信“找一头猪来测试一下便知道能否成‘内饼’了。”马的本意是拍马屁，为中共开脱罪责，让港人不要纪念六四，却利令智昏，忘记了六四是中共极力避讳和淡化的事，马的言论等于强化记忆。[34] 真是人蠢没药医，这种其蠢如猪的东西，应该先塞进坦克下面。香港《苹果日报》是自由媒体，以敢言著称，资本家纷纷与之划清界限，竟无一家地产商来做广告。商界本是依据优胜劣汰法则，中共势力范围之内，有人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是不容易发达的，官商勾结之辈往往是商场的赢家。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民主政治已实施多年，但左派名流纷纷也加入马屁行列，争相献媚，在CCTV大骂民选总统，以示亲共。国民党领袖放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削尖脑袋往大陆跑，飘飘然踏上红地毯，“直把杭州作汴州”。这些人为何不遗余力攻击民进党，而对共产党乱抛媚眼？说穿了就是崇拜极权的奴性已深入骨髓。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一些人仍然紧跟不弃，一直跟到“满洲国”，卖国求荣的廉耻心也扔掉了。求一官半职是一方面，也的确是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文化造就了难以动摇的奴才性格，或受虐倾向。过去人们跟党走或许有些崇高精神因素，现在紧跟党的全都些是奴才。所以甘地在印度能搞不合作运动，争取到民族独立，要在中国根本玩不转，抢着合作还怕没机会呢。
人性逆淘汰是灵魂的劣化过程，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化，有一套唯物哲学来扶持，达到重塑意识和思维的作用。没有一套哲学系统，灵魂的劣化是不容易实现的。蒋介石 先生早就指出：
须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统一律”，是共产集团的唯一基本思想方法；以仇恨发展斗争，以斗争制造暴力，为其生存的社会根据；而以暴力控制群众，以群众供其奴役，为其共同的政治目的。所以共产集团的铁则，是无斗争即无生存，并从斗争中获得其统一。我们切不可忽略他们这一个传统的本能，及其永不改变的本质，这样对共产集团行动的判断，方能免于错误。[35]
“无斗争即无生存”，一句话就戳到共产党的病根上。它从出生伊始就开始斗争，直斗到现在的“和谐社会”，在斗争中不断牟取生存和发展空间。“和谐社会”的斗争的对象是谁呢？自然是依法维权的群众、征地强拆的平民、要求民主的民众，以及国际上的“反华势力”等。但共产党为什么不似毛泽东年代那样高喊阶级斗争了呢？“和谐社会”的实质，可以解释为一种“让步”政策，中共的唯物历史观将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时期解释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以解决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危机。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君为舟，民为水，只可顺水行舟。非要逆流而动，翻船的危险便骤然增加。多表现些亲民姿态，动人时刻抛洒几滴眼泪。这些让步的演出试图消解民主浪涛而力求不翻船，可谓苦心孤诣。温家宝就因在传媒面前爱流眼泪，被网民誉之为“影帝”，不时表露一些民主呼吁，让麻木的平头百姓们对中共心存幻想。所以说到底，和谐的高调还是宣传和统战的老套子，政策可以调整，本性不会变。变色龙变换色彩，与环境谐调是保护自己，不是转性了。和谐不是和解，若是变色龙与猎物和解，它就饿死了。和解可以看作是中间道路，和谐式的让步不是中间道路，也不等同于封建时代的让步，自古以王道为正统，霸道为暴政。中共的让步是以退待攻，不是一让到底，也仅仅经济上的让步，政治上它是寸步不让的。不但不会让步，邓小平还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权利，尽管这种政治权利是象征性的。“和谐社会”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哈维尔这样描述共产党社会：“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民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极权主义并不总是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特别是需要满足人们致富愿望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今天。但决不允许思想自由，后极权主义或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端。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变感官享受为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化解人们对自由思想的追寻。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人们为什么要用谎言来掩盖共产主义的罪恶？是因为灵魂劣化了，逆淘汰的社会需要无处不在的谎言。说谎它既有麻痹神经的作用，也有稳定社会的功效。有学者说：
奥威尔（G.Orwell）的《1984年》和赫胥黎（A.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36]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36]
当今的新极权主义时期比之前华国锋及胡耀邦式的后极权主义统治更具攻击性，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老极权主义有着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利用国家保障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主义的福利安排，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生存条件。新极权主义者执政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因为新极权主义者失去老一代的政治资源，没有了展现英雄主义的魅力型领袖，权贵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时，逆向淘汰中的意识形态价值置换为赤裸裸的现实利益。新极权主义选择一些技术官僚做统治者，他们个人不是党的化身，更象是大管家或董事长，可以表现相当“亲民”或“敬业”。他们是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官僚机器的人，受先主的恩宠，是官僚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逆淘汰的适者生存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其生存成长的先决条件，稳定和不出大错是他们终生的信条。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安慰性口号，发出诸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保持先进性”之类让人嘲讽搞笑的官话。他们目光短浅，以为靠局部性的补救措施便可以应付日常统治，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现代理念。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希望能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经常会回忆毛泽东时代红红火火的景象，在传媒和文化艺术中恢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家的缅怀追忆，靠遗老们唤回逝去的感激之情，虚张声势，故作多情，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因他们及其家族都盗取了巨量的国民财富。他们是当今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其事业与以往的独裁寡头政客并无多少本质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在贪得无厌的化公为私中暴富，使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图案更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展现出屠刀与金钱的色彩。所以，新极权主义不想要斗争，因为无法面对民众对现实的拷问，无法面对极左派对共产主义原则的追问，最紧要的是一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家不必心甘情愿地忏悔原罪，只要假装服从就足够了，如若不然，新极权主义者还是会祭起斗争法宝的。一方面镇压民间自由力量，一方面打压极左派反扑，苦心经营一个没有信仰的共产王朝。
共产奴役造成了社会道德观念的异化，遂使全社会加速朝着劣化发展，愤青现象就是社会垃圾化的另一种表现。自文革结束起，六四以来，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中国社会就开始涌现出一大批“愤怒的青年”，简称愤青。尽管这种简称未必符合中文语法，但约定俗成的称呼还是为社会广泛接受了，成为一个没有收入官方词典的固定词汇。从字面上来看，这些人总是持愤怒心态，但愤怒并不是他们主要的特征，他们是一帮无组织却又能通过网络迅速交流的群体，这些人热心于政治和世界局势，却又玩世不恭，常作惊人之语。这类人社会背景各异，成份复杂，学历差别很大，有中等文化的青年，也有高学历的白领，还有较高职务的军官和文化人。既有做所谓理论分析的，也有直接喊打喊杀的，共同的特点是仇视西方和拥戴专制，崇拜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本·拉登、萨达姆一类的强权人物，赞誉强权者的历史地位，尽管其中一些较高地位的人不一定敢公开表达这种思想，类如《中国可以说不》或《超限战》的作者，但他们潜意识中的愤怒还是表现得极为明显。也激烈反对日本的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虽然他们也不承认是鹰犬。911事件发生时，中国网上一片喝彩声，简直成为愤青的盛大节日，萨达姆遭受绞刑，愤青的愤怒情绪比伊斯兰世界还厉害。愤青追求的不是自由、民主、正义等人类普世价值观，他们渴望的是义和团运动的重现，或者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式的造反，登上政治舞台，狠狠玩一把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实现愤怒的价值。他们不是建设者，是一群利用一切机会发泄情绪的不甘寂寞群体，是一群极具破坏力的麻烦制造者。由于他们强烈支持中共的统治，屡次受到官方利用，如2005年5月的反日大游行，警方甚至为其游行开道，以“护送”的形式让他们到达日本领事馆，一改对付群众示威的围堵方式。但麻烦搞大了，酿成外交事件，官方又翻脸不认人，抓了几个带头闹事者，以显示这纯属民间行为，表明官方依法管理的立场。好比西太后用义和团反洋人惹出了大麻烦，一脚就把义和团踹给了八国联军。也好比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了政敌，反手把红卫兵小将驱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愤青之怒显然不是理性思维的表现，且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认为该表现的时候尽量凸显其强烈的爱国情绪，一旦为满足个人需要时，愤怒的表情立刻代之以谦卑的笑脸。他们是奴才式的流氓，白天砸美国大使馆以示怒火万丈，向官方示好，晚上排一夜的队申领赴美签证，弯腰递上材料，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审查。他们不见得是热心于政治，但绝对热衷于表演，决不放过一切可尽情表现自我的机会。他们当然不会相信砸美国大使馆或抵制日货可以使国家富强，至少比义和团时代的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来源和历史知识，知道中共离不开西方市场，中国人从中受益最多。他们羡慕的是义和团无法无天的暴乱和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也赞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同归于尽的牺牲。却没有义和团刀枪不入般的蛮劲，没有红卫兵的造反激情，也没有伊斯兰式的献身精神，否则就不会总干些毫无风险的反西方表演。由于愤青骨子里拥戴共产党，无需官方旨意就可以肆意攻击西方国家电脑网络，他们狂热的民族主义受到官方默许，用来对抗西方的民主主义，所以这些黑客国外称之为“红客”。中国有那么多更让人愤怒的事情，那么多维权勇士挺身而出，却从来见不到愤青的身影。2008年以来物价轮番暴涨，低收入群体更加贫困，也根本不在愤青的关注之内。毫无疑问，他们的愤怒是选择性的，带有强烈的个人功利色彩。没有正义民主观念，没有宗教式的虔诚，没有博爱的胸襟，没有救拔苦难的慈悲情怀，没有为理想而战的牺牲精神，他们人生目标就是满足虚荣心和表现欲，是对个人权力和金钱物欲的狂热追求，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甘心做“五毛党”。为什么要以愤青的形象来表达呢？这是受其社会地位所限，以期达到理想境界的愿望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他们自认清高无比，又不可能挤入红色权贵阶层，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失落受挫感便转移到可供发泄且无风险的“爱国”渠道上来，为了一丁点小事而口诛笔伐，满口喷粪。而中共为社会留下的最畅通的发泄渠道就是反对西方的民主主义，只有当愤青做五毛，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以爱国主义（爱党主义）的形式喷射出来。愤青也许是从美国留学归来，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却以仇视西方为主要表现内容。这种仇视看起来并无多少道理，一如义和团反不反帝、是反清复明还是扶清灭洋，都不会改变他们的地位。但是反对西方的自由价值观是中共宣传与民间言论的契合点，舍此，愤青再无发泄空间，精力过剩又不甘寂寞的愤青便可以据此大展拳脚了。每当国际上针对西方社会的暴力事件发生，都是愤青兴高采烈的话题，甚至于对人类的灾难也持欣赏态度。爱国是他们通常打的一张大牌，因为在爱国（爱党）的口号下可以任意兜售反民主的东西，因为民主化是中共标定的“邪路”。
愤青是新极权主义的产物，产生于信息网络时代，不同于蒙昧时代的义和团，也不同于毛时代的红卫兵，愤青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流氓文化意识，他们也是洗脑机器的产品，是共产政权的拥趸者，是病态的偏执妄想狂，是灵魂劣化的魔鬼，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滋生蔓延，是缘于政权的日益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也需要愤青的怒气来转移国内矛盾，构建网络话语霸权，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三个代表”背书。愤青在中国成不了气候，因为他们不是一支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是活跃在网络虚似空间和半官方传媒上的散沙型势力，共产党是不会让他们组织起来的。却不能轻视愤青的作用，对中国走向民主，溶入世界主流始终是一个破坏性因素，他们表达的信息也影响着一部分人的思维。他们过分的喧闹有时候也会裹带一些人，形成一种伪民意，掀起反日游行，对台湾喊打喊杀，支持镇压西藏抗议，对国外记者发出死亡恐怖威胁等。愤青们在官方默许的平台上满嘴喷粪，就给了世界一个错觉，以为中国的真实民意就是如此。难怪网上对愤青的蔑称是“毛粪”——崇拜毛泽东的愤青——一堆粪便而已。
注释：
[1] 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75118/
[2] 胡平：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0413/article_12796.html
[3] 赵紫阳著：《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P50-51。
[4]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四章。
[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6] 《改革历程》，P64。
[7] 转引自《中共历史的见证——司法璐回忆录》，P134-135。
[8]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9] 参见《许家屯香港回忆录》，P52。
[10] 《龚楚将军回忆录》，P193。
[11] 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2]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P125。
[13]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7章。
[14] 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
[15] 引自《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www.aboluowang.com）。
[16] 丁抒著：《阳谋》，第七章。
[17] 引自刘宾雁为丁抒《阳谋》作的序言。
[18] 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
[19] 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P112-113。
[20]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大会批判”。
[21] 法 董尼德著：《西藏生与死》，第一部第二章。
[22] 1964年9月4日 ，武汉，毛泽东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
[23] 1964年2月13日 ，毛泽东春节谈话记要，见《毛泽东思想万岁》。
[24] 《贞观政要》，诚信第十七。
[25]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三章，P778。
[26]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8月号。
[27]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一章。
[28]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十四章，P870-871。
[29] 同上，第十三章，P812。
[30] 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31] 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司马公”先生，见香港大学中文网站。
[32] 魏京生：违背邓小平指示，胡耀邦救了我一命。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0421/article_16287.html
[33] 柏拉图著：《理想国》，第一卷。
[34] 见网络文集《民建联无耻纪录集》，2010年。
[35] 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第三编，第一章，P306。
[36] 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