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今昔 第九章 大屠杀体制与共产邪教

第九章 大屠杀体制与共产邪教

一、红色恐怖

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以红色恐怖的方式运行。《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个让人恐惧发抖的杀气腾腾的宣言公布以来，共产党便以暴力剥夺和阶级专政为武器，向全世界举起了共产主义屠刀。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通过煽动阶级和族群仇恨、以大规模的杀人来夺取私人资本，消灭资产阶级，非此，它不可能获得社会财富和统治权力。共产党之所以用大屠杀开道，是源于它无法在自由体制下生存，不能以自由竞争来实现政治主张，剥夺私有财产没有大屠杀开道是不可能完成的。大屠杀既要通过共产主义的阶级战争，也要通过共产党对民众的暴力专政，让整个社会服从它的绝对权力，人人恐惧于共产党政权，就是它营造红色恐怖的目的。共产主义大厦崛起于血泊之中，也必须用民众的血来滋养自己，马克思在书写《共产党宣言》时，怀着刻骨的复仇心态，武装的暴力是让敌人发抖的唯一办法，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让被统治者屈从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东西，亦是共产主义的邪恶之源，没有什么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抽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内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设计便找不到实践的途径，乌托邦从个人实践走向全面的社会运动，必须通过共产暴力革命把一个阶级整体及肉体上消灭掉，镇压一切反抗。否则，便无共产一途，决不会有第二种办法让全社会一齐将私人资本拱手交给共产党来实现共产主义化，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就只有“在欧洲徘徊”。 共产主义虽然是一种较新的理论设计，却充满着过时的专制狂妄，本质上是一种毁灭性的复辟思潮，当它终于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时，其反人类、反文明和反革命的面目便无从掩饰。共产党号称代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工业发达的西方社会却不被工人看好，工人希望的不是共产，而是凭借工会力量来与资方谈判，达到劳资双方平等互赢，与时代一同进步，实现共同富裕。还可以用选票来选择政治代理人，推进社会改良和经济繁荣，增进全民福祉，从而告别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是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是自由竞争和法治环境，是人民主权的共和政治，不是一个阶级非要消灭另一个阶级。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自由的社会里，却不能在自由世界生存，只好另外寻找落后的农民国家，寻找那些有帝王梦想的野心家带领渴望暴力均富的民众，作为共产主义战争的主力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显然是马克思没有料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共产党的大屠杀体制就是这样形成的，亦是中共得以维持这个体制的根本原因。大凡专制社会都会杀人，但任何一种专制都不似共产政权这般凶残，区别在于传统型的专制不剥夺私有财产，不改变土地私有，不煽动阶级仇恨，不抢劫全民财富，不实行思想控制。共产政权的党天下性质决定了它的残暴是无所不在的，它是对人的生命财产思想的全方位管制，用大屠杀来掠夺财富，用大屠杀来震慑民众，用大屠杀来纯化社会，建立起全民绝对服从效忠的统治。希特勒政权杀人，但不剥夺私有产权，它的大屠杀是针对民族和国家的所谓“敌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大屠杀是战争行为，未对本国公民实行过大屠杀统治。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清愿的学生遭遇总理府卫队擅自开枪，死伤多人。事发后，民国临时执政段琪瑞对着死难学生长跪不起，向天下人谢罪，立誓终身食素赎罪，并将誓言坚持到临终。虽然不是他亲自下令开的枪，但作为政府首脑，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怀着深深的负罪感，因为下跪可不是一般性的悔恨表示。这场运动是李大剑领导的，共产党善于鼓动学生闹事，用学生的血来滋养自己，待它掌握了政权，决不允许学生反对共产党的专制，不惜调动军队屠城。共产国家都是大屠杀政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到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就以大屠杀来建立权威，斯大林的大屠杀更超过列宁。到了毛泽东，各种政治运动都是群体灭绝行为。红色高棉血洗柬埔寨，朝鲜金家王朝遍地饥荒，从战争到建设，从始至终都伴随着大屠杀。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近百年的实践中，竟然有上亿人生命消逝于赤祸之中。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的心灵里播下了毁灭的种子，他们不停地杀人，杀敌人也杀自己人，然后那些杀人的恶魔也象羔羊一样地被同伙吃掉，因为他们在入党（入教）时就签下了“生死状”，誓为杀人如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们为了夺取天下而杀人，他们为了夺取财产而杀人，他们执掌了政权更是每时每刻都在杀人。他们发明了各种屠杀方法，列宁用消灭“害虫”，斯大林用肃反，毛泽东用镇反，邓小平用坦克，江泽民用军警……惟永不停息的屠杀才能震摄社会，统治人民，保护红色江山。他们喜欢红色也是喜欢鲜血，鲜血是他们的营养源，邓小平六四时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中共执政杀了8000万人，按照这种逻辑，意味着共产党有8000年江山。他们在杀人如麻时也毁灭着人类生存环境，在攫取全民财富时疯狂地破坏生态，因为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还要奴役全世界的人，要为全人类洗脑，要全世界的财富，如若不然，他们宁愿用核武器同归于尽，“西安以东不要了”，决不甘心留下让别人幸福的世界。如同吉姆·琼斯带领人民圣殿教全部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集体服毒自杀一样。但人民圣殿教不过民主国家中的异类，当邪教诱人的假象被揭露之后，正义的力量就是干预。如果整个国家让共产邪教统治了，便无一人能逃脱恶运。自从中共有了枪杆子，中共及其政权就象一部越来越庞大的绞肉机，不但将中国人绞进去，外国人绞进去，也将自己人绞进去，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可以说，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大屠杀史，中共政权是大屠杀体制，从土地革命的大屠杀到苏区肃反的大屠杀，从内战的战场大屠杀到建政之初的举国大屠杀，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饥饿大屠杀再到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血腥大屠杀，直到经济改革时期的六四大屠杀到镇压法轮功的大屠杀，对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的大屠杀，犯下一次接一次的群体灭绝罪行，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尤其在内战、肃反、镇反及文革运动中，每次屠杀都有成百上千万人被填进这部共产主义“绞内机”。每个家庭都遭受过共产主义的荼毒，也至少有上百万共产党人死于党内斗争，包括操作这部“绞肉机”的党内高层人物，若刘少奇或江青之流也难以逃脱，受到牵连的无辜者更是数以亿计。历史上任何一轮的新王朝建立，都要大赦天下，唯独共产党是大屠天下，它以杀人崛起，以杀人立威，以杀人治国。在和平时期，共产党也以严打等办法大开杀戒，每年杀掉的刑事罪犯都有数千至上万人，占全球死刑犯的绝大部分。死于酷刑折磨的，更是不计其数。中共还向外输出革命，那些被毛泽东思想洗脑的毛派共党武装，也纷纷变成“绞肉机”，大肆屠杀本国居民，如亚洲南美的毛派游击队。吴弘达说：“有一种恐惧完全是人为的，那就是社会性的政治恐惧，它基于信仰不同、种族不同和观念不同，涉及某个集团或个人利益，人为地制造规模巨大的政治恐惧，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希特勒式的政治恐惧、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惧及毛泽东式的政治恐惧。毛泽东式的政治恐惧在中国大陆横行了半个多世纪了，在1976年他死亡之后并没有随之而去。毛泽东的图像是政治恐惧的象征。天安门城楼上毛的图像存在，全国的共产主义式的政治恐惧就必然存在。”[1] 有人说共产党与时俱进，比毛泽东时代民主多了，这显然是误解。挨毛泽东的一百大板与挨邓小平的五十大板，镇压政权的本质无丝毫改变，不过是视情况而定罢了。毛时代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工人有罢工等宪法权力，虽然这种宪法权利是假的，但邓时代却全部取缔了，这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进步。胡锦涛屠杀藏人和维吾尔人，并未展现出一丝温情。在野生动物都不能随意猎杀的现在，中共边防部队仍然可以向逃往达兰藏拉的越境藏人任意开枪，在外国游客的眼前毫无顾忌地射杀手无寸铁的少女，藏族女作家唯色说：

明明在囊帕拉，军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双方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捕杀藏羚羊不对，但这些士兵却可以说服自己，对根本就无助的人——扣动扳机。……至于在现场的那些登山者以及通过视频观看现场的世界各地的观众，目睹中国军人毫不在乎地向逃亡藏人开枪、毫不在乎地抓捕幼年孩童、毫不在乎地把格桑南措的尸身抛入冰川，颇为困惑地发问：他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来鼓动他们毫无顾忌地进行如此可怕的兽行？他们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没有任何不安？[2]

藏人逃亡要花费几千到上万元不等，要付出冻伤或冻死的代价，更要面对解放军的枪口，还有尼泊尔警方的敲诈勒索，但他们还是毅然选择了逃亡，为了自由，宁愿踏上死生未卜的征途，逃出这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共产地狱。2008年3月间的西藏又发生大屠杀，驱赶外国记者，坦克装甲车开上街头，百余人死在解放军的枪口下。邪恶的大屠杀体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冷血杀手，只要共产政权存在一天，共产党对自由之仇恨还会化为解放军的子弹。仇恨自由和恐惧暴政，成为中共统驭民众的利器。中共常说自己有克敌致胜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不全面，也掩饰了中共的残暴本性，实际上最大的法宝是仇恨和恐惧。它将同一个族群分为三类九等，划分敌我友，再用阶级斗争煽动仇恨，借一部人之手，用血腥暴力来屠杀迫害另一部分人，让每个人的手都变得肮脏，即是它的群众路线。同样以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让每个人感到恐惧，加入阶级斗争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为了避免自己也成为阶级敌人，唯有用极度夸张的左倾表现来消除恐惧，用极端残忍来表现忠诚。因仇恨而恐惧，因恐惧而仇杀，仇恨与恐惧的两样法宝运用自如，便是共产党的驭民之术。无论是党内领袖毛邓江，还是党外群众张王李，除了施虐与受虐之外，别无另一种活法。马克思主义提倡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尚有些理论上的自由色彩，也有些争取工人民主权利的味道。马克思主义未进入实践阶段时充满了诱惑，一旦走出书斋，变成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变成毛泽东的“新中国”，便是其逻辑性的道路，除此之外，就不可能有其它的共产革命了。共产党把活人都变成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扼杀人的自由天性，使之成为标准的机器零件。包括统治者集团内部，一样没有身心自由，除了杀人、美色或物质上的特权，全都无力逃脱桎梏，去寻找自我。他们的自我价值体现，在于深深镶嵌于革命机器上的运行之中，共产革命决不是每个自由个体为着美好的目标集合在一起的行动。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共产主义的邪恶种子，生长出邪恶的树木，再结出更多的邪恶种子，进入毁灭人类的循环。马克思主义是空想的蓝图，共产主义是走向末路的航船，驶向末世洪水中。

有人做过统计，在毛泽东执政的27年（1949－1976）中，中国人民被处决、害死、饿死、斗死、冤死（自杀）的被害总人数，有8000万人之多，每个月平均杀害24.6914万人。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月约杀害34万人，每个月杀害17万人，毛泽东每个月比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多杀害7万多人。如果算上共产党发动内战死掉的几千万人，有上亿中国人死于非命。在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军人犯下集体屠杀、强暴与劫掠的暴行，超过3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被屠杀，8万妇女遭到强暴，南京的文物与财产被日军劫掠一空。直到日军大本营干脆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以及第10军的战斗序列之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才有所收敛。日军大本营清楚地知道，这支“光荣”的作战部队，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历史罪行，令立下战功的司令官松井石根退出现役。战后的东京和南京战犯审判，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武藤章、谷寿夫全都被判死刑，灭绝人性的战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中不能忘却的残忍暴行，而铁证如山的中共大屠杀其罪魁祸首及直接执行者，连个简单的道歉都没有过。中共不断地淡化或篡改历史，把一部血腥屠杀国民的罪恶史美化成为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英雄史诗。日本人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事件，中共将大屠杀淡化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解放百万农奴”，“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天安门的政治风波”等等。也许中共屠夫们能逃过正义的惩罚，但绝对逃不脱历史的审判。刘宾雁说：“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为谜语，来训练子民们的智力。在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蔽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3] 日本为了弥补中国受到的战争损害，以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方式，从1979到2005年，向中国提供了3.13万亿日元的贷款援助、1457亿日元的赠款援助、1446亿日元的技术合作。中共对其历史罪恶，竟毫无忏悔之心，从未对大屠杀罹难者家属作出过一丝一毫的赔偿。

充满仇恨暴力语言的《共产党宣言》，构成整个共产世界的“宣言”式话语系统，不断激发人们的仇恨心态，配合人性的狭隘自私，再结合破坏力极强的暴民革命，致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凶猛的屠杀竞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这些共产主义暴君的共产主义革命，一个比一个血腥，他们建立的大屠杀体制也成为共产政权的通用模式。列宁的十月革命期间，俄国历经四年欧战，三年内战，经济崩溃，为了维持苏维埃政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列宁派军队下乡抢粮，造成遍地饥荒，几百万人饿死。列宁一掌握政权，就颁布了红色恐怖的法令，展开合法的大屠杀，几个月就处决了5万人。索尔仁尼琴写道：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咱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4]

列宁定义的害虫，外延极为宽泛，醉鬼、懒汉与反革命同是害虫，害虫就应该灭杀。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自然是双料的害虫加寄生虫，于是列宁下令对沙皇一家满门抄斩。列宁扫除了多少害虫，我们不知道，但一定比斯大林少，因为列宁英年早逝，梅毒螺旋体夺去了他的生命，比斯大林少活了20年，也就少了20年的大屠杀史。大屠杀由斯大林继续，杀掉了2000多万人。这场屠杀是空前的，与列宁扫除外部的害虫不同，是先在党内展开大屠杀。1937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遭逮捕或杀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的清洗更为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杀光，57个军长杀了50个，186个师长杀了154个，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杀光，28个军政委杀剩3个，64个师政委剩下6个，456个上校杀掉401个。这是大清的高潮阶段，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了消灭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列宁的战友，就已经开展了持续的屠杀，1922年十一大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有17人遭到处决，到1935年，先后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死于党内斗争。“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新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5]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逮捕和处决（大部分于1937年至1938年）。……十七大，在有选举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绝大多数，都以反革命罪名被捕了。”[6] 索尔仁尼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说：“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毛泽东又超过期林大，“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苏联不象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杀到俄罗斯人绝种，杀两千多万人足够惊心动魄了。毛泽东的革命更是杀人如麻的事业，共军围困长春时，城内断粮多日，国军放百姓出城求生，共军用机枪扫射，阻止居民逃离，增加国军守城的困难。长春人口从50万减少到17万，多半饿死了。后来共产党屡次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围困城市，有多少人饿死已无法统计。中共以解放者的名义，让中国军民付出比日本侵华更高的代价，这绝对是一种集体大屠杀行为。待夺取了城市，大批枪杀国民党和政府军政人员。我老母亲曾说，解放军攻进城后，整天看见一汽车一汽车的人被拉出城墙外枪毙。在小城市和乡下更是毫无顾忌，至少有400万人以地主或反革命的罪名被枪杀。毛发动的内战，死了数千万人，所以并不在乎再多死几百万人。毛泽东将“害虫“分为九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队列中除了第一第二排的地主富农尚有一定的标准，其余的三至九排，是外延极为广阔和模糊的类别，极能显示“罗织经”和“莫须有”罪名的水准，无论群众或干部，谁被这七顶帽子罩住，唯有束手就擒。历次政治运动，几千万人死于非命。毛泽东建立的杀人政权，其大屠杀式的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领先地位。毛泽东也创造出中共式的“古拉格群岛”——劳改农场、五七干校和学习班，遍及全国和每个单位，如果某个地方没有“群岛居民”，反倒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文革时红卫兵遍设囹圄，也协助中共杀掉了几百万人。那时枪毙犯人，费用要家属支付，西藏亦不例外，“死者的家属会收到一张帐单，上面列具发射子弹的数目和捆绑他们的绳子价格”。[7] 原北京大学女学生林昭被打成右派，1968年劳动节那一天，当局到林昭家中宣布：“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钱子弹费！”林的妹妹默默地为已不在人世的姐姐付了那颗子弹的费用，母亲则昏厥了过去。这真是亘古奇观，古代刽子手要磨刀钱，是个人好处费，不列入政府收费项目，文革时财政再吃紧，也不至于穷到没钱枪毙人犯。子弹费太过荒唐，也无人敢不交。若公家节约子弹，如红军在“中华苏维共和国”肃反用大刀砍杀几十万人那样，“鬼头刀”经年未磨，锈迹斑斑，刽子手又不经训练，左一刀右一刀，脑袋没掉人就吓死了。延安整风时，专案人员常用假枪毙审案，对那些经过种种酷刑拷打，仍拒不交待“罪行”的被审查人员，就会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外，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惧，甚至会因此疯掉。从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开始，中国进入了枪毙成风的恐怖时代。那时枪毙人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也根本没有刑法，只要村长或者驻村的工作组长之类的人点个头就行，想杀就杀，毫不犹豫。四川人把枪毙叫做“敲砂罐”，打碎一个人的脑袋就像敲破一个砂罐那么简单。说某人被枪毙都不直说，被敲砂罐大家便明白了，真是黑色的幽默。红色恐怖激发群众情绪，一切“以革命的名义”，革命群众的热情便是暴君意志的放大器。在杀人事业上，共产党确实是与时俱进了。一次，一位熟人悄悄说，他刚去刑场看过枪决，问我：“你知道医院的汽车去那儿是怎么回事？”我说：“知道，外电经常报道。”“所以，刑场决对不准拍摄采访。我属于司法系统，也不能报道此事，不能以记者身份去刑场。”文革后取消了“子弹费”，但政府的收入却增加了百万倍，刑场旁边停满了医院的救护车，不是怕枪走火伤及自家监斩人员，医院凑热闹是来割取死刑犯器官的，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市面上抢手得很，还能出口取换外汇。枪声一响，医生趁热动手，怕慢了不新鲜。已剩空壳的尸体一把火烧成残渣，人犯家属当然不知道实情，即使知道了也没用，能废物利用，供献一肚子肝肾给司法部门和医院搞创收，救活那些眼巴巴的外国友人，还应该感谢党和政府呢。因为以往家属认领尸体也很恐怖，血淋淋的尸首，脑浆四溢，倒不如一袋骨灰省事。时至今日，中国总是有许多人非杀不可杀，刑法中的死刑种类多达68种，永保杀人第一的全球记录。

马克思主义是激进的学说，共产主义运动更是激进大赛，列宁比马克思激进，斯大林比列宁激进，毛泽东比斯大林激进，波尔布特比毛泽东激进。红色高棉的共产革命是苏共和中共的缩微版和强化版，两三年里就把苏中两共几十年走的重构社会过程一蹴而就。波尔布特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在中共资助下，以红色中国为模板克隆出红色高棉。波氏曾多次秘密访问北京，倍受毛的称赞。红色高棉选择了一条捷径，不必重复毛泽东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一整套通向共会主义的革命进程。比如在集体化问题上，红色高棉的做法就比中共省事，撤空城市，强制将人口集中到由柬共划定的区域集体劳动，为了强制迁移人口，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取消商品流通，取消货币，消灭家庭，全国变成为集中营式的生产单位。柬共首脑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于我们。”中国模式残酷却慢，越南模式过于温和，红色高棉的口号是“胜过列宁，超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说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在柬埔寨是不允许的。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右”的教训，把极左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红色高棉从一开始掌权就全面彻底地加以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直接跨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的样板。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

赤柬不经过“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苏联和中国有五年计划，柬埔寨是四年计划，大规模的党内外清洗一进城就展开了。列宁曾说：“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8] 列宁将黄金变垃圾的进程定为一二十年，还是要注工业化，不可能一下子取消货币贸易。红色高棉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彻底的农业化，取消城市，把全国变成农场，人们全降为农奴，赶到集中营劳动，没有了工商企业，没有商品流通，就剩下兵工厂，就用不着货币了，金银成为粪土。还取消邮政电信，通讯用电报，各机关之间联络用摩托车，私人信件靠熟人转交。没收家庭财产，供干部使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组织）决定，实行配给制，每半年举行一次集体婚礼，婚后强制分居，分别编入男女劳动队服苦役，夫妻会面要安卡批准。至于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赎买等“过渡时期”的政策，红色高棉是不屑一顾的，甚至没有动员大会和群众游行，其手段就是强迫命令和冲锋枪扫射。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学校，没有寺庙，没有公共设施，只有军队和农奴。柬共分子“一手拿枪，一手拿锄”，让人民一举退回到荒蛮时代，类似于塔利恐怖政权。1978年，红色高棉公布“处理懒人法则”，对于迟到早退和怠工的人，可以判处死刑，用木棒、锄头打死，就是掩埋。这样黑暗恐怖的国家，竟然定国号为“民主柬埔寨”。

毛泽东十分希望在柬埔寨实现毛氏版本的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共产主义实践，彻底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波尔布特终于建造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消灭富人，消灭城市，迁出市民，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还要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奢侈”物品。波尔布有毛一样的反人类品质，为人专断独裁，猜疑心重，冷血残暴，以大屠杀为治国手段。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发动文革消灭知识分子阶层。波尔布特也有反智主义心态，不喜欢文化水平高的，“把聪明有智慧的人都杀光了，剩下的‘愚民’好控制。”赤柬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强制实行革命洗脑教育。学习毛泽东利用红卫兵造反，喜欢鼓动十几岁的少年杀人，上战场。同时也力图消灭中共的影响，树立自己在共产主义史上的特殊地位，大力整肃亲中派，把华人华侨都列为资产阶级杀掉了。赤柬还进行毛泽东式的大跃进，让粮食产量一年翻几番，称之为“超大跃进”。为民众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蓝图：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可以吃到水果。公共食堂连稀汤也喝不上了，很多人活活饿死，还吹嘘什么1977年农民可民10天吃一次甜汤，到1980年3天吃一次甜汤。一个热带农业国家，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平均每户家庭有5公顷土地，在中南半岛地区最为富裕，是粮食输出国，竟然让红色高棉搞到连廉价的水果都成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比起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或毛泽东”吃饭不要钱“的豪情壮志，已相距甚远。柬共干部说：“柬埔寨已经消灭了三大差别，我们比中国还先进！”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波氏不愧是毛的得意门生，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屠杀方式纯化人口构成，短短几年便浓缩了毛泽东一生的建树。红色高棉杀了多少人，因资料缺乏，国际上说法不一，从保守的40万到夸大的300万不等。根据较为可靠的估计，红色高棉于 1975 年执政时，人口总数是730万，越南人于1978年接管时，柬埔寨的人口却下降为580万。如果将此期间的人口自然增殖算进去，当时柬埔寨的人口应该是超过800万了。波尔布特也公开说过，柬埔寨有800万人口。也就是说，红色高棉统治期间约有200万柬埔寨人死于非命，超过了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些蒙难牺牲的人，多为柬埔寨受过较好教育和有技能的社会菁英。对于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是个难以想像的数字，杀人比例远超出其它共产党政权。红色高棉的大屠杀除了群体灭绝，也有种族清洗：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红色高棉在内部也大开杀戒，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展开内部大清洗。赤柬执政仅3年零8个月，就展开四次大肃反，波尔布特甚至向一起留学和战斗过的同志也举起屠刀，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战友，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还有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集中处决的更多，1978年被认作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10万人。赤柬统治期间，全国共设置了 158个监狱、埋人坑 18975个。在波尔布特眼中，四处是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必须“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 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9]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首都金边，立即疏散200万城市人口，全部驱赶到农村，说是要挖掉封建王朝和资本主义的根，同时一举消除粮食供应难题。在柬共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消灭资产阶级就必须消灭城市。一个星期之后，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顿成一座死寂的空城。之前围困金边的一年多时间里，已经造成大饥荒，许多人饿死，士兵靠吃人肉来维持。驱赶到乡村的城市居民也饿死了很大部分，连波尔布特的亲哥哥沙洛特切（波尔布特的本名是沙洛特绍）也死于这场大迁徙途中。西哈努克亲王有十几位亲属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波尔布特说：“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几乎在一夜之间，赤柬的这种“超级社会主义”走完了苏联和中共几十年都未能完成的征途。毛泽东起了很大的作用，波尔布特在中国的培训基础受过训练，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据悉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康生还传授了肃反经验。波尔布特提出了“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两句口号，作为国政方针——

波氏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10]

4月17日，是“民主柬埔寨”的“解放日”，其国歌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共产政权的红色恐怖是用无数人的鲜血营造的，苏维埃的红色恐怖，“新中国”的红色恐怖，“民主柬埔寨”的红色恐怖，三个大屠杀政权，一脉相承。斯大林豢养毛泽东，毛泽东豢养波而布特，这些共产主义的撒旦，邪恶至极。

二、唯物之祸

共产主义是魔鬼的宗教，它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马克思主义邪恶教义乘以人性之恶，使每一场共产革命和每一个共党政权都犯下了灭绝人类的罪行。共产党并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他们不信上帝，无比仇恨人类，心有只有恨而没有爱，他们信奉的是魔鬼撒旦，撒旦就是共产党的神。据有关资料披露，马克思在上大学时便加入了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教的一员。基督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因此变成了魔鬼，故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对上帝创造的人类也充满着仇恨，欲将人类引向堕落的深渊。身为撒旦教会成员的马克思曾在诗中透露：“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喊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事实上，这个幽灵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就是马克思自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更将魔鬼本性发扬到极端，无不以反宗教反人类的大屠杀来完成撒旦的愿望，无不将共产国家变为人间地狱，他们无一不是撒旦的代言人，无一不是“魔鬼教”——共产邪教的恶魔。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一诗中写道：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恨仇。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

将会转变，变得惨白和死寂。

他被盲目和寒冷的死亡所占据，

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

在《人之傲》一诗中写道：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

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11]

上帝在人的心中，撒旦也在人的心中。心中的上帝表示善的一面，是人性之善；心中的撒旦表示恶的一面，是人性之恶。上帝之善是劝诫，撒旦之恶是诱惑，当心灵空间的善被恶占据时，就等于放弃了心灵修持，完全让人性之恶主宰着，也就是被撒旦附体了。但撒旦之恶是以善为包装，甚至伪装成上帝的模样。上帝与撒旦之区别在于：上帝宣扬博爱，撒旦挑动仇恨，人们决不可能从耶稣口中听到复仇二字。这诱惑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当宗教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统御人的心灵时，当共产主义化的唯物主义思想成为国教时，就不仅是简单的诱惑，而是撒旦对人们全身心的统治了，唯物主义者从心灵到行为都会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和毁灭欲望，是攫取权力和财富的欲望。世俗宗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而不是极端的权力，一旦将信仰推向极端，宗教就变成暴政或恐怖势力，形成善恶颠倒的宗教情绪。比如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视美国为魔鬼，认为美国生活方式在诱惑穆斯林；美国视伊斯兰恐怖势力为撒旦，因为他们构成对人类自由价值的威胁。相同道理，共产主义制度视美国为恶魔，因为美国的自由制度抵御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美国同样视共产主义为撒旦，极权制度原本就是自由文明的敌人。那么，究竟谁是撒旦呢？答案很简单，反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就是蛊惑人心的撒旦，虽然他们无不披着上帝的外衣。因为没有美国，人类社会也会前进，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理念的进步。人的生命是上帝（神佛）赐予的，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这平等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平等，自由是对极权的制约。平等也是权利，权利保障自由，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极端势力或共产主义恰恰是在自由方面阻止了人类社会的前进，用一套阶级斗争的蛊惑教义禁锢人的思想，把人类历史形态简化为阶级斗争阶段的几个分期，把人类的博爱情怀置换为仇恨心理，煽动族群间的仇恨，挑起族群仇杀战争。仇恨化为对文明的反动，化为反人类的反革命罪行，变为政教合一的奴役体制，用精神领袖化的神权政治满足统治者的个人权力欲望，因而才是真正的撒旦。极端宗教势力和共产主义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倍受挫折，在普适价值观面前相形见绌，他们必须寻找仇恨的目标来完成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最自由和强大的美国就成为首选目标。打击美国以证明自己价值观的正义性，为国教增添新的信条，政教合一体制就带上了神圣的光环。于是越邪恶的东西越有伟大的包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人类的精神源泉，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是照亮世界人民的灯塔……

尼采有句名言：“一声断喝——上帝死了！”说是他杀死了上帝，因为人的心灵不应该让上帝占据着，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建立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必须对传统道德进行清算，打碎价值，最大的恶是最大的善的一部分。传统道德是上帝的掩体，摧毁上帝的掩体有如啄破蛋壳，从奴役中解脱。尼采提出他自己的超人哲学，梦想造就新的人，用权力意志取代上帝。超人不是具体的人，是有强大意念的形象，是人的自我超越。权力意志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异曲同工，这个“特殊材料”就是“超人”般的强大意念，要与旧世界作最彻底的决裂，非指共产党人的生物学特征有了非人化的改变。但这种“超人”理念其实还是“上帝”，只不过是被撒旦置换了的假上帝。人不可能没有理念，心灵的终极归宿就是上帝的家园，上帝是善的象征，代表着拯救；撒旦是恶的象征，代表着毁灭。善是对恶的约束，杀死了上帝，谁来约束撒旦呢？上帝是不可能杀死的，因为善是不可能被扼死的，如同撒旦也不可能死掉一样，因为人心皆有善恶之念。尼采的善与恶是被重新标识后的，是“坟茔之歌”，是魔鬼从坟茔中的复活，其权力意志就是毁灭。那些声称要杀死上帝的人，其实也是自己想当上帝，他们不喜欢心灵被善所约束，渴望随心所欲行使权力意志，主宰自己的心灵，在掌握了意识形态权力后就会主宰人类的思想。斯大林及希特勒、毛泽东及卡扎菲这类冒充上帝的魔鬼，都有一套诱人的理论体系，都号称为人民的导师和思想家，无不企图主宰人类灵魂，用一套权力意志的伪圣经来毒害人类。所以，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杀死上帝，将仇恨种子播撒于人类的心田，造成了人类史上的空前灾难。抢占道德高地，播洒仇恨，就是撒旦的精彩表演，即是人类灾难之源。共产主义就是撒旦主义，共产党就是撒旦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可怕的异化现象。共产主义一定会灭亡，但不等于撒旦灭亡，撒旦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因为总体的恶是不会消亡的。共产主义仅是恶的一种形式，其灭亡之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撒旦出现。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必然阶段，人类就是在与大大小小的撒旦搏斗中前进的。

学者殷海光说：“共产党人有其特殊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照他们底说法，是与‘旧世界’底伦理学根本不同的。照他们看来，旧世界底伦理学是资产阶级底伦理学。资产阶级底伦理学是麻醉无产阶级之工具。这样的伦理学显然应该随着资产阶级底毁灭而毁灭。代之而兴的是无产阶级底道德。无产阶级底道德之最高准绳是无产阶级底需要或是利益，凡是合乎无产阶级之利益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凡属不合乎无产阶级之利益的，便是不道德。这是世界共产党人底新伦理学。中国共产党人尤其保持这种伦理学；并且将它在实践上发挥尽致。”中国从苏联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伦理学，其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注重“现世”的意识形态，被异化（毛泽东思想化）之后，成为一种追求极端现世化的宗教化信仰。马恩列斯毛著作也就视同于共产宗教的圣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形成共产教众的伦理学或道德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倒有些基督教或大乘佛教的救赎味道，为人类求彻底解放，是其曾经迷惑了无数信众的原因。“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中共党员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但从其历史来看，唯物主义不过是唯利主义的变称，共产党人皆以唯利是图为第一要义。从投靠苏俄的“争民主自由”始，到卖国求荣的“两个中国”，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争办奥运会，皆以中共自身的利益为先。平常唱唱唯物主义的高调，一到紧要关头，会毫不犹豫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如投靠苏俄到后来反目成仇，大跃进、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从剥夺私有土地资本到分田单干和发展工商资本，其反复无常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再如当年起劲地打倒孔家店，猛烈批判孔老二，说“孔老二是个坏东西”，将中国人的老祖宗贬到一文不值，为世所罕见。结果现在又在全世界到处兴办孔子学院，不是办马列主义党校，用孔夫子重新包装一番，变毁灭中华传统的恶魔为维护中华文明的天使。他们当然不是在追求人类正义，如果前面的反孔又成为利益点，他们还会毫不犹豫扔掉孔夫子，这类转变即是共产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纵观毛泽东及邓小平的一生，都是遵循唯利主义原则，决非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这是一伙没有崇高信仰的人，没有正常灵魂的人，在全世界共产主义破产之际，凡是在党内或要求入党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来，争取人类社会的自由正义为宗旨。全是为了牟取个人私利，加入剥夺民众的利益集团，争一杯羹，使共产主义集团成为人类社会中最自私最肮脏的渊薮。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戳穿了，不过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唯利是图，只顾眼前，既不理前人，也不顾后人，抛弃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3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实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唯物思想本身不会构成祸乱，假如共产主义不形成革命运动也就不会造成赤祸一样。唯物思维是一种哲学观，并非有害的，如佛学中既说唯心也讲唯物，是辩证思维，是哲学思维的两个层面，不是偏向唯物或唯物的主义。讲色是指有物，说空是指无物，也不全是唯心论。关键在于佛学讲破执，消除迷痴，讲物之实相，说法性本空，涅槃寂静，不是钻进牛角尖里不出来。达赖喇嘛在解释诸行无常时说：“所有聚合的现象都是暂时的、无常的，使它们聚合在一起的条件也造成它们的离散。所有事物都是由其他元素聚合而成，它的离散不需要其他条件。因缘生，因缘灭。换言之，止息的结构就在其系统本身。事物在缘生时就已带着缘灭的种子：任何事物的产生是经由外在的因，它的存在是依靠外缘。佛教徒视法界现象为动态的、无常的，这与现代物理学视宇宙为不断变动的观点很接近，这里出现的一个结论就是：诸行无常。”[12] 这充满辩证精神的哲学论述是佛学的一个基本教义，但不能将达赖喇嘛及其佛学简单归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范畴。佛学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在诠释“诸行无常”，一切物象最终归于空寂的心灵认识层次。唯物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斗争武器才是人类社会的祸害，错就错在它无处不在，无事不管，什么现象及事理都以它的准则作为优劣标准，党同伐异，以政治权力强制推行那些自为是且漏洞百出的东西。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诠释世界，圈定历史，预告未来，陷入极端唯心的境地。它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基督教的圣经还神圣。黑格尔说：“辩证法是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辩证法不可与诡辩混淆。诡辩的本质在于孤立地看事物，把片面的、抽象的规定，认为是可靠的，只要能带来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共产党非要把辩证法带上唯物主义的光环，以唯物辩证法否认形式逻辑，认为那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坚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辩证唯物主义从开始的理论哲学发展为权力背景下的诡辩术，染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辩证的目的是发现真理，追求精神幸福，此过程不一定都是物质化或标准化的，有时候是纯个人的心灵感悟，不可能都通过物质性的规定套路来实践验证，因为同样的真理发现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在宗教的心灵体验中尤其明显。在唯物社会中，人们并不看重辩证哲学和心灵体验，南怀瑾先生说：“现在整个时代，是科学文明的时代。十六世纪以后，西方科学文明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回过来刺激了科学文明的进步，形成一种循环性的刺激与发展。到今天为止，科学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但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的给人类精神上带来更多的痛苦与烦恼。这样，将中西文化联合起来加以研究，站在物质文明进步的立场，或者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明天比今天好；站在精神文化的立场来说，今天是比昨天差。”[13] 科技越进步，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短促，精神压力越来越重，中国每年有几十万人自杀。日本的科技发达，生活水平高出中国许多，自杀率也一直很高。人的生命究竟有何意义，是绝大多数人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数不清的大饥荒，吃草根树皮，甚至易子而食，而不选择自杀，如今有楼有车的人却感觉到生活没意思了。原因何在，就是人们在唯物大潮中失去了精神家园。特别是文革中大规模摧毁寺院来毁灭世俗的宗教信仰，共产主义取代了世俗宗教，共产宗教极端的唯物质主义置换了世俗宗教的纯精神体验，以极端的革命行动消灭了平静的心灵修持，对人类文明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那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又是多么的恐怖——

这个摧残行动一开始，被认为是反革命中心的寺庙，很自然地首当其冲。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在西藏大约有六千座的寺庙，在一九六六年，已经有一大部分被摧毁、严重破坏或是被关闭。其他完好无损的寺庙，则在这次的行动中，悉数被毁成为瓦跞。文革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九月的时候，红卫兵展开了这一波的废墟行动。为了能够更有效地破坏，红卫兵带著西藏宝物的清册，上面记载着中国人来不及掠夺转运到北京的宝藏名目。

有一部分镶金、镶银或镶宝石的艺术品，以及最古老的唐卡（藏语，藏族绘画艺术中，富有独特风格的一种绘画形式）很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被装在大漆封口的袋子里，运往中国的首都。在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有一组西藏代表，趁着吹起自由化的风潮，到北京寻回一部分属于他们民族财产的珍宝。他们发现在北京市中心的故宫里面，至少堆积着有二十六吨的西藏宗教圣器。这些雕像及礼仪法器，总共装成一六三只木箱，被运回西藏物归原主。另外还有六吨的宗教圣物，则是在北京的孔庙里被到；这些也装成上百的木箱运回西藏。他们总共动用了六百个木箱，把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七尊的佛像运回西藏。

然而这些也是只不过是被偷或是被打坏的宝藏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个西藏代表团团长日布特活佛说，大部分的西藏宗教圣器都被销毁。纯金或纯银的佛像、法器不翼而飞。至于铜、锡或其他金属制成的佛像、法器，则被卖到北京、上海、太原或别的地区的金属销炼厂。位在北京东部五公里处的稀有金属熔炼厂自己就买了六百吨从西藏寺庙搜刮来的金属物品。熔销西藏珍宝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三年，被两位中国高层领导干部李先念和乌兰夫知道后才停止。

很多很多其他的礼仪器具与佛经，就在寺庙旁边，被一场大火所吞噬。红卫兵还很得意地“敬邀广大民众”，参与他们充满爆炸力的破坏行动。佛堂、寺庙的建筑材料，被拆掉拿去盖公共厕所，盖牛羊畜棚，或是被拿去铺路。这些行为已经超出可以忍受的限度，而不能算是去除宗教的神圣化的行为了；这根本就是一种污辱的行迳。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对宗教打上最底贱可卑的烙印。就这样，神圣的佛教经书被拿去当草纸。一旦佛堂与寺庙被清理干净，西藏人民在枪管的逼迫下，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寺庙的拆除工程。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援。几个月下来，疮痍满目，一座座的寺庙，只剩下开了天窗的屋顶，残缺的墙，变形的钢板、一堆堆的石块，以及不可辨认的废物。

……日布特活佛说：“以前，西藏有数千座的寺庙。绝大部分在一九五九年前后被摧毁。中国人认为寺庙是西藏文化生命的中心，是西藏地下抵抗军的藏身处，是妨碍社会主义前进的绊脚石。在文革之前，他们还保留几座寺庙的完整，以便为西藏的宗教自由做见证。这是他们的战术之一。然而这些没有遭到破坏的寺庙，在文革期间，全部受到相同的厄运。甘丹寺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之一。甘丹寺的拆寺工程，从藏历一九六六年第九个月的第十三天开始（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他们先从全寺喇嘛聚会念经的措钦大殿开始拆，然后一座接一座地把全部的僧舍都拆掉。为了要加速完成拆除工程，他们使用炸药。他们把药包塞进每一面墙里，然后一起引爆。接着，一组组的人群，用十子镐把整座甘丹寺夷为平地。当地的村民成功地把宗喀巴的雕像藏了起来；这是甘丹寺中，唯一没有遭到摧毁的东西。其他所有的一切，全部被扫光。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事先被搬走，用卡车载到拉萨，然后运到中国。甘丹寺于一九六九年的时候，又一次地遭到破坏；甘丹寺的建筑材料，全部被分发出去。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甘丹寺不留一石一木。”

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喇嘛院所遭受到的破坏，大体雷同。随着寺庙的被摧毁，西藏几个世纪以来的建筑也消逝无踪。这一场“汉灾”对西藏人而言，无疑地是个极端沉重的打击；对整个人类共有财产的损失，是很难给予定个数目，但一定会是个天文数字。整个西藏变成了集破坏、劫掠、蹂躏于一台的恐怖剧场。香巴拉（藏语，西方音译为香格里拉；为佛教密宗修炼者向往的北方极乐世界）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这一场意识形态斗争的大风暴当中；神佛之乡充满着永无休止的恐惧与死亡。[14]

甘南的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原有六大扎仓（学院）、十八囊欠（活佛公署）、十八拉康（佛寺）以及金塔、辩经坛、藏经楼、印经院、经轮房（嘛尼房）、别墅、花园等建筑，规模宏伟，占地约1300余亩，却先于文化大革命就夷为平地了：

1958年冬，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为名，将供在释迦牟尼佛殿内的质为金铜的巨型释迦牟尼塑像切割成很多小块后运往中国兰州，该佛像有四层楼高，据当时亲眼目睹者称：仅该佛像头部被砸碎的金铜碎片就装满了中共的一“解放牌”卡车。（该车载重量为四吨）另外，还有八大菩萨像和很多高一人左右的各种金铜所制的佛像。……度母佛殿和马头明王佛殿等大小十五座佛殿被中共完全摧毁。供在这些佛殿内的佛像均是从很远的蒙古措登地方打制后人背马驮迎请而来，其造型完美、工艺精致、甚为珍贵。还有那些佛殿顶部用金铜制成而认为西藏文化艺术精品的宝瓶、法轮、及法幢等，均被中共侵略者一一摧毁，而且金铜全部运往内地。首先将各佛殿内的佛像神器等破坏殆尽后，再将佛殿拆去后木料分配给各单位，随之就连砌墙的石块、砖瓦全数运往中共的建筑工地，从而这些地方未留任何可供朝拜之遗迹。

供奉于贡唐宝塔内的万余册经卷，是几代人呕心沥血之结晶，这些书全部是用金汁或银汁书写而成。再如藏于印经院的五千余卷帙刻板，从拉萨迎进后珍藏于寝室“勒协嘎采”的印藏学者所著五千余卷正本之一部分被焚毁，另一部分被拌上水泥塑成许多毛泽东像和做鞋底用。

供奉于各寺庙殿堂中的成千上万个“唐卡”画，是藏传绘画艺术的精品，却被中共运往兰州各制鞋厂作原料，本人在兰州大沙坪（政治犯或重刑犯之监）监狱制鞋中队服刑时，亲眼目睹过其制造鞋垫的原料为“唐卡”画帛。据粗略估算，仅拉卜楞寺各佛殿中运往中国的金铜制器至少超过五百吨。[15]

拆了寺庙还不够，还要刮地皮式的搜抢藏民的私人财物：

……从1959年至1960年，以“大炼钢铁”为借口，在整个安多范围内不分男女老少，强制收缴其金银装饰品，对所谓"反革命分子”家庭及“反动分子”家庭，以没收充公为名掠去一切财产。此外，对没有划入上述成分范围的西藏男女的装饰品，如所载金银耳环、戒指、手镯、“硝松罗果”（西藏妇女佩在腰带两旁的形状不同的银制镶有珊瑚的装饰品----译注）、头饰、银碗、护身符盒、以及供在家中的金银铜质佛像、供水用的金属器具、酥油灯等供器，甚至连铜质火钵、勺子、锅、盆等均被强制收购。名曰“收购”，其实一两黄金仅给十余元人民币，一市斤（半公斤）白银付2.3元人民币，一尊尺余的镏金铜佛约六元人民币的价格来收购，金银供器被砸碎后论斤称两。中共如此掠夺西藏人民的个人财产其价值达几十亿人民币，当时如果有一点点不愿出售的表现，不是批斗就是遭到逮捕。[16]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浩劫再次降临拉卜楞寺，将宗教圣地彻底毁灭了，僧人也一同遭受恶运：

 1966年 7月，一群中共的所谓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地来到拉卜楞寺“破四旧”。仅在这一天，将环绕寺院周围的五千余座转经筒被摧毁，然后将转经筒内的全部经卷取出后分作鞋底和包装纸用。在这场残酷的运动中，包括贡唐宝塔和大悲观世音菩萨佛殿、印经院等九座佛殿及五百余僧舍全部被摧毁，并将这些地方夷为平地后改成农田。还将“喜金刚学院”改成屠宰场，在佛门净地屠杀生灵是天理不容的。共在佛殿内大小不一的成千上万尊金刚佛像及屋上金顶、法幢、各种珍宝镶饰物等全部运往中国，拆毁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运往中共正在修建的机关之房屋所用。

中共还以“破四旧”为名，随心所欲地闯进社会上被称为宗教人员、牧主、地主、富农、反革命、外逃者家属、投机倒把、叛匪家属等罪名的家庭中掠去佛像、供佛器具等与宗教有关的所有东西，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家用金银首饰、铜器、甚至藏袍等值钱的一切财富。不仅如此，还对主人进行斗争或随意毒打，戴上尺余高的纸帽上街游行，投入监狱或黑屋中监禁，并不断折磨毒打。

……在这繁多的罪名中，你必须承认一两条，否则毒打与折磨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每当半夜一时左右，“革命造反派”就在门外吼叫被受害者的名字，受害者必须马上起床，随同前往。但往往迎接他们的是手持棍棒、钢丝鞭的审讯人员。被害者一进他们的房屋，即厉声责问；让你必须承认他们随心所欲地被指控的罪名，否则便开始毒打，先脱去被受害者的全部衣物，然後对赤身裸体的被害人劈头盖脑地用钢丝鞭肆意抽打，直至浑身上下鲜血淋漓，有时还用绳索将被害人双手反捆在背後并悬吊在大梁上，直至不省人事。[17]

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驰名中外，是西北蒙藏地区最大的寺院，也是藏族人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圣地，为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而建。大跃进时中共进行“宗教制度改革”，将塔尔寺革了命，关闭了。主持该寺的藏族活佛却西被送到青海省水电设备厂去“改造”，20多年后方获许可重入寺门。在共产无神论者的眼里，见证人类历史的文物价值取决于金属的价格，剩下的砖石木料有些比金属更有历史价值，他们就不管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这些文物记载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塔利班炸毁了千余年的巴米羊石窟，遭到全世界谴责，中共也跟着瞎嚷嚷，却不谈它自己炸掉的佛超过阿富汗万倍，至今仍未遭清算。文革之初，北京有6843处文物古迹，有4922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全国毁灭多少文物古迹，已经无法统计，无数的文物被当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化为街头的烈火，或化为造纸厂的纸浆。文革还兴起了掘墓狂潮，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等帝王墓被掘，还有诸如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张自忠墓，张之洞墓等，都被搞掉了。古今文化名人如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等，也在挖掘之列。连共党自爱领导人的陈独秀、瞿秋白等墓地，也都毁掉了。如今共党领袖死后纷纷洒掉骨灰，也是源于作恶太多，恐自己的墓地也被后人毁掉。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明嘉靖年间（1556年）重修，为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文革中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后来西哈努克亲王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所以，西藏“汉灾”的实质是共产之祸，现代人类社会最大的邪恶之源就是共产义。在唯物主义诱惑下，中国人不幸误入歧途，陷入难以自拔的灾难之中。这是命数注定，正所谓在劫难逃。中国人愚昧、嗜杀、贪敛的特点，正是血腥共产革命最适宜的土壤，最适合狂热的共产宗教滋长。这就是为什么以流氓无产者为主力军的共产革命总是在落后的农业国家找到同盟者，产业工人最多的西方国家也传播过共产主义，却形不成颠覆社会革命运动。马克思生在德国，却要跑到英国去研究资本主义必然衰亡，以英国为考察样本写他的《资本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写于1848年，《资本论》第一卷完成于1867年，那时德意志民族正处于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之中，落后于西欧，还无法作为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活材料。德国也有过共产党，但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国民意识中，却斗不过宣传民族社会主义的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1978年到1982年间，曾有人组织“西藏共产党”，其背景是达赖喇嘛说共产主义的观点跟佛教很相似，值得研究。但共产党成立后，由于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在自由社会里共产党不能以暴力革命共产，便自行消亡了。达赖喇嘛也曾搞过和平的社会主义，一些人自愿参与实验，亦无疾而终。达兰萨拉位于贫穷的农业国印度，但实行了民主制度，共产党的邪教理论便派不上用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历经170年，中国人还没有走出民主的启蒙期，共产主义使中国人变得更加愚昧，至今大多数人仍不知自由之珍贵，民主宪政是什么，还让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蒙在鼓里。辛亥革命一时兴起，却被共产党从五族共和拉向比满清王朝更落后的一党专制，工农群众却为之山呼万岁。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至少会影响中国一百年以上，这不仅是上亿人命的无端耗损，社会文化的猛烈倒退，环境生态的巨大破坏，还使中国从此走上一条民族分离的不归之路。

三、共产宗教

中国人以往多信佛教。佛教之构成有三要件：佛、法、僧，称之为三宝。共产党也有三宝：领袖、主义、党员。领袖是不容置喙的神，党的教义形成实施纲领，党员是传播教义（革命活动）的“僧侣”。所以，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一种追求现世幸福的信仰学说，它也探索生命的意义，让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人们之所以曾经狂热地信仰共产主义，参加共产主义（传教）运动，是因为共产宗教的理想（教义）宣扬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是地位的改变，也是精神世界的更新，对底层民众具有极强的诱惑力。更厉害的是其政教合一制度，通过它的各级党委会（相当于僧伽团体），由这些从事党务工作的职业革命家（相当于僧侣）控制每一个片区。共产教的教义系统极为庞大，可以与佛教浩如烟海的经卷相比，也有类似于佛教的经律论三藏：经——马恩列斯毛邓江胡等教主的著作；律——党的各种政策文件纪律规则等；论——阐述共产党领袖理论思想的著述，是每个共产党员（教徒）和人民群众（信众）的必修课（诵经）。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迅猛传播，其宗教特性和共产党组织的教团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共产教与佛教一样是多神教，只要它存在一天，其神祇（领袖）就会一代接一代地增加，除公认的马恩列斯，各国还有自己的神祇，一同供奉在神庙里（有形或无形的）。由于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权力中心即是真理中心，权力代表着真理，垄断全部世俗真理和终极真理。共产教的信仰又是强制性和绝对排他性的，并以个人崇拜的形式存在。且以欧洲中世纪对待异教徒的残酷办法对付异见者，既从肉体上消灭异教徒，也用共产教义灌输大众。西藏的寺庙就在宗教局和“寺管会”的领导下，进行一系列的“爱国主义”教育，把不表示热爱共产党的僧侣赶出寺院或抓进监狱。与世俗宗教不同，共产教是伪科学转化而成的伪宗教，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反人类理念，不可能抛开共产主义的幻影。所以共产教不能提供世俗宗教那样的终极关怀，见马克思与见上帝所具备的条件便大不相同。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卓有功绩之人，才可以无愧地说出死后见马克思的话。而见上帝的应该是行善积德的人，都要面对末日审判，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共产教在共产国家是国教，在全世界是国际性宗教，早期的共产党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组织。与三大宗教的全球化传播一样，共产教从不受国界限制，诞生伊始便仿照罗马教廷，建立了它自己的国际教廷——共产国际。学者辛灏年说：

这个共产国际教廷，不仅控制了马克思主义新宗教的解释权，而且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权。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成功以前，它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共产教皇，藉以发动和控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民间教廷；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实现之后，它便变成了苏俄，即列宁、斯大林、直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列夫，企图全面控制和指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三国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组织所具有的指挥权、任免权和讨伐权，不仅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混乱，更因它指使颠覆各国政府，而制造了一些国家的巨大混乱和痛苦。正处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期的中国，就更是深受其害。共产国际的种种做法，无不说明它与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教廷不论是在表面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和实质上，都达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统一。而在剥夺人民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种自由上，党政合一的共产专制制度，就更是对欧洲中世纪教政合一专制极权统治手段的心领神会。[18]

战后在恢复国际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情报局）时，并不讳言其罗马教廷的性质，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共产主义运动不能满足于过去的联合形式（第一、二、三国际）。他强调了把未来的共产国际‘建立成国际政治机构’，或许也可以，如作者所说，使其被认定为拥有自己领地（类似梵蒂冈）的权力机构的必要性。”[19] 如列宁的共产国际一样，斯大林是共产党教廷的教宗，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在开幕致词中说：“我们所有的党都希望从联共（布）的经验和英勇斗争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革命思想和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中听取宝贵的精神财富。”[20] 由共产教廷认可各国共产党的“红衣主教”（党的最高领袖），再控制全球的信众，一个共产教会的体制就建立起来了。即使是不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第四国际”，也共同尊崇托洛茨基为教主，将各国托派共产党组织起来，形成全球指挥中枢，以“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为奋斗目标。欧洲及亚洲的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经过莫斯科认可的，没有共产教廷的认定，就是非正统的，便没有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制定了严格的入教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罗马教廷只任命大主教，共产教廷是对各国成员的全面控制。共产教实行多神崇拜，马恩列斯是最大的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允许信徒批评非议，也不准怀疑共产教义。各国共产神坛上还有自己的“红主主教”，也奉为神明，树立对偶像的绝对崇拜，本党偶像也不准非议。例如中共的领袖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不准公开批评的超级偶像。各级党委第一把手也象主教神父一样，不准下属公开批评，否则视为反党行为，必受组织制裁。1943年，苏联处于战争中，第三国际解散，统一的教廷机构不复存在，转由苏共直接指挥各国教会。在中共之上的斯大林教宗权力继续保留着，只不过多了个窥视教宗地位的毛泽东。共产教不宣传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它宣扬煽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宗教，正常宗教是靠信仰的力量，共产教不管你有没有宗教需求，都要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共产教是排他性宗教，信了共产主义就不允许信奉其它教义，它不似世俗宗教以心灵洗涤为目的，以人性之爱为基本要求，而是挑动族群对立，以阶级斗争分化社会，借偶像崇拜和共产教义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以镇压和屠杀维护其教义和组织，是一种极端暴力化以夺取国家主权与世俗统治权的政治性宗教。宗教形式只是手段，永远牟取统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是其终极目标。所以说共产教是极其邪恶的宗教，如传销是经济邪教一样，共产党是政治统治加经济掠夺的最大邪教组织。

共产革命能在中国成功，高度组织化运作的政教合一体制，保证了高度集权和政策贯彻的高效率。“党和国家”或“党和政府”的通用称谓，标示着毛泽东的“新中国”实际上是一种神权政治体制，将共产革命涂上神圣色彩来增强参与者的神圣感，它讲工农神圣的目的也是让大家知道共产党的神圣性。这一点国民党就比不上，国民党虽然也有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却不具备圣经的地位，其组织也较为松散，党内历来容忍不同意见，其战斗力自然敌不过高度神学化和教团化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为“国教”，就必须有一大批专职“传教士”，自党的总书记到各级党委书及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垄断了政府和各企业事业单位，把持城乡基层组织及社会团体等诸方面，覆盖每一寸国土和每一个居民，控制到每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些专制职“传教士”终生靠传播“国教”为业。他们还有专业职称评定，由政工员、助理政工师、政工师到高级政工师。从职务等级到权力等级，分工严密繁杂。由于党权大于政权及一切社会权力，中共建立了人类史上最庞大的政教合一体系，比之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更为彻底。西藏噶厦政府有僧官，也有俗官，是三俗一僧体制，中共政府则全由党徒控制，一切负责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一切社会组织也在其严密控制之下。共产之教是严格教团化的庞大体系，教义只是控制思想的一个手段，主要的还是靠满足入教者的利益追求或权力欲望。西藏的政教体制可以用改良来适应现代文明，共产政教体制不会改变。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源于其侵略性，共产主义不是自由思想，共产体制本身也是极端排外的，它是阶级的专政，决不允许在其统治范围内出现自由倾向。所以，共产主义的政教体制，其政是教的目的，教是政的包装，没有了教，政的合法性即成问题。共产教义里没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因子，脱离了教的政，就只能靠赤裸裸的镇压来维持了。世俗化的政教合一体制，在政与教分离之后，教不会被削弱，脱离了政治权力，反而更容易承担构造灵魂世界的作用，发挥其和谐社会的作用。达赖喇嘛流亡社区民主化的成功转型就证明了这一点，佛教没有减少分毫的光辉，反而借助自由理念广泛在西方社会传播。这源于佛教的开放性，与共产教的极端排外性完全不同。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不是真理，但大同思想蕴含着真理，共产主义的谬误在于以阶级斗争发扬人性之恶，与世俗宗教的求善功能正好相反。那些竭力蛊惑人心向恶的学说，终归是歪理邪教，会将历史引入邪路，不可能与普遍真理殊途同归。

希腊哲学先驱苏格拉底说：“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宗教是宣扬善的理念，唯有共产唯物教传播仇恨和暴力，它有想像中的美或理论上的善，然其实践却是善恶颠倒，将人类的真善美一一粉碎。在共产教熏染下，没有纯洁的灵魂，在共产主义毒害下，没有纯洁的个人。人们既是罪恶的制造者，又是罪孽的受害者。刘少奇派王光美下乡搞四清，在农村大搞批判斗争，迫害干部群众，弄了个“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清华北大，干扰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毛一张大字报将刘少奇夫妇送入地狱。文革中老红卫兵作恶多端，未几被造反派取代，对毛泽东没用了，就被驱赶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基督教提倡忏悔，因为基于人类的原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他们的后代也都是有罪的。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生来就是善的，不需要忏悔，罪恶是后天形成。也有荀子的性恶说，但不是主流意识，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也与基督教的忏悔罪孽不尽不同。向神忏悔是乞求神的宽恕，是净化心灵的精神需求，不一定非等到犯了滔天大罪再向神诉说。不象中国人的“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纯粹功利性的需要。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未能成佛是由于五蕴六尘污染心灵，修持是净化的过程，熄灭一切苦恼和根源，明心见性，同时忏悔罪孽而行善积德。宗教的忏悔实际上是强制性的，你信了教，就必须接受诫律，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基督徒须无条件遵守。汉传佛教的戒律从居士的5戒到比丘尼的348戒，西藏喇嘛要守253戒，纷繁复杂。伊斯兰教的诫命也非常之多，成为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的法律源泉。遵守戒律是信徒虔诚度的标尺，没有了戒律，宗教也就不存在了，忏悔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文化中缺少忏悔的制度设计，中国人做恶的冲动便难以遏止，尤其冠以革命的名义。文革中红卫兵由中学生首先发起，恰恰是这些未成年的中学生犯下了数不清的罪恶，他们首先对每天面对的老师们痛下毒手，用各种酷刑折磨杀害往日的师长。欺师灭祖，这连黑社会都不耻的罪恶，中学生竟然在毛泽东的革命口号下肆无忌惮。吴过的《红卫兵档案》说：“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红卫兵中不会有虔诚的基督徒或佛教僧侣，也没有“三省吾身”的谦谦君子，他们信仰的是宣扬暴力至上的共产邪教。

宗教关怀也是终极关怀，不管你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灵魂的归宿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终极意义上，宣扬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也一样是有神论者，否则它的共产教义便无所依皈。彭德怀、刘少奇受尽折磨，弥留之际自然会想到马克思，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信徒的上帝，住在共产党的“天堂”里。这与佛教讲的即心是佛和佛在心中，一样道理。肉身即灭，灵魂要寻栖息之地，有了灵魂的避难所，便不会成孤魂野鬼。毛泽东死前想什么无人知晓，他自认为是共产教的教宗，自然顺理成章地想到谒见马克思，聆听马克思对他一生的评价和在共产天国的位次。共产党人早已将死亡比喻为见马克思，而不是见阎罗王，说明他们有自己的天堂，当然是指脱离肉身的灵魂去见天堂里的马克思，肯定不是躺在天安门纪念堂的尸身飞升而去。正如韩愈所讲：“人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人在走投无路或无可奈何时，总要有个依赖，喊天、喊娘、喊上帝、喊观音菩萨，这是人性脆弱的一面，自然而然要寻找一位保护神，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这便是宗教的价值。共产党人不可否认灵魂的存在，否则它的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党性原则就无所寄存，思想是放在灵魂里的，人没有了寄存思想的灵魂，便与草原上的孤狼一样。各种宗教的信徒都寻求死后通往天堂的道路，谒见自己崇拜的神灵。无神论的共产教也一样，中国人高唱毛主席是“大救星”，毛也欣然接受，彭德怀还因为反对唱《东方红》而成一大罪状。救星当然有超自然的能力，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在车窗上挂毛泽东画像，不是他们一边开车一边想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是仍然相信毛泽东有无比神力，能吓阻鬼魅，保行车安全。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举行入团入党仪式时到革命烈士墓前宣誓，其寓意何在？无非是以坚定革命信念来告慰革命先辈的在天之灵。人没有灵魂，死后分解回归于自然界，又何必多此一举？按照共产教义，共产党人应该是绝对的无神论者，列宁曾严厉批判过有神论：

——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奸尸（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即使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且创造出来的神，也是如此），而是要蓝鬼不要黄鬼，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可是，造神说难道不就是一种最坏的自我侮辱吗？？一切从事造神的人，甚至只是容许这种做法的人，都是在以最坏的方式侮辱自己，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实际活动”，而恰巧是自我直观，自我欣赏，而且，这种人“直观”的是自“我”身上种种被造神说所神化了的最肮脏、最愚蠢、最富有奴才气的特点。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悲观疲惫的”庸人和小资产者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那种心爱的自我直观（您关于灵魂的说法很正确，只是不应当说“俄国的”，而应当说小市民的，因为无论犹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都是同一个鬼，卑鄙的小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丑恶，而在思想上奸尸的“民主派小市民”则加倍丑恶）。

——为什么这是反动的呢？因为它为那种“约束”动物本能的僧侣主义-农奴制的观念涂脂抹粉。实际上，约束“动物性个人主义”的不是神的观念，而是原始人群和原始公社。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制（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制）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使个人同社会相联系”，而是一贯用把压迫者奉为神这种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21]

“彻底的唯物主义”导师认为崇神拜佛是小市民的迷信，是奸尸行为。马列徒孙们自己却大肆造神，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上神坛，强迫民众无条件供奉，按列宁的逻辑，正是犯了奸共产领袖之尸的大罪。也等于间接承认了人死之后并非形神俱灭，还有肉身之外的灵魂。有灵魂就有归宿，这个归宿无非是各类宗教的天堂地狱。共产教是有天堂的，在这一点上，徒子徒孙们坚信不移，“人民公社是天堂”的描述就是对共产天堂的讴歌。共产主义始祖们，对共产天堂都作过理论性的论述：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愉快工作，生活幸福无忧……这与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希腊神话的黄金时代等，是相同的道理，总之都是供信徒们享受的快乐无忧的好地方。区别在于宗教的天堂是归天之后，马列的天堂是想建立在人间，通过血腥的革命来建造之。没有关于地狱的描述，一来马列们坚持认为马列主义是科学，不耻于与世俗宗教为伍，二来马列主义是现世学说，不可能再搞另一个世界的地狱设计，有军队监狱这类国家机器作为惩罚罪人的手段就够了。但共产主义还是有地狱的，这个地狱是现世的，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中共“劳改营”，红色高棉的“合作社”，都是共产地狱。共产社会都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比世俗宗教的地狱描述更温情，其规模和残忍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世俗宗教的地狱不能管理现世信众，其惩罚在于未来和阴间，共产教的惩罚全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且无具体行善作恶的评判标准，完全在于各党徒干部的一念之间，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

共产教对其信徒不搞烦琐的末日审判，一切都在现世中判定：优秀党员上马克思的天堂，享受后人祭奠；蜕变分子打入人间地狱，饱受批判折磨。若从共产党的根本教义（彻底的唯物主义）来看，共产教否认灵魂能脱离肉身存在，见马克思之说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在“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共产党在其先辈崇拜上，远远超过民间，在禁止民间造墓的同时，政府耗费大量公帑，差不多在每个县都修造革命烈士陵园，辟为共产主义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连西藏的阿里也不例外。共产党肯定不是让人拜祭一堆枯骨或逐渐分解的化学元素，而是祭奠亡灵，这与中国老百姓祭奠先祖在天之灵或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并无本质差别。亡灵或在天之灵就是灵魂，祭奠亡灵就是相信灵魂不灭。而且，只要对共产党有用的亡灵都要祭奠。比如叶挺是因抗战不力被国民政府判刑监禁过的人，大敌当前不尽力抗日，是典型的卖国主义分子，身为国军中将军长，竟然未指挥过一场象样的对日作战，却因对抗政府军令的叛乱罪被捕。一点都扯不上爱国（中华民国），他死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因抗战自动取消了。只因为是共产党的先辈，虽然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其亡灵也进了共产天堂，如今香火旺盛得很。

共产主义是现世的宗教，信众的崇拜热情一点也不亚于穆斯林朝拜麦加。在中国，毛泽东是共产党的神，当年能见到毛主席的人，绝对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因为毛是活着的神，比西藏的活佛还广受尊崇。《毛泽东选集》是中国人人必读的圣经，毛泽东思想是圣灵，植入人的心灵中，毛的生平活动是圣迹，毛活动过的地方是圣地，毛的指示讲话是圣言，宣传毛及其思想是传福音……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是现世神，其行为必然受到历史评判，当毛的罪恶昭示于天下时，神圣的光环便消失了，成为受诅咒的撒旦。一个人从神明降为恶魔，意味共产宗教的没落，不再成为大众化的信仰，党内也不过挂个招牌而已，其思想体制也从圣经转向图腾化了。所以，共产党只能对这种“图腾”崇拜表现出超乎常态的狂热，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发展“红色旅游”呀，大唱“红歌”呀，仅作为符号化的图腾，又将图腾扩大化和经济化了。比如外国的奥运吉祥物不过一两个，中共一下子搞出来五个“福娃”，加上“中国印”的奥运标志和专用火炬，让中国人狠狠地崇拜一通。虽然奥运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但能代表共产党的先进性，便也列入图腾范围。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遭受抗议，共产党徒如丧考妣，发动国内外华人掀起声势浩大的愤青运动来对抗西方的人权呼声。所谓“圣火”，无非是一把火而已，并且不是中国特产，圣火仪式本来就是纳粹德国举办奥运时先搞出来的。以为吉祥物能带来吉祥，一群福娃没有带来什么吉祥，奥运前夕反而晦气不断，火炬受阻不说，物价暴涨，南方雪灾，藏人抗议，火车出轨，各国政要纷纷宣布不出席开幕式等等，无一丝吉祥的兆头。共产主义宗教吸引力大不如前，共产党员都拜了赵公元帅，先进分子无不在圈钱运动中暴富。世俗宗教却迅猛回潮，在西藏的许多中共官商就将大量的钱财布施到寺庙中，企求菩萨的佑护，而不是求马克思或毛泽东保佑他们。如今，“见马克思”仅是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口头禅，以示其坚定立场，一般共产党员说“见马克思”的话无非聊以自慰的玩笑话罢了，没人会当真，马克思的天国门庭已经冷落多时了。

共产党人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实际上最怕死的就是这帮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求得灵魂归宿，能坦然面对生死轮回，肉体的生死看得开。共产党人只注重现实世界，所以拼命获取现世利益，生怕死后没机会了，所以共党官员一个比一个贪腐。马列宗教没有一套灵魂救赎的设计，没有三世因果、六道转回，一切都在现世发起和终结，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以佛学来说已落入断灭见，属于邪见的一种。失去宗教的因果报应，所以杀人如麻的革命者或贪污抢劫的罪犯可以同说去见马克思的话。共产信徒虽然说死后见马克思，但并没有一套见马克思的宗教程序，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教，显然不具有长久的吸引力，只不过是独裁者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先天缺陷，原本不是宗教，却非要承担宗教功能，不伦不类，无法长期吸引信众，反使共产党成为藏污纳垢之所。

共产党及其领袖在造神运动中获得神圣权力，也顺势将共产主义上升为国教，共产党成为教团组织，大陆中国遂成为一个教权依赖神权的准宗教政权，虽然名义上还不能公开称之为政教国家，但社会却是以其实际功效来加以确认的。文革期间不必说，近年来各地政府民间趁复兴毛泽东热之际，也开始大肆修建“毛主席庙”，公然为毛泽东、周恩来及朱德塑造神像，毛像居中，左右肋侍为周、朱，享受香火拜祭，俨然佛寺一般。在毛主席庙中，一般没有马恩列斯的位置，是以毛为主神，居中而坐，毛周朱刘邓五尊神像端坐台上。至于江泽民，还上不了台面，死后估计也难，江在民间并不受欢迎。这说明，地方和民间从来是把毛主席当神明来看待的，共产党也正好利用神灵崇拜来巩固其执政地位。中共树立的红色农村典型更奇异，如华西村，是让女娲、夸父、屈原这些神像与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聚在一起；如来佛祖、耶稣、圣母玛利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塑像共聚一园；还有送子观音、弥勒佛，寿星、财神、赐福的天官等塑像，供村民和参观者瞻仰。何以如此布置？潜意识中是将毛主席放在最高位置，让毛这尊主神来统领天上人间，这即是中共能容忍华西村这种奇怪供奉格局的原因。共产党号人称是无神论者，是因为它要独占神权和教权，教权加神权，相互依存，就是中共政教体制的生命线。

四、唯物辩术

无神论的共产党在《国际歌》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东方红》里却是另外一种腔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就是神、菩萨或者上帝，担负拯救人类灵魂的重任。打倒了宗教的救世主，树起了世间的大救星，共产主义宗教取代了世俗宗教，一方面极力宣扬无神论，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精神鸦片，一方面却极力干预宗教生活：活佛转世要它定，谁当喇嘛它要管，谁做寺院住持、道教道长、主教神父、伊斯兰阿訇，都非亲自经手不可，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宗教事务管理局。中共与梵蒂冈之争，即在于主教是共产党选派还是由教皇任命，教务是由罗马教廷管理还是由中共管理。教皇是天主在世间的代理人，任命主教亦是上帝的旨意，共产党认为自己可以做上帝，有权力任命主教。西方国家批评中国大陆没有宗教自由，中共说这是粗暴干涉内政，中共任命主教，是连“天政”也粗暴干涉了。所以，共产党的无神论是有选择的，是让你拜马列神，诵共产经，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是红太阳大救星，炼制毒害大众的精神鸦片，确立共产教的绝对权威。它是领导一切世俗宗教的超级宗教，无论上帝、佛祖及各种宗教的神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接受马恩列斯毛邓诸位共党神祇的理论经典。共产教的目的是消灭一切世俗宗教，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就严密控制起来，由中共选任神职人员，纳入统战系统。唯物主义者表面看来最讲唯物，物质决定精神，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却越发展越极端，越来越唯心绝对化了，完全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诡辩之术。马克思主义规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阶段的走向本身就是主观臆断，马列著作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也无不充斥着唯心史观，借唯物主义之名，行唯心主义之实。共产党把唯物辩证法作为哲学基础，可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总是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其决策也就谈不上什么辩证唯物主义。错误地分析中国社会，错误地发动农村革命，错误地估计国际形势，错误地搞公有制，错误的民族政策，全是胡折腾，看不丝毫唯物辩证法的影子。折腾了一圈，还得向它猛烈批判过的旧东西靠拢。毛泽东是中国最极端的唯心主义者，以《矛盾论》和《实践论》包装为唯物主义哲学大师，实际上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庸俗化简单化了的辩证法，诸如一分为二，坏事变成好事，内因外因及矛盾相互转化一类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他也不是真懂，他领导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塞、工业学大庆，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全是主观唯心主义走向绝对主义的证明。“境由心造”，心里充满妄想，急于将神话昏话鬼话变为现实，不承认实践中的失败，将庸俗的维物哲学阶级斗争化，再加上性格的偏狭，人性之冷酷，终于走进了心理误区的死胡同。如果这还不是唯心主义，那他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其实，毛的“两论”无非是智囊们的产品，毛不过略加修改后据为己有，自己也不甚明白。要不他的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已为实践证明矛盾重重，根本行不通，已呈祸国之势，仍是撞了南墙而不思回头，继续推行极左路线，以其“两论”就无法自圆其说。观其一生之作为，怎么也说不通他是个唯物论者。毛泽东王朝，是以帝王加教主式的统治、马列教义和个人崇拜三者为其支柱，其宗教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毛把自己的胡言乱语贴上唯物主义标签，以教主地位唬人，将自己神格化，将唯物主义也神圣化，成为共产党人的信条，于是最唯心的东西也变成唯物主义者的圣经了。把马列毛思想圣经化，是共产党的神圣地位的保障，人们不可以置疑共产圣经，不可以置疑红色上帝，当然也就不能怀疑共产党在世俗社会的至尊地位。时至今日，大学生不分专业都要以教科书方式被强行灌输共产主义那一套陈词滥调，你不能拒绝，也不能自由论证，考试不合格毕不了业，哪怕是堆苍蝇也得吃下去。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人类的思想体系，是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在共产主义走向衰败的形势下，没人相信死路一条的共产主义，连邓小平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信“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瞎话。“太子党”急匆匆把财产转移到西方民主国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共产党能长久。

无神论与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招牌，挂上这个招牌就可以让共产主义独行天下，无神论既是共产党的武器，也是动员民众的手段和资源，发动不信神不怕鬼的流氓地痞，比宣传无神论来教育群众来得更快。共产党能够迅速在全民信佛的西藏展开阶级斗争，批斗喇嘛，不利用不怕神鬼报应的流氓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对于宗教的标准定义是；宗教是迷信，是统治者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是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产物，科学越发展，宗教就越走向消亡。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幕纱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和自然产物。” 官方的宗教学著述也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在人们的面前仍然存在着尚未被认识的广阔领域，存在着一些不能解破的许多自然之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认识错误，但由于科学的高度发达，并不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宗教世界观，更由于阶级的区分在共产主义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以往社会中的那些特殊阶级和社会集团对宗教特殊要求，也将不存在。我们虽然仍不能完全排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别人从某种错误的认识中产生关于神鬼的幻象的可能性，但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性宗教却是不会再产生的了。”[22] 托尔斯泰在小说里的人物仰望星空时，抒发了自己对于基督信仰的感慨：

是的，神的明确无疑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启示向世人公布善的法则。这些法则我觉得存在我的心中，承认这些法则——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和人家结成信徒的团体，就是教会。那么，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难道这几亿人就被剥夺了生活中少了它就毫无意义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吗？……但我究竟在探索什么呢？……我在探索人类各种信仰和神的关系。我在探索上帝的对这充满星云的宇宙所作的普遍启示。我究竟在做什么？对我个人，对我的心，无疑已显示了人的智慧所无法达到的认识，可是我却固执地想用智慧和语言来表达这种认识。[23]

敬天尊神，代表了人类对于未知宇宙的敬畏，是对自然规律（天道）的尊崇，也对大自然赐予人类幸福的由衷感激，美国人过感恩节，即因此理。人们敬神，意味着不可逆天道，逆天而行要遭天谴，这天谴就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同时神明也给予了人类精神的寄托与慰籍，给予人们于困境中振奋精神的力量，这力量是信念带来的。鲁滨逊独自漂流到孤岛上，以色列人流散到世界各地，若无宗教之神给予强大的精神力量，失去信念，处境只会更糟。神灵与凡俗之间的交流，构成宗教的魅力及存在价值。人是脆弱的，自然是强大的，人是易变的，天是不变的，这就需要宗教的平衡作用。“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也非常懂得天与道的一体性。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也是天与道溶为一体的理论体系。《约翰福音》开篇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始于道，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不容易讲清楚的，若一下子都弄明白，就不是常说的那种天道了。但道是必须尊崇的，否则要受天谴，自然界的灾难就是天对人的责罚，因为自然界本身是无所谓灾难的，其运行有亘古不变的规律，即是绝对真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恰恰犯了自以为是的谬误，把人类尚未洞悉的天道以眼见为实的思维方式，武断地划入唯物与唯心范畴、进步或反动阵营，不能容忍不同思维方式的存在，人为地制造敌人。中共继承了中华文化中最王权专制最糟粕部分，酷刑、抄家、株连九族、莫须有罪名等等，又拾取了马列主义这个被西方社会抛弃的垃圾，中西媾合，诞生了中共这个为祸近一个世纪、全球独一无二的怪胎。马克思主义者，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分不清宗教与科学的区别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无论相信进化论还是信仰神创论，无论人是从猴子变的还是上帝创造的，这都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每个人有充分选择信仰的自由。国家应当持中立态度，科学至上或上帝至上都是信仰问题，不能归入政治领域，也不适应于多数正义的法律原则。一个是探索生命的起源，一个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两种思想对人类进步都有价值。国家权力不可用来判定谁是谁非，只需维护思想自由原则就够了。宗教信仰产生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由衷敬畏，发展于心灵世界与宇宙力量的恒久性交流。宗教不是科学的产品，不能用科学来论证宗教；同样，科学也不是宗教的产物，也不能用宗教来否定科学，两者在各自的领域里独立存在，发挥功能，相互整合。唯物论者不懂佛法中的哲学价值，不知道佛法对世界的认识是缘起性空，是对生命物质循环的一种哲学思考。佛法既是唯心的也是唯物的，既是有神的也是无神的，一切均无定数，最终归于空寂。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由有到空，由空到有，空中含有，有中含空，没有不变的存在和绝对独立的实有，非有非空，一切介于中道。破除执著方可解脱，破执之空，即法我两空，至真如境界，入涅槃寂静之地，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苦乐的神秘经验。其哲学基点之“有—无—无无”、“法—非法—非非法”，构成佛学认识论的基础，这与欧洲古典哲学“既存在又不存在”之辩证思想异曲同工。黑格尔又提出“否定之否定”的著名概念，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三一式，构造成他的思辨哲学体系，也成为马克思唯物辩证哲学的起点。佛学是真正的辩证法，是脱离于唯物与唯心的辩证法。切不可唯这唯那，一唯就失之中道，堕入迷茫了。佛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思辨哲学体系，佛法的唯心观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唯心论，范围要广阔得多，西方唯心论并不超越心理的意识，其研究范围始终在佛法的第六意识中打转。比如潜意识、第六感觉，都属于第六意识的独影意识。而佛法有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唯心论或唯物论的心理研究越不过前六识，而末那识（我执）和阿赖耶识（一切种识）等复杂的心理过程并无涉及。佛学认为，自然界一切现象的变幻形相随时随地出现，也随时随地灭逝，聚散无常，所有现象的形成与幻灭皆如幻变，构成形形色色的色界（世界）。可是真心自性本体仍然灵妙光明，不随幻变而变化。人的心理生理的各种作用，如五蕴，六根，六识之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因缘和合，因缘分离一切也随之幻灭，只有破除去来生死的迷悟，方能发现如如不动的自性本体，探究生命之本元，证得真如（真理）道体，证到自性光明宝藏。所以，佛祖释迦牟尼不是人类世界的主宰，不是造物主，是终极真理的发现者。佛认为神与人同一本体，平等无二，佛法是帮助众生启发心智，寻找这个生命之本体，诸法空相，更不可执迷偶像和教条。佛学的神学性弱，哲学性强，学佛是一个发现真理（渐悟或顿悟）的哲学过程，人人可以成为菩萨，可以成为佛，人神之间只是佛学认知的层次不同。分辨佛教徒的标准在于是否信受四个基本教义原则（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是苦，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从佛学的思辨特点来看，佛学就是辩证哲学。唯物论者武断和可笑地认定佛教也与科学相违背，否定佛学以宣传科学，却不知形而上学正是佛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始终探求自然规律与生命的终极价值。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还会使人落入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套路，将复杂的思维形式和现实世界绝对化，进入绝对主义的死胡同。以致共产党必须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来诠释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陷阱，又落入新的陷阱之中。比如说“三个代表”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从政治上说不通，哲学上也说不通，经不住推敲，全是绝对化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也自相矛盾，仍然要不断的出炉新理论来包装辩证唯物主义。从内容上看，辩证唯物主义与这些东西并不相干，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受自身逻辑性发展制约，走向反面是必然结果。只好用新标签来重新标注一番，标签旧了再重贴，如此往返，变为投机取巧的形式主义。

南怀瑾先生说：“二十一世纪之时，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追求人生、宇宙的真缔，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才能够建设。”[24] “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佛认为古往今来的一切贤圣，一切宗教成就的得道者，只因时代不同或所传方式不同而已。这个观点，彻底破除了宗教间的界限，承认一个至道，认为一切宗教的教化并不仅限于劝人为善。宗教文化的溶合是人类探求终级真理和普世价值观的必由之路。达赖喇嘛也早看出这一点，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却无教派门户之见，不但整合了藏区内的各教派，而且走向世界，与其它国际性宗教建立广泛联系，追求人类的共同幸福。中国历来是个包容性的社会，不只包容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祅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各种世俗化的宗教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播。历史上虽有宗教迫害事件，都是极短的时期。各种宗教原本互不隶属，各种思想信仰也没有统一规定。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在政府层面，民间信奉其它的东西，国家并不动用暴力禁止，即使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统一思想的暴政，也不及中共的百分之一。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25] 秦始皇信神，希图天赐仙丹，派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往东洋大海寻长生不老药。君权神授，皇帝是天之子，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上刻的是“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八个大字。登泰山绝顶封禅，为的是取得受命于天之合法性，他再伟大也高不过天，也怕遭天遣。毛泽东是执掌无产阶级专政的现代秦始皇，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大神，战天斗地，无所畏忌——

从帝王的权欲看来，地义天经的逻辑就是：他既然占尽人间春色，朕即国家，当然要进一步与天公试比高，步入神的仙境。所以秦皇一即帝位，就嫌肉身凡胎的终身制与世袭制的不足，而要遍寻长生不老的仙药；汉高订定朝仪，百官便须三呼万岁而后已。几千年历史哪个帝王的寿命不被颂扬得与天地同辉，哪个帝王的威信不被神化得与日月争光。那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无非说明万岁的梦幻虽醒，性急的黄粱难苏，总以为个人的意志能够加速地球的旋转，主宰千万代子孙的命运。这便是官僚政治由个人独裁而来的神化首脑的个人崇拜规律，实质上就是权力拜物教。有了权就以为有了一切，左右一切，权力万能。这种权力拜物教在富有父家长制宗法传统的国度里，对死去的首脑会产生祖先崇拜，对活着的领袖会发展为个人迷信是十分自然的过程。[26]

西方人善于把精神与物质分开，工作时一脑子钻进科学里去，休息时再充实精神需求。中国人不行，都要记住一套标准说词：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美其名曰：唯物辩证法。变来变去总是唯物统领一切，总是扯在一块，没有纯物质或纯精神的片刻安宁。在遇到与马列唯物论不同的地方，或者与当权者的意见不符，无论是什么都一概否定批判，懒得下功夫辨明是非，辩证唯物论成为权力的唯意志论。毛泽东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说明毛不了解唯心哲学，更不懂形而上学，认为别的哲学都是一帮神经病胡言乱语，以为自己的那点东西才是旷世绝学。所以说，共产党是一部程序僵化的机器，除了保证其权力欲望，早已丧失了哲学思维能力。共产党的唯物辩证法无非是话语霸权者玩弄的戏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随意性之强，令人目瞪口呆。毛泽东在这类戏法幻术中，演化出一套“毛泽东思想”，上升为钦定圣经，其杂乱无章的哲学论据长期占据中国理论哲学的圣坛。佛教历来重视逻辑推理和辩论，藏传佛教尤其注重培养僧人的辩才，主张通过辩论来理解佛教深奥的教义，破除各种邪见，因此藏密高僧又往往是出色的雄辩家。辩论就是辩证的过程，八思巴在忽必烈主持的“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辩论大会时，便以高超的辩才令道士理屈词穷，赢得佛教的尊荣。汉地僧人也曾在藏地的佛学大辩论中，败下阵来。佛佗传教称为狮子吼或转法轮，雄辩的高僧正是借助了佛学之逻辑推理而施展才能，普及深奥之佛学。如果佛学家与共产党的哲学家辩论，输的一定是唯物论者。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最为省力的东西，只相信现实的世界，内容及论证很简单。所谓互为因果、量变到质变、矛盾转化、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宇宙时空无限之类，并不新鲜，早存于两千年前的佛道之中。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算上标点符号和注释也不过37500余字，所以才能为工农群众所接受，用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那点哲学理论，都是些实用主义的低层次辩术，不是心灵境界的修持。关键还不在于字数多少，《金刚经》五千言，《道德经》五千言，穷毕生精力，有几人敢说完全弄懂了呢？至于说到经律论三藏佛学，浩翰无际，八万四千法门纵横古今，非大根器者，难以证得真如。但佛教哲学也不一定非要有文化才能弄懂，六祖惠能大字不识，一听金刚经便已深谙佛法之精妙，成为一代祖师，全凭超凡入圣的自悟性。毛泽东大讲唯物辩证法而不知运用，搞了那么多举世荒唐的政治运动，看不到丝毫精通辩证法的迹象。毛一生以破字当头，但从不知破“我执”，其破是为了改造外部世界，而不用来改造自己，养成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哲学是启发人类心智的钥匙，惟独共产党哲学是钳制思想的工具，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中国人是唯物的民族，对物质的欲望远超出对精神的追求，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除了几位高僧大德，缺少为宗教事业献身的信徒。唯物价值观主导着人的一生，掌握权力和追求富足成为人生的座标，没有心灵追求，虽然免不了求神拜佛或看看风水，但这种企求仍是唯物的，不是心灵的修炼。没有超越现世的灵魂寄托，面对现世权力时人们都跪着，面对心灵忏悔时人们又都站着。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产物，人们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万千变化，以为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圣力量（神祇）控制着宇宙万物，从而对自然界产生敬畏感，发展为对神祇的崇拜，例如藏人对神山圣湖的顶礼膜拜。唯物论不承认人有独立于物质的精神需求，一切以物质为基础，眼见为实，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人的精神活动是物质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否认脱离现实物质的一切精神现象。因而宗教是反科学的，阻碍社会进步，是封建迷信活动，于是对现代宗教下了标准定义：宗教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是用来麻醉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这就产生一个矛盾，一个与唯物哲学严重冲突的矛盾：究竟有没有神，因为神才是灵魂的管理者，如果说无神，共产党的造神行为便无法解释；如果说有神就必须承认其权威。也可以采取实用主义的模糊策略，“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或到老来再说。但当天真的孩子问您：“爸爸，土地、江河、太阳、花草，世界上这一切使我喜爱的东西是谁创造的呢？”[27] 那您怎么回答呢？难道跟孩子说宇宙大爆炸，讲生命的起源？还是干脆说：“我不知道！”让孩子更加懵懂和失望吗？也许孩子会问您：“在阴间有什么在等着我呀？”难道大讲一通唯物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吗？如果回答说有造物主管理着宇宙，有天堂收纳善良的灵魂，岂不更好？我们也可以把造物主视为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也可以将之神格化为万能的上帝，自然法则管理着宇宙万物，有如上帝之无所不在。以尊崇上帝来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以天堂地狱为灵魂的终极归宿。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无神论，人们也不会将一切事情都交给神去做，物质生活和心灵追求两方面，都应该有幸福的归宿。如果说哲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唯独不能解决人的死亡这道难题，这这恰恰是宗教的功能所在。顶果钦哲仁波切说：“当认证了心性，就叫涅槃；当它被无明蒙蔽了，就叫轮回。”[28] 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证心性就是追求绝对真理，涅槃就是成佛之境界。人们有种种邪见，是未证得真如，故不能跳出无明之牢笼。学佛就是求证真理，宗教既解决死的问题，也承担哲学责任，解决生的问题，让人的身心都有呵护和寄托。所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学说皆成为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基础。宗教帮助人们解决心灵归宿问题，人们需要信仰，需要与自然界间的沟通，需要神来答疑解惑，这是一种心灵体验的过程，的确不是人的智慧语言能达到的境界。无论你是农夫或工友，还是政治家或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有灵魂归宿问题。在敬畏天地上，藏民族是唯心的民族，汉民族是唯物的民族，区别在于藏民族有为宗教献身的精神，虔诚的佛教信徒千里迢迢磕等身头去拉萨朝圣。这在汉民族是难以理解的，汉民族不会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想信念穷尽毕生精力，缺乏宗教精神是汉民族唯物心态的根源。

佛学认为，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其中也包括唯物哲学及其辩证法，区别在于一切有为法皆梦幻泡影。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合众微尘为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是世界的分解相，世界是微尘的一合相，无始无终，无边无尽，成、住、坏、空，诸法无常，有无之间的分分合合对宇宙或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恰似一场场梦幻。此宇宙观这与唯物主义认定的宇宙大爆炸后又凝聚为新的星球之学说相似，大爆炸后是旧阶段的终结，也是新时期的开始。爆炸前星球光辉灿烂，爆炸之后碎为微尘，前期的伟大壮观也好，人类文明也罢，皆化为幻影烟云，再待下一轮的循环。因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困境中的大解脱，不住相，不著相，眼中心里的都放下，自性清静，思想才能跳出局限观察世界，找到终极真理。道家认为“心物一元”、“天人合一”，不能将心与物断然分开。唯物主义者则不同，整天盯着物质世界，阶级斗争，权势金钱，红尘滚滚，无一时清静。唯物思想存在了几千年，作为一种认识观念并不邪恶，各种哲学思想中或多或少都有唯物的成份。几千年前释迦牟尼及苏格拉底的佛学和哲学中就包含着唯物辩证思维。马克思的辩证法由黑格尔而来，毛泽东辩证法由马克思而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正、反、合三段论法，比之中国古代哲学而言，十分简单。如《易经》不只包含三段论法，是八段乃至十段观象，“每一卦的错综复杂，真是八面玲珑，都有八面的看法，最深点讲，且有十面的看法。假若任何理论只是正、反、合、肯定、否定、矛盾统一，那么也可以说永远只有否定，也可说永远都是肯定。此其所以一变再变，而形成‘误尽苍生是此言’了！”[29] 三段论是哲学上的飞跃，但不是终结，是一种方法论，不能帮助心灵修持，因此哲学是不能代替宗教的。世俗宗教告诉我们，肉身易灭，而灵魂不朽。这种解释与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有暗合之处，人生下来就有灵魂，但灵魂是前世转世而来，肉身朽灭时，灵魂已投入新一轮的转世流程中去了。转世为三善道或三恶道全看个人行止，不象基督教要等到末日灵魂审判时，才进行集中式的甄别奖惩。六道轮回思想为规劝信众向善，提供了有力的说教，对于减少人世间罪恶起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了劝人向善的宗教，没有了对于作恶者灵魂的惩戒救赎，人性和世道只会日趋毁坏。柏拉图说，灵魂是理念，理念当然会传承，视之灵魂转世也可以。宗教的作用首先是归善人心，塑造灵魂，建设精神文明，苏格拉底说：“灵魂既不会减少，因为其中没有一个能灭亡。同样，也不会有增加。……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十倍报应。也就是说每百年受罚一次，人以一百年算作一世，因此受到的惩罚就十倍于罪恶。”[30] 如果失去了天堂与地狱的奖惩，不信天堂，不怕地狱，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人间地狱。

佛法所称的“心”，与唯心主义的“心”并不相同，佛法的“心”是空灵之心，明净之心，是体现佛性的本尊心；唯心的“心”是意识活动，受世俗观念制约。达赖喇嘛说：“为了证入佛性的本尊心，必须要了解心的本质。它必须是连续的、恒常的而且是非常特殊状态的心，而不是其他污染状态下的心，像是妄想、烦恼情绪和认知。后者是不定的、偶然的，它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生起旋即又消失，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不是持久的。当我们证入本性时，我们知道心的本质是恒常的而且连续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纯净的心其本质是空的，心的本质是从来不曾被妄想所污染的。”[31] 性本空，心亦为空，是为无相，所以禅宗六祖云：“原本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境界，非大根器者不能到达，唯心或唯物主义者更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一“唯”起来，就落入执著，有东西住在心里了。这个世界最高的东西不是唯物的，是绝对唯心，但这个心是心物一元之心，不是与唯物相对的那个唯心。此心物一元之心是看不见的，不著相，因为真正的佛法是破除迷信的，是不著相而起正信。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精神资源，马克思的天堂是共产党人的灵魂归宿，虽然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已随着苏联的垮台而终结，共产主义世界观也渐被人所厌弃，它的一整套哲学理论已然破产。中国共产党决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拯救者，更不是共产哲学的继承者，丧失理念的共产教义不成其为信仰，失去信仰等于失去了灵魂，共产党人就只剩下对权力和金钱疯狂攫取。马克思主义又退回到了书斋里，放在尘封的书架上，成为陈列品。达赖喇嘛说：“我在世界各地都讲，我一半是共产党、一半是佛教徒。但我是真正的共产党，不是抓权力的共产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只要权力，连共产党的理论都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了解。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32] 这真是个绝大的讽刺，被共产党赶出国门的达赖喇嘛反倒成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

五、嗜杀民族

今天读史的人，一方面震惊暴君之酷烈，一方面感叹人性之残忍，当人性之恶在权力纵容下发挥到极致时，人就完全变成了野兽。有本《中国历代酷刑实录》的书，列举了几百种杀人和折磨人的办法，不由得惊叹老祖宗丰富的想象力和惊心动魄的创造力。割鼻、断舌、挖眼、断足，至直割掉生殖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还要将各种残酷的刑罚冠以诗情画意的名称，什么“驴儿拔橛”，“仙人献果”，“玉女登梯”……这种变态的文化体现出变态的民族心理。法国人马丁·莫内斯蒂埃写了本《人类死刑大观》，搜集了全世界各个国家从古到今的各种死刑方法，除了诸如钉十字架、毒气室、电椅之类，其余的中国都有，死刑种类都不如中国丰富。古代中国人是善于发明的民族，毛泽东常对人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然酷刑发明之成就远远超三大发明，如果排序的话，人类酷刑史上的“桂冠”必属中国人无疑，因中国历史太悠久了。最惨无人道同时又体现精益求精的莫过于凌迟和剥皮，凌迟从宋朝的割8刀一直到明崇祯时的3600刀，凌迟过程中人犯不死，可见技术之炉火纯青。袁崇焕为抗击后金名将，生疏于权力斗争，让崇祯皇帝朱由检凌迟处死。民间亦与时俱进，一句最厉害的骂人话是：“你个挨千刀的！”即诅咒人不得好死，以示切齿之恨。郭沫若有诗云：“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宁可千刀万剐了吃斋念佛的和尚，也不愿拔一根猴毛救人于水火，可见对唐僧的阶级仇恨之深。仅次于凌迟的还有剥皮，朱元璋为开国之君，治贪极严，设有惩治腐败的“剥皮亭”，贪污60两银子的官员处以“剥皮揎草”的极刑。剥皮从身后开剥，人皮张开若蝙蝠状，工艺精湛，场面壮观。电影《红高粱》里也有剥皮一出戏，老谋子不敢假戏真做，比划一下拉倒，无法再现这一传统技艺。明朝热衷于剥皮，除了皇帝，太监魏忠贤，流寇张献忠等人都有剥皮嗜好，张献忠活剥人皮，不准当场毕命，不准人皮破损，否则行刑者要处死。技术上也越发成熟：“明永乐时，韩观任两广提督，杀人成性，曾剥人皮做成坐椅，这人皮剥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铺在坐椅上，人脸正好在椅背上，头发披在椅后，韩观升帐就坐着这人皮褥，以示威严。”[33] 所以鲁迅感愤道：“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民间另一句恶毒的骂人话是：“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台湾的李敖，也是剥皮爱好者，总把剥皮二字挂在嘴上，有一本书名干脆叫：《我来剥蒋介石的皮》。自称为民主斗士的李敖，其实是个“李剥皮”。西藏有用人皮做法器的事，当然不是剥活人皮，且含有宗教色彩的纪念意义，但听来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汉文化与藏文化在价值观上差异巨大。毛泽东曾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证明西藏农奴制的恐怖和解放军进藏解放“百万农奴”的正义性。汉人把西藏的“人头碗”、“腿骨号”、“人皮鼓”等当作野蛮的证据，其实这是对于藏传佛教的无知，在佛教信徒看来，能做到“舍尽”那是种崇高的信念和荣誉，佛祖的割肉喂鹰及舍身饲虎，就是一种施舍众生的行为，也称之“身布施”。在西藏只有那些虔诚修佛、而且修炼层次高的，才有资格在身后头盖骨做碗，供奉在佛菩萨面前，把自己的骨头做成灯，永远燃烧在寺院里。这完全是宗教情结，就跟基督教里吃圣餐（象征耶酥基督的肉）、喝圣血（象征耶酥基督的血）一样为宗教仪式。对于普通藏人来说，能布施一切，哪怕死后让秃鹰饱食肉体，也算做舍尽，也是利益众生的利他思想。对于这些奉献自己一切的人们，我们没有资格耻笑讥讽他们。相反，中国应该反醒自己历史上的剥皮、凌迟或宫刑一类的文化传统，这些对活人的酷刑才是最野蛮的最无人性的。

人终有一死，但死不一定可怕，最怕的是不得好死，而中国人往往专在让人不得好死上运用智慧。那些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上刑场时，无不气壮山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砍头算一种较好的死法，“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刀了事，剥皮当属坏的死法。所以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不敢发出“千刀万剐不要紧，剥皮揎草不在乎”之类的豪言壮语。笔者在敲这些文字的时候都，都感觉头皮发麻，两脚冰凉，何况来真格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谈到一位被剥皮的文人，死前大叫：“死得快活，浑身清凉”，算是个稀世豪杰。中国人自诩五千年文明史，在剥皮事业上已倒退到野蛮时代，美洲印第安人喜欢在战场上剥取阵亡敌人的头皮为战利品，其残忍也仅此而已，不似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活剥人皮之花样翻新。与剥皮一样残忍的是阉割，所谓“尽去其势”，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阉割意在羞辱罪犯，发泄仇恨，不为杀人，是令其断子绝孙。秦汉时期阉割技术已相当成熟，并注意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养伤之地称为“蚕室”。阉割又称宫刑或腐刑，司马迁痛受宫刑，忍辱编撰《史记》，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在仇恨别人生殖器的年代，一些人还视自己的生殖器为赘物，为谋晋身之阶，干脆“一刀割断是非根”。阉割是进入宫廷服务的先决条件，太监皆去势之辈，以免给皇家带绿帽子。大规模的阉割不可能提供较好的卫生条件，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894人，统统阉割送呈朝廷，死亡率接近20％。阉宦多了，操刀者成为吃香的世袭职业，清末年间，“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34] 阉割术之长盛不衰，影响了中国历史，使民族心理变态，宦官势盛时，太监是热门职业，一些人自愿净身入宫。春秋时代的竖刁，清末著名的权阉小德张、李莲英，都是著名的自宫者。明朝年间，自宫风气大盛，崇祯皇帝的宫中竟有10万太监。许多进不了宫的阉人围在礼部衙门抗议，声势浩大，时有上千人参加。很多人认为，是睾丸影响了事业成功，金庸的小说里，睾丸甚至成为武功精进的障碍，挥剑自宫，斩断胡思乱想，才能炼成“葵花宝典”或“避邪剑谱”，争夺武林盟主之位。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男人决心做变性手术，誓与雄激素制造的麻烦一刀两断，只是没有了政治因素，纯粹为了当女人。

鲁迅发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写了两个字：“吃人！”其小说《狂人日记》揭示人吃人的制度。制度吃人，人也吃人，随便翻开史书，都能找到吃人肉的记载。食人肉的古老传统，发展为一种食人文化。商纣王杀了西伯侯姬昌的儿子，制成肉羹，送与姬昌吃，文王知是其子，然为韬晦计，只好吃掉儿子的肉。晋文公重耳逃难中断粮，介子推“割股啖君”，以解主公之饥。这些吃人肉的千古佳话，感动了后人。在饥不择食时，人肉是最好的方便食物，唐“安史之乱”，张巡与许远共守睢阳，苦战数月，城中粮尽，与士卒同食茶纸，“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馀才四百人。”张巡身先士卒，杀了小老婆，吃掉自己人，再去杀敌人，最后同归于尽。张巡是历史上的守城名将，至死不降，以不足万人之兵，大小凡四百战，杀敌十二万人。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为了争一座城池，食人者与被食者皆以此为正义，充作“军粮”的人，无不慷慨赴死。然战后也有非议，守城为保境安民，与其食人，莫若全人性命，弃城而去。赞成者则认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死守，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35]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誓死捍卫红色江山，以革命的名义，吃人是善行，不吃人弃城而走是反动的右倾逃跑主义。仇恨也是吃人肉的重要理由，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为千古绝唱。梁朝的侯景兵败，被贪图富贵的部下所杀，用盐腌防腐，“士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侯景妻子“溧阳公主亦预食焉”。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让军士杀死在马嵬坡，他的肉被吃个了精光。明武宗时的太监刘瑾，百姓恨之入骨，竟花钱买他的肉吃。袁崇焕遭人构陷，崇祯皇帝判其磔刑，“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而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傎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这是明代最黑暗丑恶的一幕：昏君解了恨，刽子手赚了钱，愚民吃了肉，明朝完了蛋。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实不可救药。吃人的历史久了，吃人肉的英雄多了，名堂也随之翻新，食人肉也从果腹到赚钱到娱乐，《水浒传》里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爱吃人肉的黑旋风李逵，都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英雄。红色中国更不逊于古人，作家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一书中，记述了文革期间广西吃人肉的大场面：“吃人狂潮如瘟疫席卷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成是毫不夸张的‘人肉宴席’。先行批判斗争，乱打滥杀，生剖活割，然后将人心、人肝、人胆、人腰、人胸肉、人里脊、人火腿、人肘子、人蹄子、人爪子、人下水、人排骨、人大骨、人钱肉……用煮、烤、煎、炒、烩、酒泡、文火煨炖等种种烹调方式，加工成丰盛菜肴。连校园里、县医院里，连大队、乡、区直至县级各级政府的食堂里，到处是袅袅炊烟，到处都是人肉宴席，饮酒猜拳，论功行赏。”把阶级敌人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这是文革中发泄对阶级敌人仇恨的通用词语。但还是不如广西革命群众彻底，干脆吃个干净，即滋补革命群众，又化敌人为肥料。人肉的盛宴，发生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郑义在采访当年的杀人取肝者时，记述了如下的文字：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干瘪的老头儿。我们进去时，他正和几个老头在玩纸牌消遣。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动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为英勇无畏：“对，什么我都承认。我已经八十六岁了，不怕坐牢。反正活不了几天了！”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昂首望着我。但我并未应战，只是与他侃侃而谈。“——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我那阵儿是民兵，每天晚上站岗巡逻，几十天时间，枪托子把衣裳都磨烂了。……他父亲有什么罪恶？把村里准备烧砖瓦的一垛草放火烧了！害得大家没东西烧砖瓦！……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来杀。……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好一位敢作敢当的老英雄！年近九旬，仍豪气不减当年。……[36]

广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屠杀最惨烈的地方之一，仅在1968年的一段时间，杀掉的阶级敌人不计其数。灵山县死了3200人，都安县死了441人，百色地区死1073人，开鸣县死698人，河池地区死7000多，其中五个县者在千人以上。在宾阳县，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自1968年7月26至8月6日的11天时间里，就剿杀阶级敌人3681人。杀人是造反派消灭阶敌人的最有效办法，广西一个造反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广西军区参与指挥了“剿匪”行动，被杀者竟达5万余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解放军和左派组织炮火炸毁的街巷有33条，各种房屋2820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数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当时尸体成车地倒进邕江，经西江流至珠江出海口，港澳大哗：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37] 杀人是出于阶级斗争需要，吃掉阶级敌人更是彻底的革命行动。墨索里尼的口号是“信仰、服从、战斗”，代替他所鄙视的“自由、平等、博爱”。他说：“在意大利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党，没有一种运动能比得上法西斯。没有一种理想及得上法西斯，它是青年人的血所供奉的。”在中国当代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比上毛泽东，没有一个党比得上共产党，没有一种暴民运动能与文化大革命相比。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人人皆以无条件服从毛主席的“圣旨”为体现革命精神的标志。共产党需要斗争精神最坚定的人，于是无数的歹徒恶棍便堂而皇之地贴上共产主义革命的标签，成为共产党的基本力量。但吃人仍需要不断积聚勇气，人肉盛宴方可形成宏大的群众性场面，提振“吃人精神”——

经过在武宣的紧张采访，我终于可以权威地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逻辑，我将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肝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这是怎样一幅疯狂的人类末日图啊！

希特勒、斯大林的罪行相形之下算什么！

……在武宣的日子里，我常常扪心自问：倘若我当时在武宣，我会参与吃人吗？不，绝不会！——然而当我在心中再现出那场面时，我渐渐动摇了。——看，那跪在地上的一排“牛鬼蛇神”是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死敌！别看他们现在装出可怜无害的样子，如果他们一旦得逞，我们革命人民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怎么样，你不去杀死他们，吃掉他们吗？——不，我下不了手，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不能吃人……。那好，看来你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斗争与仇恨。我们允许觉悟有高低，革命有先后。但最勇敢坚定的革命派旗帜鲜明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实行了群众专政。肉已经煮好了，你的同班同学们，同你一起造反的战斗组的同志们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每人都已经吃过了。你呢？——我？……那我也吃一块……。——看来，我不仅完全可能吃人，而且还会为自己心中尚未根除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深深自责！[38]

“革命的正义”向人们提出一个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吃与被吃的生死选项，也是对每一个人的生死考验。唯有服从党的号召与群众的要求，以显示阶级斗争觉悟及共产主义革命精神的选择：人肉熟了，又和猪肉煮在一起，众人都在吃，是大快人心的人肉盛宴，你不吃人肉，难道也不吃猪肉？难道不怕被当做坏分子吃掉？鲁迅笔下的“狂人”不想吃人肉，但他的饭食里或许被掺进了人肉，在吃人的大环境下，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变为动物界的食物链关系。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中记载了武宣的“万人吃人运动”，记述了武宣中学的学生杀死并吃掉老师的壮举，他们还是一群孩子，但共产主义的仇恨教育已经改变了人的基因，变成野兽，这是何等的景象！共产主义是宣扬仇恨至上的思潮，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产生于对资产阶级的切齿痛恨，共产党是靠仇恨组织起来的政党，其宗旨是暴力革命，消灭敌对阶级。这种消灭，不光是从财产权利上，还要予以肉体消灭。共产党宣扬的阶级斗争逻辑是：若让阶级敌人得逞，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阶级斗争就是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时至今日，共产党仍然对和平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怀有刻骨仇恨，他们不能再公开抢毙反革命了，但可以用尽酷刑折磨，置之于生不如死之地。我们从监禁盲人律师陈光诚的案件中就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盲人，其仇恨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谁会相信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会颠覆拥有几千万党徒和几百万党军的共产党政权，而非要把他关进监狱里不可？共产主义大厦就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之上，没有了仇恨，让人人表达不同意见，人人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共产党就不能生存。“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是让人们忘记历史和默认现实的障眼法，共党可以做恶，民众不准反抗，同样是一种流氓统治。从红色中国人吃人肉的故事里，中国人已退回到荒蛮时代，是比美洲生番部落更为野蛮的共产部落。毛泽东鄙视藏人的落后，但藏文化中绝对找不到吃人历史和那种“饥餐胡虏肉”的英雄气概，当年吐蕃驰骋中原，亦不以人肉为食。《格萨尔王》中有吃人记载，都是些魔头鬼怪。文革中的广西，并非缺粮而食人，而是纯粹以吃人为乐事，且机会难得，所以趋之者若骛。在传统认识里，人肉除了美味，亦为大补之物，药用价值极高。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一味药叫“紫河车”，即婴儿的胎盘，治男女一切虚劳，安心养血，益气补精。较之“还元汤（童尿）”、“血余炭（烧焦的头发）”药用价值高出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典》也收入“紫河车”这味传统补药。幸亏李时珍并未将人的心肝肾或生殖器入药，否则中国人早就绝种了。鲁迅小说《药》里讲，老栓的儿子患了肺痨，老爹从刽子手那儿买来人血馒头给小栓吃，说是包治百病。人肉部位的药用价值也不同，文革中广西武宣有一位叫王文留的女民兵，年方十八岁，尚未婚配，却以专吃男性的生殖器而闻名，靠杀人起家，靠吃人发达，一路升至县革委会副主任。人肉不但是补药，还是阶级斗争精神及仕途的营养品，这比鲁迅的吃人小说精彩多了。[39] 人肉的滋补和疗效作用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甚至能发出扭转乾坤的巨大效力，有野史笔记称，清咸丰皇帝死后，留下密诏给东太后慈安，令其牵制西太后慈禧，必要时出示密诏除掉西太后。慈禧割了自己一片肉，与药同煎，送与生病的慈安，感动得慈安当面烧掉先帝密诏，两宫太后联手，发动祺祥政变，干掉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夺取了政权。若无那碗人肉汤药，历史将重写也说不定。有学者统计，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手指、耳朵、乳房、肝脏及腰、肋、膝、腹等部位，这些割肉女子皆为中华文化的楷模，极受圣人或道学家的推崇。但仍不及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伟业，广西大兴吃人之风，都是争吃别人的肉，甚至是活剖了吃。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尚未找到“割股啖君”的豪杰。

中华人性之残忍，举世无双，国外也有吃人肉现象，却比不上中国人吃得津津有味。在这种民族变态心理的驱使下，也有人吃得更离奇。南朝宋书记载，刘邕在南康做官，喜欢吃人伤口上的结痂，他对部下二百多名官吏不论有罪无罪，轮流施以鞭刑，待鞭疮结疤后，供他揭取食用。当然人肉并非人人能下得口，亦非随处可得，否则社会岂不乱套。于是人们就想像一些状似人形的东西，夸张其药用价值，例如长白参、高丽参、西洋参皆是药中极品。《西游记》里五庄观的人参果，长得有鼻子有眼，活像个婴儿，九千年才能成熟，吃一个即与天地齐寿。唐僧不忍，徒弟们却是吃了还想吃。东晋道士葛洪精于仙药研究，集炼丹术之大成，又说灵芝有五，为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百种之多。以人形肉芝最为珍贵：“行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40] 唐僧是十世修行的好人，活生生一个特大号“肉芝”周游在西天路上，美味当前，众魔头又怎肯放过成仙机会？

共产政权是大屠杀体制，它继承发扬了民族劣根性。共产党进藏，同样把酷刑杀人带进西藏。1969年发生“尼木事件”，原本是派性之争，中共却定性为“反动农牧主分子叛乱”。藏族女作家唯色写道：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18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于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後，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19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乱坑中，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41〕

酷刑折磨和公审大会是共产党的惯用镇压手段。《红朝谎言录》中诉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电刑、站刑、坐刑、火刑、跪刑、铐刑、注射精神药物刑、放狼狗、毒蛇和蝎子咬刑、新时期炮烙刑、细菌刑、吊刑、灌辣椒水刑、灌屎灌尿刑、月经纸塞嘴刑、当众强奸刑、十五天十五夜不许睡觉刑、电棍插入阴道放电刑、四把牙刷绑在一起毛面朝外插入阴道用手搓转刑……

在酷刑折磨上，最能体现人性之恶，那些冷血歹毒之徒，一旦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打手或领袖人物，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中共革命的草根和破坏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会利用流氓恶查棍打前锋，成为一些野心家夺取天下的工具。《共产党宣言》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阶级斗争或共产革命，原本就是“反动的勾当”，中共革命的血腥程度决定了其成员中不可能有情操高尚者。1930年12月15日江西省委给党中央的信中报告说：

晚上，同志们受了酷刑。他们就在李韶九、曾山和陈正人面前遭受毒打。李等审问这样一些问题：“你参加了AB团，究竟招还是不招？你什么时候加入AB团的？AB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策略是什么？谁是头子？老实交待。”

同志们拒不承认这些指控，李贼等就用点燃的煤油灯芯来烧他们，然后又重新审问。

假如犯人坚强不屈，刑罚的花样就多了。

……第二天，12月8日，李贼韶九等人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从省政府、政治保卫队，财政部、青年组织和省行委内又抓了十个人。他们也被人用浸着煤油的灯芯来烧。他们都“认”了罪——不认罪，那就会受刑致死。李、曾和陈监督审讯。犯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一些极其残酷的刑罚都想出来了。

李白芳、马铭、和周冕的妻子同时被捕。这帮屠夫剥光了她们的衣服，毒打她们，用锋利的钻子刺穿她们的手，用点燃的灯芯烧她们的身体和阴部，用小刀割掉她们的乳房。他们野蛮到这种程度，提起来都令人不寒而栗。

……早饭后，士兵们押解着二十五个人去处决，其中有许多人甚至还未受过审。

……审讯中使用了种种酷刑。首先点出一个人的名来，要犯人确认这个人是“反革命”，是犯人的“同谋”。所有省负责人的名字就这样一个个被点了出来。

甚至在过审之前，犯人就已受了两三个小时的酷刑了。

刽子手们第二天早晨要离去，所以他们就在晚上处决了一大批同志。

……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42]

李白芳是中共江西省行委秘书长，周冕任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曾山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是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韶九着实厉害，刑讯中从容不迫，一边将酒肉火腿摆在桌上大喝大吃，一边非常兴奋地讲述怎样刑讯，周围是恭维他的人，脚边是受刑的人。李出马后，总前委又派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前往协助李韶九，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打“AB团”不是毛泽东的发明，“AB 团”于1927年1月由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决定对“AB 团”采取行动。1927年4月2日。朱德所属军官教导团捣毁了江西国民党省党部，抓住了“AB团”骨干30多人，“AB 团”做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红军总前委仍认为“AB团”分子已混入赣西南党的各级组织和红军内部，赣西南特委把破获“AB 团”活动案件做为一种政治上巩固根据地成绩，想造成一种声势以扩大自己的政绩，便以此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红一方面军在吉安城发现了“AB 团”的旗帜、印章，总前委断定苏区里有大批潜伏的“AB 团”。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的更为严重，从一个工作消极叫朱家浩的干部下手，怀疑他是“AB 团”，对其刑讯逼供，取得了“AB 团”活动的大量口供。于是将这些所谓证据向总前委作了报告，总前委不做调查就又向中央作报告。于是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肃“AB 团”运动。毛肃反得力干将还有他的同乡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丈夫），毛让刘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夺了毛的弟弟泽覃的女朋友贺怡，贺怡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与毛成为连襟。江西地方和红军不愿被毛并吞，刘便以消灭富农和打AB团的名义清除反对者，不到一个月，几千“地主富农”、“AB团”就死在其屠刀下。苏区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一片红色恐怖景象。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共产国际居一席之地，想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不能容忍李文林为首的地方党挑战他的权威，也不能容忍嫡系红军中的不满情绪，于是毛成为中共史上最先使党内分歧变为肉体消灭的罪魁。滥杀终于激起兵变，红20军攻下富田镇，占领省苏维埃政府，李韶九被抓（后逃走），古柏和曾山逃走，酿成富田事变。事变部队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彭德怀）黄（黄公略）”的口号。项英到达苏区后，缓解了滥杀趋势，扭转了富田事变带来的恐慌气氛。1931年1月，王明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掌握实权，需要拉拢江西苏区，肃清不听命于他的派系，大力支持毛泽东。毛又起用李韶九，给了李一张单子，写的都是那些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把这个会称作“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刚停息下来的肃反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李韶九在毛授意下，以加倍的疯狂在赣西南地区进行清洗和屠杀，对红20军进行报复。谢汉昌（军政治部主任）、刘敌（174团政委）、李白芳、周冕等人以AB团分子罪名被处决。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红20军被全体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绝大多数遭杀害，许多战士也未能幸免。红20军被解散，番号取消，虎口余生的战士被编入了红7军。在整个赣西南地区，人人自危，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大部分遭到杀害，甚至连普通农民也在整肃之列。后来李韶九只受到轻微处分，死于1935年。刘士奇被江西党委免职，调往鄂豫皖苏区，被同样嗜杀的张国焘杀掉了。

肃反制度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苏联，从列宁开始，成熟于斯大林统治时期，又蔓延到各国共产党，很多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外国共党分子也遭到斯大林的整肃。中共在苏区的恐怖性肃反运动来自苏共的传授，被党的最高领导人用来清洗内部反对派。以后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的内部清洗、北朝鲜金日成对自己内部的不断清洗、越南党黎笋在位时的清洗运动，都带有斯大林式肃反的影子。因何要肃反？唯一的原因就是消灭异己，斯大林杀光了列宁时代的干部，毛泽东消灭了建党初期的干部，波尔布特杀掉了大部分的党内干部。其他共党政权也是这样，无不借肃清反革命之名，大肆屠杀旧干部，空出位置启用自己的亲信，以建立个人专制王朝。所以，共产党的酷刑折磨总爱用在同类身上，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共都是如此，他们最不能容忍内部的反对者，因为他们需要树立敌人，来营造恐怖气氛，建立个人权威。而酷刑之下，任何一个共产同志都会成为可怜巴巴的敌人：

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43]

为了强化恐怖气氛，中共喜欢通过公审大会处决人犯，在江西根据时就常用这种办法，把成群的人犯拉上台，批斗一番，在观众高昂的口号声中，或游街示众，或就地处决。目的是造成人人自危恐怖氛围，摧毁人的意志，震慑人心，激化阶级仇杀心态。文革中，公审大会与批斗大会一样泛滥成风，公开判决后，由一辆接一辆的汽车拉着犯人开上大街，游街示众，高音喇叭车开道，群众夹道观看，驶往往刑场枪决，甚至开放刑场给群众参观。直到现在还常用公审的方法，在人流聚集的广场或火车站，让罪犯站成一排，挂上牌子示众，宣布罪状，供人参观，展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共产党还喜欢用冤狱杀人，让人犯死于监狱折磨，连刑事审判也省略了，仅毛泽东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有学者研究，至少死了200万人，叶剑英说死了2000万人。死掉的人并非刑事犯或死刑犯，都是送进冤狱的冤鬼。中共在苏区的肃反中，据不完全统计，以AB团罪名处决者有7万多人；以改组派罪名处决者有2万多人；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者有6200多人，总计有10万人之多。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杀掉了4500名“AB团”分子，连胡耀邦这个红小鬼也险些给枪毙掉，陈毅差点打成AB团，妻子萧菊英永跳井自杀。永新县连续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红军撤离江西前，又展开一轮大屠杀，“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44] 毛泽东死后，要求平反的材料送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面前，胡派人调查，准备平反。恰逢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胡耀邦下台了，事关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平反之事又搁置起来，仍列为中共党史禁区。毛泽东执掌中共数十年来，大行冤狱，滥施酷刑，株连九族，也为历史之最。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权理念，但也不乏尊重生命的官员，西汉宣帝年间，廷尉史路温舒上书道：

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45]

汉宣帝面对路温舒的意见，认为“是朕之不德也”，“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下诏改革，以避免滥杀无辜。毛主席不会“朕甚伤之”，仁义道德是孔老二的玩意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杀人，必须不断发动以大规模整死人为特征的复仇运动，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路温舒展示的血腥场面，毛泽东时代扩大了千百倍，反右和文革的专案全部是冤假错案，上亿人受牵连，那些令当时革命群众义愤填膺的“罪行”，皆为棰楚之下和瓜蔓抄及罗织经之类的杰作。即使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也是冤假错案频出，中国大陆遍地冤狱，超过几千年专制王朝冤案的总和，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也找不出比中共政权更狠恶的，制造冤案的祸首和罪犯们至今大多数逍遥法外或寿终正寝，并且还在制造冤狱，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胡锦涛屠杀西藏新疆人，监狱里仍然关押着许多良心犯。很多恶人就是用无辜者的鲜血染红了“红顶子”，让红色恐怖永远笼罩着中国大地。即使对冤案追究上，也比封建王朝差得极远，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令朝廷震怒，从地方到中央涉及制造冤案的百多名官员被摘了红顶子。文革大规模冤狱之后，仅象征性地审判了“四人帮”，共产党的累累罪恶便被轻轻掩盖了。中共的野蛮专制及无法无天，远远超过被称之为“农奴制”的西藏：

——等级森严，政治压迫极端野蛮。旧西藏流行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法典明文规定，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草绳一根。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押和交换农奴，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不属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的子女注定终身为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打骂农奴，对农奴动用断手、剁脚、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46]

即使以共产党污蔑西藏的谎言相比，共产政权的邪恶程度和屠杀暴行也远远超过所谓的“西藏农奴制”之上，西藏从来没有搞过镇反或文革式的大屠杀大迫害。共军开进西藏时，拉萨的监狱里几乎是空的，犯人最多时也不过几十人而已。因为拉萨是佛教政府，佛佗没有阶级斗争的教义，西藏虽然封闭落后，但从没有阶级斗争。中共是杀人政权，它统治西藏，拉萨的监狱规模迅速扩大了上千倍，成千上万的藏人被关进监狱，成千上万的藏人被折磨致死或枪毙屠杀。共产党惯于煽动族群仇恨，用仇恨来分化民众，制造社会对立，特别是提到过去的西藏，总是用尽诅咒的语言，为它的屠杀迫害寻找理由。而宗教领袖以慈悲为怀，心中有博爱，不会积蓄仇恨，达赖喇嘛用仁爱之心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尊重和爱戴，听一听他的讲话，该有一些启发：

……自从中国于一九四九年入侵西藏迄今，一百廿万西藏同胞已经丧失生命。在四十二个年头中，我们致力于抗暴，并且维护我们佛教的非暴力和慈悲文化传统。
     很容易对这些事生气。很容易对中国感到恨。把中国定位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大声地谴责他们的残暴，或是认为他们不值得我们去想或是去考虑。但这不是佛祖的方法。而且正如最近的事态发展所明白显示，这也不是走向和平和和谐的方法。

……无论顺境逆境，我们西藏人努力保持我们的精神健康和良好的幽默感，我们会记得所有的人无论敌友，终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时常告诉藏人说，只要记得这些基本的真理，我们才真正是无敌的。我们的决心永远不会消逝，而且最后还可以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
     我从来都相信人与人和国与国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人的了解。只有坦诚沟通才可以解决今天世人所面对的很多困难。因此我相信世界应与中国接触，让中国肯以建设性的态度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但当中国违反文明行为的基本规范时，不应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宠坏。中国必须为其行为负责，必须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个成员。[47]

以德报怨是博爱情怀，也是智慧尊者的高尚品德。作家茉莉女士的达兰萨拉行记中，记述多次见到达赖喇嘛情景，有一段文字感人至深：

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诚恳，只是讲话中带着气喘，我像藏人一样心疼起这个老人来，我没有权利累坏他！尽管他和我都明白，与他交谈的实际上不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汉族女人，而是所有的对西藏怀著善意，却又带着疑惑目光的普通中国人。二十分钟后我站起来，执意要走，不顾他仍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

末了，我动了感情，嗫嚅地说自己很羡慕藏人，因为无论怎样苦难，他们还有一个无时不在关爱他们的佛祖，而我们中国人却总是在忍受历代统治者的压迫，无所归依地漂泊天涯。

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我知道这是活佛在降福于我。就在这一瞬间，从小就埋怨生活对自己不公平的我，开始与命运和解，人生所有的凄苦忧烦，都在这一刻融化，日趋粗糙刚硬的心开始柔软……。
   意想不到的是，他早已叫人准备了西藏人用以表示敬意的哈达，此刻他双手把这条长长的洁白的哈达围在我的脖子上。
   我再次问自己何德何能，接受这样崇高的敬意不怕折寿。唯一的解释是：达赖喇嘛的这条西藏最珍贵的哈达，是献给所有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民的，我只是代为收下保存。[48]

中国人实在应该向达赖喇嘛学习宽容大爱的胸怀，消除邪见和仇恨心态，改掉嗜杀残忍的民族劣根性，献出真诚的哈达，回归人类文明。如果百万藏人的鲜血都不能使国人警醒，数千万同胞的生命丧失都不能令中国人觉醒，十几亿人仍旧是共产主义的奴仆，与共产党一同作恶，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注释：

[1] 吴弘达著：《昨夜雨骤风狂》，劳改基金会出版，P23。

[2] 《西藏通讯》第60期，“中国军警猎杀流亡西藏少女”，西藏之页网站。

[3] 引自丁抒《阳谋》，序言。

[4] 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二章。

[5]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384。

[6]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附录，“秘密报告”。

[7] 班旦加措著：《雪山下的火焰》，第八章。

[8]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9]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摘自冷战中国网。

[10] 沈志华：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沈志华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

[11] 《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引自阿波罗新闻网（http://cn.epochtimes.com/gb/11/3/8/n3191426.htm）。

[12]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著：《藏传佛教世界——西藏佛教的哲学与实践》。

[13] 《南怀瑾选集》第一卷，P169。

[14] 法 董尼德著：《西藏生与死》，第一部第三章。

[15] 丹增华白尔（扎益活佛）著：《我故乡的悲惨史》，第二部分第四章。

[16] 同上。

[17] 同上，第七章。

[18] 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导论第二章。

[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P263-264。

[20] 同上，P275。

[21] 《列宁全集》第46卷，致阿·马·高尔基的信（1913年11月13日和11月14日），P362-363、369。

[22]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816。

[23] 列夫·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第八部第十九章。

[24] 《南怀瑾选集》第一卷，P148。

[25] 《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破除迷信

[26] 孙越生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二篇。

[27] 《安娜·卡列尼娜》，第五部第一章。

[28] 索甲仁波切著：《西藏生死之书》，P455。

[29] 《南怀瑾选集》第二卷，P176。

[30] 柏拉图著：《理想国》，第十章。

[31] 达赖喇嘛著：《藏传佛教世界——西藏佛教的哲学与实践》，P97。

[32] 《西藏通讯》2007年第64期：西藏谈判陷僵局，西藏之页网站。

[33] 包振远等编著：《中国历代酷刑实录》，1998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34] 于云瀚著：《阉宦》。

[35]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

[36] 郑义：广西吃人狂潮真相，引自博讯网（www.peacehall.com）。

[37] 地久/致武著：《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1993年新疆大学出版社，P95-96。

[38] 郑义：广西吃人狂潮真相。

[39] 郑义著：《红色纪念碑》，第二章。

[40] 葛洪著：《抱朴子》，仙药。

[41] 唯色：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西藏通讯》2006年第60期，西藏之页网站。

[42]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2004年东方出版社，P187-189。

[43]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一章。

[44]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1章。

[45] 《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46] 国务院：《西藏的现代化发展》（2001年）。

[47] 1991年10月9日，达赖喇嘛在耶鲁大学的演说词：拥抱敌人。西藏之页网站。

[48] 茉莉著：《我的达兰萨拉之行》，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