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洗脑机器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人会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能够在自我赞美方面达到如此高度，但中共不仅做到了，甚至成为民众发自肺腑的赞美。中共将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称之为“万恶的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称中共建政后为“解放后”和“新中国”，于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取代了上帝，取代了佛祖菩萨，成为中国人的爹娘和救星。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人民群众都是向日葵，社会主义是人间天堂，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制度全是封建落后的恐怖地狱。总之，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崭新的、光鲜的，美好的都属于共产党，一切非共产党的东西都是过去的、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罪恶的、丑陋的……中共成功地将自己神圣化，让每一个中国人由衷地赞美它、感谢它，至少是在表态时必须将党及领袖的位次摆在首位。尽管文革时代早已结束，很多人对那段历史毫无印象，对中共领袖的神明化宣传亦无法持续，但中共的神圣地位不容动摇，赞美和诅咒仍在延续，依然管理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及社会价值观。冬奥会冠军周洋在获奖感言时忘了首先感谢党和国家，只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立即遭到中共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的公开批评：“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假唱童星林妙可也表示：“我感谢祖国、感谢胡爷爷，感谢所有的一切。”因为这是老师教的，说给党听的，是必须完成的通用感恩表达程式，以免犯政治错误，累及成年人。中共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同样说出“要听党的话”，以表达对党培养教育的感激之情，顾不得他自己是活佛，世俗之众应该感谢他才对。当年邓小平为大部分右派摘帽时，很多知识分子涕泗横流，纷纷表示对党的衷心感谢，表示“紧跟党的战略部署，团结一致向前看”。全然忘记20多年来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正是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专制暴 君造成的，没有一个右派公开呼吁追求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惩办黑手，要求予以经济赔偿。这就是洗脑机器的强大威力，它一方面制造标准的奴隶，一方面以强大的震慑力让每个中国人屈服，从内心中消灭置疑或企图反叛的念头，将施暴者认做保护者。有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如女人质被强暴多了，反而会爱上绑匪、心甘情愿做奴隶一样。奴性使人在心理上常有一种受虐的潜意识，从被虐中求得满足，施虐者越强悍，受虐者就越有依赖感和欣快感。权势强大的政治施虐者更会让人心理扭曲，认知颠倒，由畏惧转向敬慕，视受虐为幸福。如果施虐的是国家统治者，被绑架和驯化的就是全体国民，在受虐中获得精神的升华。以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最能说明问题了，毛泽东若不是杀人如麻，暴虐无比，敢于挑战一切权威和神明，便无法立神坛于不倒，令今天的毛左愤青们依旧顶礼膜拜。同样，人的潜意识里也有暴虐成份，愤青对毛的敬畏也是对暴虐的神圣化过程，或者说撒旦化，将自己心中的暴虐意识转移到偶像崇拜上，用赞颂偶像的方式完成移情过程，用言语和肢体暴力实施暴虐。神圣的暴 君应该有强大的破坏力量，如魔鬼撒旦一般去挑战上帝，毛泽东正好符合这一条件。很多人至今仍挂着毛画像，以参观毛的革命圣地为荣，包括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也是这种心态的表露。正如学者胡平所说：“这样，即使在专制主义者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因此镇压和威胁人民的暴力工具，却也还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
原辽宁省委机关干部张志新是一位女共产党员，真诚地向党提出了对文革的看法，却以反革命罪坐了共产党的牢。她在遗书里仍然认为自己是坚定的革命者，服从党的决定，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临刑前被割断喉管，怕她呼喊口号，即便是忠于共产党毛主席的口号也不行，因为刑场喊这种口号是中共烈士反对国民党的专利。例如中共地下党员周文雍、陈铁军二人假扮夫妻，从事叛国活动被捕判处死刑。二人宣布要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得到允许而纵情高喊：“刑场就是我们结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周陈二人之死实属罪有应得，不是因言论获罪，国民政府既没有割断二人的喉管，也没有给勒上牲口嚼子。张志新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对法院办案人员说：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由政府处理。[2] 张志新悲剧本身就是共产党的罪恶，缘起于毛泽东的暴虐，她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却仍然迷信这个灭绝人性的共产党，服从组织上的一切决定，将一个反人类的邪恶政治集团视为最神圣的革命组织，甘愿为之奋斗一生，至死而不悔。如果张志新不是反革命，而是让她去审判别的反革命，出于坚定捍卫共产政权的忠诚，其结果还不是一样吗？一个应该有独立见解的人被洗脑到这种程度，既是共产政权的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其家属断然将血缘关系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足见中共这台洗脑机器的强大功效。共产党能发动农民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不断发动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立于全球民主化浪潮于不倒，煽动愤青的“爱国主义”反对自由化，无不得益于它的宣传洗脑功效。也可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已然成为中国人的痼疾，化为甘心为共产之奴的民族心理阴影。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和破坏国民革命和毁灭中华文明的祸国殃民史，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史，共产王朝是反三民主义的假共和，毫无进步和正义可言。但中共却用渗入社会每一个毛孔的宣传将自己妆扮成中国革命的前锋，宣称它是中国人民的解放者，毛主席是大救星，中共是经济改革的领导力量，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源泉。当绝对权力化为正义时，群众就被代表正义的“好皇帝”裹胁利用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非正义的最高境界就是：越是坏事干绝，越是要表现出正气凛然的样子。共产党将其黑恶漂染得无比正义光鲜，禁止别人提示历史真相，即因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非正义。中共政权是政教合一制，党国体制是政，马列主义毛思想是教，其要旨是对每个人施以身心控制。人身控制由组织系统，心灵控制是洗脑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教来控制臣民的思想，用编造的光荣历史诱导信众。共产主义破产之后，又用爱国主义（爱党主义）来洗脑，仍然要用那些是非善恶刻意颠倒的东西。共产党由一个破坏传统文化的罪魁幻化为维系中华文明的保护神，代表着人类先进的文化方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仍居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中国人生活在共产党毛泽东的恐怖地狱之中浑然不知，缘于民众的是非荣辱观已经被颠倒了，善恶标准与普世价值是相反的，革命与反动或进步与倒退也是相反的，用一整套与人类文明相悖的歪理邪说重新塑造受洗者的世界观，在党文化的毒液浸泡下，中国人遂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愚昧的群体。共产党善于利用其一党喉舌抢占道义高地，垄断革命的权利，自定道德标准，每一任统治者都要发明一套自己的“道德经”，装扮成革命家和道德家的化身，为一党天下正名。从比爹娘还亲的毛泽东到给人们带来“春天故事”的邓小平，从讲“正气”的江泽民再到大力推销“八荣八耻”的胡锦涛，无不纷纷扮起“道德天子”的尊贵形象。毛邓是赚取民众的感激泪水，胡温是自己先流泪换取民众的感动，两类表演，同是权术，都是为了驯化民众，培养无限忠君的奴仆。洗脑机器最重要的功用是宣扬中共直接代表民众利益和表达民众意愿，民众的一切都被“三个代表”了。共产党既是权力中心也是真理中心和信息中心，包括科技学术部门在内的一切社会机构都要全力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必须竭力歌颂共产党的正义性，一切新闻机构都会时刻发布证实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消息，甚至每一场天灾人祸都是颂扬共产党的极好机会。所以共产党永远英明伟大，用“坏事变成好事”逻辑将其一切历史和现实的罪恶全部染成红色。每个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必须喋喋不休地聆听党的教诲，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再偏僻的山乡也可以随时随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再破烂危险的学校也要定期升挂共产党的国旗，高唱共产国家的国歌。特别是那些施教者，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特别承担着塑造共产主义灵魂的历史重任，通过无所不在的党团系统和宣教机构，从事着人类历史上最严密高效的洗脑工作。那么，如何来证明洗脑的成效呢？不停地表达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无论党做过何等坏事都不能从本质上怀疑共产党的伟大性及其神圣使命，对领导人的思想思想言论和方针政策绝对信服，这就是洗脑合格的标志。领导人的讲话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也时刻将每个人的忠诚表达与个人前途饭碗紧密相连。在皇权制度下，人们有沉默的权利，有逃避现实的去处，共产主义体制下，民众连沉默也不允许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和天然的生理需求使得共产主义肆虐无比。
一个专制政权仅仅靠暴力是不安全的，如果将铺天盖地的谎言溶入空气水源中，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便不容易产生免疫反应，象受催眠师暗示的人一样进入催眠状态，中共洗脑机器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希特勒的名言是“把天堂说成地狱，把地狱说成天堂”，“谎言越大，人们越是相信”。中共把它的丑恶历史漂白染红，将一个窃国大盗美化为民族的救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洗脑必然形成扭曲的世界观，无官不贪的中共竟然对民众提出“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以道德教化者的姿态登场，以颠倒的荣辱观训导民众。因为中共后代领袖也是洗脑机器的产品，道德观自然与普世价值观迥然不同，对着美国大学生大谈民主，也不完全是厚颜，中共谈的民主是集中制下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不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自由民主。今天仍有很多人入党，除了大部分人功利性的需求，想挤入统治集团分一杯羹，也有自幼被洗脑而扭曲了人生观。深圳有一位捐资助学者，倾其所有资助了不少失学孩子，自己一贫如洗，最终死于绝症。这肯定是个助人为乐的好人，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却在弥留之际竟然想加入共产党，虔诚庄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须知儿童失学正是中共推卸义务教育责任的恶果，每年贪污挥霍的钱财不下万亿元之巨，却连义务教育都不想管，有良知的人应该予以谴责才对。临终前入党已不能带来任何现实意义，也看不出舍命巴结的意图，这与电影上掏出最后一笔党费的革命烈士一般无二，纯粹是被彻底洗脑而失去了辨别是非善恶能力。而这恰好是中共最需要的舞台效果，将平民善行带上共产党的光环，归入感激共产党的套路。这说明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哪怕三头六臂或刀枪不入的好汉，在信息不对称的特定环境下，也不免落入精心构造的陷阱。美国人斯诺秘密去了一趟陕北，与毛泽东谈了一席话，便终生充当中共的义务宣传员。死后部分骨灰埋在北京，直到六四屠城，斯诺夫人才猛醒过来，与中共作个了断。共产体制是最精密高效的洗脑机器，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我们从奥运火炬的传递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狂热便可知晓，原本体现人类自由和平精神的奥运火炬，经洗脑机器的改造，立即变为表现红色王朝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人们普遍认为火炬传递应该限制自由、用严厉手段来保证红色奥运取得成功。
一、洗脑机器
党国体制本身就是一部庞大而高效的洗脑机器，作用于每个社会成员，完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这部洗脑机器经过了长期的运作，开始中共完全照搬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受制于人，无法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中共历史和现实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延安整风时清算了非毛泽东化的一些混乱思想，由刘少奇出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正式成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提供了一套中共版本的正统马列主义标准。一来证明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二来将马列主义解释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中，成为政治斗争和全民洗脑的工具。这也是一个“中体西用”的过程，毛不是留苏的知识分子，缺乏系统的马列主义训练，党内比他理论资历高的大有人在，毛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挂上共产主义的招牌，售卖于全党及全国，决非易事，这期间也得到了儒家学者梁漱溟的启发：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3]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领袖，出不了思想感情上的奴仆臣民，打碎了儒学系统，没有一套供国人崇信的东西，着实不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化，也就是将毛的治国理念本土化，是毛有别于陈独秀、王明之辈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紧握了兵符印信之后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用新民主义取代三民主义，引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新民主主义只是阶段性的宣传策略，目标仍然是共产主义，但策略的改变使得毛泽东版本的“新中国”获得了知识阶层的认同。连梁漱溟这样的新儒家都认为毛泽东是当代“文王”，天真诚恳地向“文王”建言献策，建设理想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人格。梁的思想中既饱含儒学佛学理论，也掺杂了社会主义思潮，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以合作化为形式的集体主义实验，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迷信暴力革命，梁漱溟的思想是提倡和平改良。所以，毛与梁的治国理论在本质上是有冲突的，梁做了毛的臣子，只能导致悲剧性结局。
中共领袖必须建立个人标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以确立领袖传承的正统和尊贵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党术，以思想垄断取代政治创新，包装为文化建设，正是毛泽东为中共留下的重要遗产。之后每一届领导人无论其理论水平如何，肉麻不肉麻，都要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塞进马克思主义圣经宝库中，显示其正宗嫡传的法理依据。这在中共是极其重要的，统一了口径，便可以用反×××思想（理论）＝反马列主义＝反革命（阴谋颠覆国家政权）＝专政对象＝自取灭亡的形式逻辑，威慑一切不同意见者，或致政敌于死地，领袖的个人主张也就合法地变为群众的精神道德资源。此其一；马列主义的继承发展者理所当然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后续理论的全部解释权。解释权是给词语下最终定义的权力，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谁拥有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权，谁就建立了个人风格的话语系统，控制了党的意识，进而垄断立法和行政资源。此其二。党的领袖权派生出理论权，再派生出解释权，进尔拥有一切权力，这个位次一定不能搞乱。换言之，即使拥有党权军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于持久。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留过洋，都执掌过党印兵符，都拥有过马列主义的解释权，可惜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能形成体现个人色彩的一套话语标准，就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发展，光靠马列祖宗的东西混饭吃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抗日作战毫不关心，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延安整风上，其目的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解释权从博古、张闻天等喝莫斯科墨水的理论家们手中夺过来，尤其是击倒莫斯科红人王明的理论权威地位，将留苏派的领军人物搞臭。毛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他的思想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成为党的统一思想，毛摇身一变为中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与马恩列斯并列的伟大导师。这样一来，解释权就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垄断地位而牢固树立起来，取代一切照搬马列旧教条的风气，以毛泽东思想为新的教条，是共产党员必须熟记的圣经。解释权是莫斯科秀才们的看家本领，也是最后的道义资源，摘掉了理论权威的招牌，就如同断了脊梁骨的高位截瘫废物。王明等人虽然激烈反抗，但毕竟是莫斯科的鹦鹉，斗不过军权在握的毛泽东，连莫斯科也须买毛的帐。众人见大势已去，纷纷赞扬毛泽东思想，投靠新主子，死不甘心的王明落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精于帝王权术的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解释权，随即立于不败之地，直到现在的中共领袖也不敢丢掉这一传统，也无不在上台后争取新的解释权。后来毛泽东能够轻易地打倒彭德怀和刘少奇，也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指示方针就等于反对马列主义，等于反党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的一切言论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毛可以随意给党内言论定性，符合他口味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合胃口的就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证明政敌在自取灭亡，陷之于灭顶之灾。
共产主义革命兼具宗教革命的特点，其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决定了它不能从先贤文化中寻找道德资源。共产主义运动需要随情势变化不断补充其“圣经”体系，规范信众的道德信仰，于是共产领袖的思想一定要成为共产主义“圣经”的一部分。中国古老的平均主义大同社会理想，加上马克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毛泽东在革命过程形成的理论，演化为毛“一贯正确”与“雄才大略”的神话。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毛成了真理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人们灵魂中的警察，通过内心的稽查和自虐方式，“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一来，党性就笼罩上神性，领袖个人神化过程便完结了。在世俗观念里，毛主席就是“真命天子”，改变混乱的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自古有“民为贵，君为轻”的圣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工农阶级是国家主人”一类的口号，将穷人推向一个虚幻的高位，占中国绝大数的穷苦阶层便“名正言顺”上升为“统治阶级”。一些劳动模范还可以进入过去连梦里也没去过的紫禁城，谒见日夜崇敬的“红太阳”。这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模式，一些在世的过气劳模至今还不时沉浸在热泪盈眶的“面圣”回忆中，神圣感早已溶入骨髓。中国人对共产领袖的感恩戴德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凝聚力，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又为民主集中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帝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毛可以名正言顺实行“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统治。也为后代领袖奠定了共产王朝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所以邓小平才敢于讲“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话。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理论逻辑上虽然矛盾重重，与马列主义也不甚相干，若出自普通人便如废话一般，但出自握有解释权的领袖之口，便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继承发展和伟大贡献，纳入共产圣经系统，成为高频率词汇，占领理论制高点，法定为党的最高行动准则和国家宪法前提。理论不光是吓唬人的，还须与千百万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共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但平头百姓需要的不是整套的理论，而是简单明瞭的证明，如何让民众接受共产理论，需要一套通俗化的简明教程，免得在那些大部头的马列全集前望而止步，《资本论》又有几个人看得懂呢？连毛泽东及陈伯达这些大思想家和理论家也读过。《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化、通俗化的读本，王进喜一个工人大老粗竟然能以毛的哲学著作——“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搞出名扬四海的“大庆精神”，便是靠了口语化的毛著。林彪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绕开繁重的马列著作和毛选四卷，在文化大革命启动阶段，亲自主持再版了一本64开的口袋书——《毛主席语录》，发给识字不多或理论水平一般的工农兵人手一册，装进衣服口袋，作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快餐，也为发动群众参加文革营造出神圣炽烈的气氛。林彪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深知毛并不鼓励众人去读马列原著，有毛思想足够用了。毛曾在延安整风时批评说：“ 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以此来控诉教条主义者毒害青年。林选取毛一些浓缩化的词句，便于背诵朗读，正投毛之所好。《毛主席语录》是毛著的精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4] 这本口袋书虽小，却是威力巨大的精神原子弹，每一场群众大会或批斗走资派的现场，首先要读几段相关的语录，作为一切与会者的最高准则。工农兵群众不敢奢望马列主义的“满汉全席”，能把毛主席的“快餐”填满肚皮就足够了，再人人胸佩毛主席像章，高举毛主席画像，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如泰山北斗一样，供人仰望。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脾气，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法宝，那些一万句也不顶一句的东西，自然失去价值。毛泽东思想也可以用极简短的语言概括，正如毛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四个字就够了，再谱上曲子，高音喇叭放出来，变为流行歌曲，想不头脑发热都不行。毛泽东喜欢用划分阶级的办法来区分敌我阵营，但打倒党内或无产阶级阵营的敌人，以马克思列宁的生产关系划分阶级的传统办法就不灵了，于是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毛泽东认定的敌人就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这个简单易行的阶级斗争准则便作为文革中最有利的武器，至今仍然是党的政治准则。后来的领导人也学会了用“一句顶一万句”式的简练词语高度概括其理论，供众口传诵之用。会背名言警句，就等于懂得了马列主义，足够混世之用，除去教书匠，一般人再无深入钻研之必要。
洗脑的重点是党文化教育，寓于文化教育之中，这种方式洗脑是红军时代的创造，例如在扫盲过程中，既认了字，又受到共产革命教育——
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天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5]
在红军中，每一个团和每一个连都设有列宁室，相当于师以上单位的政治部，由团政委或连政治指导员任主任。列宁室都要悬挂马克思和列宁画像，用以培养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军队。用简单的文艺形式洗脑则是中共政治宣传工作的强项，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也看到过红军剧社演出的短剧——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察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6]
极为简单的场景和对话便把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栩栩如生地表演出来，至于那些地方如何“没有要一个铜板”就送给了日本人，中国军人为什么认外国人做祖宗，认苏联为祖国，便无须深入研究，普通战士或农民也没有这种认知能力。于是共产党成了抵抗日军的唯一希望和当仁不让的领导力量，红军是中国仅存的抗日武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文艺工作是以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的过程，而不是娱乐或纯文学之类的东西，即谓所弘扬主旋律是也。后来中共政权“也没有要一个铜板”就送给了缅甸、尼泊尔、印度、越南、蒙古、俄国大片国土，究竟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非要将中华民国版图从“秋海棠叶”为变“公鸡”？失掉了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也从来没用话剧形式表现出来。军队是洗脑机器的最重要部分，党的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大熔炉，生产出绝对忠诚于共产党的战士。军队直到如今，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传统仍是军队政治教育的生命线。部队里决不允许士兵收听观看外来广播，阅读非官方出版物，每天准点看CCTV的新闻联播，有固定的政治学习制度和集体唱革命歌曲的传统等等，这都是保证军队永远在党坚定领导之下的洗脑教育内容。十来二十岁的士兵，文化知识程度有限，思维简单，经过军队洗脑后，等于接种了疫苗，终身具有对党外思想的免疫力。人是有私心杂念的，被洗脑的人具有自我清洗的功能，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也许置疑腐败，但决不会置疑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权力，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类的教条，已成为其思想血液中的抗体，任何党外思想都是入侵的病毒，会被自动清除掉。只要党一声令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冲向人群，向要求政治民主或民族独立的反党分子开火。洗脑是一个思想改造过程，早在延安整风年代，谢觉哉很形象地概括了由“生肉煮成熟肉”的洗脑体会。谢是中共元老，是延安受人尊重的“四老之一”，他老人家都主动钻进笼屉煮熟蒸透，其他人就不消说了。学者高华的书中写道：
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7]
政治课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针对每一个人，是洗脑机器的常规作业。对于党员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要定期上党课，现在中共政治局仍有定期的集体学习制度，也是党课制度的延续。以党课教育为主的机构称之为党校，县级以上用常设党校培养各级党政干部。这个制度从中共建党初期就开始了，1926年中共在上海开设党校，集中培训党的高级干部和各地基层骨干力量，当时中共办的上海大学也兼有党校性质。实际上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就是苏联培训中共高级干部的党校，培训合格后接受苏共指令，派遣回国。党课的内容是马列毛的那一套，政治课范围广泛，听众对象不限，且无处不在，不受时空限制。比如参观红色纪念地，参观先进单位，听劳模的先进事迹，吃忆苦饭，读红宝书，听领导干部作时势报告，学毛选积极分子介绍经验，召开抗灾抢险报告会、劳改犯人的定期时势政治学习等等，都可成为政治课的内容。所以林彪说：“唱一段革命样板戏，等于上一堂政治课。”政治课的功效是极为强大的，这突出表现在军队中。红军在长征途中，一些人之所以坚持到底，政治课起了重要作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记述了他在陕北亲自参加过的一次红军政治课：
刘晓同意陪我一起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这是一军团二师二团的一个连在开会，有六十二人参加。这是该连的“先进小组”；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小组”。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是通过三个大组进行的，每个大组分为上述两个小组。每一小组选出自己的士兵委员会，同上级军官商量办事，派代表参加者苏维埃。这三个大组中，一个是由连长以上军官组成；一个是由班长和士兵组成；一个是后勤部队——炊事员、马夫、骡夫、通讯员和少先队。
屋子里装饰着绿色的松柏树枝，大门上钉着一颗纸制的大红星。里面是必备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淞沪战争英雄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的照片。有一张俄国红军在红场集合庆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从上海一家杂志上剪下来的。最后，还有一幅冯玉祥将军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号是“还我河山”！这是中国一句古话，现在由于抗日运动而复活了。
战士们坐在他们自己带来的砖块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们上学去时，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带着一块砖头），带领他们的是连长和政治委员，两人都有是党员。据我了解，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个身材颀长、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讲课，他似乎是在总结五年来中日“不宣之战”，提高嗓门在喊叫。他谈到日本侵略满洲，他自己在那里的经历，他当时是张学良少帅的军队的一个士兵。他谴责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后他介绍了日本对上海、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侵略。他说每次侵略中“国民狗党”都不战而退。他们“把我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奉送给了日本强盗”。
……
我问道，“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这个问题有十二个人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当时记下的答复，有一部分简述如下：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
“红军是抗日的。”
“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同白军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中，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
“红军军官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
“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
“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
“军阀的军队的任务是收税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
“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8]
阶级仇民族恨充斥着士兵的胸膛，说明政治课的作用。但大字不识半箩筐的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中共不光在墙上崇拜列宁，还是一直由苏俄豢养的走狗，是标准的“卢布党”、“儿子党”，中共高层中尽是些只认苏俄而祸乱自己祖国的民族败类。其实，共产世界的“圣人”列宁同志又何尝不是外国豢养的走狗呢？德国以数千万马克资助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俄国政权，作为回报，列宁立即以“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借口，单独与德国签订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所以不少人怀疑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布尔什维克政权初期的经济建设，也受到过德国的很大帮助。在后来斯大林主持的大清洗中，许多早期布党领袖及红军高级将领皆以“德国间谍”的罪名处决，不能说全是冤枉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经费来自德国，毛氏共党的经费来自苏俄，这些不写进公开党史的材料方能展示共产党及其共产革命的本来面目。大敌当前，中共之目的是发动内战，叛乱国家，建立国中之国的苏维埃政权，以“武装保卫苏联”为首要目的。但中国亡于日本或沦于苏俄，都是亡国，对于普通中国人没有本质区别，正是有了中共的武装暴动，中国才不能形成统一的抗日政府，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根绝赤祸，正是在保卫祖国，抵御苏联势力入侵。今天的政治课之所以不再吸引人，除了人们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还有就是党内高层干部中缺乏作为演说家的人才。我们听胡锦涛总书记讲话时，总是党话官话连篇，太过呆板拿捏，表情僵硬，缺少演说技巧和文化底蕴，比之风趣幽默的毛泽东、周恩来之辈，相距太远。基层的政治课再重复这些呆板的东西，自然缺乏说服力。演说家不仅要有相当的职位，也要有广博的知识阅历，才能形成不同凡响的口才，哪怕人们痴迷于煽动性极强的疯话时，也会表现出无比的信服虔诚，形成不可替代的领袖感召力。希特勒就是一位颇具才能的演说家，他总结道：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没有完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缓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于群众能够有惊人的势力，其缘故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阶级的著作上面，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上面。
……马克斯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而小资产阶级报纸，那就爱用著作家去从事于煽动的工作。
……善于演讲的人，他要感动听众，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听众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决而反抗力也比较强的缘故。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线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烛等发出一种气息，用意正也与此一样的。
……民众大会实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人正要去参加一种新兴的运动，在没有去参加的时候，不免是畏缩的；可是一经到会，便可以从大会中得到一种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能够使多数人增加声势，鼓起勇气。这样，人个便慑服在“群众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万千人的志愿、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于每一个到会者的心灵之中。凡是到会时有着怀疑态度的人，散会后必定意志坚定，他已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了。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对这点是应该牢记勿忘的。[9]
政治家通过演说展示风采，来兜售其主义，进而成为群众领袖。这类演说往往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是一种展示语言技巧逻辑的功夫，与时下风行的“大专辩论会”一样，正方与反方不为论证真理而来，仅仅是口才的竞技，正是一种功利的取巧风尚。毛泽东嘲笑那留学莫斯科的中共领袖，认为让文化水平极低的官兵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毫无必要，于是他的著作里，也就谈不上多少理论深度，都是些口语性的白话。这的确有些道理，在大会上为工农兵群众宣讲三卷本的《资本论》，三年时间也不够，让人昏昏欲睡的长篇大论不是文盲或半文盲渴望了解的东西。时不待人，革命运动急需群情激愤的群众场面，需要声震屋宇的口号激励人心，再化为猛烈的行动，不是温文尔雅的学习讨论，去潜心研究那些大部头著作。希特勒熟练运用这一点，认为“领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够鼓动群众的才能而言”，所以大获成功。那些故作高深的理论家其影响力自然不敌熟练掌握演说技巧的宣传鼓动家，不过是供演说家驱使的二流角色，于洗脑机器的地位大为降低。林彪在这方面堪称天才，他用极简练的词语概括毛泽东思想，主导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口袋书，无分老幼人手一册，可以随时随地掏出来作适应性的念诵，为毛著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创造出一条捷径，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革时不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有罪的。一如希特勒《我的奋斗》是“纳粹圣经”，当时每个德国家庭必备此书，否则就会遭殃。男女结婚时，都要向新郎、新娘赠送一本《我的奋斗》作为礼物。甚至连学校的学童也是人手一册。我的奋斗是口号化的浅显读物，发行了上千万册，毛主席语录则发行了几亿册。毛又用他的书赚取了大把人民币，希特勒的书个人赚没赚稿费，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似乎不是个贪财好色的人，要钱也没多大用处。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分析了《我的奋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后果的关系，他指出：“《我的奋斗》一书从1933年至二次大战结束，一直主宰着纳粹第三帝国的政治，……《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字使125人丧失了生命；每页，使4700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平均使120万人丧失了生命。”有多少人死于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运动，至今仍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民间学者估计，应该在8000万到1亿人左右，如果加上输出革命造成的人类损失，当在亿人以上。毛泽东选集五卷本有百余万字，再加上其它的著作，总计应该有二三百万字，第个字的生命代价为三四十人。这是平均数字，仅一句“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就至少害死了200万人以上。还让人恐怖的是：希特勒与他的书一起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毛泽东仍然躺在首都北京皇城中轴线的中心点位置，供人朝拜，他的书籍仍然列为教学书目，摆在书架上，陈列在书店里，继续在思想上统治着中国人。中国人从小在红色培养液中生长，中小学便开始上思想政治课，政治教育就是灌输党文化，这种教育伴随人的一生。
专制政府在暴力上拥有绝对优势，名义上自称为政府，实际上则是一帮改变了掠夺方式的匪徒，即“匪帮政府”。共党政权就是这种类型的政府，以枪杆子起家，也以枪杆子执政。但枪杆子不能培养民众的“祖国”认同和“忠君”意识，所以在握紧枪杆子的同时，他们也需要用笔杆子来证明枪杆子政权的合理性，确立马克思主义专政的正统地位，于是就有了“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二杆子”的著名口号。准确来说，中共政权是“二杆子”统治，历来执两手硬策略，它花在笔杆上的精力与金钱并不比花在枪杆子上的少，这是世界上其他枪杆子政权所不能比拟的。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和各级党组织中都有主管宣传的机构和人员，政府行政系统中也有主管文化教育的部门，受党的宣传部门领导。在宣传领域里，他们有漫无边际的权力，组成极其强大和极具效力的宣传和管制网络，覆盖到枪杆子能控制的一切领土之上，甚至蔓延到枪杆子所不及的海外各国。人们称之“洗脑机器”，其一切功能就是为了证明中共历史和现实的正义性，它的一党永久执政和独霸中国一切的合理性。由于中共的历史充满罪恶，他们是马列子孙，不是中华儿女，根在外而不在内，其对中华文明的否定和破坏是最彻底的。所以尤其注重历史包装，将一部无恶不作的中共党史妆扮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光荣史诗，美化为一部“民族解放”的奋斗史，给中国人洗脑。极为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每个人从幼童开始，就系统地接受伪造历史的洗脑训练。正如北京的一位中学教师袁腾飞所言：“日本教科书篡改率比中国低得多，中国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纯粹胡说八道。用完了赶紧扔掉，放在家里脏屋子。”也就是说，除了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基本要素，其余的内容就是假的了。这还不算最假的，中共党史部分的真实率连1%都不到，纯粹是谎话连篇。在中国，教师被称为“灵魂工程师”，这些党文化的“工程师”使用肮脏的教材，制造肮脏的灵魂。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共产党上升为统治阶级，容不下其他阶级，消灭“一些阶级”是维持其独裁统治最终目的。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制度里，共党把持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获得消息的唯一渠道，在没有对比信息来源的状况下，人们只能相信那些动听的谎言。每天在各种政治报告会、理论学习班、批判斗争会中及广播影视中接受高强度的洗脑教育，不由得你不信。而颠倒黑白善恶标准正是洗脑教育的必经程序，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反人类的罪恶史，它的罪恶比任何一种历史制度都多，比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都要残暴，却要让信众相信其无比正义，不用颠倒黑白的办法洗脑是不可能的。例如柏林墙是为了阻断东德民众逃奔自由世界树起的壁垒，是反民主的专制象征，而共产党却将柏林墙称之为“反法西斯主义隔离墙”，对敢于越墙而逃者格杀勿论。一个共产法西斯政权，不用颠倒黑白的描述又怎样自圆其说呢？但生活在共产暴政下的奴隶们终究会觉醒，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以生命为代价奔向自由，柏林墙不能阻挡东德人民，如同深圳河不能阻挡广东百万逃港难民一样，如同喜玛拉雅边境的共军枪弹不能阻止西藏人逃往达兰萨拉一样。
不同阶段的洗脑要为不同时期的政治需求务，一切服从于党的路线方针，文艺乃至科学也要降为政治的婢女。大跃进亩产万斤粮的报道，若出于一般人之口，自然是疯话，如果最有权威的党报连篇累牍地宣传，加上钱学森等大科学家出面“科学论证”一番，配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动人口号，连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也半信半疑了，亿万人民的头脑更加发热起来。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科普文章”，说：“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看来，钱老 先生还预留了70％的增产余地。后来有人问毛泽东，说你是农村出来的，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粮？毛回答说是信了钱学森。这当然是推卸责任，但大科学家纷纷论证亩产万斤的合理性，信誓旦旦，口吐莲花，大跃进原是毛自己领导的荒诞运动，又如何管得了下面的恶搞？平头百姓又如何保留一份清醒呢？人们相信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是大救星，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跃进今天看来荒唐无比，可当时是6亿人一齐发疯犯傻，保持清醒头脑的不会超过百万分之一。大环境下，艺术家们更是人人争当吹鼓手，尽情讴歌赞颂，用文艺作品来表示忠心，烘托气氛，免得被戴上右倾的帽子。毛泽东时代，神化领袖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出版的小学课本，教认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初中英语课本的第一句英文也是“毛主席万岁！”，还有“万寿无疆”、“打倒美帝国主义”、“缴枪不杀”一类的英语口号。毛早在1950年审查中宣部上报的五一节全国庆祝口号时，亲手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帝王心态跃然而出。重庆谈判期间，毛曾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自己当了万岁爷，又如何能耐得住性子？1960年2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长江巫峡之巅，占地6000平方米的“毛主席万岁！”展示在世人眼前，耸入云霄的青青的山壁上，用20万斤雪白的石灰浆写出的标语异常醒目。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这条骇世大标语，这是用一群饥饿的劳改右派以生命代价换来的。郭沫若在其《过巫峡》的五律中咏叹道：“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皇权时代的启蒙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先从“人之初”、“赵钱孙李”、“天地元黄”、“云淡风轻近午天”、“混沌初开，乾坤始奠”开始，认识简单的字，学懂做人的理，皇帝的事还要靠后些。六四后，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于是重新严格学校的共产主义教育，党史、毛论、邓论，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现在还要加上江论、胡论，每一代领导人的陈词滥调都要塞进教科书。你相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不要紧，在正式场合必须表达信服。中国人满口政治术语，小学生也讲政治，最后演变成人人讲假话。林彪说：“不讲假话一天也混不下去”，至今仍为中共社会之至理名言。
二、拳头产品
洗脑的目的在于把活人改造成无需独立思考的工具，洗脑机器生产出一批一批的机器人，易于党的统一操控。洗脑机器功效在于教育，中共不施行国民教育，对洗脑教育的重视程度世所罕见，著名的口号是“从娃娃抓起”。编造一些故事，列为启蒙教材，让娃娃们从小知道谁是坏蛋，谁是好人，感受共产党如何伟大英明。自古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共产党的匹夫不分男女老幼，皆是供其驱使的工具。从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儿童团，到和平年代的少先队、红小兵，都是冲锋陷阵的政治童工。所以，洗脑需要有一些素材，以宣传攻势形成人人尽知的经典，比如《白毛女》、《半夜鸡叫》、《收租院》一类控诉地主恶霸的经典故事，从小教育人们旧社会是怎样可恶，穷人是如何悲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云云。这三个故事堪称展示地主阶级滔天罪恶和共产革命无比正义的拳头产品，在加工设计时就充分考虑发挥阶级斗争的教育功用，从宣传土地资本制度的罪恶到富人心肠如何歹毒方面，创造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所无法企及的普及率。
话剧《白毛女》出笼于土改时期，将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由延安的文人编造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阶级斗争教材，由带有迷信色彩的故事包装为共产党的神话，在煽动对地主的仇恨和对中共的感恩上起了极大作用。当时因演员太投入，竟差点遭愤怒观众的枪击。《白毛女》又改编为电影和现代芭蕾舞剧，是八个样板戏中的经典。凄惨中又带有黑色幽默的是“半夜鸡叫”的故事，取材于小说《高玉宝》，“周扒皮”是一位日本占领区的恶霸地主，有日本人撑腰，无恶不作，胆敢在半夜钻进鸡窝里装鸡叫，作为黎明的证明，强迫长工下田干活，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长工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使他们敢于起来斗争，巧妙利用“周扒皮”钻进鸡笼的机会，把老地主当成偷鸡贼痛打一番，让周扒皮吃了个哑巴亏。这个故事作为体现地主老财狠毒愚蠢与无产阶级勇敢机智而取得斗争胜利的样板，写入小说，编入教材，制成卡通片，教育了无数成年人和孩子。“周扒皮”是人们常用来形容剥削者心肠歹毒的代名词，特别是周姓的人。“收租院”则是一组大型泥塑，展览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如何私设牢房，迫害佃户的累累罪行。文革中到处展览，无人不晓，开忆苦思甜大会，“收租院”是常用的素材。
据记者调查，“白毛女”是根据河北省平山县的地主黄世仁的事情改编的。黄本是当地勤劳致富的农民，有名的大善人，杨白劳却赌博吸毒，好吃懒作，将祖先的豆腐家业也败落了。大春是个地痞无赖，喜儿则懒丫头一个。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遭债主追讨时，曾借钱给杨，杨最终无脸见人，误喝卤水身亡。黄厚葬杨并收养了喜儿，本是件值得赞扬的善举。也有人坚持说黄世仁是恶霸地主，该杀！共产党惯用颠倒黑白的方式煽起阶级仇恨，以证明“打土豪分田地”的正当性。但无论黄是否恶霸，白剧对中国人起到了信史的作用，为中共建政之初的大屠杀涂上了”革命“的油彩。乡村会有恶霸，如同城市里肯定有黑社会一样，但在乡村自治的道德型社会里，富人光凭横行霸道是难于光耀门楣的，好比流氓痞子凭无赖本事无法受到普遍尊重一样。但流氓无产者造成的罪恶远远超过恶霸地主，因为前者是共产革命的骨干力量，后者毕竟是极少数人，不是社会主流力量。土改运动中有上百万“黄世仁”被共产党屠杀，死于“黄世仁”的“杨白劳”又有几个呢？所以，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乡村，党支部书记几乎全是恶霸地主，他们化公为私，侵占集体财产，称霸一方，在大饥荒年代和征地拆迁的暴政中，犯下了“黄世仁”绝对无法做到的累累罪行，为人类历史所罕见。然“白毛女”究竟是艺术虚构，总有些美中不足，所以四川宜宾地区就生造出一个现世的白毛女来。一位土改时定为中农的罗昌秀，自小受遗传影响，一头白发，党为了宣传阶级斗争需要，模仿《白毛女》的故事，虚构了一整套恶霸地主如何欺压罗昌秀、罗被逼逃入深山、头发变白、共产党如何将“鬼变成人”的传奇教材，还把白毛女住过的山洞列为教育群众的“革命圣地”。
再现真实社会的艺术典型必须有现实中的可能性，不似神话传说或哈里波特一类的魔幻作品。逃进深山吃野果毛发变白至少缺乏医学上的证据，那山上的猴子岂不都是白发苍苍？共产党让白毛女又变回一头黑发，更属无稽之谈。旧社会地主迫害农民的故事并不稀奇，否则造反便无由头，《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揭露“新社会”中的乡镇恶霸都是政府干部，乡镇政府遍设牢房来关押无钱农民，对农民的凶残远超过白毛女时代。《白毛女》不过是一个欠债还钱的方式问题，新社会的劳动人民是国家主人，从不欠党政干部的债，却将无数人逼上死路。农民却无深山可以逃遁，因为中国每一寸土地都在党的监控之下，想染一头白发都不可能。那个钻鸡笼的地主周扒皮IQ太差，老地主有日本人撑腰，要几点出工，定个章程就行了，还会笨到热炕头不睡，半夜装鸡叫？再说半夜三更田里没照明，没摄像头监控，谁会卖力干活？笔者老母亲对“半夜鸡叫”一事，常嗤之以鼻，说：“哪有装鸡叫的道理，地主根本不敢对长工太坏，长工不给你好好干，一黑夜不睡也没用。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让耕一尺，他犁三寸，吃亏的还是地主。到了抢收抢种时，地主酒肉上足，就连咸菜也要切得细细的。”这话确有道理，地主对雇工不好，长工不是奴仆，拍屁股走人，凭什么给你卖命。把人逼急了，房上放一把火，走去当兵，没人吃得消。地主与长工之间是典型的雇佣关系，不是抓壮丁，地主无权限制长工的人身自由。地主与长工，两者不是剥削与被剥削，而是争取各自利益的合约关系。农田耕种由于其分散性导致监督成本巨大，在生产过程中实行全过程有效监督是不可能的，最终是以产出来衡量雇工努力程度的标准。雇工自己有比较利益取舍，太尖刻的地主是雇不到人的。阿Q是雇农，他可以给赵太爷舂米，也可以进城打工，无人可以限制他。而坏的是资本家，工业产品是定额生产，有质量检验，工作场所集中，容易控制，一个既无法治约束又无宗教心胸和乡梓情怀的无良资本家，比祖辈生活在乡村的地主要凶恶一百倍。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家剥削工人比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厉害，连工资都拖欠不发，也不见共产党起来打倒他们。长工与雇主有契约，那不是卖身契，是经济合同，与封建时代的家奴丫头不同。地主关心咸菜的可口度，并非真心为雇工节省牙力，而是考虑让其付出更多的劳力，相当于现代的激励机制和人性化管理。这一点在毛泽东亲口对外国人的讲述中也能体现出来，毛谈到他父亲时说：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10]
毛的父亲是富农兼米商，典型的剥削阶级，对待雇工比自己的子女还好，不是他缺少亲情，有了无产阶级感情，不过是为了榨取雇工的剩余价值。毛的母亲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主义者，她虔心神佛、关心穷人是人性使然，与剥削阶级本性无关。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公社，说公社是农民自己的，一大早广播喇叭里《东方红》的乐曲就响了起来，大田里也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派个人站岗放哨防着干部，大伙聊天睡大觉，最终导致公社垮台。实际上人民公社才是真实的奴役制度，剥夺农民的土地，用农业户口建立与公社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户口相当于卖身契。公社干部们经常让农民”挑灯夜战”，不装鸡叫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因为农民早已从自由身份变成了农奴。
最为可恶的是四川刘文彩的“收租院”，是有真人无真事的肆意诽谤，完全出于欺骗宣传之用。为了发动阶级斗争，将刘文彩掘墓抛尸，政府投入巨资，改造其庄园为陈列馆，以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加工成一具政治恐龙，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登台亮相，“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提高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实际上刘文彩家族中不乏有大功于中共者，刘文辉、刘元琮、刘树成是起义将领，与刘氏家族过从甚密的陈玉堂，家中曾是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的活动据点，陈玉堂之子陈孟 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12月阵亡。但共产党需要死去的刘文彩再当一回恶人时，历史就完全改变了模样。当一个“苦大仇深”的农家妇女，对着上千人的会场，以亲身经历，讲述一段惨绝人寰的故事，其催生泪水和怒火的功效，堪称诸多诉苦演讲中的极品，尽管全是胡言乱语，污蔑诽谤，却牢固树立起了“恶霸地主刘文彩”的罪恶形象：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着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帐。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着：“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着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凼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着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着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着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着石壁坐着，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着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着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11]
共产党将地主庄园的一间鸦片仓库，出资装修为腥臭无比的水牢，关进去一个刚生过孩子又饥饿至极的女人，竟然七天不死，又在党的关怀下成长为硕壮的劳动模范，现身说法，想像力之丰富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生理极限，也超出了人的心理承受极限。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成功的假戏真做了，也没有比这更收效的仇恨教育了。“水牢名星”冷妈妈没有文化，却很有表演天赋，她不但能把别人写的讲稿倒背如流，而且上千场的演讲都能在台上边讲边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着。神经再坚强的听众也要哭倒在地，激发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化为阶级斗争的力量。比如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空军官兵作报告，300多军人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中共利用庞大的宣传机器，用艺术手段塑造出四川的刘文彩，东北的周扒皮、华北的黄世仁、海南的南霸天等四大名牌恶霸地主形象，成功地将一个阶级彻底妖魔化，连不少参观的外国共产主义战士，都被成功地洗脑，更加坚定了推翻吃人旧制度的国际共产主义信念。共产党的生命线是阶级斗争，启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之办法是培养阶级仇恨心态，控诉地主的剥削罪行是激发阶级仇恨最简便的办法。利用精心编造的血泪故事，以血债血还的方式激发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虐杀地主便成为无比正义的革命运动。中共一建政就虐杀了几百万地主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再次掀起虐杀地主及至黑五类的的狂潮，十几岁的小孩子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又以极其残忍的酷刑对待同类，这就是洗脑教育结出的仇恨果实。共产党将自己比作正义的化身，紧跟党走就成为进步、革命、行善的代名词，不同意见者或阶级敌人就都是反动或罪恶的标本。在真相大白之后，中共仍然坚持这种仇恨式的洗脑教育，还要让刘文彩走出国门，2009年9月，中共在德国举办“收租院”大型泥塑展览，对民主国家进行洗脑教育，来宣示中共政权的正义性。
刘文彩因肺病死于成都，与共产党并无关联。中共为了体现其威力，先是让刘被革命战争吓死，后来为突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配合政治运动，刘又被解放军枪毙了，解说词中加入流行语言，更具煽动性：
看，刘文彩这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刘阎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末日已经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彻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隶，今天要宣判你的死刑。你大斗进，小斗出，你抢夺房屋、霸占田地，你勾结官府，私设刑堂，你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你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喝尽我们穷人的血，吸干我们穷人的汗，你压断我们穷人的腰，你害死我们多少苦难的同胞，你杀人不眨眼，你吃人不吐骨头。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我们穷人的心上，这千年的仇要报，这万年的冤要伸，我们穷人要把你千刀万剐撕成千万条，要把这万恶的旧世界连根拔掉。刘文彩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拼命鼓吹“剥削有功”、“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真是罪该万死；打倒刘少奇！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这种恶毒诅咒的话语，如果用来批判今天共产党的乡村恶霸，只须将“刘文彩”三个字改为共产党即可。刘文彩是历史人物，其结局已不可更改，但共产党却任意涂抹历史，让刘文彩的死一次比一次惨烈。批林批孔运动中，枪毙刘文彩的那段解说词末尾几句又相应地改为：
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
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康生、江青等人都对《收租院》有过赞扬和具体修改的指示，但“四人帮”一垮台，解说词又变了：
同志们，象这样罪恶的收租院，在旧社会何止千万个，整个旧社会就是一个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劳动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恶重演，我们决不答应！
“水牢”部分的解说词说道：
“四人帮”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千万个冷月英将被重新推进水牢，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又会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们决不能答应！
郭沫若是毛泽东钦定的无产阶级大文豪，他的评论非同小可，1966年4月22日到大邑县参观时，郭留下一阕《水调歌头》：
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
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竟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
中共搞经济开放，需要资本主义了，也就不便继续鼓吹阶级斗争了，撤除了那些血腥的“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等展览道具，重新装修为“四川地主庄园陈列馆”，历史定位也随之改变了：
这座庄园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12]
一个真人，一出假戏，象川剧变脸一样，1958年出土的刘文彩，亦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变幻而作适应性的脸谱变换，以“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不断创造人间神话，这就是洗脑运动！而庄园陈列馆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由最初的科级单位升格为县团级，人员从七八个人增加到七八十人。而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一位热心服务乡梓的好人，40年代，刘文彩几乎倾尽家财，在安仁兴建了文彩中学，占地1000多亩，耗资2.5亿（当时折合200多万美元）。刘文彩又出重金从各地聘请名师任教，他每年拿出2000 亩田的收入，供学校支出。他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该校首期招生300余人，学费全免，以后每期学费也不过6斗米，远低于当时的公学，是四川师资和设施最好的学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还有当地的发电厂和水电厂也是刘文彩修建的。大邑县安仁中学，就是原来的文彩中学，花园式样校舍也是刘文彩出资建造的。刘家人服务乡梓的精神堪为楷模，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以“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的十六字为方针。极为重视教育，下令凡是当地县政府房子比学校好的，县长就地正法。刘文彩在当地有“刘大善人”之誉，从来就没有民愤，村民们回忆说，刘文彩收的地租比后来农民交给共产党的公粮还要少很多，逢年过节刘还要走访接济贫困人家。
三、洗脑西藏
西藏的洗脑是从摧毁民族文化开始，“四观两论”是西藏特有的政治教育课。“四观”是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两论”指唯物论和无神论。在官方的洗脑教育中，“四观两论”被视为“反分裂斗争的思想武器”。选拔一部分藏族青年学习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民族政策，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接革命班的民族干部。也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批评藏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成都民族学院的老师给学生讲课时说：
风俗习惯的保持虽然是自由的，但民族习惯要区分好、坏和不好不坏三类，其中有益的风俗习惯要保持发扬，无益无害的风俗习惯任其自然，不好的风俗习惯要改革，这些不好的风俗习惯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老师接着举例说：藏人饮食习惯中一人食用的肉和酥油，如果拌于蔬菜，够三个汉人吃，所以说是浪费；藏人的服装宽大，一人的用料足够两套汉装，所以是浪费；藏人的歌曲舞蹈虽然优美，但内容充满对达官贵人的赞美，应予改革；藏人喜欢交游野餐，虽是好习惯，但期间有铺张浪费；藏人婚姻靠父母决定是不好的，婚礼期间开支很大，是浪费；至于生产方式和播种方式应予改革；以金银为装饰和佩戴珠宝为美，这些无助于衣食住行，是浪费；男女蓄发虽谈不上好坏，但藏垢纳污，容易生病，所以不好；虽然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大量开支，非常的不好；宗教虽然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毛主席会为此制定政策，在此之前先不予评论；对语言文字，虽然暂时不予变革，但当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时，政治、经济、文化要走向统一，要根据宪法统一、集中，统一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等等。
学生们问老师：应该怎样认识法律中规定的保持自己风俗习惯的权利，如果这一切都要改革，那么可以保持的风俗习惯有那些？老师说：应该还有一些，但旧社会的方式都要进行改革，我们主要是要看到社会主义大道，主要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大道，社会主义的特质是统一，将政治、经济统一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法律规定的那样，统一走社会主义大道。[13]
抛弃民族化的生活习惯不易，对喇嘛的洗脑更不容易，需要反复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打碎他们头脑中众生平等与慈悲为怀的佛学观念，置换为阶级斗争思想：
一个中国军官宣布，村民指责寺院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剥削者、压迫者，我们无法对证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因为僧侣不允许跟在村里的家人接触。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同时也告诉村民说，僧侣已经坦白交待，承认欺骗了当地的人民。由于没办法引诱僧侣检举他人和坦白交待，中国人就开始惩罚单独的个人。第一名受害者是个跟我一样，来自于富裕家庭的年长僧侣。中国人把他所有的衣物都收来，堆在庭院里，在他东西的旁边，堆着另一摊一个出身贫寒僧侣的杂物。这两个人沉默地站在两堆自己日用生活品旁边，中国军官手指那两堆衣物大声申斥，他从年长僧侣的那堆衣物里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通过翻译厉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羊毛”，僧侣回答。简单的答复把对方楞住了，他以为翻译漏翻了什么，就盯着他看。翻译重复了问话：“这是从哪里来的？”“绵羊”，接着他哭了起来。
我们都认为他回答得很好，既正确又聪明，可是回答显然不正确，他没有算计农奴所付出的劳工代价。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应该回答，袈裟的来源是被剥削的农奴的劳动成果。很长一段时间，僧侣们每天都面对类似的问答。有次问题是：“谁养育了你们？”我们的回答当然是：“母亲”，这自然又错了，应该说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哺育了我们。对我们的迟钝，中国人解释为：我们具有“绿色的脑子”，可是大家真没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每天在学习班里炮轰到头上的新名词消化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学会怎么样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语言来掩饰真正的答案。
僧侣跟村民被隔离开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中国人认为二者当面对质的时候到了。八月的一个早晨，我听到有人在喊“消灭三类剥削者”、“打倒反动分子”。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四人一组，正朝寺院走来，他们手里拿着巨大的横幅，上面有藏文和中文写的标语。两个村里的小孩走在队伍的前面，手里撑着大幅的红旗。当这支队伍走在通向寺院的羊肠小道时，整齐的队伍开始骚动混乱，村民们使劲在泥土路上跺脚，引得尘土飞扬。他们大声吼叫，拳头在空中挥动。平时民众接近寺院时总是非常谦卑，低著头跨进门来。我看得出来，有些村民由于他们如今这样吼叫喧哗地来到寺院，感到非常尴尬。
中国人把寺庙改成一个展览馆。村民穿过嘎东的河谷，来看司库长老丹巴曲培个人用品的展出。他僧舍中所有东西都被陈列出来：细羊毛的坐垫、嵌了珠宝的银制台灯、中国式的织锦缎挂联、讲究的法器、一套镶著银边的木制碗。跟司库长老的展出物形成对比的是旁边一个贫穷僧侣的日用品：一个破茶壶、几支旧而粗糙的木制碗、打满补丁的毛毯、一双很旧的靴子。
“你们看看这些展览品！”一个年轻藏人用很激动的声音对展出物进行评论：“剥削者的生活多么奢华，他们身穿丝缎，用银杯喝水，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又指著穷僧侣的衣物说：“你们看，这就是穷和尚的日子，他只靠一张薄薄的毯子渡过漫长冬夜。”
现在村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很熟悉了，看到这些展出品，他们显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听讲解时，总在恰当的时候摇摇头，或表示吃惊。僧侣们也排着队去观看院子里的展出，评论员用很严厉的声音来批判寺院里的不平等情况。
司库长老本人不在场，不能为自己进行辩护。他和其他的僧侣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阶下囚。中国人在寺院下方临时设置了一些劳改营，他们都在那里劳动。司库长老的竹扁担的左右两端，挂了两个铝作的铃铛，这种挑东西的方式对于西藏人来说，非常新奇。每天下午司库长老用他的竹扁担和两只桶，往来于河和营地之间，他为营地中国士兵负责挑水的任务。[14]
洗脑必先虚构事实，捏造伪证，甚至指鹿为马，张冠李戴。需要上帝时，可以把魔鬼包装成上帝，不需要上帝时，上帝也是魔鬼。可使地狱变为天堂来诱惑世人，亦可指天堂为地狱来恫吓世人。为了赤化西藏，就把西藏分为新旧两种，中共占领之前的西藏是“旧西藏”，那是一个“人间地狱”，西藏历史文化和自然山川一无是处。而赤化后的“新西藏”是“人间天堂，吹得天花乱坠。毛泽东在西藏消灭佛教就是为了消灭藏民族的文化传统，纳入共产主义轨道。中共将一切不同与他们的文化体系，皆称为“反动、封建、落后”文化加以消灭，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汉族人也在毛泽东思想改造下，除了简体汉字和基本的民俗习惯之外，党文化取代了绝大部分的民族文化。共产主义是世界性思潮，其目的是最终取代一切自由思想，建立统一制度，以达到“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民族消亡”的目的，其手段就是先消灭文化的多元性。藏人僧侣写道：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凡寺院和家庭所珍藏的一切西藏文书藉和经卷全数被强制掠去予以焚毁。仅拉卜楞寺，焚毁唐卡、书籍、经卷、刻板等就烧了六天六夜，就这样西藏全境未留一张纸片和一个嘛呢经筒，几乎全部被摧毁。不仅如此，在安多地区的各学校，中共强制停止了一切藏文授课，全部课程都由中文 教授。关闭了有五千多名学生的“西北民族学院”，该学校的教室、足球场、礼堂等全被中共兰州军区占据。
凡是勤勤恳恳地教授藏文的教师和对藏文教学等方面做出过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皆扣上“反革命分子”或“分裂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反动派的狗腿子”等罪名，或监禁、或批斗、或进行劳动改造。[15]
毛泽东死了，共产党的“新西藏”费力不讨好，还得恢复“旧西藏”的传统文化，将藏区描绘成“香格里拉”式的世外桃源，一又一轮的“西藏热”中，推销的全是“旧西藏”的东西。但共产党并不忏悔以往的罪恶，只是用“旧西藏“的文化加以包装，使之为党文化服务。对中共来说，毛的去世对统治西藏也是严重的损失，许多“翻身农奴”已经相信了毛主席是取代达赖喇嘛的大神。中共之所以能在西藏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搞人民公社，与内地一起开展文化大革命，破除佛教的影响，发动群众砸烂拆毁佛像庙宇，丢掉达赖喇嘛像，挂上毛主席画像，迷信崇拜共产党，毛没有神佛一般的威力恐怕难以做到。普通信众信服的是神威，毛能把达赖喇嘛吓走，将无数活佛赶回家或关进监狱，喇嘛们狼狈不堪，没有大日如来般手眼通天的手段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农奴”大字不识几个，读不了经卷，难通佛法之精深、藏密之玄奥，他们的功课是摇摇转经筒，念六字真言，或磕等身头去拉萨朝圣，求来世之果报。上智下愚，一般信众不可能精研佛法，只祈求来世，功利性的信仰使他们摄服于神的威力，敬畏一切鬼神，膜拜一切菩萨，相信因果报应，因而更加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他们的视野局限于牛羊牧场，神山圣湖，喇嘛寺庙，乞求神佛保佑家人无恙牲畜平安。他们只有些简单的族群意识，文化认同或主权独立这些上层人物考虑的高层次问题，不会出现他们的脑海中。谁能发挥出令人敬畏的超强力量，谁就赢得信众。电影《农奴》中的强巴，最终将怨气撒在神像面前，不是他懂得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是相信共产党的法力比神灵更为强大，更可以尽快改善自己的处境。功利性的宗教需求与坚实的哲学信仰是两回事，听说共产主义很快能带人上天堂，又何必再积今生之善因以种来世之善果，信什么佛佗菩萨？来了“大救星”毛主席，以往见了喇嘛活佛惟命是从，如今统统踩在了脚下，将平素顶礼膜拜的菩萨打成一堆烂泥，连寺庙也干脆夷为平地。藏族女诗人唯色遇到一位年轻活佛，谈到藏区的“民主改革”情景，她说：
……那是1958年，康区已经在进行“民主改革”，寺院里已经有不少喇嘛逃走了。很多人都劝他的前世一块儿逃，可是已经六十多岁的仁波切却不愿意，他说我不走，这是我的寺院，我不能走。结果，灾难的那一天到了。翻身农奴们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把仁波切和其他喇嘛赶到一个粪坑旁批斗，又是打，又是骂。有个男人竟用木棍挑着粪坑里的脏物硬是塞进这些喇嘛的嘴里，还逼着他们咽下去。有个女人，不仅如法炮制不说，还一下子骑在仁波切的脖子上，用她肮脏恶臭的裙子下摆罩住仁波切的头——仁波切那么高贵的头颅竟蒙受这天大的羞辱！而这竟然是藏人干的事情！我气得眼泪夺眶而出。那么你的前世他怎么办呢？我问眼前这位很少欢笑的仁波切。他淡淡地说，那有什么，吃就吃呗。虽然他是这么说的，虽然我也知道，像那位老仁波切那样的大成就者在精神领域中早已超越了这些，可以微笑着忍受一切不幸，而且最后被飞跑的马拖死的时候也是含笑而去，而且，那恶魔似的女人，据说不久就吐血而亡，那男人也斜嘴、抽筋而死，都不得好死，遭到了报应，但我还是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16]
那时，大昭寺整座寺院砸得只剩下一尊释迦佛像，因为这尊塑像是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结婚的嫁妆，是中共定义“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之象征——
但也蒙难，遭红卫兵挥镐砍击。几位老僧回忆，“觉仁波切”的头上还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写满种种侮辱性的语言，而满身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连脸上和身上的金粉也被刮净。甚至原有的五套缀满珍宝的纯金五佛冠，镶嵌在眉心间的一颗稀世之宝，尽皆神秘地不知下落。“觉仁波切”就这样带着累累伤痕，赤裸裸地跏趺而坐在被玷污的莲花座上。惟有那顶纯金打制的华盖，因被多年的香火熏染得漆黑，难以辨认，故而幸存。一位居住在帕廓北面的老妇告诉我，那时候，“觉仁波切”周围的殿堂都变成了猪圈，里面养著臭气熏天的猪，楼上则住满了“金珠玛米（解放军）”。[17]
唯色在她的《杀劫》一书中，解读那些无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时说：“显而易见，人物之间出现了阶级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有贫富之分，却是同一个民族；虽然有僧俗不同，却是同一种宗教。但如今两个阶级的界限不但划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底层阶级第一次向上层阶级，尤其是向上层阶级中素来被视作‘珍宝’的活佛高僧举起了拳头，发出了怒吼。为什么会这样？”翻身农奴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是因为有了新的天堂地狱标准。共产教置换了古老的佛教，把虔诚行善以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通行证“置换为用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门票“，把行恶造业下无间地狱换为不跟共产党走就是右派反革命，关进共产主义的地狱——劳改营。世俗意义上的善恶划分被阶级立场所取代，消灭阶级敌人视为共产主义之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有“金珠玛米”撑腰，“翻身农奴“一起做着入天堂避地狱的“善事”。要占据西藏，就要分化西藏社会，把一个民族分化为两个你死我活的敌对阵营，让藏人斗争藏人，西藏的民族与宗教一体性就被打破了，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便可以在西藏立足，取代千百年来的藏传佛教。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是阶级问题，世界上有众多的民族，但阶级只有两大类，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样一来复杂的民族问题就简单化了，容易以阶级斗争推动民族地区的共产主义化。在被剥削阶级的人群中，毛还可以再将之细化为左、中、右三类，依靠左派积极分子，争取中间派，打击敌对势力的右派。无论何种民族，只要是人，便有趋利避害之心，不免将良知置后，藏人也不例外，所以争取当左派积极分子就是历次残酷政治运动的主流，也是显示效忠来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最现实的办法。现在没有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但批判所谓“达赖集团”仍然是藏区持续至今的政治运动。当达赖喇嘛批评藏人不应该穿着珍稀动物毛皮服装后，普通藏人立即焚烧了毛皮装，而一些藏人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反而穿毛皮衣服招摇过市，目的是向共产党表明自己与“达赖分裂集团”的决裂之心。毛泽东善于将一切问题阶级斗争化，甚至可以熟练地将个人恩怨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使之合法化、革命化和群众化，也善于鼓动左派造反，所以他老人家常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昭寺毁佛不是最终目的，是要挂上毛主席画像，西藏必须与内地保持一致。在中国大陆只准供奉一尊神，不管是外国的耶酥、真主、释迦牟尼，还是本土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孔夫子，关云长等，全部搬掉，换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这尊大神。“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咱们农奴心的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翻身农奴唱着毛主席的颂歌，仰望着毛主席的画像，胸佩毛主席像章，手举红宝书，雪山草原之上，蓝天白云之下，毛主席亲如爹娘，共产党恩深似海，一边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一边斗争那些企图复辟农奴制再夺去他们幸福的牛鬼蛇神……这种虔诚的宗教仪式，宣示着雪域高原从政治到精神再无达赖喇嘛的位置。回顾历史，我们就能理解朝鲜为何至今拒不改革，因为金日成慈父般的光辉，照耀着全世界，是朝鲜民族的太阳，还是世界人民的太阳，“主体思想”是指导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如果一开放，金家父子帮的罪恶大白于天下，岂不自讨苦吃？不改革，民众便可在虚幻的幸福中感激歌唱伟大领袖，紧跟金家儿子孙子。而丝毫不影响高层领导人喝法国的人头马、坐德国的奔驰车、上美国的互联网……邓小平反对个人迷信，取消偶像崇拜，运摇了共产领袖的神祇地位，让毛泽东一下神坛，结果中国大地上仅有《春天的故事》一首曲子在歌颂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江泽民和胡锦涛连半只颂歌也没有，你又不是神，傻瓜才会肉麻地把江胡之流比作太阳和爹娘。
“大救星”来了，“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尽管藏人首先见到的是预言中的铁马铁鸟。奇怪的是，喊了多年万岁的毛主席竟然象凡人一样死去了，又不会转世，不象达赖和班禅喇嘛，既有转世灵童重生，又有灵塔保存肉身。也有藏人将华国锋看作转世灵童，可华老“灵童”活着便下了台，邓小平又不宣传四个伟大，也不喊万岁万万岁，证明不了法力无边。这对注重偶像崇拜的藏人来说，等于中共自动退出西藏神坛，还位于达赖喇嘛。共产教义里没有轮回一说，要继续生前的光辉形象，毛便注足了福尔马林躺在水晶棺里，作栩栩如生状。象一尊睡佛，与列宁、斯大林（已被修正主义者烧掉了）、胡志明、金日成等几尊经过防腐处理的神像一样，睡在那儿永垂不朽。藏区拨乱反正了，落实政策了，当年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喇嘛贵族又恢复了权势，穷人跟着共产党胡折腾了一圈儿，重新回到社会底层，靠给富人做工养家糊口，当今的穷人差不多还是过去西藏的穷人及后代。瞎耽误了功夫，还得罪了菩萨，于是“翻身农奴”又跪倒在默默无声的佛像面前，五体投地，忏悔余生。藏人总算领教了共产党的政策多变，知道了毛主席和共产党长不了，还是自己的活佛靠得住，达赖喇嘛才是雪域高原与天地同在的怙主。人总要有心灵的皈依，解除心中的恐惑，于是以更强烈的宗教热情，投入到新一轮的拜佛热潮中，企望菩萨宽恕以往的愚昧，那些当年毁寺的急先锋，皆为修庙之热心人。
说到遗体保存，共产党就完全体现出它所激烈批判的唯心主义特征，不但要求共产主义精神永存，还要共产党领袖肉身永垂不朽。共产党本来只讲唯物——唯物质主义，物质决定一切，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否认人的灵魂可以超脱于肉体之外。认为人乃精神与肉体之合一体，所谓形神一体，人死则神灭，空余躯壳，断无轮回之可能。若照共产唯物理论，供人们瞻仰的伟大领袖遗体无非一堆碳氢氧氮之类的化合物，生命之残迹而已，本应火化或土葬，分解为化学元素，进入新一轮物质不灭循环。人类自古以来皆以入土为安为最终归宿，无产阶级的导师因为是反人类的，所以他们的尸体也不得入土，而是展览在世人面前。强留遗体供人观瞻，虽有违共产唯物本性，但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世界上想保留遗体而求永世不朽的大人物，无非埃及法老或西藏大活佛等，再就是共产党国家的导师级领袖。法老遗体用松香等作脱水防腐干燥处理，制成木乃伊，象腊干了的鸭子一样，装入金字塔，便能长久保存于沙漠之中。西藏大活佛圆寂后以塔葬存放遗体，从特殊孔道取出内脏，注入漆液，使内部外壳坚固，还要进入高温室一周，用各种防腐药材香料塞满房间，点烧锅炉，以干燥遗体。然后金匠对遗体作装金修饰，塑出一尊肉身金像，以结跏坐姿安放于灵塔内，再用各种宝物制作装饰极为辉煌灿烂和复杂精巧的灵塔，金身灵塔便耀眼于前，供信众永久祭拜。活佛（spnil-sku）是世间佛，据大乘般若一般教义，佛佗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化身）。法身为佛之理念身，号毗卢遮那（Vairocana，密宗称大日如来，大光明之意），此身无相无住，犹如虚空，遍一切处；报身为佛之智慧身，号卢舍那(Rocana)，此身无遮，无碍，广博严净，光明遍照；应身为佛之功德身，号释迦牟尼（Sakyamuni），此身呈紫金色，身高丈六，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上三身，法报二身为空灵之相，唯应身有身相，为凡夫俗子所见。佛佗是三位一体的，这与基督教的上帝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学说不谋而合。圣父类似于报身，象征权柄与智慧；圣子相当于应身，道成肉身，为救赎而来；圣灵可比作法身，无处不在，驻留信徒心中。佛教认为，地水火风四大皆空，一切有为法，皆梦幻泡影，活佛保留肉身，制成佛像供人拜谒，是为展示尊严感，强化普通信众之理念。藏传显密宗佛法基本归于大乘一路，但把大乘佛教看作初步阶段，称其为“经言乘”或“波罗蜜多乘”，成熟于佛教发展中期。而密教自身则是高级阶段，受承于印度佛教后期密宗，带有印度教的色彩，名为“真言乘”或“金刚乘”。藏密有一套严密复杂的宗教仪轨和修持方法，以区别于大乘，活佛转世和遗体保存就是大乘佛教所没有的。
四、超级功效
中共洗脑机器的效力全世界独一无二，在毛时代的学名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俗称革命熔炉。亿万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没人能够在洗脑运动中置身于熔炉之外。孺子可教，成人也一样，不但跑不掉，还要自觉自愿、感恩戴德、诚惶诚恐。满清废帝溥仪自小接受皇权教育，也受过西方文化熏陶，后来又投靠日本人，恢复帝制，当了伪满洲国皇帝。日本投降时被苏军俘虏，关了五年，溥仪表面上对苏联人恭恭敬敬，担心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遭遇陈公博、周佛海一样的下场，三番五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留在苏联，说：“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身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他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并不承认有罪，“我在满洲明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1945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军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18] 苏联人让他学习《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他却念金刚经，思想毫未改变，他的臣下也都一样。东京战犯审判法庭上，溥仪强词夺理，推卸责任，丝毫无愧罪之心。被中共接收后，情况就不同了，开始溥仪还想抗拒改造，后来变得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自觉自愿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的过程是痛苦的，溥仪初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帝王心态仍在，事事有臣下伺候，但狱方并不着急，拿来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让战犯们学习，洗脑过程由此开始。战犯管理所不同于一般的监狱，是专门改造战犯的地方，改造就是洗脑，把脑子里原有的东西清除出去，置换以共产主义世界观。洗脑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洗脑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彻底否定过去的“旧我”，装入符合共产党标准的“新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员。许多中华民国高级将领沦为战争罪犯，与溥仪等伪满战犯关在一起，不免有胜王败寇之感。武装叛乱颠覆共和的卖国者成为胜利的英雄，保卫中华民族存亡的功臣变成了战犯，这是一个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过程，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思想改变进程。强大的洗脑机器发挥了改造思想的超级功效，一直让被改造心悦诚服，满脑子共产主义世界观才算完成。成功的洗脑教育，使溥仪主动交出了藏在皮箱夹层里的468件珍宝，以示愧过，向组织彻底坦白交待。其实当局早就知道了，只是等他自动交出来，体现思想改造的功效。他不但认了罪，还正忙着练习一堆生活琐事：起床穿衣、铺床叠被、洗衣补衫，洒扫庭除，首先要学会料理自己，不能再摆皇帝的谱了。置换了共产主义的灵魂，原先以为荣耀的东西就变得令人无比厌恶，怀有深深的负罪感，急欲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他常为干不好这几样简单的活儿惭愧不已，自己照顾不了自己，简直废物一个，深为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而懊悔，痛恨自己这个剥削阶级的总代表。当溥仪庆幸自己终于学会了洗衣缝补时，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早在革命根据地时就不干这些琐碎事了，入驻皇宫甚至裤子也要侍卫给穿。一次看戏，卫士给松开了裤带，毛起立时没打招呼，裤子掉在了地下。[19] 毛早已习惯了随从给他穿裤子，他没当主席的时候，自己肯定会穿裤子。溥仪啥也干不了是剥削阶级思想作怪，毛泽东啥也不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尊卑易位，贵贱翻身，一个由帝王变为劳动者，一个由劳动者升为帝王。相同的是，毛泽东与溥仪的思想转变皆发自内心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溥仪老兄忙完了内务，还要糊纸盒，不劳动者不得食，思想改造成果也要体现在劳动岗位上。洗脑过程终于圆满结束，中共把一个满清帝王改造为一个新时代“真正的人”，一个满口新名词的普通革命群众，一个满怀豪情加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个惭愧“我的前半生”又感恩于后半生，半夜三更还在爬格子记述和告别过去的臣民，一个特赦后进入政协热心统战工作的坚定人士——
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处说，例如我自己体质上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以前我对它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简短地谈了几句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问，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阿，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我站在香山的山腰上，遥望太阳照耀着的北京城，我心中十年来的往事又被一件件勾起。我想起老所长的花白头发，年轻的副所长的爽朗语音，我想起了每位看守员，每位大夫、护士，每位所方人员。在我欺骗他们的时候，在我用各种可耻的方法进行对抗的时候，在我完全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无能、愚蠢的时候，在我对自己都已感到绝望到极点、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改造，耐心地引导我重新做人。 “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20]
毛泽东与溥仪的后半生，都开始重新做人：一个农民进城来享受帝王荣耀——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帝王落魄而掉入平民的阶层——不劳动则无食；一个心安理得接受臣民的顶礼膜拜——三呼万岁，一个感激涕零于中共的精心改造——自惭形秽。特赦后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仍然不停向党表示洗心革面的忠诚，经常向上级汇报改造思想的情况，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溥仪是统战的重点对象，毛泽东1962年接见溥仪时特别把他拉到身旁说：“你还没有结婚吧？可以再结婚嘛！”“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周恩来1961年接见溥仪时就提及他的婚姻问题，后来也说：“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哟！”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怀下，通过公安部政审，朝外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与久已丧失性能力的溥仪结成伉俪。婚后自然不合，全国政协派人出面做李的工作：“你和溥仪结婚这件事，国内外都知道，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你们夫妻之间闹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仪有病，他也正在治疗。在家庭里，你就算做他一个‘保卫工作者’吧……”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亲自出马，召见溥仪夫妇。临别时，周对他们说：“你们夫妻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听说你们俩身体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儿。我不是也没有小孩儿吗？全中国的小孩儿都是我的小孩儿嘛……”溥仪无话可说，李淑贤以后再也不敢提离婚了，只好做溥仪的“保卫工作者”。见过大世面的皇帝尚且如此，无怪乎升斗小民接过乡镇领导手中一小袋米或一小桶油的春节礼物，无不涕泗横流，以标准的词语同声道：“感谢党和政府……”溥仪是有罪的，却是幸运的，他是末代皇帝，极有统战价值，而与他同期坐牢且无任何罪行的另一类“犯人”却是完全相反的待遇：
……这种饥饿方法是经过精心研究的——所给食物足以使我们活下去，却又使我们忘不了饥饿。在我呆在审讯中心的15个月期间，我只吃过一次米饭，肉则从未见过。我被捕6个月后，我的肚子完全瘪了进去，我的关节仅仅由于身体与通铺接触而磨破了，这是典型的病。我臀部的皮松驰得象老妇人的乳房一样。我的视力模糊了，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我患维生素缺乏症已到了脚指甲不用夹子就可以折断的地步。我的皮肤一擦就能擦下一堆干皮。我的头发开始脱落。……我们全心身地被食物所困扰，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失去了理智。我们为了食物什么都愿意干。这是审讯的最好时机。我们每个人都申请到劳改营去。……后来，不管劳改营里的条件怎样恶劣，令人难以忍受，每个看守都会对我们说，我们是自己要求到那里去的。[21]
在摧毁人的意志方面，共产政权具有极高的水准，这一点上，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要强出很多。饥饿之余，是例行的同牢犯人的批判斗争会，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写不完的悔过书，还要揭发检举他人。大棒加胡罗卜的目的一样，但用途不同，大棒用在普通犯人身上，胡罗卜则给了高级罪犯。同样是监狱，战犯享受着胡萝卜的甜，一般人犯得到的多是大棒的苦，没人会对毫无统战价值的普通犯人苦口婆心。但犯人们仍然要按规定完成洗脑的流程，“获得新生”，起码表面上要表现出心悦诚服的样子。在劳改营里努力完成繁重的生产定额，因为每日的口粮定量是与十几小时的劳动成果连在一起的。按共产党的通常标准，一个人被判为反革命罪，枪毙也可以，处10年徒刑也行，但共产党往往通过洗脑和劳改让犯人自动承认罪行，来争取宽大。当估计自己有可能被枪毙或至少判无期徒刑时，接到的判决书却是15年，用不着谁来强迫，自己会马上高喊“毛主席万岁！”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尽管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共产党，罪名是莫须有的。
洗脑教育是极其奏效的，休说中国人，便是顽固的日本战犯，在中国人遭受屠杀的万人坑面前，在无数被摧残的破碎家庭面前，在声泪俱下的控诉面前，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罪行纪录片面前……只要稍有人性，就不可能对自己国家所犯的战争罪行无动于衷。再加上高频率的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教育，生活上的关怀，也不用劳动改造，战犯们无不为自己所犯的罪恶悲愤不已，为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痛哭失声，这决非远东国际战犯法庭上或国民政府的战犯法庭上，战犯们百口狡辩的恼人场面所能相比。中共创造了一个奇迹——被提前释放归家的日本战犯没有欢欣鼓舞，归心似箭，竟然痛哭流涕，不停向中方谢罪。战犯又与中国人一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日本战犯们上船前，前往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献上花圈，他们流着泪水再次谢罪。1964年，最后三名日本战犯归国，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包括关押在太原的总计1017名战犯中，只有45人被送交法庭审判，其余都被免予起诉释放。被法庭审判的45人中，无一人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刑期为20年，一多半的人是提前释放。现在的抚顺原战犯管理所旧址立着一块“谢罪碑”，碑高5.37米，宽1米。白色的碑面刻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的镀金大字，碑的侧面刻着中文和日文的碑文：
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的令人发指的大罪。战败后，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收容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憎恶罪行不憎恨当事者”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待遇，从而我们开始恢复了人类良心。之后，根据宽大政策，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全部人员被释放归国。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今天，抚顺战犯管理所修缮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和日中友好做出贡献。
日本归还者联络会[22]
这种洗脑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苏联共产党做不出来，苏共急匆匆处死了沙皇一家，中共留着废帝家族做统战工具，先洗脑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看。苏联只知道把人抓起来强制劳动，中共不但要抓人，要劳动改造，更要从思想上将敌人改造为奴仆，让受迫害者感受到自己有罪，是共产党毛主席在拯救他们，成其为感激涕零的臣子顺民。毛泽东1960年10月同美国人斯诺谈话时讲道：“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对于普通罪犯来说是这样，做苦工是强制性劳动，改造思想是用共产理论洗脑，要不怎么会将坐牢称之为劳改呢。可是对于高级别犯人，一般不强制劳动，主要就是洗脑，溥仪和日本战犯都属于被重点洗脑一类，并不看重他们的那点劳动能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是一味恐怖，不懂得用洗脑来改造思想，变为巩固政权的力量。日本战俘在苏联被关进西伯利亚集中营，严酷的气候和繁重的苦役，六成以上死在异域。一向飞扬跋扈的关东军，落了个惨遭凌辱虐死的下场。但战俘们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到了中国受到外宾级的待遇，战犯们面对的不是刺刀和打骂，不是下矿井修铁路，而是一张张笑脸，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暖卫生的房间，可口的日式饭菜，良好的医疗照顾，有许多娱乐活动，有大量的电影书籍可看，更有和善可亲的管理干部。巨大的反差使他们不得不痛哭流涕地愧罪，感激中国共产党。日本战犯受到如此善待，是中国人民宽宏大度忘记了过去吗？不是，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不判处日本战犯死刑是中共的决策，不是民众的意志。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民众仍然对日本侵华战争耿耿于怀，动辄上街游行，打砸日本大使馆，抵制日货。是中共宽宏大量吗？也未必，宽宏是一种博爱胸怀，是对生命价值的珍重，中共对中国人从未表现出宽宏的胸怀，数不清的大屠杀比日本人还凶残。当年日本人在战争状态下进入北平也没搞过大屠杀，中共却敢于在六四之日以坦克机枪开道，用学生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首都。在释放了全部日本战犯的同时，还有更多的中国人因思想右倾被关押至死、下放劳改或遭受酷刑折磨，比战犯轻得多的人也被大批枪毙掉，土改镇反冤杀了几百万中国人。日本战犯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娱乐时，普通劳改犯在零下几十度的农场苦干，而许多苦工纯粹是为了折磨人，监狱管教人员从来没有对自己同胞表现出对日本犯人的那种善意。是统战吗？对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共是为了新政权在国际上增加光彩，宽待日本战犯是最能得分的统战策略，是借日本战犯之口宣扬共产主义“新中国”的最有利时机，也是展示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活教材。一个个脱胎换骨的日本战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与回国后的现身说法，比一万个中国人的顶礼膜拜更具轰动效应。日本战犯归国后受到政府冷遇，民间也不同情他们，这更增强了统战效果，证明日本不反醒历史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给日本政府造成压力，成为中共对日关系的同盟军。归国者为日中关系正常化发起了3000万人签名运动，宣传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有人还经常给中国有关方面写信，汇报他们的感想和反战活动。日本侵华的归国军人出版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回忆录：《三光》、《侵略》、《天皇的军队》、《战争狂》、《诞生》、《监禁录》、《围墙内的自由》、《我和中国》、《菊花与军刀》、《东史郎日记》等等，充满着忏悔之情，宣传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人道主义。还出版了《中国歌曲集》，举办演唱会，载歌载舞，高唱《东方红》、《黄河大合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大唱红色歌曲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共产党善于用最动听的旋律、最温情的言语、最甜美的歌喉、最赏心悦目的舞蹈及最豪华的场面，来歌颂党的伟大和领袖的英明。这种深入骨髓的洗脑伴随着人们的一生，支配着人们的一生，也影响了日本归国战犯的后半生。
罪恶滔天的战犯应该以生命来偿罪，否则远东国际战犯法庭判处7名甲级日本战犯死刑就错了，国民政府判处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死刑也错了。何况中共至今也未废除对中国人的死刑，中国坏蛋该杀，反而对罪恶滔天的日本杀人狂废弃死刑，除了统战需要，没有第二种解释。战争是国家责任，也是国家领袖和军队官长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二战结束时同盟国组织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开创了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先例，是人类维护正义和制止肆意屠杀的创举。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一致确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该法庭判决书中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灭绝种族是文明世界所不容的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把纽伦堡原则制定为一部规定有关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的一般法典，或使它同一部国际刑法典相联系。人类不能避免战争，但可以规范战争，各种关于战争的国际公约规定了战争应当普遍遵循的国际法律原则，如有关战争和保护战俘及平民的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巴黎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等。日本人对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至今仍存有疑问，说是过去未被作为国际法上的犯罪，无法防止这种行为发生，认为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审判不符合罪行法定原则。控方以被告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和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为由，主张追究个人责任。国际法庭的审判无疑是公正的，战争责任由国家承担，但滥杀平民，强奸、抢劫、放火、种族灭绝、虐待杀害俘虏、拿活人做细菌试验、肆意掠夺破坏财产等等，充分体现人性的丑恶，未必全是政府行为，战争政策的制定者或对平民滥施暴行者皆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国际法庭的判例，使其后追究战争罪行有了新的国际法依据，假以国家名义发动反人类战争的人无法逃避法律后果，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其总统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作为原告之一，有权也有责任参照国际法庭的标准，对战犯展开公正的审判，根据罪行该判重刑的决不能宽恕。而不是预先定下“一个不杀，一个不判无期徒刑”的调子，放弃司法公正。虽然中共政权不可能组成国际法庭，作为原告一方单独审判被告也有程序方面的问题，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是战胜国组成，公正的审判结果必然能经受起时间检验，对受害的中国人也是个公平交待。这对于一次性解决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消除民间仇怨，对于中日长远关系和远东地区和平都有重要意义。可惜，中共以一已之私，放弃了战争赔偿，又过于宽大的审判，图一时之欢欣，留长久之隐患。再者，法庭不是教堂，神可以宽恕杀人犯，以期灵魂拯救，这对于劝戒每个人弃恶向善极为重要，体现宗教的博爱救赎精神。法庭是世俗社会的行为裁判所，不承担洗脑和灵魂救赎责任，不必去管被告原来的道德情操如何，认罪态度怎样，必须针对被告的罪行作出恰如其分的裁决，使法律不致沦为儿戏，失去惩戒效用。国家出于人道或政治考虑，可以颁布特赦令，但须在裁决之后，不是先行减免，罔顾国家和民族尊严。对外国人网开一面，对本国人杀人不眨眼，靠双重标准来展示共产国家的所谓“人道”，绝非正义或善行。在对待日本侵华的历史上，毛泽东非但没有怨恨，反而数次对日本访华人士说过“感谢皇军”的话——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独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23]
在接见黑田寿男访华时也说过：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这宁愿“感谢”日本军阀。[24]
毛在对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说得最为精彩：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主席：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主席：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过去那一套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你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有一千一百多人（指战犯——编者）回到日本，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对中国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的。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叫饭森，现在当法官。
……
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25]
毛泽东的感谢皇军，连带着汉奸也沾了光，不杀日本战犯，汉奸也不杀。毛发动过严厉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几百万人，却唯独对汉奸网开一面。也因为中共原本就是苏俄豢养下祸国乱华的汉奸集团，做日本人的汉奸与当苏俄的走狗并无本质区别。中共惯于利用知名人物来显示共产政权的人道性，大汉奸汪精卫的 夫人陈璧 君坐国民政府的牢与坐共产党的牢就有深刻的对比：“考虑到陈璧 君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又年老体弱有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狱方给予宽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风透光，冬暖夏凉；允许亲属旧友探监，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后，安排两个女犯与她同居一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陈璧 君要求每天用5热水瓶开水，也予以满足。”“她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经检查发现心律不齐，血压偏高，忙针药并施抢救。脱离险境后，留院做进一步观察治疗，两个星期过后，方才出院回监。时不过月余，陈璧 君又因血压高加内痔出血住进医院，先平稳血压，后做切除手术。这一住，住了近7个月。”“1954年1月，陈璧 君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第三次入院治疗。次年11月，第四次进医院做颈淋巴腺炎切除手术。虽然医院相当紧张，狱方还是尽力医治，不计价钱，该用的药一定给用，还给她增加营养，包括供应牛奶、鱼肝油等。手术后一段时间里，陈璧 君难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护理人员不但给她换洗衣服，还服侍她大小便，无一点厌烦之色。为使她早日康复，指导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锻炼……”“——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监狱的人道主义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一个。我很对不起人民政府，以后我把时间放在反省过去，了解现在，瞻望将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争取能参加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监狱的人道主义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一个。我很对不起人民政府，以后我把时间放在反省过去，了解现在，瞻望将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争取能参加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26]
即使是著名的民运人士，中共也有一套成熟的洗脑方法。刘晓波坐过六四学运的牢，也被劳教过，后长期监视居住，一直丧失人身自由，2010年又因《零八宪章》判刑入狱11年。中共将其视为专政对象，但刘晓波认为一个誓与民众自由为敌的政权不应该是敌人，当庭发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辩护词，说道：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政治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27]
刘晓波是著名民运人士，也是一位靠宣传民主而知名的政论作家，但他显然不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他看不懂共产党，也不懂中国，不懂中共党史与中国现代史，更不懂中共实行经济改革的实质，其知识层次都是非常肤浅的东西。所以才会被中共的表面功夫洗了脑，将中共执政策略之变幻误解为“人性化”和“政治进步”，倍受鼓舞和感激，以为中共只要再修修宪法，中国便可以和平走向民权政治，成为一个宪政治国家。他根本不懂得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共产党的生存底线，它拒绝有可能影响其执政地位的任何改革，哪怕你献出全部爱心，发誓服从其统治也不行。共产党并非一个尊重法治的组织，其执政地位是枪杆子创造的，中共虽然将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但丝毫不影响它将异见人士关入监狱，包括刘晓波自己，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侵犯人权，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怎么可能因修修宪法就改邪归正了呢？共产主义倡导阶级斗争和暴力剥夺，先天性排斥自由博爱精神，如同撒旦先天要对抗上帝一样。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过了，刘晓波却仍然一厢情愿，充满着离奇幻想，整天做着宪政改革的迷梦。他眼里的所谓“政治进步”早在毛泽东统治下的溥仪和日本战犯就享受过了，也比现在对知名政治犯的生活待遇高多了。如果刘晓波不是鼓吹和谐又告别革命的名人，是法轮功学员或维权运动人士，遭受电警棍之类的酷刑便是最起码的招待，会比盲目人律师陈光诚还要惨。难怪刘不怕坐共产党的牢，因为失去自由的监视居住比呆在“人性化”的监狱里也坏不到哪儿去，还可以赚取名头。也难怪他一直幻想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幻想着大灰狼与小白兔一同构建和谐的丛林社会，实现党主政治的开明专制。这又是一例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悲可怜的中国人啊！从宗教情怀上，你可以没有敌人，如果面对的是基督徒或佛教信众，当然可以这样说，如达赖喇嘛就说过要“要拥抱敌人”，这是宗教的救赎情怀。但不可归结为政治伦理，不可将这种宗教上的救赎理念应用于政治斗争。达赖喇嘛在藏人遭受共军枪弹屠杀时，就从未让藏人去敞开胸膛去拥抱敌人，而是必须发出谴责之声。基督徒视所有的人为兄弟姐妹，为拯救人的灵魂，可以为之祈祷，拯救其心灵。但不会去拯救非人道的专制制度，这涉及到政治文明。一旦涉入政治，即须以政治伦理来思考，遵循现代社会人类公认的价值观，民众不应该拥戴独裁者，没有义务服从于专制统治。如同埃及和利比亚的民权革命一样，以决不退后的政治斗争来赢得自身的解放。耶酥以宽容和博爱感化了彼得和保罗（彼得三次背主，保罗迫害过基督徒），但博爱精神是针对个人，以发掘人性之光，不是针对专制集团，主动配合政府去献言献策，为独裁者打圆场。专制是政治统治形式，也是魔鬼撒旦，是破坏者，是诱人犯罪的作恶者，是《浮士德》中的靡非斯托（mephisto），代表着扼杀人性自由之基督精神的邪恶力量，任何一种专制都违背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必需以正义的阳光杀灭之。个人是可以感化的，基督宽恕每一个罪恶的灵魂，却不会宽恕一个罪恶的制度，因为罪恶的根源不是某个人，而是不断制造罪恶的专制体系，拯救人的灵魂不等同于拯救专制政权免于灭亡。在上帝的眼里，帝王与平民都是平等的，灵魂都需要救赎，享受基督的阳光。但制造仇恨暴力的政权是黑暗的，是非人道的，是非此即彼的严肃取舍问题，必须消除邪恶才能保障自由。上帝没有让我们去爱撒旦，而是要我们远离邪恶，追求心灵的自由。一个罪恶的制度是不能被感化的，阶级地位决定着群体价值观，上帝与撒旦各自代表正义与邪恶，共产主义就是撒旦，是不具人性的魔鬼政治集团，它犯下的罪恶是史无前例的，不能缩小为偶然的或某些个人的罪恶。共产专政机器是靠人来操作的，它的司法官员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应当承担的罪恶，刘晓波宽恕那些非法无理审判他的司法官员，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说好话，实际上是对罪恶制度的默认，是对人类正义的亵渎，如同理解六四开枪官兵的苦衷而去宽容杀人政权一样荒唐。前东德守卫柏林墙的士兵开枪杀害了逃奔自由的越境者，在受到审判时，德国法官对士兵说：你只需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就不会有罪了！马克思主义先天性地抵制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是反基督教的，马克思曾加入过撒旦教派，他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撒旦罪恶的理论化，是不折不扣的邪教。共产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反人类的制度，它永远以消灭敌对阶级的生存基础为目的，不存在被博爱所整体感化的逻辑前提，共产体制的灭亡才是民众的福祉，才体现基督教的自由精神。而民众有了自由，共产党的权力就消解了，此长彼消，所以共产政权不可能与民众达成和解而致双赢局面。苏东走向民主化无不以共产政权的垮塌为前提，连共产党本身也会在自由化进程中解体或被取缔。不丹王国可以和平走向现代民主，而共产政权不行，因为前者是私有制社会，后者是党有制，共产党不但要还政于民，交出权力，还要交出掠夺的国民财富，开放政治自由就意味着红色贵族集团消亡的开始。从现实政治来讲，血腥屠杀民众的政权就是民众的凶恶敌人，那些刽子手就是视民主自由为寇仇，他们绝不会因为你的心存善意而心慈手软，将你从敌人化为朋友。中共惯于用枪杆子说话，毛的武装夺权、邓的屠杀学生、江的迫害法轮功、胡的关押维权人士，统统一样，并无本质差别。胡锦涛在西藏新疆大开杀戒严，肆意屠杀抗议人士，毫不在意国内外的反应，就是要向世人宣示枪杆子政权决不改革——“我是流氓我怕谁？”中共在历史上积累了数不清的血债，再增加一些也不会有什么顾忌。国内反对分子形不成抗衡力量，国际反人类罪行审判对他们缺乏震慑力，因为他们掌握着数以千万计的军队警察，有几千万既得利益者组成的权贵集团，手中又有核武器，不惜拼个鱼死网破。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是自己改弦更张，主动交出政权的，都是由人民革命结束的。2011年发端于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是成功于民众的誓死抗争，不是与独裁者的什么“良性互动”。埋葬共产主义是民众获得自由的唯一出路，正如曹长青批判与共产党政权合作的“双赢”派时所说：“……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全世界所有被共产党统治过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在被推翻之前就‘改弦更张’，而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整个共产国家政权被推翻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有‘改弦更张’，前提条件是共产政权被推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意味着，绝不能寄希望于在共产党被推翻之前，在它仍掌握着权力的时候，它就能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这样‘改弦更张’的例子，怎么中共就是个例外呢？根据在哪里？”[28] 推翻共产体制是颜色革命还是武装反抗，由具体情况来定，也惟有共产党失去政权，才有可能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从信仰上说，中共是唯物主义者，不信天堂不怕地狱，惟重现实攫取，其作恶没有诫律约束，没有道德底线，完全视自身利益安全的最大化为重。从公民权利来说，民众当然有追求自由的权利，更有抗暴的权利，无论处于怎样的弱势，权利也不可让渡，这才是真正的天赋人权，真正的民主革命，真正应该启蒙的是民众的自由价值观，无论这个过程如何漫长。说白了，这类“民运人士”共产党并不在乎，尽管不厌其烦地建言擦鞋，他们连统战对象也混不上，连受招安的资格也没有，中共玩关关放放的游戏如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中共将反革命罪更名为颠覆国家罪并不代表人性化了，其政治专制也远甚于晚清宪政改革年代，其面带微笑是缘于理论与与实践的全面破产，不得不借助于和谐面具来掩饰一下。共产专制没有自我向善的能力，它以阶级斗争和暴力剥夺来滋养其生存土壤，否则生命之源会立即枯竭。刘晓波的潜意识与刘宾雁如出一辙，二刘都是“第二种忠诚”的单相思，急于出谋划策，表现“臣死谏”的传统忠臣意识。小刘更是洗脑机器的产品，是党文化大树结的果实，只是奴性味道有些异化，位居强势的中共懒得品尝罢了。而中国有没有这些摇尾示爱的“民主人士”，又有多大差别呢？六四大屠杀、赵紫阳被软禁至死，盲人律师陈光诚被关押迫害，都未能促使刘晓波们猛醒，反思共产主义的本质邪恶，还在构想着“良性互动”，是真的不知深浅吗？这就说明，小刘辈们吃“民主饭”与中共阶段性的变幻执政手法一样，都不代表政治理念的进步，不是真的追求普世价值及人类正义，而是两种类型的机会主义，一种是极权主义，一种是犬儒主义，代表各自的利益圈子。
洗脑机器的高妙之处还在于完成洗脑程序的人又自觉地去现身说法，再清洗更多人的头脑，使每个人都成为机器零件。洗脑机器制造党的奴仆，甘心为奴再教化别人就是党性原则。如列宁所讲的：“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29] 只有实行人的彻底异化——非人格化，即“齿轮和螺丝钉”化，庞大的共产主义机器就完善了。人格异化的人也承担着遗传责任，很多取名为“抗美”、“援朝”、“卫东”、“文革”的人，即是上辈再异化晚辈的体现。一些日本战犯为了永远铭记中共的恩德，给自己的子女起了“亲善”、“真理”、“友好”等名字，也是一样道理。下一代人从小在先辈的精心培育下，符合党的要求的禾苗茁壮成长，准备接革命的班，不合规格的幼苗扼杀于萌芽状态。所以，洗脑机器又是一部庞大的哺育机器，用狼奶喂养后代，狼奶喂大的一代自然是狼性多而人性少，成为专制体制的守护人。那些愤青学者、红色 教授就是洗脑机器的合格产品，是狼奶喂大的一代。党文化开动的洗脑机器又制造出道德品行与精神境界低下的太监型人格，卑鄙、猥琐、虚伪、奴性十足。平时是奴才，乱时是暴徒；对上是奴才，对下是暴 君。党文化毒化了社会风气，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最没有道德的社会，社会风气还在加速堕落。中共将它的意志化为群众力量，它反对的东西变为群众高涨的仇恨情绪，发动一个接一个荒唐透顶的群众运动，祸国殃民包装为人欢马叫的崇高事业，奥妙就在于洗脑机器是高效运转的生产线，能批量生产出人格异化的产品来，好似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只知工作。洗脑机器除了制造奴仆，作为共产革命的基本力量，也培育民族主义的基本群众，因为中共的主张常戴上民族主义的面具。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只要有华人，便有共产奴仆，无论什么背景，各方面的头面人物，都可以改造为共产奴仆。清废帝溥仪，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最终都甘做共产奴仆。科学家杨振宁，华侨陈嘉庚，台湾湾文人李敖，这些人未必坚信共产主义，却都崇拜毛泽东的共产王朝，他们一生的追求不是中华溶入世界民主潮流，而是统一天下的帝王霸业。这类人本来就有着择主而事的投机心理，毛泽东共产党夺取了天下，他们就纷纷贴上脸来，以民族主义的高调掩饰甘为共产之奴的卑劣心胸。所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高喊爱国的民族，张明敏到大陆高唱“我的中国心”，而不到中华民国的台湾去表明中国心，就是认可了共产政权代表中华传承。台湾的诸多艺人及政客纷纷来大陆献媚，正是共产洗脑机器的厉害之处，中共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共，中共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中共代表着中国的一切，爱我中华就是热爱中共政权。这些东西表面上好象有些区别，可以作出各种有利于个人行为的解释，实际上早已溶为一体，溶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正是中共暴政不垮的主要原因。
五、小鬼当家
共产主义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是一种哲学理论，一种宗教体系，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法律渊源，一种政治思想，一种暴力革命，一种经济模式，一种政治理论，一种革命与经济互为因果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甚至还称之为驾驭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纲领性科学，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阶段，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此终极目标的唯一道路。并不认为其思想是诸多思潮中可以由人们自由选择的一种，这种极端排它性的思潮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倾向。共产主义控制人们的头脑和行为，一切超出其规范的言行都是有罪的，使非共产主义的价值观都带上“原罪”色彩。这么多的特征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变成一部庞大和无所不能的机器，机器的有效运转凭借规范性的操作规程，还必需随时清除任何损坏的零部件，以防止形成对整部机器的异化力量。诚如毛泽东坦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宗教当有庙堂，共产庙堂不是形式上的庙宇，而是纯意识形态的。在中共多神崇拜的庙堂上，除了马恩列斯毛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主神，还有众多来自于工农商学兵的小神小鬼，与多神的佛道二教相似。如来、药师、阿弥佗佛及三清四帝与玉皇大帝在上，下面是四大菩萨、五百罗汉、十殿阎王、太白金星、托塔天王、二十八宿、四值功曹、牛头马面、城徨土地等诸色鬼神，教阶结构的底层是更多的比丘道士，构成共产宗教体系的金字塔。中共多神崇拜的特点是符合其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权力即集中又要一定程度的分散，就需要有众多的小神小鬼为上位神驱使，巩固党政合一之政教一体的金字塔结构。小神小鬼即有神鬼的职能，又有特定的作用，大神如救星毛泽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神力再大也只能操控神权——党权，不可能顾及世俗政权和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少不了小神小鬼鞍前马后竭诚服务于基层政教事务。小神与大神一样，都是供人拜祭的偶像，信众对于小鬼神也必须态度虔诚，作为共产宗教的一部分，同样有着不容置喙的权威，尤其是反对钦定的小鬼神，与反对主神有同样后果。反对毛泽东是反革命，反对雷锋一样是反革命，都要承担丧失生命的风险。
小神小鬼一般活跃在基层，但不同于基层党务工作者，小鬼神是供群众崇拜学习之用，基层党务工作者是党的末稍神经，两者终极目标一致，只是功用有所不同。小神小鬼肩负着神圣使命，他们既是洗脑机器的一部分，又是模具，用来复制整齐划一的思想奴隶。没有他们，中共政教一体的政权不可能牢固维系，共产教义也会失去神圣性，没有神圣感的宗教，就失掉为之狂热的群众基础，难遭衰亡之命运。从战争时期到建国以来政治运动的每个阶段都有配合中心任务的特定典型。每一种行业都要树立一些典型人物作为英雄模范，供普通群众模仿，激发增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紧紧团结在以中共最高领袖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每个中共领袖或各级领导上台都要钦定或亲自树立典型，发挥英雄模范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证明自己领导有方，更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标杆和路灯，用典型开路，以点带面，发挥榜样的力量。中共的历史是个英模辈出的历史，除了那些政治领袖及军头将脑，还要树立一些基层典型，如延安大生产运动和战争时期就有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毛岸英曾接受吴的劳动教育），为人民服务的烧炭英雄张思德（另一种说法是张死于炼制鸦片）。三年内战中有手托炸药包的董存瑞。朝鲜战场有身体堵枪眼（也有论证说全是编造）的黄继光，与美军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静卧火海的邱少云，击落美机的杜凤瑞及救溺身亡的罗盛教。对越作战有独脚英雄徐良，老山英雄史光柱。有乐于做好事的雷锋，扑向炸药包的王杰，勇救火车的欧阳海，保护大桥的刘英俊，大练兵时总结出“郭兴福教学法”的训练尖子郭兴福。工业战线有钢铁英雄孟泰，石油英雄铁人王进喜，发明钻头的倪志福，纺织工人赵梦桃，救火牺牲的向秀丽。农业英模有合作社时期“三条驴腿”的王国藩，金星农业合作社的李顺达。人民公社战天斗地修大寨田的陈永贵，坐过刘文彩水牢而誉满全国的劳动模范冷月英。服务行业劳模有掏大粪的时传祥，卖菜的李素文，卖糖果的张秉贵，汽车售票员李素丽。医疗战线有“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头人的邢燕子、董加耕、柴春泽。未成年英雄有让刀铡死的刘胡兰，勇斗地主身亡的刘文学，救火而死的赖宁，保护集体羊群不惜自己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科技战线有弃美归国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30] 鞠躬尽瘁的蒋筑英，“两弹元勋”邓稼先。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英雄有为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子附中的宋彬彬，北工大“血统论”鼓吹者谭力夫，毛泽东支持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是：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清华大学抵制工作组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是响当当北京红卫兵五大司令。还有上海“工总司”武斗司令王洪文，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红小兵黄帅。反四人帮的英雄有被割断喉管处死的张志新。军队六四屠城有“国”字号的“共和国卫士”：崔国政、刘国庚、李国瑞、马国选，李栋国。党的好干部有治沙造林的焦裕禄、卖血助人的孔繁森。体育界有蝉联三届世乒赛男单冠军的庄则栋，受到毛主席称赞的“把乒乓球当蒋介石脑袋打”的徐寅生，女排英雄集体，110米栏短跑冠军刘翔。唱样板戏的楷模有浩亮、刘庆棠。一生歌唱党的歌唱家有才旦卓玛、殷秀梅。善于为青年宣扬爱党爱国情操的共产主义教育大师李燕杰、曲啸。残疾模范有自强不息的张海迪。[31] 致富英雄有“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工人学技术的标兵有青岛港的许振超。还有航天器里的民族英雄杨利伟……
挂一漏万，中共树立的典型远远不止这些，这仅仅是中央级英模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省、市、县、乡、村和厅、局、处、科、车间、班组的模范先进，数字十分庞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行各业的楷模曾激励了几代人和亿万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终生。中央一级的英雄模范具有神一般的光环和特权，只供学习而不能非议，这关系到英模树立者的权威以及典型的宣教意义。而大部分的英雄模范都是人为制造的，所谓的英雄事迹也多半是虚构的。唯一例外的是，年广久算不上中共标准的英雄模范，也不是党的人，他赚了不少钱，地方政府眼红，想把他抓起来，没收财产。邓小平知道了不同意，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32] 年老兄随即把小平同志这段公开讲话印在了名片上，做为护身符，等于是邓小平树立了他这个致富典型，再无人敢动年兄一根毫毛。实际上也救了年一命，那时一般人月工资仅有几十元钱，“傻子”当了百万富翁，不要说平头百姓，政府更不甘心，若非邓有指示，年很可能被戴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杀掉。其实，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光动农民而不动“太子党”，恐难服众，算是放了年广久一马。年兄虽非党的英模，却也为邓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书，起到了带头致富的意义，也算是英模中的一个异类。小鬼是大神驱使的工具，每一个英雄模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听党的话！当“听话”的个体成为集体主义社会的中坚，树立为“榜样”，不听话的个体必须“识时务”，向“听话”者看齐。崇尚权威，压抑个人理性、自主意识及自立能力的发展，从自主个体变为集体驯顺的奴仆，是一个培养“成熟的革命者”的流程。共产主义运动中，集体主义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需要集体主义来动员阶级力量，更需要集体主义思想指引下的革命英雄主义，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锋，以革命英雄主义替代个人英雄主义，既可以满足个人强烈的表现欲，也可将其提高到为共产党献身的精神层次。集体主义及其派生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共产主义伦理资源，是完成社会管理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理的必经步骤，以便将集体正义幻化为共产革命正义，构成党文化的道义基点。没有了集体主义，共产革命和共产党的权威便无从谈起，也就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保证。没有了革命英雄主义，共产革命就失去震撼人心的力量，失去团结信众的强大效力和凝聚力。如今共产党控制力急剧下降，缘于市场经济削弱了集体主义体制，许多人离开了单位化的集体组织，谋求个人发展，脱离了集体主义的教育圈，英雄模范的效用往往退缩为执政者的自拉自唱，无法对党外社会成员产生心灵感动和模仿作用。因此，如何重新定位集体对个人的制约关系是共产党执政的新难题。但集体与个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集体的权威性具有强化秩序的功效，离开高度集体化的控制，追求个人自主就是必然的事，也是社会趋向民主化的基础。
共产革命中，小神小鬼的作用是强大和不可替代的，有时候比高位神还顶用，少十个上将不要紧，若少了普通一兵的雷锋同志，那问题就不一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雷锋同志是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雷锋精神是党的光辉照耀下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好战士，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思想正是开展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学习雷锋是号召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思想改造运动，能比上雷锋般号召力的上将，恐怕至今也无一个。因为中共很难号召人们学习他们的各级领导人，谁都明白，越到下面群众与干部的接触就越多，领导阶层的神圣和神秘感便因其个人质素低下而丧失殆尽。人们可以喊毛主席是大救星，称周恩来为人格楷模，毕竟神圣人物离普通人太远，距离产生神圣感和崇敬感，所以毛泽东乱搞女人或周恩来得知毛病重晕厥吓得大小便失禁的故事，普通人就无从知晓。雷锋叔叔的感人故事并非党媒宣传的那样光艳，全是刻意包装的结果，有那个普遍一兵在做好事时会时时跟着摄影记者呢？何况这种做好事是以阶级立场来决定，从雷锋的个人日记中便可得知，对待敌人如严冬，这敌人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周围的“黑五类”。学习雷锋还在于人死而精神存，所以就有了雷锋精神。中共还将雷锋推出国门，甚至硬塞给了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害得西点校方发表严正声明，本校绝无雷锋一丝踪影。毛泽东号召大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白求恩，学雷锋，听起来好像佛家的大乘“无我”境界的菩萨行，实际上他自己则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效秦皇汉武，学帝王权术，玩阴谋阳谋。全国人民都为他一个人而颠狂，制造民族罪孽。俗话说：“远看一朵花，近看豆腐渣”，距离产生美，如果对眼前称霸一方的村支书或包养N多情妇的书记局长表现出神圣般的敬仰，将他们看做共产主义事业的化身，太过搞笑。远处的英雄模范便充当了中共的“形象大使”，让他们到处作报告，赢取更多的感动。应当明白的是，中共并不需要普世意义上的好人好事，需要的是完全听党话的人，对它才有价值。有一位德国青年来中国做志愿者，在广西贫困乡村支教10年，耗费了大量时间金钱，曾被誉为“洋雷锋”。但却不断受到政府和警方打压，原因是卢安克坚守做人底线，保持独立性，不能像雷锋同志那样积极参加党和政府组织的洗脑教育活动，无法纳入其统一战线，遂失去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所以卢安克做再多的好事，在中共眼里都一文不值，甚至还会招来麻烦。中共的英模是党性奴化教育的果实，是党员和积极分子中的领先人物，在党性灌溉下，才有光荣的今天和神圣的光环，希望他们的成功对群众有说服力，以弥补无限权力腐蚀造成的信仰滑坡，证明党的事业蒸蒸日上。但英模也随中共政权的日益腐化，边际效应递减，数量也呈下降趋势，生命周期更为短暂。除了雷锋叔叔还算“长寿”，其它配合各种政治运动的英模大多昙花一现。现在树立的典型，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孔繁森纪念馆还没完工，热度就消退了，除党团组织去接受洗脑，谁又会感兴趣呢？中共领袖从毛泽东晚年开始，其“超凡魅力”逞快速衰减趋势，政权可以接班，个人魅力无法传承。后世领导人以为推广一套贴上自己标签的马列毛理论，便可在共产庙堂中占据一尊祭位，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理论重要，但不是至关重要的，理论可以由专家捉刀，魅力要自己展示。这是很困难的，毛泽东一代人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后代人没有；毛泽东一代人在战场和政治方面的成功，后代人没有；毛一代人有一定国学修养，表现在诗词水准上，后代人望尘莫及。共产体制是逆淘汰机制，是人格的逆淘汰，不是专业能力的逆淘汰，否则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就不会获取高位，在残酷的军事战场和卑劣的政治斗争中，仍需要一定的真才实学或者阴谋权术。
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谎言，从经济改革之初说服力已大不如前，领袖人物的丑行逐渐曝光，神圣的光环已不复存在，在党的人无不以搏取官场和经济利益为己任，因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破产的现实再也无法回避，共产主义的邪教本质已被历史现实充分证明，失去了精神寄托和归化人心的作用。失去了道义资源，入党纯粹变成一种追求权力金钱的个人游戏，人们的信仰需求渐为受到压制的世俗宗教继代，就出现了大神光环熄灭、小鬼难以当家的尴尬局面。所以，神坛上的“大救星”毛主席殒落了，他的诞辰免强享用有一餐没一餐的“冷猪肉”，比他老人家生日提前一天的圣诞节却在中国大陆热气蒸腾，时令商品之丰富似乎让人感受到全民归依耶酥基督的气氛。继任的领袖人物再重新让人景仰是不可能的事，十几年前民间便流传着五子登科式的笑谈：“江泽民是戏子，李鹏是傻子，朱镕基是疯子……”连铁面总理朱镕基都有人用来搞笑，混到这份儿上，对中共来说更是史无前例的悲哀，“无可奈何花落去”，已是有心造神，无力回天了。即便那些集体唱红歌的退休老人，也须组织者发给些奖品利是，在岗的就更要给钱了。否则，除了“毛粪（毛左愤青）”，谁又有闲心扯着嗓子发神经呢？
六、无以为继
当年造神运动中的群众热情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有一次看电视，是说五六十年代一群工农代表参加人大会议的事，片中不少代表，会后激动万分，感慨不已，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选票的上圈没画圆。那个时代的人，都有这种强烈的臣民意识，刚洗脚上田或刚脱去工作服，没有经过权利意识的启蒙和民主训练，便一下子参加中央级别的会议，讨论国家大事，能同尊敬的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握手，早已热泪盈眶，感恩戴德，是祖宗八辈没修来的福。只有唯上是从，让选谁就在谁的名字上画个圈，才能报答恩情，哪里还会有权利的想法。那时的会议，不用说，全是大会一齐举手全体通过的好消息，没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反对意见，有权表决的人，都在努力把圈画圆。表面上时代在前进，有投票权了，实际上还是阿Q时代。阿Q临刑前十分感激有了拿笔画圈的机会，又是在大老爷的公堂上，他决心要把圈画圆，可惜力不从心，圆圈画成瓜子形而遗憾临终。一个人民的代表，没经过基层层层竞争，没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全过程都在党的恩赐之下，让这些人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实在荒唐可笑，他们的工具性质是再明白不过了。许多失去工具作用的退休老劳模，退休金微薄，有病看不起，凄惨度日，只能从往事回忆的激动中寻求慰藉了。他们至死都留恋过去虚幻的“国家主人”地位，死也不明白自己无非是个抬轿子的，共产党用了新轿工，老轿工就没用了。
人们批评毛泽东发起的造神运动，造成了十年浩劫，这有道理，但别忘了宗教是不能没有神的，必须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神。从马克思开始到毛泽东，共产革命的世代延续，决定了共产宗教的多神崇拜特征，主神都可以否定，其它级别的神灵便无理由保持其神圣性。共产主义宗教般的信仰是建立在信徒的盲从上，它与科学无关，别看它戴着科学的桂冠。共产主义已演变为一种暴力排他性的宗教，共产党领袖就必须具有神一般的权威和光辉。同毛泽东伴舞的一位女演员看到毛挠痒痒，感到惊异，怎么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会痒痒？在凡俗眼里，毛是至尊大神，是中国人的上帝，象佛祖一样有不同于凡人的三十二富贵相和八十种随形好，一定有与众不同的肉身，肯定没有普通人常见的毛病。人们尽量以最高贵最神圣的想像来描绘心中的上帝，不会设想那些凡人的尴尬事情，更不会象李敖那样自鸣得意地讨论上帝会不会小便和天堂里是否有厕所一类的无聊猜测。那时候能通过组织挑选参加国庆游行，远望一眼毛主席就已热泪盈眶，一些登上天安门与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好似被佛祖开过光似的，几个礼拜舍不得洗手，众人还要围过来握手再沾点余光，足够炫耀一辈子了。毛送给北京工宣队芒果，工人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举行隆重的饮“圣水”仪式，众人只准喝一小口煮过芒果的水。毛听后大笑。觉得膜拜芒果无伤大雅，这故事也很有趣。[33] 又纷纷制成无数份仿制品，全国到处是盛大迎接场面，为争山寨芒果死了各造反派大打出手，死了不少人。文革中人人手捧红宝书，佩戴毛主席像章，天天背诵毛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毛和他的思想早已超越世俗政治需求，而成为神明与经文。神是不能非议的，共产党的领袖更不能置疑，因为它不是民主社会的产物，怀疑其神圣就等于置领袖于万口评说之中，失去至高无上地位，就算不上是神了。打破了毛的神话，发现他原来也是个血肉之躯，与常人无异，又犯了数不清的错误和罪恶，令人恍然大悟——“红太阳”原来如此。文革初期，有专家论证，毛主席可以活到200岁，林副主席能活150岁，这都不是凡人的寿命，大家对此坚信不移。中共宣传无神论，没有明文确定共产党的宗教组织性质，人们当然不会相信“大救星”可以无万寿无疆，那不过是对毛的祝愿，但人们也不相信最最伟大的毛主席与普通人的寿命一样。直到林与毛相继辞世，才晓得原来谁也有七灾八难，谁也逃不过“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宿命。
共产党名为唯物无神论者，实际上是多神教，也极其重视偶像崇拜，对偶像的崇拜甚至到了匪夷所思之地步。马克思有私生子，列宁死于梅毒，毛泽东秽乱宫廷，皆是人格低下，劣迹斑斑。特别是列宁，形象光彩照人，为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但列宁却有过情人，长期与“二奶” 伊涅萨·阿曼德生活在一起。这些导师们的丑行被刻意掩饰，其邪恶理念被包装成人类理想，活着不用说，死后还要对尸体做超出常理的处置，并在红色首都中心位置建立大型永久性墓地。马克思没赶上，自列宁起，对保存革命导师的肉身要求极其严格，即要遗体长留，又要永远保持肉身的鲜活外表，以展现伟大导师的生前风采。由于苏联保存列宁尸体在先，有专家团队，苏联便向共产党国家和一些专制政权输出尸体保存技术。肉体遗容要留给世世代代革命群众瞻仰，坚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不可能制成木乃伊或装入灵塔，或像马王堆女尸般深埋地下，也不便用液氮低温冷冻储藏于冰柜，展出一块冻肉也不雅观。这就需要有超越古人的智慧，对现代科学技术也是一道绝大难题。列宁遗体的鼻子耳朵早就烂掉了，腹内空空，配之以蜡制的器官肢体糊弄群众。列宁死后，苏共政治局决定成立列宁大脑研究所，将列宁的大脑“分成30953个切片”，与数十位苏联杰出人物的大脑切片比对，研究列宁大脑的伟大之处。从1924年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34] 毛泽东的遗体保存定为国家“一号工程”，国务院成立了专门机构，称为第九办公室，并组织会战小组研制水晶棺，仅水晶棺工程全国便有100多个单位参与。毛逝世三天后，急派专家组到越南考察学习保存胡志明遗体的经验，当时与苏联关系紧张，越南人还是毫无保留地向中国专家传授了这一技术，为保存毛泽东的遗体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越南在保存胡志明遗体方面技术比较过硬，由苏联专家指导，学习了保存列宁遗体的经验，为使遗体尽善尽美，越南专家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需要非常高的技术要求：必须保持摄氏16度的恒温，上下误差不得超过0.2度；保证绝对无菌；必须将湿度稳定在75％。在整容方面，他们对遗体的每根胡须、每根头发，都精心保护，精心梳理；在做皮下注射前，对每一针从哪个方向刺入，他们都要进行仔细斟酌，务求达到最佳效果。胡志明面色红润，仪态安祥，银须清晰可见，仿佛正在安睡，不似电影中的僵尸模样。越南的技术准备充分，但战争期间，遗体保护工程还是相当艰难的：
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越南方面最初在距离河内30公里的一个热带丛林中修建了一个临时陵墓，并把胡志明的水晶棺藏在地下。不久后，越南发现美军在距陵墓2公里的地方投下伞兵，以寻找被越南空军击落的飞行员，于是决定迅速将陵墓转移到一个山洞里，并为此专门修了一条山路。为了确保转移工作的绝对安全，越南方面每修完一段山路，就让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走过一段，然后立即将这段山路毁掉，再修下一段。就这样，水晶棺被秘密保存在这个山洞里，直到越南战争结束。1975年8月29日，胡志明陵墓落成，水晶棺才被正式移入陵墓。”[35]
中国的条件虽然比越南好，但毛生前提倡火化，没有建造陵墓的计划，更没有预设保存遗体的遗嘱，也就不可能事先组织起伟大领袖遗体保存研究的专家队伍，中央仓促作出保存遗体的决定后，搞得科研人员措手不及，李志绥的回忆录写了毛逝世时，遗体处理人员无不战战兢兢的场面。其后中央组织一流专家成立攻关组，长期守在遗体旁观察研究，配制各种防腐方剂。至于现在腐坏程度如何，亦属国家最高机密，吾等凡夫俗子不便猜测。仅录一段网上资料以供参考：
可供瞻仰的遗体的永久保存，是一个巨大的科学难题，迄今还没有成熟的方法。为了遗体长久保存，在死后两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小血管冲净，然後注入福尔马林和凝固剂。毛去世後，对毛的遗体最初只进行了一般性处理，血液没有及时放掉。以后再想按部就班去做，已经不可能了。这就给遗体的长期保存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由此看来，毛尸的保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毛的水晶棺虽说是密封的，但工作人员不时需要将手伸进去替毛的遗体整理衣服，因此难免有细菌渗入。加上遗体长期暴露在气态中，更会加速细菌的污染。据参加过毛尸保存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朱培康透露，1999年，毛的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毛尸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毛尸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时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朱培康认为，按照中国现有的技术，可以将毛的遗体保存50年。[36]
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是50年不变质，对于中共科学家们可谓任重道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有过8具遗体保存工程，保加利亚、捷克、蒙古的都不在了，斯大林被赫鲁晓夫迁出了列宁墓，存世的是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和金日成。俄罗斯停止了对列宁遗体的拨款，使之成为民间资助的生物结构研究项目，一些人建议“把列宁送到北京去”，中共未敢回应，恐怕也是碍于技术难题。现在活的无产阶级导师仅剩下卡斯特罗，目前还没有关于他老人家身后如何保存的消息。现代科技日益发达，也真是把这些无神论的老祖宗们，折腾得死不瞑目，苦无葬身之处。与共产党造神运动不同的是，身为宗教之神的达赖喇嘛面对民主化的潮流，对政教合一和转世制度发出了改革的声音。有次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他时问道：“很多西藏人千里迢迢赶来看你，他们对我说你是他们的神，是四臂观音，是活佛转世，因此完全把自己托付给你，请问你到底是神？还是人？”达赖喇嘛回答道：
我是人，是西藏人，是个西藏的安多人。（哈……哈……哈）
问：但是很多西藏人却认为当你的手按在他们的头上时，很多人都高兴得流泪，好像得到一种加持，你到底有没有法力？如果真的有法力，为什么不立刻解决西藏人的痛苦？
答：我没有法力。西藏人会感到有一股加持的力量，是他们的信仰所致，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徒，而我，我也是一个佛教徒，我还是一个僧人，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的法力。但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则是西藏的转世问题。我可以一个比喻来说，我们佛教徒不会认为佛陀是神，而佛陀却是像一个老师一样教导我们在人世间去实践，我们便在实践中获得利益。我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因为西藏转世的制度，身为达赖喇嘛，西藏人便成为我肩上的责任。
问：在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你必须是一个救世的活佛，又是一个擅长斗争的国王，这在你的心里会不会产生矛盾？
答：这当中不会有什么矛盾，因为我之所以会担任西藏的政治领袖，是从宗教的角度而来，并不是代表某些政治派别或政治党派，我是以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为基础，是做为一种宗教的实践而来，而不是为了宗教的权力而来。如果是政治派别和团体来执政，那么做为一个释迦牟尼的信徒是很不合适的，所以我已经完全决定，在未来西藏获得自由的时候，西藏将顺应世界潮流，接受一些政治派别，那时我将完全退出政治。
问：是因为这样，你才会说自己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吗？请问你的意思是什么？
答：这又是另一个问题，达赖喇嘛的传承是在西藏历史的某一个时代中产生的，他也会在某一个时期消失，这在西藏与宗教文化中不是一直存在的。当时或现在做为达赖喇嘛很重要，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将来有一天可能西藏人民觉得达赖喇嘛的传承不怎么重要了，传承就会消失。如果人民真的这样认为，而这件事也在我的人生中发生，那么我将会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了。[37]
佛教认为佛佗是智慧的化身，达赖意为大海，喇嘛是上师，达赖喇嘛是有大海一般智慧的上师。佛祖也好，喇嘛也好，并不以超自然的法力来展示其不同于凡俗的特异功能，不是一群菩萨金刚在一起斗法，比赛法力的优胜。而是靠精辟的佛学教义传播普渡众生的大乘思想，救赎人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也属于无神论，佛佗没有创造世界，是肉身成道。耶和华、安拉是创造万物的神，耶酥是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儿子，穆罕黓德是安拉在人间的使者。共产主义号称无神论，领袖人物是肉身，却非要妆扮成神，这实际上已经背叛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宇宙由物质构成，物质循环不灭，宇宙无始无终。佛教认为宇宙万物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循环不已，亦有唯物色彩。共产党的无神论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不是上帝创造的。关于藏族起源问题，普遍认为藏人最初是由“神猴”与“岩魔女”相结合，繁衍出来的，这有似于进化论的观点。佛教既唯心又唯物，完全将佛教划入唯心主义哲学观是没有道理的。两者在基本观点上并无太大区别，前者是依据神谕和启示，后者是根据化石证据和化学研究。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四大皆空的道理也不是佛佗的创造，佛只是发现了宇宙间的真理。人人皆可成佛，佛性存在于众生之本体。成佛就是觉悟，佛（Buddha）意为觉者或智者，有广狭二义，广义为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诸佛之通称，狭义专指释迦牟尼。佛是一种破悟后的最高精神境界，超自然理念的精神体验，不似《西游记》中法力无边的灵山佛祖那样。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成佛即有金刚不坏之身，五蕴皆空，诸法空相，无相无住，心无挂碍，入涅槃境界，远离颠倒梦想，不怕一切苦厄。肉身可以腐朽，而灵魂和精神永存。佛学经典就是佛的不灭精神。佛教经典以宏大精深的哲学思辩智慧为僧侣或信众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无论是高僧大德，还是小家居士，尽可以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对佛学展开讨论争辩，并不拘泥于其它宗教对经典的那种一句顶一万句式的信从。经律论三藏构成佛学之宝库，佛经中也并不都是佛祖的教诲，合乎“三法印”者便是佛法。重在融会贯通，以求普渡众生，反对教条主义，甚至不诵经礼佛且呵佛骂祖的禅宗，也有其生存发展空间。惠能以一个不识字的山民身份，洞彻佛学精要，对般若智慧领会深刻，承受衣钵，居禅宗六祖之位。但佛学毕竟是宗教学说，宗教必然会有神格化的先祖，信众将释迦牟尼神格化，赋予更多法力，是佛教活动的需要。但重要的是菩提心，不是追求超自然的法力，大乘佛学的精要在于救世渡人。大乘佛教能历经磨难，盛行几千年而不衰，又由毕生精研佛学的达赖喇嘛弘传到西方自由世界，这决不是什么“阴谋分裂国家”水准的人所能达到的高度。个人当然有不可替代的因素，但佛教能与人类各时代融合，无疑是慈悲教义起了决定性作用。藏传佛教的佛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汉传佛教的学术成就，这缘于达赖喇嘛及其流亡藏人的不懈努力，建立起了高水准的佛寺和佛学院，培养救世渡人的灵魂使者。内地的寺院差不多都是些赚钱的商业机构，卖门票收捐赠，想尽一切办法弄钱，设置陷阱，敲诈勒索。少林寺80年代初时，一共有十来个和尚，一半是老人，靠28亩地过日子。释永信方丈接班后，利用电影《少林寺？的广告效应，大办武术学校，做生意办实体，经营十分火爆，资产增值了千万倍。方丈也是空中飞人，全世界飞来飞去，兜售他的“武术禅”，比达赖喇嘛还忙，俨然CEO一个。想当初菩提达磨祖师于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知耽误了多少赚钱功夫，凭他的名头，绝对能当上亿万富翁。少林集团当然很成功，若干亿元进帐，我们没理由反对，佛门也可经商，以敬三宝，回报社会，慈善众生，但不是一脑门子钻进钱眼里。出家成为求名求利的职业，其“武术禅”不如叫“钞票禅”更贴切。国内藏区的寺庙也有商业化的趋势，政府限制寺院向学术方向发展，规定寺庙僧侣人数，寺中成立寺管会，强令僧人批判达赖喇嘛，将佛教功能引向社会主义轨道，与市场经济结合，成为观光旅游产业。放任寺院向钱看，培养高级僧侣为既得利益者，成为百万富翁，纳入权贵体制，利用信众的虔诚及供养，变寺院为圈钱致富的工具，彻底瓦解空门的出世作用。释迦牟尼本为太子，按世俗观点够成功了，也不缺钱花，可惜不能脱六道轮回，离五浊恶世，入涅槃境界。佛佗目睹人生之苦，为拯救人类出无边苦海，弃家修行，静默沉思。那时从释迦牟尼到各级弟子，都是乞食度日，够吃足矣，不以蓄财为荣。如果佛经变成生意经，寺院搞成商业集团，僧侣变为世俗职业者，要佛教何用？还不如直接下海办公司，省却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回向”勾当。“回向”入世绝不是贪恋红尘，重归凡俗，重操旧业，一切向钱看。而是以洞彻底人生的慈悲胸怀，面对浊恶，心境坦然地做事做人，自利利他，发菩提心，帮助人们走出沉沦。佛教救世作用在于以追求来世的幸福来规范今生行为，以达到涅槃（脱离）境界的期望来化解今世的贪欲，创造和谐的人类社会。批倒批臭了达赖喇嘛，寺院的生存有了保障，却失去了精神道德资源，空余佛家招牌而已，除了紧跟政策溶入经济大潮，别无二路。建造佛寺的目的非为圈钱，是要拯救灵魂，佛寺混到这种地步，国内佛教现状着实令人忧愤。藏传佛教在国外一天天进步，从政教合一中走出来，回归心灵修持的本性。中共却仍然故我，死命维持党政教合一体制，又严密操控班禅和其他活佛转世系统，深刻介入僧侣生活，极力将喇嘛们推向经济竞争，以搞活经济为名，僧侣到处拉赞助傍大款，将佛教引向堕落。达赖喇嘛都不想转世了，中共却决不放弃为之所用的转世仪轨，所谓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如此而已。
七、走向衰亡
权延赤写了本书，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把毛主席请下了神坛；意犹未尽，接着《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出笼，把周总理也请下了圣坛。一神一圣下台，恢复了他们的凡人面貌，社会上广为流传，作者亦自鸣得意。这就是不懂共产主义是宗教的原因，共产主义是思想，同时又是暴力革命运动，是以建立共产极权统治为目的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它的组织体制类似于教会，要靠武力传道，领军人物没有神明一般的绝对权威是难以号令信众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称上帝耶和华为天父，耶酥基督为天兄，自居天父次子之位，自称道成肉身，入世救人。还仿照耶酥复活升天，只是没敢钉在十字架上，躺在床上玩了个搞笑版的七日复活游戏，唬得愚夫愚妇们忙不迭加入他的“拜上帝会”，洪得以创建“太平天国”政权。[38] 太平天国是典型的神权政治，政教高度合一，皇帝是神，神是皇帝，合二而一，众人都置于神权政治之下。共产党的唯物史观认为农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大肆歌颂太平天国革命。这种观点纯属扯淡，神权政治是中世纪的模式，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冲破了神权统治，走向工业文明和民权政治。因为中共也是农民造反，也是由“大救星”毛泽东建立了神权政治，在共产神坛上，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天兄，毛泽东座次在斯大林之下，所以才对太平天国神权政治大加赞赏。毛泽东的革命不简单等同于历次农民革命那种利用神道号召群众的低层次起义，而是一整套马列主义教义加他自己结合古代儒家、法家、兵家思想，以及帝王权术谋略和实用哲学混杂而成的革命运动，尽管毛本人也曾否认他是神。这种革命只会导致一个结果——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中共权力是政，马列毛思想是教，党的领袖毛泽东是神。政以教为基础，教以神为根本，教政神之间互为依托，神坛与政坛密不可分，否定了神，教便成无神之术，动摇共产国教地位。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评论神的代言人时说：“他最接近于上帝，是神的律法的最高的解释者；他把神的回答传达给人民，并且为他们向上帝求恩。除了这些特权之外，如果他有统治之权，他就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绝对君主；但是，对政府而言，他只是一个公民。”又说：“那些运用或操政权的人，总是想法子用一种外衣以掩盖他们的强制的行动，让人看起来这种行动像是合法的。让人民相信他们的行动其动机是善的。若是他们是法律的唯一的解说的人，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39] 神的代言人因为接近上帝，也具有神一般的地位，就象旧约中的摩西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都是神格化的人。毛泽东是神的代言人，独占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人民的神灵和帝王，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共产神权政治中便享有至尊的祭位。人人尽知毛泽东罪恶滔天，但无人敢于摘掉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无人能改变天安门广场变为毛泽东陵园的现实，肉身渐朽，神威仍在。满清帝后的陵墓在远离京城的东西两地，毛泽东的遗体占据北京城中轴线的中心点位置，睡在中共统治中心的风水宝地。莫斯科的红场是列宁的坟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是毛泽东的墓地，共产党政权的专制风格如出一辙。毛泽东不仅是帝王，更是神，死去的神也是不能远离地理中心地带的。这同时也向中国民众宣示：毛泽东不是一具僵尸，仍然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加神明，是保佑红色王朝一百年不动摇的政治象征。自古京城乃龙脉所在，一座亡灵碑矗立在广场，一具水晶棺材摆在首都中心，现在不远处又增加了一个貌似巨大坟头的中国大剧院，观众从水下通道才能入场，一似行在黄泉路上，其愚蠢和对中华文化的风水建筑学之无知世所罕见。搞个西方式的奥运会还要玩一大堆吉祥物，在自己国家的首都却非要搞一些不吉利的永久建筑，我们只能用利令智昏来形容猪一样独裁者。所以，中共以教立党，以党治国，国教受怀疑，党便无理由长期霸占政坛。权延赤把神变为人是帮倒忙，与李志绥医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样，同属“灭佛”行为，虽然出发点完全相反。依此类比，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与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正一反，一个拍马屁，一个写真实，也使周恩来的菩萨地位一落千丈。毛泽东列九五之尊，他是马列版的中国皇帝，不同于古代帝王。古代帝王是世间最高统治者，但不具有神权，不能主宰臣民的精神世界，臣民的精神要靠上天和孔孟教诲。君权神授，皇帝头上还有天道，不能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梁武帝一生笃信佛教，曾数次舍身同泰寺，大臣要动用巨额的国库银子赎他出寺庙，但他也不敢自称是佛，坐享人间香火，也不能直接将国库变为寺院银库。毛是政教合一的帝王，集权力和真理于一身，化帝王与神明为一体，变共产党为“毛家祠堂”，充分享受臣民和教众的顶礼膜拜。
对政教合一的认识上，胡温的确比邓江知趣，到西柏访延安，重上井冈山，重温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光辉业绩，绝不允许党的出版物对毛有半句非议，也不准民间公开反思文化大革命，重新树立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新一轮的造神运动，树立毛泽东与中共在年轻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当政者很清楚，共产党的钱够多了，文革后的经济危机早已过去，根本无需在政治上玩什么新花样，稳住江山就享用不尽了。常言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对共产党来说是送神容易请神难，破除迷信一但开了头，对于已被民众认知的共产邪教再想恢复原有的神圣感，非人力可为。列宁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地位极高，有关列宁在幼年就如何伟大的官方宣传也极多，一旦破除迷信，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颠覆本国政府，如何镇压了曾参加过十月革命后来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波罗的海舰队官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又死于梅毒晚期的痴呆症云云，便流传天下。有报道说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与其仆人有私生子，而马克思和燕妮的伟大爱情故事曾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经典教材。毛泽东的党内外的大屠杀，个人腐烂透顶的私生活，宁愿中国人饿死也要支持中共的小兄弟党，如何取悦斯大林出卖民族权益等等丑事逐渐曝光，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也就荡然无存。宗教的威力在于信仰，在于对神的顶礼膜拜，信仰和膜拜消失了，共产教义的威力就得靠暴力机器维持。江泽民不用提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层次，胡锦涛登台后，马上高调宣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非常骄傲地把请下神坛多时的毛又摆了上去，重新祭起毛泽东思想大旗，将中共的历史罪恶恢复原来的神圣包装，每天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与新闻毫不相干的中共先烈奋斗的经典故事，大肆宣扬毛发动的数次内战，不厌其烦地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把还在世的老一辈人包括过气的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请出场，轮番讲述他们在党培养下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开始新一轮的造神洗脑运动。因为胡锦涛十分明白，共产党的绝对地位不容动摇，就必须维护其宗教特色，这与中共的命运息息相关。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让共产党第一代神明毛泽东重放光芒。也就离不了众多小神小鬼重振威风的作用，让他们享受更高的待遇，过去英雄模范主要是荣誉称号，现在用重金加高官引诱，来扩大英模群体的感召力。
可是信仰危机不会因此而好转，毛泽东的暴政造成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非正常死亡，为法西斯与共产世界之最，这已经是遮掩不住的事实，再把他老人家重新塑造为“救世主”，这比把希特勒妆扮成大熊猫还要困难，只能“从娃娃抓起”，从头再来。只可惜全中国人人当傻瓜的时代正在过去，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事，不是中华民众的选择，大神出场或小鬼当家并不能维持政教合一的统治于长久。因为信众的热情不再，甘当小鬼的人也在减少，能象杨利伟和刘翔那样拿上百万奖金大出风头的人究竟太少。一年一度的学习雷锋月，雷声大雨点小，走走过场而已，民谚云：“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说明雷锋仅仅是一个牌位，不再扎根驻留人心，用得着时拿出来祭祀一下，享用些“冷猪肉”，用完后存入库房。大人物无不贪污成性，热衷于包养二奶，子女拿外国绿卡，叫小老百姓学习雷锋精神作无私奉献，向领导奉献忠诚，凭什么？雷锋的牌位虽在，可神圣价值消失了，除了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上街给自行车打打气，为路人量量血压，帮孤寡老人擦擦玻璃，以示靠近党组织，响应号召，接受考验，再无人对小鬼神顶礼膜拜的热诚。不拿英雄模范做搞笑的材料已经不错了，雷锋同志能充当神坛上的牌位相当不易，甚至比他的领袖们还要强些，学习雷锋活动能维持到现在，说明人们对“好人好事”仍有一定的认同。其他英雄模范久已被人遗忘，笔者在罗列那些典型人物时亦搜肠刮肚，勉强唤醒沉睡了多年的记忆。也在于雷锋是普通一兵，如果他是比孔繁森还高的省委书记，或军头将脑之一，是“四大名爹”子女，早就被民间遗弃了。中国自古就有许多英雄楷模供人们效法，孟母三迁，桃园结义，岳飞抗金等等。自古有推位让国、四大五常、孔孟教诲、佛道戒律之类，此一类宗法传承，延续道德，不是光靠英模治国。眼前社会道德体系全面崩解，不是因为模范太少，而是信仰危机的体现，小鬼当家做不了救世主，挽救不了共产主义的沦落，也抵御不了自由民主浪潮的汹涌冲击。
在洗脑机器运行中，歌颂毛泽东是最为关键的操作规程，树立起高耸入云的图腾柱，营造毛泽东崇拜的炽热气氛。毛泽东缔造了党和军队，缔造了中共政权，是共产党永保其统治地位的法统来源。通过革命歌曲、革命样板戏、红色经典影视、革命故事、革命英雄或烈士图像、各种革命领袖人物和革命战争纪念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等，建构出关于中共革命历史的“源叙事”，以达到再现和唤醒“革命精神”的目的。中共历史叙事的社会化作用在于其具体体现了一套特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中共主导并掌握着关于中国革命的唯一合法叙述权，至于这套叙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则不予考虑，它无须对历史负责，只关注政权的稳固。这种革命叙事将一个消逝于时空体系中的历史神话化，将其蕴含的政治意图概念化，转换到现实的时空体系中，来构造对革命实践的诠释与政治文化结构间的“契合性”，达到二者互证的效果。试图从历史的内在逻辑来证实历史上合法的东西今天仍然合法有效，舍此别无选择，非此全是罪过。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历史叙事，为封闭社会的成员提供了感知过去历史的捷径，使其中蕴含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内化到成员的思想中，提供规范性的集体意识指南。毛泽东革命的合法性即出于此，传承这种合法性也就为后代执政者的合法性开辟了理论空间。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之所以紧急刹车，就是发现了非毛化运动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再搞下去，一定会从反思毛泽东的革命史导向置疑共产革命的正义性，掀起非共产主义化的启蒙浪潮。所以才用“不争论”方针躲避诸多历史麻烦，也避开了理论黑洞，从而模糊全社会对是非曲直的认知，保障洗脑机器的有效运转。胡耀邦之所以被黜，原因之一就是思想解放搞得远了些，使民间社会对共产制度开始产生怀疑，引发学潮，邓小平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就非下台不可了。邓看到了这个危险倾向，一旦民众对毛泽东革命史的“源叙事”公开问个“为什么？”并借助难于封锁的现代传媒来努力寻求历史真实，中共重新开动洗脑机器就是件事倍功半的事了。这就是江胡政权无法回归共产神圣的原因，尽管胡锦涛及储 君习近平都试图向左转，容忍极左势力回潮，加热久已清锅冷灶的革命熔炉。但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共产主义已是半心半意，决不愿回到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正是这些人。普罗大众的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每年发生十余万起群体抗暴事件，矛头指向极权体制，洗脑机器的功效大不如前了。但孟德斯鸠说过：“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中国人被洗脑久了，习惯了受奴役，对自由思想反而产生了抗体，他们也会愤怒，然一旦得到些许眼前的好处，便又沉迷于“明 君政治”的梦幻里，安然自得了。温家宝不过说了几句政治改革的空话，毫无实际步骤，许多文人学者便又多情起来，想入非非了。我们从刘晓波之辈的民主人士奋斗史中，已经看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本质。中国人自我解放的道路，遥远漫长。
注释：
[1] 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此症状通常有四个条件：（1）
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通常斯德哥尔摩症会经历四个心理阶段：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2.害怕：垄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见维基百科。
[2] 引自《南方周末》。
[3]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四章。
[4]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5] 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六篇。
[6] 同上，第三篇。
[7]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一章。
[8] 《西行漫记》，P260-263。
[9] 希特勒著：《我的奋斗》，下编第六章。
[10]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篇。
[11] 笑蜀：“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sixiang.com/
[12] 同上。
[13] 跋热·达瓦才仁著：《血祭雪域》，第四章。
[14] 班旦加措著（廖天琪译）：《雪山下的火焰》，第四章。
[15] 丹增华白尔（扎益活佛）著：《我故乡的悲惨史》，第二部分第七章。
[16] 唯色诗八首，《西藏通讯》2004年总第48期。
[17] 唯色：拉萨浮世绘，《西藏通讯》2005年总第54期。
[18] 沈志华：溥仪一行是怎样从苏联回国的——来自俄国解密档案中的历史证据，沈志华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
[19]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20] 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九章、新的一章。
[21] 法 鲍若望著：《毛泽东的囚徒》，P37-38。
[22] 金源著：《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第35章。
[23] 《毛泽东外交文选》，P438。
[24] 《毛泽东外交文选》，P460-461。
[25]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
[26] 引自阿波罗新闻网www.aboluowang.com/life/data/2009/0424/article_31314_1.html
[27] 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0221/article_15772.html
[28] 曹长青：“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0303/article_15855.html
[29] 《列宁全集》第12卷：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P93。
[30] 中共的导弹核武器技术基本来源于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援助，从工程设备、技术人员到图纸资料，都是苏联提供的。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但设施技术留下了不少，是中共搞导弹核武器的基础，钱学森仅起了一定的作用。说钱是“航天之父”，不过是为了否认苏联作用的政治宣传而已。
[31]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张海迪的著名报告文学《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获得广泛反响。之后，中共决定将张海迪树立为宣传偶像。张海迪得到了两个赞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3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33]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3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译本第8卷，P252。
[35] 中国前驻越南大使李家忠：胡志明遗体保存秘闻，摘自国际在线网站。
[36] 王自勉：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摘自博讯（www.peacehall.com）。
[37 《达赖喇嘛问答录》，参见西藏之页网站（www.xizang-zhiye.org）。
[38] 秀全尝患病，诡云病死七日而苏，能知未来事。谓：“上帝召我，有大劫，惟拜上帝可免。”凡会中人男称兄弟，女称姊妹，欲人皆平等，讬名西洋教。自言通天语，谓天父名耶和华，耶稣其长子，己为次子。嗣是辄卧一室，禁人窥伺，不进饮食，历数日而后出。出则谓与上帝议事，众皆骇服。《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二，洪秀全。
[39] 荷兰 斯宾诺莎著：《神学政治论》，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P23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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