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党富民穷
一、贫困根源
中共政权这部专制机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绞肉机，它绞杀了数千万生命；其次是洗脑机，培养了亿万知服从不知权利的共产奴仆；更是一部巨大的榨汁机。中共机器将榨汁功能发挥到极致，先后利用国有制和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劫取了巨额国民财富，又在市场化过程以高税费、高通胀、高房价榨干了中产阶级，用准入限制垄断资源、垄断市场、滥发股票、滥印纸币、银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疯狂融资抢掠国民财富。用高电价、高油价、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车及食盐烟草专卖等一系列垄断方式榨取民间社会。它霸占着一切自然资源，售之以高价，用强盗手段养肥国有企业，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独办电视报刊，独霸电信电话，独揽互联网接入，甚至用速度仅为标称网速十分之一的假宽带欺骗用户。社会共同财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也在其垄断之下，用高价门票勒索游客，或用铁丝网圈占著名海滩山头，修建中央各级高干疗养院，再用纳税人的钱来贴补运营成本，让红色贵族享受免费服务。用暴力征地拆迁大规模征用土地，低价征地，高价卖出。乃至用高教育费、高医疗费、高殡葬费挤干了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所以民间有顺口溜说：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下岗儿下地；病不起，治个感冒两千几；活不起，一年辛劳四千几；死不起，火化一个一万几；葬不起，墓地几万一平米。[1] 近两年的物价更是没命地疯涨，一套房子几百万，动一次大手术动辄几十万，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涨到了几十万，北京的重点中小学择校费竟然也有高达几十万元的。有人统计，在北京养大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按现有最低标准，要花费50万元左右。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这即是平民有“尊严”的“奢侈”生活，中共经济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总是鼓吹中国人已经跨过小康水平，呈现出一派盛世中华景象，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世界上真有这种国富民穷的“盛世”吗？有这种让人恶心的“伟大复兴”吗？然而这种“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为国富民穷的实质就是党富民穷。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则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本算不上国富，按GNP计算还要减一半，依然是穷国一个。但共产党实实在在处于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时期，中共政权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它是无疑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政党。中共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一个绝对自利型的政党，长期霸占着国家政权，漠视国民福利，民众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
依照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即为贫困人口。中共的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一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生活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中国农民基本上都是贫困人口。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称，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贫困人口为5000万。但按照2011年9月实行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参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仅够维持一个人的低水平生活，几乎没有养家能力，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纳税起征点的提高，等于随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蓝皮书。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约有9亿劳动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于低收入线。也就是说，3500元不过是条温饱线。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将近98%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穷人没有享受到高增长的好处，但在恶性通货膨胀面前，穷人却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人用于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价轮番上涨而损失了四成的购买力。消费水平从温饱线迅速下滑，草根阶层连最基本的猪肉也买不起了。在中国的大城市，月收入不达万元，根本算不上中产阶级，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属于穷人，不要说买房，连付房租都很困难。香港单身人士的年薪俸税的免税额是108000元港币，超过的部分才纳税，年收入50万以上的28万人承担了薪俸税总额的87.4%。内地的物价水平已超过香港，由于消失了中产阶级，工薪所得税主要还是由穷人来交。让人愤怒的是，诸多学者愤青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动人话题，畅叙如何拯救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豪情，一幅繁荣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获食物券，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收入的130%。此外还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子女上学的免费午餐等等。中国城镇贫困线目前是2009年确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月收仅为100元。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标准：日收入2美元才是贫困线，日收入1.25美元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用于非洲等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提高后的贫困新标准，仍不到国际极端贫困线的一半。即使是新标准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货膨胀吞掉了，仍然是一条赤贫线。那些敢于讨论让节衣缩食的中国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国和欧洲的家伙，不会关心谁来拯救中国穷人，他们是社会上最恶心和最没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穷人，中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富人，这就造成中国用本该照顾穷人的福利去救济美国穷人，让美国穷人不穷，让中国穷人更穷。甚至间接救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购买高风险债券填补窟窿。何况中国数十年来一直在用低价商品和外汇债券不停地“拯救”着欧美经济，并不存在是否应该拯救别人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济总量2010年达40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资本。但民生建设不足，贫困及极端贫困现象也普遍存在着，据世界银行的报道告，按照国际贫困标准（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作为木桶理论的短边，这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作用，整天吹嘘和谐社会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中国每天不足一美元的赤贫人口仍有1.5亿人，很多前些年脱贫的人又纷纷返贫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后安哥拉一位，领先萨尔瓦多一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10倍，达到37800美元，美国人均GDP则为42240美元。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全部实力，相反，却能掩盖着很多东西。外国投资在中国投资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4以上，而中国对外出口的50%是外资企业所拥有的。从GDP上看不出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1202万亿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世界平均为9218美元。仍属于贫穷落后国家，与一些非洲穷国为伍。但中共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财政收入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着。2011年前8个月，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财政年收入超过10万亿已成定局，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8.9万亿和增长8%的目标。政府收入数倍于经济增长，只能用横征暴敛才解释。有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数据计算，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商品价格中的税收成本分别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15国的2.33倍。水涨船高，按照百分比，物价越高涨，税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货膨胀中不断获取高收益。
中国人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政府高税收征来的钱哪里去了？我们简单比较一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为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人民币，广州GDP为10604亿元，征税3379 亿元。香港税收占GDP的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 213亿元，占税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发每人6000元的大红包，深圳广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钱，花不完的钱用来举办亚运会和大运会等面子工程。中国公民不能享受免费医疗，中共却在国外慷慨无度，数十年如一日，派出常驻医疗队，为非洲国家开展免费医疗。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截至05年底，减免44 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据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等等灾害频发。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2010年8月，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同时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更为可恶的是，中共一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毁民办的外来工子女学校，导致大批农民工子女失学，一方面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牵头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营企业家大举劝募，为“希望工程走进非洲”捐款。计划在10年内于非洲各国贫困地区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每所150万元人民币，冠名捐建形象样板小学，每所500万元人民币。[2] 不但为贫穷国家免费建设学校，还在发达国家大力开办“孔子学院”，建立网站，中共都是一掷万金，从不吝啬。
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实际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许诺，对私有财产的彻底抢劫掠夺，再通过“全民所有制”这种伪公有制将社会财富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形成一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党有制”——共产党独占一切的产权制度。因为中共政权是“党和国家”式的党国体制，党产国产不分，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是虚伪的骗术，其“国有化”进程就是“党有化”过程。共产党霸占了领土主权也就独霸了全国土地资源，土地上的一切产出统归共产党支配，在毛泽东时代称之”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化改革中，是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和垄断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将最大份额的国民财富圈占为红色贵族所有。党对全民财富有着绝对的支配权，用来满足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漫无止境的需求，由于全民的政治和财产权利被彻底剥夺，中共无需征求国民意见就可以自行处置“全民财产”。但共产党支配全国财产并无法律依据，未经全民选举的授权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国有制”或“党有制”并没有区别，因为“公有制”与公众无关，与国民无关，也是党有制的变称。中共的支配权是用党权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党的政府，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再用党的军队来保证红色政权及其党产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夺是通过枪杆子实现的。在城镇是用没收资本、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土地产权是操控于地方党政体系。国有土地不必说，集体土地也是党有制，集体成员并无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如果国家要征用集体土地，农村集体组织只有协助义务。国有化和集体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强权体制下的产权制度变革，国有化的完成标志着通过暴力建立的共产政权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国民资产的实际占有者。由于共产主义赋予了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共产党在占有国有资产的同时，也占有国民资产乃至个人资产，可通过国有化或没收私人资本及强行征用个人财产的办法来实现党国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在城市又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但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党仍然是国民财产的最终支配者。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提升了中共经济统制的合法性，从而形成了一个集政治权、财产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权力阶层的社会政治经济统一体。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里，公有经济是通过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经营的，是为“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公有制运作是通过“党和国家”委托各级政府，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党和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分级管理方式将党国资产层层转托给各级政府法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法人代表（官员）通过任命厂长、经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企业法人代表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法人没有产权，资产的所有者是政府。乡村集体组织的土地产权也是名义上的，以县乡政府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农村的集体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时，集体组织没有抵抗权。因为党和国家拥有领土主权，共产党始终认为统治权与产权是一体的。中共政府实行代议制，各级人大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名义上代表国民管理全民资产，但一党体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皆为党政系统的人，党管干部（公务员）的法律架构使得人大机构及也置于党权之下。虽然有针对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条款”（先前选举法规定是八分之一条款，现在上升到一人一票了，仍然是纸上游戏），农民个人享有四分之一政治权利，但农村的民意代表全是党意代表，农民不可能通过人大代表制度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权和对集体土地的最终支配权。失去国民监督的资产管理权，好比从不检查审计的会计报表，不过是玩弄大众的统计数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沦为荒唐的笑谈，实际操控权早已落入各级官员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断流进个人口袋里，形成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共产党抢劫了国民财富，宣布为全民所有，再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办法来化公为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贵族所有制”。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实际上却是消灭了全民私有制，变成了共产贵族的私有制。这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却是共产革命的逻辑性进程，用枪杆子说话的共产主义是不会选择其他制度结果的。
在中共的建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抢劫，第一次是没收土地和商业资本，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人民公社三极所有）为名义，建立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体制；第二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由权贵集团瓜分国有财产，壮大红色贵族资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结来恶意推高房价地价，用金融资本市场以及高通货膨胀率并辅以高税赋高物价全面抢劫国民财富，让中产阶级变穷，让穷人更穷，国民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红色贵族手里集中。每一次抢劫都伴随着大屠杀和大迫害，毛泽东时代杀了几千万人，邓小平时代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江胡时代镇压法轮功及失地拆迁的穷人，关押良心犯，严厉打击一切不同意见。共产革命及其经济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共产党的权力，都是瞄准了国民财富，最终目的是实现红色寡头专制。抢劫掠夺，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或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人类发展史上最恶劣的“中国模式”。这是公开的秘密，舍此之外的一切辩解和说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也许有人说，人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但你要明白，共产党之所以允许经济的部分市场化，正是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权力市场化催生的大批红色贵族是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全面垄断了资源和暴利行业，牢牢占据各产业链的上游，也必须让市场低端的民众随市场流动起来，争取温饱水平，才能掠夺更多的利益。权力导致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红色贵族的财富来源，如果权贵集团没有现实利益，它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动力。近73万亿的M2（广义货币）使政府和国有部门资产膨胀，土地价格上涨，红色贵族的资产头寸急剧膨胀，在流动性急速扩张的能量下，最终汇流形成一个巨大“堰塞湖”。导致民间资产萎缩，中小企业破产，压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二、两极分化
根据波士顿谘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另据中共五部门的统计，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余亿元。亿元户中91%是高干子女。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30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已逾450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是公开的数字，红色贵族更多的私人财产是灰色的，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更是无法统计，据“维基解密”网站称，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3] 红色贵族的财产来源于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是以掠夺国民财富的办法获取的。正如学者何清涟所说：
……中共牺牲了数千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权力将“公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依然处于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污腐败比60年前更上一个台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只是夺去他们土地的并非地主而是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彻底打破了形成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缘的部份无产者（即中共“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阶级，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4]
中共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也迅速催生了一大批党政军贵族。据2007年的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在财富的积累中，股市、房地产、资源型企业和金融行业，尤以房地产对民众的掠夺最为严重。同时，社会分配与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从03年至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其中58％用于供养党政人员约7000万人。自2001年以来数次给公职人员加薪，每次增幅不低于15％。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主要覆盖党政人员，医疗费用的80％是为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的情况下，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底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幅大大低于GDP的增长，还要自付教育、医疗等费用，一多半的人没有养老保险。学者称中国社会是倒T字型结构，很有道理。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比全部国有企业交的税还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50%。这说明中共除了高税收，还有巨大的垄断资产收益，不是没有钱改善民生，而是民众没有投票权来制约政府的横征暴敛。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高的国家，中小企业各种公开的税赋占收入的五六成，还有各种隐形税赋，只好靠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这也是劳工贫困化的一个因素。与中小企业艰难生存情况相反的是大型国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实现净利润8522.7亿元，比上年增长42.8%。其中三家石油巨头净利润占三成，移动通讯和电力企业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业报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现下滑，银行却旱涝保收，16家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1.66万亿元，超过西部六省同期GDP总和。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同比增长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赚25亿元，工行日赚6亿，雄居行业霸主。以至于有些银行利润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这种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一些上市国企高管的公开薪金收入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挥霍的财富，这些垄断者的实际收入决不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垄断就是掠夺，保证国企暴利在于挤压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共集团的财富就是民众的血泪。中国有反垄断法，但专制政权本身就是垄断的，为了维持政治经济的绝对管制，任何反垄断法律的实施都是权宜性和表演性的。
与多数人的贫穷相对立的是少数人奢侈，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资料，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27.5%。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6.5亿欧元，蝉联法国“购物王”称号。中国人到了香港和欧美等地，都以“扫货”方式购物，其豪迈程度令全世界震惊。除了少数人暴富，国库里的钱也是越来越多了，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中共在掠夺型经济增长中暴富，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数千万失业半失业的群体。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却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年来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3亿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党政官员消耗的国民财富更令人吃惊，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一年高达1万亿元以上。另据CCTV《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三公消费”已高达一年1.9万亿，占行政开支的60%。[5] 中共执政集团的“少数人通吃”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称：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们挤占了，那些无钱就医的穷人只好瞪着眼睛死去。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如2003年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约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为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1389亿元，参加医保人员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20元，连看一次门诊都不够。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医保支出为882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3%。中国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而印度为5.2％，美国为13.7％。财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在“少数人通吃”的法则下，“红色贵族”占尽先机，民众享受到的实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国有名义上的医疗保险，但其实都是假的，因为医药产业是暴利行业，中共从中获取的利益远超过其支出。如心脏起搏器或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贩毒的利润。且很多项目是自费，不能报销。心脏支架一类的医疗用品、药品要进入医院，不仅要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认中标价与供应商，其定价与收费还须经物价部门审批。但无论是地方发改委、卫生主管部门还是物价部门，以及相关的个人，都从这条黑色利益链条中获取了暴利，价格自然不断高涨。哈药六厂是一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属企业，属于国有企业，仅生产普通药品，但它的办公楼竟然参照凡尔赛宫的装修风格，建造成一座富丽堂皇的现代“皇宫”，可见其行业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谓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补贴55块钱，如果个人每年缴100块钱，等到退休的时候，55元加上个人账户，一个月仅有七八十块钱。农村的新农保也是这样。靠这么一点可怜的社会保险只能是饿死，还是等于居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这种社会保障纯粹是骗人的东西，共产党却宣传已经全覆盖了。中国的养老制度是劫贫济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农民工，10%是本地户籍人口，农民工离开时只能取回个人账户那部分，社会统筹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一回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还是等于没有养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经积累了90亿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保障了党政官员，因为政府公务员是无须个人交纳社保的，退休时却能享受高额养老金。对于整个养老体系来说，有学者说社会保险其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即下家交了钱给上家用，必须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统才能维持延续，否则就会崩溃。现在的问题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60岁以上老人已占总人口的13.26%，为1.78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老龄化趋势使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日益减少，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越来越多。一旦下家的交款无法应付上家的支付，养老体系瓦解，就只能是推迟退休年龄或加大财政补贴。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挪用去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一直处于空账运行状态。2010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954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2%，而发达国家的退休金一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经济增速高时，社会养老勉强维持，一旦经济下滑，情况又会怎样？
专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来保障红色贵族的利益，保证特权阶层的最大利益。中国人手里没有选票，便被劫贫济富，养肥那些共党官员。美国大选的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算，中共19000亿人民币的“三公消费”大约相当于97.44次美国总统大选开支，且大选费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国没有人权，两极分化必然呈现出利益向上层聚集、风险向下层积聚的趋势，这是中共30余年经济改革的走向。更多体现在官与民的比较中，商业富豪也多有权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沦为纯粹的“自利型”集团。它本身消耗着巨量的国民财富，又没有民权来制约各级官员个人的巧取豪夺，中共遂成为大众贫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盖党政人员，在住房和医疗保障方面享受特权，政府财政收入也基本上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众是“负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党富民穷”样本。由贫富分化问题导致的抗争抗暴也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官方统计局善于玩弄数字游戏来展览改革成果，力图掩盖社会矛盾，例如工资统计只计算吃皇粮的，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因为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国平均工资，总是与现实相距太远，百姓总是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无比。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夺的同时，官员又享受着的巨大的实惠，如北京房价为全国之最，中心区房价已升至每平米四五万元，所谓“公务员”的购房价每平米仅有几千元，仅为市场价格十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官员们通过高地价和高税收从房地产市场榨取了暴利，将民众逼入高房价的死胡同，将体制外的中产阶级整体消灭掉，变为“中惨阶级”，官员个人却却能逃避高房价和税收，两头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在4%以下，但实际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因为登不登记对个人没有多少实际利益。马路边摆几斤菜卖，被城管追得乱跑，也可以算作就业。至于农村的失业率，在中共眼里农民连登记的资格也没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178个国家中，挪威、澳大利亚、荷兰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属于甚高的人类发展地区，次于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排名第101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世界经合组织公布的全球41个国家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中国的 “生活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丹麦、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国居第12位，排在最后但在中国之前的国家有匈牙利、印度、爱沙尼亚、俄罗斯等。国外的统计不一定精确，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要准确得多，民众总是在“被增长”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房价和石油价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官方虽然将通货膨胀率认定在5-6%的水平，而实际通货膨胀率至有20%，为经济改革以来的第三波恶性通货膨胀，连一些非主流农产品如茶叶、绿豆、大蒜、生姜、苹果之类，都成为疯狂上涨的投机品。前两次的通货膨胀是物资短缺所至，第三次则是巨量投机资本寻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恶意推高地价和无限制的投机信贷所致。与前两年相比，M1货币供给扩张了56%，M2则扩张了53%，游资充斥，纷纷拥向房地产，将房价推至巅峰，又不断寻找新的投机品种，带动资源类和消费类商品大幅提价，刺激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又一次空前规模的抢劫，明显带有“劫贫济富”的目的，政府通过恶性通胀抢劫了全民财富，党政军统治集团获取巨大的利益，而绝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资收入的中产阶层被整体消灭，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业大学生的影响最大。近几年，无论是就业规模、收入水平，还是中产家庭资产，都面临严重萎缩状态。由于权贵集团的巧取豪夺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会福利）严重倾向于体制内，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出现不断扩大趋势，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垄断行业和房地产投机催生一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社会加速两极化，“贫二代”数量增加，社会地位呈现明显的世袭化倾向。9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城市低收入与贫困人口快速增加。这一时期不仅因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直接引发了下岗与失业问题，政府救济不力又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伴随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据台湾东吴大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真实城镇失业率=公开失业率+隐藏性失业率+下岗工人失业率+农村流入失业率= 17.38％，按人口2/3就业算，失业数为1.62亿，有专家指出这还是保守数字。温家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对外国人承认，中国有2亿人失业。在经济增速不减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是缘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在2009年掀起的“国进民退”大气候下，大型国企越来越肥，中小企业不断衰退。工信部官员透露，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而1993年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业寿命缩短的同时，国有企业垄断性不断增强，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政府在信贷、税收和准入方面向国有企业倾斜，但国有企业的壮大却起到压制就业的作用。在市场条件下，中共显然采取了反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将资源和财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执政集团手中，就业问题从来不是优先考虑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城市贫困现象日趋复杂化，特别是城镇中的流动贫困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部分人中又以流动性大的农民工为主，目前约有1.2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动人口因其文化素质较低，无固定职业等因素，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城市居民。由于流动人口女子的义务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关系在户籍所在地，农民工家属子女在迁入地基本得不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农民工是单身和短期流动，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响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顾等诸多痛苦。农民工的法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所从事的往往是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非正规就业工人享受不到一般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就连基本的劳动标准也难以达到，比如工时、带薪假、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三、自利政府
中共政权更象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级垄断，用权力来垄断经济和民生命脉，其盈利能力便无所匹敌。这种“市场经济”是嵌入在政治威权结构之中的伪市场体制，它既可以由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和市场获得超常回报，也同时借公共权力直接获取利益，并生成寻租能力。计划经济可以让共产政权掌握权力财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将资源垄断结合一般商品的市场化，红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品牌企业有88个，大多数为国家投入巨资的国企，其巨额利润的八成来自垄断性经营，而并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产效率仅有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一，但其利润在中国却是首屈一指的。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因垄断国企大多由“太子党”把持，无人能追究其责任。所以在这个伪市场体制下，国企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就业率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但职工总收入却占全国职工总收入的65%。那些国企高管更是拿着上千万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难以统计。例如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每月交际费竟高达200万。官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份研究报告称，2010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则为50%。另一方面，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为70%。中国正在走一条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的增长道路，简言之，就是以消灭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来催生暴富阶层的少数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标志是白领被消灭了，红领壮大了，红色政权的经济增长使“公务员”的新阶级成为一个特殊的“红领”群体。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不但包括党政军官员，还包括依附于这些红领的寄生群体，比如秘书、司机、保镖及小蜜一类，甚至包括民主党派。党政军官员原本就是社会的寄生群体，但依附于寄生集团的寄生群体同样庞大，也有数千万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界定，“公务员”大部分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系统，其中“党务员”占了很大部分，这部分人的工作是党务，没有公务可言。一个正常国家里，政党是不由纳税人养活的，包括执政党。而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两者的工勤人员和退休人员、农村部份领补助的村组干部，目前规模约为5000万人，加上挂靠在各级部门里的编制外人员，至少有7000万之巨。即使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年供养金是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人均收入的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这还是共开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种名目的行政收费和乱收费乱罚款，以及收受的贿赂利益，“党务员”和“公务员”的供养水平，更是城乡居民的数十倍之多。为了养肥庞大的官僚集团，财政收入屡屡超出预算。全国人大财经委测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规模为10006亿元，2006年超收达到3920亿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亿。即便在全球经济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亿的超收。伴随经济好转，超收进入疯狂阶段，2010年超收刷新纪录，达9172亿元。2011全国预算收入是89720亿，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完成81663.3亿元，全年将达到103700亿元，超收1.4万亿元。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财政超收收入近5万亿元。还有迅猛增加的卖地收入，2009年仅土地出让金一项，各级政府空手套得1.8万亿元，据财政部统计，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30108.93亿元，与上年度相比，增长了70%以上。1989年为4.47亿元，21年间土地成交价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财政收入从1842.38亿元上升为40613.04亿元增长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例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达74.14%。相比1989年，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增长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让金总和为1639亿元，上一年的北京土地进账是928亿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亿元。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从房价中拿到的税费等收入，已占房价的70%，政府是推高房价的第一号杀手，简直是公然的抢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发财，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对前途越没有信心，越发感觉到这是制度问题。
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美国，低工资享受着高物价，更不要说房价，即使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般商品也比国内便宜一半以上。就是因为物价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共产党以种种税费形式拿走了。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大陆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所以，名义税负不低，实际税负更高。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已超过高收入国家。据报道，目前中国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 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了。其实，福布斯并未读懂中国，都是些表面的依据，中国人的实际税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额外收取的暗税。官方媒体公布的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8962.2亿元，预算外的大约为7900亿元，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5100亿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许的收费罚款，另有不公开的收费罚款和乱摊派，很多是进入各行政机关的小金库或个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机关办事，要交规定费用，还要给付办事人员个人好处，否则就办不成事，这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人人尽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车年审，除非政府机关的公车，个人如果不找与公安车管所有利益关系的代办点帮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费，就永远过不了检测线，一趟又一趟瞎跑，额外的收费肯定是正常收费的数倍之多。企业或个人用于向政府官员请客送礼的钱也都是暗税，甚至一些慈善捐款也要从工资中扣除的，与乱收费乱罚款一样是强制性的。民营企业的税与费是分开的，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费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0.7元的费。还有政府部门的有偿服务、强行推销的产品、创收目的的罚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种税费加在一起，约占企业利润的50-70%。普遍感觉到“税好算，费难缠。”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费也是一种暗税，政府得大头，是政府的印钞机。你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车匪路霸，随意扣证扣车，勒索钱财。如山西警察连话都懒得说，查车罚款时伸出一个指头，就表示要一百元，连白条都不用打，司机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势，伸几个指头就自动掏几百元。政府纵容警察充当恶势力，是因为罚款的大头归政府，政府对有罚款权的执法部门下达任务，这些机关的财政拨付是与罚款数额挂钩的。所以警察的第一任务不是维护交通，而是千方百计弄钱，只有交通秩序混乱才有罚款的空间。中国的特色是：你可以漠视法律，但一定要尊重潜规则，潜规则背后是官府强制力下的官员寻租行为，漠视潜规则肯定会吃亏。又如公立中小学校的高额赞助费及公立医院的巨额医疗费和手术红包，对公众来说，也是一种暗税形式，都隐藏着官府的敲诈。因为多建学校是政府法定责任，医疗费和医生收入也理应由政府支付才对，政府省了钱，等于公众多交了税。国外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国的税收与非税收入平分秋色。无论叫做税还是叫做费或者别的什么，从广义来讲，它也是税负。将这些负担计算进去，中国人的宏观税负高达40-50%。郎咸平 教授讲，中国企业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税前利润的70%，政府2011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历史和中国数千年以来最重的税率。政府征税原则是让民众的税后收入尽量维持在温饱水平，收多了民众没饭吃会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让人饿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国的理念的是“无投票权不纳税”，中国的收税从未经公民授权，是非法征收，纳税人无权过问税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权制约，这本身就是纳税人的痛苦根源。法国实行全民高福利，中国则是低福利甚至无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党政官员和公务员。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盖全民，种类繁多，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美国副总统来中国访问，上街吃杂酱面，喝可乐，数人一餐仅花费几十元人民币。美国驻中国大使上任时无随从，自肩行李，坐经济舱，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国党政官员少的一年花数万公款，多的一年上千万元，政治局常委一级就更多了。国库就是党库，就是私库，早已常态化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为42％，英国为49％，加拿大最好达52％，中国仅占8％。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是民主国家的几十倍。民主国家是福利型社会，中国是吸血型社会，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几十亿元搞一个大坟包式的国家大剧院，花几千亿元刚举办完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又花几千亿元举办史上最昂贵的世博会（无偿为非洲国家、甚至为美国支付场馆建设费），各地县乡政府争相建几千万上亿元的豪华办公大楼，修十几万或几十万平米的大广场。甚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也大建办公大楼及宽阔广场，全世界的豪华办公大楼加在一起，也绝对比不上中国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一仅年财政收仅有3000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造新城，结果新城建不成，留下一堆烂尾工程。这些名义上是公共工程，实际上与民生毫无关联，即使成为银行烂帐，最终买单的还是纳税人。因为中央注资冲销银行烂帐，上市圈钱，超发货币，增加通胀，榨取股民，民众的财富大幅缩水。每年临近财政年度之末，各级政府部门便突击花钱，用各种名目把剩余的钱赶快花掉。除了政府机关的自肥，有用没用的“公共项目”纷纷铺开摊子，反复开挖马路，官员们也能从工程项目中收受贿赂，提升GDP。财政收入年年剧增，年末突击花钱也水涨船高，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2011年剩下的两个月有超过3.5万需要突击花掉。不是平时很节约，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这些钱，宁愿把钱浪费掉，也绝不给纳税人退些税，分点红。
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毕竟还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虽然不算小，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7] 这是还是政府明面上的收入，其财政外收入也很多，其罚没收入的大部分落入各单位的“小金库”里，这部份有多少钱，无法统计。若论政府官员的个人收入论，十几年间，至少增长了100倍以上，不算贪污受贿，年实际收入数十万的普通官员比比皆是。中国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在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2006年，美国波士顿公司曾经发表了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根据他们调查，中国有0.5％的家庭，户均股票、债券、存款等金融资产合在一起，大约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70％。2007年美国美菱公司和另外一家智库又发表了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关于的中国分析仍然如此。也就是说，约0.5％的家庭的控制着中国70％的金融财富，而剩下30％的财富，分散在占全国百分之99.5％的民众手里。 清华社会学李强 教授说，大陆社会结构是倒T 字型，这意味着虽然改革了30年，每年政府都称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都是全世界第一，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仍然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富分配被一小部分权贵集团控制了。政府用尽办法保障权贵集团的利益，搜刮民财，导致着这小部分人的财富过度积累，而同时绝大部分的劳动者基本上没有什么购买力。所以说，无论政府怎样让老百姓扩大消费，总是无济于事，因为13亿人并不是合格的消费者，广大的农民更是温饱而已，离小康水平仍遥不可及。中国人无力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只好廉价卖到西方富裕国家，吃些残羹剩饭而已。穷人没有消费能力，富人又都跑到外国高消费，所以，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国内需求永远不足、企业只能向外求生存的现象。因此，不管经济增长多快，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极为有限，政府仍然是消费的主体。反过来，如果企业出口遇到障碍，整个经济便快速下滑，失业大幅增加，再加上高通货膨胀，民众更加贫困，消费更加不振。中共政府仍然能保持财税的高增长，消费能力不减反增。
毛泽东时代的穷人绝大多数今天仍然是穷人。共产党却坚持认为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不过幸福加尊严的是中共自己而不是中国人民。中共每一次重大的面子工程，诸如奥运会或世博会等，在为争得“天下第一”的面子，获得幸福和尊严感。同时又制造出“奥运难民”或“世博难民”，这些难民皆因被暴力拆迁而倾家荡产，幸福和尊严感尽失。如上海世博会就制造出18000个拆迁户，甚至包括一些美国、加拿大、澳洲和香港商人，一样沦为遭受打压的访民，无处申冤。世博会期间，冤民不是被赶就是被抓。在花费4000亿巨资办世博的同时，上海有30万农民工子女不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中共不愿在基础教育上投资，又利用高等教育掠夺国民财富，中国又是世界上按人均收入上大学最昂贵的国家。人们总是被共产党的所谓政绩所迷惑，而不知现在的中国普通民众按购买力计算的实际收入是中华民国以来最低的，过去一个工人每月赚30块大洋，养活五口之家毫无问题，现在一个工人每月2000元工资却连一个孩子也养不起。那时买一座四合院也不过几千块银元，现在买一套毛坯楼房竟然要100年的收入。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民穷状况日趋严重。GDP的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和出口两个前轮驱动，居民消费的后轮作用越来越小，做为最大群体的农民消费能力更为薄弱。中共以加大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实际上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民需”，由“官需”转入“内需”部分极为有限，基本上又回到政府和官员的口袋里。中国年平均最低工资水平仅有6000多元，只是西方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最低工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与非洲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一起排在最后。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共投资4万亿元用于基础建设，真正用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网上有笑话说，4万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了。有学者说，中国应回归到大众资本主义道路，让大家都有发财机会，这当然不错，却也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时过境迁，现实的中国已经垄断在权贵集团手中，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已经有98%的人已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的财产。定居海外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余万人，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高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所以“点四们”（太子党）垄断了政治权力，也就垄断了暴利资源，垄断了中国的命脉。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江胡政权又让这一部分人更富起来。这也是中共绝对禁止政治改革的原因，全是为了保证这一部分人——“点四们”的致富特权。
最大限度地圈钱是中共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比如，在外汇储备上是“藏汇于国”，官方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2500亿美元，与市场经济国家“藏汇于民”形成强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的民间外汇资产分别高达4.99万亿、6.91万亿、12.78万亿和15.4万亿美元。这些国家官方外汇储备远低于中国，储藏在民间的外汇资产远远超过中国，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切政策都是富国政策。中央政府不顾一切圈钱，各级政府都一样。经过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逆转，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上级政府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责任甩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不了就把包袱甩给民众，搞什么“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萎缩，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意愿不足，每一个人都要为未来不停地储蓄，从牙缝中省出钱来，对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级政府官员却能从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中捞取大量好处，党富官富而民穷，是导致民众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2011年的一项《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居民家庭调查后得出的，调查涉及生活成本、环境、便捷以及节奏等内容。民众从过去支持改革开放到如今普遍充满怨言，甚至暴力对抗政府，就是对官富民穷现象日益加剧的强烈不满所致。造成普遍贫困化的另一个因素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快，当今普通人的收入不过是美国人的几十分之一，贫穷者连百分之一也不到，而衣食住行类基本消费品价格却全面赶超美国，食品、汽油及房价等，比美国还要贵出许多。由于中国商品大量低价倾销美国，美国人工资收入高，形成低物价高工资的格局。中国用代工商品换取美元，美元流入过多，人民币发行过量，长期处于高通货膨胀率，加上低工资政策，中国是高物价低工资。这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中国人生活水平没有跟上，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却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众享受不到应有社会福利，但民众的缴费额却高得惊人，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准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准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这又是一种变相的征税，变相的掠夺，增加了民众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逻辑就是自肥，甚至附着于政府的所谓“福利”型的事业单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经济学者谢国忠说：
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达GDP的50%左右。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即经常性账户盈余＝储蓄―投资。如果经常性账户有问题，要么是储蓄太高，要么是投资太少。中国的投资超过GDP的40%，随便哪个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国的投资比例太高。那么，是中国人民太节俭了吗？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们怎么能攒这么多钱？老百姓总是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型经济。政府部门通过税、费、垄断性行业及高土地价格，积累了大量财富。房地产销售占到GDP的14%。如果价格正常化，比如下降一半，家庭部门将多支配超过GDP7%的财富，家庭储蓄率大约是33%，这将刺激出5%的国内需求，经常性账户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国的教育和健康系统对于大众来说是恐怖的，它在压榨家庭部门方面极具创造力。教师们在过节时需要收礼物，有如此多的节日要过！医院关注的是能从病人身上挤出多少钱，并据此提供相应的服务。中国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对于民众来说，说他们有太多的钱以致于表现为经常账户盈余，简直是一个笑话。中国的经常性账户盈余主要来源于政治型经济。灰色收入庞大，可能占到GDP的10%。这些钱通常会逃离中国，但由于美元疲弱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膨胀，这些钱留在了中国，并且拥入房地产市场。除非通过反腐削减中国的灰色收入，经常性账户盈余不会消失。[8]
四、三农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在中国乡村，乡村问题自近代以来便日趋严重，人口膨胀日益凸显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国家权力下沉，乡村自治崩解，自然经济解体，农村承担战争资源和现代工业的原始积累，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导致农民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或革命因素。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农民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农业产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为保障城市粮食供应，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即在农村强制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购销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从此形成一项固定政策，也成为中共推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动力，不必再一家一户地征购余粮，迅速从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资源。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治理模式，剥夺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并将农转非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切断乡村与城市间的自然流动。这一系列的政策使政府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处于对立状态，农民失去了几千年来的自由民地位。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于把食物分配给城市居民，1954年开始使用粮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为严格的粮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龄、职业以及其它人口学特征设置了粮食定量标准，定量供应的范围扩展到了其它农产品，包括大豆、粗杂粮、棉布、食用油和猪肉。在中国，食物获取权与居民的法律地位相关，要区分城市居民户还是农村居民户，城市居民户享有由国家保证的定量粮食，农村在完成上缴任务后所剩余的粮食才归自己支配。以城市粮食配给为例，1956年每月给特重体力劳动者是22.5－27.5公斤，全国平均数25公斤；对重体力劳动者是17.5－22公斤，全国平均数为20公斤；对轻体力劳动者是13－17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6公斤；对脑力劳动者是12－14.5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4公斤；对大学和高中学生是13～16.5公斤，全国平均为16公斤。农民无权享受粮食定量标准，由于取消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流通，没有了粮食市场，仅允许在乡村集市的小范围内搞些杂粮或土产的少量调剂，农民只能将粮食卖给国家。农民没有粮票，不能从城市或居住地之外获得食物，这就从生存权上封堵了农民迁徙的可能。在食物严重缺乏时，农民只能守在家里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时，情况更为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对农产品的支配权，在在完成国家征购定额后，往往所剩无几，所以饿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养育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所谓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除了几间破烂的仓房、几头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社员长年处于缺吃少穿的状况，炕上只有一两条破烂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烂衫，乞丐一般。特别困难的农户，不但没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没有，不少生产大队穷得男人娶不起媳妇，大量绝后。农村比建国以前更加贫困，直到1985年，有报道说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区考察，发现那里一些农民全家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能够穿出门，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里不出来。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适应农田承包制和农村经济发展，统购统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985年1月1日，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规定，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统派制度，实行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另一部分农产品如茶叶、生猪等实行国家指导价。以这一文件的发布为标志，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了“双轨制”时期。但双轨制运行中，绝大多数年份的市场价高于定购价和议购价，这部分差价形成了暗税，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为例，该年政府征收粮食4620万吨，购买议价粮4630万吨。征购粮价平均为市场自由价格的60％，议购粮价为市场自由价格的90％，这些差价等于向粮食生产者征收了407亿元的暗税，而农业税照收不误，农民增产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最终确认了粮食市场化改革，终于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并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但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上涨，农民已经不能靠粮食和有限的农产品来增收了，因为人更多地更少了。农民的贫困还是一个大问题，只能靠外出打工来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达到5153元。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31元，家庭经营纯收入2833元。农民的农业收入比例下降，农业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满打满算也不过月均500元，这点钱在高物价时代，最多维持温饱。
土地公有加上户籍管制，产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乡村党组织有属地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有对土地的控制权凭借党政权力，可以垄断区域管辖的一切资源，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这种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上的司法权，在其“领地”内拥有无上权力。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一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或拿出集体收益成立乡镇企业，让村民承担全部投资风险，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分属于不同权利层次的等级集团，决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人，他们有超级特权；二等人是有当地户口的居民，他们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贴。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现实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平等的竞争。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影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也阻碍了城市化。市场化以来，中国也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但这种城市化有虚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伪城市化。每年春节前后的春运，火车汽车站人潮汹涌，是全球独有的现象，都为赶回家过年，如同候鸟一样的定期大迁徙，其拥挤程度叹为观止。农民工进了城，却是城市的编外人员，必须定期回乡解决亲属团聚问题，工作的城市也极不固定，总是迁来迁去。这不仅是户口限制，还有城市的房价过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而城市也不需要他们定居，剥削青年劳动力远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为借低成本。工业化不能与城市化一同发展，中国的城乡矛盾和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民的国家，完成城市化进程还是个遥远的梦想。近年来，各地开始探索户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种改革无实际意义，因为不能建立户籍自由迁徙制度，农民还是农民，市民仍是市民，农民工春节还要返乡。即使将进城农民全改为城市户口，也未必受农民欢迎，因为土地才是农民的养老保障，农民以失去土地为代价进入城市，并不能得到多少实惠，经济不景气时，城市也不定有饭吃。城市的高房价也阻止了农民转化为市民，尤其对不愿种地和不会种地的第二代农民工，其市民化希望基本破灭了。他们的城市化梦想，不过是领取一张城市居住证，不再被公安人员随意驱赶而已。
中国是世界上农产品生产第一大国，1999年中国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的22％，油菜籽占23.8％，花生占38.2％，肉类占26.3％，烟草占34.9％，水产品占29.5％，但是农产品出口额（2000年为122亿美元）仅占国内农业附加值的7％，占全国出口额的5％，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5580亿美元）的2％。中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的100倍，而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约520-600亿美元）是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4-5倍，中美两国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极大，而且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人均农产品出口额差距极为悬殊，约为400-500倍之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于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学做“美中经济发展的比较”演讲时说过：“以农村和城镇人口的比例比较，中国还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以实际全民人均收入而言，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若以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而言，目前中国正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但如果就教育而言，中国受中等教育比例已达到美国1970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并非处于同一水平，某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但有些方面则相对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若以粮食占有和农民收入而言，中国农村比美国农村落后的情况就不是100年，比美国独立前的水平还要低。过多的农民挤在过少的土地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尽管也在发展，其增长空间已极为有限，仅能维持低水平的温饱（现中国人均占有粮食不足400公斤，相当于世界粮食危机线人均占有量370公斤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几十年来生活无多少变化的原因。所以中国长期是粮食进口国。在工业不发达的中部，农业的潜力也极为有限。小岗村最早解决了饥饿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到现在还是处在温饱水平，产业的落后使农民靠农业致富的希望渺茫，除了外出打工，已经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增加多少财富。中国的耕地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农业人口却占世界农业人口总数的1/3，即平均每亩耕地所分摊的农业人口是世界平均数的5倍。中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降至15％左右，而农业劳动力仍占全国从业人员总量的40％以上。目前农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已经是一方土地难以养活一方人。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导致农业生产低效益的重要原因，多数农民除农忙外，其余时间则无事可干。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必然成为农民的出路。如何帮助农民本应是中国政府份内之事，但从剥夺农民到取消农业税经过了半个世纪，完成了靠贫弱的农业来积累巨额建设资金的初级阶段，农民的生活一直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只在近些年才稍有好转。据官方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绝对贫困的人口规模在逐年缩减，2000年为3209万人（1986年制定的贫困标准为625元以下）；2002年为2820万人（贫困标准为627元）；2004年为2610万人（贫困标准为668元）。中国的贫困标准是指年纯收入，人为降低了生存最低需求，远低于每天一美元的国际标准，如果按国际标准统计，中国贫困农民的数最少在10倍之上。二三十年来物价上涨了十多倍，贫困标准只上调了几十元。西方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有效地减少了绝对贫困。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极低，农村社会救济的对象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五保户”，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通常被称为三无对象）；第二类是特困户，包括因大病、重残等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对象；第三类是其他救济对象，包括因各种特殊原因需要救济的困难人员。截至2002年底，全国农村社会救济对象共计2288.6万人，这些人口一般均属于农村中的极端贫困人口。2003年农村有近3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6000万人口徘徊在温饱线上。这6000万人口生活和生产状况相当脆弱，灾害之年他们又会重新返回贫困状态。全国现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70％处于生态脆弱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给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也是这些地区贫困的重要根源。
农民从经济改革中受益不多，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和贫富群体之间，在一些富人购买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的同时，一些人却不得不以出售儿女为生计——“生孩子比养猪赚钱”。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年底发表《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程度，早已超过0.4的危险高压警戒。基尼系数（Gini Coeffient）是世界公认的贫富指标，数值介于0至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贫富差距越大，世界银行将0.4定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5，表明社会处于可能随时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玻利维亚就是一个例子，因“天然气管道问题”而发生社会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桑切斯总统被迫下台。事件的导火索是当地土著农民反对兴建一条经智利到北美的天然气出口管道。玻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古柯种植区之一，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以种植古柯为生，政府下令禁止古柯种植，切断了土著居民赖以谋生的资源，却没有提供资金技术去帮助他们开发其它种植业，双方矛盾由此产生。天然气的开采和出口可以为玻国提供大量的财富，土著居民却无法从经过自己土地的天然气管道建设中受益，相反，他们还面临着进一步贫困化和边缘化的危险。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和政策上的失误促成土著居民联合起来反对政府。这是社会问题冲击经济发展和引发政治危机的典型例子，与中国农村反抗征收土地的抗暴现象十分相似。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和体制内依附人员日益膨胀，农村管理体制高成本运行，县乡政权向黑化和豪绅化发展，更为直接地与民争利，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以“三农”问题、乡村治理危机为主的中国乡村问题日益严重，必须以新一轮的乡村改革来缓解矛盾。从乡村改革的过程来看，第一阶段是土地革命和人民公社化，第二阶段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阶段是解决市场经济时期的三农问题。当今的乡村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各方动力作用的发挥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起主要作用的是体制弊端。
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的负担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国家税收；二是向集体组织交纳的各种统筹提留以及土地承包费等，包括村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等等；三是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育集资、乡村范围内的生产和公益事业集资以及各种摊派、罚款和收费；四是按国家法规规定，农村劳动力每年应承担的义务工和积累工。税费改革以来，减少和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屠宰税及各种统筹、提留和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通过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基层财政缺口；由村民大会采取“一事一议”办法，解决村内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取缔以“人头”为税费负担对象的各种制度，以规范政府行为，堵住基层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口子”，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村税费改革造成乡镇财政减收，自身运转困难，不可能更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以政府为提供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国家与省级财政拿了大头，越往下越穷，有人形容道：国家财政喜气洋洋、省里财政蒸蒸日上、市级财政基本持平、县区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由于乡镇拿不出钱来改善公共服务，加上税费的减除，乡镇党政对于村一级组织和农民的支配力明显地下降了。所以，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存环境方面的公共产品提供，基本上是以农民自给自足为主，农民并未从实质上摆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责任。与城市由国家及地方政府承担共公产品的国民待遇相比，仍然未摆脱歧视性的境地。中央和省市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使这一部分专项资金流经乡镇之手时，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截留，乡镇政府的负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了。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9884.5亿元，平均到每个农民身上也不过千余元，与改善农村贫困帮助有限。但这是对农业的补贴，不是对农民的直接补助，能到农民手里的不多。其中：一是支持农业生产支出3938.7亿元，主要包括强化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575.4亿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30亿元，农业扶贫开发资金306亿元，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36.6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94.06亿元等；二是安排农业“四补贴”1406亿元，具体为粮食直补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860亿元、良种补贴220亿元、农机购置补贴175亿元；三是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3963.6亿元，其中，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160亿元。中共每年以“一号文件”文件的形式表现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但实际上能解决的部分极为有限，就在于农民不能同步享受经济改革的成果。
中国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农会作为利益代言人。村民自治也常常成为村委会干部自治，村民自治不仅难以维护农民的利益，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地方党政不便公开干预村委会选举，而利用行政权力控制村的领导人和村的公共治理。如对村干部实行“诫免制”，对村级财务实行“村财乡管”，代替村委会出让农民土地等等。人财物均由县乡政府控制，再加上农民没有土地产权，所谓村民自治徒具形式而无实质内容，起初不过是供国际社会观赏，来表明中共的民主化意向，现在的村民自治已经名存实亡。中共是很害怕农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农村的民主化会对城市政权造成威胁，必须让村民选举流于形式。再者，村委会不具有对上的独立谈判权，受乡村党组织严密监控，不可能领导集体抗争来改变不利于农民的制度与法律，共产党决不会让农民组织起来以争取权益。城市可以组织工会，归共产党领导，因为工人没有产权，产权在共产党手中，工会的作用便十分有限。但农村不允许组织农会，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势必形成与乡村党政抗衡的集体力量。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它可把农会捧到天上去了——“一切权力归农会”便是其响亮的口号，只要翻翻共产党的历史，便可以发现共产党是如何靠搞农会运动起家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号召抓住可能的机会，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发动佃农、半自耕农和雇农，共同组织农民协会，用农民协会这种形式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这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说：农民阶级只有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才能解除自己的困苦与压迫，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各种经济利益。1926－1927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建立农会，1927年3月，全国性质农民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至1927年6月，全国大小农会组织已有21458个，入会会员达9153093人。中共深知农会的重要性，在其建立全国政权后，农会便不复存在。1950年7月14日专门制定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虽然都有农民协会的规定，但这个时候的农民组织纯粹只是挂着农民的招牌的政府机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29条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将农民组织国家化的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60年代中期农村社教和“四清”运动期间建立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这个组织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农村高度极权的农村政权组织的代表。1965年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23条）规定：“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份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即使这种高度行政化的农民组织最终也象恐龙一样绝迹了。在圈地狂潮中，农民反抗政府强行征地，从来没有出现过由村委会公开领导的集体抗争。
农村问题在出在哪儿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慢，即使是官方统计的城市化水平也带有相当大的水分。由于现行市管县体制，大部分城市为地域型城市，并非城市型城市。每个城市辖区内都有半数左右的农业户籍居民，甚至农村居民占八成以上。“市民”仍然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分属乡镇行政村或城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人为将市民分为农民与居民，既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也造成表达上的困难，这种城市化本质上是伪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走过一条与传统和西方城市化不同的道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乡村都没有过二元结构，中华民国也是一元结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城市有乡村，政治经济以至日常生活都是城乡同质的，或是以乡村为主导的，精神文化上略有些差别。欧洲的城市化也是一元结构，从未有过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的二元治理方式。中国之所以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不是简单化的“中国特色”，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共特色，是中共统治中国后形成的，如果将来中国民主了，还是会回归于一元社会。城乡二元分离是中共为了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资金，又不愿分配利益给农民，因而造成困难重重的三农问题。政府通过把农业用地的价格和农民工的劳动价格全部打压至生存线附近，形成中国工业化的城市积累机制。中国的工业化与农民基本无关，也不以乡村为市场，工业与农业严格分离，享受差序政策。城市自我循环，自我服务，农民的责任就是生产供工业和城市人口消费的农产品或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严格区分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工厂即使建在山沟里，工人也属于城市户口，农村就是圈在城市里，农民也是农业户口。这是中共首创的贱民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一样，是世界上三大族群歧视制度。事实上形成城乡“两个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的二元话语以及二元认知图式。农民普遍认为自己是受苦人，受苦是应该的，而能不能受苦是农民评判优劣的道德标准。城市人则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虽然普通市民住房狭窄，未必好过农民，生活水准也远谈不上富裕，但较之农民还是有很强的幸福感，因为仅从每个人的脸部特征就可以看出是农民还是市民身份。农民群体庞大，却与中国主流社会隔绝，二元对立模式使农民失去几千年的自由身，无法自由迁徙进入城市，全身心溶入都市文化圈。短期进城打工亦不能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城市地价的提高以及房价的暴涨，天然地阻断了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户。只有极少的人，如经商成功的农民精英，才有可能完成自身的市民化。农民转为城市户口一般只能靠上大学、参军提干等农转非的狭窄途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称：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亿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但居住在城市的2.61亿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占了2.2亿，农村户口的人将近9亿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近4万个乡镇，有78.5%的中小学存在需要重建的危旧房；60%的农民没有卫生厕所和污水处理；有50%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公路和电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初期的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加上对农村的生产性投入及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的差距，实际达到5∶1或6∶1以上。对于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只是城市现代化的建设者，被排斥在现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务系统之外，城市原有居民视他们为异己，旧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隔如今又被搬到都市里来了，如北京的高尚小区与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标志着其居住者的不同身份地位。在城乡关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城乡之间存在着一种孽缘关系，农民工普遍感到在被城市无情剥夺，不过是从剪刀差的掠夺换为对其剩余价值（人力价值）的侵夺，仍然是缺乏道德关怀的弱肉强食关系。而农民的弱势地位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那种恩赐式的解决三农问题思路并不能使农民感受到社会公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畸形发展，实际上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将长久地存在，因为城乡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农村与城市二元化问题，其与中国的工业化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政治不民主，就不会有道德层面的关怀，在没有农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国家里，三农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
五、产权改革
孟子曰：“无恒产者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辛亥共和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平均地权！”百年后的今天竟然是“党占国土，民无私田”。经济改革以来，共产党放松管制，允许私人资本了，人们也能有恒产了，但城市普罗大众的恒产无非是架在空中的楼阁——高层建筑中的一个小小格子几十年之使用权而已。乡村农民仍然在耕种着共产党的土地，是以承包形式提供给农民土地使用权。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再到土地的承包制，从土地私有变公有，再变为一种佃租式的“均田制”。于是土地私有化的呼声不断高涨，农村和城镇都有这种要求。若从逻辑上来说，中共夺取政权，就是依靠“耕者有其田”的许诺与农民达成共识而实现的，得到了天下，马上翻脸不认人，没收农民全部土地，变农民为公社社员，再变社员为共产党的佃农，这只能证明共产革命的欺骗性。市场化以来，中共最大的财源就是土地，土地是国有的，可以重复出让使用权，在重复开发的过程中，政府既可获得超常收益，也可吹大GDP数字。政府及一部分人的富裕是由土地增殖获取的，是靠制度设计掠夺剥削了农民，权贵阶级以最快的速度积累着财富。土地使用权表面上有法律保证，实际上完全看市场行情，地价涨了，法定的使用权随即作废，再重新洗牌。有了土地的绝对垄断，便有了取之不尽的财源。在这种情势下，谈土地私有化，全是笑谈。不但不会搞土地私有化，还要借改革之际再次掠夺农民使用的土地，用强行征用的办法，或者干脆用骗术。比如重庆的“以土地换户口”的所谓改革，就是让农民交出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换取城市户口的待遇。即是用宅基地换住房，用承包地换社保。这是明目张胆的剥夺，土地经营权是农民法定权利，社会保障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将剥夺改换一下包装，其目的还是想一次性地收回土地，减少政府卖地的阻力，一并连征地拆迁补偿也省下了。
“土地者，天下之本也”，共产党政权所以称之为“党天下”，关键就在于政权是建立在土地党有制之上。中共虽然靠土地革命起家，因土地革命战争而死亡及被屠杀的人有数千万之多，但最终目的在于土地收归党有，所以人民公社又死掉了数千万人。再实行土地私有，共产党无异于自掘坟墓，何况农业已经不能对巩固政权增加多少财富，现在早就不是统购统销的年代了，不可能也没必要再利用剪刀差来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建设资金，反过来因城市差别扩大还必须更多地补贴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并不能提升农业，粮食产量除了科技进步，靠农民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增产潜力。中国有18亿亩耕地，全国估计有2.3亿个小农户（户籍制意义下的），九亿农村人口平均2亩，荒凉地区稍多一些，东部省份达不2亩，浙江人均仅0.91亩，广东仅为0.7亩左右。小规模经营种田成本高，除去费用，每亩的收入仅有几百元。土地均分是不经济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是低效率的，影响了大农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降低了农产品的商品率。土地的效益以农业为最低，但也应该看到土地承包制对稳定粮食生产的作用，粮食问题历来是困扰中共的一大难题，《墓碑》的作者杨继绳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粮食危机曾造成几千万农民的死亡，如今粮食基本自足，感觉不到“粮食战争”的存在，如果形势发生大的变故，涉及到粮食安全，这种战争还会爆发出来。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还十分脆弱，虽然有国际市场的回旋余地，但国际市场也经受不住庞大中国的粮食短缺冲击。一家一户的承包方式提高了农民积极性，面对全国大市场又带来生产的盲目性。却也是公平的，是政府对农民妥协后的折衷制度，这种妥协对巩固共产政权是很有利的。这在共产党的战争时期就有过先例，延安时代和内战时的土改中，农民分得了土地，归自己所有，几年间农村又迅速贫富分化，产生了许多新富农和新的无产阶级。延安的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原是逃荒到延安的农民，1934年闹土地革命，他分得一架60多垧的荒山。这个庄户人勤劳动、善经营、会谋划，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吴被树立为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1943年，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鼓吹“吴满有方向”。当时，王若飞主持的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在答复中肯定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一种新型的富农”，是“革命的富农”。中共为了鼓励生产和维护土改的正确性，只得承认剥削的合理性，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也出现过“新富农”的现象。1942年，张闻天在晋陕乡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指出：“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土地，这有什么了不得了呢？”他批评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别人财富上是不对的，而“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上，主管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弼时也曾强调“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9] 战争年代首先考虑的是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自然放弃了理论上的争论。产生了新的富农，也只是一部分人富裕了，农村经济并没有上升，甚至还有缩小。原因是刚斗倒了富农，贫农再当富农心有余悸，怕共产，怕公粮重，够吃就算了。但一部分农民的求富心态总是体现出来，就是土地开始集中，土改后又迅速造成两极分化。其他生产资料可以在流转中增加，唯土地不能，所以土地买卖又使土地集中化，一些农民重新成为佃农，丧失土改的意义。“山西武乡在1948年和1949年，出卖土地户数共139户，其中‘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活上的困难，被迫出卖土地151.9亩（占全村出卖土地的百分之三七点一）。’山西忻县土改后，1949年以来，‘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户农民出卖土地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二亩，出卖房屋五千一百六十二间。’能卖出必有买进者，而买进者就是为了求富。”[10] 稍后东北地区的土改也出现了“新富农”问题，中共高层对此分歧加大，高岗认为是走了富农路线，他说：“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关于党员雇工、单干问题，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刘少奇认为富农的规模不大，应当鼓励，批示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总而言之，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11] 毛泽东支持了高岗，开始在农村逐步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因为这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停止了“吴满有方向”的宣传，开始树立合作化中的英雄模范。土地私有化没有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搞人民公社更不行，因为土地属于集体，是给别人干活，不出工不行，但不出力谁也没办法，“半夜鸡叫”也没用。为了公平又牺牲了效率，小岗村农民冒险分田单干，粮食马上大幅增产，说明了这种准私有化的好处。但这是短期效果，否则土地承包了多年，为何小岗村还是变化不大？许多刚脱贫的农民又纷纷返贫，全国农民在人均两亩耕地上，再辛苦也只能是温饱水平。中国的地理因素（山地沙漠多）及人口庞大，决定了中国发展大农业的先天不足，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格局。小农经济是缘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市场经济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最终土地的兼并集中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上土地从来是由集中到分散，再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循环不已。工业社会需要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大规模进入城市工商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限制农民举家迁移城市，农民家庭处于半工半农状态。农村的土地平均制度仍然是小农经济思维方式，令中国一多半的人无法享受现代城市的福利。
在农业社会中，革命是解决土地矛盾的方法，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也是王朝周期性更替的主要因素。分散是法律性的，集中是食物链关系，再分散又是革命的结果，以回到从前较为公平的法律框架内，开始新一轮的集中。革命使人口减少，旧地主死亡，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二三十年代，据国民政府统计，农村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土地，有50亩以上的土地的占5％。佃农中30％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有20％以上的佃农有自己的土地又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为百分之43％。除地租较高外，土地兼并不是非常严重，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75％。为保障雇农利益，国民政府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毛泽东1928年制定的湘赣边区《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和竹木山林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的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有劳动能力者一律实行强制劳动。农民分到的是使用仅，土地仍属于苏维埃政权所有，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换了地主──苏维埃政府而已，有地的农民也全部变成了佃户。“国有化”的土改不受欢迎，国军一来农民立即“反水”，红军无法立足。后来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二七土地法》等革命土地法，有些改动，还是左右摇摆。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不给分配土地，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政府管治区域。这一套也行不通，红军在各根据地的失败，证明了其政策不得人心。抗日时期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不是土地制度改革。内战期间的土地政策是杀人夺地，没收地主富农土地无偿分配农民，农民帮助中共获得了政权。但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共产就是公有，农村毕竟要走苏联的集体化之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需要农业提供原始积累，集体化便成了中共的迫切需求。不过农民是在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下被连拉带拽进入集体化的，与苏联不同，斯大林是将富农驱赶流放，实现集体化。中共利用人民公社，农产品统购销和剪刀差政策，农业积累变为工业资金，城市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农村则被洗劫一空。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土地私有决定了土地兼并的弊端，人性自私的本性又决定了公有制的低效率。在工业化的城市化时代，土地兼并是市场需求，用市场化手段完成农村的现代化，农村得以大量进入城市，从农民变为工商业者。土地承包虽然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难以使农民整体致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向乡村扩张，迅即激发了对土地的爆炸性需求，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在工业化面前，面对官商的肆意侵夺束手无策。土地流转离开市场机制，公有土地不能变为私人资本，必须再来一次土地私有化改革不可。让农民的土地产权变为商业资本，自由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让中国人真正走向工业化社会。
如今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仍然是一种剥夺农村的方式。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转向了市场经济下的大规模城市化，但剥夺农村的思路不变，并且以法律形式来实施。政府用一套为自己设计、为自己牟利的法律从农民手里廉价夺走大量土地，转手高价卖出，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殖的红利和城市化的好处，更加剧了二元结构的矛盾。农民是不准自由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乡村社区对其所有的土地也没有处置权，只有配合政府向农民征地的责任。由于土地出让金是预算外收入，是政府的第二财政，沿海大城市以每亩几万元的价格强制征得耕地，转手便以几百万元的市场价格出售使用权，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来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圈地热潮为各级官员提供了空前的寻租机会，也积累了巨量的私人财富，正是无地产不富。现行的土地征用和耕地保护制度，恰恰对农民布下了天罗地网，把失地农民推入了可怕的生存危机之中。目前，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时一次性地支付补偿金的办法，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失地农民在就业上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自谋出路等于是没有出路。8000多万失地农民，400余万拆迁户，失地农民成了“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同是中国人，国民政府在台湾土改中，是以土地债券方式收购地主的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分十年无息偿还，不要地的农民可以领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兑为国家企业的股票，用公营企业股票向地主换地，在台湾60－70年代经济起飞时，股票价值升幅惊人，使农民获得很大收益。土地资产化为工商资本，带动了经济的腾飞，很多乡村农民晋身为企业家，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是地主成为大企业家的例子。农民作为工业化的投资者，也普遍成为现代化的受益者，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又刺激了经济繁荣，制度差异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的土地私有化只是农民的梦想，各级政府是最大的阻力，这一点中共十分明白。土地私有化等于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从而动摇中央的执政基础，因为中共的执政基础早已不是工农阶级联盟，而是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土地私有化不会给中共政权带来任何好处，但不实行土地私有也会面对农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近年来大规模的农民抗暴，差不多都有土地矛盾在里面，大多数是群体性的反抗征地。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支持，中共就无法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光靠镇压是不可能长久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是农民革命的结果。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自然经济不可能长期和平相处，自然经济终究要被市场经济瓦解掉。土地制度是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土地从原始的公社形式转变为贵族私人产权，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贵族私有制瓦解了，土地从分散到兼并是由商业资本推动的，许多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工人，工业的城市化基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产生了大工业，民主化也使得工人的地位和收入大为上升，绝大多数人无需靠自给自足的自耕农方式生存，辛劳的耕种失去吸引力，工业化过程中的土地兼并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商业资本开拓大农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大农业使粮食和各种农产品大幅增长，食物的充足供应让人们远离饥荒，粮食的全球流通使得地区性的粮食减产不再成为社会危机，也就没有必要靠小农经济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的私有制度没变，但生产规模扩大了许多，美国一个家庭农场拥有几千英亩耕地并不是件稀奇事。中国之所以有三农业问题，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虽然为大农业搭建了平台，但无偿剥夺农民土地和严格的户口制度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比马克思诟病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土地兼并更充满了血腥气味。由于土地公有，农民缺乏耕种热情，致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剥夺农业的剪刀差政策又拖延了农业的现代化，切断了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渠道。三农问题的困扰就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付出的代价，工业化国家早在发展初期就解决了土地问题，台湾也在经济起飞前进行平稳的土地改革，现代化过程中再无需受土地问题困扰。中国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架构，但土地制度始终落后于发展需求，解散人民公社回归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制只能是防止农民快速流入城市的权宜之计。土地私有化虽不能使农民致富，却可以使农民无偿得到一部分可以变现的财富，在不需要靠土地生存时可以出让土地，自主选择发展方向。有学者说：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城市化过程的人口转移也必然是逐渐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可以、也应该利用已有体制的基础而逐步进行。事实上，考虑到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就业吸纳能力的有限性及其增加的逐渐性，现有的农地均分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推力，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则在一定程度上又减少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拉力。总体而言，虽然这一套历史残留的制度安排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确实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城市政府难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如城市高失业、贫民窟等。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在改革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利用既有制度的残余功能，来完成对这些制度本身的渐进改革。如果把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相应的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比作一道阀门的话，现在需要采取的行动，不是一下子把阀门打开，而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组合，逐渐地、但又是有效地降低这道阀门，从而促进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地、但又是完全地进入到城市中来。[12]
这话当然也有道理，在一些早期破旧小区或城乡结合部，城市贫民窟的现象已经凸显。但制度性歧视的后果是，农民工与市民工的待遇相差极大，同工不同酬，同企不同酬，福利待遇也相差过大，市民当然不愿意农民工摊薄他们的本来就不多的福利，却不考虑城市的繁荣是剥削农民工所致。假如没有农民工，城市肯定不如现在光鲜，盖房子、修马路之类的苦累工作，低收入的许多下游产业，基本上是农民工在做，城市实际上已经离不开农民工。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就像一群做苦工的奴隶，从事着市民不愿干的苦累危险职业，夏天40℃的高温下，在马路上和脚手架上干活，大汗淋漓，只一顶破草帽，连国家规定的一月150元的高温补贴都拿不到。他们买不起商品房，城市又不准自行搭建住房，也不能享受福利房待遇，只能租用拥挤的私房或者住工厂集体宿舍，出卖完青春再回乡务农。所以贫民窟并不是城市的耻辱，是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剥夺一部分人权利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光鲜市容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耻辱。他们的处境，比《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奴隶好不了多少。为了点可怜的工钱，甘心付出奴隶劳作的代价，农民工的生存权甚至比不上农家的牲畜，哪个农民舍得让耕牛在最热的天气里不停地干活呢？与公元前希腊城邦国家的奴隶一般。中国农民脱贫的最大希望在于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东南沿海城市的发达没有农民工的血汗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成为城市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维持城市对乡村的歧视，是统治中国的最好方法，中共过去善于把工农运动连在一起，以乡村为基地，现在极不愿意城市与乡村的整合，农民成了市民，公民意识就会苏醒。五四启蒙运动发生在城市，六四民主运动也发生在城市，虽然中国仍是传统意识上的农民国家，但暴发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之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如南非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最在偏见不是政府，而是自认为“种族优良”的白人工薪阶层，最担心消除种族歧视会争夺他们的饭碗，降低福利。与中国不同的是，白人社会是民主制度，白人有选票，有工会，形成对政府的制约。而北京、上海、广州的市民长期歧视外地人，更不用说农民工了，即使他们也是穷人，种族也不优良，也没有选票，只是社会地位略比农民高些，就有了“上等人”感觉。美国及亚洲的台湾、韩国等地，并没有出现市民排斥农民进城的问题。政府是民主的，这根本不成为大问题，南非消除了种族壁垒，种族歧视的世袭传统就逐渐消亡了，城乡之差也仅是经济问题了。中国的城乡壁垒是体制性的，中国人从来是城乡自由迁徙，是中共歧视制度形成了扭曲的市民观念。乡村人口过快地流入城市，大部分人只能提供简单劳动，不能适应城市对劳动力的多层次需求。再者，过剩的劳动力冲击简单劳动力市场，使就业者收入降低，甚至低到不能维持劳动者个人的基本生活。珠三角一带由于消费物价高于内地，工资水平跟不上，又欠薪严重，农民工不得不流向长三角地区，形成广东的民工荒。随着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加剧，沿海地区的工厂普遍出现招工难现象，人们又流回到内地。大跃进年代，几千万农民入城，变为城市人口，以为人多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结果事与愿违，不得不压缩城市人口，大规模遣返，留下数不清的后遗症。城市化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的磨合，企图在几十年内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不能用法律手段限制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农民工进城也增加城市管理的成本，各种私屠乱养、非法加工垃圾食品、炼制地沟油、盗抢财物、破坏盗卖公用设施等等，都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农民之所以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农村以亲族为居住圈，一家一户式经营，实行宗族或乡绅式管理，道德成份居多，法律因素很少。农民容易把私人领域的亲情和裙带关系带入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以宗族私德（由占数量优势的亲族之村规民约形成的习惯法）代替社会公德，漠视法律与契约关系，其最高准则不过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之类。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统治方式，人民公社解体，乡村治理又开始恢复宗族统治方式，只是宗族统治阶层由村支书或村长等一些披着红色外衣的宗族强势集团垄断了。在传统的中国乡村，家庭或宗族私德构成伦理生活的最高价值，享有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社会公德则置于从属地位。乡民无论穷富，同一个姓，同一个祖先，同进一个祠堂，之间多为兄弟叔侄关系，血缘联系使他们必然结成宗族联盟，形成政治中心，对抗外族的侵蚀，宗族关系化解了阶级矛盾。大的乡绅巨富可为宗族领袖，一般有退归林下的官人，其次是有功名的举人，大绅士可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管理公产，鱼肉乡里。在族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一定的族内行政司法权，可以惩处宗族中的不法分子及道德败坏者，落后的地方甚至有生杀大权。所以，旧中国的县一级不全是官的统治，而是官绅共同治理，官是皇帝派来的，握有行政司法大权，但没有地方绅士的合作，人生地不熟的官不能顺利统治乡里。官绅交恶，往往官的方面失败，官权与绅权所占份额，视具体情况而定。现在州县地方官由本地人做，宗族势力更能得到官员的蔽护，具体表现为官绅商一体化，三者利益紧密结合。它们虽然也抵御外来势力入侵，但这种矛盾冲突不激烈，因为经济发展和政绩需要外来资本，外来资本也需地方官绅的支持。官绅一体更多是为个人私利或统治集团争利，宗族利益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所以在遇到利益之争时，便不惜侵害宗族利益。这又是一种新型的宗族封建主义统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土地矛盾中与农民对立的一方往往是县乡官绅，宗族领袖基本站在政府一方，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在争地过程中同是受益者。过去的地主士绅注重读书仕途，热衷于购置田产，轻视商人，他们可以放贷，可以拿钱给别人经商，自己是不动手的。现在的官绅思想解放，自己亦官亦商，等于上了双重保险，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是只赚不赔。尤其在县乡，没有官绅背景的商人是赚不到多少钱的。农民工入城之后，受到剥削压榨而投诉无门，凸显阶级矛盾，也害怕被社会边缘化，常常以同乡为纽带工作或居住在一起，结成利益同盟，以代替在家时的宗族关系。较低层次的表现为故意破坏盗卖公用设施泄忿，较高层次的表现为同乡间的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以提升社会地位或牟取行业垄断。在许多城市，即使是通过上大学进入城市获得权势的人，也常与同乡结成利益共同体，如形形色色的“江西帮”、“湖南帮”、“河南帮”等。来从本地利益集团手中分一杯羹，也可以调解内部冲突。同省籍的农民也以原市县结成帮派，形成势力集团，与其它帮派竞争。而城市是以单位企业为工作单元，以互不相识没有利益冲突的群居方式为居住圈，单位及社区需要纪律及法律规范维护合作精神，商业往来需要向不相识的人表现诚信，互利合作，争取共赢。越大的城市合作性越强，越小的城市农民意识越强，到了乡村，全由亲族意识支配的农民意识维持。农民进城，面对全新的生活习惯，需要长期的质素提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至少要百年以上。
中国之所以有表面的稳定，是因为新闻喉舌为营造一个和谐氛围，极少报道负面消息，居民的实际感觉却完全相反。农民过快地涌入城市，急剧增加城市的拥挤成本，消费物价快速上涨，犯罪率上百倍地增长，除了那些受特殊保护的官员，市民普遍缺乏安全感。由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仍是农民，血汗工厂又残酷剥削农民工，政府总是帮资本家说话，形成农民工对城市有钱有权阶级的仇恨心态，稍不遂意，便起恶念，扩大为报复社会。2011年的广州增城的611暴力事件，就是四川人在受到当地城管人员殴打，川籍外来务工人员迅速聚集上万同乡，大打出手，砸烧车辆店铺，泄愤报复，演变成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流血冲突，中共出动大批军警，几天后才得以平息骚乱。我们不能将责任推到农民工身上，没有法治正是中国的硬伤，2005年群体性抗议事件有87000起，近年来发展到十几万起，多因土地纠纷和官民冲突。政府惯于强行征地，在于共产党有土地所有权，农民的承包权是来源于中共，农民享有的是用益物权，征地不是买地，只须对土地的附着物作出补偿，以及相关利益损失部分，赔偿多少都不存在侵犯私有产权问题。因为土地是公有的，征地也不涉及土地的市场价格，政府转手赚了上百倍，失地农民都无权过问。若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农民就可以自己面对市场需求，保护私有产权。但专制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土地私有并不是保护农民的生命线，当年毛泽东说了句“人民公社好”，全国的私有土地就全部归公了，愿不愿意都一样，连一分钱的补偿也没有。新出台的《物权法》规定了国家的征地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没有按市场价格出让土地的权利，只能依据地方法规来获得补偿，这种“足额”补偿不是依据市场价格，由官府自定，农民的弱势地位不变。所以说，国家强行征用土地的制度应该立即废除，停止国家对农民的侵蚀和剥夺。
不解决农村贫困的诸多制约因素，不大比例补贴农产品，利用转移支付来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福利系统，让农民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仅是土地私有化不能解决乡村贫困，三农问题仍将长期困扰中国。韩国是全世界农业补贴率最高的国家，高达69％，世贸组织在香港开会讨论削减农产品补贴时，上千韩国农民聚集香港示威游行，反对降低农业补贴，激烈的程度使香港市民震惊。中国没有全民选举，中共无需考虑农民的选票，但钱总要花一些，否则农村崩溃了，引发粮食危机，政权也不能保障。但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基层政权再也不能用出租土地来制约农民，又取消了农业税，若再取消户口管制，党的权威便无从体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农产品市场化运作，农民的耕种也不必接受政府指令，不收税，反而在救灾和农业补贴上花大钱，来保证粮食安全，政府征地时又不得不面对更大的阻力，这对于强化“帝力”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事。民主制度下农民与政府的联系是选票，政府必须服务于选民。专制政权与农民的联系是税赋与治理，古人称作“牧民”，民若牛羊，放牧者要看管好。若不纳皇粮，土地私有，迁徙自由，“帝力”何用于农民哉？这是共产党最为恐惧的事。但农民也在觉醒，正在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土地私有化。50年代陕西省渭南市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迁出28.7万移民，安置到宁夏和陕西渭北等不毛之地。目前已经繁衍至60多万人。当初按照15万人回迁库区的估计，以人均两亩地的规划，总共从国有农场和军队部门要回了库区的30万亩土地。但在80年中期移回库区的只有大约7.4万农民，因此有大约15万亩土地并没有还给农民，被当地移民官员截留，安置资金被贪官污吏挥霍一空。这些土地被移民机构官员把持，以每亩六七十元的低价租赁给官员的家属和关系户，这些人再以每亩400元的价格转租，贪官污吏坐收地租，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移民数十年坚持上访，求告无门，“我们自己的土地，却要我们用高价租来种”。三门峡库区原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八百里秦川和渭河两岸养育了中华民族的祖先，黄河在这一带并无灾害。在上世纪50年代，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两千元人民币以上，比一个县长的年薪还高。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严重，使河水倒流，上游水位上升，淹没大量土地，耕地盐碱化。中央也只能放弃原定的水库发电计划，利用黄河本身的迳流发电，水库变为多余的建筑。如此一来，原本的集水库区露出水面，自然没道理再让移民继续留在陕甘宁的不毛之地。几十年的抗争，终于返回故乡的移民们，面临的却是“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生活。80万亩库区土地，早被陕西地方政府和军队完全瓜分。其中主要的部门包括三个大型国有农场，三个大型的军队农场和四个军队的导弹射击靶场，再加上众多的小型军队农场和库区周边农民侵蚀，库区移民看到是一批又一批的“殖民者”。库区移民建立了准军事组织，拥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部”，下面有四大“司令”，再往下有50多个小“司令”。移民的“司令部”不但有分管宣传的部门，还有以棍棒和农具为武器的“卫戍部队”，专门保证“司令部”的安全。几经斗争，事件惊动了中央，不解决实在不行了，1985年，在胡耀邦和国务院的干预下，盘踞已久的国营农场和军队被迫退出30万亩土地，大部份是堤坝外的河边地，和水源不好的盐碱地带。国有和军队农场并不是简单的交还土地，他们不但把所有的建筑物彻底摧毁，留下一片残垣断壁，更有人把百年成荫的库区林木一砍而光。目前日益贫困化的库区农民，正在寻求新的道路，陕西省大荔、华阴、潼关三县市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发出签名信，公开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同时上网公告全国：
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十五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我们只承认政府按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划，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收税行为。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十五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三、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会应承担起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责任，不能凌驾于全体农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我们也要算帐，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五、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
六、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薰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无疑是一个农民自发的土地私有化宣言，显示了一个递进的抗争过程，是被公有制伤害后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官商勾结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严正抗议，是决心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土地的土地革命先声。其它几个省如黑龙江和江苏也有类似的举动，预示着日后的中国必将掀起一场私有化风暴。黑龙江富锦市的失地农民在大队书记带领下，村民每户出一个男壮丁，在生死状按下血手印，声明如果被警察打死或者残疾，老小有全体村民抚养，地由全村人帮助种植！因为被征用的数万亩土地变相落入当地党政官员的名下，农民反而要向成为大地主的官员租地种，忍无可忍之下，干脆堵塞公路铁路，与军警展开血战。农民产权意识的高涨，标志着土地私有化已为中国农民普遍认同，以实现村民真正的乡村自治也成为共识，争取公民政治权利和私有财产权利的人类普世价值观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的民权主义国民革命思想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农民决心抛弃共产政权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私有化理论更来得实际和彻底，有如当年小岗村农民甘冒杀头风险为分田单干按下血手印一样，不再无限期等待上面的施舍，自己动手来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比起土地承包制，更具有制度革命的彻底性。私有产权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只有土地所有权回到农民手中，农民才有发言权，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必将引发一场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国有企业也是全民的资产，城市国有企业从几十年剥夺农村（统购统销＋剪刀差）的过程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了大量财富，据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52-1989年，国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达7140.56亿元。私有化时也应该补偿给农民，这才公平。从现状来看，共产党根本没有全面恢复私有制的打算，在任的领导人没有能力和胆略来领导这场否定共产制度的产权革命。只要土地私有化的雪球一滚动，一定会引起共产制度的大雪崩。中共热衷的是公有名义下红色贵族的私有化，他们保护的是党有制，这是一种最坏私有制度。
六、强盗治国
中共靠鼓吹和争取民主起家，但现在唯一可以证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会选举。但村委会选举，看起来民主，实际了解一下，就知道权力总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钱，越有钱就越容易当官圈钱。表面上乡村选举可以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问责能力，但选举仅限于村一级，乡镇不实行选举，遂使县乡地方豪强更容易攫取乡村行政权力，掌控地方政治，这种极小范围的表面民主难以实现公平有效的乡村自治。在村庄内部，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使村委会的运作复杂化，村支书是上级党委任命的，来实现党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在行政关系方面，村庄之外的县、乡政府依然对乡村实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会希望维护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够做得到。不依靠乡村基层政权，农村的事全是空谈，依靠他们又什么好事也干不了，县乡政权已经腐败不堪，什么富民政策也会变成富官机会。过去的土改，工作队与村民无利益冲突，工作队是军队派来的，他们不要地，土地能够平均分配。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为人民公社解体时，新一轮的城市化还未开始，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潜力有限。现在搞土改，难度极大，也不可能再出动军队，面对油水大的地块，政府各部门谁不想趁机捞一把呢？时过境迁，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多，通过土地内部流转就可以解决用地问题，城市积累的巨大财富也足够自身发展之用，再也无需农民的投入了。所以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不是出于怜悯，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财政力量极为雄厚，一年几百亿的农业税不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根本算不上是大钱了，如果征税使农村经济破产，粮食危机会使中共政权垮台，毕竟21世纪已非大跃进白白饿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个国家是高度集权体制，各级政权实际上是集权于党政官员个人，农村基层政权日益黑恶化，就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普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政府权力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农村传统上是一种乡绅治理体制，农村中的乡绅是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层次，虽然乡绅经常与官员勾结欺压民众，但乡绅居住乡间，不可能与几年一换的县官结成死党，也会利用他们的权势告发不法官员，赢得声誉，因此能够起到权力互相制约的作用。乡绅在调解族人纠纷和各宗族利益冲突时也能起缓解作用，减少国家行政成本，减少了官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构成“皇权不下县”的治理基础。乡绅权力是政府赐予乡村精英并为民众认可的政治权力，是县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护者，民国时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乡村自治，推行集体化，党组织一竿子插到底，完全垄断了乡村政权。权力失去制约，基层干部胡作非为，没有乡绅一级的缓冲作用，农民一般选择沉默，因为上访到北京也没用，控诉材料总是一层层再转到基层干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鱼死网破，小事酿成大灾祸。“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垮台之后，在瓜分乡村土地和经济资源的过程中，以党政官员为首的地方恶势力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出于政府自身经济利益和官员政治前途的考量，乡镇政府在选用村干部时便以能否镇得住村民作为首选条件，于是普遍出现了“恶人治村”的趋向。恶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乡绅，其声望是横行乡里形成的，与乡绅主持公道的名望权威与维护乡梓的职责功能不同。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与实际渗入（操控党支部或村委会选举）是同步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官员个人直接利用行政资源与乡村进行双重渗透和博奕，他们在乡村培植权势集团，乡村内的权势者则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动与上面的政府官员一同瓜分经济利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地方政府不愿意宗族势力参与乡村管理，这会削弱党政部门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恶人治村就可以将党政权力贯彻到底，方便建立服务于政府与官员个人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恶人不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平衡力量，而是党政部门的爪牙，恶人的利益是通过侵害剥夺村民来实现的。当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纷纷戴上“红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与县乡干部结成同盟时，一方面帮助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另一方面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欺压良善。地方政府官员也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于农民，而是盘剥乡民。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或亦官亦黑，一身二任，两方面势力相互勾结，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瓦解了乡村民主选举的益处，也架空了中央集权体制。农村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实际上为官员恶霸们所有，他们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共产党统治了乡村，却造成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仅引述几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普遍性：
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被称为“东霸天”。他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他利用这些合法的外衣和职权，聚集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1000余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一座，被他欺骗、赖账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他公开声称，留庄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这里他真是无恶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赵修果，被称为“南霸天”。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选为村主任后，营私结党，排斥异己，先后五任村支部书记被迫辞职，致使该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赵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在换届选举中私拉私买选票，暗中操纵选举。他还通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等手段，混得了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成为了有多种合法外衣而作恶多端的一方霸主。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的吴国彦，被称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为打架故意伤害他人被劳教3年，1989年吴国彦劳教出来后，和黑帮头子关系密切。他1993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1995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党，1997年底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了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吴庄得势后，巧取豪夺，因怕问题败露，竟然勾结黑恶分子，雇凶伤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被称为“北霸天”。这个区盛产铜，党政部门设置以矿山为主而建立，全区由红透山铜矿和一镇三村组成。刘景山是从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网罗了20多名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惯盗、亡命徒，成立了一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为其篡权、贪污、统治矿山“保驾护航”，并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这个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这个流氓集团收取税费。
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的何长利，被称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镇人大换届选举时，由何长利的十几个拜把子成员上下活动，将素有劣迹的何推举为利民镇的副镇长。之后，何长利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亲信安插在镇司法所任所长，镇上七个基层支部中有五个支部书记、十个镇企业中有七个负责人是“他们的人”，成为了典型的黑恶势力的“土围子”。……[13]
与宗法制度决裂是中共的一贯立场，旗帜鲜明地称之为“打倒封建宗族势力”，称宗族思想为“歪风陋习”，视为乡村政权和党性原则的对立面，总是对宗族活动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现阶段，是通过恶人治村来瓦解抵御宗族势力的复兴，消除宗族势力对国家权力渗透的反弹力，减弱宗族的内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后，生产大队演变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与生产大队的差异在于县乡政权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产大队那样，控制行政村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行政村与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间的联系又有所加强。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国基层干部减少了一半，宗族势力又开始半公开地参与乡村管理。随着中共重建乡镇政权，越来越庞大的县乡政府机构需要从农民手里获取利益，需要大量圈卖土地，在倒地卖地中暴富，这都需要不断打击宗族力量的复兴。虽然提高了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数量，却始终伴随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病。所谓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从基层提取的资源，大量被同时膨胀的收取资源的行政官僚体系本身所耗费，并没有用到民生上去。许多县乡政权热衷于征地建开发区，并不关注本地区的民生建设，就是政权内卷化的弊端。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对共产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大多数人贫穷。流氓黑恶的社会体制，只会形成少数人靠暴力掠夺穷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会。中共真社会主义行不通，又用假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糊弄民众，都是中国人无法脱离贫困的根源。经济改革创造了巨量财富，仍然解决不了贫困问题。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近年来又出现了第四大弱势群体——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一起加入原本就极为庞大的贫困群体。蚁族是前三大弱势群体的后代，与权贵集团一道成为30余年经济改革最耀眼的风景。经济改革催生出两大板块，以“太子党”、党政官员、国企掌权者、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暴富阶层为富裕群体，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的好处多落入他们手中；以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企业主与工人、贫困化的白领阶层、城镇失业人口、绝大部份农村人口等，形成不断弱化的庞大群体，是衰退型的群体，享受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实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钟 先生在比较了美国与中国的穷人时所说：
哪有剥削比资本主义高出25-50倍的社会主义？
哪有占人口0.4％的权贵阶层占有全民财富70％的社会主义？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买处”，强暴少女当作“P”的社会主义？
哪有官商勾结，警黑联手，强掠民宅、耕地， 血案频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会主义？
哪有让一千多万冤民冤上加冤，上访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会主义？
正是﹕
折腾百年，
灭了千家万户，
铁口频吹千百度，
驀然回首﹕
COMMUNISM
却在：
花旗阑珊处。[14]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权利为逻辑起点、轴心和重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奉为“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以人权、物权、参政权、平等权、诉讼权等权利为基本构成的权利体系在法律体系中占据起始和主导地位，义务是与这些权利相适应，并且是从这些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实行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权利推定等等。哪个国家都有穷人，但贫穷的标准却有霄壤之别，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2年统计，美国有3500万穷人，占3亿总人口的1％强，有报道介绍了这些穷人的概况：
增加穷人福利，追求平等，一向是民主党占据道德高地的高调。在注册民主党选民最多的美国主要城市的纽约，在民主党籍的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实行扩大福利政策，结果当时700多万人口的纽约，有多达100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不工作，靠政府强行从勤劳者手中征得税收生活。……
美国的“穷人”中，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值是8万7千美元。有54％的美国穷人住在一家庭房屋中（独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在美国被定义为“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一有2台或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干机，三分之一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2台或以上彩电，装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的占63％，其中四分之一有大银幕彩色电视，有录象机或DVD的占78％，59％有立体音响，四分之一的家庭有个人计算机，27％使用手提电话。
这样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国，不属“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当不错，可在美国，人家被称为“穷人”，在理直气壮地领取政府福利。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上述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中，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一个半浴室，一个车库，一个室外走廊或门厅。全部上述的穷人中，76％装有空调机，而在30年前，美国的全部人口中，拥有空调的只占36％。
据美国房屋发展局的统计，美国的穷人中，只有6％住房拥挤。全部美国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的房间，而在“穷人”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有68％，只比美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远远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欧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里的穷人，而是那里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国有2亿8千万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721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积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业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家庭住房面积的3倍，是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7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国穷人住房面积还少63平方尺。
美国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多达1,875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也达到1,228平方尺，比欧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于美国穷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国穷人的孩子，不仅没有营养不良问题，而且这些孩子获得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事实上和中产阶级家的孩子一样多，而且在绝大多数穷人家庭，他们的孩子获得的上述营养物质，超过需要的标准；穷人家的孩子平均获得的蛋白质，超过营养学家建议的水平100％。美国穷人家的男孩，平均比当年登陆欧洲诺曼底的美国同龄士兵高一英寸，重10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同龄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国穷人的问题不是营养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体重超过标准。美国穷人的肥胖症，男子高于普通人近2个百分点，女子高于普通人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越穷越胖。[15]
“剥削阶级”居然混到出钱养活无产阶级的地步，这完全颠覆了关于资产阶级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主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殿堂三大理论支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崩塌，美国福利制度比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共产前辈设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要完美。即使这样，美国穷人还不满意，总是不依不饶发政府的牢骚，美国人过感恩节，没听说有感谢政府节，或者庆祝什么党的生日节，他们只知感谢上帝就够了。要是中共对待穷人有美国政府的百分之一，党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聋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无非是画饼充饥的乌托邦一类，无非一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农业户口还被排斥在外。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活生生的现实，是优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选票决定了人民的命运，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使之永远失去世界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恐惧全民普选，今天还在唱社会主义高调的，只是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或愤青者流，都是些强盗无赖。美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早于俄国与中国，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52年就传到了美国，马克思对美国寄予极高期望，1872年将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迁至纽约。但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仅比中共稍早些，同样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利用劳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动。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新政，改善劳工待遇，缓和劳资关系，扩大民主权利，使得美国从大萧条中复苏，共产党从此失去号召力。1933年厄尔·白劳德出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美国民主是一切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不过美国民主的扩大和完整化。并修改党章，规定共产主义的任务是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把华盛顿、杰佛逊、林肯们的传统向前推进。白劳德于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纲领性著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制为维护民主权利提供了足够的渠道，美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产主义青年团，1944年5月纽约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解散共产党。美共仅存在23年，其后虽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产党，跟随苏联，毛泽东还亲发贺电称：“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批判“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70年代盖斯·霍尔任总书记时，又跟着苏联反对毛泽东，但其元气大伤，难成气候。据说现在美国只有一个老教授还信仰共产主义，其余的只是学术研究，党员的数目仅有三两千人。美共也帮过中共不少忙，抗战时期，受莫斯科指示，误导美国舆论和政府，诋毁中华民国政府声誉，离间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夸大宣传中共的抗战功绩，以及“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将陕北边区描写为“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的乌托邦。攻击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盛赞中共根据地是“民主的中国”，配合中共的“两个中国”论调，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华。驻华的史迪威将军也要求同等装备共军与国军，让共军开出边区作战。智慧的美国人民，及早告别了共产主义，保证了民族的长久幸福，也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类普世理念，足以摧毁一切反人类的制度，这仅仅是时间长短问题。如果我们非要说社会主义好，也用不着抬杠，美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更好些，这对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何清涟说：“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16] 这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盗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心，纷纷投奔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国。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多少实际意义，就基本清楚了。我们到中西部农村走一走，那种破败的景象，无法掩饰的贫困，乡民生计之艰辛，历历在目。从战后废墟上起步的国家很多，即使在亚洲，农民生活的改善，中国也属于最慢的几个国家之一。仅以全民医疗保障为例，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仅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数第4位。农民的年收入不够住一次医院。西方国家的全民医疗保障一般占GDP的10％左右，欧洲高于10％，美国是16％，中国摊在民众头上的不足1％。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毛时代的农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会主义，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脚医生”（兼职不脱产的乡村卫生人员）及县医院为主体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有基本免费的公办教育，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合作医疗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后的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发表了“合作医疗好”的指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三级预防保健网。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在计划体制下，药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等是配给的，卫生站和医院是公立的，不存在获利和创收。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和药品资源配置的权力，并实施低价供给政策，医药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不存在高价高回报的激励机制，赤脚医生以及各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在医疗服务中获取利部门或个人收益。政府通过恢复振兴中医，强调使用中草药和中医诊疗技术，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通过赤脚医生的培养，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赤脚医生看不了大病，但对预防为主的日常卫生保健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一带血吸虫病又大规模蔓延，就是乡村医疗和预防体系失效的结果。随着农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的确立，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面临危机，合作医疗机构纷纷解体。县乡干部属于国家医保体系管理，原来以公社和生产队自筹经费的集体医疗保障体系变为个人出钱到盈利性的医院看病，随着医药费用的猛烈上涨，绝大多数农民沦入有病看不起的凄惨地位。中国的医疗保障是面对向高层的，高级干部医药费实报实销，他们每人每年平均医疗费高达数十万元之多，而用于民众医疗保障的一年仅有几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流氓集团无理侵占了。毛时代贫穷，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总要有一些与“优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邓时代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特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穷中国再也无法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只能求助于市场化，于是连毛时代那点可怜的全民福利也一并取消了，彻底沦为保障少数人特权的体制。
在中国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一半的情况下，惟多数人的贫穷才能保证少数人的富裕。对于暴富中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存在实现社会公平均富的动力因素，数亿人的贫困就是中共统治的产物，这是只进行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决非中共政权自身所能化解，他们也不愿意化解，有哪个权贵愿意让出自己的权力与财富呢？中国除了爆发争取民权的国民革命，找不到任何一种和平转型的办法。在以权力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权利法律基础的私有化只会导向最坏的结果——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强盗型经济。中国表面上还是公有制占主导，中共还叫共产党，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启了由少数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团私有化进程。六四运动直接的诱因之一就是“太子党”集团以双轨制为契机的私有化——权力市场化——倒卖由市场定价的计划外紧缺物质——非法集资圈钱，至今这个进程还在加速，已经发展到掠夺包括土地在内的整个国民资源的庞大盗匪集团，并且利用物权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这是一场光天化日下的大规模洗钱过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剥夺民众权利的强盗运动，权贵集团掠夺国民财富从革命战争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权贵私有化，全部过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众始终处在一次又一次被无情剥夺的悲惨地位。这即是中国党富民穷现状的全部秘码。
注释：
[1] 五岳散人：高价墓逼人“死不起”的反讽与忧思，2009-04-01 河北青年报。http://www.hbqnb.com/news/html
[2] 见百度搜索，百科名片：中非希望工程。
[3] 阿波罗新闻网2010-12-03 讯。http://www.aboluowang.com/
[4] 何清涟：一曲60年的“颠倒歌”，《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总第106期。
[5] 引自“登峰造极的‘三公’消费一年19000亿”，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9875539）。
[6] 2011年09月07日 新华网：“哈药六厂办公楼赛皇宫 回应不是奢华是艺术”。
[7]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中国经济网，2008年12月05日 。
[8] 谢国忠：量化宽松通向地狱之路 2012版世界末日。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1106/article_111826.html
[9]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引自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www.usc.cuhk.edu.hk）。
[10] 师吉金：1949年-1956年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
[11]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12] 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
[13] 引自于建嵘：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14] 今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0705/article_13711.html
[15] 曹长青：在美国当穷人有多舒服？曹长青网站（www.caochangqing.com）。
[16]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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