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今昔 第五章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

第五章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

一、共产思潮

20世纪初是社会主义从书斋走向实践的黄金时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学说泛滥于全球，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普遍热销。帖社会主义标签的政党组织一时风起云涌，其中最著名的是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等。所以外国有俗语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那一种才是对的。马克思建建立了系统庞大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其社会主义学说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立脚点，创造出剩余价值学说，用来揭示资本剥削的本质，同时论证出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说明共产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再利用阶级斗争学说，将无产阶级上升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不妥协性和战斗性，最符合有强烈革命意识者的心态，最终使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革命者的圣经。一战之前，世界各国只有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两种人，反对的大多数都是资本家，战后几乎没有了反对的声音，人们不一定赞成共产主义革命，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福利等主张在欧洲和亚洲还是被普遍接受，认为社会主义是消除剥削和不平等的好制度。社会主义实践于是分为改良和革命的两种路线，赞同社会改良的一般为社会民主党，希望暴力革命的是共产党。那些参加议会选举的共产党，实际上也属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类。照马克思主义标准，马氏社会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不与其它社会主义为伍，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非此，人类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俄国靠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首创，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胜利。接着纳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登场，战后又有伊斯兰的社会主义，还有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及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等，独立后的印度也自称为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以其形式内容来看，并未超出早期思想家们的构想，都是为了建立公有平均的社会制度，只是在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手段上有重大区别，马克思是以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共产的设想，即一个没有阶级之分和人人平等的社会。这种设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但古希腊恰恰是世界上最早承认土地私有制并且把土地当做商品来买卖的国家。因此，也就最早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如何改造由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社会，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向往一个“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篱笆、围墙”，人人生活幸福的黄金世界。直到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1478－1535)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开山之作的《乌托邦》一书出笼，[1] 社会主义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尽情描述了一番：那个乌托邦是闭塞的、朴质无文、纪律森严的群体；一切公民都是穿同样的衣服，都是住在一式一样的房屋里；不得到允许，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私下议论公事要判处死刑；不用货币，金子、银子只是用来打造马桶和溺器，连“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顶金冠”；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带有明显的专政思想，偏离了人道主义轨道，也不是希腊神话构建的黄金时代了。当马克思接过了乌托邦的空想，将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定义为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社会形态，据称是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流程是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自称是人类社会历史分期的最科学论断。马氏版本的共产主义随即成为改造人类社会的政治纲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亦成为共产革命后的国家政治制度。

中国也一样，中国的大同思想也类似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孔夫子《礼运》中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是实现小康社会后的理想社会，是历代知识分子向往的社会制度。清朝末年引进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将孔夫子的大同思想发扬光大，结合西方君主立宪体制，从经济、政治、哲学到家庭模式，做了一整套大同世界的制度设计，鼓吹土地国有，兴学劝工，是近代最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乌托邦。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基本原则。在之前，马克思的学说即以《大同学》之名，始见于报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之《万国公报》，并非什么“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标准定义。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以民生主义来实践天下为公的思想，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因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孙先生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赞同剩余价值的学说，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会上要占大多数。”也不同意其人类社会进步的论点：“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同时否认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历史分析方法：“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所以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只求得社会上一部分的毛病，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由此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

由于他研究从前的历史和当时的事实所有的心得，便下一个判断，说将来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他以为资本发达的时候，资本家之中彼此因为利害的关系，大资本家一定吞灭小资本家。弄到结果，社会上便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极富的资本家，一种是极穷的工人。到资本发达到了极点的时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个资本国家，再由社会主义顺着自然去解决，成一个自由社会式的国家。依他的判断，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当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人要求八点钟的工作时间，用罢工的手段向资本家要挟。马克思便批评以为这是一种梦想，资本家一定是不许可的，要得到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必须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后来，英国工人八点钟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为事实，并且由英国国家定为一种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国的大工厂、银行、铁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点钟。其他许多事实，在马克思当时自以为是料到了的，后来都是不相符合，令马克思自己也说“所料不中”。别的事实不说，只就资本一项来讲，在马克思的眼光，以为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是到今日，各国的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便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学理了。

……再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合理，我们可以用近来极赚钱的工业来证明。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福特汽车厂，那个厂极大，汽车的出品极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很销行的，该厂内每年所赚的钱有过万万。至于那个厂内制造和营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办事房，所有一切机器陈设都是很完备，都是很精致，很适合工人的卫生。工人在厂内做事，最劳动的工作，最久不过是做八点钟。至于工钱，虽极不关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钱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国钱便有十元；稍为重要的职员，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数。厂内除了给工人的工钱薪水以外，还设得有种种游戏场，供工人的娱乐；有医药卫生室，调治工人的疾病；开设得有学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并代全厂的工人保人寿险，工人死亡之后，遗族可以得保险费，又可以得抚恤金。说到这个厂所制出来的汽车的价格，这是大家买过汽车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车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车最多不过是值一千五百元。这种汽车价值虽然是很便宜，机器还是很坚固，最好的是能够走山路，虽使用极久还不至于坏。因为这个车厂的汽车有这样的价廉物美，所以风行全球。因为这种汽车销路极广，所以这个厂便发大财。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象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2]

孙中山仅仅是部分赞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不是照单全收，并不提倡用阶级斗争来推倒资本家，而是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口号。所以列宁将孙中山列为空想的民粹主义者：“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3] 但列宁还是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的革命，因为需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纳入苏维埃革命的轨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仇恨在于资本的垄断，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由国家垄断资本就可以消除剥削。这种理论听起来很美，比乌托邦美多了，但实行起来效果却完全是相反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民权政治，资本的垄断可以用反托拉斯的法律来限止其弊端，建立公平的自由竞争环境。因为资本运行需要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高效率的市场体制，就必须确立提高效率的游戏规则，这就是法治环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自由和民主制度化的基础。资本运行是以自我为中心，但离不开他人的合作与协作，必须讲诚信情义，在利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否则会被市场无情淘汰。自由的市场环境培育每个参与者的公平和利他观念，使人们只能靠行善来获得个人幸福，社会因此走向自由和法治。公有制下的垄断是一种国家暴力，它只给一部人机会，共产政府握有无限权力，共产党是大资本家，大托拉斯，不受市场约束。掌管权力资本的统治者不可能自发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要借高度的垄断来攫取超常收益，成为自利型政府。垄断型社会是食物链关系，政府居于食物链顶端，统治者实现个人幸福依靠丛林法则。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环境，同样是丛林法则，一部分人靠垄断寻租，一部分人凭借官商勾结致富，剥夺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强盗逻辑使社会缺乏行善的动力。

孙中山用民生主义定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基于中国人的大同思想，用平均和节制的办法解决农村与城市的不平等问题：第一是平均地权，政府用税收和购买来解决城乡的土地矛盾：第二是节制资本，消除垄断，振兴实业，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共产主义政权与民众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剥夺与被剥夺关系，没有权力制衡的协商机制，利益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因此其弊端是不可克服不能调和的，马克思理论全面破产的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还在中共成立之始，孙中山就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看到俄国用革命手段解决了政治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问题，要用和平的方法改良经济问题，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用民生建设消解社会冲突。革命是解决专制的手段，国民革命是为了推翻皇权和军阀专制。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不成功，便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路线对于西方世界的错误，中国是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的贫。”所谓的“贫富不均”，不过是贫的阶级中的大贫与小贫，大资本家在世界上也不过是个小贫。而且中国的封建制度自秦以后就结束了，农村也只有小地主，没有大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城市的地主暴富了，缘于城市土地的工商业用途改良而增值，地主坐享其成。解决土地投机是由政府购买，或由地主报价抽税，增值部分归公众所有，不没收土地，是为平均地权。断言中国不适合马克思主义，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发明出来的，人类祖先的“原人时代”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国民党的办法是共产将来，不是共产现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文化落后和经济贫穷的农业社会生根，就在于列宁的第三国际将各国共产党置于俄共绝对领导之下，否则中国决不会成为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实验田。至于中共借国民党容共和北伐之机发动武装叛乱，是孙中山先生没有料到的。

严格地说，平均地权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产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策，共产革命借用这种政策，只是为满足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每家每户分得一份土地，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不可能自动走向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巨大的吸引力，在于对公有制和共产制度的完美设计，让每个人成为大公无私的行善者，恩格斯在具体描述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诸多好处后，说道：

……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4]

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规定的标准定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天下大富，国家消亡。这个梦想虽然遥远，却很诱人，陈独秀等旧学者急于寻找新的思想源泉，一面打倒孔家店，一面又以为西方的东西都很科学，一定适合中国，急于从旧传统中走出来寻找一条更快捷的大同道路。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匆匆忙忙接受了俄国暴力革命的新教义。毛泽东夺取了中国统治权，毛是共产主义者，立即着手他的共产主义实验。共产主义导师的追求相同，但具体的实施标准却有很大差别。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将马克思繁杂的共产主义理论通俗化。赫鲁晓夫又增加了伙食标准，“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味道可以，水平却不甚高。中国人嘲笑这些低水平的共产主义，毛的共产主义宏图最切合中国人心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民以食为天，曾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上说过：“现在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待毛有权力解决“最大”的问题了，他的共产主义蓝图先从“大办食堂”开始，“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一天吃五顿饭”……一句句极具诱惑力的承诺，远远超过了前辈大师的鸿篇巨制。这对贫穷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诱惑力之大是难以抗拒的。

二、消灭异见

1957年的反右运动，标志着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实质性终结，民主力量的历史作用业已完结，统战价值降低，在各级政府的任职人数也大幅减少，降到了“花瓶”的位置。从任副总理到部长一级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换为中共党员，只剩下些人大政协的虚职，结束了联合政府的时代。国共纷争时期，民主党派从未形成独立地位的第三方政治力量，要么倒向国民党，要么做共产党的尾巴。民主同盟表面上恪守第三方中立，实质上是中共操纵的玩偶，由于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其中，很是欺骗了不少人，掩盖了中共破坏和平的罪行，对国民政府制止叛乱造成极大的舆论压力。1946年内战开始时，梁漱溟提出双方“就地停火”的和平方案，周恩来震怒：

“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周恩来由怒而泣，声泪俱下，指责民主同盟不讲义气，颇有骨气的梁漱溟不得不低头赧颜：“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5]

中共尚处弱势时已是这种气度，打败了国民党，作为应声虫的民主党派高层人物都已做官，民主党派列入中共党政序列，经费由中共全额列支，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变成“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关系，失去在民间活动的自由，不可能变为中共的反对力量。中共是记仇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于是先拿梁漱溟开刀，新帐老帐一起算，将梁氏骂成一堆臭狗屎。中共独占天下，急速向左转，1957年，全国知识分子响应毛主席号召，给党提意见，打消顾虑，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可谁也没料到，此亦“引蛇出洞”之诡计，是考察知识分子是否对党无限忠诚的考场，整顿党的作风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众反右运动。反右之所以不同以往，区别在于以往运动响应号召当积极分子即能争取主动，这一回先发动的不是工农群众，重点是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很多人由此而中招。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多为知识分子，在对抗国民党时养成的批评精神成为他们误入陷阱的原因。所以，能测算出此次斗争的险恶性，不是寻常头脑能胜任的，看一看批判大会上一些聪明人的演技，就惊叹其超凡的能力——

吴晗一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帅”的要害。他分别对三大“右帅”进行批判。

吴晗首先批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

接着，吴晗批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吴晗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6]

吴晗当年是个穷书生，在他困难的时候，胡适帮了忙，支持他的学术研究，还为他介绍了工作。胡适对吴晗是有恩的。但他老先生善于见风使舵，当了中共的北京副市长，更是春风得意，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批胡适的时候，自然要报新宠而弃旧恩；批胡风的时候，他也批胡风；北京旧城改造时，梁思成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彭真主张拆城墙，拆除一切影响交通的“封建的遗留物”。吴晗是站政府一方的，积极批判梁思成的落后思想。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又义愤填膺地参加了反右运动，再立新功。老先生不愧是清华大学教授出身，招数老到，晓得擒贼先擒王，打蛇打在七寸上，对他的民盟老上级老同事一样猛攻“要害”，绝不被其华贵的外表所蒙蔽，终以高分通过考核。可惜吴老先生百密一疏，文革中死于莫须有的罪名，殃及全家，夫人袁震被送去劳改，夫妻二人含冤而死，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一家四口，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其为报应乎？不过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是有道理的，是极其精辟的。中国历史由公天下到家天下，再到党天下，经过了三个阶段。远古时，尧本应传位于其子丹朱，可惜丹朱不成器，怎么教育也不行，于是将帝位传给了舜，历史上称之为“公天下”。这是天下为公的高境界，从夏朝开始，演变成天下为帝王之属的“家天下”制度。“天下为公”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想，成为仁人志士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标。国父孙中山为此奋斗终生，其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共传承是一党之天下，由最高领袖在党内高层选择接班人，比之子承父位的家天下还不如，较之禅让的“公天下”更差之千里，因为古时崇尚选贤任能，帝王不能尽用佞臣而危害社稷。共产党标榜的公有制其实是党有制，“人民共和国”正是“党天下”体制。所以公天下、家天下与党天下三种制度比较，党天下是最坏的一种。

猴子再能耐，也跳不出如来巨掌。1959年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要敢于讲真话，胡乔木授意吴晗写一写海瑞，因为他是明史专家。吴写了《海瑞罢官》剧本，61年北京京剧团公开演出。也许是上次胜利麻醉了他的政治神经，嗅觉出了毛病，几年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毛泽东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理由是吴晗借海瑞为彭德怀翻案。这是八竿子探不着的事，但毛需要祭坛上的牺牲品，以鼓舞士气。这位昔日反右名星第一个被推上祭坛，祭了文革大旗。让吴自己也品味到世态炎凉，风水轮流。最令人惊叹的是吴晗揭发的三大“右帅”至今不给摘帽，铁案如山，不在错划的55万右派分子的范围之内，竟与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7] 没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皆属于“杀气腾腾”之辈，我们再来看一下所谓的“杀气腾腾”是些什么言论——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而且口气颇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九五六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 [8]

这话有理，老和尚无法无天，小和尚才肆无忌惮。然既揭老和尚的骗人老底，又要分老和尚一杯羹，就惹恼了毛泽东，难怪邓小平死不认错，毕竟是一党天下。不过这已经谨慎多了，储先生是老报人，自视清高，国民党时代更是口无遮拦，根本不怕得罪谁：

细察储氏的历史，他并不傻。他在此发问，也许只是明知故问，为了向毛、周二人挑战。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9]

明白人总干糊涂事，早知当初，又何必现在。即上贼船，再想下就难了。民主党派对抗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还可以，骂骂蒋委员长也行，得罪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敢向毛主席提意见，就是自寻死路了。当中华民国的左派可以挣得英雄地位，当“新中国”的右派，即成臭狗屎一堆。“新中国”严禁非议，在党需要时，也不管你非议不非议，不敢说话的人也要倒霉。那些千奇百怪的右派分子里面什么样的事都有：有说现在大饼芝麻比以前少了的人，有档案里没有右派材料却因“错中错”糊里糊涂搭错车的人，也有因单位凑不足反右指标被强行充数的人——

一九五四年重庆大学地质系二十岁的毕业生黄治中，主动要求到柴达木去开发戈壁滩，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属的地质研究所工作。鸣放、反右时，他正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待他结业回到戈壁滩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时反右已经结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便把任务往下分摊。黄所在的地质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标一个，所领导正为此犯愁，黄回来了，于是把他叫去说：“你被划为右派了！”黄申辩道：“我一张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呀！”没有用处，党委已经替他准备好了结论：典型不说话的右派，从骨子里反党。黄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龚德尊，因为不肯揭发黄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里反党”，也成了右派。黄被押送青海劳改农场，龚则被开除，遣送回原籍。当初她毕业时，学院要留她任教，她却一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个建设者，最后终于如愿。如今竟带着未来得及用上的嫁妆离开荒凉的戈壁滩，回到四川农村当上一名“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党委同志个个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抓右派的指标。[10]

汉武帝曾以“不入言而腹诽”之罪，要过一位农业大臣颜异的命，共产王朝比X光机还犀利，能从肚子里看到骨子里。以“骨子里反党”整死多少人，不得而知，但为史书增添了不少素材。不服气的右派们说，党号召提意见又打我们右派，这是阴谋！毛泽东说，不，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出笼，才好消灭，毒草长出来，才能锄掉，草锄过来作肥料。右派是个统称，其中包括极右、右派、中右、右倾、大右派、内控右派、摘帽右派等，还有现行反革命加右派或坏分子加右派之类的名堂。官方公布有55万右派，据学者统计，实际上最少有100万右派，加上与右派沾边的各种罪名而遭受迫害牵连的，大概有二三百万人。右派的下场是枪毙、劳改、劳教、打死、累死、饿死、病死、自杀等等，又赶上三年大饥荒，能侥幸活下来的，又遭受一场文革浩劫，能等到重见党的阳光（摘帽）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大作家丁玲的事迹也很经典，她原本是毛泽东欣赏的人物，1936年11月出狱后丁玲前往陕北保安（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中共宣传部特为这位著名女作家召开宴会接见洗尘。12月毛又手书《临江仙》赐与她，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是莫大的恩赐，如同皇帝赐予的丹书铁券。据说在延安时丁玲与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极少几个不必预约通报便可直闯毛住处拜访的人之一。丁玲1948年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51年度期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可谓文武双全，名利双收。可惜丁在路线问题上错误不断，屡遭周扬整肃，55年、57年分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58年流放北大荒，70年进秦城监狱，75年遣送山西农村改造，饱尝了老“运动员”的辛苦。毛亦是翻脸不认人，1957年1月，他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布指示，要把丁玲“在社会上搞臭”。将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后，毛又几次点了丁玲的名：“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除开个别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冯雪峰……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共产党里头出了个高岗…… 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11] 冯雪峰与毛的关系原来也不错，但也被毛抛了出去。其实早在延安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时，丁玲就因写《“三八节”有感》惹出过麻烦，贺龙曾在大会上骂她为臭婊子。只是丁玲在国统区名气很大，认罪态度好，又大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一本叫《革面洗心》，才免于一死。那时毛泽东也是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号召大家自由发言，提出批评，展开争论，然后一网打尽。毛就是要打断那些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象狗一样摇尾乞怜。康生骂王实味是“王屎味”，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早在延安时代就基本定型了。经过整风的丁玲，来了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在党的关怀指导下，终于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热情讴歌共产革命的不朽之作，但没夹紧尾巴，结果又吃了大亏。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阵营，可作为改造利用的对象，关键在于能否“夹紧尾巴做人”，这个尾巴就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成份。许多知识分子以为尾巴夹得够紧了，整天高唱颂歌，却不料政治斗争风云变幻，党的政策随毛泽东的心意而时时变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本无从揣摸上意。所以再谨小慎微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共产党的阴沟里翻船。连丁玲这样党的忠诚作家都不能幸免，紧跟党的吴晗都裁跟头丢性命，何况一般知识分子。

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平反，给丁玲吴晗等人平反，就是不给1957年的反右运动平反。不仅不平反，还为反右运动辩护。邓何以不平反罪恶的反右运动，而为反右运动留下尾巴呢？就因为反右运动中毛是首犯，邓是帮凶，邓的功绩就在于反右运动扩大化。1957年6月17 日毛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报告。7月17日开始的省市委书记青岛会议，由邓作主题报告，对全国反右运动做了精心部署。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这一报告正是毛邓把整风推向全国各阶层的安排。一个首犯，一个头号帮凶，两个人调动了全党全社会构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严酷的文字狱，绞杀了整个知识界，具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全被踩在脚下。反右运动毛泽东只做战略布署，邓小平是执行者，反右主要是在执行阶段扩大化了，扩大了成千上万倍。邓显然将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全推给了毛，在编辑自己的选集时，故意删除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说明邓是做贼心虚，意俗掩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官方亦不再提邓曾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历史。既然反右运动是对的，又何必刻意掩饰载入历史的事实？所以，邓为绝大部分右派摘帽，并非正视历史问题，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他的六四大屠杀除了本性所致，没有其它的解释。

三、生产工具

毛泽东以“诱敌深入”的战术，痛痛快快打了场歼灭战，右派分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右运动的胜利使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格外鲜艳夺目，上上下下步调一致，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三大主力齐上阵，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钢产量翻番，粮食亩产更是轮番上涨，你方唱罢我登场，屡屡刷新“世界纪录”。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造成损失提出意见，毛又祭起反右倾的大旗，全国大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有300多万人戴上了右倾帽子，远远超过反右运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闹剧开始登场，李锐写道：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钢从1200 万吨提高到3000 万吨，煤从2亿吨提高到4亿吨，粮食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8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以上。1962年指标，钢变为1亿吨，煤为11亿吨，粮食为15000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3年和10年了。

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 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12]

河北省徐水县是毛泽东肯定的农业生产“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的典型，徐水成立了以县为建制的徐水人民公社，规定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由人民公社统一包下来，干部工人取消工资，一律发给津贴，实行公社一级核算。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充公，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徐水的年财政实力仅有区区2000万元，几个月后，连发毛巾的钱也拿不出来了。拆除旧房统一建新房，结果拆房容易建房难，农民连个过冬的窝的也没有了。平均主义更使人们缺乏自主劳动热情，民兵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下田干活，看起来威武雄壮，实际是出工不出力。干部瞎指挥成风，大搞不合理密植，强行推行大跃进计划。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下乡打人抓人，县乡村三级遍设劳改队，数千人抓进劳改队。徐水弄虚作假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毛失去了对徐水的热情，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其实安国给验也是骗人玩意儿，毛树立的全是失败的典型，1959年1月，徐水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了。

农村的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却是毛极力倡导的。自从农村合作化后，在农忙时节或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为了方便农民及时及早出工，就有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出现，大家合伙煮饭，以节省时间。以供给制为特征的公共食堂，出现于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大跃进初期，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导，中共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进行推广，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民达到90％。人民公社初期，有的地方农民还是喜欢食堂的，食堂门口的对联是：“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鼓足干劲加油干，放开肚皮吃饱饭”。吃饭不要钱谁还不欢迎，特别是困难户和五保户，问题是根本没有充裕的食物来应付几亿农民猛然间释放的食欲，那种可笑的豪情壮志是由粮食产量的普遍造假支撑的，而肥皂泡吹得越大，毛泽东越喜欢。人民公社禁止一家一户做饭，没收存粮，砸烂农民的锅灶，当食堂很快便无粮可炊时，社员就只好饿肚子了。公共食堂对共产主义制度来说，也是消灭家庭的好办法，消灭家庭才可以消灭私有制，达到共产主义标准。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第四次讲话时说：

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13]

共产主义导师们都不太喜欢家庭，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家务事又最费时费力，应该改造为社会化劳动，恩格斯说：“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天性不喜欢家庭，缺少天伦之乐的情趣，他在中南海的大家庭称为“一组”，他是家长，剩下的都是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不是妻儿满堂式的家庭生活。毛泽东多次讲过消灭家庭的话，没有了家庭，人们要钱财就没用了，就不会自发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公共食堂是消灭家庭的第一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解散公共食堂，解散食堂的干部纷纷下台，大办食堂成为“反右倾”运动的一项政治任务，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有392万个。很多地方规定不许农民私自煮饭，谁家房顶冒烟，就搜查谁家的粮食和食品，砸锅倒灶。如果共公食堂作为民间创举，本无可厚非，有益则存，无益则散。一旦成为国家硬性指标，不顾实际强制执行，就一定形成祸国殃民之灾。那时正处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1958年的粮食大丰收充其量也就刚维持温饱（2亿吨粮食产量供6.6亿人吃，人均仅为300公斤，还未扣除非口粮部分），农村一般年份仍是糠菜半年粮的水准，怎么可能长期维持满足人们旺盛食欲的公共食堂呢？一旦难以为继，农民手中又无存粮，大饥荒就是件不难预测的事。大跃进过程中，发生大量人口死亡的地区，往往是由于省市级官员执行政策最严厉。办不办食堂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命，但与他们的仕途政绩紧密相连，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也就是在民众饥苦与个人进退之天平上权衡的结果，取决于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由于中共政权是人性逆淘汰的官僚体制，极少数有良知者若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很少有人敢置民众的生死于党的决策之上，宁肯丢官而保民。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命令无为县停办公共食堂，粮食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张恺帆说，有些干部坚持搞公共食堂是为了多吃多占。到村上一看，穿得好的，长得胖的，总是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在张的干预下，全县解散了6069个食堂，后来此举被毛泽东定性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后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的胡开明也是一个不赞成公共食堂的人，在张家口地区解散食堂，允许个人开荒自救，救了不少人的命。1962年上书毛泽东，提倡包产到组，被毛泽东点名批评：河北有一个副省长，很开明，但就是“胡”开明。胡因此饱受批斗，文革中还被假枪毙过。基层干部是政策具体执行者，在上级的监管之下，面对每个村民，个人良心谴责在强大的专制环境下，大多数干部投上面之所好。有的基层干部借掌握公共食堂粮食资源之机，多吃多占，满足个人私欲，又对不顺从管制的农民动辄以“扣饭”来惩罚。四川省资中县有用“连坐法”扣饭的，一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饭，导致农民大量死亡。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基层干部直接目睹饥荒，生怜悯之心的好干部当然也有，如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刘庄村，在大跃进时没饿死人，没有逃荒的，原因是大队书记为人公正，并且兼任食堂司务长，对食堂管理规范，主要是能巧妙应付上级的荒唐指令。有个别食堂办得好些，是由于干部瞒报粮食产量，截留了一部分粮食给食堂。所以群众说：“不是粮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称食堂为“死堂”……公共食堂是不准非议的，否则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云南省保山县将食堂化后有钱有米不交给食堂者定罪判刑，云南大理一位农民到食堂说他的孩子饿坏了，以现行破坏罪被逮捕。陕西省有个农民因说过对公共食堂不满的话而被判刑5年。1960年，湖南一位女工把写有“公共食堂罪该万死”等内容的标语贴在中南海红墙上，后经刘少奇过问此事，她才免于杀头之祸。这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决不是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百分之百的人祸。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如果仅算经济帐，毛泽东的大跃进也是彻底失败了。除了人民公社和大办食堂外，还有大炼钢铁。有人统计说，炼钢损失了23亿（中央和地方实际补贴40～50亿元），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的钢都买来。认为“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从中南海到宋庆龄的院子里，从外交部到机关学校，这些与钢铁工业毫不相干的地方，也纷纷建起土高炉。文化部除动员文艺家们讴歌大跃进之外，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由副部长的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中国人创造了举世界无双的恶搞奇迹。毛对经济一窍不通，对发展国民经济看得过于浪漫，以为钢产量超英赶美就等于达到西方水平了，再有了粮食就什么都有了。毛泽东以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推动农业生产，靠“马上治天下”的激情和“精神变物质”的哲学想像力。斯大林搞了30年，农业没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毛一心要在粮食生产上创造出超越古今中外的奇迹，在钢铁产量上赶超西方，认为这就是赶上了美国。说明他对西方社会的无知，根本不知综合国力为何物，不晓得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工农业，是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在内的全方位落后，他以为通过人海战术式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实现强国梦想。毛在上面大放厥词，下面鸡毛当令箭，全国上下一齐发神经，灾难就无从避免了。当认为粮食足够了时，就让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土高炉遍地开花，粮食生产又退而居其次，以至于到了收割季节，劳力还集中在土高炉旁。“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男劳力大量外调，人民公社成了“人民母社”，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中共高级干部如李井泉、杨尚昆、刘仁等人也有“人民母社”之类的不满议论。在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到了11月23日，毛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毛泽东首先发高烧患了昏热病，中国的粮食生产一年不过增加一两百亿斤，翻番的话纯粹是昏话。在他老人家昏话连篇时，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尤以号称平均亩产千斤省的河南为甚。实际上一省粮食增产不增收，一些省粮食减产。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公布产粮7500亿斤，后来核实只有4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2.5％。大办食堂也浪费了粮食，“鼓足干劲生产，撑开肚皮吃饭”，由于吃饭不要钱，不考虑实际情况，吃到后来只剩稀汤寡水了，国家库存未因增产有所增加，反而减少了。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前一些省已是成批饿死人，当年更是大幅减产，连预估的一半也没有。1959年粮食指标为10500亿斤，实际产量为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1960年又减产530亿斤。。刘少奇说：“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14] 刘少奇没敢提大面积饿死人，更不敢谴责大跃进的灾难，只能用“不足”二字加以掩饰，壮着胆子说了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突破了毛泽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规定性比例，成为后来他倒霉的原因之一。而毛泽东认为“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15]  在全民炼钢的狂潮中，1960年钢达到1866万吨，1961年就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

凡是共产国家的领袖们都热衷于大跃进，急于展示超越西方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斯大林下令在白海至波罗的海之间修一条运河，从列宁格勒到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使苏联的海军舰队可以来回游弋。工期从1931年9月到1933年4月，仅为20个月，完全靠人力挖筑这条长达226公里的运河。索尔仁尼琴写道：

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着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一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你的脑袋！”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16]

可想而知，这种大跃进的杰作毫无用处，运河刚修好便废弃了。由于水位太浅，仅仅能满足小型驳船的运行，但25万劳改犯人却因此死掉了。由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主编的《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曾作为史诗般的列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为印发，也因斯大林处决了该工程的所有主要人物，宣传册子也被收回销毁了。毛泽东的神话比斯大林的神话还破灭得更迅速更无情，斯大林批给了白波运河4亿卢布，下面为了向上买好，工程仅花了9530万卢布。据统计，毛的大跃进期间仅物质上的损失就达1200亿元人民币。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赶英超美没实现，反倒越离越远了。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统治工具，在集体主义权威下，可以产生用之不竭又廉价到极点的劳动力，生产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的卑微奴隶，供共产统治者随意驱使。斯大林用奴隶制式的集体主义企图创造世界奇迹的做法，被毛泽东运用到了中国，动员起亿万民众，创造毛氏版本的大跃进神话。共产主义的奴役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平等权利和信仰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民主主义是陈词滥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极力批判争取建立自由国家说法。革命专政的目的就是限制人们的自由，建立人人必须劳动的制度，儿童也应该参加劳动，“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罪犯就更需要劳动了，让犯人“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17] 一举为共产国家制定了全民劳动改造的专政制度，也是遍地劳改营的理论依据。“劳动创造一切”，劳动是人们的第一需要，劳动当然是指体力劳动，或者仅使用简单工具的手工作业，“干部参加劳动”就是指这种劳动，连毛主席也要到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挥锹铲土，虽然是毛进京后有生之年唯一的一次劳动，“……前后不不到一个小时。如此简单的象征性动作，竟鼓舞了全国人民从事艰苦劳动的狂热。”[18] 毛又把大学教授们赶到农村劳改，干最粗重的活儿，就是为了改造其剥削阶级思想。斯大林是把教授将军们驱赶到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劳动，让他们死在那里。不劳动是违法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是通用的共产主义口号，列宁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著名口号。不计报酬又“出大力流大汗”的劳动才是最光荣的，还树立不少劳动模范作为劳动人民的学习榜样。在苏联及中国，懒惰就是罪行，不参加义务劳动也不行。不热爱劳动的，会抓进劳改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劳改监狱就是强制无偿劳动的地方。你不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造思想的集体劳动，那就到监狱里去累死饿死吧。用劳改方式有计划地削减一部分人口，是苏维埃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和异见人士的一个通用办法，是共产政权大屠杀的另一种方法，所以劳动营又称为“消灭营”。列宁说俄罗斯是农奴制国家，家奴制却留下一句谚语：“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连监狱里也不会饿死人。俄国变成了苏联，立即有数百万人饿死，前线士兵的口粮都不及沙皇朝代监狱的标准高。劳改营又饿死了多少人，无人统计过，肯定不亚于希特勒的毒气室。新流行的笑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但相比之下，第一次农奴制简直是天堂。“旧西藏”的“农奴制”也没有饿死人的记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西藏”，几年间即有数十万人死于饥饿。

共产党认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取代资本主义。所以总是试图制造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新人”，作为标准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名义上是按劳分配，却常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社会成员，让大家义务劳动。按照共产主义分配理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按报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雇佣劳动思想，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基础上，只有不计报酬和奋不顾身的义务劳动才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先进意识。为了同人们的私欲作斗争，除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洗脑，让党团员带头，还必须辅以专政手段，实行强迫劳动制度来改选思想，包括在这种管制环境下的“义务劳动”。但共产主义的集体劳动方式是最缺乏效率的，其与人性不符，因为每个劳动者都有个人及家庭的生存需求与幸福追求，这也是生产积极性的动力源。家庭不可能扩大为社会，社会也不可以简化为家庭，两者有着不同的效率动因，只有亲缘关系才能长久激发人的无私情怀，甘愿付出无报偿的劳动。否则，即便是宗教式的热情，也不可能形成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学者吴思以自己的经历对此作过分析：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19]

能多劳多得的时候，人一定会多劳动；多劳而不能多得的情况下，人肯定选择少劳动。这是一种理性自利——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经济活动的动因，有几个人会为了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忘我劳动呢？公社体制下，干部管理与社员劳动之间也是个博弈过程，只是这种博弈只会带来双输的结局。所以，共产主义的集体劳动是怎么也算不赢经济帐的，最终无一不借助政治压力，变为奴役关系。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除却自耕农，一般地主与佃农之间都有较友好的合作关系，地租过高，农民会弃租，在成本与产出的比较效应之下，地主与佃农的分成契约或定额地租，一般都在周边平均地租的合理范围之内，地租的增减须视土地等级和年景好坏，互有妥协，分摊风险。只要双方遵守合约，租佃关系就不会中止，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也关系到信誉和可靠性。这是利益的权衡，而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在自由选择的体制中，这种契约形式体现了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符合帕累托最优法则。在相同耕地的产出量上，自耕地与佃租地差别不大，佃租地还要略高于自耕地。佃农需要付租，但省去了购买田地及改良土地的投入，地主坐收地租，是已经付出了先期的投资与劳动，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边际回报率是相等的。佃租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本身不构成罪恶，土地流转也不是罪恶，关键在于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一如今天的农民承包地也可以出租，也如房屋出租的道理一样，出租者并无丝毫罪恶感，租赁双方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找到平衡点。但强制劳动肯定是罪恶，人民公社消灭了自耕农，打破了正常的租佃关系，土地公有制使农民失去分成契约的谈判权，农民只有劳动义务而无权支配产品，遂使劳动变成苦役，躲避不了苦役，就减少苦役程度。政府是地主，又有强制劳动手段，利益最大化是拿走更多的产品。农民如同无期限的卖身长工，对待公社这个大地主的恶行，其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关心产出量，而是设法减少劳动量。这才是真正的阶级对立，在政治压力下，劳动者会用各种方法应付监工者，选择偷懒，学会糊弄，精于造假。人民公社正是反帕累托最优，政府用强有力的手垄断了一切资源，带来的是公平效率的大倒退。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交易费用昂贵的制度，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改变这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中国乡村历来以自耕农和佃农居多，长工很少，即在于地主不能即时监督工人的劳动效率，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监管成本，一般地主耕地都会采取佃租方式。中共的国营农场后来也把土地分配给农业工人，由家庭农场耕种，也缘于这个道理。人民公社之弊就在于把农民全部变成长工，强制性集体劳动成为新型的共产主义奴役制度，人人成为“集体利益”（党的利益）的奴工，虽然用高成本获得短期优势，却不能转化为效率优势。人们被迫在集体组织中劳动，失去自由退出权就等于失去人身自由，这种集体组织便同集中营或劳改监狱无异。即使政府把这种集体组织冠以“一大二公”的动人名称，将农民的虚幻地位捧到天上，对被奴役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人的积极性建立在自主精神之上，一个社会扼杀了自主精神，缺乏竞争效率，强迫劳动也不会使国家富强，人民公社走向灭亡便是无以逃避的社会成本及历史宿命。

毛泽东的经济知识太过贫乏，无非是马克思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仿照的苏联的高投资率支持下的重工业倾斜政策，以获得比轻工业更高的增长率，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人类奇迹以震惊世界。他应该不懂亚当·斯密学说（据他自己讲青年时读过《国富论》），不懂凯恩斯主义，不晓哈耶克理论，没读过马歇尔的经济学。甚至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读过，因为他曾指责让人读《资本论》的理论家。毛制造的大跃进灾难，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特征，也明显印证其知识准备严重不足，不光是他的主义太差及性格暴戾。准确地说，是知识结构太偏，性格太固执，一辈子读书，只是在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线装书中转圈子，虽懂一点马列，读过些外国名人传记，不过皮毛而已。这从他数不清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一贯是东拉西扯，牵强附会，武断自负，自以为知识渊博，实际上多是些半吊子学问。以现代文明而论，毛泽东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对于推进人类文明的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和外国文学艺术，往往不屑一顾。缺少求知的谦卑感，迷信战争年代形成的人民战争（人海战术）思想，用战争思维来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他才会让放手让农民大放亩产万斤粮的卫星，以政治运动加人海战术来一举解决粮食短缺。放够了粮食卫星，又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工农商学兵一拥而上，砖头石块砌起土高炉，用木炭来烧化那些挨家逐户搜集来的破锅烂盏，用红旗招展和锣鼓喧天营造虚幻气氛，来实施他的赶超英美战略。又怕计划落实不到位，强调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下压指标，搞出1070万吨钢的计划，凡完不成者，给予纪律处分。结果形成全党大办钢铁和全民大炼钢的热闹场面，一齐满足毛的愿望。毛为了大收废钢铁，甚至说可以拆掉暂时没有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拆除，闹出比慈禧太后的“马拉火车”更加低级的笑话。1881年，为解决煤炭运输成本过高问题，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先前慈禧太后曾因火车行驶会破坏遵化东陵的风水，黑烟给农田带来损害，规定机车必须以驴马拖拉，方批准建设。搞笑事件几个月后才告结束，驴马最终让位于火车头。其实毛泽东还不及慈禧太后，西太后于1862年批准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聘用洋人教习，陆续开设英法俄语言、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现代高等学府。百年后的毛泽东却大搞反右运动，高校逐步取消了国际法学、西方政治和经济学科，只剩下些理工科和文科，外国历史也以毛泽东思想为评判标准。众多的大学教授挨批斗，赶到乡下做苦力，死的死，残的残。文革中竟以军宣队和工宣队来领导学校，取消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改之以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毛是科盲、法盲、现代西方文化盲，又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老虎屁股摸不得，十足一个农民加流氓。毛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学识修养，山大王式的农民意识，流氓化的政治运作，使他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不能象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而是将个人权力放在民族利益之上，把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喜好之下，嗜权如命，无能且恋栈。毛的治国资源无非是二十四史或三国演义之类，再加上毛化的口号式马列主义。数千年专制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不愿接受新知识，在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幼稚无知，毛闭关锁国的可笑程度远超出西太后年代。毛是以自力更生加人海战术的群众运动为治国方式，极端漠现代政治文明，一切有利政治和民生的改良均视为搞修正主义或复辟资本主义。这种质素本不配治理一个现代大国，充其量做一个井冈山寨主，却妄图全面颠覆人类文化传统，纳入毛泽东的革命轨道，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想，实现他荒唐的改造社会蓝图，最终只能导致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毛并没有改变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甚至改变不了身后共产党的走向。毛死后，除了共产政权不变外，他其余的遗产差不全让执政者扔掉了，走上了他猛烈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因为中共政权实在不能存活在毛泽东的荒诞与颠狂之中。

四、死亡档案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有高超的农业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人均占有粮食之高，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社会学者金观涛在他的书中说道：

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惊人的，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非常发达，劳动生产率也是罕见的。远在汉代，我国每年粮食总产量就为三百二十亿斤，劳动生产率是平均每人二千斤。唐代，粮食年总产量达五百九十五亿斤，宋代竟达一千二百八十四亿斤。唐代按人口峰值六千万计，人均占有粮食近一千斤。宋代人口总数争议颇大，就按范文澜的最高估计有一亿人计算，人均占有粮食也达一千三百斤。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水平就低得多。[20]

汉武帝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曾被史家不断称颂。白居易《忆昔》中描写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是一番美妙景象。邓小平说，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穷下去了。老邓肯定没有读过几本史书，最穷的时代不是以往的几千年，而恰恰是毛泽东统治下的那几十年，非但离商品丰富为标志的工业社会相差太远，以仓廪丰实的农业社会标准也谈不上，人们用一块肥皂也要凭票证供应，粮食不够吃，只好实行限量配给。中共执政几十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但人口剧增，人均粮食占有量以正常年景计算并未大幅增加，一般徘徊在300-400公斤之间，只有1998年曾一度达到410公斤，略高于1984年的400公斤，多数年份达不到这个水平。1998年粮食产量为5.12亿吨，2007年也是5亿吨，2010年是5.464亿吨，但人口更多了，人均水平并未提高，只能说是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我们今天之所以不饿肚皮，是因为农民有了耕种的自主权，积极性增加，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单位产量提高，肉奶果菜等农产品增加，膳食结构发生了变化。2005年人均肉、蛋、奶和水产品占有量分别为59.2 、22.0 、21.9 和39.1公斤，促进了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善。直接粮食消费下降，近年来城镇人均粮食年购买量为80公斤左右。另一方面每年也大量进口粮食，如小麦、大豆等，弥补市场之需。假如再来一次人民公社，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一定会有更多的人饿死。

搞了20几年的人民公社，粮食人均占有量还不如人民公社前1957年。中国古代也屡有饿死人的事，不绝于史书，除了局部性的灾荒，大部分由战乱形成，从无正常年景下全国性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中共常吹嘘他们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吃饭问题，是肆意歪曲历史，不要说汉唐盛世，一般的朝代，只要没有战乱，吃饭问题并不难解决，每次改朝换代后的王朝兴盛时期，都是粮食生产快速恢复发展的阶段。毛泽东几十年改朝换代的内战，和建国后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政策，打乱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将农民剥夺一干二净，建造他的共产主义天堂，才使农村陷入灭顶之灾。按后来公布的数字，1960年粮食实际产量为1.435亿吨(包括大豆)，人口为6.62亿，平均每人434市斤，扣除非口粮部分，实际配给327市斤，比1957年的406市斤少了许多，饿肚子肯定，饿死人倒还不至于，再进口些粮食，度过难关应该不是很难。美国政府在20年代初，向苏俄饥民提供粮食，从而挽救了苏联布尔什维克，被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出于人类的良知，西方国家不会见死不救，中国不至于走投无路。但共产党不同，他们只知道向农民要粮，58年粮食丰收，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过高的名义征购率加上实际产量的下滑导致1959及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和35.6％，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生命的需求。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情况下，粮食出口却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长为420万吨，以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粮食储备的24％，要黄金美元是为了发展核武器。宁愿饿死人也不开仓放赈，还要出口粮食，缺粮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中央的办法是向粮食大省加大调粮指标，如四川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调出粮食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外调粮却连年增加。1958年为39.6亿斤，59年49亿斤，60年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的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21] 所以一向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了红色政权的生存，竟然饿死了上千万人，为全国之最。全国是三年大饥荒，四川是四年大饥荒，1961年的粮食产量仅为1957年的一半，到处是死绝了村庄，尸体漫山遍野，人们无力气掩埋。也由于四川领导人李井泉紧跟毛泽东，极力反右倾，酿成巨祸，干部打死人的事也最多，堪比当年的流寇张自忠。中央对于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归结为“疫情”，说是疾病流行所致，于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出各种医病的草药方子，将饥民集中在临时医院里，“治”死拉倒。这样一来，共产党不但不用承担任何罪责，反而体现出党的伟大英明，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怀。一般的平头百姓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好，是国家出了奸臣，是下面干部不好，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了纠偏的话，干部们不听。还等着“大救星”来呢，殊不知没有毛泽东神魂颠倒发动疯狂大跃进，没有毛的大力反右倾，根本就不会有下面干部胡作非为，更不会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饿死人。毛泽东善于说两面话，但其本意是决不允许动摇他的三面红旗，而三面红旗正是祸根，毛才是祸首。庐山会议之后，连表面的纠偏也没有了，剩下的是更加疯癫的大跃进。下面干部们十分清楚，惟有越左才越有自身安全，越有功劳，毛亲信掌权的河南、安徽、四川等省，饿死的人一个省比一个省多。中国人被愚弄得如此之蠢，连反抗的精神都没有了。

直到1960年12月，京、津、沪、沈等大城市只剩下几天的存粮时，小城市也大面积浮肿和饿死人，全国再无粮可调时，才考虑通过香港向美国和澳大利亚购买粮食应急，而粮食到岸又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1961年向外国订购了520万吨粮食，6月30日前运到国内215万吨，大饥荒才得以缓解，从此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国。粮食最紧张的危急时刻，中共也不忘向东欧出口粮食和肉类，东德要求中共增加肉类供应，以便使东德人均年消费肉类达到80公斤，赶上西德的消费水平。为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吃上80公斤肉，中国人自己除了人肉已无肉可吃。1964年2月29日，中共在答复苏共的信中也说：“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它食品价值21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14亿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22] 原子弹要花钱，援助共产党小兄弟也要花钱，都是在中国人最困难的时候，从1958至1962年，对外援助高达23.6亿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为18.7亿元，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近5亿元。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际，毛迫不得已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部分纠正了毛祸国殃民的政策，外援才算减了下来。在毛泽东眼里，“粪土当年万户侯”，农民更是粪土不如，没有必要大费脑筋，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宣传上再增加一个“苏修逼债”的神话就够了，一下把中国人的怨气推到了苏联人头上。“逼债”的神话更加荒诞不经，债务偿还依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债权人无权强令债务人提前归还，也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证明苏联曾经逼过债。1961年4月8日的“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称：“在会谈中还讨论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欠帐问题。苏联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暂时困难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苏联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万吨糖的建议，糖将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共在1964年提前一年归还了50年代的全部贷款和利息，是中国自愿提前偿还。美国芝加哥大学王友琴博士在《揭示人为大饿荒的真相》一文中说道：“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还改变了中苏货币的汇率，这样把中国的债务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七。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提出给毛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毛泽东要了糖可是拒绝了粮食。不是毛放弃了傲慢，他已经抓住了赫鲁晓夫答应提供技术和专家制造米格二十一战斗飞机。”苏联援助对于饥荒中的中国而言，应属雪中送炭，但毛让周恩来告知苏联，粮食你们自己留着应付饥荒，只接受了转口的古巴粮。毛泽东买武器，动辄几亿十几亿卢布，买糖也行，买粮食救命就舍不得了花钱了。“宁可饿死，不食周粟”，中共反而倒打一耙，把饿死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说成是“苏修逼债”所致。不止苏联，被视为帝国主义的美国在1962年2月，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中方可以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且可延后付款。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场，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绝不会接受美国人的施舍，更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并转达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中共又一次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人多，原子弹都不怕，饿死几千万人不算什么大事，过几年又生出来了。

1959庐山会议的召开本来有希望纠毛的错误，彭德怀的万言书象一盆凉水，也没有浇醒毛泽东热昏的头脑，反而令毛勃然大怒，怒其动摇他“一贯正确”的神话。于是，本该反冒进却演了一出反右顷的闹剧。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记载过的大饥荒，象积聚了巨大能量的地震一样猛烈暴发！“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这《送瘟神》的诗句，瘟神倒没送走，死神却如风而来。饿死的人数至今没有官方数字，不少学者估计有3000至4000万之多。《中国农民调查》说到安徽省一地的情况：

一个凤阳县死亡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其中大庙公社夏黄庄，死亡人数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家中死绝的，全县有二百四十户；因死因跑而空了村庄，占到了二十七个。[23]

安徽省是重灾区，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凤阳县饿死了95178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60254人是59-60两年饿死人的数字。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的3.4％，无人村27个。面对大量死人，凤阳县书记董安春竟然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当年整顿时安徽省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无为县地处黄山脚下，历为鱼米之乡，竟也饿死了30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饥荒造成大量吃人事件，就是新埋的死人也挖出来吃掉，据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烟，一定是在煮人肉。河南省的情况同样惨不忍闻：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24]

死亡200万是当时河南官方的数字，民间甚至有500万的说法，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作者杨继绳研究，保守的估计应近300万人。吴芝圃早年曾跟随毛泽东，是毛的大红人，在集体化运动中，吴作为省委第二书记，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斗争第一书记潘复生，反右有功，受到毛的赞扬，随即擢升吴为第一书记。吴于国难之机大修别墅，政治局党委每人一套，建好后毛一天也没住过。毛在中国人最穷困的时候，却拿人民的救命钱为自己享受，毛泽东的韶山别墅更是典型的帝王行宫：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它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泽东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着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一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一亿元，兴建了三栋楼：一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这个“二○三工程”从一九六○年动工，到一九六二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25]

那时候的1亿元可不是小数目，1斤棒子面才1角钱，即以21世纪标准也豪华得可以。韶山离长沙不远，开会到省城即可，无需回乡折腾，几间茅屋子村里便能搞定，又何必省里研究，显然自己要求建行宫。茅屋造成了帝王行宫，恰是在饿得眼睛发绿的农民期盼“大救星”出手救命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对别墅的喜好超过历代帝王，凡是他看中的地方，都要为他造起豪华别墅，这些行宫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个人享用。为了讨好毛，各地诸侯也都为毛修建别墅，全国起码有50多所毛别墅，长沙有2座，韶山有2座，北京一地就有5处，大部分别墅他从未涉足。毛的新房子从安全舒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一式样，进门一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一排房间，外观像一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26] “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墅便圈地一千多亩，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一九五九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模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行宫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一处，毛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也归毛使用，上海那处就更不必说了。”[27] 毛的行宫遍及中国，堪称古今中外之最，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天津的“迎宾馆”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后修建的，其豪华气派程度有的甚至超过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毛泽东异常“节俭”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人们总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民间的苦难，“1960年，服役于解放军中的农民子弟用气愤的评论公开讲了农民的困苦状况：现在，村里农民吃的甚至比过去狗吃的都差。过去狗吃糠和粮食，现在人们饿得无法劳动，猪也饿得不能动。公社社员问：‘毛主席会让我们饿死吗？’”[28]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就是要让农民饿死，如同今天朝鲜的金正日，拥有十几处豪华别墅，国外有数十亿美元存款，从全世界采购食品和奢侈品，高级汽车、游艇、私人飞机应有尽有，朝鲜人竟饿死了200万。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的自由退出权，在全国一盘棋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无处可逃！

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一直是中共讳莫如深的最高机密，令许多学者大费周章，无不绞尽脑汁也难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至今尚无官方的正式说法，一些学者研究大都以户籍资料的年出生和死亡人数为分析基础，并根据人口普查结果和“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得出的出生率，进行数据的整理和修订，得出的结论相差悬殊，从1650万到4500万不等。从各种官方人口统计的出版资料中，只是能约略估算出大致的数字，尽管众说纷纭且不太权威，也未必准确，但总比故意忽略这段历史更人道些，也更对得起那些枉死的冤魂。其实从很多官方出版物中也能统计出大概的数字，依据1987年出版的《中国概览》，看三年大饥荒人口变化情况，得知1958年中国总人口为65994万，1961年为65859万，三年人口呈负增长。57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是3.40％、1.08％、2.32％；62年为3.70％、1.00％、2.70％，58－61年资料不准确。按正常年死亡率1％计算，三年正常死亡应为2000万左右，五六十年代年增长率一般高于2.5％，三年应增长约5000万人左右。这已经是扣除自然死亡的数字，饥荒时期出生率会随之降低，大量妇女营养不良患子宫脱垂，丧失生育能力。但那时无计划生育措施，假使出生率降低至1％，也至少有3000万人饿死。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3.78‰。官方的数字，应该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书中写道：“……这些仅反映广东某县情况的议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20000人被饿死。在全国范围内，死亡率从1957年的1.08％上升到1960年的2.54％，增长了一倍。1960年人口下降了4.5％……”[29] 死人最多是60-61年，粮食产量直到65年才恢复到57年的水平。学者金辉在他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说：“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8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而据学者统计（陈玉琼、高建国），在中共上台前的2129年中，发生的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中，死亡为2991万人，也就是说共产党制造的“三年自然灾害”竟然超过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自然灾害的总和。在各种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共各级政府有一套心照不宣的做法，就是有利于体现共产党伟大的数字是层层加码，令共产党的脸上无光的统计数字是层层扣减，何况共产党根本不敢公布实际数字，官方秘密档案的统计数字也只能是被层层做了手脚的。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写了本《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的专著，作者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时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

中共为了掩饰毛泽东的罪恶，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外部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毛泽东的统治模式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相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武装的党徒（军队），绝对控制的传媒（党的喉舌），党天下的绝对专制政权。如果没有外力介入，没有来自党内自由化的要求，若撼动其专制体制是难以想像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苏联也是一样，中国不过是步苏联老大哥的后尘，青出蓝而胜于蓝——

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一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个，而到1932年则为266000个。在两年中迁出的“富农”家庭一共为381000个。如果按一个家庭平均有5口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有将近200万人。仅仅在两年中就消失了200万人！但是统计还没有说明死去的“富农”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的人，他们的子孙曾经经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苦难。[30]

苏联的集体农庄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出动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苏联的大饥荒饿死了800万人，但这是最低的估算，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纳利瓦伊前科称，从收集的证据资料进行的人口鉴定结果表明，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总共造成了1000多万平民饿死，其中91.2%的人都是乌克兰人。中国集体化进程虽然只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流血冲突，内地因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地主差不多死光了，贫下中农也怕当反革命，集体化进程比较平稳，但中国农民也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集体化之后饿死的人却是苏联的几倍，代价更为惨重。中共老朋友斯诺在叙述旧中国西北地区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时写道：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31]

共产党起来造反了，虽然不是为了那些快要饿死的人，这回轮到共产党政权饿死人了，并且饿死了几千万之多。斯诺事后见到毛泽东时肯定没有追问过农民为什么不反抗的原因，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饿死了人，也不相信毛泽东的“新中国”会让农民饿死，因为毛从来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所以“新中国”的农民宁可悲惨地死去，也不起来反抗。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有守零星的武装反抗，但根本敌不过强大的共军，扭转不了局势。绝大多数中国人被共产主义的画饼骗傻了，失去了自我思辩能力，相信共产党毛主席决不会让农民饿死。中共政权是绝对专制的党国体制，但国家力量不完全取决于镇压机器，而是深入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党组织，除中共之外的任何独立社会团体全部取缔，民间不可能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连正常的启蒙也没有。中共是靠宣传民主起家的，所以它决不允许别人宣传民主来形成反对派，而把公众传媒牢牢控制在手。毛接到了各地饿死的内部报告，仍然认为“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在城市也要大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毛不顾农民死活的乐观态度，助长了地方诸侯新一轮的浮夸风，湖南、山东、河南、贵州省第一书记张平化、舒同、吴芝圃、周林之流，纷纷投其所好，向毛表态说：“群众健康普遍较好”，“当前形势无限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要求各地学那些大跃进红旗省，还以其特有的浪漫主义风格来歌唱他的大跃进，一首四言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连树皮都啃光了，还高唱什么“猪菜丰富”，自己吃饱了饭，又瞪着眼睛说瞎话，如此恬不知耻，比“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更加可恶。晋惠帝是著名的白痴，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称洞察一切，号称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直到发生饿死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事件”，毛才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而开出的救急方子却是这些地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信阳地区给中央的报告也遵照这个指示，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上下一齐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证明共产党伟大，消灭了敌人，阶级斗争缓解了大饥荒：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后，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2]

这样评判的目的是责任归于基层干部，推到地主和国民党头上，来掩盖大跃进的灾难，以缓解800万信阳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民怨，证明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对基层干部实行杀、关、管政策，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发动农民象斗地主一样斗争基层干部，用来处罚社员的几十种酷刑这回又落在了干部身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领导曾计划在全地区杀上万人，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后请示毛泽东，毛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最后的判决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有期徒刑，8个县委书记中，马龙山死缓，刘文彩等人都判了几年徒刑，饿死百万人的惨剧，竟无一人偿命。信阳是老区，大别山是李先念的根据地，土地改革也最为彻底。地主富在土改时就差不多杀光了，农村干坏事的都是贫雇家出身的干部。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的高压形势下，河南开展大规模“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白旗被拔掉，到处抓“小潘复生”，株连干部不下20万人。农村干部都怕成白旗，浮夸风越演越烈，争相虚报产量。河南办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一举成为全国大跃进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参观取经者人山人海。许多干部靠吹牛升官，靠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耀眼，更恶化了浮夸风。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开始下面报上来的产量竟高达300亿斤，因为58年是56亿斤，必须超过上年。经讨地区讨论定为72亿斤，但省里不满意，又重新上报为64.27亿斤，实际产量只有32.58亿斤。当年实际征购任务为10.49亿斤，剩下的人均全年口粮仅有164.5斤（原粮），可吃4个月。公共食堂无粮可炊，纷纷关闭了，农民就只有饿死了。吴法宪在1960年2月回到江西兴国时，家乡之破败比他30年前参加红军时还不如，吴虽然贵为中将，村里竟然找不到一间能让他住宿的房子，区政府给他在别的村安排了一间大队仓库，没有床，地上铺稻草才算睡了一觉。[33] 饿死人的事实无法回避了，毛仍不愿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由于敌人破坏，办法是“硬着头皮顶住”。毛认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要对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展开斗争。毛总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省事的做法，问题是经过无数次杀戮的农村还有阶级敌人吗？比如江西根据地经过打土豪、打AB团，土改、镇反，阶级敌人早就死绝了，完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农民饿肚皮与阶级敌人毫无关系。但毛泽东不管，他不断制定判别阶级敌人的新标准，“敌情”就会越来越严重，一切祸国殃民的罪行都可以神化为反对阶级敌人的神圣战争。毛十分清楚问题的根源，如果接受现实，会使自己尴尬难堪，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只有硬着头皮错下去。用阶级斗争的逻辑便可金蝉脱壳，证明他是一心为了人民谋利益的。所以，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

五、迷梦幻灭

“运动大师”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超乎常人的胆气和谋略，使他又一次轻松地渡过难关。以“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敌人的破坏”、“苏修逼债”等等令人愤慨的理由，将一场弥天大祸的罪责，归结为地主富农复辟、老天爷残酷及苏联修正主义者落井下石。至今官方还在重复着这统一的老调，至今仍有人坚信正是有了大救星毛主席，我们才靠着自力更生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现在看来都是弥天大谎。学者金辉在他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中，参考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地域广阔，是个多农业灾害的国家，水旱风雪霜蝗等灾害年年都有，那三年并不特别突出，都是局部性的灾害，灾难是人祸所为，他说：“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34] 风调雨顺虽然是形容性词语，不是科学术语，未必精准，但也说明了那三年中确非反常年景。农业气象资料也证明，“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35] 在1960年6月于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与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当面挖苦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彭真并未当面反驳说是由苏联逼债，也未提发生全国性自然灾害一事。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是后来创造的，一直到1960年的8月间才有局部灾情的报道，立即被毛泽东加以利用，要求各地报告灾情，并将“部分地区有灾情”扩大为全国性的“连续两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宣布全国今年遇灾面积9亿亩（全国耕地16亿亩，占56.25％），却无任何抗灾的具体安排。在加紧宣传“特大自然灾害”的同时，继续以巨额资金援助共产党国家。10月13日，与北朝鲜签订两个协定，中国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援助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厂及一批日用必需品轻工企业；此外还须供应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11月30日，格瓦拉访问北京并与李先念签署联合公报，中国向古巴提供2.4亿卢布的无息贷款。1961年1月9日，周恩来在缅甸与该国签署经济技术协定，中国给予3000万英镑长期无息贷款，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和特权。31日，中国向越南提供1.4175亿卢布长期贷款，援建28个工交企业。这一切，丝毫不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倒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的指示不断下发。到了1961年，又演变成“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了。

自古帝王有重大过错，要下“罪己诏“，对上天和子民作交待。溥仪皇帝丢掉了江山，清逊帝退位诏书说：“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共和已是大势所趋，“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势必演至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于是鞠躬下台，“退处宽闲，优游岁月”。毛主席号称“大救星”，安享黎民三呼万岁，于抗战之后发起内战，于大跃进中坐视农民饿毙，毫无罪己下台之意，远不如专制帝王。毛泽东的大跃进已呈现祸国殃民之势，还要反右倾鼓劲，毛是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昏暴千倍的暴君。中国民众以自己的愚昧，拥戴空前绝后的暴君登基，注定了几十年悲惨的命运。毛将自己的罪恶栽赃于苏联，实在是流氓无赖行为，苏联并没有象中共污蔑的那样落井下石，不管什么体制的国家，两国关系如何，外国有难，人道援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67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很多国家希望援助中国，毛拒绝了外人的好意，主张自力更生，中国人的生命在他眼里，远比面子次要。根据毛的意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表示接受50万吨糖，建议把苏提供的粮食作后备，就不必运来了。赫还表示愿提供生产米格2l型飞机的全部资料。苏主动提出，在苏中贸易中，中方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并不计利息。毛对喊他万岁的中国人小气无比，对崇拜他的外国人异常慷慨，毛1960年一次就给了当今热为青年偶像的切格瓦拉6000万美元，告诉他不必还。“阿尔巴尼亚在一九五八年就跟中国要了五十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因为他们和中国一起反对苏联赫鲁晓夫，又得到五百万卢布。中国把从加拿大买的二百二十万蒲式耳（三十六公升）小麦也送给了他们。当中国人饿死数千万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赠送大量食品，不知道甚么是‘定量配给’。该国当时到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对作者说：在中国能明显看到饥荒，可是‘中国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甚么都跟中国要，‘我觉得可耻’。”[37] 人家觉得可耻，中国人反倒无上荣光，勒紧裤带省出了几百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数人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国际主义伟大幻想中，光荣地死去。

毛泽东的慷慨大度，令第三世界的小兄弟们深感幸福，他们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打上毛泽东思想的旗子，跑到中国来要钱，无不满载而归。比得上列宁的第三国际，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小支部，苏俄老大哥也是拿出大把现大洋，帮助手下这几十个人的“党支部”。毛想当第三世界的老大哥，要打倒帝修反，还要大量购买武器对付台湾，拼命发展核武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被老毛越折腾越穷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饿死呢？苏联于1959年6月20日撕毁了1957年所签订的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协定。显而易见，这一政策变更的动机是赫鲁晓夫希望实现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和在远东建立无核区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好战倾向日益不信任所引发的。中国正处在大面积饿死人的高峰时期，应该说这是件好事，给中共发热的头脑泼了冷水，省下些救命钱。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核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中止了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而中共坚持要搞核武器，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还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肝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们腰肝就硬了。”毛泽东嘴上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其实他比谁都喜欢原子弹，比今天的朝鲜和伊朗的决心还大。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就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建政伊始，立即请求斯大林援助核技术。斯大林不愿输出核技术，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趁机提请苏联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答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派出专家为中国培训核技术专家，建立核工业基地。1957年，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及党内清洗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反对派之后，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支持他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才同意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和运载火箭，先后派往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随着中苏政治争吵升级，毛泽东又未通知苏联便炮轰金门，表现出好战的架势，赫鲁晓愈加认为毛泽东不可信任，正值美、英、苏三国首脑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谈判阶段，遂削减及中断了对华的核技术输出。为了牢记苏联毁约之耻，中共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全国各方面为“596”工程大开绿灯。在最困难的1960年，粮食部一次就调拨给试验基地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调拨4万只羊，商业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兰州成立二级批发站，加强核工业部门和工程部队的生活物资供应。周恩来特别指示，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让他们吃上云南宣威火腿，喝上贵州茅台醇酒。[37] 原子弹不知耗费了多少中国人的活命钱，而“周恩来特地在内部说这颗原子弹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一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掉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38] 再者，苏联撕毁合同与农业生产无关，不搞核武器反而可以省下钱来发展农业，苏联的做法与中国的大饥荒无任何关连，大饥荒已持续了一年以上。正是有了苏联援助，中共才建立起了工业基础和核发基地，这无疑是忘恩负义的无赖行为。

大规模援外是中国人饿死的又一重要原因，本来紧缺的外汇完全可以及时购进粮食，解决危机。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抱怨：“‘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如果别人在困难时出手援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问题是以几千万中国人命代价换取毛主席的虚荣心，就是祸国殃民的暴政。毛泽东不屑于管家理财，却又慷慨无度，中共为了点亮欧洲这盏费油的“长明灯”，耗尽了人民的膏油。1962年，中国向加拿大进口小麦，阿国又来要粮，找到刘少奇，立即让海上航行的几艘中国粮船驶向阿国，卸下了了全部的小麦。习惯成自然，倚仗毛主席的慷慨，劳动党无需劳动，不用学大寨，乞丐比施主还气壮，以中国之贫弱来打发庞大的“丐帮”群体，根本就招惹不起，唯有打肿脸充胖子。阿尔巴尼亚花了中共那么多钱，除了帮老毛一起骂苏联，唯一干的事就是与22个国家一起于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提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的议案，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投票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和安理会的席位。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2％。”这比偿还苏联的外债（1960-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其中包括东欧国家债务）要大得多，苏联的外债并不构成多大负担，中共的援外完全是自主行为，是不顾人民死活的荒虐暴政。更大是的国防开支，同期的国防费用为164.9亿元，还不包括以民用形式支出的部分。如果毛泽东不想让农民饿死，稍拿出一些钱来就足够了。

中共统治集团里跟毛一起作恶者居多，但总还是有极少数人对毛的肆意非为不满，尚存一些善念。大路进错误与否本与彭德怀无关，彭是国防部长，但他出身贫寒，忧心民间疾苦，痛心共产党给农民造成的灾难：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39]

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一通胡折腾，中国人大难临头，他老人家“红太阳”、“大救星”、“永远正确”的神话，只好糊弄老百姓，高层当然十分清楚，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上掉神话，但不能掉馅饼，紧要的是如何渡过难关。这一点毛也很明白。打倒彭德怀是他威胁说要重上井冈山找红军去，裹胁刘少奇、周恩来和诸位封疆大吏，以集体的名义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常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大家心里清楚祸国的责任在毛，是彭招惹了圣怒。在毛的纵容下，基层干部更是土豪劣绅，恶迹昭彰，迫使彭以上万言书的形式向毛泽东进言，将一些会议上不便讲的话私下里说明。这本是维护主公的良苦用心，却被毛以“向党猖狂进攻”的名义，开展路线斗争，新帐老帐一起算，将彭置于百口莫辩之地。毛泽东以党内斗争和内战见长，赢得至尊地位，建设时期是靠发展经济吃饭，毛倍感冷落。他有次和谭震林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不禁拍案而怒：“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毛很不服气，认为自己为中国人找到了一条富国之路，绘出了一幅赶英超美的宏伟蓝图，正是一展身手之时，于是从后面走向前台。可惜老人家的改革太过空想，无非是青年的期的“新村”思想再加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迈热情。自以为比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宏大，比康有为乌托邦式的改良设计还要完美与雷厉风行。人民公社就是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比原来的“新村”设想更为伟大：不要商品，废除货币，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夫妻分居，吹号出工，集体吃饭，一起学习，到点上床，全民皆兵，平战结合……人人有单位，人人受管制，一切方面秩序井然。然而毛的一套东西都是随心所欲的头脑发热，并没有经过缜密的分析论证，老人家以为象打仗一样，铺天盖地来几场歼灭战，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与毛的性格相符，其浪漫无常，又故显高深之态，时出尔反尔，捉摸不定，令人无所措手足。毛心胸狭窄，妒忌心强，自傲心亦强，自以为是，容不得旁人议论，更听不得反对意见。毛正象两千年前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灵感一来，便立即付诸实施，以为有了权力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莽性躁扰，不能无为”，“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政令全凭其喜好推行。王莽下令实行土地收归国有，曰：“王田”，重新分配，不准私人买卖，恢复久已废除的井田制。强迫劳动，重罚游民，限制奴隶买卖，开办国营贸易，酿酒与盐铁垄断于国家，设官仓统购统销以平抑物价，禁止私藏黄金，发放低息扶贫贷款，类似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说，王莽是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家，知识水平和智慧水准相当高，为人谨慎，节俭勤政，关心社会，有周公之美誉。如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令其自杀偿命，体现法律平等。公元二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出钱百万，分配给有贫民的疫病地区，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又在长安城中造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胡适称王莽为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但王莽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平时不吝钱财，常将自己的钱分散给众人，兵变已成燎原之势时却又极其吝啬，宫中尚有黄金60余万斤，舍不得赏赐将士。又食古不化，自以为是，急于求成，朝令夕改，不顾国情，过分干预民间活动。理想再好的改革脱现实就会演变为暴政，王莽王朝于人祸天灾民变兵乱中迅即垮台，一场看起来伟大壮观的历史性改革引起了从贵族到平民的激烈反抗，变为自己空欢喜一场的闹剧。我们从王莽改制的悲剧性收场，也看到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闹剧的内因，虽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不能算最早，已是步苏联东欧之后。毛的幸运在于托共产而改制，共产宗教迷惑了人们的头脑，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心存幻想，才没有激起民变，也在于有严密监控社会的党务系统，有几百万党指挥枪的军队。但毛亲自上阵指挥经济，遭遇惨重失败，搞得一塌糊涂，又怕被人说成是路线错误，重蹈他整天批判的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等路线错误之后尘，落得个不光彩地下台。于是先发制人，以更凶猛的反右倾来强化掩饰他的极左盲动路线，并上升为与反党集团进行路线斗争和阶级搏斗的高度，先机占领正确路线的制高点。毛泽东既会玩弄流氓手段，又会作感情文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说到痛处时，也不免动之以声色：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40]

除了毛自己说，没人敢这样诅咒。但这不是“罪已诏”，而是谈他的革命功绩，发泄对他批评的不满，让人联想到毛一家人为共产革命作出的重大牺牲，博得党内的崇敬之情。毛泽东多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毛连错误都不愿承认，更不会认为自己有罪，况且饿死人的大灾难刚拉开序幕，还远远谈不到“罪”的层面。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他是否感觉到大灾难来临，无人知晓，但历史也的确验证了他“其无后乎”的由衷悲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即所谓“太子党”们，今天个个高官大佬，泼天巨富，惟独毛的子女，真正的“太子党”，小“红太阳”，无一发达，仅一个傻乎乎的胖孙子晋升了少将。但一个小小的朝鲜，金日成的胖孙子金正银却晋升为大将，立为皇储，金孙子比毛孙子地位高出许多。太上曰：“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主席非“受命于天”，死后见马克思，自然不怕遭天谴，然果报之念却不时闪过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心头，无力驱除潜意识中的恐惧。象“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一样，总是挥之不去。毛一生叱咤风云，毁庙灭佛，破除四旧，斗儒批孔，从不畏惧，但不是生来就彻底唯物，他与外国朋友说：“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41] 成为唯物主义者的毛当然不信什么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也如心头飘过的乌云，一时作念罢了。统治者一味玩弄阴谋权术，忽视道德修持，势不能长久。陈平是汉高祖的谋臣，高祖有六次关系成败的决策皆出于陈平，亦大获成功，如伪游云梦和解高祖平城受围等。所以陈平自道：“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果然到了孙子一辈，功名富贵，一切皆斩。《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毛泽东一生阴谋阳谋不断，以整人为乐事，其子孙寥落，这正是佛道之因果律。毛氏王朝经营不到30年，就玩不转了，若非邓小平从经济上寻得生路，共产帝国自当二代而亡也。但人总会有些害怕的事，毛怕什么呢？他唯一揪心的是身后出赫鲁晓夫，不“照过去方针办”，毁掉他梦想中的共产主义天堂。毛是一代君王，也是理想主义者，渴望亲手建造一个人间天堂，挂上“毛记”牌匾，传示后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彻底失败，毛开始退却，他需要有人收拾残局，恢复元气，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作了自我批评，大跃进风光不再了。可惜，这不是中国民众的福音，不是曙光初露，暂时的安宁并不能化解毛的心病，新的运动又在酝酿之中。

社会主义导师们，都爱犯大跃进的毛病。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便认为欧洲的共产革命已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但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和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全以失败告终。列宁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著名论断，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就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没收地主富农。苏维埃政权遭遇顽强抵抗后，经济全面崩溃，共产党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转而采取宽松一些的“新经济政策”。面对共产之灾，列宁的对策是下乡抢粮，大肆杀人，结果活活饿死了520万人。如果没有美国救济总署的接济，饿死的人会多得多。当年主持这项救济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达2500万人，后来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列宁的第三国际为共产世界增加了共产党的力量，但也于二战之时被迫解散。由于共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共产政权统治者全是些心术歹毒狠恶的顽劣之徒，列宁、斯大林全是这类东西。形势刚有些好转，斯大林又开始继承列宁消灭富农的政策，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掉”，换句话说就是从肉体上消灭掉，来快速推行集体农庄制度。斯大林说：“只有危机当头，政府才可以要求 (并且得到) 公民们绝对服从并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主义的实现，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个政权需要牺牲，需要把人作为牺牲。危机重重，正好使这个政权用以实现从空想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过渡，把神话般的空想计划变为事实。”[42] 农民被驱赶着加入集体农庄, 从此，农民们辛勤劳作，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中农和贫农也都丧失了一切，包括农具和家畜。农业集体化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它把苏联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变成了供政府驱使的农奴。农业集体化使农民陷于社会最低层，比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还要苛酷。作为一个农奴，还可以自己作主，拥有谷物和牲畜 (即使理论上不能领有，实际上还是领有的)。而这时集体农庄农民的境遇，却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一点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粮。在 1935年，一个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从集体农庄得到247个卢布的报酬，那只够买一双靴子。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不顾人民的死活，民众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和口粮。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也是这样，搞了20年，许多社员的日工分值仅有一分钱，不要说一双皮鞋的钱都不够，连折算口粮的钱也不够，还要倒欠公社的。再者中国只有干部才能穿皮鞋，农民不敢穿皮鞋，也穿不起，自己做草鞋布鞋，南方的农民则是常年打赤脚，直到1990年代初还是这样。“为了镇压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等地农民的反抗，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在这些地区制造了一场人为的饥荒：他把这些地区的粮食统统运走，并动用军队，阻止饥民从这些地区逃出来讨饭。据估计，在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有六、七百万人死于非命。为了镇压中亚细亚游牧部族哈萨克人的反抗，苏联政府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杀戮政策：据信哈萨克人死者无算，足足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43] 共产主义大厦是用人民的尸骨建造的，短期来看饥荒期是过去了，1935年取消了粮食配给制，斯大林宣称：“生活更美好了，同志们，生活越来越欢畅了。”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一直是粮食出口国，共产党无论怎样吹牛皮，至多是勉强自给而已。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同时在国际上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力图击败自由世界，建立大苏维埃联盟，最终却是苏联自己垮台了。斯大林模式的集体化运动曾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可一世，却全部归于失败，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从反面验证了“社会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新命题，让共产主义的末日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这肯定不是什么欲速则不达的问题。

中国人自输了鸦片战争，历遭国耻，众人皆有以英美为目标的奋起赶超之心，精英阶层尤其强烈。所以，大跃进的思想并非一朝一夕而形成，从康有为开始就有了，说给我中华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孙中山说：“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44] 知识分子对中华民国的失望，转而寻求新的道路，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有寻求改良的，有主张革命的，除三民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被认为是救世良方。俄国的意外成功，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打了一针强心剂，以为中俄差不多，俄国能成功，中国也能成功，为俄为师是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是乌托邦大师，早在1919年就曾构思过他救世的社会主义蓝图：让学生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们创造新家庭，合若干新家庭一起，就可组成一种新社会。这个新社会里有公共学校、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病院、公共剧院……众多新公社连在一起，国家便可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新村。[45] 毛的早期言论中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理想国”设想，苏氏认为不必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男人应该与女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不蓄私财，财产公有，妇女公有，儿童公有，教育公有。父母与子女之间无需联系，让最好的男人与最好的女人结合在一起，优生优育，两性行为或别的方面毫无秩序，是对幸福国家的亵渎，是治理者决不能容许的。希望建立一些规模适合的城邦，实行军事化管理，优秀者的孩子送进托儿所，交给保姆抚养，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将被秘密处理掉。所有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父母。国家分为治理者与纳税者，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都由公家配给，由哲学家做国王。五四运动前后，“新村”思想一度成为许多青年人梦想中的天堂，认为是改良社会的药方，一些知识青年开始组织小范围的实验。毛泽东更是热心青年，他的“新村”设计，就是一种很流行的公社式社会主义，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难处是毛无钱无权，惟画饼而充饥。毛的思想是集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华盛顿、康有为、梁启超、克鲁泡特金于一炉，还没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子。新村或公社思想从理论上论证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极具逻辑性和诱惑力，倘若以武力或国家机器付诸实施，一定会导致血腥暴政。毛泽东是洪秀全式的农民造反家，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祥尽描述了一幅绝对平均的乌托邦蓝图，且以杀人如麻的革命手段，以“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方式，建立起军政一体的“太平天国”。毛泽东是农民造反领袖，以战争起家，狭隘的视界决定了其社会主义的空想化和军事化性质，所以林彪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看成是“凭空想胡来”。终于有权力一圆“新村”之梦来建造他的人民公社时，早已抛离了“无血革命”的初衷，成为职业的共产革命者，令几千万军民血浸中原，几千万饿殍伏尸荒野，又让原本不相干的藏人和少数民族一起作了牺牲品。毛的社会主义制度堕落为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制度，就是必然之结局。

贫穷者期望均富，便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共产主义原是为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设计的，而结果却仅仅行之于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共产主义在东西方是两种命运。在欧洲是空想多于行动，人们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改善社会，不支持武装斗争。在亚洲是行动多于空想，人们急于通过推翻现政权来摆脱贫困，跑步进入天堂。毛泽东说，超英赶美不就十五年嘛。但预言几度失灵，时间越拉越长，到了邓小平，干脆讲要分三步走，大概到2050年前后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已经比毛时代延长了一百年，超英赶美的大话再也无人提起，按需分配的乌托邦也更无人相信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再无人敢有“吃饭不要钱”的豪情壮志了，虽然经济实力已居世界第二。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并非象毛泽东所说的“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而已。中央所负的责任也无非是把饿死人严重的省领导调任，抓了一些基层干部了事。毛泽东的罪责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依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共产主义美妙幻梦，至少在那一代人心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破灭了，消逝了。

六、奴役之路

文革中的中国大地上，常常可以见到各种规模的忆苦思甜大会，这是共产党的老传统了，年轻人不管有什么思想问题，哪怕粮食不够吃，整天饿肚子，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请老贫农老工人上台，忆忆旧社会的苦，再想想新社会的甜，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激情渲染下，你还有什么思想疙瘩解不开而发出抱怨呢？不行再抓几个现行反革命，你还有什么牢骚敢发呢？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当“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支近乎于哀乐的《不忘阶级苦》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响起，凄凉悲愤的歌曲声中，一场忆苦思甜大会正火热地进行。当老贫农讲到“60年真是把俺们饿惨了，我全家死了十几口人……”无应急准备的干部慌忙让悲愤过度的老贫农下台休息，于是在“不记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旧社会”的阵阵口号声中，草草结束了忆苦又思甜的闹剧。这虽是意外事故，也说明记忆是不容易抹去的，“新社会”带来的苦痛更是深深地刻在了老一辈农民的脑海中，不会轻易忘却活活饿死的亲人。这脱口而出的诉苦，也说明老贫农的阶级觉悟还不高，把无产阶级政权也看作诉苦的对象。为了应付对敌斗争的需要，诉苦又扩大为一种对外斗争的武器，象中国这样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发生过，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犯过如此滔天的罪恶，而中共却能把诉苦的矛头转而对外，声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的封锁破坏，控诉地富反坏右对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肆意颠覆，导演一出又一出对帝修反怒火万丈的诉苦大会，在洗脑运动中洗去真实的记忆，轻易逃脱祸国害民责任，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不败记录。诉苦大会的发明，是中共的一大创造，起源于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中：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做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46]

彭本人就是穷苦人出身，穷到大年初一外出讨饭，对地主老财的刻骨仇恨从小铭记在心。于是，煽动阶级仇恨便成为中共的锐利武器，在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过程中，诉苦大会是屡试不爽的办法，共产党能把无数穷人推向内战的战场，以人海战术抵挡国军的猛烈炮火，诉苦运动功不可没。毛主席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47] 诉苦将社会群体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阶级阵线黑白分明，由诉苦而提高的战斗力是极其强大的，一支满怀强烈阶级仇恨的农民造反大军，所向披靡，誓与中华民国不共戴天。毛泽东把阶级仇恨化为神圣的革命精神，靠阶级仇恨取得战争胜利，又凭此建立起凶恶无比的杀人政权，诉苦的程式化更是历次党内外政治斗争和文革红卫兵运动的精神资源，无论与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还是批判刘少奇或林彪，以及“十次路线斗争”，无不将对方妖魔化为企图让无产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恶魔，是干扰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罪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宗教式狂热，比罗马天主教会的十字军东征更具有破坏力，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有着更强烈的宗教经论色彩和更大的号召力。象精神鸦片一样，发挥着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诉苦可以为“新中国”占领道义上优势，让人们在泪眼朦胧中“倒苦水”、“挖苦根”，牢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忘记制度弊端和公民权利，忘记共产政权远远超过一切旧时代的血腥暴政，将怒火转移到遥远的过去，转移到帝修反妄图颠覆中国人民美好生活，团结起来，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让中国人民重入苦难的阴谋。成功地将现实的苦难虚幻为一种欣快感，在感恩戴德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聚餐。这是一种受虐意识，有如性受虐狂者，疼痛感越剧烈，幸福感也就越强烈。区别在于共产主义的受虐者将个人体验升华为集体狂欢，在嘉年华般的盛宴中，幸福感不断强化着崇高与神圣的集体意识。

1985年，中共不得不宣布人民公社全部解散，肆虐27年，令无数人发抖的幽灵算是离去了。尽管毛泽东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说他的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狠折腾了一回的社会主义终于走到了绝路，只好复归小农经济的旧路，靠分田单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来救社会主义的命。毛泽东比欧文的试验多出了23年，而欧文的损失仅仅是自己的金钱（15万美元），可中国损失的是天文数字的无辜生命和亿万民众毫无价值的激情劳动，是无数人血汗积累的财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人类付出了一亿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近百年时光的倒退，人们得到的只是一个教训：尽管给社会主义戴上“科学”的高帽子，依旧是中听不中用的空想。据中共官方统计，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除了个别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1949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折合人民币360元，但1979年人均收入仅有80元。公社解体之后，转而对农民开征农业税，以现金缴纳，税收种类竟是内战时期“国统区”税种的数倍以上。邓小平在1975年9月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据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平均一百二十四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元左右的还有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帐。这种现状，我们能满意吗？”[48] 邓小平的讲话揭示了毛泽东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预示了人民公社的终将垮台的命运。1974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跑到西藏宣传他的大寨经验，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总是不甘心，不顾国情地将振兴农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上。西藏的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结果是“翻身农奴”的生活还不如过去。

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人对社会主义抱过于乐观的估计，1949年的东北王高岗就在农村效仿苏联，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土地私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倾向，遭到刘少奇反对。这时还刚处于土改后的互助组时代，1951年山西省委又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的意见，华北局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批示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还没搞出名堂，就急于穷过渡，必然事与愿违。刘少奇说：“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毛泽东干预了争论，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华北局第三书记）谈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支持你们。你们不对。我支持山西省委。”[49] 毛泽东的一锤定音，宣示了极左路线的合法性，再无人敢反对合作化了。

人民公社虽为一场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运动，“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但在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色彩，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饥饿使大跃进的狂热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高速列车并未减缓速度，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全国各地掀起，不停歇的政治运动保证共产政权的高压态势。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所谓的社会主义，除了主义在膨胀，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共的口头禅，中国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公平的公投程序，也没选哪个人当领袖，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枪杆子造就的，是刘邦或朱元璋式的农民造反夺天下，多数人别无选择，被连推带赶地圈进了社会主义牢笼。但从历史上看，也不能说没一点道理，那时社会主义的确有相当的诱惑力，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是热门思潮和知识分子最时髦的装饰，上至孙中山，下到普通学生，无不以高谈社会主义为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的失业，而资本家宁可将牛奶和茶叶倾倒进海里，也不愿救济穷人。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最人道，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福利。苏联共产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李大钊、陈独秀等知名教授的宣传，社会主义超出其它各种改良思潮一枝独秀，目睹中华民国的守旧乱象，大多数人放弃了英美式的分权式民主，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启蒙运动转向救亡图存，走向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希望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苏联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和无产阶级的祖国，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成为最具号召力的口号。热血青年蒋经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左倾得很，还与公开与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当了干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傅作义、张治中以及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都是中共党员，台湾的李登辉年轻时也是共产党员，这些青年显然不是受人胁迫才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当年许多著名从物也以加入共产党为荣，曾辅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四品京卿”杨度，后来转变立场，秘密加入中共。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张的两个兄弟也跟随了中共，张因为中东路事件开罪了斯大林未能如愿。独霸一方的“新疆王”盛世才也经斯大林批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最为典型的是，孙中山是国民党创始人，其夫人宋庆龄自2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追随共产党，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或者秘密地协助共产党搞垮国民党，临终之际的1981年加入中共。有研究说，至少在1934年春天以前，宋庆龄实际上就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了。[50] 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最初也十分向往苏俄，思想左倾，读过不少陈独秀的《新青年》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其日记中就有他研读这类书籍和《共产党宣言》的记载。可以说，蒋介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毛泽东少，正是由于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又有游俄之经历，遂知其“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认为：“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名易称，使人迷惑于其间也。”蒋公最终还是选择孙文的三民主义，拒绝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达赖喇嘛1954年进北京时，也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出于对西藏安全的考虑，也是对共产主义怀有好感。但毛泽东不然，共产主义的专政理论正合其个人独裁理念，他的目标是当中华共产帝国之王，随着毛的不断胜利，这种欲望也加速上升。

苏联体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是唯物民族，物质欲望远超过精神需求，只要脱离贫穷，人们可以接受强势君主，放弃自己的权利。建国以来掀起的数次共产主义风暴，若无民众的热情参与，不会有那么大的气势和破坏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是社会主义的光辉事业，是奔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大跃进中人们狂热的情绪支配了行动，直到引发了大饥荒的灾难性后果，才开始明白过来：“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四十七种刑法，大跃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51] 号称接近共产主义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大片的社员饿倒，几乎找不到一个有气力从井里提起水桶的人。坏事是谁干的呢？是中央号召，干部领导，民众疯狂，为了说明中国人的愚昧，摘录几段大跃进年代的描写，时代特征便跃然纸上：

——号手吹起响亮的进军号，人们受到鼓舞，更加拼命地挖起坑来，喇叭筒不停地喊着：“拿出智取华山的劲头，使出上甘岭的干劲，学黄继光的精神，坚决拿下30000亩荒山！”雨声、鼓声、喇叭声、军号声、锨头与石头的撞击声响成一片。结果三天三夜，挖了52万个鱼鳞坑，绿化荒山12000亩，种上了壮年核桃沟、老年栗子沟、青年枣沟、妇女桐油沟。人们兴奋地说：“真是人多力量大呀！”

——“你还是干部哩，连共产主义都不知道？丢人！共产主义就是吃白馍，喝羊肉汤，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有人说：“那咱们不成神仙了吗？”“……共产主义就是日子过得比神仙还神仙哩。”

——砸了小锅换大锅，可着肚子吃饱饭，公共食堂的建立，着实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以至于如今吃过大食堂的人谈起来仍津津乐道，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都能做十多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净想着摆弄着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的食堂一个月改善20多次生活，炸油条、糖糕、吃鱼、吃猪肉等。社员们没有不高兴的，一高兴就编一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饱。种个小菜园，顿顿把菜炒。还要把菜卖，还是吃不了。村前挖个坑，农闲将鱼捉。逢着庄稼季，鱼肉和油条。伙食调剂好，人人乐逍遥。

——人民公社实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等，这种供给制虽然没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什么都由共产党给包下来，傻瓜蛋才会不高兴呢。[52]

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河南省信阳专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故事，第一个人民公社，第一个公共食堂，第一个高产卫星，都由嵖岈山人争了先，在全国出够了风头，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毛泽东修改过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发表在1958年9月24的《人民日报》上，成为全国人民公社的蓝本，大长了河南人的志气，大长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县委等大大小小官员的威风。毛泽东在1958年为中国农村描绘的蓝图是：逐步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河南省创造的公社形式和放开肚皮吃饭的作法正合毛的口味。河南人民的冲天热情更为毛所赞赏，“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生产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晚上一片灯”，“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空前提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共产革命，不会有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来纯化社会。毛是举世无双的运动大师，发动和利用群众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手法已臻化境。今天中共领袖们，无论提出怎样诱人的政治口号，喊破嗓子，都不会有老毛神一般的威力，更谈不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了。难怪总有人怀念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人人成为集体的一员，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正是这样，集中起亿万头脑发热的群众，确实干了不少诸如镇反、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一件件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大事。然而这些大事全是坏事，毛泽东的全部建国历史都是在集中力量办坏事。毛轻视科学，不懂经济规律，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大家都在后院里搭几座土高炉，象千年前的古人一样，就能炼出国家建设急需的钢铁，十五年超过英国，而不必花巨资兴建现代化的钢铁厂，连中南海万圣殿也建起了小高炉，搜光了家家户户的锅铲铁器做原料。个人崇拜的歇斯底里热潮席卷神州大地，人人豪情万丈，全国人民包括专家学者都锣鼓喧天地搭上驶往乌托邦的高速列车。农民原本是喜欢共产的，跟着共产党共地主老财的产没怨言，轮到共自己的产了，把自家的一切东西都交出来，还是有许多人不情愿。但共产党的宣传攻势实在厉害，再加上干部的威逼，谁也怕当坏分子，顶多趁机多杀几头猪，少吃些亏，等到宣布人民公社成立时已经是社员了。原本是糠菜半年粮的水平,却放开肚皮展示人民公社优越性，等到人们真正体验到社会主义优越在何处时，哭皇天连气都没了，神州遍地倒毙着神话破灭后的牺牲品。上文继续写道：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则，以饿死最令人发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生机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一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想去死呢？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一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10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10万人的新蔡县，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3个月期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就达1.2万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200万人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扒毁民房160多万间。 　　中国，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人！！！ 　　这还仅仅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

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的地方，又在创造了省、市、县、公社饿死人的全国纪录。但没有一个公社干部饿死，公社及大队以上干部有先吃饭的权力。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平均亩产仅有172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县里分配的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总产量的1191万斤。“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53] 社员饿死了三分之一，人们连埋葬亲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干部还是在大吃大喝，这才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央领导及各地的高级干部有肉蛋糖烟酒等特殊供应，是忧愁最少的群体。最可恨的是，已经大面积饿死人，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地委书记路宪文，一个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一个上路堵截逃荒饥民，出动公安堀地三尽，绑票要粮。信阳地委让邮局扣押了12000多封向处的求助信，防止饿死人的消息外露。逃荒的人统统被称为“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设立数百个收容站，堵截外流人员19万余人。被强制收容的人不给饭吃，大部分被打死或饿死了。手下的县委书记马龙山、刘文彩等亲自动手打人，严刑逼粮，几千人被活活打死，整个河南省变为恐怖的活地狱。中国古时若逢饥荒，官府定开粥厂赈灾，也让饥民出外逃荒，叫做“趁熟”，怎么也不会连逃荒要饭的机会也剥夺干净，为死撑官家面子，让众人眼睁睁饿死。当年安徽“凤阳花鼓”闻名四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腰鼓走四方。”但自从出了“毛皇帝”，抢光了农民的粮食不说，穷人连逃荒要讨饭的资格都没有了，只有老老实打着腰鼓实饿死在歌唱“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岗位上。安徽农民说：“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日本侵华十几年，中国军民死了两千万，仅一场大跃进，中国民众的死亡就两倍于前，其中被打死整死的人并不比当年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少，也没听说过沦陷区里大面积饿死人。为了展示大跃进的光辉景象，“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还叫人披红。”[54] 共产把农民共同饿死了，干部们却撑抱了，花公款开小灶，酒池肉林，搂着文工团美女跳舞睡觉，听戏看电影，游玩打猎，抓人杀人，极尽享乐，绝无饥饿之忧。难怪他们热爱共产主义，喜欢共别人的产，喜爱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在手里。

就在”人相食”普遍发生之际，当年信阳粮库里仍有10亿多斤精神，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但放赈权力在省里，公粮收上来已是很不易，谁也不敢再放还给农民，借贷也不行。省委书记吴芝圃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信阳事件爆发后，还是那些存粮解决了饥荒，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了路宪文身上。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付心肝啊！而这并不是地方特例，中央也一样，1959年到1960初，国家粮食库存最高达887.03亿斤，春荒最严重的1960年4月，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用来救命，根本不会饿死人。在此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大量出口油类、鲜蛋、肉类、水果、山货等当时极为紧缺的农产品。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未经允许离乡的农民定义为“盲流”，如同刑事罪犯，予以严厉打击。旧时代的父母官尚知为民做主，身为“人民勤务员”竟如此丧尽天良，河南人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共党恶棍的名字，历史也将永远铭刻他们的暴行！共产主义的大厦，就是靠了无数流氓恶棍的肆意杀戮，用无数农民的尸骨奠基，才得以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纸上的谎言包不住火，当河南饿死200万人的惨剧发生后，毛亲自派陶铸、王任重前往信阳调查。事实触目惊心，无法掩盖，陶铸说：“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王任重说：“西平县放了个7320斤的小麦卫星，受打击的7万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百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信阳地区儿歌唱道：“六○年，好春光，麦梢黄，散食堂。”农民把公共食堂的解散，看作“第二次解放”。

毛泽东对饿死人毫无自责之心，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他老人家血流成河的革命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死人是好事，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毛以独有的“幽默感”和死人哲学教育那些尚存人性的官员——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55]

毛泽东的伙食标准是全国第一流的，他让别人饿死，自己是不会亲身体验活活饿死的唯物辩证法的，他一餐饭也不会少吃。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在饿肚皮，毛说话的底气不免受些影响，也要暂时作出些姿态——

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 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56]

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可怜巴巴的，说成是与民共渡时艰，中国人也傻乎乎跟着伤心，生怕伟大领袖有什么好孬。实际上是医生建议少吃肥腻的猪肉，多吃牛羊肉。当年的毛泽东与今天的金正日一样，是全国唯一的胖子，为了共产江山，他老人家是该减肥了。毛曾一度喜欢吃西餐，还特别喜欢吃精心加工的豆制品，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素火腿、素鸭之类，这些东西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却并不省钱。毛泽东和党中央有特供食品，从不担心食品供应，连北京的大小干部们也跟着沾光。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各部委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 “为党中央服务”就是北京保证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头等大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成立了对外称“34号”的保密单位“北京市食品供应站”，满足中央各级领导的特供需求。特供品从原料生产加工到运输验收等各环节，配备专职人员，分别按首长级别，肉蛋烟酒粮茶等，服务到每个人。由于服务优异，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有9位先进工作者荣获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最高待遇。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在为中共体制服务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

七、幽灵不散

既然画饼不能充饥，毛泽东后来说：“人穷好些……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不能吃得太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又以怕出修正主义来否定了他号召农民一天吃五顿饭的豪言壮语。据学者研究统计，自1700至1900年的200年间，中国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共1400万，有史以来自然灾害总共死亡2900万，中共制造的“三年自然灾害”竟然死掉了4000余万人。连刘少奇后来也不得不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超过可以历数的任何一位暴君。长城有御敌之功，运河有漕运之效，虽有殃民之处，至少也为中华历史增些光彩，两项伟大工程至今仍然有用，同为世界奇迹，为后人所自豪，且带来滚滚财源。大炼钢铁搞出一堆堆废品，大办食堂饿死一批批农民，大修行宫别墅空耗民财，无数的人防工程更是毫无效用，他没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弄得民穷财尽，不得不惨淡收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人祸，是吃人的共产制度之祸，是毛泽东个人统治形成的党内和官场逆淘汰现象的左倾狂热之祸，根本不是什么没有经验而交了学费。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共产之祸，不搞大跃进，不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依然是灾祸，照样没有前途。东欧共产政权全部垮台，也不是搞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中共解散人民公社，重视私人资本，表面上回归了人类发展轨道，但还是舍不得扔掉社会主义的羊头，共产主义幽灵未散。

当然有人不服气，总以为马克思主义才是穷人的希望，公有制才能消除腐败，于一些活着的“小毛泽东”们又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的试验，试图建立一个成功的样板。比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小毛泽东”们开辟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供给制式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共产主义体制是以巨额的银行贷款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支撑着，那些每月只有250元生活费的“二百五”干部，自称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傻子，实际上集体财产早已在贪污侵吞和股份化中变为私人财富，也与毛老人家一样热衷于包养二奶，同当今权贵集团酒色财气的生活并无二致。“小毛泽东”们的专制程度决不亚于老毛，村里没有自由，剥夺村民全部财产权利，只能靠统治者的恩赐生存。所谓“外圆内方”的统治方式，无非是牢牢控制着村民的生存基础，没有私人财产，没有个人空间，没有思想自由，如同被监督的劳改犯一般，尽管生活条件比老毛时代强出许多。南街村民如同羊群一样，牧主拿毛泽东思想的鞭子，驱使着这些无助的羔羊，羊群时刻感激牧羊人施舍的草料。当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捐出10万元，要给这些“好干部”改善生活时，南街村集中营式的共产主义终于走到了尽头，其严重资不低债的财务状况被公诸于世人，再也无力维持下去了。而那些“好干部”早就暗中将集体财产分割自肥了，预先作好了弃船的准备。南街村的失败极具标本意义，它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与列宁的革命全错了，毛泽东也决不例外。共产主义从理想走向革命，从暴力通向专制，以一种最不先进、最不人道的党权体系来取代可以变得更先进、更人道的私有财产保障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自以为聪明的理论家或实践者，决不可能制造出共产主义的“永动机”，都会撞向南墙而自取灭亡，留下警示后人的教材。个人财产可以各种高明的理由随意剥夺，个人权利也就随之消失了，从剥夺财产到剥夺人权，从一种个人主观意志变为世界性的革命运动，人类遭受了文明史以来的最不人道的暴政，其中尤以中国人的苦难最为深重。人类实践证明根本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上有过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设想和实行过从集团到国家、从非法到合法、从行业到地域、从民族到世界的各种层次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这是绝对理想的模式，而历史则无情地证明，人类迄今为止采用过的发展模式，只有获益者多寡和成效大小的差别，而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变的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总是小心地避免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发展模式。但是，后来的传习者却把他们的一些未经证实的设想绝对化，认为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例如，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设想，当社会财富极大程度地涌现时，人类就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完全是建立在两个未经证实的猜想上的。

其一，什么是社会财富极大程度的涌现，测量极大程度的标准是什么？那时社会财富的概念和结构（广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答案都是未知数。连共产的对象--财富的概念和结构都不清楚，还谈什么分配？

其二，什么是当时人们的需要？当时将有多少人口？由当时全体社会成员的不同需要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会高涨到什么水平和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地球乃至其他星球的资源能不能满足人类的任何需要？这些都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难以答复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现代解答者们所提供的答案却是以“短缺经济学”为基础的。他们提出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盐菜加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连土豆、牛肉甚至盐菜都不敷分配，不过是给历史添加的最大笑料。

任何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能成为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统分结合的元模式在具体化为现实的发展模式时，必须根据传统的和未来的，当时当地的和外来的各种复杂的条件来现实地决定统分结合的适当的比例与方式，使其发挥合乎目的的功能。而任何聪明人，即使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电脑加以武装，也不可能全部掌握一切条件，更不可能准确预测和控制全部条件的变化与发展。何况，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地区、民族、国家的经历、传统、观念、利益要求和手段方法都有极大的差异和矛盾，所以各方面对统、对分的理解与要求极不一致，对统分结合的适当比例与方式的追求就会彼此矛盾，甚至引起斗争。这就使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理想的模式，能使社会大多数成员感觉差强人意，就已经很不容易。所以，社会发展模式，不管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的，还是人为制定强迫推行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总有层出不穷的难题向它挑战。[57]

共产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共产，共产的核心思想是集体主义，只有共全民的产，让人们一无所有，才能驯化全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接受集体主义思想统治，共产党便可以随心所欲驱使亿万奴仆，一举建立全面集权的社会。这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思想基础。至于基层党政干部，却是正是一个大施淫威的时刻，所以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也没有共产党徒能够把权威和暴虐发挥到如此程度，作家杨继绳说：

……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有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华里长、1华里宽的2000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58]

今天的共产党仍然在制造家破人亡的惨剧，依旧在共民众的产时毫无怜悯之心。历史与现实无情地证明，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只是有人做差了，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糕的空想梦想。其实践也会使社会百病丛生，无力自救，最终垮台拉倒，虽然有时候象是有起死回生的景色。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自毁的种子，马恩列斯毛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根本错误的，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害人又害己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上面，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以个人的观察得出逻辑性推断，再以这种逻辑推断来指导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竭力要废除私有财产，认为私有制是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自古以来直至近代，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私有财产制度并不是一个过渡性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坚不可摧的原则。财产掌握在国家手中，政府由共产革命形成的新阶级组成，这个由清一色共产党人组成统治阶级享有不受国民监督的特权，有随意支配公有财产的权力，公有制实际上变为一党私有，进而变成统治者的个人财富。在饿死数千万的悲惨年代，毛泽东竟却拥有数百万元个人存款，为中国首富。这肯定是最坏的产权制度，统治阶级只顾享受，工人农民只能消极怠工，社会主义经济便是死路一条。马克思主义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是认为人性是可以任意改造的，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实现柏拉图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事实证明，在高压政策下只能制造出口是心非的顺民，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公民，人性有时候比花岗岩还坚硬。所以才需要宗教来承担人性改造作用，几千年如一日地劝导人心，这决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做的事，也决不是枪杆子能办到的。以暴力追求人人平等，结果是更不平等和大多数人遭受奴役，因为国家机器的目的是阶级专政，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专政。历史证明私有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个人财产权，就等于承认国家权力的边界，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共产主义废除财产私有制，人们的自由也随之丧失了，远不是象马克思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社会主义公有制导致国家权力没有边界，它可以借助集体主义的思想逻辑来实行国家对民众的任意剥夺，让一大群党棍匪徒在掠夺中暴富。因此，一位西方学者曾预言：“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自以为绝顶聪明的天才理论家们发明了最缺少人类智慧的歪理邪说，又把可怜的中国人迷住了，导致一个接一个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但决不是个带领人民进步的革命家，他领导的共产革命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反革命狂飙。革命历来是褒义的，吊民伐罪也好，打倒专制也罢，皆以变革天命、革除弊政、改善民生、建造更美好的社会为宗旨。历史证明，毛泽东打败了国民党，变共和为专政，陷民众于水火，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倒退和专制复辟。驱使中国人拥往奴役的道路，那些毛左愤青们至今幽灵不散，又用狂热的民族主义煽起反人类的狂潮，向自由世界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狂欢节变成了“中华崛起”的嘉年华，其民族主义只是另一种面目的集体主义而已。

注释：

[1] 全称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

[2] 孙中山：民生主义。

[3] 列宁：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4]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5]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6] 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P234-235。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8] 丁抒著：《阳谋》，第七章。

[9] 同上。

[10] 同上，第十二章。

[11] 引自《阳谋》第十三章。

[12]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引论。

[13]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

[1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

[15] 《庐山会议实录》，“7月31日常委会”。

[16] 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第3部03章。

[17]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8]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237。

[19] 吴思：我的极左经历，（www.chinese-thought.org）。

[20] 金观涛等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二章。

[21]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三章。

[22] 彼得·琼斯与西安·凯维尔合著：《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五章。

[23] 陈桂棣等著：《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P141。

[24] 苏晓康等著：《“乌托邦”祭》，1988年中国新闻出版社，P391。

[25] 叶永烈著：《江青传》，第十四章。

[26]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31章。

[27] 丁抒著：《人祸》，第三章。

[28] 罗得里克·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P468。

[29] 同上，P469。

[30] 安·弗·安东洛夫—奥弗申柯着：《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二章。

[31] 埃德迦·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六篇。

[32] 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高华个人网站（gaohua.coldwarchina.com）。

[33] 吴法宪著：《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一章，P10。

[34] 参见2001年太白文艺出版社，《精神档案》，P54。

[35]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十五章。

[36] 王友琴：揭示人为大饥荒的真相。

[37] 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2006年花城出版社，P330。

[38]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45章。

[39] 《彭德怀自述》，第十五章。

[40]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几种版本，大同小异，与当时的内部资料和某些当事人回忆记录细节上略有不同。

[4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同长征、艾地的谈话。

[42] 转引自(美) Richard Pipes 著：《共产主义实录》，民主中国出版社中文版，P70。

[43] 同上，P75。

[44]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

[45] 原文参见金冲及编著：《毛泽东传》上卷，P60。

[46] 《彭德怀自述》，第十三章。

[4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P1292。

[48] 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第四部第六章。

[49]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50] 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杨奎松个人网站（www.yangkuisong.net）。

[51]《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52] 康健著：《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第三、四、五章。

[5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一章。

[54] 上文，第四章。

[55]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40章。

[56] 同上，第44章。

[57] 孙越生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二篇。

[58]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