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道理
中共在经济改革之初有一句人人熟知的名言，就是：“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句话不能说不对，因为文革中停产半停产闹革命，人人热衷于政治运动，无心劳作，经济建设受到重大干扰。再者农村搞人民公社，城市搞计划经济，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全面短缺，食品日用品供应实行最低限量的配额制，这都是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物资供应不足。但中共统计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文革期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工业增长11.7％，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工业增长9.1；农业总产值1965年为590亿元，1975年为1285亿元，那时的物价受国家管制，极为稳定和低廉。[1] 例如江苏省文革结束前几年，工业产值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境长着，农业增长也在5%以上，算是高速度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方法与市场体制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简称GNP，一般指一国在一年内所生产最终产品和所提供劳务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总金额）来统计一国经济总量。计划经济体制则是以“工农业生产总值”、“固定资产增长”、“国民收入”来作为统计口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以此体现政绩，其国民收入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及生产单位的社会纯收入，居于次要地位。赵紫阳在1981年政府报告中说：
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1倍，国民收入增长了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长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2]
赵总理的报告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计划体制缺乏市场要素，没有活力，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二是劳务收入太少，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中共只关心政绩，从不关心劳动者收入的同步增长，所以这种增长再高，也与民众生活改善无直接关联。中共总说它的执政业绩如何辉煌，无非是拿增长数字来说话，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建设不足，所以形成一时光鲜的“和平红利”。但这种增长民众得不到实惠，是好大喜功的数字游戏，是虚幻的社会主义画饼。无数的金钱和劳动浪费在了固定资产上，消耗在了无效劳动上，变为无生产效率的机器厂房，或成为一堆堆风吹日晒的废物，或者生产出无市场的废品垃圾。计划体制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它形成的是落后生产力，缺乏竞争导致企业低效益，低效益维持低工资低收入，不是国民经济快要崩溃了，而是计划经济体制到了崩溃的边缘。赵紫阳看出问题的实质：
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3]
于是在赵的主导下，开展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新路子，跳出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束缚。经济改革也始于“社会主义生产力”不能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一种焦虑，中共经济已远远落后于周边许多同时起步的国家，只好被动地迎合民间改变贫穷的渴望。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经过30余年的经济改革，中共又高喊“盛世中华”，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果按经济总量，是翻了许多倍，但人均世界排名未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因为外国也在发展中，比我们还要实在些。1949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第100 名，2008年中国人均GDP排名是104位，数十年间仍落后于非洲许多国家，与欧美更是天壤之别。改革开放增长很快，还是快在了数字上，政府主导的许多无效益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劣质工程，都入了GDP数字，却与改善民生无关。即使是民用住宅，也有数千万套楼房被炒家空置，令房价高涨，加剧了购房者的困难，政府却用高地价榨取了巨量的国民财富。高房价使货币投放失控，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种GDP再高，也是虚空的数字游戏，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财富的大量闲置浪费，无效GDP与无效劳动相辅相成，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特征，本质上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一样，中看不中用。现在中共也以GDP为统计指标，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标志，我们且抛开报表有多少水分不说，单就经济结构而言，其统计数字也是华而不实的。正如经济学者胡星斗所说：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4]
中国的国外净要素收入不多，很多对外投资是亏损的，远远小于本土上的外国企业产出。所以才会用GDP与国际接轨，因为GDP依据国土原则，可以将外国公司收入也计算进来，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的外资企业产值约占经济总量的一半，若以GNP计算，中国只及日本的一半。以美国为例，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2008年超过美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值2009年超过美国，但中国GDP只占美国的1/3，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平均劳务收入比中国高出10倍以上。还在于美国有一半的GNP是在国外，中国庞大的GDP中有不少是美国的GNP，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为美国人节省了6000亿美元的生活支出。GDP的统计方法掩盖了中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片面追求GDP影响了民众生活品质和福利的提高，受益的是政府和外资公司。中共是外汇管制体制，实行统一的结售汇管理制度，进入境内的外汇必须卖给国家银行，由中央银行统一经营管理，所以中央银行才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共的GDP还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许多豆腐渣工程也是GDP，过几年再重新建一次，即使不是豆腐渣项目，也会经常改造，十来年的大楼推倒重来，桥梁公路的不断改建，拼命搞有用没用的高速铁路，面子工程的遍地开花，都为低效或无效益的政绩贡献着无效GDP。中国在近些年的房地产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楼房，形成数量不少空置区，被世人称之为“鬼城”。如内蒙的鄂尔多斯，区区几十万人的城市，建成及在建的楼房有几百万套，人均10套房，从2005-2011年，六年间房价涨了六倍。鄂市巨大的康巴什新区，除了马路上的清洁工人，几乎看不到行人。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作建筑豪华、却无人居住的“鬼城”。就象郎咸平 教授所说的“铁公基”，中国70%的GDP是靠钢筋水泥实现的，消费仅有27%。这种GDP越大，对经济和资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它造成产能过剩，推高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资源短缺，消耗了国民财富，与毛泽东时代大跃进式的大破坏一样道理。中国人不注重积累财富，热心于增长数字，好看不好用，经济增长不能同步带来国民福利，这也是表面繁荣与民生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既以GDP而论，中国人均也不过三四千美元，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均GNP仅为日本的四十分之一，仍属于贫穷国家。但中国在明清之前曾是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时，人们不相信基督教文明之外竟有那样高的文明存在，马可·波罗的亲友认为他撒下弥天大谎，死后进不了天堂，让他在临终之前向上帝忏悔，以解救他的灵魂。马可坚决拒绝，郑重声明道：“所见之异事，尚未说到一半！”今天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得益于人类科技进步，邓小平坐在日本新日铁高速列车上感觉摧人奋进，深知中国让毛泽东的闭关销国政策搞得贫弱不堪，远远落在了先进国家后面。中国开始广泛利用外资和技术，经济起点低，但引进技术方面可以向高科技看齐，获得更快的发展，在电子通信、汽车交通、冶金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引进和改造都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不是共产党如何伟大，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回归前人均GDP达2万美元，台湾的中华民国，早就超过1万美元了。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官府盘剥民众，遍地贪官污吏，而经济却以世界上很高的速度增长着，GDP翻了很多番，其原因何在？我们通过逐步分析，便知其中原因。
一、吃苦搏命
中国人缺少科学探索和冒险精神，没有地理大发现那样的壮举，却不乏为改善生活而暴发搏命激情，素有吃苦耐劳的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又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是传统中国的长期国策，也是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中国人处在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生存资源长期匮乏、天灾与人祸接连不断的恶劣生存环境，生活在一个缺乏对外拓展能力与激励制度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不可能通过地理大发现来拓展民族的生存圈，只有靠个人的拼搏来获得一条生路，于是就有“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之类的迁徙潮，来扩大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圈。清末民初，每年有数十万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新的生路，以下南洋者居多。中国人以吃外国人不能吃的苦、忍外国人不能忍的精神，刻苦耐劳，委曲求全，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华人的耐力总是强于原住民。清朝末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有大量移民通过“卖猪仔”方式而移民美国。“卖猪仔”过程需要有极大的牺牲精神，从广州运到美国，“猪仔”存活率仅为60％左右。186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大批华工前往美国，参加修筑铁路等艰苦工作。这是个重体力劳动工作，需要有特别的耐力，人高马大的美国人竟比不上瘦弱的华人，让美国人看到了特别能吃苦的华工精神。早期的中国移民也多以“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打拼天下，“三把刀”支持了华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生存发展，加上节俭和重视教育，三代之后华人地位便有大改观，进入中产阶级行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给华人一定的经济发展空间，象野草一样低贱而顽强的生命就会蓬勃生长，世界上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华人的生活水准一般高于当地人，在美国或东南亚一带莫不如此。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寻求财富的脚步，有如西方传教士走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一样执着。
华人的成功与中共没有关系，共产党没领导过一天的新加坡、台湾、香港，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三条飞天蛟龙。从横向对比说来，中共不但对中国经济没有多少贡献，内战后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发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普遍低于在二战后废墟上同时起步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共几十年的动乱，没有大跃进和文革浩劫，还是中华民国，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会超出美国为全球第一。四小龙人均GDP两万美元，落后的责任肯定不是大陆同胞的懒惰。是毛泽东干扰了中国人的致富进程，邓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就出现了小岗村农民的快速脱贫，中国人终于吃饱了肚子。放松了对乡镇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民营经济就象脱缰于盐车的千里马，以马不停蹄的奔驰而跃进国民经济主力军的前列。为人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几十年时间，天下大富，府库充盈，一改汉初皇家无马而坐牛车的穷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诀是仁道之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无为而治，三十税一，国家自然发展起来。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十分相似。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纯粹是溢美之词，邓常说他自己不懂经济，一个不懂经济的人怎么会是一场经济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呢？文革后邓小平开出的治病方子也不过是“多快好省，安定团结、艰苦奋斗、又红又专”等“四味药”，还是他过去惯用的整顿型老套子，没有丝毫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何况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思想等四个坚持确立为中共改革时期的政治路线，成为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农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业改革，都是自下而上，并不是在邓的计划和主导下进行的。即便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也首先是在学者中间开始。邓也没什么系统的理论，所谓“邓小平理论”，无非是些“两个凡是不行”、“不管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胆子再大一点”、“一百年不动摇”、“国外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两手都要硬”、“从娃娃抓起”一类的口头话，随口而出的大白话由学者专家演绎成理论体系。我们总是听说毛泽东如何爱读书写诗，胡耀邦孜孜不倦读书学习，从未听闻邓小平有读书的嗜好，邓的生活乐趣无非是打打桥牌或含饴弄孙而已。邓仅受过初等教育，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他不太喜欢读书学习，自然谈不上有多高的理论水平。也正是由于邓没什么理论，才以“不争论”的策略战胜了精通马列的左派理论家，以务实精神摆脱了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权于民间，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中国的事情从来不是由政治理论家或经济学家事先设计出来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如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调整方面比以往灵活些，来适应发展阶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产权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资本市场等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引进资金技术，对经济活动松绑，对地方放权，逐步抛弃计划经济的僵死模式。1984年，邓小平说：
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5]
这些言论足以证明邓小平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他也不懂是社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纯粹是信口胡言。说社会主义能发展生产力是鬼话，否则解散人民公社，设立特区对外开放，引进资本主义市场要素便是多余。国民党走资本主义道路使台湾变为四小龙之一，政治民主，社会均富，远在中共的社会主义之上。大陆的失败正是社会主义在捣乱，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法治保障，贫富分化之迅速为世界之罕见，将中国带入了难以预测的未来和不可逃避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有复杂的因果关系，既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约，离开民主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正是走向了最坏的资本主义道路，一味放纵资本主义经济的弱肉强食因素，强力压制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弃建设民主体制的努力，导致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一体，准确地说，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一体。所以，经济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数人的成功，三农问题使农民日益边缘化，城市下岗失业也形成了贫困化的群体，两部分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用活于高通货膨胀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方针。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榨取农民工的剩余价值，补贴了少数资本家和外国消费者。邓小平根本不懂什么叫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是按劳动技能或劳动产出量获得工资，当代资本主义正是按劳分配的制度，由于有法治的保障，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残酷剥削。但资本主义又是按资本分配，谁的投资多股份大，谁就按其比例取利润和承担风险。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穷，是国家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和救济）政策倾向于少数人，百分之八十的人处于贫困状态。正是由于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机制，本来应该救助穷人的钱政府自己挥霍掉了。一个自称不懂经济的人，自然发不出经济改革的高论。“为有源头活水来”，放开才会搞活，开放度差的行业还是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弊病。中国股市不按照国际惯例操作，把一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一作为流通股圈钱，也不对外开放，所谓要由国家控股。股市本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却按计划思维搞，不伦不类了20多年，矛盾重重，几度濒临崩盘边缘。股民受骗上当，国家却发了大财。国有银行也一样，烂帐越积越多，成为经济前景的最大隐忧，央行靠增发货币弥补窟窿，通过高通货膨胀吸干民间财富。国营企业除了石油电信一类垄断于“太子党”集团的暴利行业营利情况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亏损企业已经破产兼并了。真正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率贡献大的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无缘进入垄断性暴利行业，却创造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
中国人特别能吃苦并非人种有什么特殊，而是在贫穷、饥饿和压迫中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人缺少社会保障，过去是一切交给党安排，大锅饭一起受穷，计划经济走到绝路，只好把人们推向市场，自谋生路。如今党和政府靠不住了，一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要自己花钱，一面拼命工作，一面死命储蓄。中国人勤奋的原因也在于全民族具有强烈的致富愿望，春节拜年的第一句就是“恭喜发财”，春联上也多以财源旺盛为好意头。广州寺庙里求财的人太多，烟雾弥漫，失了火一般，比得上香港黄大仙的香火规模。人人希望升官发财来更新命运，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钻入仕途不易，经济改革正好为升不了官转向致富一途的人，开辟了大展拳脚的舞台，正好发挥中国人唯物精神的优势。唯物就是唯物质享受，唯赚钱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经济活动中就无法与汉人竞争。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钱拜物教，唯利是图，道德危机，这又是国人的一大弱点。晋人鲁褒作《钱神论》道：“……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钱是神，拜钱为神与拜神求钱，一样目的，赵公元帅是圆国人发财梦的大神明。同时中国人又有富不过三代的警训，先辈的财富往往被纨绔子弟挥霍一空，吃苦不是华人的专利，失去吃苦耐劳的动力，炫耀富贵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钱何以象神一般受到信拜，“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共产党人的货币拜物教倾向也远远超过对马列宗教的信仰，一切向钱看亦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经济改革为社会解脱了发财的束缚，搏命也好，奋斗也罢，总算有了致富机会，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党的所谓“富民政策”政策无非是些“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类的口号，不再仇视地主资本家，因为他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做地主资本家了。电视电脑，汽车飞机，手机网络，没有一样是在中共的英明领导下发明出来。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除了义和团拳匪，一般人并不排斥，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即是国人奋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图船坚炮利，自强富国。洋务运动制造了大上海，当时是享誉世界的“东方明珠”，远东第一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崛起的深圳更为耀眼，大上海随着中共的接管而暗淡无光。当今中共的经济改革最多比作满清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这个“中学”不是传统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邓小平理论。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因满清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海战中挫败，改良派失败，最终导致大清灭亡。中共的经济改革也在空前的腐败大潮中被民众所厌恶，正如孙中山所言，“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孙中山为共和奔忙，不是忧愤于经济发展慢，而是要争取自由民权——中国人民最大的福祉。经济再发展，也挽救不了专制的最终灭亡。苏联人民抛弃共产主义不是因为经济不如沙皇时代，德日法西斯强大的经济力量反而是加速其专制政权垮台的因素之一，中共的成功无非是另一个苏德的翻版罢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现代化一定离不开西方民主制度，现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权和政治民主化。
二、教育功用
光勤奋也不行，大跃进日以继夜的一痛傻干蛮干，无一人偷懒，反倒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质太低才容易上那些乌托邦神话的当。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就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到幼儿园问一下孩子，“长大了准备做什么”，回答几乎都是“当科学家”，“当教授”，“当医生”，“当老板”一类的回答。毛泽东时代虽说是义务教育，但重视的是党化奴化教育，科学技术不吃香，知识分子都夹着尾巴做人，还要接受工农兵大老粗们的再教育。那时的小学生最想当的是解放军，开飞机开汽车，或车钳铆电焊之类，农民因为户口低贱，不在小孩子的梦想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当今中国却是世界上最不重视教育的国家，这极大的反差之处在于做父母的宁可卖血乞讨也要供子女上大学，以至于不少人为筹学费急得上吊跳楼喝农药。政府每年教育投资是全世界最低的，仅占GDP的2％强，比非洲最贫穷的国家还少，也比不上朝鲜，而联合国规定的最低标准是5.5％，不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在80年代就普遍达到的4％。据学者统计，1985－2002年的18年间总短缺额高达10100亿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刺阶段，每年短缺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6] 根据官方的统计应该说是最保守的数字，若按近几年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来看，每年还要短缺数百亿元，因为上涨的部分也是政府应当支出的款项。而克扣教育经费的祸根就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压力基本在县一级财政。走向市场经济后，政府热衷于圈钱运动，在财政每年增收上万亿元的情况下，仍有许多乡村孩子在破桌烂椅的教室里上课，贵族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上学甚至要自带粮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饭，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学校，政府大楼却是越建越豪华。世界上的政府无不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唯独中共政权无视孩子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为了躲避义务教育责任，将大量的公办中小学出租给私人经营。即使是地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也不愿多拿些钱来办教育，广东2000－2003年山区义务教育负债达20亿元。这样的学校也就谈不上什么教育质量，而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只好辍学，一些贫困地区的初中生辍学率竟高达七成。经费不足和教师工资拖欠两大问题成为国际上最可耻的标本，是对“历史以来人权最好的时期”无耻滥调的最大讽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无愧疚之心，总是将责任推到县一级政府，总是让海内外华人捐资助学。在恶劣的教育现状面前，中国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时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一“辉煌成就”之下是农村的教育危机又带入了21世纪。中共早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称：“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斗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直到一年有8万亿元财政收入的今天，仍旧不能实现完全的免费教育。为中共所诟病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抗日时期半壁江山沦陷的最艰苦岁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在后方为大中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设立联合大学，收容流亡学生和公教人员。陈诚身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防鄂西恩施，一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力的。在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公费教育，日寇进攻的危急时刻，先撤退大中学生，严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一律不准擅离恩施。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陈诚还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一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更有甚者，四川军阀刘文辉治下，规定当地县政府建筑如果比学校好的，县长立即枪毙。当时四川的很多县的学校非常坚固，战争时期可以作为固守的防御工事，县政府办公处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旧，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学校普遍倒塌，学生伤亡惨重，政府大楼较为坚固，损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资12亿元，建造新政府办公大楼，由世界著名法国设计师——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的设计者设计。5月15日，八级地震后的第三天，大批学生市民仍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蚂蚁搬家公司的几百辆货车和上千名员工在全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刻，将市委市政府迁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气派的政府新大楼群里。共产党堕落为一帮世界上最没心没肺的东西，把学校建成学生们的墓地，在学生家长撕心裂肺的悲怆声中，毫无忏悔之心。
现在的中共政府财大气粗，可以免除非洲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债务，却不愿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学校的乱收费遂成为教育部门的一大财源，导致民怨沸腾。除了中国，全世界的学校肯定找不出强迫学生花钱购买校方出售的高价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种赞助费才让上学的例子，也绝对找不到学校和教师整天向学生兜售盗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收取学费之外的费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给教育拨款，还要勾结物价局以合法形式借学校之手向学生圈钱，借公办招牌按民办教育收费。最狠毒的就是中学收费，重点中学一入学就要先交个十万八万，教育局与学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却倒退到不如毛泽东的穷困时代，原因是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了。这向钱看政策一是高收费，二是少花钱，两方面大动脑筋，才把国家教育责任推到民众头上。政府则能省就省，能捞就捞，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基本是由学生的学费来支撑的。越是富裕的地区学费越高即可看出问题的症结，学费水平是根据某个地区一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来确定，一个贫困地区的中学生一年有两三千元够了，发达地区至少要上万元。超出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大面积辍学，反而影响学校收入。这实际上是受当地市场承受水平制约，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让学校放开手去收，实现效益最大化，也不过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选择重点中学，学费从几万元到十几万无不等，为了避免乱收费之嫌，学校通常以“自愿捐助办学”为由收取高额赞助费或择校费，作为先决条件，让学生哑口无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话，为了抢优质生源，提高学校升学率，增加广告效应，学校也会减免这些学生的学费，甚至倒贴钱，但仍然是为了学校的盈利能力，赔钱的事是不会干的。可以说，教育部门与医疗机构一样，本来应该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业，却堕落为穷凶极恶的敲诈团伙，成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会公害。逼得家长如同乞丐，为筹学费拉下脸来四处借贷，老百姓卖自己的血，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国人重视教育源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跳出农门，走出贫穷，急切而执着。国家放纵教育部门非法圈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一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为教育改革。在大量儿童因贫困辍学的严重压力下，在国内外一片谴责声中，2006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2007年全国财政计划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问题有了缓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覆盖范围太窄，原先学校从公用经费和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来源，造成教师收入实际水平的下降。个别地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由于一些县级的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经费不足使学校以“省吃俭用”的模式（节省购置先进教学设备资金）维持学校的现状。许多学校更是让学习差的初中生辍学回家，却按在册名额领取全额的教育补贴，缓解经费问题。目前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远不能覆盖应该享受这两项政策的贫困生人群。中央对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免书本费、免学杂费、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政策实施后，不都是减轻了学生负担，如大规模的强行撤并学校过程中反而因为增加了学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费用，支出远超过原有的学费，加大了农村负担，造成新的上学难，负担不起的只能选择缀学。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级小学，有些是响应希望工程由海内外捐助的，刚建好不久便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谁都知道教育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世界上普遍实行义务教育，这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美国则是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连贫穷的古巴也是12年义务教育。美国的学校免费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国的学校竟然向学生高价出售课桌板凳，竟然有小学生自行烧柴做饭。在西方社会，最幸福快乐的是孩子，小皇帝一样无忧无虑，最苦恼的政府官员，整天挨骂受气。在中国，最辛苦勤奋的是学生，几十斤重的书包，上千度的眼镜，求学艰难。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拿不多少钱出钱来给教育。这种说法与党的宣传明显对立，正面宣传从来都是说经济发展如何快，税收增涨何其多，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教育事业高速发展。这无法自圆其说，就连最贫穷的毛泽东时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费的。税收中有“教育费附加”这一专项税种，教育局还要另外通过学校向家长收取教育附加费，多重征税得来的钱去了哪里？我们不能说教育经费很多，因为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地方财政负担，中央财政的拨款仅占地方教育经费的2%，还差不多用在了重点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国家责任，可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财政支持，财政吃紧的地区自然无钱办教育。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富裕地区财政宽松，教育乱收费反而更为严重，已经到了敲诈勒索的地步，因为能榨出大把钱来。许多人总是为经济发展唱赞歌，其实钱再多也是在国家手里，在各级政府手里，在少数人的钱袋里，不但难以变成民众的福利，反而因执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众的腰包里伸手。广东是全国最富的省份，穷人照样受穷，教育收费也最高，幼儿园到大学，照现在的价格，至少需要几十万元。由于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贫困群体的义务教育问题仍然严重，据官方统计，全国有1.16亿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一亿多文盲展示出中国教育的现状。尽管如此，教育水平还是在民众的高额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为90％左右，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毛入学率达20％以上，这就为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有知识的劳力资源。中共在教育上实在乏善可陈，大学扩招实际上是教育产业化的作用，但毕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为义务教育提供了吸引力，为提升经济层次储备了人才，如果说这是善举的话，怎么也不觉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也带来义务教育质量的下滑，花十几二十万元读中学大学，毕业后工资仅一两千元，农村孩子上中学多为了读大学，上大学不划算，中学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辍学的多了起来。高中和大学无遏止地乱收费，短期发展挺快，长远来看与农村渐行渐远。中共2008年农村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仅普及到初中，这对于解决农村教育落后帮助有限。
三、高储蓄率
应该说50％以上居民储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顺畅地进入消费市场，是中国人消费不足的长期原因。中国人的勤劳与节俭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赚钱，死命攒钱，贫穷及对未来深切的忧虑，形成顽强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也趁着改革之机当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统还未建立，储蓄就是牙缝里省出钱来的首选。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会矛盾问题，高储蓄率并不坏，至少在经济发展之初的资金饥渴时期，新加坡的储蓄率也曾高达50％。极高的储蓄在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初期，缓解了资金严重不足，现在以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尾声，高储蓄使银行资金过剩，现在银行对小额存款收取帐户管理费就是这个原因。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乘数效应，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效率，过低的消费率加剧经济的紧缩和衰退，进一步恶化就业形势，造成失业率攀升。低消费率导致大量储蓄存款转化而成的信贷资金被积压、滞销及库存商品所占用。资金沉淀在银行，不能快速进入周转渠道，增加了金融风险，使过多的钱进入高投机性的房地产业，更制约了普通商品消费。储蓄不能转入消费领域，也使经济更加信赖出口，增加贸易摩擦。投资不能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影响股市长期低迷，企业失去低成本融资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费者的国藉，而是必须尽快消费掉，中国的外汇已十分充裕，过剩的外汇只好买美国低回报率的国债，又增加了汇率风险。中国经济开始到了靠消费支持的时代，消费由温饱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质素，消费水平已从千元万元级向十万百万元级水准过渡。但消费的升级必须有社会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众连病都看不起，让他们少储蓄也不近人情。经济也必须由政府投资拉动向居民消费拉动过渡，才会保持发展的长期稳定。一句话，高储蓄支持了高速发展，高储蓄率也将制约经济的未来，按照中国实情，储蓄率维持在30％以下较为正常。美国的储蓄率是16％，2005年的个人储蓄率为负数，美国人全部花光了赚来的钱，还要借贷消费，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国倾销，让美国人长期享受低物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大部分人的名义工资每月也不过两三千元，扣除各种税费保险的实际工资或个人可支配收入还要减少两三成。除去生活开销，低收入者几乎没有储蓄，支付一个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都成问题。随着近年来房价快速翻番，结婚费用骤升，养育子女成为高消费，必须缩衣节食，增加预防性储蓄，这些都直接影响消费意愿。富裕阶层的储蓄才是剩余的钱，占个人总储蓄率的80％以上，这部分钱是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很难再进入消费环节。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大举“扫货”及购房产别墅，就是消费能力极其旺盛之故。节俭是一项美德，但当所有人都不得不节俭时，这可能是一种灾难。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而恰恰是投资和出口抑制了消费，中国急需向消费型经济结构转型。
高储蓄还有一个问题是掩盖了银行高不良资产的危险，根据2006年实行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低于这个规定，银行风险增加。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10000亿元以上，约占总贷款额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注资几大国有银行，发行股票上市圈钱，再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早就破产了。尽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来了”，几大国有银行依然如常青树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无限关爱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断流入银行，极高的储蓄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延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是政府垄断的，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几乎没有倒闭破产现象，即使极个别的案例也是国家承担后果。如海南发展银行和一些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因挤兑导致的破产事件，都是政府出面来承担银行损失。国家还可以通过剥离、上市来转移或稀释不良资产，让国有大银行进入无风险经营状态。当然系统风险并未消除，只是将风险也储蓄起来，眼不见心不烦而已。有专家说，是把地毯上的灰尘扫到了毯子下面，一语中的。不提高资本充足率，改革银行官僚体制，处理坏帐，降低信用风险，如遇金融危机和大面积烂帐，后果就是银行系统崩溃，引发经济危机。银行是金融业的基础，中国银行的危险是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将来经济出现问题，一定先从银行反映出来。中国银行之所以烂帐多仍保持稳定，是筑起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最高的防火墙，还有对内的垄断地位和高储蓄率。多年来银行界的蛀虫已是肥壮的硕鼠，胃口奇大，很多钱转移到境外。资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这很难统计，因为这部分钱很多是灰色和隐蔽的，资金外逃不是指携带现金非法出境，是通过银行转移而留下痕迹的绝大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的变化来估计，如果该项目的数值大到超过商品项目借贷方总计（即贸易额）的5％，或大于外汇支出的2％时，就表明国际收支存在较大的问题，同时这一数字为负数，就进一步表明有来历不明的外汇支出，换句话说，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有专家说从1990到2004年，大约有1300亿美元。也有学者说：“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8314.17亿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债增额（3626.10亿美元）的1.34倍，大大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考察期我国资本外逃（4861.96亿美元）占同期资本流入（9729.02亿美元）的比重竟达到了49.97%，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引进每1美元外资时，却有大约0.5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到国外。”[7] 外国投资和热钱的持续流入，外贸收支盈余，外汇储备高速增长，银行部分风险转移到股票市场，也掩盖了资本大量外逃的危机。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一出事会立即引发骨牌效应，形成突发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前并无任何预警信号，泰国一出事，外资迅速撤出，外汇市场崩溃，引起亚洲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很多国家跟着倒霉，韩国也遭了殃。
银行上市融资又填补了烂帐的窟窿，几大国有银行境内外争相上市，圈回了上万亿资金，大幅度降低了坏帐比率。这些资金是正常运转，还是继续挥霍化为烂帐，还不好下结论，根据国际的经验，国有银行是搞不好的，但这怎么也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银行上市圈的钱很可以花一阵子。2007年以前的坏帐，通过吸引众多国际银行业巨头作为三年期“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银行，以此为包装于海内外上市，终于将9000亿美元左右的坏帐化掉，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这些“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均是投机资本，届时减持退出，情况还会恶化。这些资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渠道，吹大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过这也是未来的事了。学者何清涟分析道：“自2008年中国为摆脱危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危机又让海外同业颇为担心。以下是中国媒体经常提到的一些数据：一是中国前一轮消化坏帐提高的资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各大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据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估算，中国11家大型上市银行要达到更严格的资本标准，总共将需要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440亿美元）的资本。二是中国在房地产投放资金过多，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占GDP总额6.6%，以及四分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数十万亿。房地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银行贷款风险。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万多亿资金催生的项目大多成为套取银行贷款的工具，并无实效。据北京派出的中央检查组分赴各地的检查结果，在被查的2472个项目当中，有2151个项目存在问题。”[8] 中国银监会是行政机构，央行是政府的印钞机，这种风险又带有浓重的体制色彩。
银行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中共各级官员因为不看好中国未来，无不将腐败款经银行转移到国外，保障不义之财的安全。外资参股中国的银行，更方便了腐败资金的流转，同时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中共腐败官员越多，利用其廉价获取的中国资产的机会也就越多，再进一步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或“国际主义者”。中国金融国门终究要打开，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黑幕重重的腐败问题，而所有腐败行为都被关在了中国民众的视野之外。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可以在瞬间使在成千上万亿财富灰飞烟灭，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这种财富掠夺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积聚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制造亿万富翁的速度远远超过房地产等投机行业，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的一个原因。但决策集团并不承担任何风险，无论银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众损失如何惨重，普罗大众除了在网上怒骂或跳楼自杀，毫无办法。比之台湾总统陈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别。如何将祸国殃民的权贵集团绳之以法，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底线，否则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民众财富的公然抢劫。而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正是浑水摸鱼之良机，只要没有眼前的危机，大家一起装傻，将来的事都留给后人解决，谁也不会把烦恼都揽到自己头上。中共政权是一部残酷的专制机器，没有人性，自然不会有人权，既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福利，也不能对守法官员提供保障，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国家，没能力的只能死守着。中国的精英都是靠对内抢劫起家的，当然西方国家最为安全，无论他是留美还是留苏的，都要在西方社会给自己或家人预留后路，来逃避政治风险。“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一江财富向西流的罕见场景。”[9]
四、市场因素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是中国的三个增长极，30年来以极其迅猛的工业化水平傲视全国。究其政策源头，是用三块政策理论构成的：国际大循环＋梯度开发＋发展经济学。国际大循环和梯度开发得益于地利之便，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模型的核心是：乡村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在边际劳动报酬率低于现代部门边际劳动报酬率条件下不断的加入到现代部门，最终使边际劳动报酬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整体现代化。这就为沿海与内地的二元经济找到理论支持，在沿海建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基地，以此辐射和带动中国经济的整体进步。但从发展的实事而论，只有国际大循环的理论成立，其它的理论设计基本无效。改革以来，中共放弃了过时的意识形态之争，从国际政治中推销毛泽东革命路线转移到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上来，除了与越南打过短期的边境战争，与周边及西方国家全面改善了关系，这是拓展国际市场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从对资本主义的深仇大恨，一下子转为赤裸裸的拥抱，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又夹着皮包回来了，而且比当初进入时更加风光，成为可以控股中国经济的大老板。世界上再也找不出这样滑稽的例子，这对中共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已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孤儿，除了向资本主义乞讨，不可能从朝鲜或古巴那里找来奶水养活马列遗孤了。鉴于苏联解体，邓小平也需要市场化改革来替代政治改革的要求，即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加入世贸组织，溶入经济全球化，保护幼稚工业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得益甚多。这从与美国的贸易中最为明显，美国人消费能力强劲，中国从中美贸易获取了巨大的好处，到2005年顺差就超过2000亿美元，扣除对其它国家贸易的逆差，国际收支仍常年处于盈余状态。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刺激了出口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有了比二战后更大的驰骋空间，目前出口量居世界第一。统一后的欧元市场对中国经济也有进一步的帮助，欧元区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外向型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外贸比重越来越高，占GDP的六七成，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全球的GDP总量高达60万亿美元，国际消费能力的持续旺盛对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提供了广阔空间。从国际收支盈余构成来看，巨量的外汇盈余基本上来自中美贸易，如果扣除这个因素，对外贸易便是逆差，这对于中国外汇短缺的初期发展来说，外向型的经济格局便不可能形成，这即是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美国因素。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这从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上来看就说不通，美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否则美国早就用贸易手段全面制裁中国了。从中美贸易的构成来着，双方没有多少互补性，中国依赖美国是真，美国未必非要依赖中国，中国出口的主要目标是美国，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其他国际市场上都能买到。中国非资源类大国，也非消费大国，还设许多进口限制以保证国有垄断企业的暴利，技术上也远不及美国先进，所以2008年仅出口美国就贡献了7.4%的GDP，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建筑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上。但中国自上世纪末便生产过剩，唯有仰赖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才能使投资型的经济结构运作下去，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度已超越67%，产能过剩的出路主要还在于美国消费能力。美国依靠民众的个人高负债来保持全球最高的消费水平，维持其经济增长，同时其贸易赤字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这也是国际经济格局中的美国因素，发达国家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无不依赖于美国因素。在中国大陆的外商投资，也多以美国为终端市场，才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消费需求下降，世界贸易紧跟着下滑。
美国与中国不同，美元是世界货币，是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不存在外汇短缺问题，无非贸易不平衡和增加些国内失业，财政多一些赤字而已。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是软通货，不能作为国际结算的外汇储备资产，必须有足够的美元来平衡国际收支，只有顺差才能保持长期的出口增长。美元主导的国际收支体系中，世界各国都是长期的受益者。台湾在经济起飞时，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美国因素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台美日外贸三角结构中，台对日贸易是逆差，对美是顺差，总的是顺差。需要警惕的是，外贸的快速增长掩盖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隐忧，外贸增长越快，依赖性越高，目前外贸依赖度已高达70％，极易爆发贸易战，也影响经济安全。随着全球争夺资源加剧，国际上对中国的担忧也开始增多。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还有资源争夺战的因素，中国到处兼并国际石油企业，到处寻找木材矿产，甚至通过走私渠道，国际上不可能不为之紧张起来。一但国际贸易受阻，巨大的失业压力更加剧内需的萎缩。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太高，而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大国，快速发展时期也只有三四成。中国是大国，不可能象四小龙那样长期保持外向型经济模式，经济规模越大，越依赖国际贸易，市场风险就越不容易规避。缺少内需支持的外向型经济，如果受国际局势影响，极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也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5比1比较合适。钉住美元的低汇率政策为出口主导型经济带来好处，也为人民币不断升值积累隐患。旺盛的国际市场需求，优惠政策过度向出口加工业倾斜，也形成了中国工人收入增加缓慢导致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一直呈现投资过热的状态，经常要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来防范通货膨胀。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通货膨胀，后来又出现通货紧缩，居民购买力长期不足，更加靠国际市场支撑高增长。房价却持续暴涨，即因为流动性过剩，投资渠道少，都来争抢土地资源，地价上升过快，地方政府从出卖土地中获得暴利，地价又转移到房价上，房地产成为最投机的产业，也成为继银行烂帐之后的风险隐患。房地产过热，也引起原材料工业无序化扩张，到处争夺资源，刺激投资更加升温。日本和香港的房地产过度投机，房价炒到荒唐地步，泡沫一破灭，紧接着就是长期的经济低迷。
应该看到，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是以牺牲国内资源环境的方式，以极低廉的价格向外倾销资源消耗型商品，实际上是用我们有限的资源、恶化的环境和劳工血汗为代价贴补了欧美市场。外资制造了可观的“中国GDP”，却通过商品出口将利益转移到了外国，也说是说，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就越多。美国人抗议中国倾销商品，固然有理，但如果让美国也搞1万家电镀厂，10万家造纸厂，100万家塑料厂，美国的生态环境也会崩溃掉。这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格局势必造成两种严重后果：一是廉价出售了国内资源，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后果；二是人为压低了国内需求，低价格是以低工资支持的，降低了成本却掩盖了资源浪费，国内消费长期不振，等于中国人缩衣节食去供养外国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消费能力却不及美国人十分之一，所以，人们感到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很慢，道理就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好处落入了少数人腰包，又输送给了外国，特别是富裕国家，而风险却积累在了中国。另外，人民币汇率低估也是出口型经济畸形发展的原因，而进口商品又太贵。中国大量高价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只有通过人民币升值才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大大节省用在进口石油、木材、铜铁矿石和粮食等上的支出，也有助于压制面临的高通货膨胀危险，冷却投资过热的宏观经济。实际上人民币的贬值速度远超过美元，本币购买力由于高通胀影响购买力已是大幅贬值了。而美国的通胀率很低，美元购买力在本国较为稳定，这样一对比，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大幅贬值才是，假如放开外汇管制，本币肯定会贬值。这样又会使美元流出，甚至引发货币危机，经济下滑。由于人民币有升值预期，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不得不增发人民币来购买这些美元，结果本币发行量居高不下，银行资金充裕，大量放贷，过量的流动性投向房地产业，然后再拉动钢铁、煤炭、水泥、建材、能源等上游行业产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经济泡沫化，货币超发，80万亿元流动于市场，引发2010和2011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外汇储备迅速膨胀，意味着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消耗过快，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的根源。由出口增长转向国内需求，有利于产业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有利于服务业与非贸易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担心在于巨大的就业压力，过度依赖于外贸型的产业，只有低汇率成本才能生存，出口竞争力下降必然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所以长期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也需要较长时间来解决。
中国的宏观经济有如一道“特里芬难题”，经济增长得益于出口顺差，过度的依赖外需导致产能过剩，出口商品价格过低；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外汇用在国外，挤压了内需，又使人民币超发，引发通胀，致使民生艰难。往哪一方面倾斜都面临着难题。美国也同样受难题困扰，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用了一个英文单词表示：CHIMERICA，意为“中美共同体”。中国人用廉价商品换回美元，再回流买美元国债，使美国金融市场资金充裕，维持低利率，刺激美国人的信贷需求，贷款消费，贷款买房，周而复始。待繁荣的消费泡沫破灭，美国人高负债消费无法维持，中国的高出口率也受到冲击。美国人开始省钱过日子，状告中国倾销，中国过剩产能依赖政府扩大支出，投入“铁公基”，而不是刺激居民消费。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离了美国市场不行，还得出口廉价商品，还得买美元国债，还是CHIMERICA。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自美国开始，年底影响到中国，美元贬值，国债风险剧增，但中国的外汇出路仍以美元国债为主。2011年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远超过国际上外汇储备应满足3-6个月进口的需要，随即成为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实行结售汇制，外汇必须卖给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2500亿美元，是“藏汇于国”。国家吸收外汇，明知美元国债有贬值风险，却也无其它好办法，不可以日元或英镑等货币为主，欧元也不行，因为其安全性、流动性、保值性与承受量也远不及美国。美国债容量大（可供买卖的共有6.3万亿美元），需求强劲，交易活跃，流动性强，收益比较高，比银行定期存款更保险和安全，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是最好的“避风港”。何况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居第一位，美联储拥有黄金储备8134吨，美元的稳定性最好，信用程度也高，单就风险而言，除却美国，中国庞大的外汇放在哪个国家都不保险，经济一出问题，巨量外汇可能血本无归。如果把这部分海外财富转移到国内，只会加剧通胀压力，因为中国只有官方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不能自由兑换，经常项目的外汇需求有几千亿美元已经足够用，在国内抛售数万亿美元，根本找不到出路，最终还是要依靠国际市场。即使购买黄金，石油，矿产甚至小麦大豆之类作为储备，也不可行，少量可以，大量采购或抛售都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巨幅波动。这些商品的流动性不强，你买进时暴涨，你卖出时暴跌，结果吃亏受损的还是中国。再者，银行是不能经营普通商品的，中国外汇资产是国际储备，也是银行的准备金，起着控制人民币投放量的作用，只能用于购买黄金国债等国际金融资产。也不可进行国外股票期货等高风险投资，一不小心会被金融黑洞吞噬。外汇转变为战略物资储备，需要由政府委托经营，也等于是央行放贷，这种风险远大于购买美国国债。并且外汇不全是自己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期末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得知，2007年拥有1.52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外国在华资产为1.2664万美元，属于中国自己的份额约3000多亿美元，只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5-30％。同期海外资产总额只有1.0126万亿美元，比外国在华资产少2448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外国资本全部撤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情况下，卖掉全部海外资产也不够。何况还需留有足够外汇现款，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以应付国际支付。外汇储备还可以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冲销银行坏帐，这也是维持庞大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使中国海外投资大幅缩水，随着外汇饥渴期的过去，如何经营管理好庞大的外汇资产，以何种方式增值，正是有苦难言。令中共不得不增持美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美元视为与石油矿产一样的战略资源，一切重要资源都要绝对控制住，人民币与美元都是重要资源，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元更会牢牢抓在国有银行手里，外汇市场仅限于银行之间，以防范民间掌握过多外汇，影响中共对经济的管控能力。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这只手是政府之手，中共统治中国，需要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垄断，政治垄断是国家权力，经济垄断是民生命脉，失去垄断中的一个，其统治能力便会被消解。所以中共对任何有可能影响控制力的潜在风险都采取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在放松经济管制30年后，又实施“国进民退”政策，将民营资本挤压出重要产业，目的就是增强统治能力，害怕民营资本主导经济运行。很多学者搞不懂为什么不让外汇存蓄于民间，而是中央政府承担汇率风险，在美元贬值过程中白白损失掉那么多钱，就是没弄懂这个道理。中共要的是掌控经济命脉，无论损失再大，也不能丢掉控制权，如同国有银行可以上市，但控股地位决不放弃，国有银行占金融业的绝对主导地位决不丢弃。尤其是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关系到宏观调控能力，便用强化结售汇制来增加储备。由于人民币非国际货币，外汇资产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必须经常保持国际收支的顺差，防范金融危机。中共从建政始就牢牢掌握外汇管制权，决不允许民间自由买卖外汇，在最穷困的年代都能把美元白送给外国共产党小兄弟，外汇储备量常年不足5亿美元，重要的是手里有管控权。
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业的巨额利益也是推高GDP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卖地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可以让官员个人获取大量财富，既提升了GDP，又创造了寻租好处。建筑业是来钱最快的行业，建造低质量的建筑更是不断提升GDP的方法，城市每天都在拆迁改建，每天都在制造大量的建筑垃圾，每天都在推升着GDP。中国差不多每年消耗全球一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每年有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产生了巨量的建筑废物。中国民用住宅平均寿命只有25-30年（法律规定是70年产权），不仅是标准低质量差，而在不停地改扩建中政府可以不断卖地，许多才十几年的楼房就拆掉了，有没有人住过都要拆，因为房价地价上涨了，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建更高的楼，政府和开发商又可获得巨额利润。所以，中国的城镇几十年来一直是个大工地，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道理。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有垄断资本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国有资本有政府背景，比民营资本享受更多的政策倾斜，形成垄断资本，国际资本当然也愿意与国有资本合作，争取更大的政策保护和市场空间。这些年中外合作的大项目，都是国有垄断企事业与国际资本的合作，走出国门也基本是这种格局。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最为严重，中国人在幸灾乐祸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发现道琼斯指数一年内跌掉了36％，而中国上证指数跌去 65％，失业问题也比美国更厉害。1929年美国爆发严重股灾，此后经济陷入衰退长达4年之久。当时对全世界和亚洲的影响极为广泛，德国法西斯主义趁机崛起，日本军国主义也向亚洲伸出魔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并没有垮，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也有人认为正是美国重新整合的机会，美国最终仍将成为大赢家。而中国的前途会怎样，不得而知。
五、血汗工厂
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5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63.4％，而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却从12％下降为10.91％，延续了1980年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为2003年的12％，2008年的劳动力成本仅为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0－60％，世界平均为40％，美国为37％。GDP中政府财政和预算外、制度外收费拿走了40％，企业资本拿走了40-45％，工人农民仅获15-20％。西方国家的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比为3：1甚至4：1，即劳动所得大大超过资本所得，而中国正好相反，为1：2－3。GDP大部分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手里，进入少数人腰包，转化为政府支出和资本投资，给劳务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7%，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与地区，但制造业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仅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亚洲四小龙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1年的48.8％下降为2005年的38.2％，创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0-70％，中国只及世界平均的一半。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没有形成科技开发能力，所谓的技术进步，无非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外国公司的技术，大部分也是过时技术，核心技术仍然在外企手中。虽然在某些产品上受益于一时，却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跟上世界一流水平，中国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润的代工产品，居于产业链中的低端位置，产品没有定价权，定单和市场都由外商操控。中国商品缺乏创新竞争力，产能严重过剩，出口商品的国内同行业恶性竞争，导致利润率仅为2%-3%，惟有在压低劳动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国以代工产品成为“世界工厂”，没有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所以产业结构以一般制造业为主，GDP的构成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不是服务业为主，同时说明中国大陆实行普遍低工资制度。美国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的几十倍，每小时工资至少十几美元，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也有五六美元，中国工人每小时一美元（这是指8小时工作制，若以12小时工时计算更低）左右。美国工人一年创造价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加上从雇主那里享受家庭医疗保险1.4万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来，一个工人获得的收益超过6万美元。中国工人总的工资福利平均总额每年2万元人民币，很多工人没有任何福利，年工资总额仅1万余元。长期低工资保证了低成本的投资环境，这对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极为有利。中国还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压低给农民的土地补偿，以此吸引外来投资，甚至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过程中，圈地的社会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农民没有谈判权，政府以铁腕征地，担心的是资本不来，从不操心农民失去土地将如何生活。
政府也实行较高的出口退税政策，让利于企业，这又保证了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在中国户籍管理弱化、劳动力统一市场形成、过剩人口冲击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工资十多年没有随着GDP 及物价上涨形势而同步增长。劳动条件改善不多甚至恶化，劳动时间普遍延长。所以，这也是通过剥夺农村劳动力来向城市转移财富。工资低，但中国劳工素质并不低，基本受过九年制教育，能满足一般制造业对工人的要求，超过东南亚一些穷国，那些国家工资低，但对资本缺少吸引力。工资低是一个方面，随意性的加班加点也是降低成本的办法。国有企业是三班倒制，特殊行业是四班倒，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八小时。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多数不执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时间一般为12小时。因增加工人数量不如增加工时合算，定单紧张时，强制工人日夜连轴转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岗位上的报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连续跳楼的恶性事件。正如马克思在谴责资本家时所说：“让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长达12-16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10] 马克思在1863年曾为伦敦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为那些患职业病夭亡的陶器业工人鸣不平，如果马老 先生能活在实践他共产理论的当代中国，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资本家都入党了，党的书记们都成为资本家了，真是风水轮回。由此可见，低劳动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国劳工的人权状况，低出口价格扩大了国际市场，增强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内地有十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 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因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长期支持着工业化进程，有分析说“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达27%。随着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人口红利”就要枯竭，“人口负债”时代即将到来。
在沿海城市厂商有很大机会雇佣到比内地还要便宜的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费食宿等花销，找不到工作还要支付回乡费用，于是只好选择低收入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靠资金和技术的竞争，主要是成本的竞争，由于进入门槛低，常处于过度竞争状态。在地租税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水平。这部分产业已经退出发达国家，中国正符合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劳动力成本的条件，所以“中国制造”就发挥出持续的国际竞争力。而金融业或软件业就不必靠增加工时来获取额外的利润，证券交易所一天24小时营业并不比4小时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赢利空间，软件设计工程师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来开发最畅销的产品。再者，血汗工厂多用农民工，侵犯农民工权益没有法律成本，所以双休日与“黄金周”基本与农民工无缘，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资。血汗工厂还不是最坏的，还有一种集中营式的工厂，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在老板和工头的监管下，工人被剥夺人身自由，奴隶般的劳动，囚徒式的生活，猪狗不如的食物，牢笼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杀或自残，再无逃离地狱的方式。这种集中营式的工厂先是由收容遣送机关发端，政府收容部门到街上抓到证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营的砖厂矿山监管劳动，累死或打死的人以无主尸体处理。现在是由工厂雇佣工头到偏远农村招收农民工或童工，关入工厂强制劳动，保安对要求离开工厂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许多工人致死致残。政府管理部门视而不见，最多在媒体曝光之后，处理一下工头。还有一种是监狱企业，以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由于基本没什么工资成本，无论是圣诞节礼物还是奥运会用品，商品价格都能降到最低，竞争力便世界无敌。中国的监狱系统基本上自负盈亏，费用自理，每座监狱便是一座大工厂，无偿使用犯人。据狱方说：“至于犯人劳动报酬方面，1994年的监狱法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中还没有得到执行，这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整个监狱系统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地方连监狱警察的工资都时常拖欠，二是虽然没有明说是报酬，犯人的一些开销其实就是在劳动的效益里实现的。”[11] 监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机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不能因亏损而倒闭，费用理应国家承担，如果连这些钱都不愿花，一切开销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狱警便等同于包工头。中国监狱不愿让外国人参观，视为不能干涉的内政，也幸亏民主国家抵制中国监狱产品，无疑保障了中国的人权，否则整个中国很快会变为监狱化的大工厂。中国正处于令马克思切齿声讨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马克思说：资本原始积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称之“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情剥夺，同样是“最可恶的贪欲”。在完全丧失政治体制自我完善功能的当代中国，连通过游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中国劳工必须不断以流血代价来争取的遥远梦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中国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源源不断输送工人，但过低的工资使许多人连维持自身基本消费都不够，根本就没有养家的剩余。2004年以来，广东持续出现“民工荒”，即因工资太低，农民工只好用脚投票。广东无奈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还是没用。广东生活费用太高，何况还有严重的欠薪问题。再以大学毕业生为例，珠三角地区月工资也仅两千元上下，与别人合租房也要几百元，剩下的钱仅够吃饭坐车用，维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紧张。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资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中国工人永远达不到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GDP增长了几十倍，工人实际工资增幅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以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来，并无实际进步，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中，经济发达地区工人平均工资为20块银元上下，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但物价极低，一个工人养活几口之家不成问题。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随着共产党叛乱和日本侵华，经济破败，物价才开始不断上涨。
为了降低成本，资方多不愿为工人买医疗和养老保险，政府也极少处罚。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不是全国性的制度，农民工流动性太大，也不愿意上保险，辞工时连保险也随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养老保障的作用。所以过度竞争的行业常常是在国内就已经将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省去与外商谈判时的麻烦，恶性竞争使企业不极力压低工资便无利可图。工人不仅工资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形成欠薪的社会顽症。欠薪对降低企业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对缓解燃眉之急的资金周转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滞纳金，比银行贷款既方便又迅速。这还是非恶意欠薪，恶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资，定单一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换个招牌租一处厂房，再来一遍诈骗，打工者想追诉人连人都找不到，恶意欠薪当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强迫超时加班和欠薪说到底是法律问题，劳动法如一纸空文，解决劳动争议和对资方施压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与资方利益相关，官员与老板沆瀣一气，对欠薪顽症不可能下决心解决。劳动争议本是政府职责，反令工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罢工或上街游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镇压，领头的抓进监狱判处徒刑，老板却毫发不损。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节返乡前的国家治理欠薪专项行动，来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资，如果春节还拿不到，就没什么指望了。温家宝总理曾出面为农民工讨薪，但却不愿建立强有力的制度，用法治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也是中国欠薪顽症的重要原因。亚当·斯密又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愤激的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13] 马克思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各级共产党官员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资本家，也都变为那种肮脏的东西了，剩余价值养活着无数资本家和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解释当今的中国大陆，十分贴切，真是逃不脱的宿命。
劳资双方总是会产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资，资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工会的谈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视工会建设的，它强制每一个企业都要建立工会，且无须征得企业的同意。沃尔玛在全世界都没有工会，唯独在中国例外。中共一定要设立工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权益，而是怕企业脱离党的监管，因为“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私营或外资企业又承担起监视和震慑作用。全国总工会要求民营和外资企业成立工会，也是怕工人自行组织工会，脱离官方控制。全总属于政府序列，各级政府的工会机关也是财政供养供制，吃党的饭，既是政治道具，也是党的专政工具，不经工人选举产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团结工人与资方谈判。在私营或外企组织工会，无非是资方一个辅助性的劳动管理组织，上为政府消除隐患，下拿资本家的薪水，摆平工人的不满，工人与党的利益或资本家发生冲突，工会站在工人的对立面，破坏压制工人运动，具有典型的“工贼”性质。工会甚至比资本家更恶劣，因为资方可以让步，工会是绝不对工人让步的，否则会引起工人对政府政策转变的误解，等于间接承认工人运动的合理化。当工人权益受到资方严重非法侵害时，由于宪法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利，工人不可能通过合法的罢工行动来实施有组织的抵抗权，资方没有违法成本，经营血汗工厂就是必然的结果。官方工会的性质所限，工会在劳资冲突中起的作用是协助政府和资方压制工人的激烈反应，维持和谐稳定，不可能站在工人一方提出谈判条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强，在深圳的工厂有数十万人，2010年连续发生“十二跳”（连续12次工人跳楼自杀）事件，根本听不到工会的声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劳动行政管理机关开始是集体失声，全世界广泛报导之后，又报告称富士康无责任，替资方打圆场。富士康实行军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监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达100多小时，心理压力太大，感觉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帮助。但在强大的国内民意和国际谴责压力下，最终资方选择了让步，承诺大幅增加工资。那些可悲的“跳楼者”，反而成为争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这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用脚投票”式的悲剧，虽然没有谢幕，也总算让工人懂得了权益是要用生命换取的。无可否认，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低工资和超时加班、集中营式的管理，使中国普遍存在着“工厂奴隶制”现象。资本家从中受益，官方工会作为统治阶级一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这种工会对工人毫无吸引力，非国有企业的入会率只有13％，即使达到100％，工会也不可能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成为对抗国家行政权力和资方残酷剥削的社会团体，成为改善人权和福利保障的坚强后盾。与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车厂工人大罢工也取得了胜利，他们抵御了资方和官方工会的打压，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张权利，迫使资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组织工会的要求被严厉拒绝，因为加薪是资本家出钱，共产党没损失，工人组织工会是从党手中夺权，中共宁愿让工厂关门，也绝不允许自由工会诞生。由此可见，资本家妥协容易，让共产党让步就跟取它的性命一样。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传富士康血汗工厂，回避体制问题，将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却引发一轮全国性大罢工，纷纷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报道血汗工厂问题，免得引发全国性工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克思说：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的后代卖出去关死和受奴役。[14]
美国工会为了“抵御”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蓝领阶层带进了中产阶级，促进了美国经济长期向好。中国工会成为奴役工人的工具，为少数人攫取超额利润服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会扮演着双重功能，既作为政府的代表，又企图代表工人，以这种“二元论”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工会看成是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又装扮为工人团体，这种制度上的双重模糊身份，是解释工会行为的关键。计划体制下，工厂企业基本为国有制，利润上缴国家，工厂与国家的利益一致，工人工资待遇由国家统一管理，工会很少遇到双重身份严重冲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会应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国家所垄断，即工人的利益由国家来保障，国家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工会似乎显得多余，变为职工的“文体活动之家”。其职能仅是发电影票，组织篮球赛，或者为劳模联系疗养院之类。市场经济改变了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产权制度多样化，国家不能再扮演社会主义大家长的角色，国家事实上不再代表和保护工人，还要牺牲工人权益而推进市场体制改革，用铁腕让多余工人下岗，以保证企业的效率和政府的税源，工会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明显了。在政府与工人的利益形成对抗型矛盾时，国家开始高度警惕工会向自由化转型的可能，一方面尽量维持官方工会的运作，一方面要避免产业工人里出现波兰团结工会一类的异化力量，严厉打击瓦文萨式的工人领袖。由于毕竟挂着工会的招牌，在解决个人性的劳动争议以及缓和劳资冲突也能起一些作用，在极为狭窄的制度空间里活动。当工人权益受到有背景的资方或政府侵害、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党和国家”的利益自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政府工具的工会就被挤到更为尴尬的位置——多余的阑尾，不替工人说话，反而要坚定地站在资方或政府一边，压制有组织的抗议，解散工人独立组织的任何团体。《工人日报》在1999年8月9日有一条消息，说西安的一家国企经理决定，凡是不购买企业股票的工人，一律下岗。厂工会主席反对，结果他被解除了职务。国企工会是官方的，但又属于工厂部门，工会负责人与厂方是劳动关系，不听话的工会主席就会被视为一条发炎的阑尾给割掉。在民营企业，工会负责人一般为老板的亲信或亲戚，官方也予以认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官方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哪里有（独立）工会，就去解散工会，哪里没（官方）工会，就去建立工会。
营造血汗工厂，对于党和国家、地方政府和官员三方面也有重大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收更多的税，养活几千万党政干部和几百万军队警察。税源的大头是增殖税和营业税，在工厂老板那里，不是凭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谁都懂得放水养鱼的道理，鱼是资本家，不是工人。中国太大，各地经济不平衡，资方总会选择成本洼地。地方与中央政治利益相同，经济利益却相反，中央拿得多了，地方就少，国家政策到了地方便是有选择地执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么呢？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警惕劳工的维权行动，保护资方利益，尽量多收税费，又不吓跑投资者，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哪怕这种增长血腥味十足也在所不惜。地方政府降低行政执法力度，只能是牺牲劳工权益，与资方一同经营血汗工厂。官员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利用老板们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实惠，能向官员行贿的只能是资本家，工人的微薄薪水请领导吃餐饭都不够，去费力维护工人利益，于官员并无丝毫现实好处。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国情下，这种状况不会有多大改善，何况中共权贵们早已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阶级，利用亲属经商办厂，化公为私，掠夺民众。制度性的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中国社会恰如暴涨暴跌的股市，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顾一切地争抢筹码，赌它一把再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这是极具嘲讽意味的循环，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劳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已不复存在，却在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国更加严重地体现出来，马克思由此而创立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来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理论，若用到共产党自己头上就不会过时了。现在资本家可以入党了，对于缓和劳资关系有多大用呢？恩格斯是资本家，他创立共产党是为了领导工人阶级消灭资本家阶级，由劳动者共享社会财富，今天的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决不是为了领导工人共自己的产，而是利用体制内特权更多榨取劳工血汗。一党专制政权不可能通过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和强化法治来建立劳资合作关系，原来的工人阶级专政一定会蜕变为共产党贵族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宿命，也是其无法适用现代社会的先天性缺陷。
可以概括一下：正如学者秦晖说的，“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道理。政府强制下的圈地运动加源源不断的廉价农民工，人为制造出吸引国际资本的“成本洼地”，所以外资纷纷拥入，产品源源而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奇迹”。何况“低人权经济”扼杀创新精神，不尊重私有产权，高增长与负福利并存，同时又积累着社会危机。这种发展既没有技术创新优势，也缺乏对民众福祉的关怀，更难于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和实现经济转型，还是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路子，远远谈不到引以自豪的层次。
六、资源破坏
中国的发展模式，说到底，就是以不顾一切式的增长，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约全球30%的资源，提供了全球约10%的产出。全世界每年约消耗110亿吨标准煤，中国占了30亿吨；中国每年进口6亿吨铁矿石，占全球产量的40%，钢材产量是美国的10倍；全球的化肥产量为1.65亿吨，中国消耗6000万吨，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国经济是靠高消耗的产业支撑，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国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8倍。近年来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极为惊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速和最依赖煤炭的经济体系，一年33多亿吨煤都不够用，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只顾眼利益。到处是私挖乱采成风，凡是产煤大省，如山西、内蒙、贵州等地，皆乌烟瘴气，满目疮痍，植被破坏无遗。每次评选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都名列榜首。减少环保投资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办法，地方政府也只顾眼前利益，对污染企业收了费，便听之任之。政绩和升迁是靠GDP来实现的，东部对环境要求严起来，污染企业就向西部转移，污染总量还在增加。虽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城市情况好了，更大范围的乡村变坏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临汾市，竟成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不禁令人联想到伊斯兰教的火狱：“那烟雾将笼罩世人，他们说：‘这是一种痛苦的刑罚’”。[15] 据卫星观察，亚洲已笼罩在厚厚的烟云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功劳。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有80万，亚洲就占了53万。但炼狱是对大多数人“痛苦的刑罚”，少数人发了财，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洁净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纷纷移居国内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京都议定书”义务，所以治理温室气体排放并不着急，中国还计划增加几百个火电厂，缓解电力紧张，这足以使“京都议定书”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云南是森林大省，物种最丰富的地方，走在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路上，风光还是不错，如果你细心一点的话，见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过是原始次生林，从树木的胸径就能看出来。大树基本上砍光了，西双版纳也是一样，思茅地区到处山头裸露，“大字报田”随处可见，越贫穷的地方，政府越是紧盯着资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与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种多样性一旦破坏便无法恢复，假如砍光了亚马逊森林，再栽多少树，消失的物种也不可能重新回来。因原有生存条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种比恐龙灭绝还要惨，连化石也留不下来。自古中国人就热爱青山绿水，唐诗宋词里对山水赞颂都是由衷而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没有比这更心旷神怡的了。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环境的习惯，《淮南子·时则训》上有许多古人保护环境的论述，如孟春毋竭山泽，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树，四月毋烧灰，五月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云云，从天子开始，违者视为逆天而行，必遭祸殃。在国民环保素质上，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世界最高，达国土面积的67％，但日本人决不会砍伐自己国家的一棵树做一次性筷子，从中国进口木筷，用后又回收制成纸浆，再出口回中国。山西和东北的无烟煤多，日本买来后装进水泥大箱子沉入海底，以备未来之需，等于把中国煤矿搬到了日本。中国人总是欢呼发现了大煤矿、大油田，而现实的发展已经过度透支了下一代的和平与幸福。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的资源枯竭和环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们是为了整个国家长远利益。中国人更自私，完全为了个人，只顾眼下发财，能捞快捞，能挖快挖。什么资源矿产，什么虫草发菜，什么天鹅大雁，什么百年树木，什么千年古墓，只要能变成钞票的东西，无不蜂拥而上，连抢带偷，命都不顾了。从各级政府到“太子党”，从军队到地方，从农民到市民，无不卷入圈钱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车。所以说，即使取消GDP与政绩挂钩的考核办法，也用处不大。玩什么“绿色GDP”游戏，总不如先把钱捞到自家腰包里实惠，有道是“有钱不赚王八蛋！”人们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其实中国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场，国外早就不准生产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纷纷转移到中国，中国又大量进口加工洋垃圾，不让干就走私，为那点恶心钱，污染了千秋万代的山河。日本人从小接受危机教育，养成忧患意识，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是几千年文明如何伟大，地域资源是如何丰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从来没有做为需要警醒的内容列为未成年人的必修课。
中国经济无疑是一种“肮脏经济”，如果扣除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部分，经济增长只能是负数。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亿元，不见成效。黄河、长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万亿元，治理就是一句空话。一旦经济陷入负增长，巨大的失业人口，庞大的干部集团，都是社会无力消化的可怕群体。问题也有另一面，人性之贪婪加无法无天，十几亿人要吃饭，要参与国际竞争，牺牲环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诱惑力。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对美国人说，你们不去发展高技术产业，非要和中国人竞争劳动密集型产品，限制中国商品进口。薄部长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美国以高科技取胜，中国以制造业打拼，美国科技那么发达，都玩高科技岂不更好，何必与中国穷人争食。但问题是美国并非每个人都是高技术专家，还有许多人靠传统产业吃饭，这部分人的利益国家有义务加以保护。以美国之科技优势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饭，低技术的中国几亿农民工，只好凭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品换钱来填饱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压力与强烈无比的致富愿望，再结合中国环境崩溃和资源枯竭的忧患，使中国人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拼完了国内资源，再拼国外资源，国外资源拼不成了，中国高消耗经济就走到头了。现在国际市场每两根圆木中就有一根运往中国，基本上靠外国不法分子走私。吃饭第一，还是环境第一，将长期困扰中国。山河破碎，有水皆污，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受酸雨侵蚀……中国的经济走上来，中国的环境坏下去。黄河混浊是由于植被破坏，长江恶化是污染太多，珠江污浊是治污资金不够，东海整体降为四类水质是因为东部工业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仅重金属一项指标就超标2000倍，已基本变为死海，海水循环自净的时间是200年，中国人就是靠这种让人恶心的生产方式来维持出口商品的最低价格，世界上再无国家敢以断子孙后路的疯狂来与中国竞争。朱镕基治淮的“零点行动”失败了，再无大人物敢夸海口，让江河湖海在什么时间干净起来，统一行动不奏效，就只剩下保护母亲河之类的空泛口号。由于过度开掘，陆上资源趋向枯竭，由于没有制海权，中国海洋资源正遭受周边邻国的大肆掠夺。目前南海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钻探1000多口井，找到97个油田及含油结构和75个气田及含气结构，其中28个油田及25个气田在中国传统疆界之内。每年周边国家从南海开采5000万吨以上的石油，相当于大庆油田的产量。我海洋国土为周边国家所圈刮蚕食，周边一些国家先后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使丰富的南海资源成为地图上的画饼，反过来更加剧了陆地资源的自我掠夺。
有人说，中国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因为西方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先污染后治理是没有预先考虑到污染的后果，痛定思痛，再不治理已失去发展的意义，说明经济发展的好处已被环境的破坏所吞噬，并不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国策。再说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民意压力强大，公民需要清洁环境，即是政府不可推卸之责，不是由权贵集团和资本家决定污染该不该治理和什么时候治理。中国是共产党专政，人民无投票权，不可能选出热心坏保的领导人来改善环境。因为权贵住在城市，城市不可能无限制地排污，危及到自身生存，总要有一些保护措施。而更广阔的乡村就无人管了，许多村庄变为癌病村、畸形儿村、血铅儿童村，村民求告无门，无处可逃。农民现在既不是领导阶级，也不是纳税人，中国人这么多，谁有闲心关心他们呢？先污染后治理必然是光污染不治理，现在环境之恶化已到触目惊心之地步，中国空气污染和汞污染已经扩散到美国西海岸，反成为美国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每年花费2500亿美元治理污染，中国只有50亿美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统治集团的公款消费、公款出国、公车消费一年上万亿元。现在经济增长快，财政收入多，国家财力雄厚，环境尚不能改善，将来经济差了，税收减少，又怎么能拿出许多钱来治理环境呢？
七、腐败经济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无法无天、官场腐败、恶势力猖獗、环境破坏等等，都是软道理。当前最诱人的口号莫过于“以人为本”，实际上永远是以政权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从巩固政权出发。法律条文定了无数，法治社会在大陆却一天也没有实现过，因为法制不等于法治，法治也不等于以法治国，若依了恶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权宪法司法独立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世界上还有许多数国家是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实现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选产生以实现民意的责任制机构。这是契约关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礼是与上帝立约，政府首脑是与选举人立约，议会立法是为社会立约。中共政府恰恰相反，一不代表正义，二不代表民意，靠枪杆改朝换代而享有永久的统治权力，还是封建专制的延续。没有契约型社会关系，执政当局制定法律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当然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法律还是有规范社会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专利法一类，比毛泽东时代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治国有了一些改善。
说到法治缺失对经济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现出独特的作用，那时的法规政策是保障国家计划贯彻实施，并不是为市场运作设计的。这就生出一个悖论，若守法遵纪，就谈不上冲破旧体制以搞活市场，不遵纪守法，经济更陷入无序状态，这个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时，温州一带的乡镇企业或个体老板，经常拿着走私的手表、录音机、雨伞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浇油”（润滑之意），到国有大企业来搞一些计划外的原材料。那时国有企业自主权并不大，计划外的产品很少，于是采购人员各显神通，找人批条子。那当然是贿赂，但数额较小，一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结果硬是将国有企业的铁打江山撞出一道裂纹。随着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流入乡镇小企业，越来越多的商品丰富了市场。计划经济与商品市场并存，一种产品由计划内外供货渠道形成价格双轨制，迅速肥壮了一些官员和“太子党”。用不合法的手段满足市场需求，搞活经济，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如果国有企业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仓库里，不去尽快发现更有效率的市场价值，中国经济改革的引擎不会迅速发动起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事先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经济方案，小岗村的农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单干，也许还要怀揣介绍信外出讨饭几十年。可以说经济发动机就是在违反政策法规的情况下加满了第一桶油，闯过过一道道政策法规的红灯。少数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权钱交易中攫取了第一桶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普遍有着不太光彩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没有纯粹靠勤劳守法致富的，最起码也偷过税。乡镇经济活跃起来，致富效应迅速蔓延到全社会，三个人开个公司，五个人办个中心，老板经理满天飞。乱中起步，乱中成长，中国经济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现实下发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纪守法，官员厂长不贪，不靠“浇油”来润滑这部老旧机器，还是单一计划经济，原材料睡在仓库里无人关心，乡镇个体企业的生产决不会列入国家计划，他们就只好一直等米下锅或关门拉倒。为了希望中的幸福，你别无选择，没有礼物递上，没人会对风尘仆仆的采购人员笑脸相迎。小岗村的意义就在于必须冲出一条血路，必须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开道，这有政治或法律风险，但你必须一直往前走，万不可回头，“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16] 致命的错误在于逃亡中留恋家里的坛坛罐罐，忘记了上帝不可回头看的告诫。在社会大动荡或大转变的紧急时刻，常常是不恋旧物和敢于冲破旧规矩束缚的人才会赢得幸福。中国没有美国的法治传统，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尔·盖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国人不违法或不打擦边球，就谈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社会与个人均难以摆脱贫穷，因为那些法规和政策原本就是贫穷的根源。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让人贫穷的金科玉律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广东人创造出“绿灯亮了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开风气之先，赢得了发展机遇，激发了地方积极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视法律的隐患。国家和地方都以一种机会主义方式处理政策法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追求短期效益，应付临近的危机，无人关心怎样保证长期繁荣。也可以说，是腐败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大锅饭没效率是由于不能满足人们的求财心理，市场化激发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但旧体制的惰性和惯性必然成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障碍，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如果没有刺激和贿赂双方的牟利动力，还是借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老套路，开放搞活便是一句空话。华国锋失败而邓小平胜出，足够说明中国特色是什么内涵。中国的腐败日益恶化，GDP却增长更快，就是资源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强制拆迁举世闻名，各级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纷纷当地产开发商的打手，其腐败规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别赚钱的行业，绝不会吸引官商介入，更无人去行贿。若按正常程序，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房地产项目也许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国的GDP增速也会随之减慢，政府出台那么多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措施全都无效，就是药方开错了。掠夺民间的增长方式的确能在短期内集中财力，加快经济速度，建国之初就是通过掠夺民间财富而迅速体现出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优越性”，与现在纵容官商掠夺民间的发展模式并无太大差别。但这种增长模式只是对政府圈钱及少数人暴富有利，社会资源垄断于权贵阶层，底层民众的处境只有坏下去，其隐患终究会引发政治危机。毛泽东搞了几十年，经济取得一定成绩，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邓小平的改革搞了几十年，上亿农民生活水平还是低于国际公认的贫困标准，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也在增加。腐败能刺激经济，是因为来钱快，但不会刺激教育和科学进步，中国至今拿不到一项诺贝尔科学奖，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腐败经济的远期负面效应就十分明显了。再比如说药品购销问题，如果厂商过于守法，不用贿赂开道，药品无法进入医院和销售渠道，只有关门大吉，这部分的GDP也就没有了。中国经济中很大一块就是靠腐败和非法经营支撑着，电脑业和VCD业是凭借盗版软件和盗版影碟才快速发展起来，靠昂贵的正版品支撑起今天这样庞大的市场，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资本要求的是流动性，流动性决定投资效率，流动资本要高速运转，固定资本由流动资本形成，其效率也体现于流动资本的运转过程。社会需要的是公平，让经济活动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效率是经济问题，公平是体制问题，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把经济和体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所以失败，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维持表面上的公平，牺牲了效率，大家一起受穷。改革开放提高了效率，又牺牲了公平，造成贫富严重对立，每年爆发近10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全民资产通过转制流入权贵腰包，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切分蛋糕的权利被剥夺。中共几十年的执政史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走了一条失败的道路，从国穷民穷到国富民穷。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将之总结为“三富三穷”，即“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但这个失败是对底层民众而言，对中共来说，只要政权稳固，都认为是成功的。权力寻租活动提高了资本效率，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将增加的社会成本变成社会危机积累于社会底层。这危机就是腐败泛滥成灾聚集的沸腾民怨，学者何清涟 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指出：“腐败的泛滥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首先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权钱交易进一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事实表明，权力垄断社会生产要素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本身就很成问题，只要开放经济政策，先富起来的肯定是一部分人，用不着特意强调。但作为口号提出来，等于为权贵集团暴敛国民财富大开绿灯，这部分人有权力背景，官商一体化，掌握稀缺资源配置，形成行业垄断集团，最容易致富，是社会迅速腐败的推动因素。
中国缺乏法治，但中国的法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杂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与中共统治的严密，每一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却每做一件事情都可能绕开法律，漏洞百出。外国人常批评中国没有法治，但是外商来华后，一改国内的形象，也懂得了钻法治的空子，比国内企业也好不了多少。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连锁店，是全球500强之首，年销售额2500亿美元，雇员160万。沃尔玛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以最低的进货成本和最低的销售价格竞争市场，在中国的年采购额超过120亿美元。价格最低的中国企业侵害劳工权益和违法经营方面也一定最厉害，这都不是沃尔玛考虑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尔玛还在中国的分店中成立中共党支部和工会，将员工完全置于党组织的监控之下。外国企业来华投资，不行贿想拿到政府订单或大工程项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议的。入乡随俗，雅虎是美国大公司，为了中国这块大蛋糕，争相献媚，自动删除网站上中共不喜欢的内容，雅虎还出卖客户资料，帮中共国安部门抓捕记者师涛。谷歌因无法忍受中共的网络审查，只好选择退出中国大陆。在不同的法治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麦当劳、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员工资竟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香港的珠宝首饰店不敢骗港人，专对内地游客以假充真，骗取不义之财，这就是钻一国两制的空子。
资本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其道德的软弱，决定了其权势面前的位置，自由国度的资本与专制国家的资本性质上并无不同，维护人权从来不是资本的性格。我们无需讳言，不少外资就是奔中国的没有人权和法治而来，维护人权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时成本会高昂到令投资失败。中国不准罢工，资方便不必考虑提高工资福利的人权成本，不必担心来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干预。没有法治约束的资本一定带有血腥气味，资本家的无耻贪婪缺少违法成本，便似一匹脱缰的马车。马克思对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 )，在1852—1861年的十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一旦这个竖井堵塞，连一个出口都没有。[17]
中国煤矿一年的实际死亡人数肯定比英国10年还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矿难问题上一点也体现不出来，设置再多的视察员也没用，矿主塞个红包就没事了。中央视察员疲于奔命，于是借机“关小留大”，将小煤矿统统兼并取缔，归入国有大煤矿集团。在国家统计数字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灰色经济地带，灰色经济中还有一种血腥罪恶的“歹徒经济”。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经济领域，生产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骗钱的假货，非法组织卖血，从事非法行医整容，制售盗版光碟书籍，恶意抢注驰名商标等等。“歹徒经济”带有黑社会性质，一些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充当保护伞，致使“歹徒经济”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这种经济见不得阳光，但也在GDP这口“大锅”里，也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无法无天使中国大陆变为世界上最腐化堕落的地区，人性最恶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败，但反腐败常常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只要后台够硬的人，腐败法律成本就是零。虽然也杀掉了一些贪官，却是有选择的，不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一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监狱，邓质方住香港五星级酒店，因其父辈权势差距太大。远华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层，有人撤了职，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后台的硬度不同。穷人无疑是体制腐败的最终受害者，腐败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民众头上，就象药品的层层回扣最终要由病人承担一样。“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没有法治的胆子加步子，经济因此而快速发展，中国前途的不确定性也急速增加积累着。腐败刺激了经济，经济刺激了腐败，经济高速之中，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乐园，只好接着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开，魔鬼再也不会回到盒子里，需要人们不停地驱魔。这里不忙讨论人类的“原罪”，也无意发掘贪官污吏的“历史功绩”。在经济发展时种下祸根，结出畸形的果实，经济改革不伴随政治制度改革，一定导致社会畸形化，财富必然聚积于少数人手中，六四运动已经对此现象提出了严重警告，没有公平的经济发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没有富裕的人民，就没有真正富裕的国家。没有物质的所有权，就没有人的真正独立。官员的寻租行为只有靠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连新闻自由都没有的中国能建立廉洁政府吗？但不公正的社会里，经济也需要发展，穷人天天要开饭，你不行贿工商城管人员摆个摊档都不行，社会的腐化首先应该追究政治家的责任。第一桶油使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第一桶金令许多不法之徒暴富，社会也从此走上不公正的不归之路。曹思源说，是私有化救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职工不到5000万人，只占全国13亿人口的二十六分之一，多是些亏损企业。不过中国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夺的过程，圈地、股市、房地产，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儿不再是乡镇企业或个体户，已是地产、金融、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巨鳄，由他们瓜分天下。经济还在快速增长，巨鳄的肚皮也更加鼓胀，因为谁的钱也不会埋入地下，再画上一张藏宝图传世，都要进入经济循环，增殖再增殖。资本自身没有黑白之分，只有回报高低之别，贪官和“太子党”的企业也创造价值，转化为GDP。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国际市场，富人追求财富的脚步比穷人的发财梦想更为现实，也就自然为经济发动机不断地添加燃料。国有资产转移到权贵手中，反而比吃大锅饭更有效率，这就是中国特色。国家还通过掠夺私人企业来扶持壮大国有资本，强加给私营企业的收费有几十种，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不想关闭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改革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不得不戴上红帽子，伪装成乡镇企业或城市集体企业，以逃避过高的税费。而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这些政府钱多是靠非法手段获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坏者。
八、改革成本
经济改革有社会风险，这风险就是改革的社会成本，经济改革之所推动了经济发展，是因为社会成本全部由底层民众承担了。官方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以推动改革，这些政策就是保证最赚钱的行业垄断于政府和红色贵族之手，将油水不大或风险行业推给社会，避免国有企业的亏损，又可以通过市场监管体系收费牟利。与毛泽东时代有根本区别。中国的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一切自然资源，都属于公共产权，由此取得的收入完全由政府支配。这与毛时代是一样的，差别就在于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垄断就是掠夺，由权力垄断到资源垄断，再到市场垄断，少数人掠夺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大多数人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受益极少。所以说，3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政府及红色贵族的掠夺史。政府及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变身为既掌握国家权力又掌握市场资源的红色权贵集团，政府与官僚共同实现权力和财富的“双赢”。由于稀缺性垄断的利润过于肥厚，政府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官僚个人也同步获取了最大收益。以致每一次重要改革都是政府和少数人暴富的机会，都是民众损失福利保障的时候。从双轨制到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从股份制到房地产圈地，每一次改革都宣称为了“公共利益”，实际受益者都是政府及权贵集团，因为政府及其官僚是市场的利益主体。正如何清涟所说的“政府本身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毛时代的政府有经济管制权，因无市场体系，权力无法通过市场变现，获取租金（寻租）。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沌状态最便于官僚们自我牟利。一半是高度垄断的资源，一半是过度竞争的市场，这是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全部密码。
一些学者总爱拿印度的落后，来比较中国的成功，这是很短视的。中国的成功是中共的成功，民众并无成功感，民众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政治权利，除了基本衣食之外，也没有多少财产，这从银行储蓄的构成分析就能说明问题。中国政府可以强行集中人力物力干任何事，无需对后果负责。比如水电大跃进和高铁大跃进，对GDP有重大贡献，对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却有极大的负作用。印度不似中国，必须征求民众意见，民众的福祉高于一切，这是人权问题。印度的高速公路很少，远不如中国多，是因为印度政府要面对众多的私人土地，常因土地补偿太高而作罢。中国征地也有阻力，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土地是公有的，强大的专政机器不允许农民有任何超出政府规定的要求。但如果我们得出专制胜于民主的结论就错了，专制可以得逞于一时，不可稳定于长久。中国的高速公路虽然多，但在榨取民间财富上也无以伦比，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公路。中国人并未因高速公路多而富裕起来。河南有一个私人运输户，装假军牌上高速路，8个时间偷逃路费高达368万元，运输利润仅20余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不利用军车免交路费的特权，上高速势必亏损300余万元。高速路的敲诈性质就十分清楚了。民主有时候慢一些，但能带来长远的幸福，中国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非常迅速地增长。1986至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至6.8％之间，其他东亚国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台湾6.3，印度尼西亚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如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即便中国的增长率比日本、台湾、南韩、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因为1979年中国相当低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2015年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18] 1950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为4315美元（苏联官方资料统计的1975年价格），中国不足100美元，差距为4千多美元。2006年美国人均4.3万美元，中国不足2000美元，为美国的几十分之一。1937年到1987年这5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0倍，资本主义的经济贡献率远远超过社会主义。
我们有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印度政府不会眼睁睁看着民众饿死。我们有文革十年破坏，印度人不会这样发神经，印度的种族、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矛盾比中国复杂多少倍，独立后几十年并没有因民族自决权而使国家四分五裂，各政治力量和民族地区都遵守宪法和选举结果。苏联强大而解体，印度贫弱却稳定，这就是民主的好处。印度有宣传和平非暴力的甘地，有倡导思想自由的泰戈尔，中国没有，中国只懂得压制民意，印度不会有人羡慕中国而愿意退回到专制时代。印度也受制于甘地的社会主义思想，那种均贫富和平等至上、不看重自由竞争的乌托邦政策窒息了印度。由于从殖民地独立，知识分子中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导致尼赫鲁长期实行左倾的“不结盟”政策，亲苏疏美战略阻碍了与西方的交往，也耽误了经济发展机会。经济上学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形成大量低效率的国营企业，1986年印度的国营钢铁业雇用24.7万员工，仅生产600万吨钢，而韩国只用1万人就生产1400万吨钢。是社会主义耽误了印度，而不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许多人爱拿印度与中国相比，来说明民主不见得就好，就是分不清这个道理。印度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中国仅有2％，印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校大学生总人数比中国还多，科技人员的总数仅次于美国，占全球第二。在美国硅谷和华盛顿地区的信息技术人员中，有40％是印度人或印侨。虽然，从人口素质对比指标上看，印度落后于中国，但印度国内外都有丰富的技术人才储备，有着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随着这种优势的不断释放，毫无疑问会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中共抛弃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策，改革立见成效，但不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又带来无官不贪、贫富严重对立、资源短缺和环境崩溃的矛盾。印度受社会主义之害而翻然悔悟，这是民主制度的调节功能，中国受专制之害却死撑到底，是共产主义的致命弊端，预测两国的未来，应该不难。印度尼西亚骤然民主化，几十年专制积累的矛盾于瞬间暴发，拖累了经济发展，又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反不如专制时代。我们若想避免这种情况，最好是和平演变，演变总是要发生的，不愿和平，惟有革命，至于届时会怎样，无人得知。印度虽然贫穷，但国家仍然提供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穷人手中的选票就是他们的医药费。印度没有群众上访群体，没有贪官大量卷资外逃，改革成本不是推给社会底层。中共经济总量虽高居世界第二位，全民医疗福利是世界倒数第一，教育投入也是倒数位置，为追求党政体系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改革成本全部由弱势群体承担，统治集团与精英阶层获取了绝大部分的好处。矛盾是只进行经济改革造成的，只要政治不民主，谁也无力解决，总想做明 君的统治者，最终还是昏暴之 君。胡温政权以压制民间依法维权，来建立“和谐社会”，日益显露出回归毛氏暴政的倾向。1992年印度开始了经济改革，印度近几年的增长势头十分强劲，相信在克服了文化传统上的弱点之后，一定会赶上中国。
从公平正义的角度上看，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成功的，牺牲穷人权益的发展，是富人的成功，而不是全社会的成功。中共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经济发展，正是忽略了大多数穷人的权益。贫富是对比而言，其指标为基尼系数，现在的穷人比过去有改善，并不证明穷人已经不穷了。穷人家里有一部电话，也不等于达到了毛时代高级干部的待遇，我们不能将科技进步误读为政治进步。美国现在的几千万穷人，若比较大萧条时代，简直就是大富翁，居别墅开汽车吃成肥佬还喊穷？然比较之下，富人已经是私人飞机加豪华游艇与请瘦身顾问的水平了。亚当·斯密指出：“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19] 我们应该为政治学和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何清涟说：“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或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民间也从拥护中共的经济改革到逐渐认清改革本质，关于新的“三座大山”的民谣是：“住房改革把你腰包掏空，教育改革将你二老逼疯，医疗改革为你提前送终。”扔掉公平的效率，将中国引向何处，不言而喻。如果再加上政治上的三座大山——一党专制、权贵集团和血汗工厂，共有六座大山压在中国人头上。现在官方居然煞有介事地玩什么“幸福指数”，以少数人的幸福来衡量社会，以证明民众的幸福，这种厚颜实在令人愤怒。自讨没趣发玩了一阵子，“幸福指数”便自动取消了。科技进步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在没有共产党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手机互联网也很普遍，这都东西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共产主义者对人类现代文明没有贡献，只有破坏。这是个十分浅显的道理，现在农民工用手机通讯，不能认为他们比古代的帝王还幸福，皇帝通信靠驿站，而能号令天下，居紫禁城，有上万宫女服伺。现在年轻人还要靠父辈的积蓄买房、娶老婆，变为“啃老族”。幸福是纯个人的感觉和体验，有多少人便有多少种幸福感，大多数人有相似的幸福感也可以视作是社会共同的感受，用指数曲线来表示。毛泽东时代吃不饱饭，但那时人们的幸福感却比当今还要强，一是政治上“当家做主”，政治地位平等，有参与国家政治运动或打倒走资派的革命运动为证，工农群众有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例；二是人人享受基本免费教育（最多几元钱的收费，困难家庭可以免除）和高等教育，城市职工无偿分配住房，有只需交五分钱挂号费的公费医疗，地方医院治不了的病还可转到北京大医院，工人劳模可以到名山海滨疗养等等，因为这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宣传为衬托。尽管这种幸福感多是虚幻的，是洗脑的结果，但大多数人的幸福感觉确实存在，要不几亿中国人凭什么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呢？现在中国人仅仅是追求一种低物质水平的满足感，与美国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制度，其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其奋斗意义亦不相同。西方政府普遍认为，大量的社会公共开支是一种正确的经济投资，它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质量。所以民主社会大多是福利国家，政府想削减民众福利是很困难的。现在中共政府财政收入比之从前可以说是相当富裕，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但用在社会福利上的还是极其有限。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际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大部分人的教育、卫生、住房、养老等都要老百姓自己买单，基本享受不到政府的补贴。政府总有一大堆理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公务员年年大额加薪，军队干部工资福利相当优越，政府办公楼越建越豪华……大把钱花在炫耀奢华的面子工程上，花数千亿元办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花几千亿元办世博会，花几十亿元建中国大剧院……这类自我炫耀欲是共产党的“幸福指数”，与穷人无缘。北京带了头，各地也争相以提高城市品位的名义，大建豪华高雅的文化设施，深圳投资数亿元建了一座专门演出交响乐的音乐厅，而同期体现“党和政府”对农民工关怀的“生命救助”项目仅出资50万元。农民工连一场电影也看不起，他们的希望就是建好了音乐厅，能拿到足额工资走人。他们是都市现代化的建设者，却被排斥在现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务系统之外，当然城市需要高雅的文化消费，演出京剧、话剧、歌剧、音乐、演唱会等，最好有各自的专业场地。问题在于普罗大众的事政府总是哭穷，为少数人服务的东西从来一掷千金。已经饿死人的1959年，中央为了办好建国十周年的大庆，力排众议，在北京建起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著名的十大建筑。现在干什么事连众议都不必考虑，因为众议渠道完全封死了，高档建筑之多连美国欧洲都比不上。
中共经济改革得益于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与社会主义毫不沾边。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个伪命题，市场是资本运作的舞台，它不管商品是什么企业制度下生产出来的，只要为追求利润而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就受市场规则的检验，优胜劣汰。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的自由流通，工人可以不自由，比如监狱的劳改犯，但商品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把参与市场竞争的商品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标签，分别进入各自的市场。计划经济下的商品流通是国家分配物资的一种手段，政府统一定价，既不按市场价格购进，也不按市场价卖出，商品生产和流通都不为了追求利润，即所谓统购统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反对追逐利润，提倡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号召无私奉献，企业利润率仅作为一般的考核指标，政治路线才是企业的硬指标。经营者不是资产所有者和利润的受益者，缺乏赢利的欲望，其经营首先是一种政治服务，不会以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商品竞争力，更不以技术革新刺激消费需求来获取更多收益的动力。但社会主义也存在提高生产的要求，于是以大跃进、抓革命促生产或工业学大庆一类的政治口号来刺激生产经营者的热情，而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功能来刺激投资与消费。计划经济由于政治功利性的干扰，其投资常常与实际需求和国力脱节，形成大量的无效益或烂尾工程，所以计划经济始终找不到出路。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由阶级地位决定，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按干部级别和行政特权，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多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有投票权的普罗大众在财富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方面就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政治家没有关注民生的切实政策就无法上台。社会主义则完全暴露出虚伪残酷的一面，民众手中没有选票，不能选择自己的政府，只好梦盼古老的青天政治，社会福利不过是政府的施舍。本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最初是惠及每个社会底层民众的设计，但却无一例外地变成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制度，民众只从经济发展中象征性地得到一些好处。所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能永远停留在纸上，社会主义制约了经济发展，民众得到的仅是些最低限度的福利。转向市场经济正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果断向资本主义求取真经，经济才开始活了起来。邓小平以不争论的策略避免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尴尬，但并未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冲突，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一个政治民主的法治环境，经济转型不伴随政治转型，中国沦为不伦不类的一党专政加官商垄断加市场化运作的新型权贵专制时代。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者，这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否则便失去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它好放下身段，向由资本运作的商品市场靠拢，尽管这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水火不相容。中共经济改革是内外交困的无奈之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中国带进死胡同，长期的贫困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神话破灭。再者巩固政权也需要经济基础，也为了引导民众走向经济领域，以“向前看”或“向钱看”的口号，化解民众要求政治民主的统治危机，满足人们的物质追求欲望，除此之外再无妙计从信仰危机中拯救自己。社会主义没有法治，市场经济需要秩序，两者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成为权贵垄断经济，真正的寡头利益集团操纵的经济，一切权力和最暴利的行业无不由政府垄断，名义上是公有，实际操控权早已转移至“太子党”手中。把一般的行业交给市场，所谓“抓大放小”，关系到政权稳固的所谓有战略价值的产业不交给市场，由民间自由竞争。垄断行业游离于法治之外，只关心利润，无需对国家前途负责。中共已重新获得自信，从文革后的危机四伏变为财大气粗，自认为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草根阶层的反抗，在中共眼里，民众无非是一群供驱使的劳动力，失去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价值。没有法治正好为中共新一轮的壮大提供方便，如果中共守法的话，恐怕只好面对下台的结局了。民众的依法维权行动遭受冷酷镇压，其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大陆人民跟着共产党走了一条弯路，共产主义本来是以公平和效率上的优势将人们聚拢到它的旗帜下的。共产主义之“共产”就是为了公平，消除压迫剥削，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福利。“共产”又是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为基础，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造成的矛盾，公有制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超越私人资本分散的局限性，极大提高经济效率。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20]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在社会总资本中享受份额权力：“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变来变去，让人们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第二，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一样好或一样坏。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21] 所以，资本家比国有企业领导更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就没有市场，也根本谈不到剥削剩余价值。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弱点，希望靠一种预先的理性计划来节约社会成本，以工人的自觉劳动取代雇佣劳动。却没料到“事后的理智”比“预先的计算”更有市场调节功能，“事后的理智”是看不见的手，“预先的计算”是看得见的手，在牟利动机驱使下，集无数经营者个人的“事后理智”使资源配置趋向合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经营者直接参与生产流通活动，能以最快速度掌握第一手信息，那些高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者远离经营活动，靠层层汇总的报表作出判断，信息反馈的滞后使其应对未来的“预先计算”总是闭门造车。以一手遮天方式来管理千头万绪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以少数人的“精密计算”来实现社会产品的效益最大化，取代千百万人的经营实践，这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空想。实践检验真理，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共产制度，还是吸收社会主义理论在市场经济国家建立的国有企业，无一成功，全都走向了死胡同。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即是以革掉英国式社会主义的命，即工党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实质性的经济自由化，使英国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出售公有住房，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后的英国经济发生了明显变化，自1982年以来，英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欧共体的平均数，通货膨胀率又低于欧共体。1987年经济增长率更是高于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其中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居世界首位，一举医好了英国社会主义时代的“英国病”。社会主义的公平效率只是一纸空想，无一例外地走到平均主义和低效率，靠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结果是穷人得不到帮助，大家一起受穷，最终还得回归到市场经济的竞争轨道。社会主义的危机也是意识形态的，曾经占据欧洲人心灵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失去了号召力，也跑完了它的全程。“撒切尔夫人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罪恶，是对人的天性的扭曲，是国家的苦难。至于说到关怀，她反问，是谁主管那些墙裂顶漏、课本不足的学校？正是工党当权的地方当局”，“为什么住房坏了无人修，自来水顺着墙流，电梯不转，楼梯上的电灯不亮？”[22] 中国某些国有企业之所以盈利是因为垄断了稀缺资源和暴利行业，禁止民营资本进入，以垄断价格攫取非市场化的超额利润，如果让这部分行业失去政府保护，进入自由竞争市场，会立即破产。随着1997年新的工党政府的上台，对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关心一直在不断恢复和加强。从保守党的经济自由主义，到工党政府对社会公正的关注以及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机会的政策，人们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都获得了提高，就业的增加已经促进人们从依赖社会福利转变为为薪水而工作。造成长期贫困的问题，如少女怀孕和低水平的教育，也一直在得到解决。转型也会伴随着痛苦，尤其是没有法治传统的共产党国家，俄罗斯的转型就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一些共产党人摇身一变，重新掌握了权力，开始大肆贪污挥霍国有资产，趁转型时期化公为私，新贵们争相分割这块蛋糕。两位政府部长的妻子去瑞士购物，一次就花掉30多万美元，但俄国毕竟走向了民主，两位高官立即被叶利钦解除职务。英国国有经济的转型是政府承担了风险，搞好了民众受益，搞不好执政党就得下台。然而阵痛过后，便是民众的幸福，俄国从1999年至2006年，年经济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200％。加上出口石油涨价，给老百姓带来了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俄罗斯人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莫斯科最低生活标准线为月5124卢布，约合人民币1700元。民选的官员只有拼命地讨好选民才可以上台，除了完全免费或者几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水、电、暖气之外，俄罗斯政府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2003年的社会优惠政策所需要的资金高达2.8万亿卢布，相当于政府全部预算的68％。在如今的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了。到了2008年，俄罗斯的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又将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九、改革前途
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正义决不仅仅是福利，还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政治权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福利都不能凌驾其上的。……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自由权被认为是确然不移的；得到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政治交易的支配，也不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权衡。”如果中华民国没有战乱，中国肯定是第一流国家，如果抗战胜利结束后没有内战，即使低于台湾水平，按一万美元人均GDP，总量也与美国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切都是如果。内外交困使中国不仅离自由均富的社会越行越远，经济上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环境和外贸易不利因素的反作用力大于正增长，危机就会显现。中共一听到国际上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即将崩溃论”、“谁来养活中国论”等，均视为唱衰中国的险恶谬论。但谁也没听说过印度威胁论、美国即将崩溃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致命缺陷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中国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一定是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导致上亿人的失业，其形成的破坏力是不可阻挡的，象三年大饥荒一样眼睁睁饿死的几千万人不起来造反的可能性为零。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也会同时凸现，直接挑战共产政权，中共届时未必敢于再来一次六四大屠杀，也未必再敢来一次全面镇压法轮功式的政治运动。中共这种刚性政权将无力消解严重的社会矛盾，又缺乏成熟政治运作能力的反对党，中国何去何从，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别看今天自我感觉良好，现实的情况也许就象不成熟的中国股市一样，指数在一片欢呼声中崩落，或在惨雾愁云中上扬，不会事前给人充分的准备时间。
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便是一个思想革命的过程，从宗教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再从思想革命到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到政治体制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是思想革命的产品，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们也从对神的崇拜发展为对经济和科学的膜拜，邓小的“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言论成为开启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钥匙。这种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的思维，形成了官方与民间空前一致的经济至上和技术至上的思潮，抛弃了儒家与佛教文化关爱自然及人类的人文传统，忽略了文化的作用，制造了中国经济的神话，也走上了中国环境崩溃的不归路。经济越发展，社会越不健康，发展的硬道理也给中华文化造成硬伤害。不顾一切地发展经济，文化建设跟不上，邓改革的中国成了解构主义的试验场：解构体制，解构道德，解构文化，解构环境，解构一切，除了不允许挑战政治体制。即使是这样一个不被挑战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处在解构之中，其权威性远不如毛时代，只是靠军警和贪官来维持着。各种利益集团寄生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中，以侵害公共利益为致富手段，导致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是多元的，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成为贫富差距迅猛扩大又不可克服的制度化弊端。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过程中，劣币象水葫芦一样快速滋生，看起来绿油油一片，却耗尽了水体的营养，窒息了其它生物，最终造出一汪臭水。一些学者分析：
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23]
适合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长期保证，以市场改革带动体制创新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须循序渐进地适时跟进制度改革，因为已有成熟的经验在前头，没有必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当今这种企图以经济高速增长而而躲过政治革新的模式不会支持很久。仅凭初始阶段发展快不能证明成功，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也很快，经常在10％以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曾一度高达18％，最终还是无法维持，现在这种高消耗和牺牲环境的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其弊端也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来，克服弊病在于制度革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仿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模仿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再配以国家垄断的计划体制。出口以商品市场规则运作，国内消费则是以统一分配来压低居民需求，经济是市场与计划双轨制运作，其成就实际上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无关。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行不通，不得不完全向资本主义现代市场体制过渡，但又是一种市场经济与极权制度的双轨制，体现日益突出的矛盾。表面的模仿无法克服文化制度上的缺陷，如台湾和韩国，在19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开始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以振荡疗法转轨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成为1990年代的金融房地产危机的诱因。共产制度的先天缺陷使中国经济总是病态中运行，不断积累矛盾，或将痛苦期延后。缺少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创新性和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也不如俄罗斯和印度，俄印民主转型的痛苦期正在过去，经济发展只有市场风险，中国的经济还要面对前景茫然的制度风险。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只能以震荡疗法解决，邓小平区域分权的财政联邦主义虽然绕过了制度革命，躲过了宪政转轨，以及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鸟笼经济”，以较温和的渐进革新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却又强化了各大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制造出一大批靠制度蔽护（独享准入权）来攫取超额利润的国有或准国有（“太子党”企业）超级垄断企业，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所有的经验表明，存在着一个制度核心，它是经济长期成功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决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即所谓“亚洲价值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过程。
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看，很少有持续30年以上不发生经济危机的，美国的大萧条和日本的经济泡沫，都是不远的例子。总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高投资拉动、高金融坏帐率、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在无法无天、高度复杂性和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增长的实质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地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全过程证明，都是在“劫贫济富”，以剥夺大众为手段，甚至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从强制拆迁征地和股票市场就可以展示出疯狂掠夺的程度，以“太子党”为首的少数利益集团财富积累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所以经济发展不可能带来政治文明，中国的麻烦是体制问题造成的，以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调，更是缺乏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表现。中国古代各时期的盛世，无不以傲视天下的成就展示中华文明，但还是逃不脱王朝周期性更替的破立循环。现代化潮流冲击中华文明，中国人感到了危机，以为洋务运动可以拯救中华帝国，用牺牲政治转型以成全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虽然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但全球民主化浪潮和地球资源的日渐枯竭，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无比光明。中国的经济仍然十分脆弱，2008年初的大雪，半个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陷入瘫痪，电力线路受损，通讯基站被毁，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50万，无法回乡过春节。使得由猪肉上涨带动的新一轮食品价格疯涨，更加难以控制，政府出台的价格干预措施成效甚微。只不过雪下得大了点，便凸显出中国穷人生存境况之艰难，经济之不堪一击，假如中共发动战争，受到制裁封锁，经济全面崩溃就决不是危言耸听，光难民潮也会把中共冲垮。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受害颇深，股市跌了七成，东南沿海加工企业大批倒闭或裁员，农民工大批返乡。国务院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而社科院调查的城镇失业率为9.6％，而根据民众的生活经验，至少在10％以上，这还不算农村的实际失业率。如果加上农村，失业率超过20%。2010年起的新一轮的粮食蔬菜价格暴涨，带动日用品的全面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20%。2011年的通胀率也有2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5-6%，两年间就把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四成。人民币汇率呈外升内贬的病态状况，基本消费品价格已为世界之最，连房价也远在美国之上了，居民消费能力急速下降。通货膨胀象巨大的海绵一样吸干了民间财富，正如当年日本资产泡沫时期一样，经济增长是靠股票和地产的疯狂上涨，为投机家们带来了亿万财富。但这是一种恶劣的示范：
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对于企业也是一样，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济活动呢？这种情况绝对不正常。1986年至1989年期间，土地与股票市价增加额等于或者超出了名义国内总产值。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日本全国都将被卷入赌博经济。在泡沫崩溃的过程中，赌博经济的负面影响，以更为剧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投资的无法回收。特别是通过借贷筹措的投资资金，使得投资者面临灭顶之灾。利用借贷身陷世额不动产投机的“泡沫企业”归宿，就是这种影响的生动写照。20世纪90年代泡沫崩溃后，数不清的坏事与丑闻被暴露在阳光下。YITOMAN事件，富士银行和东海银行等的违章拆借事件，证券公司的损失弥补问题，投机者集团和暴力团的地下交易问题等等，泡沫的“脓疮”暴露无遗，其程度几乎到了很难找到与丑闻不沾边的金融机构。……20世纪80年代地价上涨引起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城市住宅地价过高，已经到了不可能仅仅靠劳动所得购买的程度。[24]
日本的“赌博经济”终结了，后果是连续20年来的经济衰退，中国人的赌兴更浓，情况远比日本当年更加恐怖，在政府这个大庄家的鼓动下，全民炒股，全国炒房，凡是能投机的东西皆蜂拥而上，从姜蒜绿豆到文物珠宝，无一不在热炒之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那些豆腐渣的毛坯楼房竟然比美国的别墅还贵，普通打工者一年的收入不够买一平米楼房，10年的工资收入抵不上炒一套房的收益。经济虽然表面上还风光着，其实已是败象显现。201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但表现在楼价上，更表现在一些原本是普通消费品的恶意炒作上。政府和“太子党”垄断了一切暴利行业，使得民间资本只能投向过度竞争的低端行业，受市场冲击最大。当这些行业无利可图又找不到资金出路时，必然一窝蜂地寻找投机渠道，不是去房地产，就是将各种日用商品暴炒一通，甚至连绿豆、生姜、大蒜也成为投机商品。在山西煤老板和温州炒楼团等地域性投机集团的疯狂示范下，更无人热衷办实业，更多的闲散资金追赶投机浪潮，高利贷盛行，越发导致社会商品的全面暴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人均GDP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物价竟然全面赶超美国，这就是中国经济末路前的疯狂景象。有些学者论证说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届时1000元钱能否买到2斤猪肉都成问题，因为30年间猪肉价格已经上涨了几十倍。国家主导和垄断形的市场化是伪市场经济，垄断保证了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源泉，所以大把的钱花在面子工程上，转移到国外，不顾民生艰难，将国民经济引向死路，引向一个全民投机的疯狂市场中。人人不管将来，只顾眼前，都怕误了末班车，经济泡沫破碎就是必然的结局。2010年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预示着经济增长已经走到尽头，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人均GDP的国际排序仍在百名上下，但以住房为代表的物价水平已居世界第一位，生活必需品价格也全面超越美国。这种掠夺式发展远离民生，祸害民众，完全靠共产党政府自己花钱在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体现在贸易上是“顺差”，但在教育是“逆差”，资金净流入与精英净流出同时出现，更说明中国的短期繁荣。2011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名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和为未来养老作准备。[25] 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现在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却纷纷移民国外，大量的财富拿去搞“国际主义”。对中国失望的不光是富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世界每年有90万到100万人自杀身亡，三个自杀者当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在压制民间经济活力和压制人才创新的大环境下，无人看好中国的未来，一旦这种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逃脱不了雪崩式的下滑。有人作过一个精彩的比喻来解释“中国模式”：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是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所以经济增长并不能回答中国的一切问题，更不可能解决未来不确切的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兴盛是表面的，《红楼梦》中，在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背后，只有当家的凤姐深知荣国府的危机，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做些无济于事的小修补，再预先为女儿巧姐留下托孤于刘姥姥的关系后路。中共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聚光灯打在了官僚、资本家和知识精英身上，它们结成的铁三角同盟是产权改革中的受益集团，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些人有资产有后路，即使进入民主社会，也不会再提升他们的地位，还会改变对这些人极其有利的弱肉强食环境，当然要鼓吹社会盛世和谐。但吹嘘归吹嘘，中共高层十分明白危机所在，否则温家宝就不会总是泪眼朦胧，不断重复政治改革的空话，既然是“盛世中华”，又何必伤怀？一句话，经济改革是绕不开制度障碍的。晚清力主洋务运动，国家经济进步了很多，现代的东西引进了不少。但洋务运动却失败了，不是败在经济上或军事上，而是败在了制度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僵化思路不适应现代化发展，只好展开立宪改革，不得已时还制定了时间表，证明朝廷改革帝制的诚意。立宪就是民主化改革，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下的，用了半个多世纪，标志着中国正式走上制度转型之路。但风雨飘摇的体制不可能沿着朝廷制定的时间表稳步前进，旧体制无法解决民众的忠诚问题，革命一来，连朝廷官员也弃船谋生了。中共的经济改革同样绕不开制度障碍，国家经济提升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反而越来越澎湃，发展到大规模的官民冲突。但中共的宪政改革却连个时间表也没有，甚至连改革的欲望也没有。表面上压制了自由倾向，实际上是积累了民怨，使未来更加不确定。靠纵容腐败来解决制度的忠诚问题，对绝大数人只会起反作用，当利益集团再无利可图时，政治投机就是他们的选择。
伴随经济的增长，人们总以为共产党比原来好了，虽然谈不上“与时俱进”，也总算有些进步了。其实，这都是误解和幻觉，是不懂共产政权本性之故。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大喊美国式民主，一进北京就立即展开镇反，杀了几百万人。喊民主是策略，屠杀才是本性。市场化中的共产党本身并无任何进步，社会的变化是人类文明前进了，如同电话取代了烽火台一样，是时代在前进，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转变。在这种“不一样”中受益最大的是共产党执政集团和红色贵族，因为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进了他们囊中，中共才会不拒绝现代化。文革之后，邓小平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以区别于毛泽东的旧时代，让人们感受到邓小平新时代的优越性。政治上的老路行不通了，只好在经济上放宽一些，寻找非计划经济的活路，挽救共产党于文革后之被动情势。如果不搞经济开放，政治上还走老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永远无法改变在国际上全面落后的局面，加重共产党的不安全感。经济上一放松，中共统治集团立即发现其中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价格的双轨制让“太子党”发了大财，国企改制上市又催富了一大批党政官员，在征地和拆迁中，更是官商暴富的黄金时期。国有企业在国内垄断一切暴利行业，又利用垄断优势走出国门大肆圈钱，赚取巨额利润，成为红色贵族的幸福源泉。如今最怕走回头路的恰恰是“太子党”，红色江山掌握在他们手中，就一定会利用市场化来榨取国民财富，共产党就绝不会走回头路，退回到朝鲜模式，尽管他们十分羡慕朝鲜金家王朝的世袭统治。社会的宽松度，也是沾了红色贵族急于发财的光，他们的财路也得益于经济的宽松和市场化。如果红色贵族在经济改革中得不到好处，他们早就退回到计划经济中了。比如互联网的自由化倾向让中共头疼，弄了数十万网警监控网络，花了数百亿元搞防火墙，又让无数的五毛上网搞乱，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互联网是即时信息的大众化发布平台，信息来源广泛，不可能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为什么不取缔互联网或断开与国外网络的物理连接而彻底避免信息自由流通呢？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已经与国际通信密不可分了，断开网络就等于自寻死路。且不说金融证券物流等行业全靠网络才能运作，就是一般的商业活动也时时离不开网络了，很多国内外企业根本就是靠网络生存，切断网络，对外贸易即刻瘫痪，国内贸易也会停滞，2009年仅电子商务领域的交易额达到3.6万亿元。即使下定决心让经济受损而保证红色江山，断开网络也是不行，因为电话线路仍与国际网络连接着，国内外信息一样可以交流。连电话也断掉，还有无线广播在，人们仍然可以听到外面的消息。如果使电信服务面收缩，成为省部以上官员的特权，那中国电信产业将从年赢利上万亿元变成亏损千万亿元，最终破产，其他相关垄断产业也会因缺少用户而消失，中国将退回到石器时代。中共若真学习朝鲜，最先受损的还是“红色贵族”集团，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全面封闭将使外资撤出，出口依赖型和资源进口型的经济体系会彻底崩溃，数亿人失业，爆发全国性的大饥荒，那就不是亿万人呆在家里忍饥挨饿那样简单了，共产政权会在遍地民变中崩塌，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像大跃进那样白白饿死。共产政权已经在经济开放中走上一条不归路，这是它无法预测的，却为朝鲜拒不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理由。朝鲜是小国，只要保障极少的特权阶层就行了，中国是大国，仅是庞大的统治集团就要消耗巨量的国民财富，一年10万亿元财政收入不是封闭的计划经济所能提供的，同样巨大的财政外收入也不可能在经济崩溃中实现，最不愿意过穷日子正是权贵集团。学者胡平早就说：“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乍一看去，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也还稳定，有人便称赞这场改革代价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一种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躏。这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成本。”[26]
但无论如何，共产党利用市场化还是财大气粗了，——“中国可以说不”。这不仅表现在国际政治和军备竞赛方面，在国内市场也逐渐排挤外资，它已经用不着西方的资本投资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多，不再欢迎外资进入了。在国进民退的大气候下，国进外退也必然形成趋势。美国康菲公司是排名世界500强企业，美国第三大能源公司，在中海油在缺少资金技术的情况下，1994年与康菲公司签订协议，康菲承担油田前期的勘探风险，拥有开采原油权益的49%，为第二大股东，其余51%归中海油所有。2011年夏季发生渤海漏油事件，第一大股东中海油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国家海洋局单独对康菲公司作出罚款和停产决定，并赔偿损失。传媒更是顺风煽火，沸沸扬扬，国人怒火万丈，一片讨伐之声。使康菲臭名远扬，意在帮助中海油逼迫康菲退出中国，中海油已是行业垄断巨头，不再需要康菲的资金技术了。而同期国内第四大石油公司陕西延长石油旗下靖边采油厂在9月3日发生漏油，已是半个月之内的第二起严重原油泄漏事故。陕西延长石油一年漏油11次，当地河流重度污染。由于频繁漏油，“揽油”已成当地人的一门生意。一袋油100斤，可卖60元，有的卖给油贩子，有的再卖给靖边采油厂。采油厂和村民之间，俨然已形成默契。在一片声讨康菲声中，对陕西更为严重的漏油事件却禁止报道，事情被揭露后，亦轻描淡写，无人追究破环境之责。延长石油绵延于八百里秦川的上千公里管道网中，竟采用劣质钢管，两三年就腐蚀烂了，漏油之处简单用黄土一埋了事。2005年，榆林市政协环资委的一项调研发现，仅靖边县因为油气开采破坏的植被达7万多亩，榆林市主要河流之一大理河的油类超标1004倍。[27] 不但资源类产业要垄断在手，就是大型百货类零售企业，中共都要说“不”。继谷歌被赶出中国后，又拿家乐福和沃尔玛开刀，官方以售假和欺诈为由开始大规模整治行动。媒体高频率曝光，重庆市强令沃尔玛所有在渝13家门店停业整顿15天，并处以269万元巨额罚款。实际上国内的外商零售企业早已本土化了，其管理人员多是中国人。为什么沃尔玛“从农田到餐桌”的理念到了中国就行不通？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险恶环境中，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假冒伪劣商品大国，工业污染大国，寻租腐败泛滥，市场环境恶劣，整个社会无法无天，行政执法机关长期不作，一些专项治理行动也主要是针对个体商贩和民营企业。突然对美国大公司迅猛出击，足见幕后黑手的用意，对比之下便知，对沃尔玛获利几十万元的售假行为课以重罚，而新加坡注册的达芬奇公司将中国生产的家具伪造为原装意大利实木家具，达芬奇公司在中国的营业额每年高达数亿元，如此恶劣的重大欺诈案件却避重就轻，不了了之。说明中共的国进外退主要是针对欧美大公司，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中共纵容国企而严查欧美外企，其意图何在，一目了然。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恶化，2011年，外资撤退加速，外汇增长的势头不再，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减退，也必然使中国商品出口减速，房地产泡沫破裂，内需不振，中共将面临严重的内外经济困局。
正如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的所谓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以透支子孙后代的福祉换来的虚假繁荣。中国目前有什么东西能向世界出口呢？中国号称世界工厂，制造业发达，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品牌；资源除了稀土外，也没有什么能出口的；能源是进口大国；农业上中国是世界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粮食却无法自给。中国经济从未起飞过，何来“着陆”之说？“中国经济其实更像一列失去控制、隐患重重的高铁列车，行驶在危机四伏的轨道上，随时都有可能倾覆。”[28] 当我们弄明白了中共经济能快速发展的道理，清楚了经济发展之后的走向，中共经济改革的全部意义就明明白白了。
注释：
[1] 《中国概览》，1987年人民出版社，P178、222。
[2] 赵紫阳著：《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P124。
[3] 同上，P125。
[4] 胡星斗：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0912/article_14392.html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 张玉林：中国十年来的教育投入与目前农村的教育危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
[7] 尹伟华/张焕明：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1985-2008，《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8期。
[8] 何清涟：中国经济是“诺亚方舟”还是“泰坦尼克号”? http://www.epochtimes.com/gb/9/12/23 /n2763069.htm
[9] 张宏良：让中国为西方信用危机买单，第一单已经下来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www.dajun.com.cn）。
[10]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277-279。
[11] 章文：监狱（南通）见闻录，www.china-review.com/
[12]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830。
[13] 《国富论》，第八章。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334-335。
[15] 《古兰经》，第44章11节。
[16] 《旧约》，创世纪，第19章26节。
[17] 《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P104。
[18] 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 期。
[19] 《国富论》，第八章。
[20]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P350。
[21] 《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P218。
[22] 英 彼得·詹金斯著：《撒切尔夫人的革命》，1990年新华出版社，P238。
[23]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 期。
[24] 日 野口悠纪雄著：《泡沫经济学》中译本，P11-12。
[25] 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2011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逐鹿中原》，P24。
[26] 胡平：用良心裁判权力，还是用权力裁判良心——评邓，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27] 2011年09月16日 ，南方周末：陕西延长石油一年漏油十一次 当地河流重度污染。http://energy.people.com.cn/GB/15680286.html
[28] 2011-11-03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1/3 /n3420188.htm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