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今昔 第十章 镰刀斧头帮

第十章 镰刀斧头帮

一、文化流氓

我听“美国之音”已有几十年，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要在一片喧嚣声中听清楚外国电台在说什么，非要苦练听觉神经不可。红色恐怖年代，国外对华广播一律划为敌台，偷听敌台一度视为严重罪行。文革后，只剩下美国之音和英国BBC两台受干扰。胡耀邦、赵紫阳短暂执政时期，曾一度停止干扰，算是国内听众的黄金年代。六四时期又恢复干扰。后来自由亚洲电台（RFA）开播，于是又多了一份干扰。中共放下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共领导人成天往欧美国家跑，不能再以收听敌台的罪名处罚听众。便在干扰技术上大下功夫，更新了干扰方式，过去是连续放杂音，后来由中央电台全面覆盖美英三台各个频率，再混杂敲锣打鼓的高音调器乐合奏，如影随形，不厌其烦，春节也不放假，为其干扰史上最恶劣的时期。在广东，一些地方台在转播香港电视节目时，遇到敏感内容，也是经常中断其信号，强行插入地方台广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干扰电台广播在国际上比之于海盗行为，1984年生效的《国际电信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所有电台，不论其用途如何，在建立和使用时均不得对其它会员，或对经过认可的私营电信机构，或对其它经正式核准开办无线电业务并按照无线电规则经营的电信机构的无线电业务或通信造成有害干扰。”附件中解释的“广播业务”是：“为供一般公众直接接收而传输的无线电通信业务。这项业务可包括声音传输、电视传输或其它类型的传输。”是不是会员国都应该遵守一般的电信行为准则，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与广播机构都应该具备的起码道德水准和职业操守。中共不允许外国在其境内开办广播传媒，却利用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极力将自己的广播传媒输出到自由国家，同时绝不停止对自由广播的干扰。蛮不讲理，胡搅蛮缠，就是典型的流氓行径，中共政权不受任何国际准则和人类道德约束，流氓政府没有行事底线，维持流氓政权需要政治流氓和文化流氓做骨干力量。

控制国内媒体和封杀国外信息是中共宣传部门的日常工作，最高机构是中宣部，属于中共的党务系统。限制言论是中宣部的老勾当，这个文化大流氓得意忘形时，甚至连毛泽东的指示也阳奉阴违。毛在发动文革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原因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毛竟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小阎王竟挡了大阎王的道！也活该中宣部倒霉，部长陆定一最先被毛斩于马下，祭了文革的大旗。而今中宣部恶习未改又变本加厉，绕过行政和法律程序，直接整治关注民情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关闭反映民情民意的网站，封锁境外网址，监禁良心记者。中宣部是党务机构，不能参与行政执法，它在整治传媒时，都是通过党务系统打个电话，从不下达红头文件，不留下受害者提起诉讼的证据。以致于北大教授焦国标怒不可遏，强烈呼吁解散中宣部，写了篇文章叫：《讨伐中宣部》，听起来象是吊民伐罪的檄文。中国人要争取言论自由，非要有敢把阎王拉下殿堂的英雄气慨不可。文章说：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1]

中共当然知道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剥夺人权必受谴责，所以总是说中国政府从不干扰外国广播。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听到有记者质疑中国人权，李部长马上厉声反驳：“中国人权怎么啦？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政府更重视自己的人权了，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剑封喉的流氓功夫博得中共领袖的一片喝彩。咄咄逼人，质问境外记者，也是中共外交官员的惯用手法。外长李肇星以此为杀手锏，每当遇到人权一类的问题，就立即严厉质问和反问记者，以让对方闭口，也省下回答此类问题的麻烦。所以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是精熟于此道，历届政府发言人都是质问记者的高手。江泽民更是老当益壮，危急时刻亲自上阵，当听到香港记者关于特首是否已钦定了的问话，刹那间好象弹簧顶到了屁股上，从沙发上弹起来，跑到记者面前，张牙舞爪，普通话、广东话与“洋泾浜”英语并用，大声训斥香港记者头脑简单幼稚：“You are too simple, too naive.（你们头脑太简单，太幼稚）”“I am angry！（我很生气）”。又说自己嘴巴如何一流：“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的素质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都谈笑风生。”一个国家元首，置起码的礼貌风度于不顾，一副下三烂嘴脸，活像上海滩的“拆白党”。须知华莱士对江氏的专访，一改他在美国时咄咄逼人的形象，入乡又随俗，由一头迅猛出击的美洲豹变为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以配合江氏的虚荣心，华莱士的访江表现是一大败笔，美国人多有嘲议。可以说，中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没有赢得尊严的元首，全是无赖撒泼的党棍。在公众场合，官员与记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新闻记者有权向政府官员发问，因为这是行使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官员却不可以监督媒体，无权对记者指手划脚，否则就是干预新闻自由。国际政治同样要受到新闻的追踪监督，这是言论自由所必须的。记者向总统扔了鞋子，总统不可以脱下鞋子对打，不能有限制新闻自由之嫌。人权大于主权，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国际社会之共识，新闻报道没有国界，新闻的监督功能也没有国界限制。中共自以为高高在上，视中国人如猪狗，回答问题是对记者的恩赐，所以才会在国际舞台上大耍流氓手段，摆出一付统治者的架式。中共用尽无赖手段丝毫不觉脸红，正是流氓文化已经正统化的表现。焦国标教授“讨伐”了中宣部，中宣部不仅没有改好，对新闻业的反攻倒算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宣称要向北朝鲜、古巴学习新闻管制。焦国标却连饭碗也丢掉了。

美国称朝鲜和伊朗是流氓国家，就是因为同这些国家从来不管国际社会的通常准则，与之无理可讲。共产政权的流氓化，流氓文化的正统化或主旋律化，已然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夕，广州市公安局公布了购买厨用菜刀等刀具实名登记制度，又发出“禁飞令”，规定气球、风筝、孔明灯和信鸽等空飘物，在亚运期间禁止飞行。这是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后，又一个高规格的安保措施。共产党的旗帜上是镰刀斧头标志，象征着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却限制工农群众使用厨用刀具，连世界公认象征和平的鸽子也不让飞了，真是荒诞绝伦的逻辑。这也正在说明，一个有着数千万党徒、数百万军警、导弹核武器、坦克机枪一应俱全的中共执政集团，一个杀人无算的政党，竞然恐惧一把切菜刀和一只和平鸽，害怕“两把菜刀闹革命”版的中共式叛乱重演，害怕和平鸽扔下炸弹，怕风筝落到头上，害怕它自称代表的工农阶级奋起反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如此之胆虚可笑的政府了，再也找不到如此与和平无关的体育盛会了。2010召开上海世博会，1.8万户民房与272家企事业单位被强制拆迁，成千上万的人沦为世博难民，被剥夺尊严乃至生命。军警用追踪绑架、秘密监狱、劳教酷刑、精神病院和肉体灭绝等种种手段迫害维权民众，随意盘查市民，搜包验证，让上海充满红色恐气氛，是世博史上最黑暗的一届。世博会本来是展示国家文明成果的盛会，却让中共涂上了血色，成为流氓的盛宴与民众的灾难。《上海骷髅地》一书如实表述了上海世博的阴暗面：“在上海，一群无名小卒遭遇了这个星球上最浩大、最残忍、最邪恶的拆迁史诗革命：中国共产党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他们合法的栖身之所；数百万人选择了妥协和沉默。仅有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只能无助地哀号到气断身亡。”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提前几个月就开展大清查，警察将8万余名外来人员驱赶出深圳市区，这是公然剥夺人权的行为。在中国，任何一场国际盛会，都会成为中共剥夺限制个人自由的机会。

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朝专制中，一直是全民社会。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皆王土王臣，土地臣民构成国家民族，从未将某些群体从法律上天然地列入被镇压阶级。共产王朝不同，你就是工人农民，稍有不慎，也可能被划入敌对阵营，列入坏蛋行列，遭受镇压屠杀。因此，共产党便以反传统为革命需要，以界限极其模糊的定义来进行整肃杀戮。也以思想言论来定罪，让每个人战战兢兢，营造无孔不入的恐怖氛围。这样，革命的外延就可以无限扩大，以革命名义就能任意进行残酷的大迫害大屠杀，发动全民内战，进行党内外大清洗，以阶级斗争来取代社会人际关系乃至家庭关系，重组传统社会为共产体制。通过破旧立新，让朋友师生之间互相斗争，子女揭发父母，妻子与丈夫决裂等等方式，只要符合革命正义原则，就都视为共产主义的善行，来消除民众的耻辱感和罪恶感。以共产主义名义，或者以人民民主专政名义，或者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义，或者以中华民族名义，可以干尽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坏事而誉之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或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行为。反传统是政治性的，文化性的，也是产权革命，以消灭人类私有制度和家庭制度为终极目标，以共产主义思想来清洗人们的头脑，灌输共产革命价值观，提升革命者的幸福感。共产党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和民众思想的改造过程，会遇到强烈的抵抗，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恶人当道（共产党的好人）的镇压系统。因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是反人类的暴行，但经过改换内容，共产党的理论正义包装也在变化，其颠倒善恶的流氓逻辑依然存在，执政集团通过大肆掠夺国民财富，化公有为权贵集团之私有，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征地拆迁，都可以视为国家需要。现在的中共毫无实质改变，不过是用“和谐社会”代替了阶级斗争的提法，一年的“维稳”投入竟高达数千亿元，加上数千亿的军费，每年用上万亿元民众的血汗养活着上千万的军警及各类维稳人员，维持中共的执政安全成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在中共把大量国民财富用在提高政权安全系数的同时，却发展到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感受到恐惧，从劣质住房到有毒食品，从生态恶化到未来生计，没一个方面是可以放心的。越来越多的人往国外跑，就是在逃离这个没有一丝安全感和流氓文化充斥的国度。共产文化制造流氓政权，流氓政权营造流氓文化，流氓文化毒害社会，共产社会的黑恶进度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二、红色土匪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一篇典型的黑社会宣言，以杀气腾腾的流氓言论来向人类文明宣战，人类社会由此诞生了历史以来最大和为祸最惨烈的黑帮组织——“镰刀斧头帮”。共产党旗上的镰刀斧头是徽标，红色象征着鲜血和红色恐怖。由列宁的十月革命发端，经斯大林、毛泽东辈传扬，镰刀斧头旗帜曾在大半个地球上飘扬，它飘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红色恐怖。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催生出各色各样的赤色恐怖组织，从事拐骗绑架、敲诈勒索、行刺暗杀等恐怖活动。除了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其典型的组织还有德国的巴德—曼因霍夫集团 (Baader-Meinhof group)、意大利的赤卫旅、法国的直接行动组织，以及日本的赤卫军等等，至于南美、非洲、亚洲的共产游击队和反政府组织，也无不受训于苏联或中国，领取活动经费。许多恐怖主义组织也是受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格瓦拉 (Che Guevara) 等人的启发而猖獗起来，臭名昭著，人数不多破坏性极大，先后被清除掉了。所以，在自由后的东欧国家，共产党被取缔，普遍禁止镰刀斧头标志，共产党徒与法西斯分子的徽标一样都属于非法标记，从人们的视野中清除。证明着曾在“镰刀斧头帮”统治下的民众摆脱共产主义的决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黑帮组织正在灭亡。这不是言论自由问题，人类文明社会不应该给予一个最凶险的黑帮组织以活动空间，让共产分子煽动叛乱，危害人类自身安全，也绝不允许其死灰复燃，让人类重归红色恐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还是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加入，他们有救世情怀。但随后的共产革命让第一代共产党员心灰意冷，共产革命的血腥性和反人类性使得早期的建党分子大部分脱离了共产党。正如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所说：

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是怀着满腔希望，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哪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份子，越变越坏，竟变成杀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张献忠，李自成一样的残忍。所以当时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大部都先后宣告脱党。公博回粤不久，就赴美留学，无形的退党了。李汉俊，李鹤鸣和我，在十三年前后，都先后脱离了。刘仁静被开除变为托派了。我们当时的最高领袖陈仲甫（独秀）。在十八九年的时候，也脱离了。张国焘在国民党剿共之师后，在鄂东活跃了许久，但是二十六年也脱离了，现在在重庆，和陈立夫一起，做反共的工作。我以后在二十六年秋，和仲甫在南京见面，二十七年春，在汉口和国焘见面，回忆前尘，有隔世之感。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作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变成流匪。作俑的人，实在是罪孽深重！[2]

这的确是罪孽深重，共产党堕落为无恶不作的黑帮匪徒，不光是混入了恶劣份子，根本在于共产主义的先天邪恶，共产革命的原则就是剥夺抢劫，害命劫财，无所不为，共产党的财富和权力都是抢来的。从马克思的孵化器中就遗传了邪恶的基因，从理想主义到黑帮体制就是共产党的生长逻辑，换了谁当共党领袖，若想取得执政权力，没有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邪恶本领，是不可能领导共产党夺取天下的。共产革命的黑恶性质，决定了共产党必须用黑帮化的手段形成严密的组织，以保证党组织的强悍战斗力和统驭民众的权力。一旦共产党政权公开其党政活动的黑幕，其寿命也就终止了。中共的黑恶化自毛泽东始日趋成熟，毛在根据地的血腥肃反和延安的整风运动，就是流氓化操作的典型事例。毛之所以上升为黑帮老大，是在战胜了无数的对手之后，尤其是党内高层，差不多都让毛整肃了，剩下的全都服服帖帖。既入黑帮，黑恶程度不足，是迟早被淘汰的。那些敢骂娘、敢操祖宗、心黑手毒、权谋老辣的货色才是当帮主的料。王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人书生气十足，性格轻浮，自视过高，身居高位，党内却无深厚根基，靠莫斯科的恩宠才掌握了权力，党内斗争手段远不及毛泽东狠辣独到。党史学者司马璐谈道：

中共六届六中开始，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支持毛泽东（我后来认识的一些王明支持者，都表示怀疑王稼祥传达的这份“指示”是不确实的）。11月5日、6日，毛泽东化了两天时间集中攻击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向蒋介石投降的路线。王明站起来要答复，毛泽东愤怒地说：“你的统一战线就是婊子路线，就是同蒋介石上床睡觉！你要说什么？你要当婊子就去当吧！”当时在场的康生，本来是支持王明的，他见到王明遭毛泽东如此辱骂，竟无还手之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康生慨叹王明“学说像天才，斗争像侏儒”，从此离开王明，成了毛泽东整治异己的工具。[3]

在流氓团伙里混，又想当老大，流氓功夫却不济，光凭些才气是玩不转的。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雅士也做得，土匪也做得，将军也做得，泼皮也做得，该用什么角色就当什么角色，结果是文人学者土匪流氓，皆归于麾下。金庸的《鹿鼎记》里，能建大功立大业的，偏不是那些武功高手，也非王公大臣，独流氓韦小宝成了大器。毛对待党外人士也是这样，一旦权力在手，便立即撕下温雅的伪装，露出流氓面目。1953年9月中旬中央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毛泽东在听到梁漱溟提出的不同建议时，立即龙颜震怒，破口大骂：“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泽东把一次政府会议开成由他主持的批斗大会，恶言恶语，毫无顾忌，活似街市上的泼皮无赖。当时还是中共高唱民主的联合政府时代，有准宪法的“共同纲领”，梁作为国家议员提点建议，发发牢骚乃职责所在，却如同犯了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这也难怪，梁漱溟一介儒生，自然看不懂毛泽东的中共是什么名堂，等弄明白了，也晚了。

共产党的黑帮本质，从其历史中看得十分清楚，这是一伙高度组织和武装化的黑帮，遍及中华大地，善于蛊惑宣传，发动叛乱，祸乱中华，决非浪得共匪之名。流氓手段就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不靠流氓本领根本夺不了中国政权。著名学者殷海光曾在《中国共产党之观察》中分析道：

假若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一个正常的政党，它却拥有几十万大兵，攻城略地，破坏交通。假若我们将它看作一个武装的暴力集团，它底首领却曾出入官府，开会议事，讨论协商。假若我们将它看作一个和平组织，它却阴谋构煽，蓄意扰害。假若我们将它看作一个革命的组织，它却满口“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孔仲尼道貌岸然，曾经一辈子以“正名”自任。如果他今日复生，有人以这个题目来请教于他：“今有人焉，口诵马列之言，高唱民主之调，出入府堂，开会议事，固一堂堂之政党也。但又身掮俄国之枪，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攻地以战，杀人盈野，其行固与匪无异也。子将以为政党乎？抑以为匪乎？”他对于这样的难题，恐怕只有摇头闭目……中国共产党似乎也有待于政治学家替它别立一类才好！

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内在地产生于中国底贫困、混乱，和落后，又受共产国际底培养与指使，中国政治底腐败，政府底低能，军事上的时战时停，和美国底“调处”，等等因素底作用，所形成的亦政党亦土匪，亦和平亦暴动的多形性的东西。这个东西确不愧为中华民国底特产！

蒋介石写道：

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从容、平静，以和平方式来进行，而必须采取恐怖和惨酷的手段。中共匪徒亦是如此，而且比俄共还要变本加厉。共匪为了控制他的组织和群众，其惯用的手段，一面是诈术，一面是暴力。而其使用暴力，又必制造恐怖并肆行胁制，使其党徒和群众不知其将置何人于死，且不知其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种惨酷的方法之下。并且他不仅掌握你的生命和自由，威胁你的财产、事业、地位和名誉；并且控制你的父母、夫妻、儿女，乃至你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使你顾虑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无论你的意志如何坚强，只要你听到他们的哀号，看到他们的惨状，如此百般的连累和多方的胁制，必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由屈服而丧失而后已。[4]

流氓体制不是一天形成的，早在中共之初，就已经靠流氓无赖推行其政治路线，湖南、江西的土地革命就是动员了无数的暴民，参与夺地杀人，由这些人做开路先锋，才能营造出恐怖世界。红军兵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乡村中的流氓无产者。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游民无产者多无家庭牵挂，其中不乏好勇斗狠之徒，将之培养为有理念的政治流氓，即为共产革命驱使，红军的战斗力随即大增。1931年，红军十万之众中，百分之九十七是农民。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是被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有强烈的仇富心态，好吃懒做，从来不是社会的建设者，巴不得天下大乱，当然闹革命最坚决。常言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受人鄙视，当土匪更为人不齿，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可能放下农活和老婆孩子上山当土匪，好人更不可能忍心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举起屠刀。但在暴民政治的洪流中，人性的逆淘汰作用十分明显，恶人胡作非为，有吃有喝，上升为新贵，统治乡民。好人衣食无着，饱受欺压屠杀，还不如当土匪痛快，流氓痞子队伍必然不断扩大。在共产主义运动席卷下，传统的好人被边缘化了，为了融入主流文化，人们必须打碎旧有的道德标准，才能适应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好比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今天看来荒唐无比，是犯罪行为，可是当年红卫兵认为怀疑和打倒一切才是最最革命的行动，流氓行动就上升为革命阶级打倒反革命阶级的政治运动。暴力崇拜是流氓文化的精髓，但赤裸裸的暴力并不容易成为主流价值观，如果把杀人抢劫暴行用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一番精心梳妆，使传统的流氓文化包裹上既先进又革命的理论，人们的负罪感便消失了。直接去杀人抢劫，很多人未必响应，但马列主义理论证明地主资本家的财富都是残酷剥削穷人的不义之财，大家不过是夺回原属于自己的东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杀掉富人及其家属是完全正当的，斩草除根，免得这些人再行复辟。这种暴徒行动披上了革命的理论外衣，彻底打消心理上的顾忌，便受到底层民众和失意知识分子的追捧，争相展示其革命的决心，投入到血与火的杀劫之中。痞子运动顺理成章升格为共产主义事业，农民暴动或红卫兵造反都是缘于这种“造反有理”的理论，成为红色恐怖的精神资源，暴民亦在不停的烧杀中感受到痛快淋漓的乐趣和幸福感。于是夺财害命、儿子打老子、学生杀掉教师等等，都是共产革命的需要，至于礼仪人伦，全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全在砸烂之列，共产党自然在大规模的杀劫运动中处于当仁不让的宣传动员和组织领导作用。毛泽东领导的政治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持续不断，就是将痞子运动化为了革命斗争。

毛泽东很自豪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称赞“痞子运动好得很！”毫不讳言农民运动的流氓特征。当时长沙进士叶德辉有名联道：“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牲”，叶氏虽被被共党枪决，但这首名联却流芳百世。“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不去上海住洋楼，要去罗霄山脉一带做“山大王”。占山为王的红军是啸聚山林的红色土匪，红军在湘南的口号就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郴州一度实行焦土政策，把郴州城烧了个精光。湘南特委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将沿衡阳至广东乐昌间大路两侧村庄，统统烧掉。烧杀抢劫是共产暴动的通用手段，广州起义中46条街上的900座建筑物被烧毁，多家银行和商店遭抢劫，几千人死亡。南昌起义时，将省城银行一抢而光。秋收暴动失败逃往江西，开辟根据地更需要不停地杀人，消灭一切可疑的势力。投诚毛泽东的井冈山匪首王佐、袁文才，让出地盘，又入了党，也都被杀掉了。共产主义运动是以共产革命为包装的恐怖主义，来建立最专制的政权——“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八七会议之后的口号）。有资料统计了共产党在江西根据地的嗜杀暴行：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分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录有的数据，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在线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丘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史太林：

“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5]

实际上斯大林的大屠杀，死亡人数应该是2000万人。毛泽东后来居上，他杀掉的中国人数倍于斯大林。中共的大屠杀比苏共厉害，也缘于中共的革命分子多为流氓无产者，中国工人少，不足成为一个领导阶级，红军中多为农民，流氓作恶没有底线，红军如流寇劫匪一般。比如农村的打土豪，地主杀完了就把富农当做地主，把中农说成富农，流氓有了杀人权，任意扩大化就是一种必然。至于反革命的范围就更大了，红军中许多高级干部被杀，都被诬以反革命的罪行。苏维埃政权需要流氓来作为基本力量，若肃清了这些流氓，无人作恶，苏维埃政权就一无所有了。当年红军主力撤出江西，流氓们感到来日无多，纷纷走避他乡，各地方苏维埃政权随即崩溃。红军闽赣两省的地方部队仅37000余人，缺少地方政权的支持，一片日暮途穷景象，经过国军剿匪，剩下的少数罪行累累的流氓，只好跟着队伍逃进深山里。中共特务机关也大肆杀人，例如中共的政治保卫局，是一个仿苏的特务机构，直接受控于党的最高决策层，专门负责监视党内干部和红军将士，也负责监控民众，对中级以下干部群众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逮捕和处决，紧急情况下高级干部至军长一级也可先斩后奏。其成员身份保密，高干首长身边的警卫员，多是保卫局特务，时刻监视首长言行，红7军军长李明瑞就是被卫士杀害的。政治保卫局，监视到每一个官兵，对受伤掉队的战士，无法转运时，随即枪杀，决不使之落入国军之手。这种体制一直未变，逮捕“四人帮”，就是由江青的卫士协助执行。因为保卫首长的任务是中央保卫部门赋予的，保卫对象变成党的敌人，保卫人员的责任就转变为保卫党的利益，党的安全超过任何一个党员的生命价值。赵紫阳被软禁期间，他的行动由警卫人员负责监视管制，禁止赵随意会客走动。江西中央苏区设有集中营，关押内部的“动摇分子”，国军攻占之后，发现了刀砍活埋的“万人坑”，证明集中营里的人全部被害了。国军26路军季振同率部投诚中共，曾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因意见不合，先被撤职，长征前惨遭杀害。中国的共产革命，说穿了就是共产党操控的流氓运动，不会成为真正的民权革命，因为稍有人性者早就出局了。共产党由马克思的政治组织蜕变为恐怖组织，或者政治土匪，形成全球性的匪患，国民政府也称中共为“共匪”或“赤匪”，毫无不当之处。

毛泽东的“新中国”也是斯大林政权，一样用流氓手段治国。镇反杀地主是用农村的流氓，反右是用城市的流氓，文革是运员全国人民都成为流氓。毛建立国家恐怖专政更是斯大林主义的继续：

斯大林当权后，任用亲信把持公、检、法机关，用以进行排除异己的政治迫害。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里将所有居民都分了类，每人的档案卡上都标明该人的危险程度。大清洗时，政府要内务部在各地按一定比例捕人，在被认为最不忠诚的地区，比例高达5％。内务部因而不断通知下属单位每天必须挖出多少“暗害分子”，完不成任务就要撤下属的职。为消灭政敌，内务部被授予不受限制的逮捕、关押和处决权。斯大林还秘密指示，党中央认为对人民的敌人采取肉体的压迫是正当的做法。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就是在受到饥饿、强光、热天开暖气、疲劳审讯等肉体折磨和报复家属的威胁后，向“无产阶级的斧钺”低头，签字认罪的。

在苏联几乎所有的大机关和组织、中型以上企业、高等学校中，都有内务部的派出机构；几乎一切公共场所(如公园、剧院、图书馆、车站等)都有内务部人员驻足；全国还建立了由大批情报员和告密者组成的庞大情报网。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用故意挑拨煽动的手法寻找批评政府的人，以判人入罪。到了六、七十年代，虽然杀人和监狱关押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但当局却想出了替代办法，以关押在精神病院、强制注射药物来迫害政治犯。此时内务部领导的部队保持在约40万人，克格勃所属的秘密警察有70万人之多。

作为专政支柱的军队的发展也走了类似的道路。……红军在1920年底已发展到550余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正规化。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下，国家的功能主要是对外防御；随之，国防预算迅速上升，武器装备不断更新，苏军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

红军与民主国家常备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是国家的军队，还是党的军队；共产党通过党负责军事的委员会和政治委员制度牢牢地控制着每一支部队，除初期外，绝大多数军官是党团员。红军既保卫了国家和政权，亦被用于对外侵略、扩张、占领、干涉。它在波兰、伊朗、外蒙、捷克、阿富汗等国的行径，使苏联被斥为“红色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红军还被用于对内镇压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成了党的重要镇压机器。[6]

中共政权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还设有国家安全机构负责压制内部和民间的分离或反政府倾向，相当于苏联的内务部，红军时代是政治保卫局。现在还有专门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有各级名目繁多的“维稳”部门、各城市的城管监察大队。镇压机器最为核心的部门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直属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城市的居委会和乡村的村委会也负有搜集汇报民情的职责，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特务告密体系更为庞大，有众多的信息员和网络监控人员，有群防群控的管理人员。寄生和依附于镇压系统的人，至少有上千万人，他们都归中共领导，为巩固党的统治服务。他们不需要人权，也不允许别人争取人权，他们都是一帮寡廉鲆耻的流氓。

三、杀富劫贫

红军杀富也济贫，应该是政治性土匪，但杀富是一贯的，济贫是临时的，待到杀光了富人，刀子就转向了穷人，以敲诈勒索来筹集钱款。红军后来在苏区呆不下去，也源于苛捐杂税过多，失去农民支持。土豪劣绅是俗称，并无标准确切的定义，红军完全听信于乡村流氓，说谁是土豪劣绅，就把谁家老幼杀掉，让青壮年当兵。这种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杀人夺财是为了扩红，红军扩大了更需用钱，江西根据地红军加政府人员共有10万之众，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要靠打土豪供给。何况在上海的党中央也需要大量的开支，除了苏联的每月数万元定期经费，也须苏区来养活。上海中央在1931年就至少得到了红军送来的数十万大洋。所以中共提出“无土不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农村经济在横征暴敛中破产，又开始攻打城市，凡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穿旗袍的、穿皮鞋的、戴眼镜、拿文明棍，都当肉票抓起来勒索钱财。红军打下漳州停留了49天，便筹集款项100多万元，陈嘉庚的商号里损失了几十万元的鞋子。曾志的回忆录中说：

我曾陪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务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除留下少数自己阅读外，他用这批书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红军的文化生活。

有一次，我到街上办事，见一批战士围着一家大店铺，正在没收店里的东西。我一打听，原来这是南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开的一家鞋店。部队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鞋店里没收财产。

那店里摆着各种橡胶制品，战士们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

我在仓库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万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胶鞋等。这些东西，战士们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没有人去动它们。我告诉他们，这些万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对部队来说可是热门货啊。万金油等药治那些头疼脑热，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经我这一说，他们就动手把这些东西统统运走了。

我也比照我的脚拿了几双女胶鞋，以及肥皂、万金油之类的。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住地，拿出一部分送给毛泽东，请他转交给贺子珍。

……陶铸在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除一部分上交省委作经费外，用余下的钱买了三十多枝驳克枪，组建了一支游击队。[7]

难怪共产党对农民有号召力，老婆老公齐上阵，缺什么就去抢什么。红军在凶险的环境中不致散伙，不是什么阶级觉悟，而是杀人越货起了决定性作用。红军的基本成员为参与暴动的农民，他们身无退路，怕被国军抓住杀头，怕回乡遭受地主豪绅的清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让每个人的手上染上鲜血，是共产革命以及红军保持旺盛战斗力的基本原则。“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如同《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没有亲自杀过人的，进不得山寨。被称为中共“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在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仅几个月的时间便杀人逾万。彭湃号召对土豪劣绅要“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述了彭湃的恶行：“……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有超过5万的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以躲避红色恐怖。[8] 国军对红军展开全面围剿，红军沦为流寇，从各根据地溃逃西部，失去税收来源，途中更是什么都要，鸦片也抢来当钱用。有名的云南宣威火腿和贵州茅台酒都吃喝了个精光，茅台喝不完就用来洗脚上打起的泡。据说周恩来一次喝了20多杯茅台酒，茅台酒遂成为周总理一生的酷爱，晋升为国酒。红军以打土豪筹款生存，所谓打土豪就是杀人抢劫，只要有城镇村庄，就不愁钱粮。当然红军是以共产革命的名义，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的。据此，共产党反而说国民政府征税是抢劫。斯诺在采访林祖涵（林伯渠）时，林告诉他说：“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9]

共产党有政权，可以借政权形式勒索，没有政权，可以让军队来抢劫。总之，其生存形式就是抢劫。共产党得了天下，抢了农民的全部土地，夺了工商业者的全部生产资料，他们又付过多少钱呢？按照今天共产党的标准，无论谁暴力夺取资本家财产也是无可争议的抢劫罪行，因为共产党早就变成大资本家了。中共将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敌人的地主资本家，一类是基本群众的人民，分别采取打击与团结的政策。但是，说不付钱就不拿走人民的东西——所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宣传全是假话，给养紧张时，根本不管谁是土豪谁是穷人。在四川藏区松潘一带，地广人稀，筹粮困难，红军采用搜山、挖窖、借贷券（打白条）等方法搜集粮食，将藏民粮食劫掠一空。吴法宪写道：“有人说，那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也没有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有就拿，没有就搜，搜不到就挖。”[10]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由通南巴根据地向川西北转移时，下令“坚壁清野”，所过之处无论村庄城镇，房子统统烧光。

公元1936年夏，中共所谓的“工农红军”侵入松曲（岷江）附近的毛尔盖地区，他们自称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消灭者”，但枪掠了当地藏人许多粮食。因此，引起藏人的极大愤慨，这些军队刚到黑水沟（曲那河）窝多附近时，扎西奔领导该村人民猛烈出击。杀死许多中国军人，并缴获一些称为“曲豆”的俄制步枪。随后他们占据一险要关口与中共军队连续激战数日，迫使中共军队返回；几天后，二千余名中共军队突然包围了该村，并将该村二十七户的房屋全数烧毁，杀死扎西奔和其侄子南杰塔在内的一百一十八名藏人；南杰塔在战斗中，夺取二支步枪，并奋不顾身地扑向敌阵，不幸被敌弹击中而身亡。有一叫鲁嘉奔的人，从一个三层楼房的二楼窗口向外射击，击毙敌人数人；最後，敌军投掷手雷将其炸伤后被俘。有许多人曾看到，中共军队将鲁迦奔的双手反缚在房内柱子上，然後将其活活烧死的惨景。在这次屠杀中，该村的村民噶藏东智一家十五口人；加措嘉的一家十八口人全部被杀，无一幸免。其房屋被焚毁一空。还有很多家庭遭到类似的毁灭和成为绝户；有些人被包围后，以不屈而自尽；还有一些不甘心污辱的妇女持矛自杀；有些被中共士兵捅死，有一叫阿美措和朗曼措者被中共军人各捅了九刀而死，扎西奔一家不可其父母、妻子、儿女各一、以及儿媳等八名家人全数遭到残杀而成为绝户。[11]

红军有很多部队经过了毛尔盖地区，红一方面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都走过那一带。在毛尔盖地区抢掠了藏人的许多粮食，遭遇藏人反抗，在黑水沟（曲那河）窝多附近，红军筹粮失利造成伤亡。黑水河受到藏民骑兵袭击的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2师师长陈光带领的第6团，全团1300人，打死和饿死了一半。红1师2团死了个团长，3团被打掉了一个连，零星或掉队被杀死的更多。一直到了甘肃岷县的哈达铺，有了给养，才开始重新整顿纪律。一帮由暴民和游民组成的叛乱武装，会遵守人类正义原则，甘愿饿死也不抢夺人民财物，才是荒唐可笑。不要说粮食牛羊，就连藏人供奉给寺庙里的菩萨一样煮来吃，因为红军发现菩萨是面粉掺上酥油和蜜糖制做的，味道不错。中共充分继承了农民暴动的历史传统。李自成事起时，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攻入北京，把有钱的勋戚文武诸臣共800余人送牛宗敏营中备用酷刑，勒索财物。与李自成并起的张献忠，入川后竟以开科取士为名，集杀士人于青阳宫，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及至事败之时，又将亿万数宝物，投入锦江，然后决水放流，使一物无存。流氓无产者掌握生杀大权，便夺财害命，无恶不作。李自成缺乏政治远见，不是夺取皇权薄弱的江南，占领明朝的粮仓和钱库，然后徐图北方，却急于进京抢夺皇家的金银珠宝，登紫禁城宝位，见利忘义，幽困于危机四伏中。毛泽东意在天下，他的革命也需要金银财宝，需要军费，也必须满足和利用农民先天的渴望暴富与仇富心态，高唱“痞子运动好得很”，赞成翻身农民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

笔者老母亲曾说：“日本人在的时候，八路军游击队不断到村里来要粮要钱，日本人白天来，八路军晚上来，你要不给，把你家里人绑去，拿钱去换人。”“这不跟土匪一样吗？”我问道。“对！他们尽是些村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平常没人理，八路军一来，兴起来了，腰里别个手榴弹，东家吃，西家拿。领着八路军去谁家，谁家就非让折腾光不可。”“为了抗日嘛，大家总要出点钱才对。”“抗他的鬼，‘游击队，虱子一脊背’，除了绑票勒索抽大烟，从来没见打日本人。”我问：“那你为啥不早些告诉我们？”“早告给你们，让人知道了，我们就活不到现在了。”其实，这已经是温和多了，抗战时中共政策是“二五减租”，要放在土地革命时期，绑票的办法更多，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的《筹款须知》的小册子中，详细介绍了红军筹款密籍，从精密调查、迅速捉人、软硬兼施、加重处罚，到怎么挖地窖，怎样拍卖没收的财产，如何利用流氓地痞等基本群众方面，都有详尽的介绍。家人的亲历比写在纸上东西更为可靠，是后人研读历史难得的注解。八路军化整为零，变为游击武装，除了避敌，就是自身生存。分散则意味着不再主动寻求作战，同时还要养众多数量的游击队，只有靠不断掠夺村庄和县城来维持，随着民间资源的枯竭，掠夺会一次比一次残酷。官方出版的八路军抗战史也证实了老母亲的说法，《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中载，1940年120师为解决部队给养，开展“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运动，到处是捆绑吊打，勒索钱财，麾下决死4纵队抓了山西临县商会会长冯锡蕃，决死队要他拿出1万大洋，否则就关着不放。“冯锡蕃是120师的老朋友了，他从1937年起就为八路军办事。1937年冬，120师刚到晋西北，前方指战员没有冬装御寒，贺龙让供给部找冯锡蕃想办法。冯锡蕃经过多方奔走，冲破诸多难关，为120师筹制了1万套棉衣，价值银洋约20万元。此后，也经常为八路军解决困难。”[12] 绑架冯一事，闹得太过火，贺龙得知后，命令放了冯。冯与八路军倾诚相待，毫无二心，与贺关系也不错，尚险遭毒手，那些没关系的富户可想而知。八路军搞来的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延安的需求，在最困难的时期，120师一次就给延安送去二三十万元。“整个抗战期间，晋绥地区向延安送了多少钱，已无法统计了。”[13] 国民政府称共产党军队为共匪，是依据中共行止来定义的。但土匪亦有民族大义，国难之际，许多土匪武装归编国军，走上抗日救国之路。共产匪徒简直连土匪也不如。

如果说战争年代中共的滥杀暴行尚可以推给国共两党之争，那么和平年代的杀人狂潮便是中共黑恶本性的彻底暴露。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中说到广西宾阳县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县被日军杀害的群众为300余人，中共剿匪时期镇压300余人，仅文化大革命中被杀和迫害致死的就有3951人，13倍于日军侵略时期。如此的大屠杀，文革后仅判刑56人，只有一人被判死刑，不少罪魁祸首依然调任升官。而那些当时被杀的人，死前还纷纷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只有共产党才能创造如此的人间奇迹。这仅是一县之统计，文革中广西有10万人被杀。郑义记述了宾阳的杀人运动：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

……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14]

流氓政权让人丧失了人性，全都变成红色流氓，成为杀人政权的工具。然而这个流氓政府竟然号称是“新中国”，令许多爱国志士毅然离弃国民政府，满腔热情投入“新中国”建设，却受尽流氓恐怖政权的污辱——

“新中国”成立之初，率领船队由香港开赴大陆的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不可忘记的四个人之一。（报载：五十年 代中期，毛主席对黄炎培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工业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卢本人在新中国确也受过优待，在毛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曾两次得到坐在毛身旁的礼遇，周恩来也曾端着酒杯到他座前来敬酒。然而，仅仅一年以后就搞起了运动，他在四川成了“不法资本家”。在无情斗争之后，他自杀了（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说他“一九五二年在重庆病逝”）。随后，四川当局在报纸上公布了他的“罪行”。

卢作孚本为中国一代爱国知识份子的楷模。一九二五年，这个出身贫苦的青年知识份子为了“实业救国”，集资合股，订造了一条名为“民生”的小船，利用四川合川县一所小庙的殿堂开始了他的事业。事业发展后，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死时）却房无一间（他住在公司职工宿舍里），地无一垄，银行里甚至没有一文存款。他真是赤条条地离开了人间。[15]

共产党剥夺地主资本家，那首先是革命的需要，革完了地主资本家的命，就开始革全国人民的命了。“新中国”剥夺到每一个人，个人房屋土地资产充公，生活必需品由政府配给，家无财产，人无私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利用红卫兵四处抄家——

……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它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16]

红卫兵的大破坏遍及各地。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五大红卫兵司令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府的反。11月10日，谭厚兰率200多人赶赴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事先请示了戚本禹，报经陈伯达批准，12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孔府、孔庙、孔林遭遇旷古未有之劫难，“三孔”共计有1000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6000多件，10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5000多株古松柏被伐，2000多座坟墓被盗掘，无数金银财宝被劫。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氓运动，也是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流氓团伙，有上亿人加入各种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运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流氓运动，它使中华民族的民权革命进程倒退了上百年。红卫兵是流氓政治运动的工具，为毛泽东打倒政敌和重构社会出了大力。毛泽东善于煽惑无知青年，文化大革命给学生娃娃们提供了合法参与宫廷政治斗争的难得机会，当然会暴发出无以遏制的热情。他们大骂平素高不可攀的国家主席，可谓痛快淋漓：“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地主阶级的儿子，资产阶级的孝子。拜孔夫子，捧赫秃子。搂着柯西金的脖子，拉着苏加诺的膀子。人民面前他称老子，敌人面前他是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子，中国修正主义的祸根子。左手拿斧子，专砍革命的苗子。右手提篮子，专摘革命的果子。打着白旗子，掖着大棒子。揣着金鞋拔子、银镯子，带着狐羔子、狗崽子。托着刘家的祖宗牌子，领着王家的老丈人、大舅子、小姨子。带着《修养》的黑本子，给革命者戴上手铐子。夺革命的枪杆子，抢人民的印把子。”平时的下贱奴才一下子变成政治流氓，尊卑易位，趾高气扬，是缘于有了毛皇帝的授权：“毛泽东思想是宝镜子，照清了这魔鬼的丑样子。亿万人高举批判的大旗子，挖掉这修正主义的毒瘤子。扯下他的金牌子，打倒这个大骗子。给他挂上千斤锁链子，叫他永远不得翻身、千辈子！万辈子！”红卫兵对国家主席的无端仇恨，源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刻骨仇恨，毛泽东是流氓复仇运动的头子，小流氓痞子的红卫兵不过马前卒而已。毛8次接见红卫兵达1100万人次，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红卫兵推向历史舞台，狠狠地利用了一把又打翻在地，绝大多数红卫兵头领在文革中后期就被清除掉了，将数百万红卫兵强行驱赶到农村劳动改造。依据毛泽东的指示，1968-1978年，多达3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变相劳改”。政治流氓操作的流氓政治，在红与黑的滚滚浊流中，将中国人冲进了无底深渊。今天的愤青运动和极左回潮以及狂热的民族主义叫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沉渣泛起，亦是维系流氓政权苟延残喘的最顽固势力。

四、黑恶势力

极权主义政党与帮会组织一样，通常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共产党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加入中共组织也要有党内人引见，所谓入党“介绍人”，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无论你怎样坚信共产主义，没有党员介绍是不可以加入组织的。这同时也是一种担保，具有连坐性质，让介绍人不敢随意拉人入党。党员的提拔任用过程也是秘密的，由党的组织部门内部掌控，主要靠党内的私人关系，建立垂直的活动关系。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上下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共产党正是这样，党内的事务全是机密，不得向党外透露，亲娘老婆也不行。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对组织忠诚及效忠仪式，加入时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待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为了维护帮会秩序，无不以血腥手段控制其成员，帮会的内部争斗火并与中共的内部清洗都是采取流血的恐怖方式。帮会纪律严格而残酷，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背义忘恩，天人共戳”。入盟要喝血酒，需发重誓，什么“五雷轰顶”、“万刀乱砍”之类。宣读一套公式化的誓词，作为加入者的契约。中共入党需填志愿书，宣读入党誓词，当年毛委员年代的入党誓词是：“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最新版的标准誓词是：“……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喝血酒或入党志愿书就等于签定了卖身契约，连生命都要交给组织。对党组织绝对服从，对领导人绝对效忠，随时准备为党的利益牺牲直至献出生命，这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也是铁的纪律，共产党也是靠这些纪律来控制党员的身心。因此“组织上”这三个字，对党员具有从肉身到心灵的最高统治权，也是党的权威的代名词。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和康生将顾氏一家作灭门式的屠杀，全家十余口人无分老幼全部杀死，又劫去上万元财物，一时为轰动上海的大新闻，案发现场人山人海。又如周恩来的好友黄警魂是黄埔一期学生，一直在他领导下的军事部担任重要职务，黄不满中央内部的残酷内斗，心灰意冷，表示要离开中共，周竟毫不犹豫将黄处决。中共内部数次权力斗争式的清党运动，成千上万人遭屠杀而不敢叛党，还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就是在入党之初已深知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组织上”了，死前也要最后表达对党的无限忠心。

中共党徒除了对共产党的无知愚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共产党的株连制度，叛党就意味着全家遭殃。苏共是中共的榜样，斯大林大清洗中，早期的领袖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都让斯大林给杀掉了。托洛茨基死得最惨，斯大林公开宣布他是“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的走狗”，几乎所有的家人惨遭不幸。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都逃不过死亡命运，他本人于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追杀而至的克格勃特务用利斧砍死。在那次清党中，中国留学生也未能幸免，200多人受牵连，除少数人逃脱，绝大多数下落不明。文革中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惨遭毒手，家人全部跟着受过。中共可以优待俘虏，可以不杀国民党将军，释放日本战犯，绝对不放过党内变节者。《红岩》中的江姐等人为何不叛变？因为叛变会换来全家遭殃，自己也无法逃脱，忍辱至少可保家庭无虞。但中共并不看重这些为其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中共建政前，指示地下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9年解放军攻占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中央回电指示的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是毛泽东的批示，不只针对南京，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希望这些在国民党统治区争民主的地下党员，再给“新中国”带来什么麻烦，这些人毕竟掌握了中共太多见不得人的秘密。经过数次运动，到了文革时期，这些人就被彻底消灭了。江姐即使不死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也会让共产党之灭口。

黑帮高于社会，帮规大于国法，黑社会组织对内部成员有生杀大权。中共是帮会性质，其党纪亦大于国法。今天的中共党员干部犯了国法，首先由党组织以“双规”形式关押审问，限制人身自由，“组织上”最终决定是否提交司法审判。宪法并未授予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司法权，但司法机关是党权执行机构，司法程序也不过是贯彻党的意志的表演作秀。所以中共党员从不畏惧国法，惧怕的就是党内惩罚。中共从一建党就是帮会性质的秘密组织，若加入中共必需由两名党员充当介绍人，填写入党志愿书，登记个人履历、祖宗三代和家庭情况，以及一切党认为应该知道的个人隐私。待严格审查之后，再履行秘密的入党仪式，由党组织的代表主持，入党者在领袖画像和党旗下举手宣读标准化的誓言。誓词如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党员与党组织之间是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指示，缴纳党费，时刻准备为党牺牲个人利益。由于共产党依靠暴力，其政府领导人从不履行对民众的宣誓程序，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国家元首无一人宣誓过效忠国家与宪法，宪法中根本就没有国家元首的誓词。黑帮对帮主负责，中共对领袖效忠，这也是黑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就职必须依照宪法宣誓：“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美国总统是一手按圣经，一手举起在大法官面前，对上帝和对国民宣誓。向上帝宣誓是与神立约，向法律宣誓是与国民的契约。这是绝对不可节约的程序，奥巴马第一次宣誓有些许差误，还要再进行一次。共产党无视上天和国民的存在，一不对上天负责，二不对国民负责，不受良心和法律的丝毫约束。中共在组织秘密阶段，党员之间联络都有一套秘密的规矩和暗语，尤其在下层党员之间，暗号对不上，熟人也不可相信，以保证组织的安全。帮会也是这样，江湖联络有一套称之为“切口”的秘密语言，名曰“春点”，帮外人听到了也不知所云。入了党与入了会一样，从此再无人身自由，服从命令是其天职。青红帮收徒，必须例行一种隆重的而又戏剧化的典礼，名曰“开香堂”：

凡是“空子”（帮外人）想进门槛，必须先行觅得帮中人带领，开明履历，经引见师批准之后，再备了正式帖子去拜师。帖面上写明“信守”二字，内面写“敬拜某某老师门下”，下面写“自心情愿”字样。在师父名字旁边，要写三代姓氏，末后署名“某字辈门生某某谨具”，旁边写“引见师某某押”，“传道师某某押”，其郑重程度，可比作过去田契纸上的卖主与中保具名一般。

开香堂地点大都在僻静的庙宇中。事先必须禀明老头子，正中供定翁、钱、潘三位师祖的神位，在上面挂起罗祖像，各点香烛一副，桌下又点五支香，两头都甩红纸包着，叫做“包头香”。庙门外又设“陈四主爷神位”，也点一副香烛。“陈四”者，据说是第一个进门槛的人，因为犯了帮规，逐出山门，后人念他入帮最早，所以在开香堂时也给他一副香烛，但又因此公已被逐出帮外，故将其神位设于山门之外。

开香堂大典时，凡是老头子的前人，和一般同参兄弟，都要到场，名叫“赶香堂”。赶香堂的越多，老头子面子越大。万一开香堂时没人赶香堂，或赶香堂的人很少，那个老头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他不起，连徒弟也觉得见不得人了。

待到香堂布置妥当，候补的人挨次进入，便传命紧闭山门。老头子居中坐定，赶香堂的人分立两旁。然后由引见师引领各“空子”到罗祖和翁、钱、潘三主爷神案前各磕三个头，再到老头子面前也磕三个头，然后向六部各师父前同样磕头，同时在赶香堂的各人面前，也得磕上三个头。总而言之，须是逢人便磕，如果老头子面子大，赶香堂的人多至千儿八百，有些新徒弟就得磕上两三千个头。

徒弟们磕头之后，引见师便命他们在檐下排成长龙，司香的执事就把桌下的包头香划开，分给众人拿在手里。赞札的人便高呼下跪，大家便黑压压跪了一地。这当儿另有执事端上一盆清水，要每个人呷一口，谓之“净口”。净口毕，老头子便在上面厉声问道：“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教你们入帮？”“入帮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十大帮规要遵守，你们知道吗？”众人便在下面齐声答道：“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老头子便再谆谆训海一番，在末尾说道：“如果违犯帮规，定须家法从事，办得到么？”众徒弟也齐声答应。之后，便由传道师给各人分发一本小折子，上面写着三帮九代的名称，以及各种“海底”盘答方法，这是帮中最重要的东西，徒弟们必须秘密珍藏，不得让门外人阅看。至此，仪式就算完毕，众人再向祖爷、老头子各磕三个头，分班侍立两旁，老头子便安排筵席，跟赶香堂的各前人各兄弟，欢呼畅饮，赶香堂的人也要向老头子道喜，然后入席。这一顿大嚼，费用概由新进门槛的徒弟们分摊。经过此番典礼，“空子”就变成帮中人了。

红帮收徒仪式，也叫“开香堂”。一定要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一称“小香堂”。开“大香堂”适用于人数较多时，其礼节也繁杂得很。大体是凡欲入帮者，要预先到帮中专事发展组织的头目部里报名登记。等到积有数十或上百人之后，由山主（红帮组织一般称某某山）派一头目专门负责开香堂的工作，称之为“老大”。老大奉令后，乃选择一个僻静的庙宇，作一番布置。

大香堂布置，有称为“红花亭”的。正中设关帝位，上悬“忠义堂”匾额，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供祖师牌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堂中又另设大方台一张，右供大片子（大刀）一把，左供小喷筒（手枪）一支）正中焚起一炉香、一对烛，台口又置有线香一束。另外还张红灯，外层3盏，中层8盏，内层21盏，意把“洪”字拆开为“三八二十一”。

香堂布置毕，便命新入帮会徒鱼贯入内，并请山上资格较深的各位大爷同时参与盛会，谓之“赴蟠桃”。照例是不准有帮外人参观的，即庙中僧道亦须驱赶出去。然后紧闭山门，传令各新徒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则有一位大爷向帮徒详解种种帮规，按条宣读。接着便将台口线香执于左手，右手则握供于台上的大片子，怒目环视众徒道：“以后各位如有不遵山主命令，不能严守帮规者，即以此香为例。”说话时高擎大片子，猛砍线香，一刀两段。斩香既毕，即将所有断香分授新徒，每人身藏一支以为纪念，亦资警戒。然后令各帮徒环立成一大圈，聆听大爷向他们朗诵入帮诗一首，复令同帮兄弟按规矩各行一礼。最后一个仪式是入会问答。主香人问：“天地日月，如何称呼？”众会员答：“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又问：“你们能严守帮规吗？”答：“能！”最后一一发给“票布”，令各珍藏。至此开香堂方告完毕。[]

共产党与民主社会中的政党完全是两个概念，民主党派可以随自己意愿参与政治，可以有不同政见，可以批评反对党的领袖，党的领袖也不具有神一般至高无上的地位。民主政党甚至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结构松散自由，没有支部和党小组生活会这种中共控制每一个党员的固定仪轨，更没有党员泄露党的所谓机密要受牢狱之灾的可能。也没有统一意志的指导思想（圣经），供成员洗脑。例如美国政党的主要职能就是组织选举，包括组织初选、提名候选人、筹集竞选资金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组织均为四个层级的金字塔结构，由塔底到塔尖分别是：基层选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州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但各委员会之间没有上下级的垂直领导关系，只有工作上的联系。两党在国会内有各自的党团会议，它们与国会外的政党组织机构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固定的党纲，也没有约束党员的党纪。党员来去自由，既不缴纳党费，也不必与组织联系。总统、州长、县长、市长以及国会议员等以党员身份竞选，当选后自然具有党派身份，但只是对选民负责，没有义务服从党组织的指示，政府决非政党意志的执行机构。入党无须提出申请和履行入党手续，不必介绍人担保，也不需要向党作出奉献承诺。公民进行选民登记时，只要声明一下并履行登记手续，就可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党员。登记为党员后，党组织对党员没有任何约束管制，党员在选举时可以改投另一党候选人的票。党的活动经费是靠社会捐助，完全是自愿的，即使是执政党派也没有资格通过政府系统为自身筹集经费。共产党则不同，其运作是采取流氓化的方式，战争期间用打土豪、强制摊派等抢劫手段筹集经费，建立全国政权后，全部国民财产都归了共产党，又靠征税方式养活有数千万党组织的庞大系统，纳税人养共产党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至于党员缴纳的党费，只是表示忠诚的程序，与党的运作成本毫无关联。党的决策过程是秘密的，不对社会公开，尤其是中共高层决策是最高秘密，这与帮会组织的运作方式完全一致。

中国历史上的土匪（黑帮组织），可划分为“社会性土匪”与“政治性土匪”两种——

所谓社会性土匪，是指那些以抢劫财物为主要目的，以整个社会作为掠夺对象的团伙或个人；而政治性土匪，所针对的目标虽然也有一定的掠夺财物的因素，但相比之下，政治目的却相对明显。大致说来，古代的农民起义与暴动，从社会学性来考察，基本可属于“政治性土匪”一类。尽管他们也被封建统治者骂为“盗贼”或“流寇”，但参加者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其中有些还提出一定的政治目标和一定的政治口号。他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聚集起来，并形成一定的组织，虽则大都有祸害一方，骚扰百姓的经历，但待到人多势众之时，便举起义旗，攻城略地，以推翻统治阶级为行动目的。……就社会影响来说，土匪与流氓在老百姓中的印象很不相同。土匪在老百姓心目中，是“绿林豪客”。土匪活动虽以打家劫舍为特点，对老百姓构成一定的威胁，但他们还有抑强扶弱、劫富济贫、主持正义、讲究义气的一面。所以，许多民间文学对土匪也不乏褒美之词。如《水浒传》中108条好汉的姓名，已深深地印入了百姓的脑海里。而流氓由于被看作骚扰社会治安的渣滓，以讹诈钱财为终极目的，所以，在一些民间文学中，形象也是极端丑陋的，不是面貌凶恶，就是为人阴险狡诈，在百姓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8]

一个政党如果是秘密组织，以暴力手段独霸天下，也与黑帮的社会功能相等。中共在建立之初就是标准的黑帮组织，在毛泽东的改造下，以痞子运动为先导，以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结成有史以来最黑恶的“镰刀斧头帮”。共产主义是国际化运动，共产党是世界性的黑帮组织，中共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即是政治性土匪。黑帮霸占社会的目的是掠夺民间财富，政党独霸天下的目的是统治国家，奴役人民，垄断一切资源。政党政治只有在多党平等竞争中，和平参与竞争，取得执政地位，这个政党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否则就是黑恶势力结成的帮会，即使处于公开状态。帮会容易与民间秘密宗教相混淆，因为帮会多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两者有时界限并不清晰，义和团即是由民间秘密宗教“义和拳”结社而成的帮会组织。义和团是多神崇拜，供奉玉皇大帝，九天玄女，托塔天王等神灵，也把孙悟空、猪八戒当神仙来拜。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教信仰，早期也以秘密宗教组织的形式活动，红军官兵之间，党员身份保密，不向无组织联系的人透露。中共掌握了大陆政权，党组织在港澳地区仍是以秘密方式渗透，不作公开的组织活动，仍是地下党身份。1967年5月6日，地下党领导的工会利用九龙新浦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劳资纠纷及警方介入之际，组织香港工商界大罢工。5月16日，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当局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仿效国内文革红卫兵造反派，开展群众运动。市民罢工罢市，人们冲向港督府，张贴大字报，高呼“爱国无罪，抗暴有理”。驻港新华社和左派报纸《大公报》等煽风点火，导致警民严重冲突。7月8日，沙头角中英边防军警相互开枪射击，中方居民死1人，伤8人，英方军警死5人，伤12人。暴乱历时3个多月，长期下去得不偿失，不符合中共“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特殊地位的方针，遂令香港地下党停止暴乱。中共在境外的活动主要通过海外华人组织，比如同乡会学生会一类，利用华人经商或亲属在国内的情况，发展地下党网络，或者利用华人黑社会组织充当特务打手。打击破坏海外民运人士及其组织，并且参与竞选，渗入政界，成为中共政权影响外国政治的代理人。在国内也有一部分人是地下党身份，秘密渗入各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也不在少数。

中共从地下工作起家，善于隐蔽活动，时代变化，本性不改。面对如今的网络时代，为了控制网络，“正确引导舆论”，中共各地相继召开“网络评论员会议”，开办培训班，训练大批专兼职评论员，因其发一条贴子得五毛钱奖励，这类人被网民贬称为“五毛党”。[19] 其“网络评论员工作指南”称：“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当“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甚至“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还要“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并且掌握“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要求“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这已经不是什么网络评论员，而是培养地下工作的特务。

帮会一般都是暗中行事，见不得阳光，俗称黑帮。是指从事地下非法活动，不能象正常组织一样公开。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现代政党的标志，它不以政党竞争，而以秘密的组织与公开的暴力革命推翻国民政府。所以不能公开登记为合法社团，其非人道的组织原则，互相监视，互相告密的规则纪律，决定了在内部也不能全部公开。红军中的党员，除公开的各级首长，为了便于监督，士兵之间的党员身份也不公开。红军内部防范极其严密，绝不使外界知道其黑幕，比黑帮网络更为严密。入党和入帮会一样，都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取得杀人劫财（打土豪）或霸占社会资源的“合法化”资格，组织化的力量毕竟比个人的力量强大。与传统黑帮的区别在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夺取国家政权和统治全世界。帮会主要为了经济利益，旧帮会在满清时期还有些反清复明的政治目的，若“清帮”、“洪帮”或“三和会”，后来清政府垮台，帮会基本转向经济利益方面，成为黑社会组织。虽然也有些流氓进入政界，但主要目的是暴力掠夺社会财富，利用官府势力撑起保护伞，没有参与夺取国家政治权力的企图。由于帮会性质决定，中共从创立初期，就展开了党内派系斗争，相互争夺领导权，与帮会的争霸火并一样，都是为了争得独霸地位。刘少奇的白区党，林彪的四野帮，江青的四人帮，邓小平的八老集团，江泽民的上海帮，以及现在的“青红帮”（团中央派系和“太子党”派系）之类，都是运用暗中争斗。党内派系比较来说，也是一种排他性级强的小帮会——党内帮派体系，派系争斗之残酷甚至超过党外的斗争。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19] 毛说的黑帮，是指党内的帮派，可谓一语中的。文革中到处揪黑帮挖黑帮，全是指向党内的派别，因为党外根本没有任何黑帮存在。毛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勿将黑帮一词当成毛的幽默搞笑或形容词，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哪一次都是帮派间的生死火并，充分演示了红色黑帮的嗜杀特性。

中共总把自己妆扮成红色，领导人发迹活动的地方是红色圣地，歌唱共产党的歌曲是红歌，鼓励民众去朝圣，开展红色旅游，大唱红歌，捍卫红色江山。红色是中国人象征喜庆的颜色，中共的红色是血腥的颜色，“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红领由是红旗的一角”，这正是标准的黑帮颜色。黑色既表示秘密，也代表罪恶。黑帮以血腥恐怖混世，所以，黑帮不放弃暴力走向和平正义，就永远洗不掉漆黑如墨的颜色。共产党包含黑帮的主要特征，既公开又秘密，既罪恶又伪善，其破坏力和欺骗性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黑恶势力。传统的黑帮与极权政党也有明显区别，秘密社会并不与其势力范围之外的社会为敌，我帮会不吸纳你，便与你无涉。在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和敌人。这种非我即敌的对立观也是党内的大一统原则，消灭了党内外反对力量，一党专制才能转化为极权统治。列宁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为国际极权专政，把全世界共产革命转化为以苏联为中心的极权主义运动，其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内民主，把其它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受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共产党是集中统一指挥的庞大国际组织，苏联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有绝对的管制权，是不允许成员背叛的。匈牙利主席纳吉不听指挥，马上被苏共逮捕处决。捷克斯洛伐克争取政治独立，苏联率领65万大军，推翻了捷共政权，逮捕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共产党与黑帮相同的特点是由于两者都是以秘密结帮和暴力起家，也必须以暴力才能维持。毛泽东也有这种倾向，党内自不必说，其输出革命的目的也与斯大林不相上下，总是想做共产世界的盟主。可惜毛的国力不够，只能让穷苦的中国人更加穷困，省出钱来支援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小兄弟，靠“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队来实现他老人家“让世界一片红”的乌托邦迷梦。

五、执法流氓

共产党惯于用用剥夺生存权的办法，来惩罚反对和不服从者。列宁赞同吊销面包配给证、不给粮食吃的办法来威胁资产阶级，斯大林用是否准予家属继续领取配给食物来压政治反对派屈服。到了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切方面，人们离开了共产党无立锥之地，死路一条，惟有从不断地服从和感激中，才能获得最低的生存资源。中国人活着艰难，死也不容易。在国民党时代，中共领袖瞿秋白能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而中共党员张志新临刑前竟被残忍地割断喉管。经济开放以来，生存资源放松了不少，政治迫害也改变了方式，其黑恶统治表现为政府执法的流氓化运作。由于官场的逆淘汰机制，使大量坏人进入行政及司法机关，所谓“黑社会市长”、“三盲院长”、流氓警察一类。这些人毫无掩饰，肆意妄为，草菅人命，国安、武警、公安经常打死人。有些是执法需要恶徒，如太石村、东洲镇暴力征地事件。有些人本身说歹徒，比如“三盲院长”敲诈勒索，检察院乱捕乱诉，交警公路搞三乱，警察开枪乱杀人，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东北警察打死出租车司机，河南警察强奸杀人等等。东莞警方在扫黄中，把妓女用绳子牵着游街示众。这种公然的执法流氓比隐蔽的性工作者更加可恨，同时还隐示着另一种歧视：低档性场所多为满足外来农民工的性需求，时常受到惩罚；高级性场所专为官员和富人所开，官府基本持放纵态度。连接受性服务也成为权贵集团的特权，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各地公安乐于公捕公判的万人大会，将未经法院审理定罪的嫌疑人公开羞辱，五花大绑，挂上牌子，游街示众。更乐于在枪决人犯前游街，公安武警荷枪实弹，长长的车队煞是威风，展示共产党的威力。但他们从严押解腐败官员游街，象文化大革命批斗走资派那样。由于政权层层黑恶化，为了保卫权力和垄断资本，他们对民众的政治倾向给予高度关注，不能以法律解决的问题便以更多的黑社会手段处理。如盲人律师陈光诚家就受到流氓无赖的长期骚扰。共产革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流氓恶棍，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未改变过，皆因共产党集政教、经济、司法、军队于一身，权力没有边界，没有它不能干的，也没有它不敢干的，坏人无不以钻进党内来捞取特权为荣。流氓恶棍是中共革命的中坚力量，在战争年代和各项政治运动中都是由这些人打先锋。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为例，越是坏人搞集体化越坚决：

……人民公社制度使那些干部掌握了孔夫子以来任何一位乡官或地主所没有的权力，他们当然欢迎。“乡社合一”或“政社合一”，对那些公社书记们实在是太美妙了。两千多年来没有一位地主或地方官有本事将一区、一乡几万人的衣食住行全都控制得服服贴贴，而公社书记们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衣，布票由他们发，没有布票你一寸布也买不到；食，公社食堂叫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反正你家里既无粮食，也无锅灶；住，叫你拆房你就得拆，让你把窝盖在哪里你就得盖在哪里；行，他们不给你写信盖章，你住不进任何旅店，甚至买不到车票、船票。而他们自己，正如毛泽东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所说，说假话做假事，做官受表扬，吃好的，喝好的，还可以威风凛凛地打人、捆人（按中共中央委员杨献珍的说法，是“社长打队长，队长打群众”）由于他们的权力比旧社会的乡官和地主的集合还大，没有人能限制他们滥权，因此其中以作恶为嗜好的便横行乡里，成了地道的土皇帝。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把全村的妇女都当成妃嫔，有的带女民工去修水利，将所有的女工都奸污了一遍。问题还在于这种恶霸在党的干部中占相当数量。如河南商城县，即那个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修水库，坝崩库□，淹死几千民工的商城，十三个公社的武装部部长，有十一个打人骂人、奸淫妇女、横行霸道。全县四十一个民兵团长，有三十个是这种恶霸。全县二百二十四个民兵营长，这种被百姓骂成“疯狗”、“土匪”的坏蛋占了一百六十五个。[21]

中共政权的流氓化运作，制造了无数的血案冤案，制造了上百万计的上访冤民。中国历史上从未有抓捕告御状者的做法，民众有权向帝王申冤，从无抓捕申冤者的做法，中共竟然连中国人告御状权也剥夺干净。北京有专门对付冤民的机构和人员，信访接待制度形同虚设，各省市都派出专职截访人员（驻京办）抓捕上访者。冤民因无处申冤而跳入中南海的人太多，中共于是将濒临中南海的一面的北海大桥侧装上铁栏杆，“在钢栅栏上部可能一握的部位，在人视角不及的背后，竟然隐藏着间距一厘米的密密的铁刺。……外地上告人员绝对不可能看出这些铁刺，只有在当他奋力抓紧钢栅栏时，这些铁刺才会突然存在，令人鲜血淋漓。”[22] 为了惩罚自杀者，不但中南海不让跳了，连天安门前从金水桥跳水的人都被判刑坐牢了。北京遍设黑牢关押上访人员，政府出资由私人管理，据称北京至少有73处黑牢，形成颇具规模的“维稳产业”。政府一年花在截访上的钱，摊在每个上访人员头上竟达3万元之多。北京“安元鼎”公司就是这样的截访企业，这个所谓的安保公司，在当局支持下，大批拦截和抓捕上访者，多处设立黑狱，虐待和残害冤民。此事被《南方都市报》曝光后，立即震惊海内外。北京久敬庄救济中心是最大的信访集中营，配有大量警力车辆，专门抓捕遣送各地上访人员。中共迫害信访人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上访者，无论本人何种地位，一律暴力对待之。湖北省政法委维稳办一位负责人的妻子有冤情，约好去省委申诉，连省委的门还没进，即遭六位便衣公安的暴打，受伤住院。那几个便衣就是信访办的“信访专班”人员，是公安局专门用来对付信访人员的打手，其工作就是打人抓人，职责是为省委大门“维稳”，打人干警所在的武昌分局还是个先进单位。这回打人“先进”为了“维稳”把省“维稳办”官员家属当成老百姓痛打一餐，事后惊呼：“打错了！打错了！”也算是水冲龙王庙式的黑色幽默了。但是，在“维稳”的逻辑下，任何人包括高官自己有冤情去上访，也会成“不稳定因素”遭受打压。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国，几千年来进京上访（告御状）一直是百姓申冤的最后管道，同时也是皇帝制约地方官员的手段，任何层级的官员都没有截访的权力，那是漠视皇权的行为。但中共极权统治下，他们关心的不是民情，而是权力的绝对化，“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为了保证中共不受丝毫制约的绝对权力，视之为生命线，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也不具有任何影响稳定的特权。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这些元勋同样无处申冤，无不死于非命。早在江西根据地就残酷迫害上访的党员，毛以打“AB团”的名义清除异己，大搞刑讯逼供，残杀了上万人，一些高层幸存者到上海党中央上访告状，中央将材料上报苏联，莫斯科认为毛是正确的，将材料又转回了毛的手上，上访者最终还是逃不出魔掌。[23] 所以，中共维稳习惯就是打压上访者，而不是处理贪官恶吏。中共政权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有冤无处诉的庞大冤民群体，终生为洗雪冤情而奔忙，有的人长住北京申冤，形成城乡结合部的诸多“上访村”，希望能最后感动中南海的权贵们。但他们想错了，冤案的元凶就是中国共产党，它在短短几十年中制造的冤案比数千年历史上的冤案总和还要多，仅仅是文革冤案和受株连的人便以亿万计了，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但维稳并不容易，成本高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2009年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在面对全球民主化及国内民众的反抗浪潮中，流氓政权的日子很不好过，只有花更多的钱来打压民众，制造更多的冤案和冤民，增强上访群体的力量，让维稳集团也更加庞大。

流氓通过政治化和正统化使流氓集团脱离边缘境地，上升为国家统治者，成为社会主流。今天的中国大陆黑恶势力横行，黑红两道全是黑恶势力，如各行业的暴利垄断企业、黑社会、走私集团、地下色情网络等，通过合法手段（制度安排、部门立法、地方法规、人大政协等）结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利用合法外壳榨取掠夺公众利益和国民财富。本来黑恶势力是一种反体制和反社会力量，但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性质和建立剥夺型社会（共产主义）的使命，已经演变为危害人类安全的政治组织。国家对政治资源的军事性控制及对经济资源的暴力型配置方式，其实际运作必然表现出流氓黑恶的政治文化特点。由于共产政治权是独霸天下的集团，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就带有强烈的体制因素，政治文化变成党文化，党文化垄断社会文化，也使得社会文化呈现出流氓化倾向。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堕落为全面的流氓执法的社会。比如共产党把保障人权写进了它的宪法，由于人权与专制水火不容，这怎么办呢？只有用流氓手段来管制社会，垄断司法权力来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磨灭法律的尊严，将宪法变成一堆废纸。再如共产党制定了物权法，但公民物权保护丝毫未有提升，根本不能遏止暴力征地拆迁的流氓化操作，政府或官商集团仍然高居民权之上。行政执法蜕变为流氓执法，依法治也就成了流氓治国。再如计划生育被宣传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基本国策，也同样用流氓化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育龄妇女象猪一样被集中拉到卫生站，强行上环结扎流产引产，没有人听她们申辩。光看一看那些写在农村墙上口号就让人毛骨耸然了——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宁添十座坟，不增一个人！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投水不救人，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计生大革命，叫你鸡犬不宁！

谁超生叫谁倾家荡产，谁超生叫谁家破人亡！

坚决打击躲生偷生，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

全世界再也找不出如此杀气腾腾的政府了，翻遍二十六史也找不出比这更荒唐可恶的东西，控制人口完全可以用教育的方式，而不是血腥的扼杀。在共产暴政的大环境下，中共每一项全国性政策，都辅以恐怖的政治运动方式，都显现出流氓黑恶的党文化特点，甚至演变为一场接一场的大屠杀。中共总爱把自己比作中国人的“母亲”，这等狠恶的“母亲”连豺狼也不如，计划生育由所谓的“利国利民”政策变为赤裸裸的红色恐怖，任由50万计生系统大军宰割，已经到了毁灭中华文明和民族生存的地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滋生流氓文化的土壤，历史上数不清的战乱和灾荒制造大批的流民，流民变为暴民土匪，杀人抢劫，直至政权更迭。流氓土匪革命成功建立的政权也必然带有流氓特征，政权的流氓化是统治社会的手段，弥补法制的局限，兵匪一家，杀人夺地，官黑勾结，目的在于制造恐怖气氛，榨取更多的额外利益。共产党是个外来物种，本不适合中国的土壤气候，所以它一进入中国就要先革掉中华文明的命，转变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把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打倒，将糟粕整容包装，引进外国的文化垃圾，使流氓文化大行其道，不借用流氓手段是无法推行的。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动员流民起来造反，就不可能建立武装保卫苏联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般民众怎么可能赞同在自己的国土上成立国中之国，来保卫侵略中国上百年又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俄国人呢？而中国共产党居然做到了，卖国求荣分裂国家的罪恶为大众所拥护，以中共党文化为特征的流氓文化上升到正统地位，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清政府和李鸿章割地赔款落千古骂名，共产党祸国殃民反倒成了民族救星，说明党文化的能力是极其强大的。中国人习惯了流氓统治，对侵犯人权司空见惯，不以为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上述恐怖的口号写到自由国家的墙上，引起的振动一定比特大地震还要强烈。

六、流氓逻辑

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政权，以滥杀无辜来维持红色恐怖，但共产党却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所以它的每一次杀人都是被迫的，永远有说不完的道义的、革命的或法律的理由：

——打土豪分田地是反对地主老财剥削穷人。

——江西暴动是因为国民政府围剿他们建立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发动夺取政权的内战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

——镇压反革命是为了消灭反对新中国的反革命分子。

——反右运动是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文化大革命杀人是防止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

——六四开枪是平息学生上街烧毁解放军坦克军车的“反革命暴乱”。

——镇压法轮功是因为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枪杀抗议强制征地的农民是由于他们聚众闹事。

——奥运会前枪杀藏人是为了镇压藏人打砸抢分子。

——贵州省瓮安县上万人焚烧公安局县政府是犯罪分子搞破坏。

——每年处决刑事犯总数占全世界80％以上是因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每次的屠杀运动中，都会开动党的喉舌，将污水泼向对方，借以发动群众，利用盲从的民众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中共的“与时俱进”不过是这部杀人机器的理论翻新，它总要找到杀人理由来配合时代变化，一切麻烦最终都会简化为杀人手段来消除。还充分利用中国人在近代史中形成的民族悲情意识，将一切残暴人民的坏事，都转化为歌颂中共“伟光正”的运动，这也是它能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中至今维持暴政不倒的关键因素。如“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混帐逻辑，就掩盖了共产党正是动乱的根源，从建党之始就不断发动群众制造动乱，乱中夺权，乱中抢劫，乱中得利。民众的自发的抗议恰恰是行使国民权利，反对共产党乱来，这肯定与共产党的独裁有冲突，共产党就反过来诬蔑是民众搞乱了。又如奥运圣火本来是表达人类自由和平精神，到了中共手里，就变为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一面打压不同意见，一面在“革命圣地”传递火炬，一面在外国用游行来展示威力，甚至大打出手，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宣传来赤化奥运，将奥运与共产主义粘在一起，与民族复兴粘在一起，而民众也在一片红海洋中情不自禁为红色奥运加油了。

社会制度反映政权本质，中共政权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最凶恶的封建专制主义，是政治流氓的恐怖政治。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才是文明政治，其政府是民选产生的，是为国民服务的。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就是野蛮的、反人类的，它必须以废除自由或消灭一般人类天性，取消臣民参与社会政治的自由，其政权才可以存在。所以极权主义政权都带有流氓特征，朝鲜、伊朗、缅甸与中国等，国情不同，信仰不同，但用流氓手段治国的习性都极其相似，中共政权更是一个最典型的样本。红色政权是流氓化的，党政官员个人也普遍是流氓化的，官场中超过95％的官员包养情妇，有N位情妇的官员也很多，互相攀比，没有情妇是很没面子的事。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等，还有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丘晓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等，均包养情妇，贪财又贪色。被称为“五毒书记”的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与107个女人有染，加上妻子，共“一百零八”位女将。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情妇中竟有一对母女。四川乐山市原市长李玉书的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至18岁，年龄竟小过自己的女儿。河南开封市委组织部长李森林不但接受钱财贿赂，更接受男下属的性贿赂，与逾300名男下属的妻子有染。喜欢剪下情妇阴毛，仔细分类收藏，希望造出一支价值连城的“贡女阴毫笔”，被人称为“阴毛部长”。[24] 当年开封府的包青天铁面无私，刀铡贪官污吏、皇亲国戚，是何等公正廉明。今天的开封衙门，竟然被一堆共产垃圾、巨贪色狼，弄得臭气熏天。那些大学教授也是如此，甚至佛门中的和尚官员也有二奶，更是创造出“中国特色”。

现在，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公务犯罪”无处不在，正式权力日益衰朽、非正式的权力日益兴盛。正式权力的衰朽一方面表现为权力部门对法律的无动于衷，另一方面表现为官僚机构与非正式的权力主体（主要是官商利益联盟）互相勾结、“接管”政权。他们在正式权力的掩护下四处出击，垄断公共资源、国有财产和商业利益机会，在权力背景下，官员的家族子弟和社会关系、地方黑恶势力、行贿者、奸商等，获得了非法的公共权力，非法剥夺民众利益的便利和机会。今天的中共已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更象一个“权贵沙龙”，因此，执政集团的黑恶化趋势就是贪污横行和社会流氓化的基础。这不光是共产党自己的事，其危害性更在于党文化抵制普世价值观，瓦解了传统道德与人类正义，时时刻刻腐蚀着人性。由阴暗恐怖的党文化制造出流氓政权，再催化出流氓社会，流氓社会又使中华民族以惊人的速度劣化，乃至垃圾化。党文化充斥着整个社会，垃圾官员贪污无度，垃圾商品充斥市场，官方民间全是垃圾文化的制造者与受害者。这里面没有正常的耻辱感，一个只认权与钱而不知廉耻的民族，才是民族危机之所在。这一点都不夸张，几乎每个官员都是贪污腐化分子，几乎每个农民都是垃圾食品（有毒有害）的生产者，舞台屏幕上更是充斥着党文化垃圾，这是尚存廉耻之心的体现吗？这些人非但没有羞耻之心，反而在攫取超常利益的过程中充满着成功感和幸福感。当流氓文升格为主流价值观时，凡是有一丝权力的人都会将权力发挥到极致，哪怕是中小学教师，也无不利用管理学生的权力敛财，利用为学生补课或摊派盗版教材赚上一把，毫无愧疚之感。大学教授普遍抄袭造假，骗取职位钱财。一些政界商界文艺界名人用买来的外国假文凭为自己镀金，欺骗世人。社会福利机构侵吞捐助人的善款，用于豪华享受。2010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共发生9起针对小学校园甚至幼儿园的暴力屠杀，造成数十名儿童死亡。杀人者都是社会底层的弱者，他们在权益被权贵无情剥夺、生活失去保障的情况下，心理扭曲，又不干不过“党和政府”，有些人不再白白地自焚，而是举起屠刀杀向无自卫能力的儿童和妇女，目的是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表明鱼死网破的决心。政府用恐怖手段治国，迷信暴力，老百姓也会用恐怖手段报复社会，一样滥施暴力。有人还打出大标语：“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每个人都明白，仇恨的源头是流氓化的政府，是贪官污吏，他们才是该杀的。整个社会充满了冤气、怨气和杀气，官方民间都迷信丛林法则，这就是流氓社会文化的典型特征。在共产丛林中，最有震慑力的不是可怜的上访或愤而自焚，而是弱肉强食，是胜者为王。执政党公然变身为流氓党，专制政权虽然强大，但执政集团的个人或家属并不强大，不可能为每个权贵提供有效的贴身警卫，民众回以“强盗对流氓”、“流氓对强盗”的办法，就为让丛林中的强者也感受到恐惧。专挑条件好的学校幼儿园下杀手，因为这里贪官污吏的孩子较多。而杨佳、邓玉娇和朱军拿起刀枪“右转”，勇敢对抗官府暴力，虽然改变不了世道，却也让强盗流氓们心存畏惧——“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黑格尔说：“精神生活是构成国家存在的一个基本内容”，中华民族不经过民主思想的洗礼，跳出党文化的牢笼，铲除“镰刀斧头帮”，清除其精神污染，重新找回人性，回归正常的精神生活，不会有正常的生路。

七，内斗不止

共产党的黑帮和嗜杀性质，决定了它远超过传统黑帮的极端排他性，所以中共对任何民间组织都会保持极高的警惕性，决不掉以轻心。在对待非党化的有组织活动上，时常是反应过度，捕风捉影，一些个人学习小组或文学爱好者临时组成的小团体，都会施以严厉镇压。甚至大开杀戒，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更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放过一个。最严重的就是内蒙古的“内人党”案件，本是一件无中生有的假案，却酿成一场对非党化组织和少数民族的屠杀运动。株连百万人，几十万人伤亡。由于挖肃“内人党”是群众运动，许多人想籍此邀功，积极分子入党升官，流氓盲流一哄而上，“内人党”也就越挖越多，各种刑讯逼供手段亦花样翻新，这里仅仅录一小段就足以证明其黑恶了：

×××部队在打砸抢分子配合下所用刑罚五十多种，听了受害者的控诉，令人毛骨悚然。烧火棍烫人，将女牧民剥光衣服，用烧红的湿柳棍烫肚皮，肠子露出来，再烫阴道，外阴烧坏，变成不男不女。狼牙鞭打人，皮鞭上缠铁丝，变成带刺鞭子，抽打一下即勾下一条皮血，连打二十多鞭后，脊背皮血被勾掉露出椎骨，伤口腐烂不给治疗，这个人就活活臭烂而死。打甩鞭时血肉横飞。甩在墙上腥臭气昧呛人。烂肉上撒盐面，皮鞭、棍棒打坏人，在伤口处撤盐面。或用盐开水浇，受害者疼得发疯、昏死。铁箍缠脑，用八号铁丝将受害者头脑缠住，再用老虎钳狠狠拧紧，铁丝箍在头皮里。四五个人连起来围火炉烘烤，动不得跑不了也死不了，活受罪。将铁锹在火炉上烧红，烙在受害者头顶上，将头发、头皮烧光。露出头骨，烙出的血和油流在脸上，也被烫坏。将两手腕向后捆住，吊上梁去，然后猛往下拉其两腿，受害者两肩关节立刻脱臼，再一招是把人倒吊起来，猛然放开绳子，受害者的头撞在硬地上，脑震荡、昏死。毛绳拉锯，将妇女剥光衣服，令其骑在毛绳上，然后两个人前后拉锯，把阴道、肛门拉通，连尿带屎混合而出。[25]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绝没有半点的温馨浪漫，“镰刀斧头帮”踩着民众尸骨而壮大，也吞噬着同类同党的血肉。那些遭受屠杀折磨的人，很多是共产党员，也曾屠杀折磨过别的同党同类，只是角色转换了而已。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为共党政权下了明确的定义：“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共产党屠杀迫害民众，不是因为有人要造反，而是杀人总要找理由，共产革命是它的旗帜，暴力是其生存方式，如果放弃流氓统治手段，红色恐怖就无以维持了。它必须以猛烈的暴力手段来拓展统治空间，必须不断寻找敌人，中共从江西到延安，再到北京，不断地向敌人发起进攻，没有敌人，也要设置假想敌，这敌人不是简单的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阶级，否则阶级斗争的口号便无从谈起。所以共产党的敌人不仅在党外，也在党内，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党外群众对党内“走资派”展开大规模进攻，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经济开放，放弃了阶级斗争，人们的活动空间增大，中共的社会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专制政权有被消解的危险。于是中共于六四屠城之后，又大力镇压各种气功组织和法轮功学员，将这类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的文化活动也列为对重大敌情，人为树立上千万乃至上亿的敌人，不惜以杀人来吓阻练功者，营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在镰刀斧头帮的统治下，我们切不可忽视社会的流氓化倾向，红色恐怖是主旋律文化，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深入骨髓的，也不是常以青面獠牙示人，所以绝大多数人没有免疫力。许多人就在大唱红色歌曲或红色旅游中获得神圣感般的欣快体验，天天播放的歌颂共产党光辉历史的影视剧和美妙歌声，更是将红色恐怖文化艺术化，营造虚幻的幸福氛围。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神圣，这是一种集体受虐意识，同时也强化着暴虐意识，溶入民族性。在单向度和高频率的信息灌输下，众人同样认为民主化是反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必须服从权威，中国需要秩序和权威，要不就会乱轰轰的。共产党是为民族谋幸福的，腐化罪孽的不是共产党，是那些脱离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资格有能力永远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红色恐怖是颠倒的文化价值观，是党文化的核心内容，共产社会成员的标准化世界观，使人人成为流氓社会的打手，起到巩固共产专制的作用。

共产教义是邪恶的，所以它只能塑造邪恶的灵魂；共产党是邪恶的黑帮，其邪恶来自于基因，人性低劣决定了党内斗争也极为残酷无情。请看周恩来在江青送交毛泽东、林彪审阅的刘少奇“罪行材料”上的批注：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26]

林彪帮着毛泽东干了不少坏事，但一般没有主动性，都是毛硬拉上林做的。文化大革命中，敢于当面痛斥江青的也只有林彪一人，林得知总政部主任萧华家被抄，不由得雷霆震怒，找来江青，不由分说痛斥一番，并以告御状和撂挑子相威胁，迫使江青承认错误，以间接表达对毛泽东的不满。而“敬爱的周总理”对江青总是恭敬有加，对其倒行逆施言听计从，在周眼里，江青就是毛泽东，周能成为不倒翁，靠的就是这种卑微的人性。江青很看不起周恩来，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对周大发雷霆，直言不讳地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27] 在江青这个“老娘”面前，林与周截然相反，众人鄙林副主席而颂周总理，实在是不明事理。都说周恩来保护了不少老干部，因此获得赞誉，林彪同样保护过不少老干部。对于文革起的作用，周恩来实际上比林彪要大得多，周是中央各专案小组的总负责人。从1967年开始，一共成立了14个专案组。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由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经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吴法宪写道：

中央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法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是共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28]

在文革内斗中，毛泽东是决策者，林彪、周恩来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吴法宪等人在内，都是执行者，唯独周恩来是好人，余者全是坏人，无论如何说不通。林彪一直养病，文化大革命被拉上前台，也是半休养状态，并不负责党政决策和具体工作。周恩来则事无巨细，一直是毛泽东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实际作用远比林彪大得多。为了掩饰毛泽东的罪恶，将林打下地狱，周摆上祭坛，正是共产黑帮的邪恶之处。周在党内和军队的影响力仅次于毛，资历也比刘少奇高，周若坚持原则，毛不可能横行无忌，文革的破坏性会小许多。周是个忠君而缺少原则情义的人，文革中有数次倒周行动，毛不同意，林彪在1967年“五一六兵团”发起倒周活动之际，表态支持周恩来，帮他渡过难关。林彪倒台时，周却落井下石。1968年10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所宣读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周在党内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曾任中共特科负责人，至少知道刘少奇的“叛徒罪行”是诬蔑不实之词。林敢于同毛决裂，周忠心不二，林的假道学功夫不及周，所谓林立果“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对毛的评价，对文革和对中国现实的评判，现出对国家前途和民生困苦现状的关注，全无粉饰太平或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首次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美国重型战略轰炸机，对毛的代称，是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为目标，号召“全党团结起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面否定毛泽东，历数毛种种祸网殃民的罪状及一贯玩弄权术翻云覆雨之卑劣人格，说毛“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这是文革中一篇最令人振聋发聩的讨毛檄文，公之于众后，也称得上是中共王朝内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中，也无人讲出此类的真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比之《“571工程”纪要》亦差得很远。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在社会封建主义统治之下，不得翻身。林立果在与张宁听西方经典音乐时说：“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充分表现了对毛泽东封建统治的鄙视。周恩来的全部著作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真话。中国人也是在林彪事件曝光之后，打破了毛一贯正确的神话，毛也是在林彪“十几年不涨工资”的怨言下，无奈给“五八二”和“五六三”的工人各加一级工资，[“五八二”是58年以来的二级工，“五八三”是56年的三级工] 将合同制工人转为正式职工。林尚存仁恕之道，他提出“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应对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林也提倡仁政，指责无产阶级专政不讲“忠恕”，是“做绝了”，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至于林彪整老干部太狠是替毛泽东背黑锅，倒霉的都是毛要打倒的人，林在文革中并未主动整过什么人，人们不敢非议毛，就顺手把脏水泼在死去的林彪身上。诸多材料说林彪借毛泽东之手整掉了罗瑞卿，为林的一大罪状，似成历史定论，实际上林彪在整肃罗瑞卿的全过程中，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正是林彪本人，罗瑞卿与老帅们有矛盾之时，林也曾多次提醒罗要予以重视。罗是毛的亲信，除了毛能倒罗，林没有这个能力，何况倒罗对林没有好处，至少说明林推举不当。而毛却是心狠手辣的人，包括贴身秘书在内的诸多亲信皆死于其淫威之下。毛将罗列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是毛炮打刘少奇司令部的前哨战。林彪在1965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开头特别提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在有资料说，所谓“重要的负责同志”就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他们对罗瑞卿不满。在批罗的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诸多老帅都支持倒罗，事后众人却将责任全推到林彪头上。况且整人是路线斗争需要，又有几个老干部没整过人？刘少奇在延安整过张闻天，为青年偶像的周恩来帮助毛泽东整刘少奇。邓小平在1973年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整他敬称为“兄长”的周恩来。胡耀邦为邓小平整华国锋，薄一波“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是胡耀邦平反的，胡清除精神污染不力，薄一波承邓小平旨意，马上翻脸逼胡下台。红军时代的肃反，延安的审干，反对高饶联盟，反右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中共历次大清洗中的幸存者，都参与过残酷的整人运动，死于文革的刘少奇在延安和庐山都把彭德怀整得够呛。只有紧跟运动大方向方能自保过关，做整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党内生存方式，否则就无法存活于党内，更不可能爬到高位。体制内知识分子同样如此，丁玲、艾青整王实味，周扬又整丁玲、艾青，江青整周扬，吴晗整右派，姚文元再整治吴晗……上一次你是胜利者，并不保证这一次运动不是失败者，唯一诀窍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别人下手越狠对自己就越安全。有人说庐山会议整治彭德怀，是林彪出了大力，林受毛召唤才不得已半路上山，就证明林不热衷于政治斗争。林说彭原名为彭得华，意在得天下，这本是毛的原话，林不过重复一次而已。庐山倒彭已成定局，林决无一语定乾坤之力。我们再看看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表演就更明白了：刘少奇说，毛主席能反，我早就反了，还轮到你？周恩来说，很多同志都担心，主席百年以后，没人管得住你，你会闹事。贺龙在上山前与彭总在一起，曾听彭总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太好，早就造反，出现红军了。贺龙在会上把私人间的谈话全端了出来，作为批判彭想造反的武器。肖华更厉害，说彭总在访苏时，曾单独与赫鲁晓夫谈话，没有我方翻译在场，不知讲了些什么。罗瑞卿、柯庆施辈亦是上纲上线，落井下石，惟恐彭老总不死……人们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说他极左，其实“两个凡是”和极左的幽灵早就游荡在延安的七大和庐山会议上了，党内历来无追求真理之余地。在毛泽东生前，大家都是“两个凡是”派，极左狂热分子，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具体领导者之一，不能因为他为大部分右派改正摘帽，就说他原非“两个凡是”的极左派。可恶的是，事后大家都变作好人，屎盆子全扣在林彪、四人帮或华国锋头上。林彪麾下大将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讲了一句大实话：“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毛泽东利用人性弱点来扭曲人性，再用扭曲的人性来毁灭传统道德，让党内外互相监视，互相斗争，角色不断转换，以坐收渔人之利，巩固其独裁统治。“镰刀斧头帮”的黑恶本性，决定了它远离人类文明的特性。

从广义讲，好人与坏人的鉴别，没有严格或统一不变的标准，法律标准也未必可靠，惟有世俗或历史的评判才靠得住。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就向人们说明了这个道理。由于犹太祭司阶层视耶酥为“异端”、“叛徒”，要求总督处死这个称为弥赛亚（希伯来文之救世主，希腊文作基督）的“坏人”约书亚（耶酥）。罗马帝国出任犹太与撒马利地区的总督叫彼拉多，其人诚实清白，任职期间官声不错。彼拉多并不认为耶酥有罪，耶酥从不涉及政治，更关心人的灵魂，希望所有的人都视旁人为兄弟姐妹，共同敬爱生灵之父的上帝。彼拉多迫于祭司集团的强烈压力，只能同意处死耶酥。在这场关系人类安危的历史公案中，最终证明耶酥是好人，是拯救人类灵魂的神，犹太祭司是坏人，因为他们的残忍，导致耶酥钉上十字架，又也间接导致犹太民族在欧洲各基督教国家长期承担着罪人的角色，被奴役、驱赶、屠杀。彼拉多实属无奈，却是事件最终的决策者和帮凶，尽管罗马帝国要求地方官避免与当地属民公开冲突，引发国家内战。他们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有些事情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辨别是非善恶。中国的事情也是如此，当年无比神圣的事业，那些头戴桂冠的好人们，无不显示出无以伦比的荒唐虚伪与卑微丑恶的灵魂。党内的整人不是为追求真理，是服从于权力斗争，党内之善恶无非与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中共总是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个人专断之实，出了乱子便推给政治上的失败者。中共继承了中国人精于“窝里斗”的传统，又参照了斯大林大清洗的方式，来制造党内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整肃米夫时，王明果断地反戈一击，批判他的恩师米夫，王明在江西苏区的肃反也表现出残酷的共产党本性。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说：“斯大林伟大，就是缺乏人性”，一语道出真相，王惨遭杀害，扔进了枯井里。毁灭人性以培养党性，党性原则就是组织原则，强调无条件服从。党性不是法律，却高过法律，赵紫阳被软禁到死，等于判了无期徒刑，他未触犯国法，甚至不违反党纪，只是违逆了“太上皇”。林彪敢于拼死与毛泽东摊牌，自认为无错就拒不认错，也不写检查，表现出强硬的骨气，在党内极为罕见，可以与陈独秀的傲骨相比。毛身边的文武百官，只有林彪和彭德怀有傲骨，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林彪是拒理力争，不得已时以沉默抗争。彭德怀是怒气冲冲，不留情面，但在庐山会议上还是被迫作了检讨，文革中更是不停地写检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许多大人物也都违心写过检讨书，毛的私人保险柜里就放了不少这类检讨书，数周恩来的最多，被人戏称为“检讨大王”，毛泽东死后，这些材料大都被销毁了。学者高华分析道：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29]

林彪拒不检讨，枉死他乡；彭德怀不停检讨，亦送性命；周恩来善于检讨，登上中共圣坛。他们的性格和历史作用不同，但都隶属于残害中国人的“镰刀斧头帮”，都算不上普世意义上的好人。历史告诉我们，切勿心存幻想，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决非中国民众的希望所在，中国人民不需要共产党，中共内部也不会出现成功领导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那些善于流泪或作亲民表演的共党领袖，决不表明要回归人类文明。胡锦涛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仍然恬不知耻地声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0] 这便是镰刀斧头帮的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颠覆了国父孙中山开创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废除了五权宪法，建立红色专制王朝，屠杀剥夺民众，独霸国家，自封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表现出民权时代坚决拒绝人民共和的流氓无赖本性。

注释：

[1]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引自网络（3/16/2004）。

[2] 周佛海著：《往矣集》，P38-39。

[3] 香港版《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P354。

[4] 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补编，第三章，P392。

[5] 陈诚：江西剿共退思，博迅网（boxun.com）。

[6] 李丹阳：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7]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五章。

[8]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六章：农民运动。

[9] 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六篇。

[10] 吴法宪著：《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三章，P78。

[11] 丹增华白尔（扎益活佛）著：《我故乡的悲惨史》，第一部分第九章。

[12] 孙科佳著：《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第七章。

[13] 同上。

[14] 郑义：广西吃人狂潮真相，引自博讯（www.peacehall.com）。

[15] 丁抒著：《阳谋》，第五章。

[16]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48章。

[17] 吴雨、梁立成等著：《民国黑社会》，第三部分。

[18] 高秀清/张立鹏著：《流氓的历史》，第一章。

[19] 见维基百科，一般指受中国大陆的行政机关、高校、网站雇佣或指导，全职或兼职在各种网站、讨论版等处发表有利于政府的评论的人员。

[20] 见叶永烈著：《江青传》，第十四章。也有学者说这封“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是九一三之后写的，以示毛泽东文革初前便洞悉一切。

[21] 丁抒著：《人祸》，第七章。

[22] 郑义著：《红色纪念碑》，第四章。

[23]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8章。

[24] http://news.dsqq.cn/guonei/2011/08/051405366612.html

[25] 巴彦泰著：《挖肃灾难实录》，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2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四章。

[27]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一章，P681。

[28] 同上，P698。

[29]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香港大学中文网站。

[30] 2011年10月9日，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