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被扭曲的抗战史
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是以不抵抗而著称，九一八不战而失东三省，七七事变望风而逃，八一三吃了败仗，首都南京拱手让出，武汉弃守，一直逃到重庆才算定下魂来。接下来仍是败仗连连，长沙失守，桂林沦陷，大后方危急。全靠了共产党的游击战才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拼死抵抗的是国民党，不战而躲藏于深山的是共产党，我们只要看了国军的战绩就明白了：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八年抗战中，国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大的战役有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江决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滇缅战役等。征发兵员1400万，伤亡官兵320余万，10位上将阵亡（包括被追认者），200余名将军牺牲。整个抗日战争中决不仅仅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或百团大战，再加上民兵挖条地道和埋几颗地雷，小兵张嘎捣蛋或放羊娃送封鸡毛信之类中共版本的经典小故事，日本鬼子就完蛋了那样简单。国军正面战场的拼死血战，才支撑着中国誓死不降的民族精神，如果没有国军和民众的英勇抵抗，亡国便是无法逃避的结局，也就没有中共借机坐大的空间。如果国民政府投降日本，极端反共的日本会立刻腾出手来消灭延安特区及其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游击武装，中共唯一的退路就是逃向外蒙古和苏联，绝无可能在战后发展为几百万正规军，夺取国家政权。从因果逻辑来说，今天的共产党实在应该感谢国民党，感谢蒋委员长，是蒋公坚定地领导全国抗战，才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之一。如果换了其他人执政，一定是投降的结局。即使真的让毛泽东领导抗战，中共无统帅全国之资本，必败于日军，定是第二个溥仪或汪精卫。毛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投身莫斯科门下，寄生于国民党麾下，为斯大林做马前卒与美国开战，均是为个人功利，绝非民族主义者，只要自己能当皇帝，便什么都不在话下。蒋公身负民族存亡之重任，其苦心之深重难以为外人道，一个国家元首也不便流露出苦闷心绪。不得已时，只好独自发泄，蒋纬国就听到父亲在浴室里放情喊叫。退到台湾后，蒋总统视察一家军工厂，与一位也是撤到台湾的老工人交谈，这位老工人说，自己家在大陆，孤身一人来台，所以能做一天就要做一天。最后又说：委员长，你这几十年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太委曲你了。当时台湾人均称蒋为总统，老工人亲切动情的话语，让蒋公感动不已。他对蒋纬国说，只有自己的母亲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老工人是说此话的第二人。[1] 做为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们必须还原历史，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
一、东北沦陷
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小岛国，对与之邻近的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等远东地区，直到南面的琉球、台湾一带，不免垂涎三尺。为了拓展疆土，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提出了“大力充实军备，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似了一份名为“征伐清国策”的战争计划，把对华战争的时间定在5年以后。计划侵占辽东半岛、山东沿海、台澎和长江两岸10里以内的地区。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日本的大陆政策使其扩张军备成为当务之急，战争准备完成后，1894年攻占朝鲜和辽东半岛，1895年消灭北洋水师，以马关条约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赔偿军费2亿两，开放长江航运及沿岸城市，日商自由来华经商。虽然在俄德法三国武力威胁下，日本勒索3000万两库平银让中国赎回辽东，还是得到极大成果。这回日本凭借中国赔款发了横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信用度，不仅超过了亚洲国家，还超出欧洲许多大国。利用这笔巨款发展军备，为再次进攻中国奠定基础。1904年2月6日，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停泊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10日，日俄宣战。1905年1月上旬，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中旬，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中旬，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溃。同年9月5日，经美国从中斡旋，两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并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北遂变为日本侵华和对抗俄国的战略基地。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了侵华的总方针，会后田中首相按照会议决议搞了个秘密奏折给天皇，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步骤和方法：“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学界对这个“帝国关于满蒙的积极根本政策”的田中奏折说法不一，始终没有找到原件，但日本侵华事实完全与奏折意见相同。日本赶俄国出东北就是征服满蒙政策的开端，只是日本的雄心与国力有相当大的差别，注定了其大陆政策的长期性，期间也尽量以非战争方式实现。在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之前，日本天皇曾对田中说：“为了实现祖父皇和父皇的生前遗愿，使中国逐步沦为日本的附属国，局部的、试探性的对华武装进攻可以不断。” 九一八事变前夕，天皇对前往皇宫禀报的首相若槻礼次郎说：“这是全面控制中国的第一步，这一仗一定要打好。”1932年1月28日，日军陆战队进攻上海，裕仁对首相犬养毅说：“上海是个国际性大城市，对日本有利，要争取在几年之内彻底为日本所控制。”同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伪满洲国，扶植中国废帝溥仪先为执政后为康德皇帝。为此，裕仁有过5次讲话和批示。七七事变后，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对全体大臣说：“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力争在半年之内推翻中国现政权，力争一年之内使中国成为帝国最驯服的附属国。中国地大物博，十分富饶，帝国有了这样一个附属国就能无敌于天下。”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时，裕仁对近卫文麿说：“汪精卫 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亲日派领袖，是第二康德皇帝。帝国利用康德皇帝控制满洲国，再扶植汪 先生取代蒋介石 先生，中国就牢牢掌握在帝国手中了。”[2] 依照日本旧宪法规定，天皇不负行政责任，但战争权归于天皇，置于行政范围之外。参谋本部国防用兵事项直接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向天皇上奏，申请裁决，无须内阁核准。天皇权力极大，却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日本在军事上注重果断性、一贯性和机密性，所以最高统帅权属于天皇，不受议会约束。军事机密事项，由陆海军大臣帏幄上奏，然后才报告内阁，所以参与决策的人很少，决策迅速，这种体制容易走向军国主义统治。七七事变以后，日本设立大本营，直属天皇，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为幕僚首长，运筹策划作战，协调海陆军作战行动。这与中共党军体制极为相似，党与国的军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向党中央负责，军委主席由党的最高领袖担任。国务院或国防部无实际军事职权及责任，人大亦无权决定战争及拨款事项，战事一开，全国上下都要为战争服务。所以毛泽东出兵朝鲜与邓小平攻打越南，政治局通过一下就出兵了，一个人就可决定军国大事。在开战权上，中共领袖比日本天皇的权力还要大，因为天皇只是掌握最终核准权，战争问题先由政府根据外交内政情况而定，比如外交不能解决国际争端或经济受到封锁围困，政府会考虑战争问题。内阁大臣必须反复开会讨论，内阁只是不参与具体的军事布置，但内阁总理可以参加决策过程。为了国家利益，此时军队首脑才能参与战争决策，也要反复召开联席会议，辩论利弊得失，形成决策依据，再召开御前会议，形成决议，最终上呈奏折由天皇批准。天皇在御前会议中一般不作发言，不事先定调，不作表态，只是在闭会后对表决过的议案给予裁决。因为御前会议只是在天皇面前召开的会议，不是由天皇主持的会议，通常由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核准也是形式上的，天皇对政府与统帅部一致同意的事项，从未行使过否决权，除非上奏事项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才予以保留。天皇对政府及统帅部的影响是间接的，以消极婉转的方式表达意愿，不会直接下达命令。天皇更不可能一时心绪激动，不顾一切独自下令日本对外开战。中共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打朝鲜或邓小平打越南，完全是个人心血来潮，一个人说了算，然后政治局统一思想，各方面贯彻执行。当时中国并未受到实际威胁，战争也带不来实际利益，甚至连履行国际义务的条约也不存在。虽然高层内部也不统一，但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从不认真讨论国家民族的利益得失。除了军事能力限制，不受任何法律或行政方面的制约，而无论战争后果如何，党的领袖个人从不负任何责任，正是世界上最极权的党国军国体制。所以日本尽管战败，国民对天皇并无恶感，国际社会也允许其保留天皇制，日本共产党曾呼吁取消天皇制，几十年无结果，最终也放弃了这种主张。二战后的天皇更不准许干政，仅是民族团结的象征。而中共就不同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党魁，直接犯下了战争罪行和屠杀国民的反人类罪行，无论怎样祸国，仍然不须承担任何法律及道义责任。
由于东北军阀张作霖不合作，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立即“改旗易帜”，东北归顺南京政府，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走向全面统一。日本不希望蒋介石统一北方，力劝蒋先巩固长江以南地区，根除共产主义，保护日本在满蒙利益。蒋介石为完成统一大业，不可能为维护日本利益而停止北伐，所以当张宗昌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千里败逃，1928年4月日本派出5000军队登陆青岛，于26日进犯济南，5月3日与北伐军交火，制造血腥的济南惨案，枪杀中国军民4000余人，迅速控制了山东全境。蒋介石只能吞下这口恶气，迂回进逼京津地区。北伐成功，日本不但可能失去征服中国的机会，还可能丧失在东北的地位。日军关东军急于以战争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军部虽然希望尽快掌控东北，但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军事力量不足，面临国际裁军会议的压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列强武力干涉，可能适得其反。济南惨案发生后，英美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被迫撤军，导致田中内阁倒台。在扩张政策驱使下，日本军国主义倾向日趋严重，扩军步伐更为加快，谁都明白，中日间爆发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一些观点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突发性事件，不是日本政府的具体决策，也不是天皇或军部直接策划，是一帮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如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佐久间亮和沈阳特务机关花谷正等人蓄意制造的阴谋，以东北军破坏铁路为借口，以求全面占领东北，组织亲日政权，变整个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更有利于日本移民和经营东北战略基础。但也有资料说，天皇在九一八前一天亲自与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通无线电话：“朕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一次武装进攻，时间和地点由本庄繁 君酌定，什么时候进攻好，以什么地方为突破口好，以利于全面控制整个东北地区为宜。朕等待着你的捷报。”[3] 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尚嫌不足，但冒险一击竟取得极大成功，中国忍气吞声，事后军部和天皇立即予以追认。内阁虽有不同意见，面临经济和财政困难，急需东北的资源，也无力扭转局势演进。关东军的胜利使得一举解决满蒙问题成为可能，先将满洲从中国独立出来，再策划内蒙古独立。事变前，东北军从日军频繁的挑衅性演习中，已感觉到日军可能制造事端，张学良和南京政府指示东北军尽量采取忍让态度，以化解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防止军人情绪失控，部队长官竟然将武器弹药锁进仓库，未接到命令前不准以武力反抗。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军队主要将领都在北京，还是持不抵抗态度，直到事变演变为大规模战争，部分军队无奈之下，才擅自打开库房取出武器自卫和撤退，避免全军缴械投降的命运。这时日军占领全东北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张学良和南京政府都认可了一些东北军的抵抗，尤其以马占山将军最为英勇，成为中国第一位抗战英雄。马占山将军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势，先是降日，后又率部起义，1933底在日军大规模围剿下由满洲里以西退入苏联境内，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其残部4000余人被允许暂居苏联境内。中国是希望提交国联交涉，以外交解决争端，先前列强的干涉也确实起过作用，以为这一次靠国联的压力也可以迫使日本让步。却也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日军认为中国人不敢抵抗，只是空喊口号罢了，于是得寸进尺，胃口越来越大。不抵抗令张学良父子经营多年的东北损失惨重，仅官方财产即达17亿元以上，他个人损失也有几亿元。沈阳城中的军事装备包括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战车26辆、长短枪118206支、机关枪5864挺及大批弹药，均被日本收缴。本可以打一场硬仗，可是1930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讨伐阎锡山和冯玉祥，抽调东北军主力入关，事态平定后，张学良长住北平主持政务。1931年7、8月间，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之间又爆发内战，在日本人和广东政府的策动下，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通电反张，进犯平津，张学良又抽东北军入关与石友三作战。更使东北防务空虚，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总兵力不过五六个旅。东北军将领比喻道：“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出来了，而且连笤帚圪垯都拿出来了。”东北既失，张学良也不愿让东北军再杀出关外，只是命令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就地组织抵抗，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蒋介石为了整合南京与广州政府，作出让步，12月22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让位汪精卫和孙科。新的南京政府首脑除了空喊收复失地，毫无领导能力，始知当家之难，根本无力应付内外交围的危局，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行政院长孙科只得力请蒋介石复出。蒋于一个月后重返南京协助政府，却是无职之身。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才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蒋委员长”之称由此而来。东北军在锦州一线打了一仗，失利后全部撤退至关内。所以不抵抗责任，不能推给南京政府，张本人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在不抵抗政策影响下，东北军未能积极备战，没有制定应变作战计划，军官经常离开岗位，以至于事变时部队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中国军队数量不算少，却都不是真正的国防军，仍是各军阀控制的内战军队，实力派人物皆以军队为政治资本。军队缺乏抗日意志，普遍存在着恐日症，训练装备极差，发挥平定内乱的保安责任尚且不够，更无力与现代化的日军交战。那些离前线越远的人，抗日口号喊得最响，而能做的也无非是抵制日货或上街游行之类的无风险抗议。共产党则在江西农村搞暴动，利用南京与广州两政府之间的矛盾及军阀混战的空隙加快扩充实力，抢占地盘组织苏维埃政权，变中国为苏联的附庸，一心要打倒蒋介石，甚至连团结抗日的口号也不曾提出过。这时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并未形成团结抗日的共识，此时与日军大战等于送羊入虎口，等于让出江南粮仓给红军和两广军阀，北伐成果会毁于一旦，让刚有统一眉目的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同时打仗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和财政能力，这是抗日的资本，处在长期混战中的中国，除了长江流域一带工商业略为繁荣些，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农村普遍破败，南京政府要靠列强贷款才能勉强维持，没有西方国家支持，若与亚洲经济实力第一的日本开战，后果一定是迅速亡国。应该说，不抵抗政策是有道理的，并非国民政府卖国求荣，而是忍辱负重，以空间换时间。八年抗战中，蒋政府最困难的1944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都誓不投降，说抗战前即有恐日投降想法毫无根据，我们不能把不得已的外交让步看成是卖国行为。日本军部希望事情弄大，扩大战争规模，一举解决中国问题，军人更希望在侵华战争中建立功勋。但国民政府实无力量与日本宣战，中原大战刚结束，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在整合之中，未完全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两广与西南仍独立于南京政府，红军正与数十万国军血战。此时与日本开战，根本无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仅凭热血和口号是不足以打败日本的。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免事态扩大，为攘外而先安内，抓紧时间整顿军队，消除叛乱，恢复城乡经济，购制先进国防装备，十年之后中国定然大不一样。所以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决不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由乌合之众来左右国家反侵略政策。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不急于抵抗并不等于不备战，并不等于一仗也不用打，地方军队应该积极应付战争，不是让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不是为了保留内战本钱。消极的不抵抗更刺激了日本侵华野心，待消化了东北之后，华北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九一八事变，9月20日中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号召国民“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公然以准备建立的伪国号来昭告天下。28日，中共煽动南京、上海的学生捣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1931年11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告全国男工、女工，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宣言》中说：“日本强占东三省，这并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的战争，这是对我们的战争”。“已经在中国开始的战争便是反苏战争的第一步”。共产国际在12月29日给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苏联说日本强占东三省是“对我们的战争”，中共跟着称之“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还要喊出“武装保卫苏联”，中共党徒已完全沦为苏俄乱华的工具，忘记了自己曾是中国人。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的11月7日（即苏联国庆日），中共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只在一些文件打出旗号，还没正式成立），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囯焘为副主席，并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着，这个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北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九一八之后，上海市民组织“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9月26日，由虞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800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表达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中共认为这是反革命集会，于是发动党员和左翼团体，在会上冲击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将其苏联走卒的丑行完全暴露在市民面前。值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之际，中共上海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指责蒋光鼐是“假抗日，真出卖”，号召十九路军士兵起来“脱离长官的指挥”，组织士兵委员会“指挥作战”；还要士兵不顾一切长官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消灭日军的根据地。身在莫斯科的王明还辱骂指挥凇沪战役的蒋光鼐、蔡廷锴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想用士兵的血和我们革命群众头颅去实行升官发财”，称他们是“更巧妙地来软化革命士兵实行投降帝国主义”等等。中共暴徒竟于国难之际煽动兵变，结果被以汉奸的罪名枪毙了好几个。[4] 那时的中共言必称“武装保卫苏联”，是党的中心工作，反日是服从于苏联的需要，中共的“进攻路线”是针对国民政府，要求在人口不满1000万的全国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中共常说蒋介石对日奉行不抵抗主义，对内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中华民国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国家陷于严重的分裂、内战与天然灾难之中。一个国家之内，竟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国民政府和瑞金共产政权）、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与中共的红军，以及事实上独立的新疆与西藏。除西藏置于事外，在这些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加上趁乱蔓延的赤祸，苏联分裂外蒙古，窥视东北，插手新疆，严重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是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的天文数字般的外债与国债，受制于美英日等国的干预。同年湘鄂等八省水灾，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部泡成水乡泽国，一亿灾民流离失所，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军队不能统一调度和令行禁止，财政税收也多在军阀手中，中共在全国各地策动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倒戈，此起彼伏。加上红军在后方的攻城掠地，南京政府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都无法正常运作。当时的国军武器装备落后，弹药匮乏，为了抵御强敌，囯军还不得不用古代的大刀与日本的坦克、机枪拼杀。所以，蒋介石才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显然先安内并非只针对共产党，而是要解决上述一切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危亡之时，反蒋的军阀一律宣布停止反叛活动，中国的事情都能解决，惟独中共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趁火打劫。中共乃苏联支持的乱党，以颠覆中国为主要目标，这是赤祸无法根除的关键因素。中国正处于亡国的边缘，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高喊抗日容易，整合国家艰难，日本关东军正是看准了中国的内乱不止，才敢于侵占东北。直到抗战结束之前，中国仍未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同时有重庆、南京和延安三个政府，这种情势下，能领导中国坚持到最后，除了蒋委员长，再无第二人。当时国民政府若无蒋公领导，其他人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邹鲁、林森、张学良、李宗仁、唐绍仪、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尚无统领全局的资格，能将纷乱如麻的国事及各自为政的派系整合到建国和抗日上来。到七七事变时，中国便无法进行有组织的全面抵抗，有利于日本招降军阀和分化瓦解各派政治势力，至多沦为各自为战的游击战场，如同孤立无援的东北义勇军一样。这样中国就无法争取到全面光复，从半殖民地的卑微地位提升到联合国四强之一。毛泽东的红军也必然被消灭，或许少数人侥幸逃外蒙古去投靠苏联，失去国土依托和民众资源，难成气候。蒋介石维护国家统一的诸多心血，其“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正是出于抗日建国之大计，比那些空谈抗日的阴谋家和野心政客，承担了更多的历史责任和人所不能忍受的污蔑。却也为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提供了广泛同情和赤祸蔓延中华的空间及时间。在国民政府内有见识的人都明白，剿共既是御侮也是安内，并非简单的内战，因共产党是苏俄侵华的工具，苏俄和日本都是凶恶的帝国主义。蒋介石具有远见卓识，却也有无奈之处，历史学者郑浪平分析道：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创以亚细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政方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生聚教训”策略，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
不过，以日本的精明，岂有不知蒋介石的理财练兵策略，志在复兴国家，然后再与日本进行决战？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会给蒋介石完成统一与建设的机会，日本当然要在中国完成国力凝聚之前，就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此蒋介石必须要有提前应战的准备，中国也就必须设法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支持中国（以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国之长，补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虽然蒋介石一直公开以剿共作为安内与抗日的前提，但是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肃清共军及消灭其领导人，却是一个必须妥协的战略现实问题。因为以蒋介石本人的意识形态而言，根本不能接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另外成立政府与军队，进行武装叛乱与夺权。但是蒋更清楚地知道，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危机，其实是日本与美国、苏联矛盾与决战的一环，以中国当时之弱，当然根本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日本的战争，最终必须要有美、苏的外源与介入；正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与美苏的对抗，也要有德、意等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这是一场全人类历史上不同阵营与理念的战争，中国只是首当其冲而已。[5]
日本的错误在于企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为其抵抗苏联和英美的战略利益服务，在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两条战线上孤军作战。军国主义政权一味迷信武力，以图压服中国，不懂得表示善意，以高超的整治手段笼络中国，利用中国人的反西方列强情结对抗西方势力。日本与苏俄在历史形成上了不共戴天之世仇，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之间，决定了其战略上长久对抗的宿命。日本侵华战略考虑的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国赤化，利用中国成为抗俄的战略腹地和资源供应地。但以一小国之力，最终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同时挑战世界两大政治实体，缺乏成功的可能性。其政治眼光远不及蒋介石，蒋公的失败是美国对苏联妥协的结果，被抗战搞得精疲力竭的中国，无端作了美国绥靖政策的牺牲品。蒋公的失败还在于，一般舆论认为，蒋坚持先剿共后抗日，是勇于内斗、怯于卫国的表现，这于当时的中国是不公正的看法。事实上，中共红军也是一样要先内斗夺权再谈抗日，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期间，一刻也没有放松内斗，其基本策略是“抗日必先反蒋”，先要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后，才可以在中共领导下参加武装保卫苏联的抗日战争。但“反蒋抗日”与“先安内后攘外”本质的不同在于，在野的中共希望国家乱，在朝的国民党希望政局稳定。红军总是利用国民政府抽调军队北上抗日的机会，立即尾随调离的中央军，进行攻击，扩大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盘，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最严重的后顾之忧，国军因而陷入内外作战的两难困境。所以说中共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最大恶势力，后来地方军阀参与抗战，中共仍然坐山观虎斗，就是因为政权不在自己手里，不愿为别人忙。斯大林希望中共联蒋抗日，减轻对苏联的压力，在共产国际指令下，中共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其它所有的军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但这不是毛泽东的意见，毛的政策是“反蒋抗日”。1936年6月，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拥兵北上，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迫使蒋介石把大量军队南调，减轻了对红军的攻势。6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指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那时抗日的口号喊得响的，都出自安全的后方，声调随着安全度而高低变化，躲在外国租界里的文人们抗日口号最为激烈。两广事变迅速平定，两广统一于国民政府，红军无奈下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来取得喘息机会。红军粮弹不济的情形非常严重，荒凉的陕北无筹款和兵员补充能力，兵力仅剩3万余人。国共在南京的秘密谈判，在当年的12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陕北进行最后的确认。蒋介石意图消灭红军，但不太可能斩尽杀绝，毕竟中共是苏联的马前卒，南京政府想要获得苏联的援助以对抗日本，必须与苏联作容共的交易，因为那时美国持中立态度，并不支持中国抗日。国军保持对红军的压力，是想将其逼进死路，根绝赤祸，再将残部纳入国民政府的抗日体制，作为联苏的一项条件。斯大林也是两手策略，既要支持蒋介石抗日以牵制日本，又要保持红军的生路，作为制约国民政府的筹码，只能是让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谁知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堪一击，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再无剿共的信心，遂与中共秘密接触。毛泽东则希望与张学良共同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让张出任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纳入中共的反蒋统一战线。毛要把大西北从中国分出去，变成又一个外蒙古。他对中共政治局说：“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苏联人）可以同你联盟”。毛要求莫斯科支持西北独立，向莫斯科要“每月三百万美金的资助”。[6]
国人总是置疑“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卖国，远在后方的共产党和躲在租界的一些左翼文人若鲁迅之流，无不以此为借口，大肆攻击，着实误导了不少愚民。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除了暂时的妥协，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使国力立即上升，摆脱屈辱而扬眉吐气。抗战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惟有经过炼狱般的磨难，才可能重获生机。中国不光是军事力量和经济脆弱不堪，而是全方位落后于日本，日本的崛起已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不过可喜的是，中央军与地方军开始表现出团结御侮的局面，军队勇于抗日的牺牲精神已经展现，除了红军一心打内战，各地军阀不再以内战来消耗国力了。民众方面则期望值过高，以为凭借勇敢精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可扭转危局，忘记了中国是刚刚从四分五裂中整合的国家。在这种一面倒的舆论压力下，国军一味注重阵地防御战，以血拼到底来交待国人，忽略了迂回机动作战，阵地战正好发挥日军陆空联合作战的优势火力，造成国军重大损失。不加紧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振兴实业，作一些暂时的妥协和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给无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都是无可指责的。抗战初期失陷的地区远远大于先期的退让，就说明了抗战之难度。抗战头两年，陆海空军精锐尽失，牺牲数倍于日寇，即因准备不足之故。动不动就破斧沉舟，举弱国之生命财产与强敌赌战一把，是日本侵略者巴不得的事。九一八后国民政府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这是政策，也是谋略。蒋介石一边呼吁全国忍耐，一边暗中制订了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调精兵第5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调13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另一方面，在“安内攘外”期间，加紧国家建设，到全面抗战前，工商业、农村经济、对外贸易、铁路公路、通讯航空、金融币制、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经济建设，都有巨大的进步。各项事业都在稳定推进之中，很有一番维新景象，对外关系改善，吸引不少外国经济援助，尤其是美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更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之前连起码的度量衡都不统一，军政方面更是一盘散沙。不幸西安事变使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均因此而夭折。国内突变，反而使日本军界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时间表。
二、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证明，日本对华战争实际上已经掌控在少壮派军人手中，关东军的胜利使日本一方面加速军国主义化，一方面在战略决策上更缺少深思熟虑，天皇也由疯狂的军人和高涨的民意牵着鼻子，一步步深陷侵华战争的泥淖。由于国联的介入，日本企图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转移国际视线，日本海军也企图在上海打一仗，提升海军的地位。1932年1月21日，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击事件，日方立刻归罪为中国工厂自卫队，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有许多是后备军人与浪人）马上组织了自卫队与后援会，擅自攻击并火烧三友实业社，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护侨”为名，对中国兴师问罪。此时驻防上海的是十九路军，立即奋起自卫。这时是粤派势力主掌国民政府，既无粮无饷可发，又借贷又无门，且内讧不断，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调动不了地方军队保卫上海。始知国库的空虚及国家的混乱远超过广州派人马的想象，这时候日本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洛阳办公，粤派只能请蒋介石复出，来处理艰难的国事了。由于十九路军早有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日军还以为“支那兵是太监军”时，中国军队以陈旧的武器与无畏的热血，给予入侵闸北的日军迎头痛击。蒋介石已经下野，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失控状态，其力图避免冲突的决策不起作用，战事一开，在民情激奋的情况下，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商城市，当然不可轻易丧失。此时的民怨已不能允许政府再犹豫不决，必须以血战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际形象。复职后的蒋公立即调集嫡系部队的中央警卫师，编成87与88师，加上中央军校的教导团与特种部队，组成第5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投入上海战斗序列，接防左翼防线，以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十九路军以为蒋拥兵不救，与军委会发生争执，影响了总体的作战计划。中国兵力不足，日本同样面临困境，全国陆军只有17个师团，一半在外，3个多师团已调到上海，再无兵可调。这时伪满洲国在成功运作中，其胃口还不能一下子撑得太大，只是不想在失败的情况下退出上海。蒋介石也发现日军准备见好就收，决定给日军一个台阶下，于是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与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日军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接受国联斡旋，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定》。然而低调的议和为国人诟病，蒋介石的苦衷亦不为国人所接受，人们只知装备差的十九路军欲血奋战，而无视装备较好有5万人的第5军同样在艰苦奋战，以为仅凭3万人的十九路军就可抵挡住日军3个师团六七万人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上海一战，日军已倾注了极大的资本，决不甘心失败而退，何况日本是军国体制，有高效的战时动员能力，中国虽是国民党独大，却是一盘散沙，国共纷争和军阀之争连绵不断，继续打下去，中国的损失会更大。军队可以拼光，国家必需考虑长远的战略利益。两路军队与日军激战于上海，坚持月余，毙伤日军万余人，迫使日军三度增兵，三次阵前换帅。蒋也计划与日本大打一仗，立刻将全国划分五个防卫区，要求各地将帅团结抗日为国效命。但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仍在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不愿将军队调离自己的地盘，也担心别股势力会乘虚而入，因此反应冷淡，更无出兵响应的实际行动。蒋介石控制的部队不过60余师，主力在江西与红军作战，因为红军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欲借国军与日军血战之时，趁机实施夺取赣州打通湘赣直捣武汉的计划。国军调往下游，红军乘虚而入，占了抚州，蒋鼎文师由赣东往上海驰援，途中也遭红军截击。此时如奉命调往上海，红军会立刻尾随追击，趁火打劫，扩大其苏维埃版图。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败，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说：“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7] 即使中共提出抗日主张也是假的，因为它巴不得国民政府垮台，不会自行放弃内战，形成团结御侮的局面。王明在淞沪抗战之际说道：“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国难当头，共产党顺势把“两国之争”放在首位。如果国军转至上海，让红军追进江浙一带，国军就处于腹背受敌之境。直到1934年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无法支持，中共才提出“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号召全体人民总动员，企图转移视线，挽救灭亡。至于1935年的“八一宣言”，既是秉承苏联之意，也是被国军围追到穷途末路时的无奈呼喊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扶持“满洲国”时就已公然宣称热河在版图之内，认为据有热河省便隔绝了东三省与关内地区的联系，既可巩固对东三省的占领，又可据此以向华北推进。日本政府于1932年10月1日 向关东军将佐一级军官传达了“李顿报告书”，该报告提议：“在中国政府的宗主权下组成有广泛自治权的东北自治政府，作为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于日本对热河的权利要求毋庸再议，而且这个缓冲地带不包括万里长城和内蒙古。”虽然关东军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关东军也曾反复通过游说中方亲日官员，努力使热河省纳入满洲国，但经过数月工作，终成泡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乃决心以武力占领热河省。东三省义勇军失败后，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超过了10万人，伪满军队也有了一定的战斗力，他们认为可以把手再朝南伸一伸了。日军拿下锦州，继续向山海关推进，诱降不成，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第8师团致电中国山海关驻军，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此无理要求遭中方拒绝。2日9时，该师团向中国驻山海关第9旅发出最后通碟，限中国军队在2小时内离开山海关。10时半，日军4辆兵车及3辆铁甲车抵山海关，1月3日 炮击山海关城门，即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守军全团战死，仅余团长等12人突围，长城抗战拉开序幕。日军攻占山海关，是关东军发动热河战役的序曲，进攻热河的重要目的是击溃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力部队，占领长城以东地区，封锁中国关内外之交通，割断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与关内的联系，为进一步进攻华北、内蒙开辟前线战略基地。张学良向长城一线增兵，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命奉军老将张作相为热河前敌总指挥，万福麟的第29旅、第30旅，缪澄流的第16旅向界岭口以北推进；商震的第32军开赴滦河一线；宋哲元的第29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的第7旅开赴古北口，决心在长城一线与关东军作战。1月28日 ，武藤信义在锦州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日军第8师团一并指挥混成第14、第33旅团从锦州经义县，攻占承德及长城沿线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由于这一路是热河作战的主要攻击方向，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亲往指挥。第6师团一并指挥骑兵第4旅团、第36旅团从通辽、彰武经过虎山，攻占赤峰，然后策应第8师团进攻承德，预定进攻时间为2月21日 。3月2日 ，日军陷凌源后，张作相、汤玉麟便相继逃离承德。4日，日第8师团第8联队仅派1个中队百余名骑兵，就轻易地占领了承德。短时间内，日军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在江西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全力围剿的蒋介石，立即调派南京政府中央系的3个师到北方，他本人也于3月初离南昌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决战准备。在陕西、大别山、江西与红军作战的黄杰、徐庭瑶、关麟征部和绥远的傅作义第7军团，也陆续开到长城地区增援。中国集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以及晋军等数十个师的大军，与日军争夺长城上的一些隘口。自古北口至山海关一带约400公里的长城沿线，不少地段被中国军队收复。
热河省长汤玉麟望风而逃，日军不战而下承德，张学良迫于民情激愤，3月12日宣布下野，“出洋考察”。3月11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担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将东北军缩编成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又增调西北军宋哲元部于北平以东，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第29军军长兼华北第3军团总指挥，又抽调中央军第17军和第26军北上增援。部队陆续到齐后，何应钦组建了两个军团，制定了长城抗战部署，具体为：商震指挥第32军，守卫东边的界岭口、冷口一线；宋哲元指挥第29军，担任中部的喜峰口、马兰峪、罗文峪一线的防守任务；杨杰指挥第8军团拱卫北平，并以主力前出南天门、古北口方向；傅作义指挥第7军团，担任察东、察南的任务。日军集中兵力，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三个方向发起猛烈进攻。第29军37师赵登禹的109旅以手榴弹和大刀同日军展开激战，威振全国。第29军从9日下午至15日，在喜峰口连续战斗七昼夜，守住了阵地，同时罗文峪也守住了阵地。第17军杜聿明的25师血战古北口，两万余人仅存3000人。东北军则表现尚可，王以哲部在古北口抵挡日军攻击，伤亡惨重。5月17日关东军的第6、第8两个主力师团，开始向南推进，目的在于“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势进入谈判”。第6师团于当日占领唐山，18日进入玉田，19日占领蓟县，20日越过平谷、三河，第一线部队抵达蓟运河一线。第8师团于19日攻占密云，21日进攻怀柔，23日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并继续南进。这样，北平已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在激战期间，蒋介石亲往前线督战，国军长城防线的浴血作战，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连一向袒护日本的英国都抗议日军进入关内已影响到英国在滦东的煤矿利益。美国更是一再知会日本，日军行动已经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军部更为担心的是，假如战火继续向南延伸，关东军可能会受到苏联背后攻击，因此日本参谋本部在5月18日，下达了“华北行动纲领”，要求关东军要在6月底前结束关内的军事行动，以抽调足够兵力应付苏联的军事压力，继续扫荡东北义勇军。板垣的华北“自治”工作迟迟没有具体效果，仅几个师团的关东军对付40个师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也已用尽，于是同意与国民政府的代表黄郛协商。中方谈判代表事前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此次停战谈判应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类的文字。5月31日，国民政府派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本得到热河的利益，以战迫和的目的达到，中国勉强获得一个喘息机会。长城之战再次表明中日之间国力与军力的差距巨大，装备极为落后，火力与敌军相差太远，北平至前方的军用物质要用骆驼运输，士兵只是操场训练，军官甚至不会看地图。财政方面更是无以为继，多靠外债维持军费，农村有一半以上人口不得温饱。就是日本人不来攻，中国也困难重重。
绥远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又与外蒙古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日军侵华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日本关东军不惜以重金和枪械扶持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建立傀儡政权，并以200名日本军人为顾问成立伪蒙古军。德王调动2万军队进攻察哈尔省东部地区，建立蒙古政务委员会。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自治军政府企图脱离中国，用成吉思汗纪年，悬挂蓝底红黄白条旗帜为“国旗”。德王在日本授意下，以自治军政府首脑名义出访“满洲国”，并与伪满“外交部”签订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同盟协定》。”1936年4月，广田首相让华北政务委员拿出50万斤粮食和2000匹布支援蒙古自治军政府，加紧扩军备战，准备侵犯晋绥军驻守的绥东地区。阎锡山即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部署备战，修筑永久工事。7月底8月初，伪蒙军首次犯绥，进攻傅作义部之土木尔台、经格尔图，在傅部奋起还击的同时，阎锡山命令骑兵赵承绶部配合作战，迅速击退了伪蒙军进攻。随后阎锡山调集晋绥军第19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第68师（李服膺部）、独立第7 旅（马延守部）、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及炮兵4个团分别部署晋绥一带，交由傅作义调配使用，防止伪蒙军的再次进攻。此时，蒋介石派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部）、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入绥助战。10月11日，鉴于敌情紧张，阎锡山确定了绥远作战序列，分别任命傅作义、汤恩伯、李服膺为第一、二、三路军总司令；任命王靖国预备军司令官；任命赵承绶为骑兵司令官，严阵待敌。11月15日，伪蒙军5000余人在日本驻察哈尔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直接指挥下，关东军飞机掩护，再向绥远门户红格尔图进犯，赵承绶部奋起反击，拉开了绥远抗战的序幕。敌军败退后，集结于百灵庙。11月16日，蒋介石电告阎锡山，要求“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蒋次日由洛阳飞抵太原，与阎商谈绥远战事。23日，傅作义部孙兰峰旅、赵承绶部孙长胜旅经过300公里的长途奔袭，抵达百灵庙外围，午夜发起总攻。经彻夜激战，于次日上午胜利收复百灵庙，田中隆吉乘飞机逃脱，残敌溃败。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获大量文件和弹药辎重。晋绥军乘胜扩大战果，以孙长胜骑兵部队一举收复了日伪盘踞的另一个重要据点大庙。绥远抗战以打退日伪进攻，进尔收复百灵庙等地之胜利载入史册，被誉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阎锡山亦因积极抗战而声名大振。
卢沟桥的冲突并不是一场大仗，却终于引发中日历史大决战。蒋介石下定作战决心，亲自致电主政北平的第29军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方将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用全力抗日，宁为玉碎，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以免遭敌各个击破，兄可将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同时对各路军政领袖发出“中央决心抗日，希望大家前往南京，准备共商抗日大计”的电文，得到“各路诸侯”热烈反应。此时中国在一个月内可动员的战力为100万人，枪械弹药勉强可供应半年之需。尽管军事准备还不足以抗衡日军，但一致对外的共识已经形成，既然退让不能解决问题，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中国准备实行焦土政策，全面抗战就此开局。日本急于扩大侵华战争，也是缘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大有好转，国内基本平定了叛乱，共产党同意放弃暴动，各派军政力量决心团结御侮。但中国至少再准备五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与日本决战，计划组建80个精锐师，东北也在收复准备之列。被迫开战之初，虽然军人牺牲精神可嘉，北平南苑一战，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及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因宋哲元未接中央指示，擅自与日军议和，轻信了日军的缓兵之计，按约定撤军，结果日军反而乘势进攻，造成29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20几天时间，平津已陷敌手。再一次显示中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并未彻底改观，互相猜忌之心仍在，反观日本则是全国总动员，再现帝国神威，热烈募款筹措军费，各个征兵站大排长龙，各种劳军团体与军眷后援会纷纷组织起来。中日两方国情实在相距太远，我们仅就战争开始前，察看一下双方军力就明白了：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17个师团，3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38万，但是拥有400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后备力量。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为一到两万人，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183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180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较“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一般师的编制只有6000人左右，枪炮多为土造，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掌握在蒋委员长手中的德式装备师只有30个，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役力量，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员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后期虽有兵员300万，但也仅有步枪100万支。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略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持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架，部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持，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布，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8]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陆军平时有骨干兵力为17个师团，战时骨干兵力为30个师团，与美英德等国相比，并不算强。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加快发展现代化军事装备工业。七七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动员兵力至百万人以上，用在中国战场的也有20多个师团（不算满洲）。而国军在七七事变时，海军方面有各种中小吨位舰艇103艘，总吨位不过68895吨。陆军计步兵183个师，58个独立旅，43个独立团；骑兵9个师，5个独立旅，3个独立团；炮兵2个旅，15个独立团，13个独立营；工兵2个团；交通兵3个团；通信兵2个团；宪兵11个团，2个独立营。官佐13.6万余人，士兵189.3万余人，总计202.9万余人。其中八成为地方派系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足，国民政府着手整编新式编制，以提升作战力。改编30个师，完成20个师，另10师未完成改编即参加抗战。空军方面共有31个中队，设为9个大队，一线作战飞机314架（包括轰炸、驱逐、侦察、攻击等机种）。[9] 当时日本统计的中国军队资料很多方面高估不少，但对中国军人的团结抗敌决心却估计过低，认为打败了中央直系部队，地方派系不足不虑。但抗战伊始，平型关之战，忻口会战，台儿庄血战等大战役，就是地方军队首开血与火的记录。
以静态军力而论，日本叫嚷“三月亡华”确非信口开河，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日军在大战前，总要反复论证，制定作战计划，进行军棋演习，甚至进行御前军棋演习，一般不会仓促而战。孙中山在分析日本军力时也说过：“他们的陆军，平常可出一百万，战时可加到三百万。海军也是很强的，几乎可以和英美争雄。……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止，最多不过十天；所以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10] 那时中国军政尚未统一，国防建设极其薄弱，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了全国，国防建设才刚有些起色，能支持三个月，已是不小的进步了。日本的终极作战目标是苏联，为避免与中国打消耗战，影响反苏战略，自信能以速决战制服中国，迫使中国加入其反苏战略同盟。日本全面现代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基础，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一年能产钢600万吨，汽车1万辆，船舶40万吨，步枪10万支，火炮500门，坦克500辆，飞机1500架，军舰5万吨。这只是平常的产能，日本有强大的军工能力，战时还可加倍。打仗是实际上是拼装备比后勤，这是中国的致命缺陷。日本能够批量生产最先进的飞机及航空母舰，装备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有完善的战时动员体制，有经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人员，高效的后勤保障系统，优秀的年轻人皆以参军为荣，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比较日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整编后的中央军）需要三比一才勉强平衡。反观中国在开战之时，还仅仅是表面上的政治统一，军队派系林立，将近一半地区仍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分布，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一些质量差数量少的轻兵器可以自行生产，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作战装备，全靠进口。还经常是有钱也买不到，或者采购别国淘汰的二手货。陆军空额多且武器落后，海军没有作战能力，空军的几百桇飞机中能作战的仅百十来架。长期的内战使中国没有时间建立征兵制度和战时动员体制，党派纷争与军阀混战使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各派系军队，普遍带有强烈的党派和私人色彩，在抗战中才逐步向国家化军队转变。中国人普遍轻视军人地位，所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则是走投无路下混碗饭吃的选择，所谓“当兵吃粮”是也。兵员质量很差，军队中文盲占多数，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缺乏现代科技和军事常识，缺乏现代战略战术的军事学科训练，只有内战的经验，根本不了解一支现代化和一流水准的日军，其武器和战术运用及其作战速度，在初期经常是无法招架日军的攻势，众不敌寡。国军缺乏强大的攻坚火力，没有高效率的后勤补给，通讯和情报技术落后，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尽被日军监听破解，也是造成国军战场失利的重大原因。从作战意志上看，日本军队也强于中国军队，日军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一定死守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竟然有几位高级指挥官或军长，因临阵脱逃被判处死刑。1944年5月，怒江战役中，在展开腾冲城攻击战的同时，松山攻击战也开始了。腾冲城打了51天，松山历时4个月，在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山头上，国军先后投入两个军5个步兵师及工兵部队若干，总计达6万余人，火炮200门，发射炮弹数万发，动员后勤民工达10余万人次，另有美军空中支持。日军在松山的兵力为1200余人，火炮30门，坦克4辆。交战双方兵员之比约为50:1。是役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伤者逾万，双方付出的代价之比为15:1。而此时的国军已经拥有美式装备，战力十倍于抗战初期。松山有滇缅公路的“直布罗陀”之称，日军修筑了坚固的工事，甚至把坦克埋在地下，只露出可以旋转的炮塔。我军必须冲上峻峭的山峰，突破火网，攻击日军阵地。最后以挖掘坑道，填塞了6000磅炸药，连山头与守军一同炸烂。日本守军弹尽援绝，除一名中尉奉命“突出重围，代表拉孟全体守军向上级汇报120天的战斗经过、呈递有功将士事迹，如有可能，并转告其家属”之外，全部战死。其中随军慰安妇里，8个朝鲜和台湾女人下山投降，6名日本妇女誓死不降，情愿与兵士一起“玉碎”。
日军占领平、津后，兵分三路，沿平汉、平绥、津浦线进犯，宣称“一个月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形势异常紧急。为将日军主力吸引到上海一带，避免华北失守，日军机械化兵团顺大平原南下，威胁首都安全，蒋介石接受了陈诚的建议，改变华北决战计划，决定主动在上海地区打一场大仗，开辟第二战场，调动日军主力南下，分散其兵力，利用江南水网地带迟滞日本的攻势，以化解日军三月亡华的速决战构想。同时国军补给线缩短，可以背靠西南大后方，还可利用上海外国租界聚集的特点，吸引国际注意力，将战争问题国际化，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外交努力和国际同情空间，这个计划在7月份就决定了。8月13日，先是重兵包围在上海的日军，引发激战，迫使日本增兵上海，一方面将张治中负责的淞沪战场扩大为战区，并迅速增加兵力至30万人，并陆续调集后续兵力，一面向市区推进，一面空军轰炸日舰，封锁港口，形成合围之势。但国军前线重武器不足，攻坚不力，日本由向华北增兵改为向华中增兵，9月上旬，驻扎于大连的天谷支队、台湾的重藤支队增调上海，中旬再向上海增派第3、第9、第13、第101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迫击炮兵一个大队和飞行团等部队，日军在上海兵力达10万人以上，重炮300多门，坦克战车200多辆，飞机300余架，大小舰只70余艘。日军没有料到此番作战的中央军非地方军队可比，日军遭遇空前顽强的抵抗，不断增兵。11月7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大将充任方面军司令官，统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此时，华中日军兵力为两个军，陆军9个主力师团和其他直属特种部队，以及海军第3舰队、第4舰队和空军部分，总兵力30万以上。华北此时仅有陆军两个军7个师团的兵力，已被华北的国军挡住，无力南下。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第八、第九、第十五，3个集团军，总共调集78个师投入战场。并以最高统帅之尊，四度亲身冒险往前线督师，其中一次在苏州附近遇日机追击，险遭不测。宋美龄冒险亲自前往上海慰问伤患官兵，路上也遭到日机炸射，身受重伤，被迫出国疗伤。中央军几乎全数投入战场，从华南、华中，甚至西南的各路地方部队，也毫无保留的陆续赶往上海战场增援。中国新组建的空军首开纪录，三天的激战中，击落日机46架，两个月的空战中，消耗殆尽。但空军的训练不足也显示出问题，竟将重达千磅的炸弹投到公共租界，两千余人伤亡。这是一场世界罕见的大战，中日两国动员兵力上百万，日军9个师团，加上汉奸部队共25万人，国军71个正规师及地方部队共75万人，血战三个月，双方伤亡50万人。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侧后迂回包围上海守军，杭州湾守军因兵力悬殊，未能阻止日军登陆。战争越打越残酷，国民政府投入了全国60％以上的精锐部队，国军约每天消耗一个师，牺牲包括军长（第67军军长吴克仁，是国军第一位殉国的中将军长）在内的团长以上军官28名，再打下去，显然不利于持久抗战。日军有飞机3000多架，国军仅有300架，海军舰船仅为6万吨。陆军武器落后，实际战力远不及日军。国民政府遂发表撤退声明，之中说道：“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但还是留下了孙元良第88师524团第1营，由谢晋元带领死守四行仓库，显示抗敌之决心，史称“八百壮士”。此时北方战场形势不好，冯玉祥指挥不了各路人马，他的老部下也是阳奉阴违，还是拥兵自重，不愿死战，韩复榘不战而退，使阻挡日军沿津浦路南下的计划失败。直到枪毙了韩复榘，国军将领才总算振奋起抗日精神，宁做战场英雄，免为误国死鬼。上海决战之际，蒋介石寄希望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调停和阻止日本攻势，结果德意日三国未出席，会议以空谈告终。又希望国联介入中日争端，也期盼苏联出兵而形势改观，直到南京沦陷之后，外交努力无望，蒋介石才下定了破釜沉舟的抗战决心，以持久战来消耗日军。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12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持久战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此役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打消了军队普遍存在的“恐日症”情绪，若不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三月亡华就可能真的实现了。
1938年2月，日军坂垣与矶谷两师团兵分两路，齐头猛进。第10师团在矶谷廉介中将率领下沿津浦路进攻邹县、滕县、临城，坂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由东路进攻莒县、临沂。企图汇合于台儿庄，从北面包抄徐州，大有一举围歼国军第五战区野战军的态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诱敌深入，挡住坂垣第5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部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部在日军没有预备的状况下，3月12日 到黄昏到达临沂，猛攻日军第5师团，庞炳勋部从城内反击，临沂决战中，坂垣师团损失惨重，板垣仅以身免，被迫撤回莒县困守待援，日军仅运回莒县焚化场的尸体，几十辆卡车就往返了两个来回。溃退时，几十名重伤无法行走的日军官兵，竟狂呼“天皇万岁”的口号自焚。临沂大捷，是台儿庄血战的开幕式。3月14日 ，日军矶谷第10师团进攻滕县，面对日军的钳形攻势，李宗仁先将部队东调救援临沂，左翼西线调川军王铭章的122师在滕县进行抵抗。3月17日 ，川军血战三昼夜，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王铭章力战身亡。李宗仁要求孙连仲部在台儿庄附近布下口袋形的防御阵地，以吸引日军的攻势，然后下令装备火力较强的汤恩伯部驰援。当日军在台儿庄受到顽强阻击，汤恩伯部立即由外线包围攻击日军，形成以内外夹攻围歼日军的态势。蒋介石于3月27日 ，亲自率领军委会的高级参谋白崇禧与林蔚等将领，坐镇徐州督战。蒋介石在电话上对李宗仁道：“命令部队死守台儿庄，若丢失阵地，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长官！”此时在台儿庄地区已有孙连仲第2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川军孙震部第41军，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第40军等部数十万人。为了使会战稳操胜券，又令集结子武汉附近的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火速向徐州地区增援。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我军拼死不退。固守台儿庄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损失已达七成，李宗仁命令孙部死守待援，孙遂令守城的池峰城师长：“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守军遂炸毁浮桥，自断退路，决一死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到台儿庄督战。3月28日 ，下令部队合围深入台儿庄的日军。日军板垣师团前来解救矶谷师团，又进入口袋。李宗仁在4月7日 下令所有参战的国军四面合击聚歼日军，日军总计伤亡两万余人，矶谷师团主力被歼，残部溃退出台儿庄，这是日本皇军自明治维新建军以来，在战场上最大的一场败仗。参战的部队有中央军、西北军、川军、桂军、山东军等各派系，但令出一处，行动统一。自李宗仁到士兵莫不恪尽职守，浴血死战。台儿庄会战是国军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中华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军队真正统一的大会战。北伐后的军政统一仅是表面上的，抗战才使各军阀和地方势力团结一致，捐弃前嫌，浴血沙场，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真正统一局面。此时徐州战区已有50个师，分为五个作战兵团，摆开决战架势。当国人还沉浸在台儿庄大捷的欢乐声中，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已集结13个精锐师团，约30万人，辅以飞机数百架，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分6路向徐州实施包围，企图一举围歼国军主力。面对战力悬殊的险恶现实，再夺取徐州会战胜利已无可能，蒋介石遂令部队分5路撤退，以作长远考虑。日军在整个徐州作战中，历时一月有余，外围战场付出死伤3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徐州空城，其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从台儿庄大捷到徐州大突围，国军的两次成功首先归功于蒋介石整饬军纪，统一号令，军队开始走向国家化，除中共军队外，皆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抗日战场，军人皆以捐躯报国为天职。人皆有尊严，何况守土有责的军人，更何况有几千历史的华夏民族。所以，不以抗日为首要任务的共军，既无民族大义，更无军人尊严，是纯粹的流氓叛乱武装。
1938年6月，为迟滞日军南下，争取时间转移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至西南大后方，掘开黄河，以水代兵，形成从郑州至蚌埠地区的长约千余里的大地障。使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近三个月，被迫转至安徽由长江西进。6月中旬，国军统帅部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指出：“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鄱阳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固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并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为上策……”根据当时形势，应当说在武汉外围远方抗击日军的作战意见是正确的。蒋委员长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也由陈诚出任，统帅了薛岳的第1兵团，张发奎的第2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军第11军的攻势，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的日军。由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3兵团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4兵团则在长江北岸布防。蒋介石几乎调用全部部队，总计50个军，129个师，110余万兵力。1938年7至10月，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负责，执行牵制作战任务，统帅日军第3、第10、第13、第16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12万人，在合肥集结。另一路由新上任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6、第27、第101、第106等4个师团和台湾来的波田支队，以及3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14万人，作为主攻力量。投入武汉大会战的日本陆、海、空军近40万官兵。同时，大本营为配合武汉作战，向中国再新增兵力40余万，增拨作战费用32.5亿日元。
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进攻重点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7月22日，冈村宁次的波田支队在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据点姑塘登陆，随后第106师团进入姑塘，协助波田支队。张发奎驰援姑塘的4个师受阻，损失惨重，九江又被日军突破，25日，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趁挫败中国军队反击姑塘之胜势，立即会攻九江。26日晚，张发奎率第2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等阵地转进。九江陷落，同时，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被日军占领，日军冲开了武汉外围的一线防御。国军第4军、第52军、第64军、第66军在星子到德安地区激战。日军第106师团，被钉在金官桥阵地，无法突破。金官桥一线的中国守军是欧震的第4军、李玉堂的第8军和李觉的第70军。在承受了两天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后，守军凭借紧急修复的简易掩体、弹坑，甚至死尸，将进攻日军放至二三十米处，依靠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轻火器猛烈反击。第106师团的那些预备役士兵，遇到猛烈的打击后，不是掉头往回跑，就是趴在弹坑里不动弹。在长达41天的作战中，日军用尽包括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持，无法突破国军阵地。冈村被迫再调第9师团支援，仍然无法打开僵局。9月30日，负责迂回攻坚任务的日军第106师团深入至瑞昌西南方的万家岭一带，10月2日，薛岳开始部署围剿第106师团的具体作战方案，电令：第4军、第74军及第187师、第139师，从东面包围万家岭日军，切断其可能回缩的退路。新13师、新15师、第91师、142师、60师及预6师，包围万家岭西半面。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航空侦察报告得知事态不妙，“106师团已经钻进了口袋，赶快令他们向正北转进，再迟就晚了。令第27师团警戒106师团右翼。”接到冈村的指令，松浦的106师团拔腿欲跑，却在连绵的群山里迷了路。薛岳兵团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指挥第4军（欧震）、第29军（李汉魂）、第66军（叶肇）、第74军（俞济时）发动联合攻势，围歼日军106师团。中日双方在万家岭血战14日。其中以俞济时74军牺牲最大，最后连军长俞济时都亲率警卫营参战。受困的日军106师团第一天就伤亡了4000余人，一直无法打开战线缺口，外围的日本援军受阻，也无法打破包围圈驰援。10月10日，万家岭战役结束。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4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3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第106师团仅千余人逃脱。冈村宁次为了要消灭在江西集结的我军部队，日军3个参战的师团，几乎要打光了，需要补充的兵员，甚至超过了原有的建制。从北路进攻武汉的日本第2军，遭到第五战区第71军宋希濂部在富金山阵地的顽强抵抗。尤其是71军36师的陈瑞河部十天十夜血战中，差不多打光了所有的弹药，毙伤日军第13师团1万多人。日军在攻击九江门户之时，冈村宁次令江北最精锐的第6师团攻击九江以西100余华里的田家镇要塞。第6师团按照进攻路线，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率领下，一路攻下黄梅，广济，很快到达了田家镇附近。此地由李延年的第11军团防守，9月19日拂晓日军总攻开始，先后向两岸守军发动攻击，9月28日夜，李延年率第2军余部全部撤离，次日天亮，日军完全占领了田家镇要塞及附近地区。此战表明，武汉最后和最坚固的屏障被撞开，至此，武汉以东以无险可守。
中国空军也有不错的表现，屡次对日军发动攻击，沿长江炸毁几十艘军舰，击落数百架日本飞机。在4月29日的日本天皇生日当天，中国空军在武汉上空就一举击落日机36架，只有3架轰炸机逃回，中国机队损失了9架，苏联机队损失了2架。日本袭击上海不久，中国就正式向列强求援，当时只有苏联有所反应，他们派来了装备齐全的四队战斗机和两队轰炸机，与中国空军一起作战。37年底，中国引进了苏制E型战机700架，苏联援华的“正义之剑”飞行志愿军，在中国的领空上，也有近百人的牺牲，这算是苏联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牺牲。苏联想让中国抵挡日本，所以给予中国贷款援助，为了日后攫取中国利益，虽然是饮鸩止渴，为了救急，也只能如此。而美国这时是将大量的废钢铁、石油、机器和军火卖给日本，间接帮助了日本攻击中国。海军在长江沿线英勇作战，舰船全部损失。武汉外围激战之际，日军10月间又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仅一周就占领了广州，粤汉铁路被切断，中国失去主要的战略物资进口基地，国军在撤退计划完成后，决定弃守武汉。日本攻占了武汉与广东，中国90％的国防工业生产、80％的关税与盐税收入、60％的粮食生产，从南到北的海路出口与重要的陆路交通线基本沦于日军之手。武汉会战，中日双方军队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五个多月，日军投入数十万兵力，会战期间又补充了五六次兵员，日军统帅部已无力增兵，使日本陆军大伤元气，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我军所有参战部队都打得英勇顽强，付出重大牺牲，伤亡比敌倍之。歼敌约10万之众，我军22万人伤亡，比例较之前时已是大幅降低了。更值得欣慰的是，自抗战以来，蒋介石身为一国军队之统帅，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武汉会战前期5月间的兰封之役中，其嫡系主力28军攻城迟缓，军长桂永清撤职；第36师师长龙慕寒玩忽职守，守城不力，放走敌人，着即押送武汉处决；第46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任，戴罪图功……此时，全国军队空前团结，除了空喊抗日的中共军队，皆为拼死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不再是传统地方派系所主导的军队了。武汉会战期间，缘于希特勒提议日本应与中国媾和，以共同对付苏联，此时日本内阁和军部也有和战两种对立意见，日方遂向中方提出和平要求，中日双方代表先在香港进行不公开接触，商讨停战事项。中方以日本必须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先行恢复至七七前状态，再进行条约正式谈判为前提条件。月余未果，知其日本一面谈和，一面进攻，并无诚意，实为诱降耳。蒋断然撤回代表，停止接触。蒋在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虽然高层仍有诸多议和幻想，但蒋坚不为所惑。蒋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已下定牺牲之决心，宁愿战而亡，决不降而亡。日本数次诱和不成，又将目光转向了汪精卫，实行“拥汪倒蒋”政策。
三、中期抗战
攻取武汉，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昌，国军在南昌一线集结了30多个师，日军冈村宁次第11军以3个师团自1939年3月20日傍晚强渡修水至27日晚占领南昌城，日军总共仅用了7天的时间。蒋介石震怒于30余师的人马，竟挡不住日军3个多师团的进攻，丢了南昌城。于是下令由第9战区的第4集团军、第19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以及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再统一由罗卓英指挥重新夺回南昌。从4月22日反攻全面展开，至5月9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打了半个多月，第32集团军所属的第29军军长陈安宝将军阵亡，攻城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国军4个集团军辖下的10余个军，始终没能夺回南昌城。此次会战，日军伤亡共计2.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总计5.1378万人。日方宣布攻占南昌时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多名。双方损失的比例为20：1。国民党的嫡系及地方部队，是在内战中起家和发展起来的。打内战，毕竟只是低水平人海战术的简单重复。当日军以重炮、坦克、军舰和飞机隆隆开进这块古老的大地，以立体多兵种协同战术进行攻防时，中国军队才发现真正的现代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即使是嫡系的一个中国师，也不敢保证有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的把握。杂牌军两三个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的例子，更是寻常之事。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的高级将领，平日普遍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打不过敌人的主要原因。日军在南昌战役中第一次大胆使用集群坦克作远距离大纵深突袭，途中用飞机空投补充燃料，一举打乱国军部署，创造了坦克作战史上的先例。
40年6月初，日军第40、第13两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宜昌扼川东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重庆顿时人心浮动。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军3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 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江防兵力顿感空虚，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体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彼突破，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6月16日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宜昌得而复失，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又紧急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国军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部队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11月20日 ，日军集中豫、鄂、皖三省七个半师团，近30万兵力，配有坦克350辆，装甲车200辆，摩托车350辆，飞机150架，以闪电战术第四次袭击第五战区。李宗仁发动军民破路，将每条大路、小路切成一段一段，日军的坦克、装甲车、骑兵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终因欲速而不达，找不到我军队主力，除了放火烧毁房子，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外，一无所获，不到半月，鸣金收兵，各路日军返回原地。
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至1942年月）是抗战中期最为辉煌的战绩。1939年8月30日，日本阿部信行内阁上台。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3日，英法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不到一个月，德军便消灭波兰军队150万，灭亡波兰。随即征服北欧，横扫西欧，对英国发动海空作战。阿部内阁利用欧战全面爆发之际，狂称“要决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长沙是中国第九战区的指挥中心，该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兵力之多居各战区之首，共配置54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纵队。战前蒋委员长和军委会皆不赞成在长沙固守，因长沙平原地带，四面面受敌，易攻难守，但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坚持要打，不惜抗命，甘愿接受军法制裁，对白崇禧和陈诚说：“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蒋委员长于是补发一个作战命令，正式下令在长沙大打一场。9月14日，日军101师团102旅团，与106师团主力组成东路军,攻击在江西北部的国军阵地。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令罗卓英指挥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在赣江以西，沿高安、秦新、靖安南北两线从侧面攻击敌人。同时，另派部队在渣津、修水等地阻敌西进，节节抵抗。日军未遇强烈抵抗，没料到这是我军有计划的抵抗式后退。冈村宁次看到进展顺利，同时发现重庆方面有意放弃长沙阵地，于是大胆下令在湖南北部的日军第6师团在9月22日强渡新墙河，攻击国军第15集团军关麟征部，同时出动助攻的上村支队，从洞庭湖登陆，组成包抄国军队左翼的西路军，以压迫我军向东撤退。并令日军33师团与奈良支队，组成中路军从湖北南部的国军阵地穿插。一举越过通城与麦市，直驱湖南平江，企图包围第15集团军，迫使后退的中国军队的主力与日军决战。第52军张耀明属下第195师第1131团第3营500余官兵在营长史思华少校指挥下，死守草鞋岭阵地，挡住了日军奈良支队的两个联队5000余人的猛攻达数天之久，最终全营官兵战死。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毕恭毕敬地向他的敌人躬身致敬……战后，为褒奖史思华营的悲壮事迹，国民政府在当时激战的地点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日军在湖南沿粤汉铁路南下主攻的部队，虽然一路进展顺利，但未捕捉到国军主力，日军分散在各路的部队又无法顺利对中国军队形成合围。江西北部的日军106师团，在幕阜山遭到国军杨森第27集团军迎头痛击、敌第33师团猛攻数日，未能撞开杨森防线，遂改变主攻方向，于9月20日，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向东南移动，企图寻找新的突破口。国军发动民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日军补给线竟遭切断，国军且战且退，已在长沙城外布好口袋，诱使日军入围。这时精锐的国军王耀武的第74军在江西北部出击，日军遭到极大压力，江西北部日军被迫放弃进入湖南会师的计划。从湖北南下的日军奈良支队，向东旋转，虽然与由湖北南部南下的日军33师团在湖南东北部完成会师，却没有包围到第15集团军。但杨森部已将由北而来的第33师团包围在在长寿街地区，经一昼夜的激战，歼第33师团主力大部，残敌遗弃辎重马匹逃回通城。同时，日军第6师团与上村支队会师之后，原先也有机会强攻长沙，但却受到薛岳部队的诱导，转向湖南东部追击国军，并企图与江西的日军会师。不过由于在江西作战的东路日军，因为耗损过大，为了安全起见，已经开始退回原先的阵地，因此日军也失去了在湖南东北部合围中国军队的机会。日军在湖南再遭薛岳部的强力反击，日军在孤军深入的危机下，冈村已错过合击长沙之机会，于是在中国军队形成合围反击前，10月5日，冈村猛然醒悟，下令在湖南的日军分头撤退，对沿途经过地区大肆破坏。10月14日，所有参战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此役，国军歼敌3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日军军官40余名，缴获枪炮辎重无数。作为报复，日军屠杀了16500多名国军战俘和25400多平民百姓。
冈村宁次在第九战区碰壁，接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于1940年转向攻击第五战区。日军接着攻占了第六战区的战略要地宜昌之后，日军第11军又试探性攻击中国第九战区。1941年3月，第11军在江西发动上高会战，因为纵兵轻进，第34四师团遭到中国军队巧妙的战术合击，损失惨重。司令官园部急调33师团救援，但是同样遭到重创，特别是王耀武的74军，更是一战成名。日军撤换了作战不利的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改派阿南惟几中将出任司令官。阿南是一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特别受到日皇以及宫内女眷的欣赏，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战功，赢得皇室特别的看待。阿南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略情势，他决定要在长沙打出一场胜仗，以挫中国第九战区薛岳的锐气。阿南将11军的六成以上的部队，都秘密地抽调到湖南北部，以日军强大的火力与攻坚的兵力，采取中央突破的强攻战术，准备一路攻下长沙，击败薛岳的部队。阿南调集了四个师团与四个支队，在新墙河以北地区秘密集结，并且将司令部移到岳阳，以就近指挥作战。9月18日，日军开始先攻击大云山的中国军队，接着强渡新墙河，以强大兵力结成锐不可当的攻击正面，一路扑向长沙。薛岳临危不乱，他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部队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向湖南东部的山地诱开。国军实行机动作战，不给日军主力以围歼机会。阿南于是将日军主力，分成两组，第6与40师团，向左翼迂回，进攻长沙外围的中国第26军，第3与第4师团向右牵制中国第37军，而国军王牌第74军赶到战场之后，立刻发挥猛烈的攻势，在春华山狠击日军第3师团，阿南只有立刻调派第6师团以及重炮旅团，前往围攻74军，不过74军巧妙地吸引日军的兵力东移后，又顺利地退出战场。薛岳以第79军防守长沙市，由于日军的主力部队，一直分散在外围，进行追逐与围歼中国军队的作战，因此没有集结更足够的优势兵力，一举攻下长沙省城。虽然日军的第4师团，一度攻入长沙市区，同时日军的第3师团，更冲到南方的株州，但是守卫长沙的中国第79军猛烈反击，日军因为兵力不够集中，无法完全攻下长沙。阿南此时还认为先扩大日军在长沙外围的战线，可以多捉到一些中国的援军，而攻下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但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却改变了整个战局。当薛岳的第九战区，遭到日军优势兵力打击的时候，蒋介石判断日军第11军的兵力已被过度地抽调，其防区一定兵力不足，下令相关的战区尽量地发动牵制性攻击，攻击日军弱点，牵制11军对长沙的攻势。陈诚很快地就发现阿南竟然把镇守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抽调了三分之一，于是决定强攻宜昌。当时宜昌是日军威胁重庆的前进基地，同时切断了两湖与四川的水运联络（使得两湖生产的粮食无法由长江输入四川），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9月26日，陈诚以最快速度调集兵力，乘虚进攻宜昌的日军，此举出乎阿南意料。由于中国军队在宜昌的攻势异常猛烈，绝非寻常的牵制作战，这时在宜昌的日军指挥官，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陷入了四面围攻的险境，只有急电阿南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第二次长沙大捷，陈诚在第六战区指挥的牵制攻击起到极大作用，日军指挥官阿南过于冒险，未能掌握全局战略均衡，也没有盯紧作战目标，一味以优势兵力强力推进，采取“中央突破”，却不断追逐新出现的目标，使兵力分散，错过攻占长沙的作战时机。国军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据军令部长徐永昌分析，以攻击力而言，武汉会战前，日军为94％，我军仅为6％，此时日军降为53％，我军升至47％，基本扯平了。
常德是湘北军事要地，湘米就是从这里运往鄂西第六战区和重庆内地的，被称作第六战区和重庆的补给命脉和粮仓。在战略上亦有重要意义，东南可窥伺长沙、衡阳，西可窥伺鄂西、川东。1943年11月2日，东路日军的第3与第13师团由华容渡过长江向西攻击安乡，北路日军的第68与116师团向南进攻瑗水与王家场。东路日军在突破我军防线之后，沿着洞庭湖的北岸，向东进攻津市与沣县。其主力中间突破，过长江攻击公安和津市，完成对沣水以北地区的控制后，分别攻击位于常德西北方的慈利与漆家河，一支直插常德。此时另一支日军第68师团则渡过洞庭湖，沿着沅江的正面，直扑常德的外围重镇德山。11月19日，日军对常德迅速形成了三面合围的态势，这天刚好是蒋介石率领代表团飞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领袖会议的日子。国军第六战区由新升任司令长官的孙连仲将军指挥，因未判明日军此番进攻的真正企图，仍以鄂西会战的态势部署兵力。即宜都至南县沿长江南岸防线，为第10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守卫，两军结合部约在公安至澧县之间。开战之后，置重兵于鄂西及石门地区的机动部队也向北移动，企图侧击向鄂西进攻之敌，常德附近兵力空虚。直到日军68师团进攻沅江，以及日军攻势全面向南旋转之后，才确定日军的方向是常德，而非向西进攻四川。于是以第18、第73、第74与第100军，尾随日军向南跟进，企图在常德外围包围日军。由陈纳德（Chaire L.Chennault）指挥的中美空军机群，也出击支持地面战斗。第九战区派遣第10、第58、第72与暂编第2军，以最快速度驰援常德，国军先头部队第10军猛攻日军在常德外围的战略制高点德山。10月30日突破日军防线，攻占德山。第10军遭受日军毒气和空中猛烈打击，预2师师长孙明瑾力战阵亡。日军在12月3日，又以优势的兵力夺回德山，迫使粮弹与兵力不济的第10军退却。负责守卫常德的第74军57师，力经15天的血战，与日军进行巷战逐屋争夺，双方展开肉搏。但是由于援军一直被阻击在外围，日军甚至以开放撤退通道及劝降的方式来动摇守军的抵抗意志，都被57师拒绝。所有勤杂政工人员全部上阵，余程万师长亲率卫队参战，全师官兵8500人，只剩321人，最后才跟着师长余程万突围。日军终于在12月3日攻占了已成废墟的常德，却落入国军包围圈之中。此时第九战区的其它支持部队于12月4日陆续赶到，第58军与第72军猛攻德山，横山勇已明白其处境，无意恋战，下令部队向北突围。12月9日，国军收复常德。日军在10日开始全线撤退，24日撤回到作战之前的战线。常德会战中，中国牺牲了三位师长，横山勇的第11军损失两名师团长，4万余人伤亡。
常德会战为埃及结束的中美英三大国会议，提供了好一个消息。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发布。宣言说：“三国并非为自身谋求任何利益，亦无扩张领土之意；同盟国的目的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以及日本从中国手中盗取的一切地域，如东北、台湾、澎湖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以武力及贪欲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三同盟国注意到朝鲜人民的奴隶状态。决意将使朝鲜自由独立。本上述目的，三同盟国将与各同盟国协调，继续执行为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的重大而长期的行动。”蒋介石委员长代表中华民国，第一次在国际重要会议中，理直气壮地发出中国人的声音。此前，11月5日，汪伪政权及伪满洲国，还有缅甸、菲律宾、印度、爪哇，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及政治组织，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称：“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次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为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11] 日本希望集中东亚的人力物力与同盟国共同作战，此时太平洋南部战场的主导权已转向了盟军。美英在北非5月间击败德意军队，7月10日登陆西西里岛，意大利政变，墨索里尼下台，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脱离轴心国。苏德战场上，德军也走了下坡路。日本转变了对德意的依靠心理，只能以独自的力量来面对盟军的反攻，“绝对国防圈”南部从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大幅收缩至加罗林群岛及马里亚那群岛一线，德日全部转入内线防御态势。
四、缅甸战场
德军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也面临德军入侵。希特勒的胜利愈加刺激日本的南进欲望，因为日军与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失败，又与英美失和，美国已经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对日本采取“道义禁运”和“经济禁运”等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废铁、飞机、航空设备、军事器材和石油等战略物资输往日本。日本国内粮食欠收，通货膨胀严重，一系列难题加剧了日本经济困难。但德意在欧洲的攻势凌厉，法国投降，英国危急，日本看到资源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此为千载难遇之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一举夺占东南亚。因为日本的全部或部分石油、橡胶、特殊钢原料、铁矾土、皮革、棉花、羊毛、麻类、油脂等重要战略物资必须从英美及其势力范围内进口，夺取南太洋的控制权，就可以摆脱对英美的依赖。日本军部估计，德国很快会进攻英国本士，欧洲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因此，军部不少上层决策者都倾向于中国问题未解决之前，也应不失时机地断然南进。1940年8月1日，近卫内阁外相松冈洋右发表谈话，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这个基本国策要纲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地位，调整日苏关系，从1941年初，日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相继攻占了我东南沿海的全部港口，企图困死抗日军队，迫使重庆政府投降。在这最艰难的时刻，苏联又与日本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切断了西北陆上运输线，斯大林客观上帮助日本完成了封死中国的计划。中国仅剩一条滇缅通道获取外援，日本为了切断缅甸通道，隔断印度与中国的联系，拉拢印度的反英势力，出兵登陆缅甸，驱赶英国殖民者。英国当局迫于日本压力，曾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以配合日军三月亡华的计划，避免战火烧到自己头上。当时中国的外援通道有四条：西北路线、香港路线、法属印支路线和缅甸路线，到1940年6月，月运输量分别为500吨、6000吨、1.5万吨和1万吨。当只剩下滇缅运输线时，这条运输线便是中国坚持抗战的生命线。而防守缅甸兵力极为有限，英国、印度、缅甸与中国合起来仅3万余人，作战飞机60架。迫于形势紧张，1941年12月下旬，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上将飞抵重庆，蒋委员长决定战时将中国的第5、第6军派往缅甸，归其指挥。此时日本已经正式对美英作战，英国亚洲属地尽失，若想保住印度殖民地，再无回旋观望余地，只剩抗日的一条路了。
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共同宣言》，外交部长宋子文签署了宣言，中国排名第四，在美、英、苏之后，其余22国按字母顺序排列。罗斯福总统特别向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东方战场，他深感印度的重要。在分析了东亚各国情况之后，于1942年1月托罗斯福向邱吉尔转达他的意见：其一，鉴于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英国应明智地主动允许印度独立自治，以缓和英印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其二，如果英国同意蒋介石以上意见，蒋介石将亲往印度，调解英印矛盾，劝说印度各党派参加反侵略阵线，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英国虽然不愿失去这块亚洲最大的殖民地，但战争期间自身力量有限，也不得不考虑盟国的意见，希望蒋介石在访印时发表劝告印度人民与同盟国全面合作的宣言，蒋还与甘地进行了长谈。蒋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出访国外，他在离印前，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希望中印两大国同为人类自由努力，深信英国必能从速赋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实权。声明中称：“余夫妇此次访印，留驻半月，得与印度军政当局，以及一般友好，开诚商讨吾人之反侵略计划，与彼此共同奋斗目的，幸获一致之同情与全力赞助，殊觉愉快……”返回时又飞往缅甸腊戌前线，视察中国战区缅甸战场备战情况。
为了保住这条运输线，也为了援助困境中的英军，盟军要求中国出兵协守缅甸。国民政府组成3个军10万人的远征军赴缅参战，其中第66军在云南保山待命，以杜聿明的第5军和甘丽初的第6军为国军中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部队。本来早就应该入缅布防，但英国恐怕失去独占这块殖民地的权力，拒绝早已准备好的我军入缅，直到仰光危急才准许参战。1942年1月31日，日军第15军第55师团攻占毛淡棉，接着渡过萨尔温江，向北追击。2月初，应英军要求，中国派出第6军接替缅泰北部边境的防卫，由第5军前出同古和锡唐河上游地区，阻止日军北上。2月23日，日军第15军第33师团突破了英军锡唐河（Sittang）防线，向仰光侧后推进，于3月8日占领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随着马来战事的结束，又新将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补充到第15军，计划在5月末以前，在曼德勒附近，捕捉我联军主力，随后占领缅甸全境。第15军大部以曼德勒会战为目标，首先夺取同古。3月8日仰光陷落，英军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不战而退，使中方陷入尴尬境地，史迪威这时走马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中国远征军。美国赋予史迪威六项职权：一、美军驻华代表，二、在缅中美军司令官，三、对华租借物质总管，四、滇缅公路监督人，五、在华美空军指挥官，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于3月3日在腊戍会见蒋委员长时，故意隐瞒了第六项内容，待蒋追问之下，才不情愿地补充了第六项。
日军分路北上，第55师团从仰曼公路直攻我军守备的重镇同古；第33师团则沿依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攻占仁安羌；第18师团在仰光登陆后，立即赶赴同古集结，向曼德勒东侧突进，向乐可方向开进；另有第5飞行集团（师团）配合地面作战，统一由西贡的南方军总司令部指挥。日军“曼德勒会战”的预定线是乐可、央米丁、仁安羌一线。国军第5军200师在戴安澜师长指挥下，3月8日进抵同古，接替急于逃跑的英印军。日军以优势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下猛攻同古，从3月19日打到29日，我军200师予敌以重大杀伤，敌军那铃本联队几乎全部覆灭，我军亦阵亡三分之一。日军55师团两万余众，加上几十架飞机助战，三面围包围城内万余我军，施放糜烂性毒气，仍苦攻不下。第15军指挥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又把从新加坡刚刚赶到的第56师团主力调往同古，增强攻击力量。这样，在日军以数倍于我之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我军新编第22师被阻击在同古之北，无法南下增援，第96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在集中过程，第66军何时集中，尚难预料，此时第5军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忧。同古守军补给中断，固守同古已无可能，日军正以优势兵力准备捕捉联军主力，决一死战。200师于是奉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之命，于3月30日凌晨向平满纳阵地转移，无一掉队，连伤兵也未丢失。史迪威对同古撤退大为不满，与杜聿明闹翻，认为这是干扰了他的指挥权，实际上我军死守中线的同古是与敌拼消耗战，西线的英军根本无防守的决心，英国派遣以敦刻尔克大撤退闻名的亚历山大上将任缅甸战场指挥官，即可看出英国的意图是争取全身而退。仰光失守，缅甸南部已对英国和中国同时失去战略价值，日军占领安达曼岛，英国已经丧失了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加尔各答不再成为补给港。制空权也转移至日军手中，4月5日，日海军出击印度洋，空袭科伦坡，9日击沉英国航空母舰竞技神号，日本东条首相呼吁印度独立，激化其反英情绪。重新夺取仰光，即无意义也无可能，至此，中国的生命线是缅北，英军要撤，我军不值得在缅南独自血战。此时日军并不怕我军决战，其目的一开始就是力图围歼联军，我方集中兵力寻求决战，正好让日军聚而歼之。此时日军在各战争节节胜利，士气高昂，我方若无数倍之优势装备兵力，保卫缅甸是不切实际的，能保住缅北就不错了。史迪威看不到这一层战略关系，又没胆量谴责英国人，只能是以先天的种族偏见和左倾思维来欺侮国民政府，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不愿作战。
史上任伊始便与蒋发生激烈冲突，3月18日，史前往重庆向蒋提出收复仰光的计划，蒋认为实不可行，中国军队若无空军及炮兵支援，很难战胜海陆空占优势的日军，难以克服该地，两人发生激烈争执。次日，蒋再与史商谈，提出“目前应取守势，切勿轻进以图侥幸”，史极为不满，在日记中骂蒋为“固执的畜牲”。让我军死守同古防线，中国当然不情愿，史迪威可以拍屁股走人，让蒋介石为靠不住的英国佬输掉抗战血本，决不是中国人的胜利。但蒋又不能象英国人一样，不怕得罪美国人，只能是尽量周旋，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军队，而这一切反而加深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仇恨，为日后史氏祸乱国民政府埋下祸根。相比之下，中国军队虽然在国内和缅甸战场频频失利，但军人血战精神要比英军强过百倍。我军血战同古，英军一路后撤，宁当俘虏不愿牺牲，连自己的殖民地都不要了，便无理由让中国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接着第5军的22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顽强精神，从3月30日打到4月15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4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均未进入激战阶段就被日军击溃。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5军力量最强，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我军预定阵地，日军恐伤亡过大，因此改成由两翼突破。左翼的日军第33师团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数万英军心无斗志，于4月1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造成平满纳阵地西侧翼暴露，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作战意志早已动摇，在日军33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不得不放弃。日军第18师团进入平满那以北，欲切断远征军退路，于是第5军主力退向曼德勒(Mandalay)，日军于4月19日攻占平满纳。史迪威又在日记中骂杜聿明和寥耀湘是“卑怯的杂种”和“十足的懦夫”，又跑到重庆以辞职为要挟。蒋为顾全盟国体面，不得以亲自伴同史到前线，训示部下，以罗卓英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缅战以来，英军的表现令人担忧，2月间，在锡唐河以南地区有7000英军被俘．3月初不战而放弃仰光．之后便一路后退。英军在日军的攻击下，以投降而闻名，1942年2月，日本第18师团和第5师团横扫新加坡，以3万人兵力俘虏岛上8.5万名英军，开创二次大战期间盟军一次被俘人数的最高纪录。世人总是嘲笑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装备远胜过中国的英军竟然整建制地投降了日军。英缅军在前线的两个师和一个旅，经过初期作战，只剩下不到2万人。但后方司令部仍然保持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里有1名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多名参谋军官，仍不减英国式的傲慢和绅士风度，照着军事教科书上的程式，按部就班地起草着各种标准的军事文书，象煞有介事地指挥着大兵团作战一样。英美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英美密不可分，利益相同，此时在亚洲的意图是弃缅保印，以保存实力，英军想让中国军队独挡一面，掩护其撤退。所以蒋在4月24日发出指示：“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同时指示远征军守卫腊戍、密支那、八莫等边境城市，但史迪威却热心于组织曼德勒会战，全然不顾后方防守。
由于国军装备精良的第66军新38师一部西调，援救在仁安羌油田被日军第33师团包围的7000英军和500名传教士及新闻记者。盟军东线兵力不足，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曼德勒会战”吸引正面盟军，另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日军第56师团配备汽车坦克重炮等机械化装备，从同古右进掸邦的乐可，急速向腊戍方向突击。腊戍是远征军后勤重地，屯积了大量的作战物资，亦是退兵要冲，只要攻克腊戍，切断远征军与中国后方的联结，那么缅甸战场就胜局在握了。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突击，有如德军在欧洲的闪电战。日军在突破我军左翼阵地之后，24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直指腊戍。腊戌失陷，犹如马谡失街亭，集结在曼德勒的远征军主力一下陷入绝境，必致全局崩溃。此时，史迪威与罗卓英未察觉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回防，与第5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史迪威没有意识到日军攻占雷列姆，就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威胁我军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只派200师尾随追击，而将我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在4月24日，200师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战线。这是一个转机，第5军也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懂得利用这个战机，将第5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追击，再抽调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66军（张轸）全力回防腊戍，这样我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5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虽然留下200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56机械化师团，在日军拥有空中优势的状况下，既尾随不上日军，又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日军在东线突破乐可之后，接着4月22日拿下东枝，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不顾后方情况，闪电般地扑向腊戍。24日进入莱卡，缴获了足够的燃油，26日进至曼卡特，28日攻到南泡，于29日（日天皇生日）顺利地攻占防守薄弱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我军与云南的交通。日军原以为在腊戍会有一场激战，却发现守备力量薄弱，得以轻易拿下这个战略支点。当时日军曾派出60架运输机运载挺进部队前往腊戍，实施空降，因浓云密布，只好中途折返。日军56师团以主力分头向八莫和密支那追击，另以一部沿滇缅公路向怒江疾进，以期完全切断国军回国退路。这时史迪威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国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66军军长张轸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28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29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国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整个在缅甸作战的我远征军部队补给线被切断，军心动摇，立刻陷入崩溃状态。
同古血战，仁安羌大捷，中国是小胜而大败，日本是小败而大胜，中英美同盟军同床异梦，导致战场主动权始终操在日军手中。日军的猛攻猛打，强行突击，显示出战术作战能力和战略决战能力的强悍。此时，坐等“曼德勒会战”的史迪威方才恍然大悟，但败局已定，我军退路已断，英军首先在4月30日撤出曼德勒，逃往印度，因为英军任务就是安全撤回印度，重演法国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对缅甸作战并不抱希望，撤退不及就举手投降。4月18日，韦维尔上将写信给亚历山大上将，必要时保证英印军撤退至印度阿萨姆邦，保护好加里瓦通道的安全。日军急速奔袭加里瓦，英印军丢弃大量辎重装备，战车坦克火炮弃于亲敦江东岸，仅汽车就有2000辆之多，士兵仅带随身武器进入深山。而中国军队历经血战，无一支部队投降。5月1日，日军进入曼德勒，已是空城一座。本来史迪威还有一线绝处逢生的希望，就是依照蒋介石的命令集中兵力以最快速度回撤缅北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与八莫（Bhamo）一带，与孤军深入的日军决战，据守缅北三角地区，保护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中走廊。此时杜聿明将军在曼德勒以北尚能集合4个师，但史迪威的信心也完全崩溃，只求退向印度以保命了。但在撤退途中，却不忘记表演其军人的素质，放弃登机，带领百余人徒步走向印度，故意砸毁电台，不与各方联络。国军向印度退却不回中国，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作为一个参谋长，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报告的想法也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远征军各部队陷入混乱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蒋介石只好越过史迪威、罗卓英，直接电令杜聿明：“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杜聿明不敢片刻停留，指挥手下第5军和第66军两个师沿铁路迅速撤退，抢占缅北要点密支那，而后夺路回国。5月8日，远征军到了卡萨，密支那不远了，但日军抢先了一步。日军于29日下达全线追击命令，4个师团分别向怒江沿线和八莫一带快速发展，捕歼我军主力。5月9日，日军18师团已抢占八莫、密支那，56师团一部乘胜追击，沿滇缅公路快速北进，突破中缅边境，连陷畹町、瑞丽、芒市，直逼怒江。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已沦敌手，直到“飞虎队”与中国空军袭击了日军运输线，怒江危机才告结束。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援华物资的陆地通道，构成对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严重威胁。不过日军过长的补给线也受到美军驻华空军的打击，其仓库和辎重队不断遭受轰炸，仅能维持怒江前线的小规模部队，再也无力东渡怒江，完成包围重庆的战略企图。杜聿明决定各部队分路回国，新38师经20多天艰难奋进，5月上旬全师官兵终于到达印度边境重镇英帕尔，全师尚存7000余人。杜聿明率领其中第5军军部及廖耀湘新22师离开密瓦公路，改道向西北方向而去，穿过野人山（Naga Hill），向西退入印度雷多。野人山横隔在中、印缅交界处，高山峻岭湍流绝谷绵延上千里，原始森林密布，毒蛇猛兽出没其间，蚊蝇蚂蝗危害性命，人迹罕至，途中散居着很少的一些未开化的掸族人。军队未经过丛林求生训练，面对饥饿和疾病，又时逢雨季，部队顿时陷入重重危险之中。都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如何艰难，野人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红军是破坏抗日的叛乱武装，国军是出国抗战的荣誉军队。到达印度时，第5军军部还有1205人，新22师只剩3121人，最可怜的是女兵，进山时共有45名，出山后幸存者为4人。另一部第96师先入胡康谷地，后经孙布拉蚌退往缅北葡萄脱离险境，靠空投粮食勉强维持。7月初，蒋介石电令该师回国，师长余韶率部经一个月的艰苦行军，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初抵达滇西剑川。东线的200师，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师长戴安澜殉国，全师仅剩4000人回到云南。第5军由42000人减员至2万，撤退减员竟为战斗减员的两倍。据军政部统计，在撤退途中，中国远征军三个军共有3万余人饿死和病死在缅北丛林。10万大军活着回国和撤到印度的不足5万人，重装备全部损失。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之际擅自带百余随从离开部队，置10万大军于不顾，拒绝向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斗气行为，极像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大军统帅。自己带着身边少数随员，单独穿越人迹罕至的热带丛林，奇迹般的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直到6月初，蒋介石才接到美军驻华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中将转来史迪威的电报。史迪威要是中国将领，足够枪毙的资格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弃军而逃绝对不能宽恕，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500架飞机装备空军，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私交深厚，史氏又是美国援华物质的监理人，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方发生争执，仍以宽厚态度对待史迪威，没有追究其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也没有指责他擅自离弃军队于不顾的逃跑行为，以正当理由撤换史迪威。但史迪威只热衷于夺权，并不为中国战区谋取利益，蒋介石指望不上他的帮忙，反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种下了祸根，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一连串危机之根源。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吹捧，竟然视为英雄，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失误，反而倒打一耙，列出一大张的国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对此流氓行径，蒋大为不满，他在16日的日记中写道：“彼为推诿责任，掩护罪过，故不得不毁坏他人名誉，污蔑我国将领。此应提议开军法审判，使美国政府能知史之不法与无礼乎！”战事竟误在这种卑鄙狂妄的小人之手，一个战区参谋长竟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太上皇，难怪连美国的陈纳德都极其讨厌史迪威了，在他的笔下这样会叙述史迪威：
史迪威似乎很适合中国的工作岗位，他以前曾因职务关系两次漫游中国，而且中国话讲得不十分坏，他是马歇尔参谋总长（George Marshall）的多年友且获得国防部无限的支持。但当史迪威在亚洲肩负艰巨使命的时候，他具备了三件令他不利的东西：一种是对空军强烈的偏见加上对任何比步枪和刺刀较复杂的武器的怯懦的怀疑；一种是以“通商口岸”式的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没有外国指示便没有能力处理自己事务的劣等民族，和一种对于在联合战争里最高军事位置的外交多面性的忽视。还有他的职员中罗致了小部分所谓“中国通”的人。他们对这广大的国家和人民的认识，仍不能脱离战前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三步兵营的观点的老套。
……他是朴质不文的军官，一个极端勇敢的的人，当他在敌人火力下指挥军队的时候，看来像十分闲适，十分有本领，他之被派扮演一个和他的训练，与特质不符的角色，真是件不幸的事。在他应付不熟悉问题的不断奋斗当中，他对必需合作的其他领袖，未免倔强。他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下旬之莅临中国，受到中国领袖们的普遍欢迎，乃是他震于他的三星阶级，他对华语的熟悉，和瘦削而顽强的饱经战役者的外表。
他在策划动用在缅华军的首次会议里，蒋委员长、蒋 夫人和我都曾参加。蒋委员长授权给他指挥那时正在进军缅北的中国第五、第六两军，这是实践对罗斯福总统的诺言，允许在华的美国高级官员指挥华军作战，只在缅甸屡败之后，蒋委员长对史迪威的信心才消失，而坚决拒绝把更多的军队交给他指挥，而且，有时还对仍在史迪威名义下的指挥的各师军队发布命令哩。[12]
史迪威指责蒋介石的越权指挥也毫无道理，蒋是战区统帅，有危急时刻的最后决断权，他几次告诫属下要听从史迪威的指挥，不惜临战易将，他仅是在同古和曼德勒失去防守价值、史迪威作出致命的错误决定时，不能无视我军落入陷阱，只好亲自下令撤军，以防止被日军围歼。本来几个国家联合参战，各有利益所在，美国并未出兵，仅有少量指挥官和部分志愿人员组成的空中“飞虎队”，自然不必考虑自身得失，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交付缅甸战场，已经是作出了重大牺牲。以中国军队的装备与训练，在三比一的情况下，其战斗力与日军勉强持平，而装备一流的英美军队在同样的比例下则纷纷投降。从战场情势来分析，日军希望我军集中兵力决战，其迂回腊戍即是以大包围方式迫使我决战。如果战场一味血拼，不用一年时间中国军队在国内就拼光了，只剩投降一途，还谈什么抗战。史迪威因此仇恨蒋介石政府，而不敢以严厉的态度对付英美军队的逃跑失败，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如果中国有英国的国力，有美国军队的装备，日本侵略中国永远是梦想，根本用不着美国人来教导中国军队如何打仗。中国有几千年的战争史，出现过诸多举世闻名的军事家，亦有许多百万人规模的著名战役，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帅。以国民政府的艰难处境来分析，中国既要保持一定规模的会战，鼓舞士气民望，又不能全部推向战场，让巴不得决一死战的日军消灭干净，其困难处境不便为外人所知。而八路军就不同了，从不听从中央指挥，国民政府并未要求他们上战场决战，只要积极在侧后主动配合正面战场就够了，而共军仍游而不击，四处袭击国军抢夺地盘。史迪威竟然崇敬八路军的消极游击战，说明他不是个有头脑的政治战略家，也不是合格的战场司令官，不过是一个没有帅才和外交才能的普通军官，做教官训练军队可以，指挥会战和平衡各方面的能力绝对不足。美国将其推到一个不合其性格能力的重要岗位，实属用人不当。再者，中国在缅甸的作战并不占地利人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德钦党”人，已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独立运动领导人昂山准备借助日本的力量，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国家。后来昂山又与缅甸共产党结成人民自由同盟，开展独立运动。缅甸人仇恨英军，比较亲日，也顺带了中国军队，远征军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日本利用缅甸独立义勇军和遍布各地的奸细，在中英军队后方大肆破坏铁路，颠覆车辆，炸毁桥梁，也给远征军造成不小的损失。
如果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会战是为保护仰光到密支那的铁路，是一场维护运输命脉的生死之战，那么第二次缅北会战并无多大战略意义，因为即使千辛万苦打通了滇缅公路，其运输量并不比空运多。此时英美的注意力在欧洲，开罗会议原定于中英联合缅甸作战的两栖登陆计划，由于丘吉尔热衷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反悔。后来美英又准备实施“安纳吉姆”攻缅计划，当国军抽调兵力至云南准备攻缅时，盟军又要放弃作战，此时前方空虚，重庆门户大受威胁，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最热心的是史迪威了，为了经营其个人事业，一雪缅甸失败之耻，四处奔波，希望以胜利来达到退休前的巅峰状态。所以他仅以攻占缅北为目标，蒋认为此举徒耗兵力，作用不大，应以攻下仰光为目的。蒋虽有撤换史迪威的想法，但为了抗日大局，考虑到中美关系和史的个人前途，仍同意史在表示悔悟的情况下，准其留用效力。但史只是模糊地承认错误，却早已暗地准备杀蒋，夺取军权，史之狂妄也是美国军方的意图。1944年初，在英军统帅蒙巴顿和史迪威的鼓动下，中国以最精锐的驻印部队参加第二次缅甸作战，但英国却临期改变了两栖登陆作战，由中国地面部队独挡一面。蒋虽不情愿，还是满足了史的作战要求。此时，孙立人的新38师和寥耀湘的新22师，是全套美式装备和训练而铸造的新军，兵精粮足，由印度出击缅北，重新杀回野人山，表现了突出的战斗力。一路攻克孟关、孟拱，击溃日军第18师团，同时与美军工程兵一起开拓公路。以往日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可轻易击溃我军一个师，现在对付美式装备的新军，却力不从心，使日军大为震撼。当时史迪威为了表现自己，曾亲率一营兵力去打大洛，没曾想小小一个村庄，打了一个月还拿不下来。寥担心指挥官不测，忙派65团前往救援，用了七天时间打下了大洛。史觉得没面子，竞无理将65团团长傅仲良免职，遣送回国。引起了寥孙二人的强烈不满，与史闹翻，史便不管了。这样一来，两个师相互配合，仗打得很顺利。史迪威展开他的“眼镜王蛇”行动，秘密迂回密支那，5月17日，一举拿下密支那机场，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将星。当时密支那城中仅有300守备日军，但盟军先头部队重武器不足，空中补给困难，攻城未能奏效，亦未形成包围圈。随后日军第53师团主力驰援，第56师团一部自云南前线回援密支那，守军增加到数千人。为了攻克日军密支那城，史迪威共耗用4万吨的军援物资（足够中国战区四个月的使用数量），先后撤换了4名作战不利的准将，前后鏖战接近3个月，仍然无法攻下密支那。最后，他把从蒋介石手里要来的新30师、14师和50师投入密支那战场，由新1军军长郑洞国中将到密支那督战，才在8月3日由中国军队攻克了密支那，第56师团第56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切腹自杀，残兵数百名逃亡。同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签发的命令，由三星中将晋升为四星上将。在缅北战役中，美国与英国一起食言，原定出动两个美军师计划缩减为三个营的“梅利尔剽袭队”（代号为加拉哈德的特种部队），为梅利尔准将率领的3000人。史氏不敢向美英提出增兵，却不停地要求中国增加新的军队。英军的表现与前一次缅甸战役同样糟糕，在中国军队苦战之际，驻印缅边境英帕尔的英国第14军团仍在隔岸观火，其自私还表现在其它方面，修缅北公路过程中，英国殖民地林业官员甚至要求中方支付砍伐林木的赔偿，体现出英国式的战时环保意识。
日本从不想放弃缅甸，这关系到日军在泰国印度支那的安全，可惜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已处于守势，印度洋的制空制海权也逐步消失。为了加强其自千岛南至澳北漫长的绝对国防圈，在加强印度洋防备的同时，发动了英帕尔作战，一图将包括澳北、菲律宾在内统一于日本的南方军统帅下，并在台湾及西南群岛，分别设立作战部队，确立纵深的防御态势。南方面军想以地面部队进占印度东部，切断中印空中通道，打算以两个师团攻入曼尼普尔邦（首府英帕尔），一个师团突破富昆溪谷，夹攻阿萨姆邦，进占阿邦东部的戈拉加特、迪马普尔、锡尔恰尔等重要战略地带。但日本的重点在于鼓动印度的独立运动，使其脱离英国，印缅边境一带丛山峻岭，不宜展开大规模作战，为印度国防天然屏障，非此，日本早就进兵了。英印的积极备战一直进行着，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也在准备反攻。日军为避免处于守势防御，遂先发制人，采取攻势作战。1943年初发动若开会战，同时也在缅北对英军温格特旅展开扫荡战，打击英印军的的渗透。若开一线歼灭英军一个旅，生擒其旅长，5月初追击至孟都，将英军驱逐回印度境内，缅北扫荡也基本结束，至此英印军首次反攻缅甸完全失败。5月初第55师团编入缅甸方面军，此时日本在缅甸已有第18、第33、第55、第56共四个师团了，决战在即，英印军没有能力单独收复缅甸。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使得丧失海空优势的日军更加注重缅甸战场，计划开展“乌”号作战，以摧毁英军英帕尔反攻基地。到1944年初，日军缅甸方面军（辖第24独立混成旅团）已有第15军（辖第15、第31、第33师团，后来又增加了第53师团）、新设第28军（辖第2、第54、第55师团）、新设第33军（第18、第56师团，后又增加第49师团）共3个军，有8个师团（1945年为10个师团）和1个旅团，还有一个第5飞行师团。另外印度流亡政府的国民军第1师主力约7000人，也归由第15军指挥，作为接收印度地方政权的武装。为掩护“乌”号作战的意图，牵制英印军兵力。2月4日，日军第28军第55师团发动了第二次阿恰布战役，即“哈”号作战。日军一举包围英印军第7师3个旅及第5师1个旅于辛遮瓦盆地。英印军急调部队增援，以5个师反包围日军。英印军以强大的火力优势和空中补给，使日军无力取胜。3月8日 至15日，日军第33师团，在第5飞行师团配合下，首先发动“乌”号作战，在通赞附近势如破竹，第15军主力也突过亲敦江，向东印边境攻击英军第4军团。3月下旬新编第31师团编入第15军序列，与第15师团一道向英帕尔挺进，第31师团主力已越过边境，歼灭英印军一个旅，4月6日 占领科希马。第15师团也逼进英帕尔，3月16日 ，第33师团将英印军第17师包围子印缅边境的通赞、新盖尔之间的狭窄谷地，同时许多劳工及1000多辆汽车、2000多头家畜也陷于包围圈中，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3月末，日军3个师团在英帕尔、称希马地区，对英印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追击歼灭战。但日军由于前后方判断错误，没有紧追败敌，无意中放过了英印军。战场形势有利于日军，第53师团5月初也到达战场，追击英印军。英军方面急速增兵，日军方面补给极为困难，没有空中优势，进攻已是强弩之末，4月末各师团战斗力减至四成以下。此时，日军第18师团在中国军队持续打击下溃不成军，第56师团和第2师团以4个大队增援甘马因，53师团也增援第18师团，随后向英多转移。
丘吉尔早是惊慌失色，罗斯福忧心如焚，他们认为挽救危局的方法是中国的云南部队立刻强渡怒江，反攻缅北，吸引日军。丘吉尔有心屈尊求助于中国，又因前面的食言有口难言，只好请罗斯福出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于是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动在云南的15个美式装备师，蒋介石以“一俟英国在缅甸沿海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我主力当立即对缅采取攻势。此一约定，现今仍当有效”为由，婉拒罗斯福。史迪威在此期间煽风点火，为罗斯福出主意，让马歇尔以断绝美援为由，勒索国民政府出兵。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英军作战无能，又背信弃义在先，却不提议断绝给英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日为盟国抵挡着近200万日军，其少得可怜的援助还要看尽别人的脸色。再者援助中国的物资大多用来建设美军在华空军基础，作为空袭击日本的基础。可惜中国是弱国，紧要关头离不开美国的援助，为背信弃义的丘吉尔一解英军之围，在罗斯福断绝军援的逼迫下，云南10余万人的征缅军，在总司令卫立煌的指挥下，霍橙彰将军第20集团军所辖第53、第54两个军，分三路横渡怒江。宋希濂将军第11集团军所辖第71、第2、第6军及200师，何绍周的第8军及炮兵工兵通信等部队，分两路渡过怒江。5月10日之夜，大军渡江展开怒江会战。中国的增兵，美军在太平洋夺取塞班岛，日本的绝对国防圈被轻易突破，战场总体形势完全逆转，日军由外线作战转向内线作战，失去了决战的信心。于7月10日被迫停止了英帕尔作战，以重点防御缅北方向。进攻英帕尔的10万日军，残余兵力仅剩5万人。装备大为改善的我集团军，逐一歼灭凭险据守的日军第56师团。但日军的抵抗也极为顽强，又破译了中国军队的密码，能及时调整部署，第2师团也赶来怒江增援。远征军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一直打到1945年1月27日，终于与驻印部队在芒友会师。同时雷多公路（蒋介石将它定名为“史迪威公路”）工程也完工了。为配合英军攻占曼德勒，新1军又先后拿下了新维、腊戌等地。此时日军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从缅甸全部撤退。可惜，中国将其战场精锐尽数交付缅甸，反让日军在“一号作战”中长驱直入，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沦入敌手。这正中史迪威下怀，已实现其夺取中国军事指挥权的目的，他在信函中称：“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可见，这种人来华，绝不是为了中国抗战大局。马歇尔也向罗斯福建议，由史迪威来取代蒋介石。美国新闻界甚至无中生有，大炒所谓蒋介石的“绯闻”，目的是搞臭蒋，逼其下台。中国的抗战局面真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五、史氏乱华
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但还是以史的名字为滇缅公路命名，显示了他的宽容心态。陈纳德在评价“史迪威公路”时说：
雷多公路除了可替史迪威的缅甸作战作藉口之外，任何对它的价值的现实评价会显示出它不过是徒糜公帑的装饰物而已。
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史迪威路开放后，它每月只运输六千吨物资往中国，这时空运队正应用六百架飞机和二十个机场，每月运输七万吨横越驼峰，在某天里——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空运队运输五千三百二十七吨货物往中国——几乎和史迪威一个月的运输量相等。陆军部恐怕又有一次阿拉斯加公路丑史的重演，乃拍电给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说：“史迪威路只许成功”，战区司令部于是遵命增加在这条路移动的运货车、拖曵车和人员的数量，但全部运输吨数总不能超过每月二万五千吨，甚至这纪录只在输运新的载重货车到中国时才有可能。这条公路是专为“单程”（One-Way）交通的，载重卡车是唯一可利用的运货车，中国具有只能供应一万部新载重卡车的燃料，在这一万输入后，公路的负责人便得面临选择了——停止运输，承认这条路是一种失败，或继续输运些微的吨额，使数量日增的载重卡车在中国生锈。后一个政策被采用了，于是在战事之末期，昆明区挤着逾量的大卡车，这给史迪威公路的不可相信的愚蠢加上另一块纪念碑。比较有些用的是循这路输入汽油和其他油类，但当运油管计划初期拟定时候，史氏拒绝它，并宣称：“我不需要唠什子运油管，我所需要的是子弹——只是子弹罢了。”
运油管因物资供应处长索姆威尔将军（Brehon Somenrvell）之坚持，克服了史氏的抗议，而最后设立了。没有这运油线，史迪威公路的运输量会比较驼峰上的一个单独的空运组还少。
这就是史迪威把盟国在中缅印战区的资源的百分之九十倾倒入缅甸鼠洞里，加上约近一万万金元的公路建筑费和大量的中、英、美各国人的血液所得的结果！[13]
一万吨援助物资算不上什么大数字，美军1个师的月消耗量就近3万吨，美国一月能生产几百万吨军用物资。美国对英国及苏联的军事援助，使用也不受美国人监控，分别是中国的40倍和20倍，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1.5％。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保证对盟国的武器供应，颁布了著名的“租借法”，该法案从1941年3月11日通过到1945年9月2日废止，其间共有33个国家与美国签订了租借协定，租借援助总额达502.44亿美元。后来的统计表明，英国在美国租借法案中所得物资最多，相当于270亿美元，苏联次之，为90亿美元，中国所租借到的物资仅有8亿美元。一些物资运经西伯利亚被苏联扣留，有些运经缅甸、印度被英国借用了，还有的在日本投降时还留在印度的仓库里，经马歇尔下令就地焚毁了。就这点租借物资还控制在史迪威手里，用在与他自己有关的“中国驻印军”与在昆明的“远征军”，中国政府还要分文不少地偿还美国。美国的生产能力强劲，本土又未受攻击，自称为国际兵工厂，这点东西未免小家子气。相比之下，1943年汪伪政权因物价暴涨而濒临绝境，7月14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对华提供紧急经济援助，将25吨金块从日本运往华北和华中，以充作回收货币之用，防止经济崩溃。对于也在经济困境中的日本来说，绝对是倾囊相助。一万吨物资对于几百万中国军队无异于杯水车薪，还主要用来满足美国驻华空军作战，中国前线部队几乎得不到什么资助。美军在华空军也执行轰炸日本本土及其太平洋商船队的任务，其大量的机场、空军基本费用及军事人员的生活支出也由中国政府垫付，战后也未偿还，加剧了中国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恶化。史迪威领导下的空军指挥也极不协调，从驼峰航线运输到中国宝贵的汽油和炸弹，还要舍近求远为轰炸缅甸日军使用，而印度却有大量的美军飞机可以就近飞往缅甸。陈纳德的14航空队，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为有限的装备与后勤保障下，顶住史迪威等人的打压，以极大的作战意志，平均每月击沉日本15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日本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14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可是史迪威却在最需要空军支援的时候限制陈纳德，500架飞机中仅允许150架参战，因汽油短缺，陈纳德象叫花子一样向史迪威乞讨，无法实施大规模打击。史氏以坐视国军战场溃败来证明蒋介石的抵抗无能，以实现他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的梦想。
1944年是中共根据地好转后的又一年，却是国民政府最困难的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海上通道受阻，更受到美军在华空军基地的飞机打击，急于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连接中国到越南的陆路通道，消灭美军华南空西南军基地，夺回制空权，消除中美空军对日本的威胁。日军动员50万兵力、马匹10万匹、汽车1500辆、火炮1500门，决定发动“一号作战”，占据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段重要地区，以摧毁美军空军主要基地。陈纳德早已向史迪威发出预警，指出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要求增加空军的物资供应，因为14航空队连维持正常运转的一半物资也得不到。史迪威根本不相信日军的进攻，直到4月10日 ，他的重庆情报处仍发出“日本人在黄河区无进攻能力”的报告。他告诉陈纳德：“除非印度的危险期过去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增进中国供应情况的法子。我们基本的决策是不变的，而蒋主席也没有权利去希冀14航空队做出过多过它所能够做的事。现在，我们只需要减少活动，而平稳地去干，直到时机好转便行了。”[14] 指示14航空队主要防卫远在重庆以西的成都，无视陈纳德的一切意见和任何合理要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亦遭到全面破坏，不但援华陆军装备物资的90％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8个军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中国战场兵力空虚，蒋介石并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国军参加缅甸作战。史迪威一再向华盛顿报告，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10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短缺的经费，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不满达到沸腾的状态，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借题发挥，挑动内讧，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第一战区的汤恩伯兵团有“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前线的部队官兵衣食不足，普遍营养不良，装备短缺，训练不足，士气低落，逃兵现象严重。饥饿使军队体力下降，许多人甚至在行军途中即倒地身亡，作战力大不如前。华中地区连年灾害，几百万人饿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故意“放水”，对日军攻击国军袖手旁观，拒绝发动大规模游击战来牵制日军。日军则是倾尽全力与中国决一死战。
日军在河南开始行动后，史迪威的情报处还认为是日军的春季演习，不作备战的参谋作业。史迪威的行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一方面倾中国之精锐，为他在缅甸打一场一雪前耻的大战役，一方面坐视蒋介石的失败，为他蒋政权无能的宣传背书，自任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由他来统一领导中国的抗战。在中国遭受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双重打击下，日军的一号作战又带来严重的军事危机，注定了国军在日军优势作战面前无可挽回的失败命运。此时的中国，真的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步，经济崩溃，人心动摇，失去了抗战初期的英勇精神。国家贫弱到了极点，前方有300万军人打仗，后方又要集训1100万后备力量，战争支出占财政的绝大部分，加之海关全部被封锁，财政收入减少了绝大部分，而开支却增加了10倍以上。同时中国又受到日本的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象三把刀子一横在脖子上，如果再加上共产党的破坏，共有四把刀子杀向国民政府。国民由于长年缺乏营养医疗，体质急速下降，新征来的兵10个里只有3个合格，还送到了缅北，剩下的病弱兵员补充到前线。1944年4月18日 ，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麾下3个师团、1个坦克师团、4个独立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合计14.8万人，渡过黄河。一部南下中牟、许昌，进攻蒋鼎文的第一战区，打通平汉线，一部西向洛阳，灵宝，攻击第一战区汤恩伯部主力。日军发挥机械化兵团优势，千里大平原势如破竹，从战斗打响至5月25日 洛阳城破，38天之内国军丢失开封至潼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失当，各部队作战不力，国军各路人马40万之众一败涂地，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上将阵亡。
日军第一阶段战役结束后，立即在长衡地区展开第二阶段攻势，决定胜败的是长衡会战，日军以8个多师团36万人的优势兵力，于5月26日发起长沙和衡阳会战，第四次进攻长沙。日军衡山勇中将以5个师团为第一线兵力主攻，3个师团为第二线兵力阻止国军两翼运动，使长沙陷于孤立。鉴于三次长沙会战从正面进攻失败的教训，决定以大兵团从湘赣边境插入，指向株洲以南，围歼长沙外围机动部队。横山判断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击，因此日军以打击长沙外围守军为主攻对象，击破我军正面防线直逼长沙。另外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夺取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阵地。在包围长沙的同时，长距离奔袭衡阳，乘国军主力吸引在长沙之际，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占衡阳。薛岳因三次长沙大捷有些轻敌，听不进放弃长沙的意见，加上兵力不足，布阵失误，在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多重攻势与连环包围之下，陷于被动挨打境地，国军对整个湖南战局失去了控制。长沙外围的战略据点，很快地就先被日军攻占，6月14日，日军攻占浏阳，截断了薛岳反攻长沙的外围作战部队，次日陷宁乡，长沙受到日军全方位的包围。长沙外围的机动部队，首先遭到日军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持长沙的防御作战。守军与敌军兵力悬殊，日空军猛烈轰炸我岳麓山阵地，各阵地及岳麓山炮兵制高点相继失守，日军终于在6月18日攻下长沙，打破了国军长沙作战不败的记录。蒋介石情急之下，下令逮捕（后判处死刑）长沙守军第4军军长张德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溃败。横山勇在还未攻陷长沙时，就已经下令第68师团与116师团绕过长沙外围，以炮兵、坦克、铁道部队快速向南推进，以急袭和强袭手段，迅猛插入衡阳地区，乘国军部署不及之前进攻。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南下衡阳的日军第68师团在6月26日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日皇亲自传令嘉奖。国军第10军方先觉部率预10师（葛先才）、第3师（周庆祥）、190师（容有略），暂编54师（饶少伟）固守衡阳，该部虽有4个师的番号，实有兵力仅有7个团，连同直属部队，也不过1.7万人。方先觉撤退衡阳30万居民，当时日军攻势猛烈，轰炸铺天盖地，连老鼠都纷纷渡湘江逃命。方先觉已知此役没有退路，下定血战的决心。横山勇二次攻衡阳不下，日军于是加派3个师团增援，以5个师团加上直属队达11万之众，来对付我衡阳万余守军，这是中日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日军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不断催促横山勇，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到衡阳前线。又抽调关东军的20军，以及日本本土的47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7月攻下衡阳，这是国军抗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会战，衡阳已成一片焦土。这时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8个征缅远征军调回，增援华南作战，只有亲自指挥62军、79军与99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由于作战密码被日军解破，让横山勇能够充分掌握到国军的动态，进行有效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国军更大伤亡。援军的兵力与火力极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此时第10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陈纳德曾向史迪威请求派运输机向衡阳空投军用品，史迪威予以拒绝说，这会创立更多的不能应付的要求的行使，陈纳只好用轰炸机或战斗机空投物资。稍后陈纳德的空军也因汽油短缺而停飞，日军趁机抢运物资兵员，第10军在坚持血战42天之后，最后在8月8日，终于失去了抵抗能力。日军亦损失惨重，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担任敢死队队长，亲自带兵冲锋，战死衡阳。受过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第58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负伤，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也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第10军的英勇作战，都表示了军人的敬意。日方见方先觉坚决不为其所用，不忍加害，也为“感化”中国军队和重庆政府，将方先觉礼送出营，回归重庆。据日本陆军部公布的数字，日军在衡阳作战中，伤亡1.9万人，我军被俘1.33万人，阵亡4700人，这也是中日战争史上的空前记录。日军从5月27日进攻长沙开始，至8月8日止，仅伤兵就达6万多人，战死人数与伤兵大体相等。
日本在中国战场孤注一掷的决战，形成抗战以来最危急的时期，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始终在幸灾乐祸之中，他利用军援来卡死中国，希望国军失败，以反衬他的缅甸胜利，进一步联合上层反蒋势力加紧“逼宫”。还在武汉会战之后，任驻华武官的史迪威就认为，中国至多能支持半年，所以他从不关心内地的抗战形势。他抽走国军中的精华，以绝对优势兵力利用国军在缅北打了胜仗，为其前次的惨败挽回了面子，树立了个人声望，却使中国主要战场兵力空虚，埋下了失败的祸根。最令人敬佩的是美军第14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在史迪威的百般刁难下，想尽一切的办法，驾驶员每天出击三四次，全力攻击日军的补给线与阵地。在4个星期不休息的作战中，击落日机120架，炸毁日机90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中断。从长沙到武汉的日军补给线及仓库，一路被炸，火焰冲天，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日军承认，在湖南的作战中，十分之一兵力死于美机攻击。这时14航空队已达到500架飞机的规模，有出动能力的有400架，但有200架战斗机受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命防守成都而不准出动，另外150架抽调给史迪威支持其缅北战役，只剩150架飞机，能出动的为90架。最幸灾乐祸的是八路军，此时已拥有60万兵力，可以发动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华北运输线，却坐视国军的惨败。为了防范八路军的偷袭，重庆方面以21个师在陕西中北部一带布防，一部分任务就是防备延安的进攻。如果八路军主动在华北袭击日军后方，国军便有充足的抗击力量，日军也未必敢发动一号作战。中共趁国军失败之际，展开宣传攻势，宣称它所抗击的伪军已经占到整个伪军总数的84％以上，所抗击的日军则是日军在华兵力总数的64％。说“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日军一号作战期间，几十万共军无一次战役配合，无一次较大的对日作战，从中共的鼓吹的抗战史中找不到一点此时抗击日军在华兵力总数64％的战绩。国军败了，虽败犹荣，因为毕竟败在了抗日的战场上，有那么战死的军人作证。中共坐山观虎斗，又一次在“国共合作”中壮大，又在内战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在最危急的关头之所以誓不投降，是强烈的民族精神在支持着，所以1944年10月国民政府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主席说：“我们要使一般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作战的实力……”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知识青年踊跃从军救国，两个来月，多达12万青年报名从军，后来编为9个师，国家也建立起了志愿兵制度。
国军在华南战场的失利，使躲在缅甸的史迪威更有了口实，影响到罗斯福总统的决策，开始考虑由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指挥权的意见。实际上正是由于几十个装备精良的师投入了缅北战场，才使华南战场失利，一支连饭都吃不饱的前线部队，光着脚，拿着旧式单响步枪，伤病得不到医治，仅凭顽强的意志，其战斗力是无法与美式装备与训练的机械化部队相比的。国军在缅甸、怒江发挥出强大的攻坚能力，放在湖南、广西会一样出色，完全可以阻止日军的进攻。也正是史迪威之辈压制陈纳德，不能持续轰炸日军后方运输线，少量飞机支援地面作战，是蓄意把14航空队当做“死鹿”来牺牲，证实空军的作用不大，来为他争取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如果美国敢于让英军死守印度，夺回缅甸殖民地，中国的精锐部队完全可以调回国内，反击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就不会在胜利前夕遭受重大损失，让美英苏在雅尔塔密约中肆意损害中国主权。所以说史迪威的胜利，是战术上的小胜，是战略上的大误。仅以战术而论，秘密迂回敌后是战场上常用的手段，他的前一次失败也是被日军迂回到侧后方腊戍。史迪威指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密支那达80天，方拿下孤城，一是装备优良，二是掌握了制空权，三是中国人的不怕死精神。与前一次日军飞机满天飞，我军队装备差的状况有天壤之别，如果把国内的劣势军队派进缅甸交由他指挥，还会吃败仗。前一次交给他的军队当时是国内最强的，战场情况不妙，史即弃军而逃，说明他缺乏危机时刻的决断能力。史迪威之所以不可一世，蒋介石不得不让他三分，在于史氏掌握援华物资的申请分配权，当时美国向英国与苏联提供的物资都是由受援国管理，唯独给中国要由美国人分配。美国人不敢对英苏动粗，苏联禁止美国借道援助中国，英国人出尔反尔，美国人亦不敢力争，对中国历来是盛气凌人，这回又要全面夺取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要求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是件荒唐的事，这是无视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无理要求，如果国家元首把军队交给不值得信任的外国人，与亡于日本没有任何区别。前线指挥权可以交给外国人，整个国家的军队决不可以交出去，否则一个架空了的国民政府会迅即垮台，重新沦为军阀混战的局面。自以为“中国通”的美国人，根本不懂得中国能表面上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下，已经是相当不易了。
由于中国面临易帅危机，接下来的广西会战是在人心动摇和军心溃散中开始。衡阳失守后，蒋介石来到湘西前线，调整了兵力部署，阻敌西进，相机反攻衡阳。他将王耀武第24集团军的4个军，杨森第27集团军的3个军，以及黄涛第62军，陈牧农第93军配置于衡阳西南、西北，置重兵于湘桂铁路两侧。日军攻陷零陵，直奔广西而来，国军第93军弃守，9月13日，日军轻取全县，广西大门洞开，威胁桂林，蒋介石下令枪毙军长陈牧农，以稳定军心。11月11日，桂林、柳州同时失守，日军继续攻向贵州，中国战区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史迪威在国军的失败中，不失时机地暗示14航空队可能撤出中国，将10月份的供应量削减25％，使其无力保卫桂林和柳州。史氏的夺权进程也进入最后阶段，在罗斯福的不断压力下，蒋介石开始有了交出军权的想法。史迪威得意忘形地将罗斯福逼蒋迫辞职的信件当面交给蒋介石，还特地写了打油诗：“小畜牲吓得浑身发抖，连句话都讲不顺溜。脸色发青唇角抽，强忍着才没尖声吼。我也曾碧血黄沙骤骅骝，我也曾厌弃芳尊独倚楼。今朝也轮到我出头，看‘花生米’他又出丑。”[15] 罗斯福既不愿中国战后成为苏联傀儡，不能放弃中国这个盟友，但同时又受美国朝野的亲共分子煽惑和军方马歇尔、史迪威等人鼓动，轻信了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共产党是争取民主的，国民党政府是不反民主的，以致产生让蒋下台的想法。在史氏一流已准备弹冠相庆时，蒋介石愤极而反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赶走史迪威，维护中国主权，做好独立抗战甚至断绝外交关系的最坏准备。最后关头美国退让了，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狂妄的史迪威不过是一个棋子，而棋手是罗斯福与蒋介石，罗斯福只能是撤换史迪威，不可能冒丧失中国这个坚定盟友的危险。10月13日，赫尔利致电罗斯福说：“中国以劣势装备之弱国对其强大敌寇，抗战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则美国对华交涉，决非用压力或威胁所能奏效。”马歇尔想给予蒋介石“严厉反驳”，罗斯福阻止了他，认为不可能派一个盟国不欢迎的将军，那会破坏盟国关系。自以为有钱便可视中国人为奴仆，在蒋时代是该结束了。此举既消除了史氏之狂妄，也平抑了罗氏之戾气，展示了中国人的骨气，也警醒了美国人，实为中国近代外交之大胜利。史氏以低调回国，“11月2日下午，史迪威乘坐的飞机在华盛顿降落。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夫人威妮和马歇尔的副官弗兰克·麦卡锡上校。没有军政要员，没有欢迎仪式，连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没有去，仿佛他是一个从前线溜回来的逃兵。”[16] 马歇尔不给史与新闻媒体见面的机会，美军中也找不到安排四星上将的位置，史迪威想干个师长算了，马歇尔认为这是大材小用，只好先出任一些闲职。当1945年6月23日史迪威终于补缺第10集团军司令官时，冲绳战役已经结束了。10月间，史迪威回到美国，第10集团军被解散了。一年之后，与世长辞。1991年10月，重庆市将史迪威旧居辟为纪念馆，成立了史迪威中心，召开了史迪威研讨会。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
六、历史错误
罗斯福早就知道史迪威与蒋介石不合，在给他的顾问劳克林·柯里的信中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史迪威。但由于马歇尔等人的阻拦，没有采取果断措施。1943年3月8日在给马歇尔的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中说：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式。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是行政首脑，又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气同这样的人说话，或是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去逼迫他作出许诺。在对缅甸战役寄予希望的同时，我仍然相信，我们在1943年的重点应当放在陈纳德的空中作战上，发挥他的战略作用。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得以加强。更重要的是，必须在中国确立一项空中政策，保证陈纳德在经过史迪威批准的情况下，对空军作战和战术有绝对的自主权。我们相信史迪威和委员长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同时我希望不要妨碍陈纳德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人讨论空中作战问题。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希望你告诉史迪威和陈纳德，他们作为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应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应当成为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外交使节，这与他们承担的军事任务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我希望通过你让陈纳德有机会去做他认为能做到的事情。[17]
信中表达了总统对史迪威的强烈不满，如果美国及早改变轻视中国战场的看法，及早更换无能且热衷于搞阴谋的史迪威，优先支持陈纳德指挥中国战区所有的美国空军作战，增派200架最新的P-51野马式战机与100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以最大的空中支援打击日军，全面轰炸日军在华基地，瘫痪日军的运输线。而不是让史迪威带领优势装备的几十万部队，一头钻进原始森林里，逐座山头和城镇地争夺。实际上日军的作战能力已近枯竭，在一号作战的同时，驻缅日军受到印度英军的牵制，滇西日军兵力有限，即使无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日军也无力夹击中国的大后方，其后勤补给线已在美军的猛烈轰炸之下。缅甸作战的战略价值有限，远不如将优势战力投入华南战场，打击平原地带的日军。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盟军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日后也无需接受苏联参战的勒索，提前迫使日本投降，避免付出中国赤化的代价。盟国空军已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国军配合地面的反攻，拿下中国战场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日本虽然以孤注一掷的兵力，取得一号作战的胜利，却是走下坡路的开始。美国在中国战区政策的一再失误，以对蒋介石政府抗日价值的贬损，使他们丧失了结束对日战争的更有利结果，犯下可悲的历史错误。
史迪威的来华对于国民政府是一场恶运，他并无会战统帅的经历与能力，没带过兵，没打过仗，但有些匹夫之勇，喜爱上前线，人称为“陆军里最良好的四星营长”，作为肩负外交职责的战区指挥官，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却以监军和救世主的姿态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以手中掌握美援物资的申请分配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拉帮结派，介入中国内斗。其个性自大，孤傲刻薄，绰号叫“Vinegar Joe”，思想极其亲共，对中国的左派势力非常同情。他极端鄙视蒋介石，私下称蒋为“花生米”或“一条贪婪、顽固、丑恶的小响尾蛇”，认为“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干掉蒋介石”。史在做蒙巴顿将军（Louis Mountbatten）的副手时，也与人很难相处，他在日记中说“蒙巴顿是一匹笨驴”、“一把尿壶”，“英国人我越看越气愤”、“这批伪君子、私生子，用尽方法和机会，要割破我们的喉管。”私下里恶毒诅咒，表面上还是规规矩矩，甚至十分殷勤。蒙巴顿无法与这种人合作，只好赶走了史迪威。一个如此心胸狭窄的人，从事中国危机时刻的军事和外交，必然是全盘否定蒋介石领导的抗战。
史迪威与斯诺（Edgar Snow）等人相熟，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戴维斯（John P.Davies Jr.）、三等秘书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驻华新闻处长费正清（John K.Fairbank）等人，全是左倾狂热分子，他们因是中共赞誉的“约翰三杰”，深受延安的统战代表王炳南、黄华、乔冠华、龚澎等人影响，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对于中国战区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挑拨离间的延安观点，言之凿凿地说蒋介石已经秘密与日本达成停火协议，以影响美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Causs）,欺瞒老迈昏庸的罗斯福总统。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本人即是太平洋学会的理事，与一帮亲共外交人员合在一起，介入国共之争。这些人对史迪威的影响甚深，其中谢伟思还向延安泄漏美国机密文件。史迪威早在1935－1939年任驻华武官期间，就注意了解收集关于中共及其军队的活动情况。1936年，斯诺从北平赴陕北采访之前，曾与史迪威作过交谈，他发现对共产党和红军，史迪威比他知道的还要多和详细。1938年初，史迪威在武汉曾经用了半天时间，与史沫特莱一同讨论和研究了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同时，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他还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虽然当时史迪威主要是从军事情报人员的角度来对待这些事情，但共产党和八路军给他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1943年9月，他给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中建议由包括第18集团军在内的中国军队向华北的日军发动一次进攻，并建议对“西北部队”应给予充分的供应。日军一号作战期间，中共坐视国军败退，史迪威仍然认为，共产党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支斗志昂扬的抗日力量，向这支部队提供援助，符合中国和同盟国战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从暂时的利益来看，共产党部队向华北出击，也是挫败日军“一号作战”的一项重要措施。足见其对中共的偏爱和天真，他甚至想像缅甸作战中能动用中共军队就好了，而对国军无数次血战，无数官兵的牺牲故意视而不见，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中共迷信，以及受斯诺等人片面宣传煽惑的影响。由于左倾思想泛滥，美国政府也颇为左倾，也有共产党人担任高级职务。美国有一个“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学术机构，早已被共产国际渗透，成为共党在美国活动的巢穴，几个重要人物如杰索普、拉铁摩尔（Daid O.Lattimore）、费正清等，对罗斯福、杜鲁门的远东政策有相当影响。该学会大量出版杂志书籍，处处为中共张目，对美国远东政策产生很大作用。从珍珠港事变后的20多年中，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多是经由太平洋学会训练出来的，他们分布于宣传机构（如重庆时代的美国新闻处）、军事机构（如史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救济机构（如胜利后的善后救济总署）等。杰索甫原是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专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艾奇逊国务卿时代，即以专家学者身份一跃登上政洽舞台，被任为美国巡回大使，在美国务院内坐第三把交椅，掌握着当时美国的外交策略。杰氏是亲共人物，国民党失败后，杰氏又是国务院对华白皮书的起草人。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顽固地认为毛泽东是土地改革者，是被国民党欺负的弱者，他把中共的极权政治描写得非常民主，认定中共才是中国的救星，更讥笑西方国家承认自由中国为不识时务。罗斯福任职后期及韩战爆发前，拉铁摩尔以专家身份备受重视，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具有权威性的发言权。拉铁摩尔任战时情报局长，费正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长，控制着来自中国的一切情报。费正清更是以搞垮国民政府为乐事，国民政府退到台湾后，费正清又提出将台湾交给毛泽东。1950年底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太平洋学会进行调查，1952年7月2日 参议院国家安全小组，公布了“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澄清了以往对中华民国政府不实之恶毒攻击之谬误，指出中国大陆之沦陷，是国际共产党在美国的代理团体“太平洋学会”勾结美国务院一部分不忠的官员来影响美对华政策的恶果。费正清和拉铁摩尔是苏联阴谋明显而且自愿的工具，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悲惨的事，由各种基金支持的太平洋学会贡献最大。国会调查确认太平洋学会出卖中华民国颠覆中国大陆，即对居里、希斯、怀特、拉铁摩尔、谢伟志等提出控诉，但费正清却逃掉了，仍以所谓“中国通”的身份，与左倾分子组成游说集团，为中共政权谋取政治外交上的利益。直到六四大屠杀，终于给了费正清之辈当头一棒，打破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幻想，认识了中共本质。费正清临终之前写了本《中国新史——费正清论中国》，觉今是而昨非，算是临终前的忏悔。然历史大错已然铸成，个人忏悔无法卸载自己的历史责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漂白了中共的血腥历史，为中共在全世界塑造了崭新的形象，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中文本叫《西行漫记》，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万千热血青年奔向延安，其中还有西藏人。斯诺死得早，没看到六四屠杀，斯诺夫人也曾与斯诺一起为中共歌功颂德，当她终于醒悟时，要求迁出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斯诺骨灰，中共当局马上翻脸不认人，全不念斯诺成功推销中共的巨大功绩。
在美国的左倾和共产主义分子的包围下，罗斯福总统也向蒋介石说中共的好话，对华租借法案拨付给中国那点可怜援助，还要付带国共和作的条件：在万里外的我们看起采，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起来，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蒋介石回复说：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第三国际的利益，并执行其命令。中共决不例外。因此，中国政策不与第三国际目的冲突时，中共尚可与我中央政府合作，倘中国政策与第三国际目的不能一致时，中共必尽力破坏之。现在，第三国际反对中国与英美合作，不愿见中国与英美站在同一战线上。美国政府的天真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却不知已落入中共统战陷阱，更不知共产党是没有朋友情操的。在中共眼中，美国佬无非是煎锅里的药材，用过之后便如剩下的药渣弃之于门外。1945年8月25日和9月9日，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邓华、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光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夺取华北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十分重视他在美国的形象，有三个美国人做他的吹鼓手，史称“3S”，即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这三个人以极端美化的毛泽东形象影响了美国朝野，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史迪威去职前致函朱德，表示“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同时，他命令美军观察组的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报告延安的情况，以说服美国政府与中共军队建立联系。他看望了宋庆龄，“她哭了，很苦恼。”不到一个月前，宋庆龄曾会见史迪威，希望他能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她认为史迪威“比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办事”，“是替中国人民说话的”。史迪威受中共之毒已病入膏肓，他根本不懂得中共所以消极抗战，不是由于武器不足，而是伺机夺取天下。所以史迪威在与蒋介石争夺指挥权的过程中，用尽手段卑劣插手中国内争，煽动反蒋情绪，破坏团结抗日。这种人本应着即驱逐出去，而蒋介石过于宽厚忍让，几次收回逐史成命，仅让其道歉了事。史迪威于是得寸进尺，阴谋报复，在缅甸作战问题上，恶意中伤蒋介石，使罗斯福总统完全误解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以致发出措词强硬的最后通牒，令蒋交出指挥权给史迪威，一时令军政领各界人心惶惶。蒋介石仍然忍受了这种羞辱，当史迪威要求延安的部队也归他指挥时，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这将导致中国战区全面崩溃而亡国，于是下定决心不惜与美国完全决裂，也要驱逐史迪威。他对赫尔利说，我绝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头脑，我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我不能让他担负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蒋介石要求赫尔利转告罗斯福，另派一名富于友谊合作精神的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并保证竭诚欢迎和全力支持”继任者。但已经太迟了，史氏长期诋毁中国的恶劣影响已严重干扰美国政府决策，给中国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成为战后盟国敢于轻易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诱因，也是导致美国抛弃中华民国的主要原因。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当头打了美军一记闷棍，蒋介石的远见卓识才让美国人大梦初醒。
史迪威的辛勤耕耘终于开花结果了，他两年后辞世，没有看到共产党的胜利，至死不知他“功绩”的代价是中华民国的崩溃和美国在华利益的全面丧失。史临死前，其亲笔墨迹经美共机关报“每日工人报”影印刊出，略谓：“遥望满洲美景，自恨不能前往追随共军统帅朱德一起作战”，朱德给他唁电中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周恩来的唁电指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士。……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有学者说，史迪威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否认他征缅的功绩，但这种小胜并不能抵消他的乱华误国之大错，他利用援华物资要挟国民政府，介入国共之争，竟发展到图谋暗杀中国元首来夺取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地步，这绝对是有害于抗战大计的恶行。据蒋纬国讲，有一次史迪威要求蒋委员长乘坐他的飞机，机上降落伞只有配给蒋的拉不开，试图制造空难来除掉蒋，幸而蒋未乘坐其飞机，才躲过一劫。其征缅作战消耗了美国军援和国军精锐，使内地战场得不到优势兵力支援，一再失败，其战略眼光实不足以赞赏，不过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演而已。其个人某些行事风格虽然值得称誉，也培训了一些军队，但作为高级将领并不高明，其外交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他希望指挥共军一同抗日的幻想更是幼稚愚蠢至极，对中国抗战的实际破坏作用实在不容低估。
注释：
[1] 见1995年9月9日 ，台湾中华电视公司电视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蒋纬国的谈话。
[2] 黄鹤逸著：《东京大审判》，第7章。
[3] 同上，第11章。
[4] 见《杨尚昆回忆录》第3章。
[5] 郑浪平著：《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十七章。
[6] 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6章。
[7] 《彭德怀自述》，第九章。
[8]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二十章。
[9] 转引自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
[10] 孙中山：《民族主义》。
[11] 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二册，P816-817。
[12]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香梅文集》第四卷，P144-145。
[13] 同上，P309。
[14] 同上，P323。
[15] 加拿大 康拉德·布莱克著：《罗斯福传》，中译本，P398-399。
[16] 张文苑、张星星著：《史迪威》，第二十三章。
[17] 同上，第十八章。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