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悲剧性的胜利
一、美国因素
魏德迈接任后，收拾中美危机后的烂摊子，恢复信任。史迪威在中国4年时间里毫无建树，未对中国战场进行任何的规划与参谋作业，其参谋部到魏德迈接手时还是个空架子。蒋介石与其它外国军事将领的相处都是非常愉快的，他与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几乎到了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战决策的地步，武汉保卫战时，德国下令撤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并禁止以个人名义留下，否则国内家属将面临危险。但还是有五位顾问毅然舍去一切，坚持留了下来。所有回国的德军顾问，临行前都来向蒋介石保证，决不出卖中国利益，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秘密。与苏联加仑和崔可夫等军事顾问也能相敬如宾，与美军的陈纳德与魏德迈也都愉快合作，唯独与搞阴谋的季山嘉（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及史迪威合不到一起。说明蒋介石是个很传统和重感情的人，同时又不失国体原则。史迪威死后，南京召开追悼会，蒋送了一副挽联：“危难仗匡扶，荡扫倭氛，帷幄谋漠资率划；交期存久远，忽传噩耗，海天风雨吊英灵。”蒋公如此善待史氏，也算是仁至义尽了。魏德迈与蒋介石亲密合作，全力支持陈纳德，动用美国驻华的战略轰炸机将汉口的日军后勤中心夷为平地，日军整个华南作战的后勤补给，受到极大的影响。实现了陈纳德苦苦请求史迪威6个月之久，都没有得到批准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的计划。结束了史迪威统治，14航空队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创造出更加优良的战绩，在12月18日 的一天内，包括77架B－29轰炸机在内的200架战机，对日军汉口基地进行焦土轰炸，使这个运输中枢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铁路不敢在白天使用，平汉线运输量下降25％，津浦线降百分之60％，长江运输量降了四成，日军再无力对中国进行纵深攻击。魏德迈支持蒋介石调回征缅部队，紧急空运回国两个美械师，开赴前线。这时美军掌握了太洋战场的主动权，打通中缅交通的作战已无太大的战略价值，蒋介石又急调汤恩伯负责指挥贵州的防御，从第一战区中，抽调第13军、第29军，从胡宗南部抽调第9军与98军，并且先行下令卫戍重庆的97军，及军校四分校的学生团，全力前往贵阳进行防卫。11底12月初先后赶到广西、贵州前线，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魏德迈应蒋介石之请，调回两个在缅甸作战的美式装备师，国军在何应钦、汤恩伯指挥下，对孤军突进的日军第3、第13两师团展开反攻。12月8日 ，克复独山，把日军驱逐出了贵州边境，直至广西河池附近。南线日军第23军和越南驻军，从广东和越南分别攻陷梧州、桂平和南宁，广西全境失守。蒋介石很看重魏德迈的直爽坦诚，魏对蒋也极为钦佩，却非盲目的崇拜，对蒋的能力、领导风格、战略素养及中国的困难皆有透彻的了解，认为蒋是一位正直无私的领袖，关切人民福祉，渴望建立符合孙中山理念的宪政体制政府。他看出蒋被儒家忠恕哲学所限，不愿舍弃周围那些党同伐异的亲朋旧属，而贤能之士疏离。魏也对共产主义保持警惕，在重庆也从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中，识破了所谓“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关心中国人福祉的农民改革者”一类在美国广泛流传的谎言。他在回国后的“魏德迈报告”中说：“我发现国民政府刚毅与坚忍的抗战精神是惊人的，这和史迪威以及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中国不愿作战的报告大异其趣。法国人在德军发动攻势后六个星期就覆亡了，而中国，时至一九四四年却仍在苦撑，此去日本发动战争已经七个年头了……中国的悲剧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艰苦阻击日军，而投入了太大的牺牲，但这一点，美国人并不了解。到了珍珠港事变，美国人注意到中国的局势时，当时中国已经精疲力尽，无法像头几年那样坚强地作战了……”魏德迈更深入地观察到蒋主席一直在四个战场上作战：一、和正面的敌人日本作战，二、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苏联作战，三、和以军阀及若干半独立省份文武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作战，四、和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作战。他认为美国是中国人唯一的朋友，大多数人并不重视蒋主席所面临的难题，他们只想着要中国在这一次战争担负起积极的责任，而不顾这个国家在战后的命运将如何。认识到蒋委员长并不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他的命令在执行上会遭遇极大的困难。魏德迈对中国战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缩编国军兵力，加快武装国军，提高国队待遇与建立后勤补给中心，向现代化军队转变。还提出一些社会化改革，比如车辆靠右行驶，先前中国道路都是依照英制靠左行的。魏还拒绝为他举办宴会，以节省民力。魏是有远见的，因为他认真观察着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短视的，缺乏战略眼光，破败的中国必定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而这一切都落到了蒋委员长肩上，却很少有人愿意真心帮一把。美国援助中国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为减轻日军对美军的压力，并非对中国的慈善施舍，中国没必要以卑颜屈膝来换取利益，否则便与投降日本无异。美国人的狂妄正是其短视和偏见所致，用一些缺乏大智慧的卑鄙小人来办外事，实在愚蠢至极。中国的坚持抗战，实在值得英美敬佩，英国未降是因为德国没有登陆英伦三岛，否则根据英军在亚洲的表现，很难说英国人会坚持下去。魏德迈卸职后，又曾率团到东北考察，考虑援助国军问题，此时已是共军在东北大打出手之时，魏的报告指出，美国应抛弃绥靖政策，援助中国，防止东北陷落，或由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托管东北。魏也以他看到的悲观景象指责国民政府，虽引起不快，但其反共立场始终未变。美国既已反对共产主义，对欧洲、土耳其、希腊等多方援助，也帮助日本恢复，独对中国充满偏见，导致美国政策的重大失误。杜鲁门图一时之苟安，冷藏魏德迈报告，坐视莫斯科势力入主中国，终铸朝鲜战争之大错。
一号作战耗费了日军6个月的时光，虽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却完全失去了战略上的胜算，东北兵力空虚，为苏联出兵造成可乘之机。攻势已是强弩之末，包袱越背越重，补给更加困难，进攻贵阳和重庆的计划被迫放弃。得到的只是狭窄的走廊，并未实现消灭14航空队的计划，单给空袭击毙的就有3万人，数百架飞机被击落，损失了无数的汽车和船只。他们占领了美军丢弃的机场，新机场很快又在中国人的奋斗下建成，制空权快速转移至美军手中，日军占领区的铁路、水路和交通中心，都在陈纳德空军轰炸之下。到了1945年5月，日军的飞机在中国天空上基本消失了，中美各种飞机有千架之多，这正是日本末日的来临。美军在1944年6月间，开始攻击马里亚那群岛，登陆塞班岛，对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实行中间突破。日军精心准备的大决战一败涂地，日军第1航空舰队被歼灭，其海空力量已处于绝对劣势，美军可利用塞班岛、关岛基地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空袭。东条内阁垮台，日本朝野有了和平的愿望，但缺乏有影响力的第三国出面调停，日本实际上失去了和平的机会，只能沿着战争轨道走下去了。同期，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诺曼底登陆成功，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5到6月间美军攻占了琉球，日本海军在琉球海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几乎完全失去作战能力，残余的空军也只能在本土进行非常有限的活动。美国下一个目标是攻击日本南部的九州，苏联也开始在西伯利亚大规模集结，作攻击关东军的战前准备。此时日军大本营才从错误的迷梦中清醒，下令中国派遣军应将主力从华南撤退，支持关东军在东北所面临的决战，同时防御美军在华东登陆。中国军队得到了美式装备的补充之后，4月底的芷江会战中开始发挥威力，与中美空军实施陆空联合作战，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战役历时两月，终以日军溃退而告终。据中国军队公布的材料，此役共击毙日军12498人，马1286匹，毁汽车292辆，还抓了300多日军俘虏。我军阵亡7737人，伤12483人，日军战场上的优势不复存在。日军经此次作战受挫，遂开始全面收缩兵力，且饥饿和疾病使日军战斗力大减，不得不收缩战线。5月中旬退出福建，5月下旬退出广西，国军开始全线反攻，日本的失败再无人怀疑。
但日本方面仍有和平机会，1945年春，中国得知雅尔塔密约出卖中国主权，蒋介石派出代表向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转达了他的口信：1．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2．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3．望互相尽力克制行动。在保持与美国关系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计划与日本单独媾和，希望中日停战，日军撤出中国，消除苏联出兵东北的口实，免致两败俱伤。蒋介石实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他一贯认为只有中日两国合作，才能抵制苏联和亚洲共产主义势力。但碍于开罗会议上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允诺，又不能再深说什么。然冈村以蒋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后何应钦派人与冈村联系，冈村再次拒绝。日本小矶首相同意媾和，天皇和军部极力反对，小矶宣布内阁总辞职，日本失去了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中国亦无力实现保卫国土不被苏联侵占的最后努力。1945年7月，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冈村宁次派出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河南与何柱国见面，提出中日停战条件，日军准备一年之内从关内全面撤军，以换取中国不攻击日军。但中国认为，日军必须撤出韩国的釜山，中国才会考虑与日军商谈停战，双方因此无法进行谈判。事实上日本能做是争取有条件投降的机会，快速撤退集结于东北阻挡苏联的部队，同时向美国表示投降意愿，这是日本唯一可以赎罪的机会。可日本政府方面竟然有人主张将武器交给共产党，让中共去对付美国人，可见其政治上的浅见。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利用日军维护中国权益的最后机会，中国可以在持续胜利的“追击”中，收复失地，大幅度拉高国际地位，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鼓舞军队士气，增加中国对抗苏联的筹码。中国联合日本抵制苏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中国不必向苏联低头，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争取收回外蒙古，连琉球也可能有不同的命运。而这一切皆因日本人的迟钝、美国扔原子弹、苏联顺势出兵、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共军抢占东北，而完全改变了。中国在四强中的弱势，日本缺乏战略眼光的狂热，使得日本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从惨胜中又陷入赤祸蔓延的内战，无端丧失国土，虽得了个胜利的空名，却关进了共产铁幕，给中国人民带来比日本侵略时更大的民族牺牲。这一切都缘于美国的失算、苏联的阴谋、英国的离间、日本的短见和中共的内乱，注定了中国人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中国没有从抗日战争中获得实际利益，空有胜利之虚名，而日本虽然战败投降，却能在中国全身而退，无需作出战争赔偿，又在美国的保护下迅速崛起，成长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后勤基地。日本投降于美国是最好的结局，因为战败时日本最大的威胁是苏联，共产主义之手伸到了东亚，也正在伸向日本，从莫斯科受训后派往延安的日本人冈野（即野坂参三）组成了日本解放联盟，它同朝鲜和台湾共产党分子连在一起，日本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甚至军队中的不少壮军人也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与日本国体并存，叫嚷“一亿玉碎”，幕后分子企图借日本混乱之际，同苏联携手，与延安合作，推进共产革命。
日本在战争中的失败，令其没有想到的是，日本防止苏联和中国赤化的战略目标完全失算，反而让苏联与中共借抗日之名，促成了中国大陆的全面赤化，形成对日本的两面包围态势，使战败后的日本不得不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寻求长远的国家安全，从进攻型的世界一流国家滑落为防御型的亚洲二流国家。苏联与日本有历史仇怨与战略利益冲突，共产主义与军国主义势不两立，都要争夺远东霸权，是导致日苏必然一战的原因。但双方不愿直接开战，都企图拉拢利用中国来制约对方。日本是以武力压服中国纳入其防俄战线，苏联是援助中国以对抗消耗日本，坐收渔利。所以中日全面开战之初，苏联以3.5亿元军援贷款，并且组织“正义之剑”空军自愿队及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首先援助中国抗战。日本军事上强悍，政治谋略上实不高明，一步步将中国推向亲苏路线。中国明知是饮鸩止渴，也再无第二个办法。中共反蒋抗日的既定政策配合统战宣传策略，取得最大的成功，轻松攫取了抗战胜利的果实，从而决定了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悲惨命运：
当时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没有看到苏联对中国蒙古与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战，而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苏联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反对的批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必须对抗的强敌，可是苏联对中国领土与主权长期、一贯的侵略，却没有受到中国应有的觉醒与防备，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中国所遭到的历史困境之险恶，中国无法顾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
历史的结果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大战之后，国民党为了抗日是拼掉血本，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强大实力，苏联是白白捡到中国抗日的成果，并成功地使中国赤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仍然受到美国特殊的照顾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也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发展最为深远的巨变。[1]
相比之下，最值得中国人永久铭记的是陈纳德将军，作为个人，他为中国抗战贡献极大，麾下由自愿人员组成的“飞虎队”和后来的美军第14航空队，打败了日本空军，取得中国战场上制空权。七七事变后，中国在美国招募空军人才，退役中校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报名参加，其优秀的专业才能与正直勇敢的品德，赢得中国空军领导层的信任。1941年，陈纳德根据中国提出的条件，以每月750美元的高薪和每击落一架日机奖金500美元的优厚待遇，招聘了一批非现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购买美国先进的战机，以美国空军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简称AVG）的名义来华参战。开始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压力，拒绝陈纳德的建议，幸而罗斯福总统改变主意，才特准了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美国飞机，在美国招募飞行员与地勤维修人员的方案。先在英属缅甸训练，然后进入中国作战。中国政府给美国空军志愿队（AVG）命名为“飞虎队”（Flying Tigers），让陈担当指挥与建军顾问的重任。1941年12月25日，飞虎队首先在缅甸旗开得胜，日军飞机共90架空袭仰光，飞虎队当天竟然创下24:0的全胜战绩。在仰光作战的10周里，作战31次，击落日机217架，可能击毁43架，飞虎队损失14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直到日军攻占缅甸，志愿队退入云南），飞虎队在华战绩同样骄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总共与日军空中作战50多次，未打过一次败仗，击毁日机299架，可能击毁135架，“飞虎队”空中损失12架，地面损失61架（包括在缅甸自行焚毁待修理的22架），人员损失25人，交战结果为12:1。中国仅耗费了800万美元，其中薪饷和人事费用300万美元，飞机及装备500万美元。其战绩远超过美军正式编制的空军，后来“飞虎队”在马歇尔和史迪威等人的压力下被迫解散，部分人员编入美军第10航空队还是空架子的第23战斗机大队。后由罗斯福直接下令在中国组成美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恢复现役并擢升为少将。陈纳德力争空运应该优先支持空军作战，以切断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而引起史迪威的反制，与之矛盾加深。还是由罗斯福总统出面，直接下令增加中国战区空运量，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优先。我们抛开史陈二人之争，仅以战略角度观察，史迪威也远不及陈纳德，争取制空权已是二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在美国遭受珍珠港挫败之后国际上普遍重视空军之战略思想的转变，从制海权向海军航空一体化争取作战先机，来保证地面部队的进攻。飞机可以不受战场限制，可进行快速高效的远程纵深打击，给敌方前线阵地、后方补给线和战略据点以毁灭性的破坏，为己方地面进攻提供决定性的保证。蒋介石也是较早看到空军在战争中越来越大的优势，才不遗余力发展空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以极为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空军。试想，如果日军失去空中优势，前后方一起遭受狂轰滥炸，其前线的进攻又能维持多久？日本的投降，实在是本土遭受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轰炸，国民经济限于瘫痪，一个国家的工业是不可能完全转入地下的。假如国军全部武装为美式装备，也无非与日军持平，空中优势在日本人手里，仍旧掌握不了战场主动权。国共内战时，美国如果支援几千架飞机，对共军阵地实施地毧式轰炸，共军只能是退回山林，历史就要重写。同样，共军在朝鲜三八线以北的山地可以固守，而以南的平原地带就经受不住轰炸，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若不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仅凭步兵火力，也早就被赶下大海了。美国军方对于中国战场是陆军优先还是空军优先之争，今天看来很幼稚，在当时却是两种战略思想转型期的经典争论。美国并非轻视空军，而是重视轰炸机而轻视战斗机，陈纳德的战斗机大队无法取得军方高层的全力支持，使用的战机多为二手的老旧机型，配件燃油不足，空军官兵生活待遇过低。本质上还是制空权之争，没有战斗机发动大规模空战，歼灭敌机，为轰炸机护航，轰炸机不过空中活靶而已，所以美国的战斗机性能不敌日本战机便不足为怪了。日军飞机不仅对前线士兵威胁极大，也对后方平民造成重大伤亡，仅在1940年半年间，日机的轰炸就对陪都重庆带来毁灭性的损失：
6月，重庆被炸二十一次，日军共出动战斗轰炸机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敌机十三次轰炸重庆，每次出动飞机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庆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动飞机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庆被炸五次，每次敌机六十至一百架之间。
10月，重庆被炸五次，五次敌机均在一百架以上……
敌机在轰炸重庆的同时，成都、自贡、乐山、宜宾、万县、南充等大、中城市尽数受到毁灭性轰炸，连巫山、奉节、云阳、涪陵、垫江这些不设防的小县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一遍遍的轰炸……[2]
冲天的大火，死伤枕籍的遗体，变为废墟的城市……身为最高统帅的蒋委员长，面对日机的猖狂无忌，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急于重建空军就是一个极为迫切的决策。对此，罗斯福还是很明白的，支持陈纳德的在华空军计划，允许陈纳德越过史迪威和马歇尔，将中国情况直接报告给总统个人。虽然遭到马歇尔和史迪威的嫉恨掣肘，但陈纳德果然不负重托，以有限的空军对日本的海上运输线以致命打击，驼峰航线更是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物资支持。在陈将军接手驼峰航线后，仅以15处机场和120架飞机，每个月的运输量就从千来吨提高到1万吨以上。而史迪威提议修建的连接云南与印度雷多的公路（史迪威公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每月的运输量也不过几千吨，最多一万吨，还时常中断，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同时也耗费了上亿资金和一年多的时间，耽误了发展空运援助中国的宝贵时机。而为支持这条公路的开通，几十个装备最精良的野战师不能用于反击日军一号作战，致使中国遭受抗战以来的最惨重损失。史迪威缅北作战的胜利，弥补不了对他中国造成的伤害。陈纳德将军说：
战争后半期，史迪威在重庆司令部，和那些美国新闻记者，都在大事诽谤中国军事。他们虽然难得离开记者招待所一步，他们却共同大谈中国政府在囤积军用物质。在中国机场周围的炸弹堆、弹药库、航空汽油等都是他们指责的目标，他们说中国不用美国的租借物资来打日本，而存储起来预备打共产党。
我可以说是协助中国人来“囤积”这些物资的，这些物资都是一九四○年，租借法案未开始之前，中国用现款买来的。有些物资是从香港偷运到中国的小口岸，辗转到浙江及江西的东部机场来的，又有一些从海防经滇越铁路来的；另一些则经滇缅路从仰光和曼德勒来的。中国那时没有空军和盟友。但是他们存储这些桶汽油、炸弹及枪弹在中国的机场附近，为的是将来有一天中国可以有一个空军。他们知道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的不健全的国内交通网不能运输大量物资应付急用，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物资存储在他们以为将来有用的地方。
在一九四二年夏的时候，美国驻华空军队几乎完全生存在这些“囤积”的物资上。布列勒顿（Breretion）和奈登（Naiden）所主持的阿萨密——缅甸——中国运输司令部所运到中国的东西比中国航空公司运的还少。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先见和能力来准备这些“囤积”物资的话，我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都只好停留在机场上了。[3]
被召回国的史迪威仍不忘中伤陈纳德，指责陈对华东空军基地损失负有责任，而闭口不谈自己扣减飞机、汽油、飞行员、炸弹等军需物资的恶劣行为，也不提禁止供应中军前线部队军火，他自己才是造成地面作战失利的首要原因。陈纳德在马歇尔的逼迫下于日本投降前一个月退伍，这位为中国战区出力最多的空军英雄，竟然无法分享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后光荣。但是中国军民没有忘记陈纳德将军的伟大贡献，重庆城乡成千上万的百姓以最高的热情欢送陈将军离开重庆，蒋介石以私人座车接陈入城，山城民众干脆推着陈纳德的汽车在陡坡上行进，在炎热的夏日下开欢送会，鞭炮声震耳欲聋。许多人送上名贵的玉石、漆器、古玩、书画等，蒋介石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各地的民众也对陈纳德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与史迪威灰溜溜离开中国的尴尬形成鲜明对照。陈纳德与蒋介石、宋美龄和军方高层人物都能融洽相处，是因为其突出的战绩，是他真诚帮助中国军民抗战的牺牲精神。抗战开始时，美国政府为避免与日本的纠纷，强令他回国，甚至宣称要拘捕审判他，但陈纳德毫不畏惧，坚持留在中国战场帮助抗战。他既有献身精神，又有高超的技能，绝非靠阴谋和拍马屁晋升为将军。没有史迪威，中国的事情会办得更好，没有陈纳德，中国的损失只会更大。他领导下的美国空军为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驼峰空运”更是十分危险，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空运司令部共损失468架运输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13架，牺牲和失踪的美国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共达1579人。陈纳德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退役之后，仍对中国给予深切的关注，于1947年初自筹资金组织飞虎航空公司来华，帮助困难中的中国恢复建设，又一次创造了新的空运纪录。1947年12月，陈纳德与22岁的陈香梅 小姐在上海结为夫妇，做了中国人的女婿。陈纳德领导的空军在华战绩，陈香梅 女士的文集中写道：
在三年出动中，它因作战而损失五百架飞机，同时却击毁敌机二千六百架，可能击毁的有一千五百架强；击沉及损坏二百二十三万吨敌人商船，四十四艘敌人舰艇，和一万三千艘一百吨以下的内河船艇；击毙六万六千敌军，和摧毁五百七十三座桥梁。
它最好的证明书来自在我们手上受苦最重的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高桥中将——战后，高桥中将说：“就我的军队在华所遭受的一切困难而论，包括游击队，地面军队，运输缺乏，艰难的山区，中国人的不合作，我认为十四航空队的活动构成在中国对我们最有效的敌对势力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没有遭遇空军，我们会能够随意所之，绝不忌惮。”云云。
这是每一个佩带飞虎肩章的人，所引为骄傲的！[4]
日本是个岛国，空中和海面被封锁，无论占领中国多少城市，都难以长期支撑下去，投降只是时间问题。陈纳德的战绩，远远超过史迪威一负一胜的缅甸作战，看了这张成绩单，关于史迪威与陈纳德之争的谁是谁非，对于二人在华期间的是是非非，再无需论证。美军的空军战绩，不是国土沦陷的国民政府可以办到的，更不是延安的“小米加步枪”能达到的水平。是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各地机场，以长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高达1.75万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据日方统计，单就东京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轰炸重庆的23倍，日本真正品尝到了空袭的恐怖滋味。当时曾有日本投降是“屈原”或“苏武”的争论，但中国人的艰苦抗战无疑是重要因素，强大的美国参战迫使德意日法西斯投降，没有原子弹，日本也逃不脱灭亡命运。而苏联不过顺手捡了个便宜，斯大林一直拖着不出兵，眼看原子弹爆炸了，才火速出兵，充分显示其投机本性。我们绝不能就美国的历史错误来否定美国打败法西斯和抵抗共产主义的伟大功绩，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美国又进一步消除了中共彻底消灭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妄想，抵御了以苏联为阵营的共产主义全球扩张，遏制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输出革命，全世界才得以保持战后几十年的和平，三民主义才能在台湾岛上生根开花，建立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民主社会样板。中华民国也正是因为蒋介石与国民党主战派领导的令全世界瞩目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才在美国的支持下登上四强之宝座，中共才能坐在今天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上与自由世界为敌。中共今天的地位与蒋石领导中国抗战密不可分，虽然这是个悲惨的结局。美国反而因纵容中共深受其害，中华民国更是血本无归，血泪浇筑的胜利果实都落入了共产党的口袋里，使中国的民主历程倒退了半个世纪以上。
二、悲剧命运
1942年6月，日本又攻克缅甸北部，完全切断了中国对外的通路，中国战区面临着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美国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邦越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的“驼峰”（the Hump）航线，以空运支持几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珍珠港遭偷袭前，美国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对中国的支持极为有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向日本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美国也公开援助中国。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要首先考虑本国利益，这是极其正常的，美国没有可能一开始就卷入中日战争，中国以一弱国单独与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日本交战，运用国际支持，争取最大的民族生存空间，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有利方式。百年来的世界史证明，美国因素起着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美国没有侵占中国一寸土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美国也比其它国家对中国杀戮少，是美国出力，中国才得以进入世界四强。斯大林反对中国加入四强，丘吉尔也不赞成，在罗斯福的坚持下，1943年10月30日 ，终于在莫斯科发表了四强宣言，从此中国跻身于全球最高身价的“大国俱乐部”之中。其实四强的组合，恰似一匹狼、两只虎与一只羊的关系，虎狼们只关注欧洲战场，中国总是孤军作战，美国援助欧洲与援助中国的比例为100:1.7。雅尔塔协议牺牲中国利益，也是为了加速日本的投降，而最重要的原因是防止苏联支持中共赤化中国，国民政府无力收回东北而被迫签订中苏条约，虽使中国丧失外蒙古主权，但若无条约限制，苏联红军将以接收日本投降为名，出兵东北和华北，不但外蒙古收回无望，东北、华北乃至长江以北，也可能沦入苏联之手。苏联战后不归还侵占的日本领土，就说明北极熊的野心之大。在日本侵华的危急关头，如无美国人来华参与抗战，并在太平洋地区战胜日本，凭中国自身力量击败日本，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延后几十年。几十年后的中国也许是丰田车满地跑，与大东亚一起“共荣”了。苏军参战不过在美国扔了原子弹后捡了个便宜。最令人悲愤的是，美国援助中国这样重要的责任，却让对中国存有激烈偏见的马歇尔和史迪威之辈来执行，趁机介入国共之争，恶意诋毁国民政府的抗战，无限夸大中共的作用，并以美援要挟勒索国民政府，对蒋介石下达命令式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承担无力承担的作战任务，间接破坏了中国的抗战，造成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偏见，削减了中国本应得到的战后利益。二战之后，马歇尔、赫尔利等人又极力压迫国民党与中共组建“联合政府”，迫使国军停止剿共，取消对华援助，使中共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建立了赤色政权。这是美国人的通病，自以为知道中国，其实根本不懂在中国办事之复杂，又不愿深入了解倾听，以为凭美国那点东西就梳理好纷乱如麻的中国政治局面。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曾经向蒋介石提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美国政府责成驻华大使高思，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而共产党却抓住不放，随着7月下旬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反蒋亲共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也受命一同前往，在这种气候下，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自然地成了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重要话题，建立联合政府遂成为中共最有鼓动性的政治口号：
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得到了大后方民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人们或集会游行，或著文讲演，来表达他们对厉行民主政治，废止一党专政的渴望。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齐集四川大厦，公开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与鼓动。著名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李璜、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昂，以及国民党著名人物冯玉祥、邵力子、钟天心、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均出席了集会。发言者不泛激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者，多数亦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后，国共之外最有影响的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赞同“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等数百人，也分别签署了同样的声明与宣言，与中共相呼应。[5]
在美国人里面，有一个怪现象，越是所谓“中国通”的人，越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也就越容易走向亲共立场，成为中共在美国政府中的代言人。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不是共产党，但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有些人长期呆在中国，有切身体验，认为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蒋介石是压制民主，所以对共产党的民主呼声就信以为真，共产党的叛乱也就天然地认为是反抗专制，是为争取民众自由权利和国家民主前途，是一群民主主义者。中共善于利用这一点，在美国人面前极力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从不表现亲苏立场，美国人便认作中共是民族主义者，是土地改革者，等同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他们根本不懂得中共与苏联是父子关系，中共要在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颠覆中华民国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打击中共就是防止苏俄共产主义扩张，惟有蒋介石的坚定反共政策才是在救中国。由于这些“中国通”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其身份对美国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时，就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其左倾言论就很容易使政府政策带上亲共的标记，在中国的国共之争中必然会以压抑国民政府来保护共产党，起到保护中共武装叛乱的作用。如马歇尔不断威胁蒋介石，制止国民政府戡乱剿共，都在实际上帮助了共产党夺取天下。美国自以为是的对华政策总是被中共利用，抗战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出面调处国共关系，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内战，停止对华军援，几解中共之难，都是帮国民政府的倒忙。美国人只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希望国共双方一同迈向民主，以为美国一出面，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殊不知最善于玩民主游戏的是精于权谋的毛泽东，每投美国人之所好。而美国根本不了解延安破坏抗战和发动内战的黑幕，这场游戏中罗斯福或杜鲁门显然不是对手。罗斯福曾在皖南事变后转告蒋介石：“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6] 中共的民主攻势着实厉害，无疑在国际上树立了自己的进步形象，近在延安的美国人尚迷信毛泽东，以为中共与苏共截然不同，万里之遥的罗斯福焉有明智之举，蒋介石自然百口莫辩。美国为了击败德日，不得不援助苏联，对“民主主义”的中共更视为同盟者了。中共趁赫尔利调处之机，提出抛开国民政府，成立第二中央政府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缘国军战场形势开始好转，美国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崩溃，中共只好重新祭起联合政府的旗子。毛泽东说，我们长期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终于找到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没有料到这个口号很快的抓住了群众，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中共达到了目的，立即撕下伪装，与美国人反目为仇，痛骂赫尔利和马歇尔，“别了，司徒雷登”，终于导致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爆发一场空前大血战。蒋介石的抗战败绩虽多，但中国牵制了日本在海外一半以上的兵力，付出了远超过英美的巨大牺牲，极大减轻了日军对英美在太平洋和欧洲战区的压力。假如中国倒向日本，日本既可以抽出兵力牢固控制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以及澳洲等地，又可以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联合德国一起夹击苏联，占领南亚，会师中东，控制石油、橡胶和粮食产地，欧洲与苏联必败无疑。中日联合主导亚洲事务，届时美国就算有原子弹，而中日的战略腹地扩展至广袤的亚洲，主要工业能力亦可放在中国，日本获取石油矿产资源无需绕道太平洋及印度洋，广阔的中国扔几个原子弹根本不解决问题，美国只能向中日妥协，其主导欧洲和亚洲安全将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而日本的政策正好相反，为了防止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反而不断侵略中国，陷入中国后又不得不与苏联修好，避两面作战。客观上帮助了苏联，因为美国援助苏联的物资是从北太平洋经西伯利亚西运，正好通过日本的防卫圈，日本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怕刺激苏联。当日军无力抵御美军攻势，绝望之际还要乞求苏联从中斡旋媾和。结果最反共的日本，战争中还要帮助苏联坐大，任其火中取栗，与中美为仇敌却视苏联为良善，当日本政府翘首企盼苏联人调停时，苏联却突然出兵了，这真是个绝大的讽刺。日本狂热的侵华政策导致了中日间的血拼，两败俱伤，正好让共产党钻了空了。美国与欧洲血浓于水的关系，对苏联不切实际的幻想，强势出场的罗斯福与冷血枭雄的斯大林和老谋深算的丘吉尔之辈周旋，致使战略决策上顾此失彼，反受其害。美国的实力无人能及，但过于短浅的历史决定其领导人之谋略同样缺乏纵深感，注定了被奸恶势力利用的结局。结果是最反共的美国日本都在帮助苏联，反共的国民政府也指望着苏联，等养肥了北极熊，让恶熊狠狠咬了一大口。二战的政治格局中，最大的赢家是苏联，半个欧洲及半个亚洲并入其势力范围，美国虽然取代了英国，成为超级大国，在亚洲势力大进，却要花费巨大精力来防范苏联共主义集团的扩张。而今天是防范中共的战争危险，战争之结局竟然是壮大了更为凶恶的共产集团，中华民国却得到不公正的待遇，战后又沦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德意日不过几年就打败了，对付共产主义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1945年9月2日，中国以14年的流血牺牲，伤亡了几千万军民，丧失了上千亿美元财产，换来了抗日战争的悲壮胜利，却在胜利之际被迫与苏联签约，签订了一个最新版的侵害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于胜利之际被迫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永远烙印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时刻。
中国人自古以天下中心自居，从来不高看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进步让中国羡慕，派出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总体上还是一种“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办法。从民族感情上来说，一个老大中国接受小日本的统治是难以为大众认同的，尽管有许多汉奸为虎作伥，汪精卫投靠日本，也都是出于现实的困境，并不认为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所以才有“曲线救国”的论调。但更多的人是选择抵抗，不惜流血牺牲，这正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并维系着民族精神。日本人只看到中国落后，一盘散沙，五分钟热度，精于内斗，军队腐败，而没有细致分析中华文化中极强的自尊情结，也许潜意识中包含着虚幻的自大成分，表现出落伍的自我麻醉心态，但中华帝国传统的精神自豪感并不比日本差。中国在焦土抗战中牺牲惨烈，伤亡几千万，财产损失上千亿元，政府财政崩溃，恶性通货膨胀，饥荒遍地，军心民心涣散，在几乎丧失了绝大部分抗战资源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在苦苦支撑，以待形势的好转，即可证实中华民族精神的无比坚韧性。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也不断遭受日军轰炸，四川人民为了抗战已经付出超额的代价，但在冯玉祥将军的带领下，开展献金抗日行动，各地献金总额竟达5亿多元，从资本家到乞丐，从家庭妇女到中学生，每个人都尽力捐出自己的钱支援抗战。八年抗战中，华侨捐款14亿元之多，侨汇更是几倍于此。日本人没弄懂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至于深陷侵华泥潭。而欧洲大部分国家战争一开始便纷纷投降德国，亚洲国家望风降于日本，皆无苦战到底的欲望。日本亦屈服于原子弹，炸死几十万人就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当时还未登陆。为什么日本人不能象中国人一样实施誓死不降的焦土抗战，国土狭窄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大和民族虽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忠君意识强，国民崛起意识高涨。但尚武精神是由强大的军队支持着，日本军部与政府之间，天皇与内阁及军队之间，甚至陆军与海军之间，军部与大本营之间，均矛盾重重，做为民族象征的天皇也常处于被动情势。不似德国或苏联的个人极权体制，所以日本出不了希特勒，也出不了斯大林。因为忠君的目的是爱国，为国家牟利便可以不择手段，便是对天皇的效忠，日本大本营中陆军部与海军部与内阁各大臣均有直接辅佐天皇之责，内阁总理大臣的统制力很弱，时常让军队牵着鼻子走，从侵略满洲开始，一直走到大东亚战争的尽头。所以，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尚武精神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军人干预政治，便是亡国之兆。刚性文化缺少仁恕精神，战争机器一开动，便无法操纵，走到尽头拉倒。而君主一降，军国体制一倾覆，军人或浪人的传统武士道精神无所寄托，即刻崩溃。国民陷入绝望，民族精神萎靡，民族自豪感变为亡国心态，转而为占领军服务。连裕仁天皇也要对麦克阿瑟将军深深鞠躬，说：“我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士兵、政府官员以日本名义做的事情，都负有直接责任。关于我自己的命运，最高总司令阁下怎样判决，都是罪有应得。总之，我老老实实接受审查。……在决定战争的时候，我已下定决心，不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我都必须负完全的责任。这次拜访最高总司令阁下的目的，就是想请您把我列入审判的行列。”[7] 一付悽惶顺从的表情，若不是美国保留其天皇体制为日本国家团结的象征，又改造其为民主制度，真不知道日本人将会怎样。
我们不能说投降就绝对不好，日本若誓死不降，“一亿玉碎”的结果一定是亡国灭种，无东山再起之机会。正如日本天皇在宣布投降前的御前会议上说：“……不管我本人如何，也要营救国民生命。如果再继续战争下去，最后将使我们完全变成一片焦土，使万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我实在于心不忍，无以对祖宗在天之灵。……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8] 日本人实在是世界少有的民族，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没有的特殊性格。一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说：“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9] 日本军人以“生不受虏囚之辱”为传统精神，战场上用特攻方式（有自杀式飞机、潜艇及肉弹攻击坦克等）与美军同归于尽，却最终以举国投降而宣告结束，数百万大军未经最后决战即交枪投降，国家一举由外国军队占领受到军事管制，这在国际战争史上实属罕见。总之，这是一个能屈能伸既奇特又充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格无不在外人看来以极为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军人的性欲也与勇敢精神紧紧连在一起，兵士强奸妇女表现出军纪差，但这些军人又皆为好勇斗狠之徒，征召入伍前是缺乏教育的下层贫民，其中不乏流氓无赖，日军的强悍战斗力就是靠了这些禽兽般军人。同是法西斯轴心的德意军队中没有随军妓女，日军却发明了“随军慰安所”，征召大量慰安妇，用满足军人的性欲来提高战斗力，减少军人奸淫妇女的丑闻，日本妇女也以充当慰安妇为忠君爱国的表现。战后日本的成为盟军占领区，一片破败萧条景象，民族自尊心大打折扣，东京坊间曾有流行歌谣唱道：“战后日本苦思索，最难办是寡妇多。寡妇思君又想汉，泪湿枕头没干过。眼睛盯着中国兵，同文同种天作合，一旦目标瞄准了，不顾一切往家拖。”[10] 日本兵进中国烧杀奸淫时想不到同文同种，中国兵到了日本，反要慰安日本年轻寡妇的性饥渴，反差之大，着实令人苦笑不已。但日本人又是个忍耐奋发的民族，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目睹秩序井然的东京，遂感慨道：“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之表现，其中兴是指日可待的。”日本尽管战败，但大和民族不愧是伟大民族，其坚强的纪律性和忍辱负重的报国精神，无论是作战还是投降，均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气概。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说：“无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都应向我们共同为之献身的神圣目的、唯一的更高的威严前进，这才是我们的意图。以今天这个严肃的仪式为转机，从过去的流血和蛮行中，奠定更美好的世界——建筑在信赖和谅解之上的、能为人类的尊严和人类最理想的愿望即自由宽容和正义的实现做出贡献的世界——才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11] 中日之战后，两国命运截然相反，日本加紧建设，中国人又自相残杀起来。共产党对日军从示展现出死战的决心，对同胞却深怀刻骨仇恨，血流成河，誓不两立。苏军也表现出残暴特性，在同盟国接受投降的停战期间，仍然肆意射杀轰炸日军和难民，抢劫强奸的暴行更是肆无忌惮。并且扣押战俘，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侵占日本领土，苏联共产政权的反人类恶行比法西斯还要凶狠，日本要落后苏联手里，无疑是另一个苏维埃化的中国。日本战后奉行和平民主的发展政策，以平等的经济竞争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大和民族团结精神的体现，而中国背着沉重文化历史包袱和苏俄强加的共产主义，战后不能尽快融入民主潮流改善民生，再一次被日本抛在后面。这确实值得我们向日本人学习，不必整天满脑子南京大屠杀，让仇恨蒙住了双眼，以偏见捆住了自己实现人类普世价值观的手脚。所以说，日本不应该侵略中国，因为不能征服中国，一不能给中国人带来进步文化和民主政治，二不能统治全中国及同化汉民族。而是应当与中国一同抵御共产主义苏俄，保护地区集体安全，共产主义才是亚洲人民共同的危险和现实的敌人。据说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公之言，可谓先见之明，亡于帝国主义与亡于共产主义虽都是亡国，但共产主义比帝国主义更加凶恶。因为前者是资本主义体制，后者是一党专政，帝国主义是要资源领土，共产主义不仅什么都要，还专要人的命，无论当不当顺民都一样。死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民，比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和还多。死于日军主要是战争伤亡，死于共产党的更多是和平居民，死于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和祸国殃民的政策，战争可以很快结束，专制迫害绵绵无期。
美国人对世界未来的判断常常出现失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顾欧洲各国关注德国扩张主义危险的看法，战后对纳粹的壮大持消极态度，最终导致第二次欧战爆发，酿成世界大战。19世纪初，美国对日本的野心也同样失去警惕，甚至幻想由日本来制衡俄国，直到日本坐大，想把美国逐出亚太地区，美国人才清醒过来。在太平洋战争中，除发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有小规模兵力参战，基本上是美国在作战。但日本即将投降的最后时刻，却把苏军引进亚洲，然后不得不花费百倍的精力来遏止共产主义攻势。其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显示出美国在政治战略上的迟钝。美国人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自由和财富上，实际上也主要是财富在起作用，无论是罗斯福或杜鲁门总统，还是尼米兹或麦克阿瑟将军，如果失去巨量的财富后盾，一定同时失去豪情壮志和耀眼光环。中国人缺少财富，自信心是建立在几千年形成的民族精神之上，缘于文化和历史的自豪感，以及自古为天下中心之鄙视蛮夷的大国心态。所以蒋介石才敢于在国力与日本相差一个世纪，无力支持战争消耗的情况下，宁可与日本军队血战到底；毛泽东才敢于以可笑的劣势装备，在朝鲜战场上挑战陆海空军最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先欧洲后亚洲的战略偏见，阻止中国战后强大的阴谋，使中国军民付出了无以伦比的民族牺牲，而未获得应有的报偿，蒋介石 先生不屈的民族精神及其复兴强国之努力，甚至未得到本民族的由衷赞扬。
尽管美国援华总是半心半意，政策严重失误，对中国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但援助中国抗战的历史功绩仍然值得中国人深刻铭记。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自身崛起于反殖民主义战争，倡导民族平等，同情受殖民统治的人民。无论是在19世纪所提出的“门罗主义”，以保卫西半球国家的独立利益，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民族自决主张，以及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先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都有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主义色彩。1943年1月6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获知美国决定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美中双方已签署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东条英机决定抢在美国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与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签订了《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交还了外国在中国的全部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1月9日，汪伪政府同时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1943 年1月11日, 重庆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就范围而论，尽管仅限于英美两国，实际上宣告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1月14日, 《大公报》载文称：“这两个公道的条约，把‘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权’、‘内河航行权’等各种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名词送进中国的博物馆。从兹以后, 中国恢复了完整的国权。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污辱，付诸历史的长流去了……”这即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胜利，是领导抗日的胜利。共产党也没闲着，2月4日，延安举行大规模群众庆祝集会，两万余人参加。会场悬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六人画像。在其后发表的大会通电中有这样一些话：“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乃明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政纲，厥后孙中山 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呼声遂传播于全国。”[12] 此事与中共毫不相干，也没有共产党的任何功劳在里面，共党从建党始，即依附卖国于苏联，却从不放过一切自我宣传的机会。但随后中共便对国民党蒋介石展开大批判，重点批判蒋的《中国之命运》，8月8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发表讲话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而自己却提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这个“新中国”定义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以新民主义为理论，以共产党领导的联合专政为政体，用以取代中华民国。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建立民权国家，共产党要建立专政制度，国民党建立的大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共产党的所谓“新中国”不过是专制复辟的历史闹剧，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共党专制政权，没有共产党才是新中国。
美国虽然有在世界上推行其自由价值观的理念。但美国是民主国家，总统受民众和国会制约，权力有限，不可能在美国利益未遭受严重损害前主动参战，打击法西斯主义。美国总统不可能滥用权力，以美国人民的生命代价来实现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这与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或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扩张政策有本质区别，是民主主义与“大斯拉夫主义”的根本区别。苏联与德日法西斯一样，皆以征服和侵吞外国为立国目标，由于苏联自已也受到侵略，当然地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苏联作重要为盟国，竟然不准美国借道转运援助中国的物资，可见苏联的自私和防止中国强大的阴谋。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德国不希望与美国开战，其目的是先解决欧洲，再解决苏联，最后把美国势力赶出欧洲。日本虽为轴心国一员，但利益不同，与德国并不总是协调一致，日本要在亚洲称霸，先解决中国，再解决东南亚，再驱逐英美法等国出亚洲，最后一同与德国对付苏联。德国以为能一举击败欧洲最强大的苏联，却陷入广阔且寒冷的苏联内地不能自拔。日本未能与德国一起夹击苏联，是因为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看不到短期结束战争的可能，与苏联作战太过艰难，应该由德国去干，远不如开辟温暖的东南亚战场见效快，能一举拿下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即可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战果，又可变其为日本的资源供应地。与美国开战是日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拉美国下水，等于增加中国战场的信心，不但中国的麻烦解决不了，反而增添了最强大的对手。日本错误估计了美国的参战决心，以为一战而击败美军太平洋舰队，即可吓阻美国人，与忽略中国人的抗战决心一样，忽略了自由是美国人的生命，在自由受到挑战时，美国人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况且美国本土并未受到打击，军事工业已在为欧洲加速运转。日军奇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的消息传来，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从前线阵地到后方重庆的街头一片欢腾，庆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12月8日凌晨，蒋介石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告急电话，立即返城，上午八时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决定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宣战。同时，决定向美英等国提议，组成反法西斯同盟，并提出三项原则：1.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该同盟。2.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3.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单独对日媾和。中国所以开战几年后才对日宣战，也是为避免与英美交往的困难，同时留下与日本媾和的余地。日本偷袭的胜利，亦举国疯狂，但在希特勒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避免同美国开战，是他从战争初起时就竭力回避的事。然大错铸就，无可挽回，为拉住日本，鼓舞德军士气，德国不得已于12月11日对美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进入了全球战略性的转折时期，使20世纪真正变成美国的世纪。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蒙住了德国和日本人的眼睛，他们太过迷信自己的武力，以为靠战争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不善于用成熟的政治运作来谋取国家利益。美国开始援助苏联卫国战争，牵制德国对西欧的攻势，公开援助中国抗战，让中国坚持下去。美国的介入，同时也把苏联推上历史舞台，苏联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军事工业能力，使苏联成为抗击德国和日本的主力军，二战实际上成为美苏两个大国间的博弈，从而奠定了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格局。而中国正处于尴尬境地，作为大而弱的国家，美国需要中国拖住日本，但又对中国的能力不抱太大希望，当美国有求于苏联出兵抗日以减少美军伤亡时，也就难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让步。与美国援助中国的半心半意不同的是英国，英国与苏联一样根本不愿意中国强大，怕影响自身利益，所以英国和苏联都极力削弱中国正在上升的国际影响，一起打压出卖中国。美国的援助一方面是利益所在，一方面受自由价值观的驱使，美国在日本侵略越南时不主动援助法国抗战，就是支持亚洲国家战后独立，不愿重建西方的殖民地。罗斯福劝说英国归还香港，丘吉尔大怒说，我当首相不是为了清算大英帝国的。援助中国也自然受制于现实利益与历史文化，以西方社会的标准，国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府，希望其改进，而忽略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美国军政部门执行官员的偏差，对弱势政府的居高临下态度，也容易伤害到受援国。1942年春，美军第一次轰炸东京，未事先通知中方，飞机迫降华东，中国军民帮助飞行员逃生，日军于是派十几万军队横扫华东，美机经过的地方，无论老幼，大肆屠杀，在3个月的时间里，军民死亡25万人以上，超过空袭日本的战果，中国人却无一句怨言。美国政界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认为不过是整个战争的辅助部分，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及消耗日军，美国不应该全面武装中国军队，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那么美国就要面对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争夺西方国家主导亚洲与太平洋事务的权力。所以军界的强势人物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持，都一定排在最后的位置，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不必多给中国战区，其援助限度维持在蒋介石能够牵制日本的最低范围。因此马歇尔对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阳奉阴违，或拿出官僚系统的绝招，向上谎报军情，以执行困难为理由，以图不了了之。这显然缺乏政治远见，中国是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但仍属于自由世界阵营，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联合是权宜之计，战后亚洲面临共产主义的扩张，这完全是可以预见的，罗斯福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强大的苏联必然与美国形成利益对立的冲突，中国正好处于抗衡共产扩张的前沿阵地，美苏对抗仅凭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罗斯福将中国拉入世界四强，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然而，先欧后亚的策略为反对中国的人提供了施展阴谋的机会，中国的事情活生生让这些人给搞坏了。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手，赶蒋介石下台，改组国民政府，由史氏指挥中国军队，再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半死不活的状态，以显示蒋政权的无能。这导致史迪威超出一个战区参谋长的身份与责任，已有干预主权及敲诈勒索之嫌。对中共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正好利用美国政府的亲共倾向，于是大肆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是美国式的民主，是在学习美国，中共是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共的兴趣不是国家存亡，它之所以破坏抗日，是保存扩大自己，在自己的力量尚未壮大可以抗衡国民政府时，不希望国民政府速胜。那样的话中共军队再无理由以抗日的名义存在，便要面临是交出军队给国家还是变为叛乱武装被消灭的困境，所以中共对美在华官员高调表现民主姿态，就是希望美国停止援助国民政府，转而援助延安。
三、中共神话
以中共的全部抗战史上，吹嘘的最神乎其神的就是平型关战斗了。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是最初的番号，配属在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只是太原会战的前期部分，国军投入约16万兵力（包括十八集团军），日军约2.8万人。从9月22日至28日，激战八昼夜，国军伤亡近4万人，林彪部共1.4万人参战。八路军的平型关之战只是平型关战役中一场战斗，伏击了一个日本的补给运输队，接战半天，伤亡几百人。
日军压境，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编为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同时受阎指挥的还有开赴前线抗战的八路军以及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的第13军。1937年9月下旬，阎长官根据晋绥地理特点，亲自部署了平型关及雁门山北侧的作战计划：于东起娘子关，沿太行山各要隘，经广灵、天镇到绥远之平地泉、百灵庙一线布防。并将预设战区划为北、中、南三区；北区以天镇、平地泉为据点，以晋北重镇大同为核心，由李服膺驻守；中区由平型关、茹越、雁门各口至利民堡，构成北部国防主线，再于广灵、灵丘设一机动区，互为呼应，晋军主力基本集中于此；南区由东阳关经娘子关至龙泉关，构成东部国防主线，由中央临时派遣部队担任防守。其设想是：若敌主攻雁北，则在天镇附近耗敌一定兵力后，将之诱到大同，东西钳击之；敌若由察南进雁门，便将其滞留北部国防主线之前，再倾绥东主力抄其后路，同时由灵广机动区出兵，袭其左侧背。照此计划，无论何种情况均能应付自如。随着国军兵败南口，失掉张家口，山西东北部完全暴露于敌前。两关一失，太原不保，阎长官决定发动“大同会战”，与日军在晋北决战，以主力配置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策应各方，利用山地消灭敌人。8月28日，阎长官将行营设于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八路军受命，120师驰援雁门关，115师急进平型关。9月中旬，日军兵分几路向山西太原推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原以为日军为切断晋绥之联系，将以大同及雁门关一线为主攻方向，但日军却由第一、二战区结合部太行山之察哈尔蔚县到代县的公路直扑过来。两个战区在这一地区均防范不足，因大同至涿州防线之间，纵跨太行山崇山峻岭，地形复杂，历来是用兵之禁地，被称为静态的战役走廊。然而日军板垣征四郎早已在一年前的访晋之时就已亲自勘察过地形，在容易被疏忽的地方用兵，使山西防御布署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在伪蒙军配合下，由张家口沿平绥线推进，9月2日，东条纵队首先兵临晋北重镇天镇，其余各部兵分三路，进攻集宁、浑源、广灵。晋军第61军李服膺部激战八日，终因不支弃守天镇。李部未按事先计划北移，而是率部南下桑干河，晋北门户洞开，致平绥线正面防御尽失。此时板垣第5师团沿蔚代公路直扑广灵，击败晋军第73师刘奉滨部之后，直趋灵丘至平型关一线，以截断雁门关后路。至此，阎长官方知当初判断失误，争调机动部队驰赴平型关方面增援，寄之厚望的“大同会战”宣告流产。李服膺因丧师失地，被处极刑，李虽第阎之亲信干将，然大敌当前，亦难逃军法无情。
阎长官遂将战区主力转移至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试图在平型关地区部署新的会战，在五台山与恒山之间布好“口袋”，诱敌深入，南北夹击。平型关正面战场总指挥为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几乎调集了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计有孙楚第33军两个独立旅及第73师、高桂滋第17军第84师、李仙洲的第21师等，设防于平型关正面的团城口阵地；杨澄源第34军第101师、梁鉴堂第203旅、姜玉贞第196旅等，设防于茹越口方面；刘恩茂第15军设防于恒山外侧；王靖国第19军3个旅及陈长捷61军第72师、于镇河新编第4旅等，设防于雁门关方面；傅作义第35军、马延守独立第7旅等，设防于阳方口方面；赵承绶骑兵第1军于神池、朔县担任侧翼警戒，此外还有刚刚改编完毕，开入山西前线的第十八集团军等。在太和岭军事会议上，阎锡山对自己的作战方案甚为满意，说：“咱这是给板垣这个狗杂种布了一个口袋阵，让他进得来，出不去！”乘二战区集结部队之际，日军板垣师团已向平型关方向发起进攻，9月中旬击溃刘奉滨第73师，尾追而进，于17日下浑源，20日占灵丘。接着兵分两路，以步兵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率所部约4个大队从灵丘出发，沿灵（丘）大（营镇）大路直扑平型关，另以步兵第21联队长粟饭原秀率所部两个大队，由浑源南下平型关右侧后。9月21日，以日军进攻晋军孟宪吉旅之平型关右翼阵地为标志，平型关会战正式打响。日军攻孟旅不下，转攻部署于团城口之高桂滋第17军，高部固守不力，请求前线指挥官孙楚增援，孙无兵可派，要求高桂滋、李仙洲部固守。高认为孙楚意在牺牲他们而让晋绥军独占风头，苦战五天五夜，伤亡近两千人之后，擅自放弃团城口阵地向后转移，东西跑池以北之险要为敌侵占。团城口位于平型关北5华里，系关前制高点，为会战主阵地之一，高部弃守增加了其余阵地的防守困难，各部伤亡惨重。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对杂牌客军的故态复萌无可奈何。以后阎回忆起平型关之败，犹为愤慨，说：“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八路军115师9月20日越过五台山，22日潜出平型关东南，插入灵邱南的太白山南边的上寨地区，未为敌所察觉。24日于平型关东南的东河南镇西的公路两侧秘密部署，伺机抄击。板垣迅速从蔚县调42联队主力增援，自9月27日拂晓起，日军步、炮、空协同作战，发起全面进攻，战斗呈白热化，激战八九日，日军始终未能越关。日军于是再抄后路，占领大同的关东军东条纵队携两师伪蒙骑兵，以一昼夜的急进，抵达应县茹越口外，28日晨，向守军发越攻击。由于主力集结于平型关，仅以梁鉴堂203旅驻防茹越口，且无纵深配置，守军死战不退，梁旅长及以下1400余官兵血洒关前。日军攻占了茹越口后继续推进，29日占领繁峙城。同时平型关前线敌军亦有向南翼移动迹象，国军两面受敌，阎长官下令放弃平型关和雁门关，从9月30夜间开始，陆续转移至五台山、云中山、芦牙山内长城一线，集中于忻县与忻口之间，以组织“忻口会战”保卫太原。短短一个月，国军两次会战失利，太原北大门的忻口顿成省城的最后一个关隘。由于兵力不足，蒋介石以第一战区第14集团军总司令率4个半师由石家庄驰援山西。阎长官遂以忻口为轴心，在东起蔡家岗、灵山，西迄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卫家庄一线布阵，依托五台、宁武各山脉，实施集中兵力的攻势防御，在预设阵地以北布下三道阻击线：以马延守独立第7旅固守轩岗，王靖国的第19军死守崞县，姜玉贞第196旅坚守原平。同时，日军为截断平汉路我军西退之路，实现平原会战，聚歼中国军队于黄河以北地区，于10月1日开始“太原作战”。日军第5师团主力穿越内长城防线，攻占代县，继续南下，8日攻陷崞县，姜玉贞部旅长以下官兵牺牲殆尽。10月13日，日军以板垣征四郎为总司令，以第1、2、3、5、11、19等师团为主力，大约10万余人的兵力，向忻口正面阵地发起猛攻。我方将士以“誓死抗战，寸土必争”的精神，战斗持续20余日，国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祺、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高级将领殉国，官兵伤亡近4万人的代价取得日军3万人伤亡的战果。平汉路方面的日军于10月10攻占了石家庄，以川岸文三郎为最高指挥官，分左右纵队，沿正太线西犯，攻井陉、陷旧关，直逼娘子关，阎长官即派黄绍竑赴娘子关指挥。同时令由平汉路撤出前来增援的第26路军孙连仲部、第27路军冯钦哉部及川军李家钰、滇军曾万钟等部奔赴娘子关。自此敌我双方在娘子关与旧关之间展开拉锯战。20日前后日军增兵，21日其主力强攻娘子关阵地，26日，日军迂回绕袭右侧背成功，娘子关失守。敌乘胜而进，连陷晋东重镇平定、阳泉，直逼太原。太原岌岌可危，日军又增兵忻口，板垣兵团与川岸兵团形成会攻太原之势，国军处于腹背受敌之险境，这时阎锡山已经忍痛撤兵忻口。汤恩伯部与川军刘湘部回援受阻，依城野战亦失利，傅作义部率3万残军孤守太原，与强敌接战五昼夜，毙敌数千后，不得已放弃太原，国军退往晋西南。
115师之平型关战斗，是国军第二战区保卫太原之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小规模伏击战，伏击了日军的一支后勤辎重部队，歼敌几百人，于整个太原保卫战之成败并无重要意义。日本方面记载此战日军实际阵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日中战争》），焚毁各种车辆140多辆（为长自家志气，那时的战果是常常被夸大，损失又总是缩小，敌我双方都是这样）。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与国军独立开展的大战役不在一个级别上。日军的第5师团与第2混成旅团，猛攻平型关阵地，展开血战，日军部队于9月21日 发动侧翼攻击，越过平型关战线，进入国军所布防的战线口袋之中。两军血战，战况激烈，国军一名旅长阵亡。平型关守战中，除了国军地面作战，驻陕北绥德的国军18架战机亦参与战役，对平型关外的日军实施攻击。27日晨全部出动，对行军中的日军部队，作俯冲投弹攻击，180枚杀伤弹绝大部分命中日军，予敌以严重打击，又将机枪子弹全部打完才胜利返回陕北绥德基地。平型关大战中多次升空作战，阻滞日军前进，空战中击毙日军飞行员14人，对平型关战役起到了积极作用。115师只是配合国军袭扰日军的后勤补给线，9月25日 凌晨，林彪师秘密运动到蔡家峪、小寨附近。25日当天——
……驻灵邱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七十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十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公尺高的山崖隘道，续向三公里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一百七十六人乘日产卡车五十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三十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八十一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的汽车队，均于二十五日十时以后，进入第一一五师的埋伏陷阱。
……第三大队当时在正面参加进攻平型关，得知汽车队受袭后立即派出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中队等合计约3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但在距离小寨村还有将近12里的关沟村附近受到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的顽强阻击。
……综合中日双方的文献资料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主要是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去；另一部分是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一一五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13]
115师出动3个团，设伏地点是：田守尧的687团负责遮断最东南的东河南，杨得志的685团负责阻截西南方向关沟、辛庄之敌，李天佑的686团负责正面伏击日军。115师发动近距离的突击，在半天的战斗中，歼灭了总数约四五百人的日军后勤部队，缴获不足100支的破损步枪及一些日军行李物品。115师伤亡400百多人，仅685团就伤亡200多人。八路军战报称：“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掷弹筒20余个，战马53匹，以及其他军用品无数，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官兵各发一件还有余。”这是中共的官方说法，据学者的最乐观估计，“整个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第115师多半只缴获了日军100余支完整的步枪、10挺左右轻机枪、1门钢炮、2000发炮弹和日军二十一联队部分服装和粮食，同时摧毁了大约70辆汽车和70辆马车，还打死了马数十匹。”毛泽东以八路军参谋处名义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的捷报称：“九月廿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查中。现残敌溃至小寨村，被我四面包围中。”[14] 平型关的一场小规模伏击战，称之为“平型关大捷”，定义为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就太过夸张和文学化了，同时也扭曲了整个平型关作战的战场真相。并且歼敌数字也不断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变化，从开始向国民政府报告的歼敌万人到后来的三四千人，最后统一定为规定千余人，而从不提平型关战役是国军领导的一次大战役，整个平型关作战是一场硬仗，日军伤亡了4000多人，国军伤亡2万余人。尽管如此，毛泽东无非是利用平型关战斗作抗日宣传，实际上心里很不舒服，感到得不偿失，后来林彪也只好迎合毛的意见，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说是任弼时作的决定，也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由于日军第5师团的前锋部队在平型关附近，遭到国军口袋战术的合围而陷入苦战之中，日军从大同南下的蒙疆兵团兵分二路，一路直接参与平型关作战，以解日军第5师团前锋之围，一路则是绕道越茹口，包抄国军平型关阵地的侧背。国军为避免日军的包抄，奉命后撤到忻口阵地布防。115师于平型关战斗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擅自脱离战场和统一指挥，转入五台山一带，建立根据地，扩充兵员，执行中共“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政策去了。林彪在战后的总结中写道：“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其在行动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部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林彪是杰出的将领，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但对付日本军队还是处处小心，以免首战失利。115师的战斗胜利并不能改变平型关战役的结局，其意义在于首开中共抗战史纪录，有了自我吹嘘的资本，竟与国军台尔庄战役相提并论，以证明其高喊抗日的决心。共军战史将国军平型关战役缩小为八路军一个师的平型关战斗，而将几十万国军描述为没见到日本人的影子就夺命狂奔的乌合之众。1937年10月13日，第二战区展开保卫太原的忻口会战，国军在战力悬殊之下力战不退，多处阵地反复易手，仍然继续据险扼守防线，此次战役历时25天，国军投入40个师（二战区全部27个半步兵师、3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另有孙连仲第1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由卫立煌指挥，有数位军师旅长阵亡。后日军突破娘子关防线，形成对太原的合围，国军被迫放弃忻口阵地，全线南撤，结束了太原会战。此间八路军仍在日军侧后游击，既是根据中共战史，也无较大战绩可言，稍大一点的战斗有刘伯承129师陈锡联和谢富治团，夜袭阳明堡，焚毁敌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作战规模为营团级；115师与129师的两次广阳伏击战，歼敌约千余人，作战规模为团级，这些零星战斗对国军主战场有一定辅助作用。贺龙的120师在这一阶段袭击日军补给线，均是歼敌百来人的小战斗。太原失陷当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各师领导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形势。”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并师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了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其参加抗日的目的早已在党内公开，以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府和军队为主要目标，先从夺取农村政权入手。据中共记载，值得一提的还有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于1939年11月在河北涞源黄土岭伏击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的战斗，歼灭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及以下官兵900余人。阿部规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将，他的死震动了日本朝野，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各高级将领持吊旗致敬，各界团体和众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华北日军总司令多田骏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出动3个师团在津浦线北段沿线烧毁48个村庄，屠杀中国军民56400多人，满门杀绝的256户，抢走粮食3650多万斤和牲口28600多头。五天后，他派人割下10个中国人的头颅祭奠阿部规秀的亡灵。
这一阶段八路军并不主动出击，日军不来讨伐扫荡，中共方面也不进攻，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直到百团大战才打破僵局。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准确名称是“大破袭战”，比一般“破袭战”规模大，也是一种打了就跑的游击战，与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一起构成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此役目的是为对抗日军的“囚笼政策”，以破坏正太路为中心目的日军运输线。基本上还是防御性攻击，不是大规模正面作战，但投入兵力较多，有105个团参战。所谓百团大战是同一时段一系列分散游击战的统计总数，并未集中大兵团与敌交战，正如辛灏年所称的：“这不是百团大战，是百团小战”。利用青纱帐隐蔽及雨季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作战之际，在晋冀察、晋西北、晋东南日军扫荡比较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日军称此为“挖心战”，是八路军抗日以来仅有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协同作战。这次战役原定兵力为22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晋察冀军区10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是平汉路、同蒲北段和白晋路。1940年8月20日 ，突然对日军所控制的正太铁路，同时发动全线破袭。其它的八路军部队，也纷纷请战，最后参战的部队番号达到105个团，共计15万的兵力。由于日军事前低估八路军的作战实力，也没有掌握到任何情报，正太铁路线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因此八路军初步攻击顺利，整条正太铁路的交通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因破坏而中断。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下令，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就地展开强烈的反击，分散在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就开始主动或是被动地参加全线的战斗。作战时间从8月20日 晚8时开始，到12月5日 八路军退出战斗为止，分成三个阶段展开。8月22日 ，朱德、彭德怀给蒋介石的“养电”报告了此役的兵力部署：“……（甲）正太线三十个团。（乙）平汉线由芦沟桥至邯郸段十五个团。（丙）同浦线大同至洪洞线十二个团。（丁）津浦线由天津至德州段四个团。（戊）汾军公路六个团。（巳）白晋线六个团。（庚）北宁线二个团，（辛）平绥线二个团。（壬）泡石线四个团。（癸）德石路四个团，（子）邯郸线三个团，（丑）代县至蔚具线四个团。寅）平大线×××至大同六个团。（卯）辽平线辽县平顺三个团，宁武、奇岚、静乐四个团，共一○五个团，并已分为三个集团，分由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之。大战已于八月二十号二十时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全部取得正大全线交通截断。大战正在发展中，战况请见战报。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谨电奉闻。职朱德、彭德怀。养。”蒋介石立即分电各战区注意当面日军行动，牵制其转兵北上。又令各有关国军部队，破坏铁路公路，协同作战。此后从8月22日 至9月底，朱德、彭德怀每天平均向蒋介石致电三至四份百团大战的战报。每一份战报都详细陈述八路军大部队或小部队向日军的进攻及其战果。第一阶段是8月20日 到9月10日 ，由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分成三路纵队，破坏正太铁路东段和北平与冀北的铁路线，包括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及津浦铁路，以牵制日军的部队调动，扰乱敌方对战局的判断。日军在石家庄以北地区的全线铁路交通，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与骚扰，聂荣臻部的攻击重心，则放在正太铁路的娘子关与井陉煤矿。刘伯承的晋冀鲁豫军区目标是正太铁路中段，阳泉到榆次的交通线，另外同步攻击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与德石铁路。在主攻作战中，刘伯承主力攻占正太铁路狮瑙山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攻击阳泉，日军全力反击，八路军与日军在此爆发了九昼夜的激战，日军动用飞机轰炸以及炮兵攻击。由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成功地摧毁了德彰机场的日本飞机3架，由陈庚指挥的部队在山西的双峰伏击日军，击毙日军36师团的永野支队的支队长永野中佐。这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最为激烈的几场战事。贺龙的晋绥军区攻击破坏同蒲铁路以及牵制太原日军。这些军事行动多属于破坏与牵制作战，打了就跑，与日军并无直接激烈的攻坚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在9月20日 展开，八路军减少攻坚作战，增加运动战与破坏战，并且将作战地区扩散。主要作战地区，在山西东南的榆社县、辽县一带，以及在山西到察哈尔的蔚县与涿鹿一带。日军阵地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杨成武部在插箭岭与日军交战七昼夜，日军遭受较重伤亡。第三阶段攻击在日军结束扫荡作战之后，八路军再度对回防的日军进行破坏与骚扰作战，由于作战属于尾声的攻势，并无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只要求给予日军更多的牵制与骚扰而已。从整个作战期间来看，日军交局部地区破坏严重。德石（德州至石家庄）铁路未受丝毫阻碍，亦于11月15日举行开车典礼。
国军方面，河北省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主力破袭京汉铁路线之安阳至新乡段，使敌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受阻，无法运兵策应。以范汉杰第27军主力，从东北方向主攻晋城之敌；以刘戡指挥93军两个师攻击高平、长治之敌，并破坏公路交通线，阻止日军南下救援晋城。其第10师出击阳城之敌，裴昌会指挥第9军3个师以一部兵力袭击沁阳、博爱地区之敌，破坏交通线，再挥师北进，助攻晋城。第一战区卫立煌在中条山的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6个军和若干地方武装，分别从东面攻袭同蒲路南段。孙蔚如第4集团军从中条山西麓出击运城之敌，曾万钟第5集团军从中条山中段出击同蒲路至垣曲之敌，第14集团军刘恩茂指挥各部队，分别向沁水、翼城、绛县、曲沃等地出击。第二战区阎锡山方面，北路由第7集团军赵承绶指挥，分别向柳林、离石、汾阳、灵石、洪洞袭击同蒲路。中路由第6集团军兼61军军长吕瑞英指挥，攻袭同蒲路西侧的襄陵、汾城、河津、稷山、新绛等地，与中条山部队呼应。南路由孙楚第8集团军分别破袭黄河三角地带的闻喜、临猗等地日军据点。华北国共两军合作进行的大破袭战，是抗战史上重要的事件。但中共官方战史并不承认国军的协同作战，国军的功绩淹完全没在共军的“百团大战”之谎言中。中共官方战史称：总共动员105个团，计40万兵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克敌据点2993个，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800多件和其它武器装备及军用物资，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日军战报为：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这实在无法掩饰百团大战的分散游击战性质，一次战役竟由1824次战斗组成，然而竟这样的百团大战仍然成为彭德怀的终生洗刷不清的罪行，毛泽东指责他“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用句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对老毛说的气话就是：“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是说延安整风中因此挨了毛的整。彭在大战前曾几次给毛去电，毛不回电，彭不得以先行决定作战。是役，蒋委员长来电致贺，毛才致电彭：“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次两次？”[15] 毛自然要顺势而为，在延安召开庆祝大会，在重庆大肆宣传，作足了文章。文革大批判中，彭的错误又上升到“帮蒋介石的忙”的吓人高度，直到平反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才将百团大战也一块平反。
八路军已经有一定实力而不愿打日本人，若不是有“彭大将军”，就连这点战绩也不会有，中共“领导了全民族抗战”就实实在在变为虚无飘渺的神话传说。百团大战规模较大，但这不是毛泽东领导指挥的战果，毛不理睬彭德怀的作战报告，彭迫于形势，硬着头皮打了这一仗。当时，彭德怀面对“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之类的议论不满，何况在日军“强化治安”的政策下，根据地迅速缩小，山西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群众既要对八路军政府负担，又要对伪政权负担，形势严峻，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毛于战后表面上不能不致电祝贺，但心里又加深了彭有“反骨”的印象，认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犯上行为。大战造成八路军主力22000人伤亡，彭德怀屡受毛牵制，此后再无大仗可打。百团大战成为彭德怀一生不停检讨的反毛主席罪行，彭在他的检讨书中说：
……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16]
1941年4月，苏联为减轻东线压力，引日本势力南下，主动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另附一项宣言称：“苏俄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重庆各报一致抨击苏联违背1937年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公然将“外蒙”与“满洲国”同视，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延安方面发出了“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的中共意见”，说“这是苏联外交政策又一次伟大的胜利”，“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举……这不仅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从此共军更缺少抗日动机了，既然上级苏联都决定与日本法西斯“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国蒙古与东北的利益，那么中共更没有必要主动抗日，去破坏苏联与日本的蜜月。因为中共“在战争指导上，是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平型关的伏击战，及大破袭战、反磨擦战等，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做运动游击战，或叫做游击运动战，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19] 此时日军正需要大量抽调在华的部队前往南洋作战，在共军停止主动出击的态势之下，日军从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作战部队投往太平洋战场。八路军也乐得压力减少，且发展起来更方便，但国军承受的压力也就更大了。中共停止了对日作战，但从不停止袭扰国军及对国军防地的争夺，国军由中央及地方军队整编而成，内部不团结，共军充分利用这一弱点，集中兵力，实施各个击破。“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20] 八路军在打朱怀冰的第99军时，孙殿英的新5军就依据先前的默示，在一边看热闹。据重庆军委会接到的报告显示，国军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1938年12月，120师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国民政府河北敌后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1939年9月，在山东地区的国军作战部队，也遭到115师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1940年3月，八路军歼灭河北民政厅长张荫梧部民军，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退出河北，撤到山西。1940年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1940年10月，新四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军，占领黄桥，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围攻，第89军军长李守维殉职，损失万余人。日军从泰兴城赶到黄桥西边15里外观战，幸灾乐祸。八路军与新四军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地区的迅速发展，不断夹击国军，抢夺军械物资，截断国军南北补给线，收缴民枪，强征壮丁，扩充实力，国共冲突日趋激烈。经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政府同意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西、陕西、山东的部分地区，划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以利团结抗日，避免国共冲突，并同意增发军械粮饷。以共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应该说这是个合理的办法，共军即归属国民革命军，中央亦有权调动任何一支国军部队，况国军部队均归入各战区战斗序列，八路军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新四军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中央已经是十分照顾共军，不追究共军扰乱抗日和擅杀抗日军民的暴行，又让出数省区之地归属共军，以发挥其抗战能力。却遭延安方面断然拒绝，污蔑为国民党意欲扫清降日道路，是准备中日联合剿共的阴谋，百般狡辩，后干脆不予理睬。抗战开始时，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编制为4.5万人，3个师，实为3万人，已经有万余人的空额；新四军整编时实有1.2万人，枪仅半数，初编为4个支队，不过一个师的规模。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几年内竟擅自扩充十数倍，又要求国民政府如数发饷，却从不听从命令。国军有数十个集团军，均无权擅自扩充编制，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极为紧张，国府根本无力随意扩编军队，只能按正式编制供应共军粮饷。共军常以无弹药给养为由，不对日作战，打国军时却从不喊粮弹紧缺，国民政府纯粹是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养活着一帮祸国叛乱武装。共产党史所称的“三次反共高潮”，无一不是共产党的祸国叛乱高潮期，国民政府不能在抗日期间剿除共党毒瘤，是中华民国最终无法抵御赤祸的历史宿命。
四、游击战术
在日本的对华作战史上，日军与国军的作战称为正规战，用“攻略战”、“野战”或“阵地战”来写入战史。由于共军化整为零，与共军的零星战斗称为“治安战”，视之为小股土匪，不作为正规军对待。共军能在抗日战争中壮大，最大的原因之就是共军化为小股武装，分散游击，不必建设防区，不承担国家建设与城市居民生活。同时在其控制区扩充党政军系统，实行社会改造，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称之为“人民战争”体系。诸如“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之类，建立民团形式的地方武装，村有小队，区有中队，县有大队，实行半脱产的平战结合，无需拨付军费，既能为党政军系统提供钱粮，又为共军补充后备兵员。这个党政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发挥到军事上面，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同期的国军一直负担正面作战，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恶性通货膨胀、社会动摇以及日军的持续打击之下，国家建设瘫痪，无力兼顾战争与民生，政府内外交困，摇摇欲坠，影响军队的作战意志。
所以，八路军的作战，不是正规战，不是运动战，而是采用山地游击或游而不击战术，目的在于借机发展自己，绝对避免正面作战。在八路军从延安出发前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如果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决无幸胜之理。因此中共不必迎合国民党，应该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张闻天认为中共在抗日中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将归于劳苦大众和中共。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依据。张国焘认为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能推动他们抗战到底，蒋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厄运。周恩来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以蒋的倔强性格和国内外形势分析，毛的顾虑并不存在。毛泽东是极端利己主义者，谈不上什么民族大义，以已之心来度蒋公之腹，认为国民党也必定是抗战中的投机分子。再者，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有冲突，代表民族利益的是蒋介石，领导抗战是为了民族复兴，中共是为了自己夺取政权。毛希望国民党失败，日本占领中国交通线和城市，将来中共再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国土。毛泽东指示：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洛川会议前的8月4日，毛在给周、朱、叶的电报中指示：“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只出动一个师，分散作战不超过一个团，正是“一分抗日”。毛泽东一再叮嘱切不可被抗日冲昏头脑，去拼死抵抗日军：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
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
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21]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洛川会议的文件中共不曾公布，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叙述也比较简略，但意思大致上差不多。毛在抗战一开始就规定了中共的抗日原则是分散敌后打游击，扩大根据地，为夺取政权积蓄力量。毛后来也说道：“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22]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连发三封急电，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惊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提出六大口号：1、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2、不让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3、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4、全国同胞、政府、军队精诚团结，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贼侵略！5、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6、驱逐日寇出中国！第二封电报以红军名义打给蒋委员长，请严令第29军奋勇抵抗，表示红军将士迫切陈词，屏营待命，愿服从蒋介石领导，为国效命，驰骋疆场。第三封电报打给第29军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四将军，呼吁29军诸将为保卫平津血战到底，表示红军准备随时出动，追随29军将士与日贼决一死战。共产党善于唱高调说大话，煽惑人心，做足表面文章，以示其高明英勇。而洛川会议（洛川会议为8月22日至25日）前四天，毛泽东致电党内主要领导，完全是另一种论调：“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是利用抗日来壮大自己，表面上归属国民政府，不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为了保护和发展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形式参与抗战，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毛在“分散游击战”、“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中坚持已见，以“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为既定方针，不接受国军统一指挥，坚决反对“抗日高于一切”的提法。这也是传承了列宁的策略，列宁指导十月政变，就是把俄国对外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来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作出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它们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国民政府是实现共产革命的绊脚石，共产党终究要与国民党展开决战。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国人普遍期望停止内战、急于与日军决战的情绪高涨，再说容共政策也能立即取得苏联的援助，虽饮鸩止渴，亦别无他途。所以，中共抗日的终极意义，非为保卫中华民族利益，只是藉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手段，来达到其共产革命的目标。“战争为革命的助产婆”，外患是共产党最有利的发展时机，日本人这个催生婆帮了中共的大忙。洛川会议中，毛泽东的意见遭众人反对，不得不折衷一下，不反对少数部队（如一个旅）暂时集中配合二战区作战，因为毛在党内还未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联要求中共参加抗日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115师从此避免与日军正面接触，以团的建制分散在侧翼或后方活动，一反在根据地集中兵力的习惯，但这一阶段总的情况还算正常，林彪在隰县被国军误伤，也未挑起与国民党的磨擦。因为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了斯大林的意见，推动中共积极抗日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转达斯大林的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用一切可行办法，建立现代化部队。由苏联提供现代装备，从支援国军的武器中抽出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组建炮兵部队，建立兵工厂，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毛泽东却说：“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我们为什么要炮？我们为什么要建兵工厂？这些只能给我们添麻烦。”[24] 毛根本就不想抗日，他要积蓄力量打内战夺天下。八路军分散游击，虽然免于被日军围歼，减少了重大伤亡，但也决定了在整个抗战中的消极作用和极为次要的地位。面对国民政府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周恩来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作些表面文章，毛不得不表现出一些积极姿态。但军权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以游击战扩大根据地的既定方针不变，1938年开始，八路军在行动上完全自主，与日军作战消极，精力放在四处扩大根据地和争夺地方政权（放县长）上，收编地方武装，全力扩充军队实力。在表面上还是极力拥护国民政府的领导，以缓和来自苏联的压力，毛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毛泽东更是在亲笔写给蒋委员长的信中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25] 毛泽东一面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表示坚决服从中央政府，一面又食言而肥，“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115师主力擅离山西河北防区，转移至山东一线，其主力685团改称为苏鲁支队，以地方游击队名义活动。后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也到了山东，鲁西北和沂蒙山区。利用国民党地方军阀与嫡系派别的矛盾，拉打并用，各个击破，从国军手中抢占地盘，不遗余力制造内战。八路军从不主动打击日军，除非日军来袭，绝对避免正面接触，通常是从伪军和地方民团手中夺取武器和地盘。115师代师长陈光还指示部队：“对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暂时都不要去破坏它，破也破不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去控制敌人的交通线，所以任何的破坏都只是暂时的。相反，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敌人发动大‘扫荡’，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26] 115师的张仁初团长作战勇猛，一次与日军作战打了胜仗，却遭罗荣桓一顿臭骂：“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27] 1943年，趁原东北军的于学忠部与国民党嫡系的李仙洲部换防，115师利用国军派系矛盾，礼送于部出省，却与日军一样，武力禁止李部入鲁，李仙洲先后大败于日军和共军，他刚进入山东时有2万余人，撤出时只剩不到8000人了，无奈将国军防区让给了115师。打日本是分散游击的小战斗，打国军便集中数倍的优势兵力，成千上万地予以围歼。共军总是趁国军与日军激战时趁火打劫，夺取政府控制区，国军在整个抗战时期，不得不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中。这时的中共虽然还要在表面上维持统一战线局面，在军力上已经不惧怕国民党了，兵多气壮，敢于喊出“打退第×次反共高潮”的口号，国军根本不可能从抗战前线抽调过多的兵力进入敌后围剿共军。战略上不允许，战术上也不可行，共军分散于广阔的敌后，比红军时代更为分散，一般为营团建制。剿共在政治上更不行，必须面对无法解决的国内外压力，中共正是看准了国民政府的软肋，才敢于向国军伸出黑手。
毛泽东一直将中共抗日的游击战术提到战略价值的高度，但这只是一种中共政治上的战略，而不是出于卫国战争的整体战略。游击战是避敌锋芒之战术，表明力量对比之弱势，无论其防御和进攻都提升不到战略高度。战略决战体现在战役上的战场规模，需要集中优势兵力，以强大的火力压制敌军，聚歼其有生力量。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敌军一来纷纷作鸟兽散，那种骗人的玩意儿作为抗战教材，是因为中共抗战史的空洞无物，拿不出什么好看好吃的东西来。东西欧的解放是美军苏军各以庞大的正规部队消灭了德意法西斯，被解放国家有没有游击队都不影响战局的最终发展。巴顿将军第3集团军的一次战役，够法国游击队打一辈子。二战后期，德军在前线布置了300个精锐师，在后方只有20个装备差的师对付各国的游击队。苏联和南斯拉夫支持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但游击队始终无法夺取政权。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同意让出新四军在江南一带的根据地向北部集中，目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抢占东北，不再玩什么游击战术了。淮海战役据说60万共军硬是吃掉一锅“夹生饭”，将80万国军围歼，若是交给游击队，坚持“游击战略”一百年不动摇也做不到。西藏没有共产党游击队在达赖喇嘛的后方策应，也是共军一到，一战告捷。之前中共藏人地下党员平措旺杰等人涉嫌“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而被驱逐出拉萨，在康区巴塘组建了两个地下组织：一个是他领导的“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改建为“中国共产党康藏边区地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史称“巴塘地下党”；另一个是建立了“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史称“东藏民青”，先后共发展盟员227人。这么一点人马就算一人一挺机关枪也没什么用处。后来的藏人暴动，各地都组建了游击队，与共军展开游击战，虽取得一些战斗胜利，但最终还是顶不住大军围剿，三年不到便失败了，这还是在地域广大的藏区，有充分的游击迂回空间和高原气候的适应能力。游击战术没有战略价值，国内国外都一样。朝鲜战争是中共上百万正规军与美军作战，没听说过志愿军化正规军为游击队员展开攻击的故事。印度支那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靠正规军获得胜利，五次中东战争也都是以色列军队与数倍于已的阿拉伯国家百万正规军交战。正规军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凭人肉炸弹干了半个世纪，一无所获。塔利班游击队战胜苏联侵略军，也是缘于有强大的美国作后援，与其说阿富汗战争是游击队的成功，还不如说是美元和导弹的胜利。阿富汗是苏美两国角逐的战场，美国提供了30亿美元和先进武器给游击队，沙特阿拉伯也援助了同等数量的美元。再加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心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塔利班才得以执政。塔利班联合本·拉登与美军打游击，搞恐怖活动，其结果必然是遭受歼灭。中共的敌后游击战只能给日军增添些麻烦，而不能改变战场态势，日本军以“大扫荡”、“铁壁合围”、“清乡并屯”、“强化治安”、“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等手段，足以压缩游击队的空间。就是打内战游击队的作用也极为有限，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都是正规军队的作战，红军装备差，战役上必须集中数倍于敌之部队，以运动战快速迂回包围，一鼓聚歼，游击队只起些辅助作用。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虽坚持了三年，却都藏进深山，已不能为患，并不比当地民团的力量更强。九一八东北军不战而逃，责任落在游击队头上，虽牵制了零星的日军，体现出不做亡国奴的精神，但对日本侵华战略几乎不发生影响。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被第三世界的徒子徒孙们奉为圭臬，吹捧毛为“游击战之父”。实践中竟无一成功，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南非、秘鲁等国家的游击队，全都无功而散。红色高棉游击队是接受了中共几个师的成套武器装备，组建为8万人的强大正规军后才夺取了政权。毛泽东曾对柬埔寨共产党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28] 红色高棉让越南军队推翻，退回到丛林里，以山地战和地雷战打游击，在中共停止了物资援助之后，被全部剿灭。那些游击队所以能活跃一阵子，是缘于中共不惜血本的培训资助，不是游击战术有什么魔力，例如中共停止援助缅共，缅共随即分裂消亡，沦为贩毒武装。即使游击战偶尔在某个小国成功，也不具有普遍意义，尼泊尔毛派势力是通过废除王权制度，才在议会得到了多数席位。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才会有游击队，追在后面放几枪，敌人吃饭睡觉时捣乱一下，敌人就被麻烦累倒溃不成军了，这种想象力太过滑稽。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与强大的中朝军队作战，共党游击队在后方捣乱，数次清剿，又很快复燃，牵制了一部分兵力。照情势看，前方有百万大军，后方的数万游击队，当有成功之机会，但后来韩军仅出动两个师，便一举消灭两万余游击队，一两个月游击队便不再为患了。因为游击队的战斗力是无法与正规军相比的，游击队没有重武器，没有攻坚能力，没有政府财力为依托，只能通过扰民方式来获取给养兵员，逃脱不了被政府军剿灭的结局。游击战也是一个自我消亡的过程，其局限性不言而喻，千把百人的游击队可以搞“十六诀”，对于10万人的集团军就失去了意义，非要有稳固的后方，非开展大战役才能生存，非有决战才能胜利。毛泽东最终的成功在于运动战和大决战，而非游击战，即使在江西几次反围剿和敌众我寡情况下，也是在战役上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消灭孤立深入之敌，取胜于运动中的决战，而不是骚扰敌人式的游击战。面对强敌进攻，游击队无战略反攻能力，何谈夺取最后胜利。再说游击战还要受政治形势的制约，游击队的生存空间随着所在国政治的变化，正在逐步走向消亡。毛派游击队也缘于他们是反民主的力量，共产主义已在政治上失去人心，最多只能在极偏僻落后的小国争取最后的生存空间。毛主要是凭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运动中歼灭敌人”，“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打无把握之仗”等作战原则，不断获得战场胜利。中共建军始，即以组建正规军为主要作战力量，游击队作为地方武装。“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五次反围剿皆以集中兵力与国军打运动战，如果分散到深山里，一次反围剿也成功不了。搞抗日游击战是不愿干赔本的买卖，分散以避敌锋芒，集中以消灭国军，让国军去跟日军消耗实力。
到日本投降时，日本在华仍有强大的作战能力，“满洲国”尚有70万关东军，中国受降区（东三省除外）包括越南北部和台澎有日军128万，近200万日军仍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据日本战后官方公布的资料，1941年至投降时的几年时间里，战场阵亡和失踪的军人及随军人员为180万，绝大部分死于日美作战，中国战场阵亡的只有几十万人。真正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就是美军参战后的这几年，中共宣扬自己毙、伤、俘日军共527422人，数字竟然精确到个位。而实际上死于共军的日军总数不超过3000人。美军占领日本时，日本本土仍有336万日军，海外有375万，共计711万，绝大多数被美军解除武装，和平遣散，复员回家。[29] 如果让中共去对付这些日军，按3比1的伤亡，须有2000万八路军才够用。若以双方兵力与火力作为比较，共军对日军需要5比1，甚至是8比1，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优势。八路军能迅速占领东北，是由于关东军已向苏军投降，苏军转手将东北连同缴获的军火送给了八路军，否则八路军决不敢争取东北。“飞虎队”三年干的活，超过八路军全部的抗日战绩的几十倍，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八路军的战力比之国军又相差甚远，初期只有3个师的编制，毛泽东说：“三个师只有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彭德怀说：“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30] 再加上江南各游击队万余人组成的新四军，拢共不过5万人，还都化整为零打游击。一个仅凭步枪大刀手榴弹，没有一架飞机，一辆战车的游击队，自称“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即是说躲在敌后的游击队领导了正面战场作战的几百万政府军，真滑稽得可以。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组成部分，中国战区的主力是国军，美国则是整个太平洋战场的主力军，其海空力量遏止了日军的攻势，从这个角度上讲，是美国打败了日本，间接帮助了中共壮大。否则，中国无力单独对抗日本，苏联是希望国民政府消耗日军，承认伪满洲国而牺牲中国利益就足以证明其居心。抗战结束阶段，共军为了打内战才开始大规模集结，也只有百余万正规军，为在华日军的一半多。所以，中共抗战的军歌是《游击队员之歌》，打内战就是《解放军进行曲》了，既然游击队能赶走日本侵略军，打国民党军队，又何必劳民伤财组建庞大的解放军呢？现从现代战争史上看，凭游击战击败强大的侵略军，没有成功的例证，由于游击队使用轻武器进行袭击，以隐蔽性强为其特点，因此用打了就跑的（hit and run）战术，一是作为对正规战役的辅助作用，二是局部战斗中的一种常用方式。然而在毛泽东那里，八路军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后，游击战就上升到战略地位，甚至比国军的正规战作用还大。“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31] 这即是中共抗日战争中的拿手好戏，这样，便将抗日战争降格为游击战争，以游击战争之战略理论依据来掩饰其借正规军编制，既游而不击又不配合主战场的居心，贬低国军正面战场抵抗日寇的战略价值。毛泽东又说：“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若国军也都玩起一“走”了之的游戏，你会走，我会跑，全面撤出防区，任由日军占领城市交通线，不以阵地战对抗日军西进，歼灭日军，丢弃东部，再丢掉西部，失去自己的大后方，失去支持前线作战的工商业基地，再“会走”也与投降无异。共军之所以能在敌后游击，发挥“会走”的特点，正是由于国军的正面战场吸引了大部分日军，为敌后留下空隙，共军才得以发展，不是什么游击战略的功效。“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作为歌曲唱一唱，姑妄听之，作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方针，都躲到后方去，挖地道、埋地雷，前方的日本鬼子就吓跑了，恐怕自己也不相信。即使是抗日游击战场，也主要是由国军来支持，1938年11月的南岳会议之后，国军战略重点放在开辟敌后游击战方面，“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三分之一的力量于敌后。”在江浙、苏鲁、大别山、冀察、晋绥等地开辟游击战区，正规军与地方游击武装配合作战，以消耗日军。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都不可能速胜，国军化为敌后游击部队，牵制了120万日军。而国军游击部队是在日军、汪伪和共军三面夹击下战斗的，使国军还要腾出兵力来对付共产党。在游击武装方面，当时民间的各种抗日武装遍地皆是，上万人枪的游击武装也不少，零星的游击队更多，都整合在国民政府名下，发挥着敌后抗日游击的作用，战绩远超过中共军队。
后人以为共产党的敌后游击队战胜了前方的几百万日军，国民政府的几百万正规军没在前方御敌，后方又都是八路军的地方，国军躲在不知道哪一“方”的地方，等共产党的游击队打败了日本人，再下山“摘桃子”，抢共产党的地盘。同年5月，毛泽东又发表《论持久战》，将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到处向国统区印发他的这本小册子，以证明自己是高明的战略家。“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毛泽东认为在第三阶段阵地战才是主要的作战方式：“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但后面又说：“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这在八路军来说当然可以，也是这样做的，但指导肩负国家民族责任的国民政府来说，等于废话一篇。东北军不战而运动到了关内，遭国人唾骂，如果敌人打到上海，我们避免阵地战，运动和游击走掉了，敌再打到武汉，我们又运动去了，打到长沙，打到西安、重庆、昆明、拉萨、兰州、迪化，都是一路运动下去，空想着第三阶段的反攻，城市无阵地，乡村无防线，那中国还剩什么呢？苏联比中国更辽阔，战略纵深更广大，又气候严寒，更适合让德军在冰天雪地里运动吃苦头，而斯大林决不让出他们的大城市。如果没有斯大林格勒的阵地保卫战，没有莫斯科的阵地保卫战，没有血战不退的牺牲精神，做个灵活的“运动员”，亡国在即也！同样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以劣势的装备坚守三八线，再不敢轻易运动，“迅速前进后退”，“迅速集中分散”，说明毛泽东已意识到阵地战的重要性。运动战是战术问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有一个军队指挥员不懂，而阵地战是保卫战役或战略要点的必要手段，同时阵地战肩负着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东北军放弃阵地，不战而退出东北，军事和工业设施落入日军之手，遭到国人唾骂，共产党骂得更凶，全不念抗战第一阶段与与日军拼阵地战的不利之处，何况那时国内军阀混战、红军造反，根本无统一御敌的基础。抗日战争是现代战争，需要大量的现代化装备，这与古代战争不同，古代是农业社会，随地支个炉子，拉起风箱，打造弓箭长矛即可作战。现代社会是工商业立国，制造枪炮装备必须有固定的工业设施才行，工业交通是战争的生命线，如果任由侵略者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工商业及交通瘫痪，国家失去财政和军工能力，连基本生活都无保证，枪炮无弹药，战车无汽油，官兵无衣食，失去一切作战资源，退回到冷兵器时代，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投降就是唯一选项，哪里还有什么运动游击战的空间。国军在1944年末遭受日军一号作战的沉重打击，就是阵地作战不利，失去华中南的重要城市及空军基础，除驼峰航线外，丧失全部的对外地面交通线，困顿于西南一隅，此时失地最多，也是抗战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政府到了崩溃边缘。最后还是靠阵地战，死守最后的防线，阻止日军西进，才保住重庆大后方，保留了反攻的本钱。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广阔的空间，“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而恰恰是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封锁了西部通道，英国亦迫于日本压力，也切断了滇缅运输线，地面通道全部受阻，只有美国以空运援助中国。再者，古代交战双方武器相差不大，现代战争则是火力和攻坚能力的较量，古代战例对抗日战争意义不大，一队几个人才有一枝步枪身背大刀的游击战士，不可能打败海陆空立体火力的日军。八路军的武器的主要来源，一是战争之初国民政府给了一部分，二是夺取国军和伪军的武器，三是末期苏联移交了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直接与日军交战缴获极少，平型关一战，仅缴获了百来支破枪，因为日本军人誓不投降，临死前都把枪支砸烂了。八路军随军的小兵工厂，只能简单修理枪械和生产一些手榴弹之类的武器。国军的武器来源一是外国进口，二是自己生产，所以必须以阵地战保护城市工业和交通线的安全。分散游击队的消耗小，有步枪手榴弹即可，集中大兵团的消耗大，须有一定数量的重武器，集团军必须有稳定的防区保证最基本的给养，若象八路军一样分散小股游击队，把战略重点全部让给日军，必然是自断生路，让日军分割歼灭。八路军之所以能分散游击，唱出动人的游击高调，正是国军各战区的集团军阵地吸引了大量的日军，留下八路军游击的空间，生存于穷困的乡村。日军并不把八路军作为主要的敌人，一来八路军对日军威胁不大，二来一次“铁壁合围”即可将八路军压缩至极小的活动圈里，冀东平原和晋南的八路军就在日军的围剿下，大幅度退缩到荒凉的山区，决不敢拼死一战。民众迫于日军“三光政策”的威慑，也不敢资助抗日武装，由于游击队是混杂在老百姓中活动，与平民难以区分。你在村子边杀了一个日本兵，日军便杀光全村的人，抢光全村财物，烧光全村房屋，游击队消灭不了敌人，反倒帮日本人消灭了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当然抗日要有牺牲，但让民众做过度无谓的牺牲，以民众为盾牌，放弃保护民众的责任，对抗战胜利起不到多大作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尽管英勇，但在日军的多次围剿之下，清乡并屯，大肆屠杀资助游击队的村民，游击队失去民众掩护，只好躲进深山老林，失去对战局的影响能力。国军也同样重视敌后游击战，华北、华东、华南各地都有大量军师建制的游击武装，只是他们遭受共军的攻击比同日军作战的损失还大。共军也视国军为武器弹药的来源，若国军也从共军手中争武器，中国早就亡了。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也视作一场农民战争，以为靠红军那点游击战经验即可以制敌于死地，除了农民意识的眼界狭隘，希望国民政府垮台，夺取领导权也是一个因素。毛泽东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比不上古代《孙子兵法》或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居然被人奉为圭臬，视为圣经，又迷倒斯诺和史迪威一类的美国人，可见中共的宣传攻势实在厉害。其实持久战观点也不全是毛泽东的东西，在前一年的1937年，陈诚就持这种观点，他对蒋介石说：“我国因军备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之准备，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胜之效果。我国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故我国对日本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对日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我军对日军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斗力，保存我军主力。借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早日阻止敌人的进攻，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32] 陈诚的见解甚合蒋公之意，在八年抗战中，持久战三阶段，后退、相持、大反攻及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口号，皆为蒋氏和国人的口头禅，列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但陈诚的持久战与毛泽东的不打阵地战不是一回事，战略上有相似之处，战术上大相径庭。另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日本政治的分析也过于肤浅，完全是想当然的东西，认为日本是小国，“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实际上，日本控制了朝鲜和满洲，丰富的煤铁森林立即为日军所用。华北、华中、华南有各种矿产和农业资源，台湾及东南亚一带出产丰富，特别是橡胶、石油足够日军使用。加上朝鲜和台湾及满洲的人力，日本即获得充足的战争资源，可以生产全部作战装备，这就是以战养战政策，不光仅、靠本土能力作战。假如没有美国参战，全面封锁日本海上通道和轰炸中国的日军基地，歼灭太平洋地区的日军及其海空力量，援助国军抵抗，瘫痪日本的工业能力，任凭毛泽东将抗日战争分为几个阶段，游击战术玩得再高明，想赶走日本人，白日做梦耳。毛泽东还将“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为抗战胜利的一个条件，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的所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无非是躲在苏联发表几篇文章，喊几句反战口号，国内组织些极小规模的罢工而已。早在1932年底到1933年初，日本两次逮捕日共党员3000余人，其领导人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和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杀，中日开战后已悄无声息。延安领导的日人反战同盟对瓦解日军基本无作用。反倒是战争使日本上下空前团结，青年女学生甚至以踊跃充当慰安妇来体现报国之情，日本的确是个令人吃惊的民族。交战之初，日本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解散日本无产党、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等组织，共产党有组织的活动已微不足道。1938年又颁布国民总动员法，日本全国成为一部战争机器。美军占领日本后，从监狱里放出了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日本共产党才起死回生，在美军的保护下享受自由空间。所他称美军为解放军，称麦克阿瑟将军为“青天”。[33]
中共精于和善于宣传，成功地在国际社会上扭曲了中国抗日真相，形成一个假象，渲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抗日主力，说是中共牵制了大部分的日军和绝大部分的伪军。真若如此的话，便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归纳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至于中国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贡献，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麻雀战争”。毛泽东躺在窑洞里坐山观虎斗，打内战时激情猛烈爆发，夜以继日电报不断，再不谈什么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改称解放军，发动内战“解放”人民，跃升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说明中共洗脑的极大成功。与毛相比，蒋介石是一位相当有胆略的军人，几度亲临险境，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显露犹豫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中国战区从头到尾真正的硬仗，是由蒋介石指挥的国军筑成血肉长城，投入坚苦卓绝的战场，最终使日军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投降。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几次大血战中，几乎拼光了他的中央军，以免落下以地方军为前驱的口实，树立了抗日军队的光辉榜样。抗战中地方军队能够服从中央指挥，积极参加会战，包括战区司令长官亲上前线，不惜为国捐躯，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不屈精神。蒋公不一定是最好的元首和指挥官，却是最有民族精神及凝聚人气的领袖。只有中共领导的军队仍以党派之争凌驾于国难之上，游而不击，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未迈出延安一步，未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他躲在延安与张国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王明等人争权，忙于整风肃反运动，建立巩固毛氏王朝。项英曾建议“中央负责同志也应轮流到南方巡视”，强调此举对“加强对于全国领导，实属必要”，有影射毛据守延安、从不前往前线视察的寓意。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几乎没有在重大战役中出现过，22次大会战中（动员兵力在10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没有在一次会战中扮演过担纲的角色。在1117次的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1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其他38931次如芦沟桥之类的战斗中也没有共军的身影。除非遭到日军扫荡，共军很少对日军进行营级以上规模的攻坚作战，在国军对日军正面攻击的会战中，共军都是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若以战争的代价来看，共军的游击战付出的人民成本极大，打死一个日本兵，日军会以三光政策将一片村庄彻底摧毁，生命代价在百倍千倍之上。因为游击战的一个特征是“军民一体”，游击队掩藏于村民之间，以村民作肉体盾牌，所以日军的反击也就军民不分“一体消灭”，因而制造了许多的无人村。为了支持中共这种歼敌极其有限的游击战，民众所付出的生命与财产代价甚至超过支持国军的正规作战。国军会战时，战场一带要撤退民众，减少不无谓的伤亡。八路军百团大战之后，日军的“三光政策”至少造成200万平民的死亡。而对于中共的不抗日，“老子党”的苏共早就不满了，中苏反目成仇之后，1969年4月16日的莫斯科华语广播《介绍毛泽东的政治生涯》节目中，作过如下指责：
在日本的进犯，有使中国永远沦为奴隶的那些年代里，毛泽东足不出户的深居在他的窟洞里；在那个时期，毛泽东把他的活动，只局限于发布宣传抗日口号，然而他的军队却没有同日军打过任何大仗。毛泽东努力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自己苟且偷生，并不惜任何代价保存自己的军队，甚至当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俄国士兵战死在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道路上的时候，当日本宣称，一旦德国攻下史大林格勒，日本就开辟反对俄国的第二条战线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个策略。[34]
五、新四军案
有万余人编制的新四军首开抗战记录是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的韦岗战斗，据新四军战史称，此战斗消灭日军土井少佐等20多人，击毁汽车4辆。对于如此小规模的一场战斗，陈毅欣然赋诗道：“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35] 自称为诗人的陈毅，仅以写诗来“射日”，他的元帅军衔完全来自于内战。在共军中，当属新四军最坚定执行中共中央分散敌后游击的指示，除个别日军来犯时节略有接触外，皆避开日军，全部精力放在扩大军队上，不断挑衅袭击国军，抢占国军防区、杀害政府官员、私设政府、私征捐税、拦路设卡、贩卖日货，以抗日为名四处勒索绑票，以汉奸之名滥杀政府人员和地方人民，摧毁政府地方组织……种种不法行为，严重破坏团结抗战局面。1940年3月19日至4月16日，短短20多天里，毛泽东自延安连续发出7份电报，全是指令新四军如何分化打击国军和地方武装，急迫之情溢于言表，根本不谈如何与日军作战。新四军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发动了最引以为自豪的“黄桥战役”，目的是消灭不让出防区的韩德勤部。韩是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省保安司令，辖下有15万人，派系较多，各部队之间有矛盾。陈毅看到这一点，决定占领物产丰富的黄桥一带，与韩部激战月余，歼敌11000余人，书写了新四军专打内战的辉煌战史。内战将军又乘兴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在陈毅之辈看来，抗战无非是十年内战的继续，同侪并马，红旗飞扬，河汉皆属我红军也。在毛泽东反蒋抗日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新四军沦为抗战中最无耻的军队，除了尚未公开投敌，干尽了汉奸军队所能做的一切坏事。其精于内斗，袭击抗日武装，远不如先前同样独立于中央的川军或桂系军阀抗战英勇。开进山西的八路军3个师在太原失守前，还展开过几次保存体面的战斗，新四军请名将叶挺当军长，后期发展到10万之众，始终未与日军打过一场大仗，皖南遭国军围剿，实是咎由自取。
新四军热衷内战，却对日军忍让再三，正是“见敌则逃，遇友必攻”。1941年7月，日伪军集兵力1.7万余人，进攻江苏盐城新四军驻地，刘少奇、陈毅让出盐城，不战而逃。日军以盐城为中心，对四周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此时共有7个师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完全可以象黄桥战役一样，集中兵力聚歼日伪军，但其作战方针仍是分散游击，决不与日军正面接触。1942年11月，日第7师团及伪军36师共5000余人，进攻新四军黄克诚第3师，黄部有3个旅（主力加地方部队至少有3万人），也是整体逃避，局部反击，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出击。43年初的所谓“反扫荡”也是分散逃跑，躲避日军锋芒，不让部队受到损失。最大战绩不过是一次出动一个旅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和三二百伪军。1943年3月17日，新四军第2师、第3师和第4师主力，又一次与韩德勤的部队交战，韩部6000多人被歼，韩本人也当了俘虏。共军反日军扫荡是以团为单位分散游击，与国军作战乃集中数万兵力打歼灭战。中共官方新四军战史中最大的抗日作战，无非是1944年的车桥战役，宣称歼灭日军460人，抛开战报的水份不说，将歼敌几百人的一般战斗升格为战役，这就是新四军八年抗战交出的最大成绩单。共产党说国民党不抵抗或消极抗日，国民党必竟还有正面战场，有数十次大血战为证。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却是依据铁的事实，中共数十万正规军分散敌后，日军来了就跑，“会跑”成为中共对日作战的既定方针，所以中共抗战史中只能见到如何消灭“国民党顽固派”的辉煌战绩。1945年2月，新四军粟裕南下部队又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开战，歼灭顾部13000余人。由此可知，新四军已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不是不能打日军，而是不愿替国民政府出力，名为抗日军队，实为一伙祸国叛乱武装，拿着国民政府的津贴，却干着比汪伪政权更恶的勾当，汪伪至少还有“曲线救国”和维持地方安全的责任。国军不得不在抗日的同时，再防范共军的进攻，分散了军力。在苏浙的敌后游击战方面，新四军的战绩远不如“忠义救国军”，发展顶峰时有20多个支队，号称10万大军。忠救军的正式名称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是由军委会军统局长戴笠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联合组织的抗日武装，初期有1万余人，经过培训后立即投入淞沪会战，第1、2两支队进入浦东防线，掩护正规军撤退，然后化整为零，就地坚持游击战。第3、5支队5000余人开赴南市，配合第55师一个旅掩护大军转移，与日军激战三昼夜，随后亦分散转入游击战。第4支队主力2000余人，奉命在苏州河北岸阻击日军，官兵誓死不退，全部战死。别动队损失惨重，但抗日意志坚决，正式整编为忠义救国军后，成为苏浙地区重要的游击武装，在城市和乡村四处出击，爆破锄奸，策反暗杀，破坏交通，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斗。
新四军在华中称兵作乱，国民政府仍本着宽大为怀的团结抗战政策，着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商谈处理办法，于1940年7月经蒋委员长核定后形成“中央提示案”。这对中共说来也是有利的，确定了中共在陕北统治区由原来的几个县，扩大为合法的18县；八路军与新四军由原来的3个师4个支队，扩编为4个军、8个师又9个补充团的正规编制，官兵待遇提高，由中央发饷。其作战区域也由原来的晋北及苏皖边一隅，扩大为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广阔地区；并准许中共保荐省府委员，参加冀、察两省政府工作，予中共合法参政的机会。但中共的胃口太大，毛发出“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公然违抗中央军令。新四军的叛乱行为，国民政府再无法容忍，遂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蒋介石鉴于抗战形势，一直拖延不批。之后，何应钦、白崇禧再次要求解决共军问题，蒋亦于1940年12月9日亲下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由于命令具体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北移的时间，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同时并将皖南新四军也列入了剿灭计划。称：
“观察江南N4A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N4A立予解决”。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为章也报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要点，说明周、叶对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全无具体答复及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开过长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鲁苏方面该军之实力，故“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这些情况都表明，国民党军事高层这时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正是他们强烈地催促着蒋早下决心，早做准备。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未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事情万一闹大。他不能不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蒋这时左右为难的心态由此不难了解。[36]
11月初，中共已经做出决定，拒绝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面“答应北移”，却一再拖延。11月底至12月上旬，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扩大江北根据地。毛深信蒋不敢发动内战，此时苏联是重要的军火来源，苏联政府一次就给蒋政府提供飞机250架、大炮近300门、汽车500辆以及相应的装备物资……“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知道蒋政府担心国内外舆论，不敢轻开内战。11月30日 ，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开一个缺口，以便隔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尽管双方箭在弦上，仍有缓和余地，负责新四军转移的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不仅同意展期北移，还主张如数照发欠发新四军的10月和11月经费，建议增加北移路线，指定临时集结区，且力主新四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等，都清楚地显示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军为目的，并无乘机围剿的意图，剿灭计划是最后的应急之策。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强调实际困难，一再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藉机要挟促成破裂，还认真向重庆转达，力请蒋予以通融。12月30日 ，叶挺又进一步受命要求展期北移。对此，顾祝同已有蒋“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即解决，勿再宽容”密令，仍无坚决反对的表示。相反，在1月3日 给蒋介石的电报里，他还在替叶挺说好话。其不仅转电称：“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而且明确提出：“关于经费部分所请廿万元，既包括一月份经费在内，似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饬分批具领。惟丙项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转请核示。”[37] 蒋虽同意延期，但指示经费和弹药等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
毛泽东一再制造摩擦，攻击国军，拖延北移，游移不定，是造成皖南新四军灭顶之灾的主要原因。毛与项意见长期不合，也不排除有借国民党之手削弱项英的意图。如新四军留在苏南，可相机吃掉第二游击区内之抗战国军，重演黄桥之局势，以便向太湖西扩展，掌握京沪杭三角游击地带，因此趁机要求增拨开拔费和弹药各50万计，故作缓兵之计。被称之为“北伐名将”的叶挺，内战中英勇无比，抗日时已是中将军衔，竟因叛乱罪住进了国家监狱。中共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并不相信非党员的叶挺，无非借其名望以求扩军之利，由叶出头向政府要钱要枪。叶身为军长有职无权，无资格参与军队高层决策，做了中共犬马，自毁军人声誉。当初蒋介石接见叶挺时说警告过他：“你是我们政府正式任命的军长，这点你应当明白。……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你叶挺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生命危险。”[38] “新四军事件”后，叶挺本应判依例判处死刑，不服从指挥和作战不利的国军高级将领已经枪毙了不少，再杀一个叶挺亦有充足证据，其罪行亦超过那些将军许多，当时在押军法总监部待审的高级将领亦有10余人之多。但国民政府仍留叶一条生路，是希望共产党回到抗战上来。民国以来，国内军阀林立，内患不断，好不容易于抗战之际达成团结之局面，岂能容许共党再行叛乱，导致国家崩溃。蒋介石事后说：“尤其我们抗战迄今，处罚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渠，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已不止一次，这次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39] 蒋介石实无退路，容忍共军袭击国军，无法赢得抗战胜利，消灭共军则又须面对内外压力，仅剩下部分解决的办法，消灭不足万人的新四军总部及部分部队，对数十万的共军来说并不伤筋动骨。国民政府于事变后及时地通知了苏联大使，称仅为地方性事件，不会影响到国共两党关系。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刚一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就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考虑到国共内战可能爆发，他特地请中共中央“迅速调查兰州到延安间各种情况（道路、碉堡、驻军、民众、粮食等）”，包括西北五马及傅作义部的情况，以备万一援助之需。并称：“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余有权暂时停止援华军火于哈密途中。”[40]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大造舆论，电示刘少奇：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还计划攻取四川，夺取西北，打通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接取苏联援助。还特别提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同时向莫斯科发出“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皖南事变发生，斯大林大为恼火，称叶挺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不要挑起破裂。”还在事变前的1940年秋，正值欧洲大陆沦陷不久、国际形势对抗战不利、国共关系趋于紧张之时，毛泽东就曾设想出15万精锐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抄其老窝，获取苏联援助，遭到莫斯科的否决。毛泽东在延安山沟子里异想天开，在重庆的周恩来认为“蒋本人受英美影响大过德日”，不赞成毛的过激想法。随后形势变化，日本公开承认汪伪政权，美英苏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毛又过度乐观起来，认为蒋不敢打，认为“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们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让叶挺、项英放心。美国也不希望中国陷入内战，同样以军援为条件压制蒋介石，国内国际条件都不允许国民党与中共翻脸，国军屡受共军围歼，蒋也未能公开反共。毛此时正是利用了蒋的弱点反咬一口，大做文章，将中共的破坏抗战行为反污为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借机要挟。但共军全面打内战的本钱还差得太远，曹甸战役结果，新四军和八路军出动上万人，竟未攻下韩德勤部几千人驻守的城池，陈毅部攻坚受挫，亦遭致数千人伤亡。再大打一场，势必打成攻坚消耗战，得不偿失。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也认为无必胜把握，加上莫斯科的反对，毛只好作罢。陈毅在事后总结时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41] 中共在抗战时期有句著名的口号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国军；这个“我”也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共自己。其实，这也只是宣传口号而已，国军犯不犯共军，共军都要犯国军，在共产党眼里，国民党才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共产党还未壮大到夺取天下时，日本人反而是削弱国民党的主要力量，没有日本侵华，也就不没有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空间。日军只要不犯我共军太甚，自不去管他。新四军被明令取缔后，中共立即宣布恢复新四军编制，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无视国法，公开走上叛乱道路。当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莫斯科要求中共出击日军，保卫苏联，毛泽东高调打内战的豪气不再，立即装起了孙子，在致季米特洛夫电报中说：“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他不在乎中华民族的危亡，也不在意苏联的危机，唯一注重的是自身的安全，赔掉身家的买卖绝不做，无论对方是谁。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对毛来说，都是次一等的东西，有人说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纵观其一生，实际上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待到天下归了他自己，毛自然要维护自家的江山，涂上民族主义的色彩，但也不可以理解成为民族谋福利，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倾全国之力参与朝鲜战争，又翻箱倒柜支援越南，根本不管民生困苦，无视上亿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残酷现实。
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个悲惨的胜利。共产主义统治中国大陆，更是惨胜后的历史悲剧。
注释：
[1] 郑浪平著：《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十五章。
[2] 孙挺信著：《中日大决战》，第四章。
[3]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香梅文集》第四卷，P198、199。
[4] 同上，P406。
[5] 杨奎松：抗战结束前后中共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态度变动，引自冷战中国网（www.coldwarchina.com）。
[6] 引自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99。
[7] 黄鹤逸著：《东京大审判》，第3章。
[8] 日 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四册，P1668。
[9]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商务印馆中译本，P2。
[10] 《东京大审判》，第4章。
[11] 《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四册，P1709。
[12]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P88。
[13] 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杨奎松个人网站（www.yangkuisong.net）。
[14] 同上。
[15] 《彭德怀自述》，第十二章。
[16] 同上。
[17] 李德福著：《冈村宁次》，第26章。
[18] 同上。
[19] 《彭德怀自述》，第十二章。
[20] 同上。
[21]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三章。
[22] 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7月31日 常委会。
[23] 李文：《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四章。
[24] 王明著：《中共50年》，P218。
[25] 《蒋总统秘录》，“毛泽东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致蒋介石的信”。
[26] 吴法宪著：《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五章，P231-232。
[27] 《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十二章。
[28] 沈志华：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
[29]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199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P798。
[30] 《彭德怀自述》，第十二章。
[3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32] 《中日大决战》，第一章。
[33] 黄鹤逸著：《远东国际法庭》，第5章。
[34] 转引自郭华伦著：《中共史论》，第四册，电子版，P15。
[35] 蔡仁照、孙科佳著：《新四军征战实录》，第一部。
[36]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杨奎松个人网站（www.yangkuisong.net）。
[37] 同上。
[38] 成金编著：《铁将军叶挻》，P292。
[39] 蒋委员长1941年1月27日 在国民政府纪念周的讲话，引自民国三十年资料《新四军事件真相》，P21。
[40]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4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六章，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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