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高度自治
西藏问题的现状已经证明，汉藏之间根本不存在一条政治上的中间道路，那么，讨论高度自治似乎显得多余。但我们还是要花一些时间，从技术上探讨实行西藏高度自治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否则光是空泛地争论政治分歧，仍显得空洞些。流亡藏人认为，高度自治是除独立之外也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较理想模式是香港式的高度自治，以藏人治藏方式来管理西藏，国防和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不反对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藏人埋头管自己的政务，自行负责公共安全，自主决定经济发展。高度自治是个比较性的通俗说法，借之于实行港人治港的香港，比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享有更多的自主权。西藏流亡政府新闻与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达瓦次仁表示，“高度自治”并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说法，他说：“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藏民族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这就是说，这一切都不违背宪法。”[1] 达赖喇嘛说：“我所以提出所有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藏汉民族的平等，为了构建既没有大汉族主义、也没有地方民族主义的真正的民族团结，从而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互利互惠，促进国家的稳定，结合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延续和维护能够利益整个人类的西藏民族之独特文明、传统与语言文字。”[2] 从藏人的立场来看，他们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并不改变宪法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方式，这是合情又合法的。于是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点。仅从字面上理解，这与中共一贯的民族政策或周恩来过去的公开讲话完全相符，但实质内容则完全相反，中共要求必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实行有限度的自治，由汉族官员来“帮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不能一切由少数民族说了算，否则就是有分裂倾向的地方民族主义。流亡藏人的目的是实现由藏人自主的真正自治，必须结束大汉族主义的统治现状。也就是说，汉人应该退出去，尤其在党政系统中的汉人官员必须离开，由藏人来治理西藏。
我们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高度自治也好，名副其实的自治也罢，基本原则都一样。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要以高度自治这个通俗简约的说法讨论问题，以区别于西藏现在由共产党统治的“民族区域自治”方式。独立既然不容易，退而求其次，寻找一条各方能够接受的中间道路，从理论上来看是可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宪法赋予少数民族的权利，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有独立的行政权利。再说，香港不就高度自治了十多年吗？那西藏也可以同样实行高度自治。
一、港人治港
如果我们细致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香港是香港，西藏是西藏，两者不能简单类比。香港原为英国统治，总督为最高行政长官，受英国女王委托管理香港。香港与大陆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架构，两种不同的政治传承。不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科学发展观”一类的理论指导，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前提，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毫无关联。一句话，没有接受过共产党的领导。西藏则不同，有至上而下的党务体系，中共通过党务系统来统治西藏，行政官员可以用本地人，但高级党务官员由党中央直接委派汉族人出任，掌握实权的是党委书记。而且行政官员也是党员身份，在党管干部的组织原则和公务员法管制下，行政官员任免由各级党的组织部负责管理，行政官员必须无务件贯彻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决策，决不允许行政游离于党组织监管之外，否则会立即遭受党的纪律处罚。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大陆与香港的根本区别。西藏是直接控制，以党管政，共产党在明处，是理直气壮的执政党；香港是间接控制，公务员治港，中共在暗处，一国两制原则下不便公开活动。英国人走了，殖民统治就结束了，而中共一直就在香港活动，它没有公开占领香港，但最终权力已经牢牢在握。英国可以直接委任港督，香港没感受到压迫，中共不直接委任特首，说是港人治港，但港人感觉到恐惧。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间接管制比英国的直接统治要严密许多，大陆的共产政权实行的是恐怖统治。说白了，中共的所谓“特区”也好，“自治区”也好，全是党治区。这是中共政权不同于中国历代王朝之处，不同于中华民国的地方自治体制，更不同于英国殖民地体制。在暗处活动的中共都不想放弃对香港的管控，怎么可能让公开执政的共产党放弃西藏权力呢？共产党是个无处不在且扩张渗透性极强的组织，遍及全球华人社区，中共党徒在美国华人中不会少于万人，连澳大利亚据称也有万人以上，何以会对西藏网开一面，由藏人管理自己呢？中共统治是绝对的中央集权，绝对的集权于共产党，这是不可改变的现状，一切企图消弱或取消党权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共产党就会失去公开的执政地位，或者走人，或者转入地下，因为它不可能转变为一般的社会团体公开参与社会活动。因为共产党的总部是党中央，各地的党组织并非独立的社团，全党服从中央，每个共产党员和地方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在共产党不能直接管制的地方或海外，只能以秘密方式活动，党员一旦公开身份，其反对民主限制自由的政策和分化颠覆社会的策略，都会打上中共中央的印记，必然引起社会的恐慌，或招致所在国的取缔。
所以，香港的共产党员不公开身份，回归前后皆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共产党不公开竞争香港议员或特首，但立法会和特区政府的重要成员许多是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中共通过对香港上层的渗透，将政界商界要人染红，用牵线木偶戏的方式来操控政府和经济运作。有人说香港“四梁”都是共产党员，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梁锦松（前财政司司长）、梁爱诗（前律政司司长）和现任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还有人怀疑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也是共产党员，经济上接受过中共的暗中资助。民建联就是由中共地下党员组成的公开政党性活动组织，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追问民建联主席曾钰成是否为中共党员时，曾不置可否。梁振英是特首的热门人选，梁公开说邓小平应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引来舆论大哗，可见这种人是什么背景。香港杂志曾经披露，九七前香港有20万地下党员，渗透在香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数字不好证实。据许家屯回忆说，1983年他出任中共香港新华分社社长时，港澳共有党员6000余人，一多半是本地人，中共在香港设立的港澳工作委员会是中共地下党委，许的地下身份是港澳工委书记。回归以后，党员在港有直接的利益，党员数量应该成倍增加，因为在内地党员占人口比例是5%。香港舆论一直有共产党员应该公开身份的呼吁，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长许家屯谈到：曾经考虑过九七后将共产党公开化，理由是共产党和港澳工委从香港法律来讲是未经登记的非法组织，其存在是因为背后有中国在，港英没有办法。收回主权后，由于共产党在大陆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是执政党，那么共产党在中国主权之下的香港，若还是地下的、非法的，这怎么说得过去？当时我考虑的办法，不外是撤销，或者变形，或者公开。但最终港澳工委没有撤销，并从隐身于新华社转而隐身于中联办。以不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治港，来达到中共治港的目的，这是既定方针。在大陆的执政党决不敢在回归中国的香港公开党员身份，因为一旦公开活动，就需要登记注册，许多高层人物便不能假借民意来行事了。何况中共在大陆也未登记过，公开香港党员身份会招致一系列的麻烦，由地下党变为执政党，“一国两制”随即瓦解，远不如暗中操作香港政治更有利益。一个政党在自己执政的国土上还要秘密活动，这在全世界绝对找不到第二个，由此可见中共之鬼祟了。公开化是九七前不行，回归后更不行，那会将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公示为党天下，是共产党政权，是党人治港，是垂帘听政。连一国两制的包装都撕掉了，中共将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香港也将迅速内地化和专制公开化，其特殊地位将不复存在。共产党员公开参加竞选也行不通，这会说明中共在其领土上允许政党竞争和自由普选，变相为内地民主化加油。中共需要香港成为幕后控制的特区，以非政治化的行政主导形式，淡化消解民众的政治热情，发挥内地城市无法达到的国际优势，获取更大的好处。而绝不允许香港成为政治特区，实行宪政民主，超越行政特区的定位，成为大陆的民主化的样板。但这不影响中联办成为“第二权力中心”，中联办的一举一动，代表着中央和香港的航向标，港区政府从权力中心降为听从中联办的执行机构。中央不可能事事发通知，但中联办可以利用无所不在的党员网络，将特区首长变为承担政治后果的傀儡。
香港历来是中共最重视的地区之一。中共成立次年初，就由苏兆征（后为香港第一个中共党员）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人策动省港大罢工。中共一直保持着庞大严密的香港地下党网络，受周恩来、潘汉年等特科领导人指导。目的在于保留一个中转活动基地，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革命低潮时的避风港和军政干部培训基地，所以从来没有制定过“解放”香港的计划。八一南昌暴动，原计划到广东汕头接运苏联军火，组建一个军（苏联拟拨付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失败后，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郭沫若、徐特立、贺昌、贺龙、叶挺等高层军政要员先后逃往香港避难，或借道香港前往上海。抗战结束后，一部分东江纵队成员也潜伏到香港，从事地下活动。中共在大陆执政后，在香港设立工作委员会，作为香港和澳门两地的“地下市委”，先是由新华社长兼任工委书记，回归后由中联办主任兼任，统一领导香港地下党活动。香港过去是中共的避风港，后来是最大的外汇来源和进出口港。中共不便于直接治港，但可以通过代理人达到控制香港的目的，它常用的策略就是分化香港社会，暗中赤化香港。许家屯说：“港澳工委、新华分社传统把社会各界从政治倾向上，分成左、中、右。社会上也有类似的这种分法。所谓大右派是指大资产阶级中的亲英派、亲美派、亲台派等等香港社会上层人士。”[3] 这是根据邓小平要敢于做大右派大特务的工作指示开展的统战策略，用交朋友的方式来进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那些始终不亲共的右派就给带上“不爱国”的帽子，用种种办法加以打击，包括禁止从中资机构融资，禁止进入大陆探亲，不准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等。这种阶级斗争已从以往的资产划线改为政治态度划线，寓阶级斗争于统战策略之中，因为内地的阶级斗争形式早已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转化为红色权贵集团与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了，一切不利于中共统治的人都是敌对势力，无论你是工人还是农民。改革开放之初，中共的统战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因为港人对共产党抱有政治改革的期待，但六四一开枪，香港的情势大变，人们终于看清了共产党视自由民主为死敌的本色不会改变。港人从不热心政治转变到关心政治局势，自己争权民主权利，港人举行百万人大游行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在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倒董”、废除功能组别和争取双普选的行动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显示出港人强烈的民主诉求。但敢于抵抗中共的多是中下阶层，大资本家和主要的党派领袖差不多都让中共统战了，连民主党也不例外，在中共对民主力量多方位的围剿下，民主派难于发动有成效的政治斗争。资本的逐利性质，决定了资本家政治态度，人性的功利性，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中共正是用利益诱饵来分化瓦解港人，增殖壮大亲共势力。
由于香港与内地是两个法律体系，司法与行政独立动作，中共不可能真接干预香港司法，但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便可以控制香港的政治前途，不使其向民主化前进。香港回归后，人大三次动用释法权，以“立法原意”为借口，随意解释白纸黑字的基本法，以削弱香港高等法院的司法权、压制港人普选要求、支持亲共特首的管制权。在共产体制下，释法权比法律自身的权威还要重要，它是最终的权力，体现最高的权威，握有这个权力，就可以抵挡民主倾向，充分贯彻共产党的政治意图。中共不便擅改基本法，动用释法权就如同随意修改中共自己的宪法一样方便。邓小平生前为“一国两制”定下过调子：“对特别行政区，中央要管一点。”这“管一点”就是香港的紧箍咒，人大牢牢掌握释法权，就是管制香港政治进程的办法，达到最终全面掌控香港的目的。“一国两制”是权宜性的，是“五十年不变”，不是永久性的，不是“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何况中共从未有守法的习惯，包括它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宪法，不用说小小的香港基本法了。中共不允许一人一票式的普选，它所称的香港“普选”仍然是人大代表式的间接选举，是“功能组别”的小圈子选举。以立法会亲共议员的多数来形成伪民意，严密控制选举过程，让中共满意的代理人上台。香港过去缺少政治民主，却是充分自由的社会，因为英国是民主政府，香港受英国民主制度的监督，所以香港法治是健全有效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香港人不必通过街头运动和政党竞选来维护基本权利，那时港区连政党也没有。中共政权既不民主，也不讲法治，更不保护私有财产，香港的一国两制就缺少了最终的制度保证，会随着形势变化而逐步蚕食其自治地位，这在香港回归后已表现得十分明显。香港人要想争得些许自由和民主权利，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市民街头抗议来表达利益拆求，作为向北京争取权益的手段，香港的政党政治也随之活跃起来。也可说，是中共的专制使得港人倍感失落，间接提升了港人的政治热情。香港的地下党依旧暗中活动，中联办却是跳到前台直接干预香港政治，公然跃过“一国两制”底线。在07年通过政改方案前，中联办主动拉扰民主党派与之对话，这使民主党派领袖受宠若惊，从被边缘化地位上升，便甘心受招安，为中共认定的政改方案投下了赞成票。这种行径无异于出卖市民，见利忘义，用程翔的话来说就是患了“人民大会堂综合症”。北京以微小的让步获得了分化和操控民主党派的机会，为日后直接介入香港事务开创了先例，进一步缩减了“一国两制”空间。中共是玩统战谋略的老手，软硬两手极其老辣，无往而不利，区区几个民主派领导人根本不是北京的对手。也说明香港的政党政治的幼稚和公众人物的易变性。比如香港的演艺界知名人士，无不投入中共怀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从不参加市民抗议集会，以公众人物的便利来发表演说，争取民主权利，生怕惹上民主色彩。却热衷于为大陆筹款的赈灾演出，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文化活动，丝毫不回避红色政治表演，不怕被染红。如成龙或刘德华之辈，靠了亲共才可以在大陆走红赚钱，中共也无需特别收买他们。真正为争取决普选权利的是基层民众的街头抗议行动，因为香港有非常发达的公民社会，比台湾还要成熟些，中共不可能收买全部市民，这才是走向民权社会的基础，靠少数人的妥协是没有用的，大资本家更是整体变为中共的帮凶。
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留下繁荣的香港，还留下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一是自由，二是法治。现在的香港法治虽然还在，但自由已大不如前。至于内地的民族自治区，连低度自治也谈不上，与其称之为“自治区”，还不如说是“党治区”恰当，与其它省份无任何差别，最多在数十位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席位中多摆几把椅子罢了。实际上内地的民族区域自治权连各省市的也不及，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而第一百条却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区立法是批准制，省市立法是备案制，在宪法权利上，自治区显然要低省市一级，以此表明中央决不允许少数民族掌握自治权的真实意图。中共是一党专政和党管干部体制，各级决策层全部由党员干部控制，所以从来不将自家宪法当回事，但还是明文规定了自治的限度，决不给民族自治留下丝毫可依宪法操作的空间。西藏若行高度自治，又在中共宪法之下，一切立法都要报请中央批准，那高度自治还能剩下什么呢？所以在宪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说说可以，并无实际操作性。
共产党允许香港人自治，是缘于历史遗留问题，连殖民地都有自由，不能一下子剥夺干净。如同当年中共与西藏签订十七条协议，允诺藏人治藏，只是权宜之计，是一种化解对抗的统战策略。几年后中共撕毁协议，逼迫达赖喇嘛流亡，完全掌控西藏，才是其真实意图。而今的香港由英国人留下来的一点民主也正在逐渐蚕食掉，向一国一制过渡，只保留一块自治招牌，如同大陆的自治区一样，彻底的党治化，才是中共的最终目的。中共在香港行两手策略，用地下党掏空社会，用中面权威来管控政府，使一国两制表面化。西藏自治如果共产党又转入地下，自治政府鉴于中共是国家执政党，不能剿灭其破坏活动，也会遭遇香港的困境。对于中共来说，允许西藏自治，再拐弯抹角操控西藏特区，岂不自讨苦吃？高度自治，这个前提本来就是假设或幻想。
二、香港回归
中共建政之初，虽高调反对西方霸权，对台湾喊打喊杀，但对香港一直保持低调。关注的重点是“解放台湾”，从来没有提过“解放香港”。这是十分荒唐的国策，台湾在中国人手里，不存在“解放”的问题，香港在英国人手中，才是真正需要解放的领土。在台湾问题上，中共可谓用尽文攻武吓的办法。1960年初，还处于炮轰金门的紧张时刻，周恩来就委托原国军高级将领张治中给台湾的蒋氏父子和陈诚写信，提出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意见：
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
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旦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
四、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4]
所以，一国两制原是为台湾设计的，此时尚无一国两制的正式提法，但对台许诺的两制明显优惠于后来的香港。当时共产党正面临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大陆人民如地狱饿鬼一般，台湾为反共救国“复兴基地”，此时谈统一台湾，纯粹自作多情。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置人民于共产铁幕，仅有极少的人诸如卫立煌或李宗仁等侨居海外的老人思乡心切，不愿葬在海外而回归大陆，终致晚节不保。蒋家父子致力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放弃反攻大陆的决心，中共的宣传攻势毫无作用。
邓小平上台后，香港回归还是没有摆到官方日程上，只是将“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仍然是高调门的宣传。1979年元旦，邓小平发表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与美日的关系、台湾统一都在日程上，唯独不理会1898年中英签订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快要到期了。因为统一台湾是中共宣传爱国主义的工具，最能体现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任何一届领导人都会高喊统一台湾的口号。正因为台湾统一纯粹是口号宣传，所以中共特别卖力，又是邓小平讲话，又是发表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很是热闹。香港则是现实问题，高喊口号会引起麻烦，中共就低调处理，假装没这回事了。这当然不是记性不好，而是没有回归的好办法，也想让英方先提此事，看看对方的意见再说。
共产党很明白，香港特殊地位与基本制度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回归后的香港必须保持现状，方可维持其繁荣，对中共政权有用。如果香港实行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会瞬间崩溃，人人怕共产，港资撤离，能走的人走光，留下几百万市民的衣食让中共背着，一定是自讨苦吃。香港地位未定前，已经开始显现这种征兆，许多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若从内心来说，中共根本就不想收回香港，解放军当年打到深圳，只差一步就到香港，却止步不前不去解放香港人民，也是希望留下一个对外交往的门户，更符合中共的利益，要不早就跨过深圳河了。美国人都不放在眼里，夺取英国占领的小小港岛易如反掌，不过港澳是中共在西柏坡就决定了的，那时连南京还未占领呢。说明中共的爱国主义只是为一党利益服务的工具，并不看重领土主权，是采取极端的实用主义政策，对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的强硬态度在香港问题上就随之软化了。毛泽东宁愿越境出兵与美军在朝鲜大打一场，也不愿轻而易举拿回香港，废除不平等条约。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派出胡阶森为临时代办，中方予以积极回应。香港是中共与西方接触的窗口，是重要的外汇来源，因此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在毛泽东及邓小平执政的世界上，各殖民地早已独立，英国人已经失去各大洲的殖民地，香港是在亚洲的最后属地。即便换了李鸿章，香港也绝对会提前收回。香港割让后，李鸿章设立九龙寨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前哨，直至新界租借给英国，九龙寨城也决不言放弃。到了1987年，为了配合港英当局改造九龙寨城，中共便将其交给英国管治。满清虽然懦弱，但在领土问题上也是能争一点是一点，如九龙城寨、江东六十四屯、南坎等飞地，都是誓死不让步的例子，不似中共政权在边界谈判中总是一味出让国土。1942年4月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租借地和治外法权等特权。而最先表示放弃在华特权的却是日本政府，以此来提高汪精卫政权的威信，促成蒋介石放弃抵抗。英美深感不安，中国是亚洲对日作战的主力，为了鼓励中国抗战，美英两国政府与中国就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在重庆展开谈判。蒋介石希望英国归还香港，但丘吉尔避开香港问题，因为英国不想放弃香港，认为香港是英国领土，丘吉尔说：“我当女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英方谈判草案里并没有归还香港、九龙或新界的内容。蒋退而求其次，告诉外交部，可让英方归还九龙（新界）。对于中国的让步，英国仍然不同意，宋子文说：租借地与租界属同一范畴，请英国政府履行诺言，归还九龙。英方拒绝了这一正当要求，又提出中英政府改订新约谈判不包括香港问题。蒋介石闻知大怒道：“子文，你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假若英人不改变其立场，新约如不明载中国收回九龙，我蒋某人誓不罢休，我也决不同意签字！”事情陷入僵局，在顾维钧和宋子文的劝说下，蒋权衡再三，只能再次让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分别签订了《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英美交还设在中国的租界，放弃在中国领海及内河航行之特权。当天中国照会英国政府，声明对九龙“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蒋对香港未能归还，余恨不已，并在1942年12月31日的党政会议上表示了自责。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让罗斯福敦促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丘吉尔愤怒地回复说：“只要我还是英国首相，我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1945年4月5日，美国特使赫尔利会见丘吉尔时，同样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丘吉尔的态度更为强硬：“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我的尸体。”二战胜利之际，蒋公趁日本投降之际，派兵进入九龙，英国也将舰队开进香港，单独接受日军投降。按照同盟国协议，凡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所有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香港在16度线以北。当时香港日军属南支派遣军第23军所辖，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港督，其人常驻广州。战争期间，港九并没有被盟军列为特别战区，它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日军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理应是中国而不是英国。蒋以此为依据，据理力争，中英军队云集香港，大有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美国总统杜鲁门出于英美共同利益考虑，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欲哭无泪，只好承认现实，下令撤退九龙方面的中国军队，军事收回终成泡影。台湾割让几十年，乘胜收回，对小小的香港却无能为力。弱国无外交，就像美苏划定三八线一样，无需征得朝鲜人民的同意。中国虽然在抗战中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但在美英苏等国看来，仍是二三流角色，尚不足与列强平起平坐。
中共始终默认香港的殖民地状态。赫鲁晓夫曾挖苦说，毛是住在“殖民主义者的厕所旁边”。毛不但不以为耻，还要全力保证香港的饮水和食品供应，在中国人饿肚子的悲惨年月，也从未中断对香港的物资供应，以保护中共政权这个最大的进出口和外汇来源基地。中共反而担心英国放弃香港，周恩来曾忧心忡忡地说：“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以殖民主义而论，英国的殖民主义者比其他殖民者要好些，英国注重殖民地的法治与建设，亚洲等国并不仇恨英国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越南人就很仇视法国人，假如香港如越南一样地位，对中共便无用处，也许早就收回了。中共虽然不愿收回港澳，但希望暗中控制港澳，结果也各有不同。1966年，内地搞文革，澳门左派分子藉凼仔扩建学校事件，最终酿成暴乱，澳葡政府武力镇压，在中共多方施压下，澳督公开道歉及答允澳共的一切要求，包括不允许国民党人士在澳门合法活动，亲共分子全面控制澳门。1967年4月中旬，香港新蒲岗塑料花厂发生工潮，左派分子因受到澳门影响，也企图将香港演变成第二个澳门，极力煽动工潮。狂热的人群效仿红卫兵手举《毛主席语录》冲向港督府，张贴大字报。5月6日，塑料花厂工人与防暴队发生冲突，21人被捕。左派工会工联会到场声援，开始与港英政府在街头上对抗。5月16日，工联会领导杨光等人成立“斗委会“，公开呼吁走上街头，使用暴力与港英政府抗争，更放置自制炸弹，有市民、消防人员、英军、警员和拆弹专家因而毙命，其中有数名幼童。港共暴徒还谋杀了反对暴乱的商业电台著名主持人林彬，终于引起港人的强烈怒火，香港政府也不得不出手镇压左派暴徒。据统计，暴乱共造成51人(警员10人，英军1人,消防1人，市民及其它39人)死亡，832人(警员212人)受伤。发现炸弹1167枚，怀疑炸弹8074枚，有1936人受到检控。香港的这次“左派骚乱”就是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分社社长梁瑞林和常委、副社长祈锋直接领导香港地下党下发动的。暴乱让香港地下党吃了大亏，得不到党中央支持，经营多年的地下情报网也被破获，打入港英政府内部的情报组织全面瓦解。而最吃亏的是那些基层左派分子，白当了一回暴徒，丢工作入班房，弄了个两头不落好。[5]
不提香港问题不等于没有香港问题，英国人主动提出新界租期将至，两国应该协商新界租约问题。英方认为香港是割让给英国的，为英国属土，九龙半岛有永租权（年租金500两），新界以99年租期租借（无租金）于清朝政府，是中国领土。根据1898年协约规定，在1997年7月1日，新界地区应归还中国。按英国人的意思，需要商谈的是新界租约，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不应存在主权争议。可是，新界单独归还中国，香港其余地区（香港岛和九龙及昂船洲）将缺乏独立存在的条件，自1898年以来，港九新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地区，不可能把将要归还的新界与其余地区分开，英方希望双方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最好由英国继续管理香港。中方未有成熟意见，不置可否。但香港是必须收回的，否则就等于公开承认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和中共政府都宣称废除强加给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共不存在后退空间，却可以先拖后一段时间，到了九七临近，新界租期问题浮出水面，港人忧心忡忡，英国政府也开始与中国接触，商讨租约到期问题。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说对港督说：“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这时中央主要考虑的是香港资金不要外流，影响中国引进港资，不是什么主权问题。稍后华国锋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也未讨论新界租约和香港主权问题，只是说会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仍未形成明确的方针。次年，英国首相卡拉汉访华，提出香港问题互相讨论，发现中方并不着急。1982年3月15日，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会见姚依林副总理，代表团促请尽早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中方说这个问题不着急，但表示香港应保持一个自由港并继续繁荣。港英当局希望由英国人继续管理香港，主权归中国，主权与治权分离。中共当然不可能漠视香港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搞了个十二条方针，作为高层内部指导方针，未予公布。民间则有香港可以成为中国治下的一个特区的言论，中方仍不作正面回应，只是说届时主权收归中国。1982年9月，中英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讨论香港问题。1982年，《香港观察社》发表《关于1997问题——香港观察社的主张》一文，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将来会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在改变香港之前，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主张香港“在中国之内自治”。中方注意到这个意见，邀请观察社代表到内地访问。
中共一直将香港问题推后，不作明确答复，原因就是心里没底，若把英国人手里繁荣富裕的香港拿回来，又搞成内地一般死气沉沉，收回主权反成让人耻笑的蠢事。改革开放伊始，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资金物资严重短缺，与繁荣富裕的香港形成鲜明对照。改革尙处在摸石头过河阶段，又要设立经济特区专门吸引港资，收回香港的政策出台又迫在眉睫，真是两难。从港人心态来讲，大多数不赞成回归，希望英国人不要走，中国人不要来，但民族感情又使他们不能公开反对，担心的就是共产主义祸水入侵，假若大陆是民主制度，便不存在民众对回归的恐惧。中共也明白，治理香港不单是经济问题，还有社会制度，当然不敢剥夺港人在殖民地都享有的自由和法治，却又不知回归后如何控制香港，这两方面中共都无计可施。随着新界租借期的临近，为世界瞩目，不明确收回主权的政策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收回香港又是唯一选项，保持香港社会制度不变以维持稳定也是唯一选项，最终只能实行一国两制，由港人治港。1982年9月24日 ，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期间，中英两国领导人开始会商香港问题，邓小平说：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6]
中共说一国两制原是为台湾设计的，香港先行了一国两制。但给台湾的两制与给香港的两制并不完全一样，“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7] 当港人也提出香港不需要驻军的意见时，邓小平却说：“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这话没错，军队是安全之保障，亦是主权之象征，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不免有空谈主权之嫌。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联合声明》，收回主权行程正式启动。中共形容一国两制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井水不犯河水”，两边各干各的。事实上，“井水”与“河水”不可能相安无事，内地的专制本身就对港人造成心理恐惧，港人关心内地的变化，这关系到他们的前途。中央也密切关注香港的动向，也害怕香港的自由思想危及内地，总是想办法压制，所以更不愿意香港实行普选，邓小平说：
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8]
对台湾的一国两制只收回外交权，取消台湾的国家地位。对香港是国防外交和基本政治制度都掌控于中共，仅留下经济自由空间，特区首长必须是“爱国”（爱党）的。香港不能搞三权分立，邓小平定下的调子，后任领导人也无不遵循这个原则。担心普选是怕香港会选出中共不能控制的人，即所谓“不爱国”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大动乱”了，军队就派上用场了。中央认为香港是以行政为主导，由特首一手抓，实行一元化领导，不希望立法权与司法权独立，也就是说不存在特区长官普选的前景。所以必须压制民间普选诉求，阻止香港走向三权分立。中共同时认为，港人治港权是中央授予（恩赐）的，不是原有的，内容就是基本法规定的那么多，不存在“剩余权力”问题，亦是说港人争取普选权并无法律空间。香港驻军也不是为了国防，国防需要的话，驻在深圳也一样；也不是宣示主权，无驻军便无主权，那么台湾允诺大陆不派驻军队，岂不是拿主权开玩笑？再说，没有哪个国家会侵略香港，那等于向中国宣战，进攻中国也未必非从香港登陆。驻军就是一种威慑力量，以警示港人，自治是有限度的。如何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基本法是重要的条件，国内法律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同样搬到香港。法律定得粗疏，为将来处理复杂的情势留下全国人大任意释法的空间。“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怎样制定一部体现中央意图的基本法，通过法律形式挑选行政长官，特别是第一届特区首长，通过特首来建立亲共的干部集团，保证中央对香港的权力，也同时表明中共决不放松操控特区政府的决心。对港区政府的控制是中共政权的底线，当初英国人要“还政于民”，在香港建立代议制架构，逐步过渡到民主政治。但中共认为应该是“还政于中”，至于“还政于民”是中共自己的事。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独裁的政权，怎么可能允许香港建立民选政府呢？它是希望港人仍然不关心政治，不产生民主派政党，由行政官员主导香港事务，由资本家管理社会，避免社会政治分化而向民主化发展。所以，中共需要的是由资本家管制香港，尤其在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期间，大陆正处于急需香港投资的资金饥渴期，港资是内地外汇的最大来源，给予内地投资的香港资本家各种方便和好处，令港资源源不断输入内地。深深地笼络住香港财阀，再让大资本家出任特首管理香港，安插共产党员，香港政府便掌控于中央手中，一般市民自然不在话下。
中共最怕的是香港变为影响大陆的自由思想和民运活动基地，六四期间香港百万市民大游行，声援学生和要求民主，以及营救六四学生的“黄雀行动”，更加重了中共的疑虑。末任港督（第28任）彭定康扩大立法局直选名额，新增九个功能组别（新九组），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变相使这九个议席成为直选议席。中共感觉到香港未来有可能不受控制，“河水”马上进犯“井水”，彭遭到北京痛斥，被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骂作“千古罪人”，鲁平的这句名言成为香港报章副刊和电影里的笑料主题。彭定康有亲民形象，很得港人之心，称他为“肥彭”。北京坚决打压香港的民主化，攻击孤立彭定康，是要给民主人士和社会民众造成心理恐惧，以免将政治民主化也过渡到九七以后。中方立即宣布取消“直通车”（即原来中英双方协议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全数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决定“另起炉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之下成立预备工作委员会，挑选中央认可的“爱国人士”，以香港临时立法会作为第一届特区立法会成立前的替代，用以通过特区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律。香港回归前，临时立法会都在深圳开会，不少议员都要深港两边走。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立法局改名为立法会，最后一届殖民地时期立法局议员全部“落车”，临时立法会自动过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同时原市政局一并解散，由行政长官委任全体原有议员及一些新议员组成临时市政局。这也算是彭定康救了北京的驾，让中共得以另起炉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中央在香港政府的代理人。董建华果然不负厚望，上面让怎么做，从不打折扣。北京反彭的同时也公开干预香港经济活动，非议港府兴建香港新机场，指责新机场费用庞大，港府的金库会在回归前耗光，并要香港背上巨额的外债。而彭定康指出香港启德机场位于市区，位置不理想，容易发生事故，加上启德机场已经不胜负荷，所以新机场的建设是刻不容缓的，这是彭上任前香港的共识，李嘉诚等富商亦极力促成新机场建设。回归后证明兴建新机场的决策是正确的，香港地皮昂贵，启德机场空下的土地亦是政府一大财源，证实此计划带领香港成为地区航空交通枢纽，何况机场建设资金并不完全由政府承担。“千古罪人”卸任时，将繁荣兴旺的百年香港连同1000亿美元外汇和财政储备交给北京。更为珍贵的是，交还了一个充分自由和法治的社会，廉洁而高效的政府。虽然未实现全民普选，但香港是殖民地性质，回归后，中央政府应该完成最后的民主责任，这才无愧于在英国殖民地都享有自由的香港民众。而江泽民政权对香港经济的无知，以及借此打压香港政界民间、迫不及待地树立北京权威的做法，又如何取信于港人！后来彭定康在1999年出任欧盟外交专员，“千古罪人”立马成了统战对象，彭代表欧盟到北京开会，受到高规格接待，江泽民同他亲切会面。“讲政治”的中共从来只关心自己政权的利益，香港之所以没有被搞乱，是法治传统和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在支撑着香港的繁荣，并不是中共有什么绝招。董建华过于亲共，结果费力不讨好，香港搞得民怨沸腾，说明中共没有能力直接操作香港。如果没有英国人留下来的法治传统，香港一定与内地一般无二，蜕变为贪污腐化的政府和犯罪率高企的社会。红色资本家治港也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一味顺从中央，漠视普罗大众权益，回归10年来，资本家的资产翻番，普通行业员工的薪金下降了一成以上，劳工阶层没有分享到回归的“蛋糕”。香港是资本家的天堂，九七之前，一些资本家害怕共产，走避海外。其实香港回归后，资本家更是大发横财，尤其是红色资本家和中共代理人阶层，在香港和内地同时获取了最大的好处。那些富商移民又纷纷迁回香港，事实证实无需害怕，中共早就不是原版的共产党了，已经蜕变为榨取民众血汗的权贵寡头集团，越亲共才越有钱赚。草根阶层和夹心阶层（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贫富两极化严重。澳门的情况就更糟了，回归之前就基本上被中共控制，人称“解放区”，法治不张，生活水平不高，回归后更成为资本家的乐园，贪腐盛行，无法无天。赌博业收入虽然超过了拉斯维加斯，为政府带来滚滚财源，人均GDP甚至高过香港，但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都进了资本家的腰包。政府漠视民生，非法雇佣外来劳工猖獗，本地劳工收入反而减少，引起民众游行示威，要求特首下台，2007年五一节澳门警方公然开枪弹压，嚇阻示威人群，说明澳门与内地的体制差距正在逐步拉近。为了收买民心，澳门政府不得不向市民发放红包。
三、低度自治
自治便是自治，不似饮酒，本无含量的高低之分。既然叫高度自治，就应有组织政府的自主权，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权力。由香港的现状得知，港人治港的所谓“高度自治”，实际上是受中共管控的低度自治，香港政府的权力还不如殖民地时期，远不及美国联邦体制下的州县自治，因为美国各州有自己的宪法。也比不上台湾的县市自治，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实行省县自治，中央政府不干预地方政治。港人不能自主选择政府领袖，不能自主决定普选进程，一切有关香港政治改革必须由中央颁发“许可证”，港人不能撤换不满意的特首，何言“高度自治”？香港的法治传统和廉洁的公务员体制，自由的言论环境，完全能够满足全民普选的要求，公民质素比一些民主国家还要强出许多，比普选总统的台湾也要好些。所以说香港模式只能定义为低度自治，之所以能有较低程度的自治权，得益于殖民地时代建立的自由基础、法治传统和言论开放制度，在全世界的目光下，不可能一下子剥夺干净，并非中共有什么恩德，这是香港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邓小平说“保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但是回归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承诺根本靠不住，空话而已。2008年夏，副主席习近平访港，提出香港立法、司法、行政三方面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作为“法学博士”，应该懂得分权制衡是怎么回事，不惜丢人现眼唱这番“理解万岁”的滥调，就是要明确表达中共的意见：不满意香港的现状，港区应该建立以行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立法司法方面应该大力支持政府工作。这是在侵犯香港的自治权利，公然将一国两制引向一国一制，是想要求大家一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止香港特区的民主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由市场体制，包括政治民主和三权制衡原则，抽去了民主的经济自由，消灭了分权制衡机制，最终会与中国大陆溶为一体，蜕变为权贵集团的天堂。香港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特区政府和地产商、红色资本家结成利益联盟，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未因回归而提升。在中共的强势诱导下，香港资本家几乎一边倒地投入中共怀抱，立法会大半是共产党的代言人，敢于公开要求民主的都不是什么财团代表或者有钱人。私人资本与专制体制相结合更能攫取超额利润，看一看港商是如何在内地建造“血汗工厂”就知道了。
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也是紧跟中央，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民主运动，但在政治上无时不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法会也一样，占绝大多数的亲共议员也无一不按中央的意图行事，因为他们都有个人利益在里面。中央要求香港配合修建京广深高速铁路的香港段，港府不得不奉旨执行，高铁长仅26公里，行车时间不过14分钟，造价却为669亿港元（等于每位港人要支付近1万元）的天文数字，是全球最贵的铁路。由于行程太短又车站太多，根本达不到高速要求，不仅毫无必要，也没有经济价值，完全是力求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而肆意浪费纳税人的钱。由亲共的功能组别议员加土共民建联议员把持的立法会，不顾港人的游行抗议，竟然强行通过了拨款案。说明香港变成了权力与资本媾合的红色贵族乐园，自治权急速贬值。当年英督管理香港，遇到重大事项，要审慎评估，港府还要出绿皮书或白皮书征求港人意见，而香港成为中国人的自治特区，民主作风远不及港英时代，连民生建设也要看中央的脸色。港人不由得惊呼：“这个政府还是香港政府吗？这些保皇党人还是香港人的政党吗？”而这恰恰是中共的目的。回归之前，中共一直说“井水不犯河水”，香港人经常游行要求民主，内地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香港的任何政治变动，中央都紧张万分，“井水”与“河水”的冲突不可避免。虽然不能立即改变香港现状，但可以不断蚕食，以强化国家意识激发港人对大陆中国的爱国感情，来逐渐瓦解民主派力量。为什么在自由社会里，仍有不少人甘当中共的奴仆？是因为入党和亲共能带来个人利益，背靠共产党这棵大树好乘凉，比受尽中共打压的民主派风光实惠。何况香港党员身份是秘密的，好处是现实的，只要有便宜占，有奶便是娘。中共对香港的渗透无孔不入，尤其重视宣传领域，中共在香港办《文汇报》、《大公报》等统战舆论工具，又开设凤凰卫视，以香港媒体的面目来专门对内地和海外华人广播，进行洗脑教育。还以红色资本控制亚洲电视，将自由媒体改造为党的喉舌，对港人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只是在信息言论自由环境下，这种洗脑效果究竟有限，并且耗资巨大，亚视08年亏损数高达50亿元。因其红色背景，远离香港民众，致收视率不断降低，虽几易其主，还是里外不是人。中共渗入香港传媒，但决不允许香港传媒影响内地，连它的喉舌凤凰卫视节日进入广东，也常被“迎客松”的画面屏蔽，以避免敏感问题。中共除了政治上加紧渗透控制，更在经济上掌控香港，用中资影响港区经济，贪官富豪更是去香港大肆购买豪宅，推高房价，使香港成为洗钱和移民的宝地。香港的草根阶层和中产阶级生存状况迅速恶化，当年港英当局为了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实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九七回归后，特区政府为了房地产商利益，废除了这一民生政策，加重了两极分化趋势。
中共收回香港与当年接管西藏实施的办法完全相反，西藏是以军队开路，以和平为诱饵，笼络上层人士，立足稍稳后再发动底层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打倒旧的统治集团，增殖亲北京势力，政权便完全转移到中共手中。在香港是与资本家结为一体，压制底层民众和知识精英的民主呼声，冷冻民派人士，以基本法解释权为风向标，随时调控香港社会的政治情绪走向。2000年1月1日，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推行市政服务改革，将区域市政局解散，以新的局署代替，由于市政局议员经市民公开选举组成，新成立的局署未有任何民间代表参与及监察，被视为香港民主的大倒退。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也受到歧视，很多人遭受黑社会恐吓，有的民主派人士到美国访问，被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骂作汉奸卖国贼。还有人回大陆遭到逮捕判刑，国家安全机关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这些动作是为了发出强烈信号，警告那些企图推进民主的人。如今香港的经济地位不大如前，内地快速发展，中共已经脱去了穷鬼衣服，话语地位更趋于强硬，资金饥渴期已经过去，外资热钱滚滚而来，外汇储备已是港区GDP的好几倍，财大气粗，香港还要靠内地市场和中央给予优惠政策来振作经济，所谓“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不可能再阻止中共对香港的进一步赤化。如果是现在收回香港，港人的政治权利还要大幅收缩。2010年各界在六四纪念期间，香港政府出动警局，食物环境及卫生署，打压民主运动，强行清场，没收六四雕像，拘捕包括香港议员李卓人等13名支联会义工，准备政治检控他们，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事，令外界感到震惊。这表明特区政府坚决亲共的立场，香港赤化的速度在加快。
西藏不可能参照香港模式，其历史与香港毫无共同之处，西藏缺乏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基础，中央说香港普选条件不成熟，那西藏就更谈不上普选条件，这绝对是中共的底线。可以设想，西藏实行全民选举，中共没有理由阻止有法治传统的港澳地区实行全面普选，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理由自己搞选举，否则就表明谁在国际上闹得凶，谁就捡便宜，岂不是鼓动港澳地区和各地少数民族与中央摊牌，将国内矛盾和民族矛盾全部国际化？少数民族自由了，禁止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汉民族自由，沦为二等公民，肯定解释不通。西藏有了自治权，一定比香港的民主进程还要快，因为香港一国两制是中英两国政府谈判的结果，基本法由全国人大制定，港人没有决策权。西藏自治问题将是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谈判，谈判本身就是为了争取自由，一旦进入谈判程序，西藏拿回自己的立法权，实行三权分立就是合理的选择。西藏一开自治先例，自治浪潮便如黄河决口，瞬间形成大面积“黄泛区”，决堤之水再不能收回河道中。从事实来看，西藏也没有必要成为第二个香港，香港模式并不是个值得称颂的好样板。普选和三权分立原则是西藏民主自治的基本原则，西藏流亡政府为争取西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高度自治是作为妥协条件才提出来，回到西藏不搞民主政治，还要由中共来决定普选进程，对西藏人民和全世界无法交待，毕竟是在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旗帜下才获得全世界的尊重与支持。自治就是完全自主的地方权力，是除国家最高主权之外的一切极力，必须消除共产党的干预。最高主权就是领土、外交与国防，剩余的权力都属于地方自治范围，否则便是低度自治，仍然会走向共产专制。
四、藏区自治
再从实行自治的技术层面分析，高度自治在西藏也难于实现。实行香港模式，必然是香港式的特区封闭管理方式，设立一线海关和边防管制区。政治运作与经济运行乃至金融货币也须与大陆分开，对于内地来讲，视同于境外。西藏流亡政府的意图是将全部藏区归藏人管理，这是中间道路的基础，按大西藏地图重新划定自治区域，其宗旨是“三区统一、自主自治”。这对藏人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快事，自清代以来“改土归流”分割西藏的格局将会改变，藏民族地区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但大西藏的地图太大了，包括了许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其中有：
青海省的西宁市与海东专区（主要居民是汉族与回族）、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自治县，还有一个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云南省的怒江栗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许多汉人县如平武、宝兴、石棉、盐边等；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汉人居住的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县，还有甘南汉人县如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除藏族外，在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内还居住着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僳、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东乡、羌、维吾尔、保安等17个非藏民族。[9]
这差不多回到吐蕃王朝称霸年代的疆域了，与清代的西藏版图相比也是成倍增加，竟然划去中国地图的四分之一。藏人自有其道理，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出生于青海平安县（达采），在宗教文化上整个藏区已不可分割，何况无论西藏大小，总还在中国的版图上。但中共政府如何动员汉人让出这么大一片土地，或者安置到内地，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有些藏区的汉人远超过藏人。即便是汉人留在藏区，却还是存在着汉人在藏区的“自治”选择问题。外蒙古是国民政府出让在先，中共有借口，国民政府废除了中苏条约，外蒙古也只是纸面上回属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并无实际治权，中共也可以推卸责任。但西藏明明在中共手里多年，藏人又极为弱势，反要退回到看吐蕃人脸色的年代，这种想像力就过于丰富了。流亡藏人始终坚持这一立场，达赖喇嘛的代表洛第嘉日转达了达赖喇嘛的建议，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划定藏区边境，
洛第嘉日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说，“中国政府已按自己的需要将藏区内部边界重新划定，为了促进西藏的稳定，中国政府也可以再次这样做，以确保西藏的特色保持不变。”……洛第嘉日说，将分布在这些不同省份的藏民统一起来并非是为了设立一个“大西藏”，或者是分裂西藏“阴谋”的一部分，而是为了恢复西藏人作为中国境内一个独特民族的完整性。[10]
藏人认为，中国的区域地图也经常变动，既然海南和重庆能从广东和四川划分出来，藏区也可以实行统一自治。洛第嘉日先生是四川藏人，达赖喇嘛是青海人，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总理）桑东仁波切出生在云南迪庆，仅是西藏一地自治，怎么也说不通。如果光谈西藏一地，经历过家破人亡之痛的民族还要四分五裂，流亡政府会失去代表性。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区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各10个议席，任何丢弃安多和康区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都会被议会否决，会招致流亡藏人的激烈反对。但现实又必须作出策略性让步，达赖喇嘛说他"关心的不是版图、边界和地盘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目的是避开大西藏的刺激性提法，以宗教和文化理由实现全藏区的藏人自治。流亡藏人认为：“大西藏”的表述是中国领导人创造的一个新词。本来西藏就是西藏，没有什么大小之分。民国以来，几次解决军事冲突一般均以金沙江为界，或以藏区边缘为界，这就是藏中之间的边境线。后来蒙古族成立一个自治区，维吾尔族成立一个自治区，为什么藏人聚居地就不能统一成立一个民族自治区呢？这不是要求分离。而是在一国内要求统一，是一个行政概念，不是领土争端。
如果是真正的自治，西藏大小本无问题，都在一个国家的版图里，都有自治权，大点小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省县实行自治，民族区域就更是地方自治了。中共在进藏之初，也普有过“大西藏自治区”想法，将拉萨作为首府，以西藏自治区为主，把被分割在邻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东部藏区，建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这样可以体现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促进西藏建设。当时中央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不错，虽然“大西藏”没有实现，但还是将中华民国设置的西康省撤销，昌都和林芝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管辖，也是源于“大西藏”的思路。在设立内蒙古自治区时，也遵循这个原则，将绥远、察哈尔热河等省区撤销，大部分归入内蒙古自治范围。新疆原来是省，居民不全是维吾尔人，也改为了自治区，把哈萨克、乌兹别克及蒙古等民族居住的地方，统统划归了维吾尔族自治区。可见，中共并不在乎扩大民族自治区域，地图大小不是首先考虑的，达赖喇嘛的主张也有历史依据。但中共注重的是对民族地区的绝对控制权，西藏流亡政府是要回实际自治权，这才是中共不可能让步的底线。
我们姑且不论在藏区的汉民和其他民族该怎么办，是否要迁回拥挤的内地，仅就自治藏区边界管理的技术层面来说也是极为艰难的。在中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靠铁丝网来隔离的，是由荷枪实弹的军警维持的，分隔港深的铁丝网如同东西德的柏林墙，将自由世界与专制社会隔离开来，如果撤除围墙，香港的自治体制将难以维持。乃至深圳特区内外的二线海关也是用铁丝网分隔，由武警巡逻看守，这还仅仅是特区内外经济制度略有不同而已，比之欧洲国家的国境线还严密。西藏若实行高度自治一定比香港还要彻底，自由选举，三权分立，藏人治藏，是政治和行政两方面的特区。一但权力交还藏人，西藏必然要建立民主政府，否则就无法回报这么多年国际社会声援西藏人权的努力。西藏实行民主自治，如何将几千公里的边境有效隔离，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行的。香港弹丸之地，围上铁丝网派警察巡逻就够了，再加上深圳二线关也是封闭管理，香港的偷渡和走私问题即可基本解决。整个藏区不算国境线，仅与内地就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就是拦上铁丝网也没用，想过去剪开就是了，总不能在边境线上设几千公里的地雷区吧。国境线上有军队把守，西藏每年经尼泊尔逃往印度的藏人仍有上千人，象国境线一样在汉藏边界派驻百万边防部队，成本太高，效果也绝对不好。内地与藏区往来必须办理边境地区通行证，经海关出入境，严加控制。否则一边是专制，一边有自由的法律，追求民主的人们包括海外政治团体，一定会在藏区发展自己的组织力量，毕竟同属一个中国，藏人也不可能对支持过西藏自治的汉人翻脸不认人。内地搞民运的人，一有事往西藏跑，西藏出于保护人权也不可能引渡给中共。香港的法轮功集会游行就不触犯当地法律，抗议中共的民主人士也不会交给中央处理。如果几千公里长的铁丝网都没用，通行证又有什么用呢？况且藏区也不可能再象过去一样封闭，或建立中共原来在深圳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将偷越边界的汉人一律遣返，严禁汉人擅自入藏。一来经济上还离不开汉地的支持，二来香港都准许“自由行”了，西藏更无理由紧闭大门。如果边界不封闭，两地居民随意出入，不经海关自由贸易，那西藏的自治管理也就难于实行下去。假如香港拆除两种制度的围墙，撤销海关，也一定无自治可言。
再退而求其次，假使藏人放弃全藏区自治，仅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实行真正的自治，也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藏区与汉地的矛盾没有解决，又多了个特区内外两个藏区的差别，更缺乏可操作性。现在藏人一家老幼翻山越岭经尼泊尔逃往达兰萨拉，许多人宁愿死在路上，仍不减朝圣热情。他们为了逃离恐怖，为了见达赖喇嘛，为了自由学习民族文化，不顾一切地选择了逃亡。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不可能禁止藏人自由进藏朝拜，想管也管不住。藏人潮水般的涌向拉萨，自治区边界也就形同虚设，边防部队是应该开枪还是应该沉默呢？再说藏区可以人为分割，统一的宗教文化无法分割，达赖喇嘛乃观世音菩萨化身，为雪域之怙主，是西藏最高地位的活佛，不担任行政职务，也无法禁止他到各藏区巡行传道，这种宗教力量是阻止不了的，好比阻止不了穆斯林朝圣麦加一样。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说我只对现西藏自治区以内的藏人宗教和文化给予关心，而对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宗教和文化置之不理，将会有甚么样的结果呢？所有的藏人都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说，自治区以外的我不管，结果会怎样？就像一个国家内，一部份我管，一部份我不能管，结局会怎样？[11]
那局面肯定会失控，其它藏区会在与宗教领袖的互动中一边倒地朝向西藏特区政府，局面失控时，光难民潮也会将西藏冲垮。1959年的拉萨暴动就始于各藏区的难民潮，战火燃烧，藏民蜂拥逃向拉萨，群情激奋，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西藏行政管理骤然失效。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首次返回西藏的时局面，也足以说明人心的向背，若当时允许亡政府代表团留驻西藏，藏人无疑会紧紧团结在以流亡政府为核心的代表团周围，你再讲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江核心”、“胡周围”，统统无用。届时，示威游行不断，民怨沸腾，连达赖喇嘛也要服从于民意，争取更大的自治权，进一步向中央要求全藏区的高度自治，或干脆与专制的中国分离，许多汉人占多数的藏区只能放弃他们的投票权，卷铺盖走人。国际协议都可以废除，自治协议原本就是委曲求全的东西，不是民族真实愿意的表达，难有永久的约束力。十七条协议强加给西藏时信誓旦旦，没几年便成废纸一张，再发生59年的情况，解放军将如何？香港有游行自由，外国人也可在香港参加游行，西藏的自治将会给内地政府造成严重的民主压力。香港的政治自由内地人不易攀比，因为大陆人不可能沦为殖民地后再向英国人索取自由权，为二等公民也没办法。西藏自由了，内地人沦为三等公民，不会心静如水，自由呼声再难以压制。允许少数民族自治是尊重民族权利，是尊重人权的表现，决不是冥顽之辈所为，不可能边疆开放自由，内地再血腥镇压。所以说，自由是全中国民众的集体选择，落下谁也行不通，中共不允许藏人自治的原因就再明白不过了。再说，西藏本身有了自治权，不可能压制民主的呼声，一定会向全区普选过渡。香港的未来一定是完全的自治，无需中央干预港人的选举，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艰难漫长。民主体现社会进步，藏人有了自治权，就不能阻止其社会政治的全面进步，面对藏人的民主斗争，让了第一步就要让第二步，一步步让下去，中央集权统治会陷入自身难保的困境。花钱买稳定也行不通，中央经济上的资助不会消解藏人的民主要求，这是民族感情问题，是人权问题，个人可以有奶便是娘，一个民族是不会谁给钱就都投靠谁的。富裕的香港回归贫穷的祖国，港人并未发出怨言，贫穷的西藏更不会贪恋贫富严重分化的内地。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藏族人，许多已归化为美国公民，强过在中国千倍，还是有叶落归根之念。但高度自治能否让藏人保持团结也要打个问号，在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运作系统之前，主要靠宗教领袖个人的凝聚力，一旦这种力量减弱，内部不和，如果经济陷入困境，高度自治的优越性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还是令人疑虑，这显然不是过分感情化或理想化所能解决的问题。
五、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Dharamsala 意为休息室）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康拉县，是喜马拉雅山脉谷地中的一个小城镇，靠近印控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海拔2000多米，印度政府租借给了流亡藏人使用，为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由于海拔高，达兰萨拉天气凉爽，空气清新，森林茂密，猴群出没，风景秀丽，世外桃源一般。达兰萨拉的背面，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叫多拉达，挡住了印度洋的暖流使达兰萨拉雨量充沛。达赖喇嘛在这里组织了西藏流亡政府，这个原来由一家印度教经营的原意为“慈善旅店”的达兰萨拉，作为这处无名之地的地名，由于达赖喇嘛的到来，从此誉满天下。这里是藏人心中的小拉萨，亦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自从流亡政府落脚达兰萨拉以来，全世界无数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科学家、记者、演员、艺术家、富翁等，纷纷慕名而来，达兰萨拉也把佛教的慈悲非思想带给世界各地。现在达兰萨拉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圣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来朝拜旅游，包括锡金、不丹、拉达克、蒙古等地的香客和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他们摇着转经筒，围绕建在印度山头上的微型布达拉宫（德庆措林）转经，甚至还有人沿途磕着长头来到这里。也带动了当地经济，使达兰萨拉的生活水准高于喜马偕尔邦的其它地区。达兰萨拉由流亡藏人自治，经营管理非常成功，这里极少犯罪，没有压迫，有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有自由选举，有免费教育，有各种职业教育，有基本上免费的医疗体系（65岁以上免费，僧侣和学生半价，85岁以上老人由达赖喇嘛办公室每月发给固定补助，100岁以上的老人更加优惠），各项文化事业开展良好，是世界上公认的管理优良的社区。总之，这里是达赖喇嘛的住锡地，数所高级佛学院成为向世界各地源源不断输送高级人才的学术基地，更是藏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和信众向往的新的圣地，也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光。这说明，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都适合于民主制度，达兰萨拉如此，其他藏文化区也一样。同属喜马拉雅山的小国不丹就已经开始了民主进程，同达兰萨拉一样，同属藏传佛教文化区，人民也没有迫切的民主要求，而是国王主动放弃个人权力，推进民主政治，以民主方式来实现一个长治久安的全民族幸福，一个不富裕却充满幸福的佛国，创造出一个举世瞩目的“不丹模式”。而共产党宣扬“解放”了的“新西藏”，仍然生活在专制恐怖的阴霾之中。为抵御达兰萨拉的影响，中共在党报上公开宣布：“凡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将子女送到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所建寺庙入寺或学经）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已经在“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或者进入寺庙学经的，限期两个月内劝返，“期限内返回的，视情节可以减轻或免于处分；对隐瞒不报或限期内没有返回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一个自诩为强大无比的专制政权，竟混到必须用饭碗来限制信仰自由的可悲地步！
但是，达兰萨拉的成功，更多地体现在政治而不是经济上，流亡社区没有国际知名企业。也在于其难民地位，有国外的资助，人口少，居民点小，管理成本低，民族解放事业使大家团结一致，愿意拿出钱来资助政府的各项事业。从开始纳税到2002年3月为止，世界各国的全部流亡藏人纳税金额总计为2.56亿卢比，2001年，税收收入为46028424卢比，当年财政支出为104980739卢比，人民的纳税收入占总支出的43.84%。[12] 约45卢比兑换1美元，1亿卢比换算成人民币约1500万左右，不及中国一个贫困小县的财力。从收支情况中可以看出，流亡政府财政收入不主要源自税收。为了较高的福利，支出是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
……西藏政府得到的国际援助款项总计9737110000卢比，这些支援款项的运用情况是教育占35%，社会福利占24%，政治方面占3%，卫生占10%，建设项目占14%，农业发展占4%，巩固组织占3%，宗教与文化占1%，失业救济占1%，其他占5%。
此外，去年流亡藏人向西藏政府缴纳税款或捐献的收入为50763000卢比，其中（1）印度22674000卢比:（2）不丹106000卢比，（3）尼泊尔，4455000卢比，（4）美国13691000卢比，（5）加拿大3109000卢比，（6）瑞士5853000卢比，（7）英国120000卢比，（8）丹麦20000卢比，（9）法国170000卢比，（10）比利时163000卢比，（11）澳大里亚148000卢比，（12）俄罗斯与蒙古17000卢比，（13）台湾247000卢比。
2004—2005年财政预算
对未来的一年之财政支出，西藏政府向议会提出的预算总额是852,009,512.52卢比，其中日常开支和专项开支为154,826,638.94卢比，较上年增长了3.7％，加上特别支出697,182,873.58卢比，总计852,009,512.52卢比。
具体开支情况如下：
1：立法院，21,483,093.40卢比，占2.52％。
2：有关政治，275,894,592.61卢比，占32.38％。
3：管理，127,943,899.79卢比，占15.02％。
4：宗教，36,453,121.00卢比，占4.28％。
5：社会福利，180,947,410.11卢比，占21.24％。
6：教育，117,563,759.49卢比，占13.80％。
7：卫生，69,868,712.00卢比，占8.20％。
8：其他社会项目，21,854,904.12卢比，占2.56％。
2004—2005年西藏政府财政来源
据财政报告估算，在新的一年中，西藏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有：达赖喇嘛办公室：一千八百万。噶厦：六千万。人民上税：四千万以上。各单位的收入：9823314卢比，财政部：三百万。信托基金的利息收入：四百四十万。其他，12303192卢比。此外各部门和各团体缴纳所得捐款的一定比例等总计大约为：147,538,506.00卢比，仍有7,288,132.95的缺口。[13]
西藏流亡政府2007年的工作报告称：
除去专门款项，去年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一亿七千一百三十八万卢比，支出为一亿三千零七十八万卢比，财政盈余四千零五十九万卢比。
今年的财政预算为一亿八千九百零八万卢比，较上年的预算增加9.98，此外加上各种专项和特别支出共六亿一千五百六十九万卢比，2007--2008的总预算总计为八亿零四百七十一万卢比，议会经过讨论，批准了其中大部分的八亿零四百二十二万卢比。
去年，流亡藏人缴纳的税款总计为五千六百三十七万卢比，其中北美地区为2553万卢比。瑞士为640万卢比，印度为1810万卢比。[14]
收入增长缓慢，支出却不能减少，每年的财政收入仅够维持教育，若无大量的外来捐助，支持一个小规模社会的福利制度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达兰萨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达兰萨拉与西藏一样是供养型社会，两地都无需承担国家税收和国防费用，也不必自行投入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前者是国际社会对流亡难民的资助，后者是中共维护主权的成本。这种方式虽然省钱省力，也会带来弊端，事事离不开资助。流亡政府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西藏境内发展纲要》说：
新的发展方式应该直接以人的需要为根本，因为以人为本的方式是直接的、看得到的、地方性的，无须依赖于巨额投资、长远规划或思想上的认同。……因而，我们相信，未来的西藏应该是一个和平区，以非暴力、慈悲和保护自然环境为原则基础，以佛教的慈悲、正义和平等原则为精神动力，由藏人、尤其是西藏境内的藏人承担建设未来的主要责任。未来的西藏将致力于对平衡与和谐的追求，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平衡，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因为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息息相通的。在这样一个未来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享、和睦和合作，而不是竞争。在未来西藏的发展中，我们要避免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极端。这两个社会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同样普遍的不适用，对西藏社会的进步尤其不合适。因此，西藏需要设立一个适合其自身需要的、独特的经济体制。虽然还没有现成合适的经济体制模式可供未来的西藏采纳，现有的最近的模式，是不丹国所实施的“举国同乐”的观念。[15]
在社会主义进入中国之时，不少知识精英也犯过理想主义的错误，共产党革命成功后，更是将理想主义情绪传给了全国人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公平和谐的人间天堂。西藏民族同样有这种美好的理想，问题是今天的西藏已不是大门紧闭的往日西藏，建立一个超然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既平衡又和睦的社会，一个最低消费需求的经济体制，一种并不知其具体内容的社会模式，空想的成分居多。空想未必不好，可怕的是用强制手段实现脱离现实的空想，一似用政权力量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演变为暴政。西藏以人为本保护生态都没错，非暴力原则不需要养活庞大的军队，还可以节省很多警察，靠佛教传统治理到夜不闭户也不是不可能，达兰萨拉就没有盗匪，西藏过去的治安也相当不错。但西藏与不丹不同，包括达兰萨拉的西藏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达兰萨拉更成为一个国际化社区，让人们放弃已有的或预期的利益，告别现代化生活，信息社会的城市能否作到这一点，还是令人疑虑。西藏过去之所以抵制现代化，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知现代化的结果会怎样，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现在人人都羡慕现代化生活，所以才有藏人抱怨西藏发展跟不上内地。西藏的落后是和睦有余，竞争不足，中央补贴西藏的钱都是汉人在市场竞争盈利而交来的税款，所以给西藏的钱才能不断增加。再让人们扔了电视，丢弃电话，告别汽车，扒掉铁路，来一场义和团式的灭洋运动，回到田园牧歌的无竞争时代，而坐谈“西藏社会的进步”，又何其难也。除非西藏变为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带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只保留自动步枪和火箭筒。以“人的需要为根本”，毫无疑问要改善民生，发展教育，保障医疗，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提高全民福利水平，尽管不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标准攀比，不走社会主义的西藏之路，也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否则“举国同乐”的西藏就会变为少数人的娱乐场。2005年西藏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411元和2075元，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为14800元，农村为3990元。这些钱不算多，只是温饱水平。如果农牧民的收入来源是牛羊，不算其它费用，仅让家庭承担教育费用，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至少支出上万元，一个中学生也要上千元，这还未分摊政府的教育设施投资成本，也比内地标准少算了一半。中央在藏区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无偿分配住房和补贴农牧民建房，农牧民免费用电，这是内地汉人都望尘莫及的。社会主义固然不是好主义，但西藏高度自治政府能达到这种不好主义的水平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举国同乐”的实质只能是放弃物质追求而转向精神修炼。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很好，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据达赖喇嘛基金会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7万人，教师近2000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根据这个资料，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相当成功的。中国政府的数字是：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政绩不如西藏流亡政府，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也算是不错了，汉族地区也未必比这好。所以小社区与大省区之间，可比性不大，若让西藏自己承担全部的教育费用，不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庞大的经费除了中央补贴之外，很难有更稳定的来源。
中共为了讨好藏人，在西藏推行优藏政策，收买藏人干部，干部们恃宠撒娇，往往得寸进尺，时时处处以各种名义伸手向上要钱，认为天经地义且永不满足。你不满足，我就闹独立，中央为求消解藏独倾向，只好多出钱买稳定，睁一眼闭一眼。藏人摸准了中央绥靖政策的死穴，所以越乱越有利，不断加码。中央每年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在全国各少数民族中是最优厚的，如果全部换成现金平均分配，每个藏人起码在5000元以上，若不是肥了少数官僚贵族，人人再无需工作，藏族已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中的“贵族”。除了西藏自治区，自治区之外的藏人也都受益很多。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资料：“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我遇到的藏人干部也说过，财政每花1元钱，就有9角钱是上面给的，这还是在四川省的藏区。这些钱除了补贴藏人，也要养活大量的汉族干部，虽然钱大部分进了官员的口袋，但普通藏民也得到不少好处。西藏高度自治之后，谁来照顾伸手要钱的习惯呢？藏人说他们是汉人的奴隶，但中共这奴隶主也真是做得太窝囊。不过这都是自找苦吃，怨不得藏人，满清治藏，只管主权，自己搞洋务运动，不关西藏的事，一直到清朝灭亡，都未失去主权。中华民国势力不及西藏，只有名义上的主权，也不过只养着很少的藏人驻京代表，进藏时带一些礼物布施寺院就够了。若当年共军只接管国防，守住边境线，不用枪杆子推行土地改革，不干预藏人的家事，少数民族居住区一律不实行汉族制度，便不会与藏民发生体制和利益上的冲突。人家有求于你，再出手帮助不迟，效果一定比现在要好得多，哪会落到如今费力不讨好的处境。也就不会有西藏平叛，留下数不清的后遗症，也不会有达兰萨拉的样板引导藏人，更没有了藏区该大该小的争执。藏人不愿现代化便罢，不必搭起舞台放映电影来展示现代技术，无刺激便无需求，保留一个不开发的生态保护区，保护好对汉民族生存极为重要的雪域高原。中共治藏之蠢，正是共产主义之祸。
六、治藏难题
我们也可以放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只来谈谈现代化。如果现代化的费用全由高度自治政府承担，就必需大幅度增加税收，西藏的农牧业税早在1980时就让胡耀邦给免掉了，那么可怜的一点税收，对于维持西藏政府运作杯水车薪。不但不收税，还要大幅度补贴农牧民的生产资料和农机具，提供大额建房补助，还要实行基本生活保障，2010年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人均补助超过1800元。流亡政府再加税的话，民众心里未必情愿。西藏的企业也大多是中央包养着，提供税收就要先提高竞争力，盈利了才可以。西藏土地辽阔，但自治区耕地不足400万亩，冬季漫长，无霜期短，一年仅一熟，产量很低，养活快速增加的人口已相当不易，农业不可能提供工业积累。税收的来源若是牛羊，会给草原增加许多倍的载畜量。问题又回到生态平衡上，黄河源头百分九十以上是藏民在放牧，干旱少雨，鼠害横行，致使草场沙化，很多牧民被迫迁移。但移到哪里都会造成新的人口和生态压力，藏民又不喜欢计划生育，600万人就已经感觉到人口爆炸了。那么，解决资金问题必然是大力开发矿产资源，还是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现代化运输条件，电力供应也要跟上，谁做这些先期的基础配套工程呢？以西藏的地理环境，就是不顾及生态因素，也未必有多少资金涌入，现在到西藏做生意的汉人都是些小本经营，小商小贩，挣的还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钱，藏民口袋的钱一多半由中央财政补贴而来，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不计经济效益，只算政治帐，藏人自己当家这种政治帐根本算不起。兼顾民生与生态不是不可能，而是太艰难，即使赶走全部汉人，回到纯农牧业时代也不行，因为人口已经增加了几倍。非洲许多国家至今还是农牧业经济，一遇灾荒，就是大面积饥荒，何也？人口太多了。西藏地区从古代吐蕃到中共进入之前一直没有资源问题，没有饿死过人，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气候变暧，雪线上升，冰川后退，草原沙化，生态环境已大不如前，土地的产出量受自然生态制约，维持低水平的生存消费也不容易了。
相比之下，外蒙古的地盘也不小，农牧业占GDP的四成，国土质量比西藏强些，但国民经济基础建设比之西藏还差很多。畜牧业为蒙古经济关联性最大产业，提供超过75％的原料供其它产业，2001年蒙古粗略估计有牲畜2600万头，其中骆驼28.5万头、马220万、牛200.1万、绵羊1100万、山羊900.6万。蒙古畜牧品中可作为高附加价值的生产原料为克什米尔羊毛、骆驼毛、马尾等，出口产品系以克什米尔羊毛及其制品、活动物、肉、皮毛与皮革等为主。畜牧业系蒙古经济的基础，其丰收与否攸关人民的生活，如1999年冬天蒙古发生30年来最大的严寒暴雪，牲畜损失惨重，居民生活立即陷入困境。蒙古2000年对外出口值约3.9亿美元，主要出口项目为精练铜、黄金、克什米尔羊毛（精练铜、黄金、克什米尔羊毛占总出口总额之54％）、生皮及皮革制品、羊毛、肉类蔬菜及食物，主要出口国为中国大陆（53.7％）、美国（22％）及俄罗斯。蒙古粮食仰赖进口，经济上无法自给，失去苏联援助后陷入严重经济衰退，不得不常年向国外求助，每年接受国际捐献团体的捐助在2亿美元以上。而蒙古矿产丰富，蕴藏金、铜、钼、铀、煤、锡、钨、石油及萤石等矿产，其中萤石产量占世界15％左右，而铜、钼为蒙古赚取大量外汇，蒙古政府积极鼓励外资从事贵金属以外之矿物资源、石油、煤之开采及加工，以及鼓励外资投资金属、化学、机械及电子等产业，从事上述产业，可享5年免所得税优惠，期满后再享5年减半优待。目前蒙古已与加拿大、中国大陆合资兴建石油加工厂，以生产汽油、柴油等为主。未来蒙古将不再完全仰赖进口成品油，亦可带动下游塑料关连产业之建立。蒙古是内陆国家，没有独立的出海口，被中国与俄罗斯包围在中间，国际贸易需通过中俄海关，受制于人。如果不是石油紧张，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国际资金未必会去蒙古，因为大工业必需有配套的基础建设和生活设施，才能吸引外资，这些方面蒙古都差得太远。俄罗斯资源十分丰富，蒙古对俄没有吸引力，贸易伙伴主要就是中国。据新华网报道，2007年蒙古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3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04.97亿元，比前一年增长9.9％。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为14.63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0％；通讯服务业总产值为2.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42.24％；牲畜存栏总数达4030万头，比前一年增长15.7％；创历史最高纪录。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0.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3％，其中，出口总额为18.89亿美元，增长22.5％；进口总额为21.17亿美元，增长42.5％。外汇储备9.7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发展势头明显加快，通货膨胀率为9％。但蒙古仍然是以牧业和矿业为主，经济结构单调，抗风险能力不足。据美联社2009年1月16日报道，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煤炭、铜以及羊毛价格下降，蒙古国政府15日要求中国政府提供30亿美元贷款，以应对当前危机。其中10亿元用来稳定银行系统，2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和工农业项目，以扩大与中国贸易。由此可知，外蒙古离开了中国援助是难以发展的，外国的援助也许出于政治考虑，却是非常态的，必须通过对华贸易来谋求长期稳定的经济建设。
相比之下，内蒙古自然条件比蒙古还差，人口是蒙古的10倍，GDP却是同期蒙古的数十倍，2005年牧业牲畜存栏总数突破1亿头（只），其他方面更不必说。在现代农牧业产业化趋势下，牛羊未必需要草原，有饲料就够了，山东省没有草原，牲畜存栏数超过8000万头，产值600亿元，牛的年出栏率是900万头，比内蒙还高出许多。西藏自治区的牲畜存栏数从1959年的956万头（只）增加到了1998年2251万头（只），产值从1959年的9500万元提高到了1998年的19.04亿元，增幅高达20倍。畜牧业规模与土地面积相比，并不算大，但已经是过度放牧了。饲草质量和产量下降，西藏主要牧区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两大类草地的平均产草量从60年代的2760公斤/公顷与1175公斤/公顷，分别减少到90年代的1107公斤/公顷与511公斤/公顷，减少了50－60%；相应的营养成分差和有毒的杂草增长20-30%。与六七十年代相比，牲畜单体生产能力明显减少，牛酮体减少近50%，酥油产量减少近10斤，绵羊产毛减少近0.5斤。据国内外畜牧专家的分析，西藏自治区每公顷天然草场的年产草量不足750公斤。2公顷草地才能满足一只羊的饲草需求。1993年自治区的牲畜总存栏数相当于4656.16万个羊单位（一个大牲畜相当于5个羊单位）。因此，要近9334万公顷的草场才有可能承载目前的牲畜存栏量。草原超载情况严重，目前自治区现有草原的超载率高达41％左右，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草原退化沙化，严重影响了草原生态环境，制约了西藏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西藏的人口自然增长过快。[16] 西藏自治区有各类天然草场8040万公顷，占全国天然草场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可利用草场达5712万公顷，占全区草原面积的66.3％，其中已利用4000万公顷。那曲地区是优良的牧场，理论载畜量为700万个羊单位，但事实上却承载了2000多万头。草原的能力早就到头了，正在急速沙化，应该赶快卸载，而不能再加载，那么《西藏境内发展纲要》中强调由提倡牧民由定居再转向游牧的方针显然缺乏科学性和现实性。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流亡政府以需要型的发展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估，当然没错。“藏式地毯、手工艺品、传统医药、以及其他西藏传统产品，除了走俏世界各地之外，对纠正目前的不平等状态也具有巨大的潜力，因为这些产品大都来自乡村地区。”还是离不开草原，不改变传统的放养模式，让牧民定居圈养，以粮食替代大部分的青草，减轻环境压力，草原已过度透支，再无潜力可挖。2010年西藏自治区进出口总额为27.3亿美元，其自产产品出口仅有2亿美元，因为地方土特产的生产潜力究竟有限，市场也不会很大。而粮食转化的规模也不会很大，2005年西藏自治区粮食产量为95万吨，为低水平的自给，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潜力有限。粮食的转化以就地为宜，运进粮食再运出肉奶，来回上万公里，高昂的成本会抵销竞争力。“西藏农村基础建设的优先发展区域，包括当地市场的出入道路、洁净的家用水源、灌溉、电力和通讯设施。”“提高粮食产量的土地改良计划（如修建梯田，防风林带，灌溉渠和粮仓），以及市场的出入道路。”这已经是当前中共政府在做的事，西藏自治区“‘188项目’全部开工，已完工109个。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项目建设和管理，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综合交通运输网初步形成，墨脱公路和拉萨至贡嘎机场专用公路开工建设，80%以上国道完成了路面黑色化整治改建，54个县通油路、6个县油路在建，公路通车总里程5.8万公里，比‘十五’末增长33%；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那曲物流中心建成运营，拉日铁路开工建设；林芝、阿里、日喀则机场建成通航。以水电为主的综合能源体系加快建立，狮泉河、直孔、巴河雪卡等电站竣工投产，藏木、果多等电站建设顺利；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开工建设，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扎实推进，全区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97.4万千瓦，比‘十五’末增加47.4万千瓦，在建规模95.6万千瓦。水利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三大灌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江北灌区加快建设，旁多水利枢纽工程加快推进，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111万亩。”“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生态功能保护区21个，植树造林172.1万亩，防沙治沙64万亩，退耕还林58.5万亩，退牧还草5911万亩”。[17] 对于资金的缺口，流亡政府想到了“微型信贷”，可这种方式只能解决一家一户的脱贫，不一定能致富，目的是自给自足，以减少政府负担，国民经济不能建立在一家一户的微型经济单位上，其提供的税收和积累不足以支持现代基础建设，还是需要相当数量的大型工商业。蒙古的草原质量比西藏好，人口也少，还是希望吸引外国投资，建立现代化大工业，否则永远是落后的农牧业经济。西藏自治区2009年441.36亿元的GDP中，第一产业为63.99亿元，贡献率不过一成半。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4.6％，这是中央长期政策性投资带来的变化，反映出产业结构正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其实是个表面的可喜现象，因为其第三产业是由庞大的干部和市民消费团体在支撑着，一旦高度自治，中央财政补贴减少或中断，各省市对口无偿援助停止，内地游客减少，这种畸形繁华的第三产业会随即萎缩。2004年亚东县财政收入为399万元，2007年财政收入510万元，这点钱尚不够政府人员发工资，亚东还是口岸型经济，自然条件也是西藏最好的，若凭亚东人自己修公路铁路，那不是21世纪考虑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中央的巨额投资，还是奠定了发展基础，同时减轻了高原生态压力。不能设想，没有大手笔的基础建设，一个没有公路铁路、机场酒店、电力通讯的西藏，会有什么象样子的第三产业。我去西藏时，看到藏人都在用手机通话，农牧民也一样。手机不值多少钱，重要的是遍布西藏的移动通信网络，这需要巨额的前期投资，这肯定是中央花的钱，决不是羊毛酥油能换来的。目前在西藏自治区3G网络已实现县县覆盖，互联网用户超过115万户，基本上乡乡通光缆、通传真。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对应的是封闭型的农牧业社会和最低规模的政府，现代社会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离不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牛羊青稞支撑不起现代政府，否则外蒙古何苦年年寻求外国捐助，牧羊诵经就够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对记者谈到西藏完全自治时说：
自治区可以与西藏周边接壤的国家进行边境贸易，不必请求中央政府。因此，实际地说，国防和外交将是中央的事情。而且，中央政府不必给自治区拨款，使得在自治区（在经济上）依赖中央。自治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来使用自己的自然资源。[18]
西藏的资源对周边国家没有多大吸引力，亚东口岸出口商品以床上用品、卡垫、瓷器、服装为主，还有少量的电器（手机、VCD）、鞋袜、绸缎等，主要原因是对方生活水平不高，购买力不强。每年贸易额仅有数百万元，近两年随着中印关系的改善，才上升到几千万元。最大的樟木口岸年货物吞吐量9万吨，进出口货物总值3亿美元，占全区60%进出口贸易和95%的边境小额贸易，一年输往尼泊尔的活羊有27万只。出口产品并不全是本地产品，否则整个自治区2010年土特产出口就不只区区2亿美元。这点钱是什么概念？以500万元人民币一公里的平均造价计算，仅能修260公里的二级公路，而目前西藏区内的公路通车总里程就有5.8万公里。墨脱公路建设里程117.248公里，总投资9.49亿元，每公里800万，这还是预算。如果是铁路，一公里就要几千万元。内地也不缺少肉奶羊毛，但失去了中央不计成本的投资，这些资源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民族或国家也是受地理命运支配的，中东石油国家之所以成为巨富，几十万人小国卡塔尔竟然举办亚运会，不是由于他们特别智慧勤奋，懂得现代化，善于与国际接轨，或是骆驼山羊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真主的恩赐，早早将石油天然气埋藏在地下，离海边也不远。而从事勘探、钻井、开采、运输以及资本运作等一系列的麻烦，都是西方人考虑的事，政府的责任是坐着数钱，数到手软时考虑如何将花不完的石油美元变为显示国力的壮举，以及高额的国民福利。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资本家和消费者养活着阿拉伯人，若西方人放弃现代享受，也拿起牧羊鞭，最先挨饿的一定是沙漠里的石油国家。西藏人没有这样的好命，生长在高寒地带，世代以牛羊青稞为伍，能让汉民族出钱供养，搭建“现代化的表演”舞台，也算不易了。西藏未来的经济前景在于矿业开采，可惜脆弱的西藏环境实在承受不了大规模的采矿业，那将是一场生态毁灭。到处炸山放炮，仅小规模的采挖已使今天的西藏百孔千疮了。所以，西藏自治区目前已经全面禁采了砂金矿、砂铁矿，避免带来生态灾难。采矿业不可能成为支柱产业，几十年后矿采光了，西藏就什么都没有了。更何况与采矿业相配套的仍然是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条件和生活配套设施，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先期投资，谁来出这笔钱呢？
七、转型之难
科技在不断进步，高出生率伴随高死亡率的人口低增长时期业已结束，人口压力对于脆弱的高原生态构成现实威胁，经济要进步，只能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必需以较成熟的一二产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不是开家商店或雇个保姆那样简单，是面对整个现代经济社会高水平的全面服务。现代化是漫长的过程，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假如现在中央停止财政拨款，内地不再对口援藏，不要说建设，维持正常的运转都不可能，蒙古的例子足够说明问题了。教育和医疗方面，我们不能说中共做得好，因为在内地也不怎么样，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却比内地好得多，不上缴中央税收，免费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内地医院到藏区免费做手术，接送藏族儿童到北京免费做大手术等，这对内地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之事。流亡政府反对在西藏建设大项目，认为“大型的水坝、铁路、城镇、矿区、油气管道与重型制造业，不是西藏在现有情况下所需要的”，计划将西藏变成世界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如果西藏不需要汽车火车飞机，也就不需要石油和工业，回到共军进藏前，那么发展西藏旅游和地方产品出口便是一句空话，骑着牦牛游西藏的只会是探险家。当年共军进藏时，不过万人规模的部队，银元一出手，“西藏人在惊喜并欢呼‘大洋多的象下雨’的同时，也发现的粮食价格几十倍的增长，当时在拉萨出家为僧的安多玛曲人罗桑格列回忆说：‘当时拉萨物价飞涨，突然来了那么多的人，他们没有带食物，但是他们又很多的银元，他们一来就把街上的东西全部买光了，中国人没来以前，一克（一克约等于十四公斤，引者注）粮食只要七两半，中国人来后猛涨到七品（一品是五十两），一般的稣油原来只要三、四十两，中国人来后涨到七品以上，致使街上的东西除了富裕贵族或中共军队而外谁也买不起’，从而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19] 当初没有进藏公路，共军飞机载着现大洋，往藏民头上抛洒，进藏部队不论贫富，见着人就给钱，藏人无不欢呼雀跃：“金珠玛米牙咕嘟!”
假如今天西藏仍然没有与外界沟通的公路，突然有十万游客出现在拉萨街头，大把花钱，通货膨胀一定会到达天文数字。如果不能离开外部世界，就一定有现代化的需求，有汽车就会有公路，有飞机便需要机场，有通讯就会有手机，铁路修好了，总不能扒掉吧。谁该是这些物质文明的享用者呢？看来只会是高级僧侣、政府官员和贵族阶层。这样说来，独立也算，自治也好，民主也罢，还是要力劝普通人看着别人风光逍遥而自家安贫乐道，告别现代化生活。那与“三大领主”掌权的往日西藏又有何区别？外人总希望西藏完整保留古老传统，在旅游者眼中最好象一幅展示中世纪田园风光的油画，不掺杂一点现代风情。但时下的西藏年青人喜欢追求时尚潮流，古老传统在不断更新的时尚潮流冲击下，靠一些老年人坚守阵地相当困难。这不是谁在消灭民族传统的问题，让人整天穿上藏袍载歌载舞，为外国观光客保留古老传统也不大现实，藏袍适合于野外放牧，办公室或工厂则是西装和牛仔裤方便。现代化对古老的文化肯定有冲击，但也只能顺其自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城市藏人住进了带卫生间的楼房，在拉萨河里洗澡的传统沐浴节就自动消失了，谁也不会为了抢救沐浴节而拆掉自家的浴窒。男人时髦喝啤酒，传统的青稞酒成为妇女的饮品，儿童则喜欢罐装饮料。从唯心的宗教热情转向唯物的时尚追求，验证着时代的变迁，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应该属于个人权利，社会应该为每个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总之，藏民族也有整体进入现代化的权利。自由社会的好处是公平与效率，没有公平是专制，缺乏效率是大锅饭，让西藏回到既没有公平又缺乏效率的时代，流亡藏人几十年的奋斗就白忙了。现代化肯定要损失一些传统的东西，充满现代元素的美国大片一来，保留着传统气息的京剧就少了大部分的观众，发扬国粹是老年人的事，让新人类练习念唱做打的功夫，何其难也。国粹不见得全是值得抢救的宝贝，上千年的小脚、太监也曾是响当当的中华国粹，却很少有人为之消亡而痛心疾首。
近些年国外的“中国威胁论”炒得很热，“保护西藏文化与自然”也相当吸引人，但中国这头睡狮早在鸦片战争就被工业文明的大炮唤醒了，再不会沉沉睡去。十几亿人太强的致富希望面对太小的地球容量，有限的资源只会越来越紧缺，西方人再恐惧醒狮也晚了。如今的中国人均收入排在世界百名之外，而物价却是全球第一，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化刺激了消费欲望。英国人打碎了中国人的迷梦，中国人又惊扰了西藏人睡梦，把西藏也强拉进了现代世界，开始追求物质生活，西藏还能变回一个“睡美人”吗？西方的生活方式不见得就好，将把人类引向何处也说不清，如果人类能回到从前，我们或许会选择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告别商业竞争，享受蓝天碧水和粗茶淡饭。但现代文明却有着无以抗拒的吸引力，一旦这个过程启动，谁也无法让它停下来。现代化带给人们无止境的新奇和享受，这种诱惑力极其强大，又极为短暂的，人们唯有不停地换手机或开新款汽车才能获得短暂的幸福感。人类社会之所以进入现代化，是缘于资本永不歇息的脚步，带动了科技刺激了物欲，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不停地向前奔驰，一直走向资源枯竭或人类灭亡。地球上每一种生物都会灭绝，人类也不例外，人是高等智慧生物，但每一种文明最终也会消亡。聪明反被聪明误也罢，先进取代落后也罢。既然人类不得不走下去，现实的选择只有两种，社会主义行不通，就选择资本主义，不可能退回到游牧时代。危机已经显现，改变却无能为力，罗马教皇不行，达赖喇嘛也不行，只能是多方呼吁，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现代文明的受益者，教皇出访时必需乘坐先进的防弹骄车和超音速飞机，最重要的是安全与效率。达赖喇嘛同样要借助现代工具传播他的和平非暴力思想，如果回到西藏，出访时还要骑马坐骄借道印度，再乘飞机出行，那肯定不爽快。在鱼与熊掌之间，没有兼得的余地，这虽然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不可预知之未来。《西藏境内发展纲要》最后说：
理想的西藏发展应该做到：
在西藏的土地上无一人挨饿
无一人得不到医疗、穿衣和住房等人类基本需求
无一学龄儿童被剥夺就学的机会
我们不支援以下述为代价的发展方式：
内省意识或精神的丧失
对环境的破坏，抑或
对资源不计后果的消费与使用
在国外时尽可以豪情满怀，宣泄民族情绪，回到西藏执政必须关注发展问题，面对广阔的地域加分散的人口和庞大的供养型机构和经济门类，柴米油盐，千头万绪，既要保障民生，同时保护好环境，能否再搞到比达兰萨拉多出千倍的无偿捐助，将是摆在自治政府面前的巨大考验。是由国际社会加倍出大力呢，还是继续由中央政府背着呢？国外援助流亡政府是同情藏人的难民处境，热心西藏的宗教文化及达赖喇嘛的人格力量。大量取得国际社会的援助有几种形式，光有贫穷是不够的，必须有长期吸引国际社会目光的理由，如中东的巴勒斯坦，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国际社会为了刺激或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倾向，伊斯兰国家与西方世界同时向其大量捐款。北朝鲜是靠核武器加两千万饥民骗吃混喝，非洲国家是凭借饥荒、艾滋病加动物保护。西藏自治了，难民地位和人权问题消失，为保护佛教文化和自然生态，国外的资助会不会加倍而来，以满足更大的需求，亦很难说。再说主权是中国的，自然应该由中国承担，如果还是中央政府无偿资助，各省市对口无偿援助，那请藏人回来又何苦呢。西藏问题在中共眼里，根本就算不上个大问题，也并不害怕国际压力，否则早就放弃一党专制了。我们一点也不怀疑藏人的管理能力，上千年来都是藏人自己治理，他们在国际上的成功就很值得汉人学习，有藏传佛教这个独特的精神资源，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人们的物质欲望，管理传统藏区应该没有问题，若是将整个藏区稳步带向现代化，光凭达兰萨拉的经验显然不够。传统西藏存在了几千年，原本在乡下的人不要紧，谁掌权也无非与牛羊作伴或向寺庙布施而已，城市生活惯了的人再退回牧场显然不可能，一个现代政府的有效运转，需要众多的机构和大批公务员，城市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可动摇。西藏可以保留传统牧业与城市经济的二元结构，以佛教信仰舒缓藏人的物质需求，关键是城市行政体系和工商经济这一块，需要巨额的资金维持，光摇转经筒不行。达兰萨拉的官办企业也在实行私有化，公有制度造成的企业低效和亏损，财有力限的流亡政府实在背不起，说明社会主义在佛教社区也行不通。从本质上说，西藏的许多企业还是原来的经济模式，无论其改制与否最终都是由中央财政来维持，一旦财源枯竭，这些企业会与行政机构一起面临生存危机。中国西部许多国家级贫困县，工商业基本集中在县城里，表面看来市场自由竞争，运转正常，但消费群体之大部由政府和干部（包括教师）组成，庞大的干部数量支持着县城经济和农村产品及劳务的出路。官员的所谓“政绩”就是保住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戴上这顶帽子，每年就有上亿元的国家财政拨款。少了这笔钱，繁荣的市场立即瘫痪，破败的几十万乡村农民绝对无力供养几万人口的县城。他们不想努力奋斗迎头赶上吗？不是，是自然条件差距太大。西藏又不同，戴不戴贫困帽子都是中央财政负责，市民无需为资金来源发愁，只需保持社会基本稳定，中共就满意了。城市经济又需要高质量的教育，西藏的大多数干部是内地免费培养的，各地不少中学和大学就为西藏免费培养学生，连生活费也是校方支出，作为对口援藏项目。达兰萨拉从小学到大学实行免费教育，这是极让人羡慕的，许多藏人子女逃往达兰萨拉便是企求更好的藏式教育。若在全藏区实现这个标准决无可能，10万流亡藏人和600万藏民族的需求量是不相等的，内地免费培养藏族大学生与免费培养全部汉族大学生不是一个概念。西藏的自然环境需要高度重视，必须大幅度减少牧民数量，将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这就需要有较大规模的工业与服务业。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和产业结构老化了，转型中许多企业破产，下岗工人遍地都是。过去工业基础差的东南沿海省份纷纷为后起之秀，老大哥却掉队了，中央开了许多起死回生的药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收效有限。还有内地的上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更不是件容易事，要藏区改变上百万人的生活方式，如何提供岗位和培训使这部分人充分就业，不是二三十年内能解决的问题。突然间变为最大的生态保护区，必需作好应对百万失业大军突然而至的冲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也不是潜力无限，西藏的旅游资源丰富，但脆弱的生态制约了接待能力，2005年西藏自治区旅游业收入19.3亿元，接待游客180万人次；2006年游客24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7亿元；2009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556万人次，旅游收入52.4亿元；2010年游客685.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1.4亿元。旅游收入稳定增长，全是交通服务设施改善的结果，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建成。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2009年十一黄金周河南省旅游收入115.3亿元，是西藏全年收入的两倍。广东就更不用说了，深圳一个黄金周就有几百万游客，2007年春节期间收入40亿元，2009年深圳接待游客7071.32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544.24亿元。如果西藏也达到深圳的水平，雪域高原就毁掉了。
自治是恢复民族尊严，但也要加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让人感到自治的切实好处，香港回归后若是生活水平不如殖民地时期，尽管是港人治港，也会引来民众对比之后的不满。达赖喇嘛说过：“西藏精神层面虽然先进，经济却相当落后，光是精神（力量）无法填饱肚子，所以我们需要经济发展。”藏人治藏等于分家另过，中央不好再随便拿出钱来供西藏统治阶层消费，对西藏的投资也要讲求经济效益，要求各省市常年无偿援助西藏失去过硬的理由。西藏干部再有民族感情，一旦发不出工资，人心惶惶，没享受到自治带来的幸福，过去生活无忧的庞大寄生高消费集团面对骤然而至的窘境，局面又会怎样，是不是又拥上街头，恐怕谁也说不准。届时中央一定处于两难境地，藏人高度自治不该中央拿钱，不拿钱又怕激化西藏独立，汉藏两边都落不下好。现代化不见得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人口爆炸的今天，特别是有独特自然文化的西藏，人们越来越看重“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物质享受，而对蓝天白云、神山圣湖、六字真言等能赐给人们恒久幸福感的精神资源放在其次的位置。因为现代化是不可逃避的趋势，一旦驶上现代化的道路就不可能刹住车，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前也一样缺乏紧迫感，接受了现代文化，在“落后就要挨打”意识下，慢节奏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藏人如果从未受现代化的惊扰，尚可继续保持与世无争的幸福感，但现代化的魔咒惊醒了“小国寡民之乐”。现代化是自然渐进的磨合过程，汉人花钱建设现代化西藏，脱离本地经济基础，不顾市场经济规律，没有培育起藏人自由竞争的市场和成熟运作的经济门类，为了表面上的稳定，花了不少冤枉钱做秀，这种功利性的畸形发展，决不是西藏自治的福音。藏人如何改变多年积聚的弊端，仅靠西藏本地财政能力显然不足。但中央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搞了不少亏损的企业，是为了解决城市藏人的就业，明知人浮于事，毫无竞争力，赔钱也要养着，总不能把人养在家里吧。不管怎么说，中央建设西藏的巨大投资建立起了比较完善配套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不管西藏将来如何，都无需从头再来，缺乏的一定是运行资金和技术管理。
八、环境因素
流亡藏人说西部大开发是个险恶的阴谋，是为了掠夺西部资源和大规模移民。这话有些宣泄情绪，开发西部为了提升西部的经济水平，输血型经济转变为造血型经济，增强国家凝聚力，稳定边防，也巩固中共在边疆的统治。但西部大开发的成本太高，远不如东南沿海立竿见影，西部的资源全部能从国际现货市场上买到，自己开发又须承担高昂的生态成本。假使新疆自治，周边都是资源丰富的产油国，其油气资源除了卖给内地并无更近的出路。西部资源当然有利于内地发展，但并非经济的决定因素，日本几乎无矿产资源，全部从国际市场上采购，避免了国土生态的破坏，经济竞争力反而居世界一流。中东地区石油丰富，可除了石油工业，其他经济规模微不足道。国内也一样，资源大省往往是穷省，广东煤铁油等矿产极少，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仅以地理因素而论，耕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远远大于草原荒漠，千百年来，以农耕为主的内地人口增长迅速，游牧为主的草原人口增长缓慢，内地移民西部的动力不足。草原又不能随意改造为耕地，那会加剧荒漠化，新疆蒙古西藏等大草原多处在高海拔的大陆性气候带，夹杂着许多大沙漠和戈壁滩，自然环境恶劣。农耕地区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也是以耕作区为主，密集的人口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所以说，除了中央主导，内地对开发西部不会有太高的热情，否则不请自去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统一市场已经形成，资本不愿意承担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这个成本要劳动力本身来承担，资本家考虑的是综合成本和进出口通道的便捷，所以企业还是大量集中在东南部。中西部资源型重工业吸纳不了过剩的劳动力，农民于是选择跨省区流动就业，这种格局将长期维持。没有中央的政治考虑，内地决不会有投资青藏铁路的欲望，外国财团也不敢问津，因为那绝对是条赔钱路。事实是青藏铁路通车后，一年就亏损12亿元。以西藏的经济现状，不要说修铁路，白给一条铁路也养不起。坦赞铁路是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援助修建的，中国曾先后派遣5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这条总长1860公里的铁路。坦赞铁路的设计货运量为每年200万吨，客运量为每年100万人次。铁路现在每年的货运量为60万吨左右，客运量在60万人次左右。铁路建成后于1976年正式移交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由坦赞两国共同管理。据新华网消息称，坦赞铁路管理局2009年1月7日宣布，该局已经因管理不当而负债6000万美元，如果再不及时纠正，将面临破产。新任坦赞铁路管理局局长兼总经理的亨利·齐佩沃向公众解释说，坦赞铁路管理局的债务由拖欠职工工资、拖欠服务和零配件提供商款项、拖欠国家税务局税费等款项构成，仅工资一项每月就达170万美元。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基本上是白送，即使是优惠贷款也最终免除掉了，一次就免除了上百亿美元非洲债务。其实这种烂帐，免不免都是收不回来的。关键还是在于经济水平，这种铁路要修在中国，运输量会在数十倍以上。人口稀少和经济落后决定了铁路的运营成本，西藏铁路若无中央投资，100年后是否建设都成问题。
100年前，英国就通过拉萨条约取得了西藏铁路的筑路权，它为什么在内地筑路，而不去跑去西藏开工呢？所以达赖喇嘛不同于一些反对铁路的流亡藏人，认为青藏铁路对西藏经济发展是有助益的，拒绝现代化的西藏没有前途。进藏的汉人并不等于移民，这里讨论的移民是指户籍迁移人口，打工经商者是非当地户籍的流动人口，有利则来，无利则走。如广东有几千万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并不算作移民，只视其为暂住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以跨地区流动的方式解决劳动力和资金问题，内移民主要目的地是东南沿海地区，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深圳街头10个人里头就有8个是外来人口。拉萨街上汉人超过藏人，也不稀奇，人们都是短期居住者和游客，并不与原住民争夺社会福利和经商机会，因为他们赚的钱基本上是中央政府补贴给西藏的，还有就是各省市援藏的资金，游客更是来送钱的。当然，由于汉民族巨大的人口数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整个大藏区仅保持1000万人的流动量，这种短期也是很厉害的，原住民仍然有被边缘化的感觉。藏人说西藏是中国的殖民地，但这种殖民太过艰难，否则在全球扩张的英国人早就住下不走了，高原缺氧制约了移民热情：
事实上缺氧对人体的危害极大，外人长期在西藏生活，会引发脱发、低血压、高血压、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脑水肿、肺水肿和癌等疾病。汉族妇女如在西藏分娩，婴儿一出世就会死亡。据西藏卫生部门1978年统计，汉族干部在藏10至15年，患肺气肿的高达30％；患肺动脉凸出的为16％；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拉萨为20％，那曲高达54％。据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计，在西藏工作过30年的汉人退休回汉地后绝大部分在两年内死亡（这个数字从未公开）。而许多汉人还等不到退休（中国政府规定在西藏男性退休年龄为55岁，女性为50岁）就在西藏死亡。据调查拉萨于1976年至1984年间汉族死亡人数中有10.9％是死于高山病。鉴于西藏的汉人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很少有老人和儿童，这个比例就格外惊人。[20]
其中有些说法未必准确，汉人婴儿一出生健康的也有，但大多数人还是回内地生孩子，即使西藏生的孩子也要回内地抚养。但高原反应是每个进藏的汉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在拉萨时就头痛失眠。长期居住的汉族青年身体也大受影响，很多人脱发，衰老得快。所以没多少人愿作长期打算，除了那些进藏几十年的老干部。藏人的担心主要是怕在自己的土地上变为少数民族，永远失去独立或自治的机会。中央当然想往西部移民，来减轻内地的人口压力，瓦解西部的独立意识，但这种规模不会很大。斯大林在中共建政之初曾提议向边疆地区移民，中共也确实这样做了，但边疆地区环境急速恶化，沙漠化已呈不可逆转之趋势，向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继续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内蒙离内地近，移民稍多一点，有2000万左右，西藏（大西藏地区）与新疆两地上百年来移民不过1000余万，比照内地13亿人口的规模，零头也不及，内地一年就出生2000万人。新疆耕地面积为6160万亩，这对干旱缺水的新疆来说已是过度开发，再大规模移民，水是制约因素。内蒙古在乌兰夫时代，抵制王震开荒，每年粮食自给有余，上交国10－20 亿斤粮。文革以后内蒙出现了几次开荒浪潮，北京知青也跑到内蒙开荒种粮，60年代以后内蒙古人口猛增1000万，翻了一番，结果造成草原大面积沙化。内蒙移民有过几次大的浪潮：内蒙自清末行“移民实边”，内地人源源不断而来；中共建政之初，开荒拓殖内蒙；文革中知青开垦大军杀到，变草原为农田；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人员盲目流入内蒙，如蝗虫一般，掠夺哄抢，对于生态资源、森林植被的破坏触目惊心，草原生态崩溃，沙尘暴甚至刮到了日本。再说，大规模移民本身就是极其艰难的工程，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40万，10多万人迁往陕甘宁等干旱地区，移民死活不干，说这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宁夏和陕西两省政府派兵围追堵截，企图把移民钉牢在宁夏的沙漠边缘，生存希望和对家乡刻骨思念，激励着所有库区移民返乡，他们硬闯，偷渡，即使是回到家乡作流浪贫民，也仍然无法阻挡这些返乡者的脚步。他们绕过严密把守的黄河，向北迂回横穿内蒙古沙漠，再向南越过晋北高原，顺汾河谷地一直走到山西省最南端，渡过黄河进入陕西。跨越三省，顺着河套外沿绕行数千里的路线，逃亡移民九死一生，沿途各级政府奉命追捕，被抓住的马上强行押解回安置区，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活剧，只有一半人回到家乡。移民们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殊死斗争了20多年，活着的人最终又返回了祖居的地方。但水库使祖居的土地大不如前，已非昔日之沃土了。
长江三峡工程移民百多万，除了本地安置，一部分分散迁往经济条件好的东南沿海地区，如果强制移民新疆青藏，不发生暴乱才怪呢。流入地更不欢迎外来移民，摊薄他们本来就不多的资源。1981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因中央有关就地安置盲流的28号文件下达，随即引发内蒙大专院校学生请愿游行及罢课的大规模抗议风潮，风暴席卷全区，震惊朝野，历时70多天。内蒙人本来就对外来人员不满，中央不经内蒙人民同意，强行出台牺牲蒙人利益的政策，是严重干涉蒙人的自治权。第一书记周惠将此事件上纲上线，大讲“学生幕后有个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有组织、宣传、理论和情报班子”。企图重演“内人党”的文革冤案，无奈胡耀邦不准抓捕学生，正值平反冤假错案之际，恐再造冤狱，激起民怨，周只好抓了一些人了事，胡又将周调回京坐了冷板凳。西部是严重干旱缺水的地区，人口承载量极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等西部地区的人口规模早已超出生态极限，正加速荒漠化，自己也已面临移民的危机，西藏亦呈现人口过剩的征兆。黄河源头一带也以惊人的速度沙化，玛多县原来遍布沼泽湿地，河流众多，水草丰美，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达4000多个，素有“千湖之县”的美誉。近年来由于连年干旱，大部分干涸，曾经四季水流不断的几十条大小河流有的时断时续成了季节河，有的则彻底消失了。草原沙化现象在这里已是非常严重，畜牧业生产严重滑坡。现在的玛多县已成为整个青藏高原上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方之一，许多牧民沦为生态难民。在那里放牧的都是藏人，并非汉族移民，这意味着地广人稀的大藏区甚至养活几百万牧民都成了一大问题。而内地的一个小省，养活上千万农民根本构不成难题。青藏高原的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滋养不断增加的人口，又要与国际现代水平接轨，是十分艰难的。气候严寒，干旱缺氧，植被稀疏，生态持续退化，证明西藏的人口增长已超出了环境容量。与河网密集、总径流量大的长江以南温湿地带相比，环境容量不足南东南沿海的5％。“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N.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考尔所做的有关中印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的解释显得很不耐烦，把考尔展开的地图推到一边说：‘你应该把地图拿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看。我的专家告诉我，你们和中国人为那些高地在打仗，而那些高地，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大便，他的肛门都会结冰的。’”[21] 这话听起来刺耳，却形象地说明了人类很难生存在寒冷的高原上。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人类无法开展有效率的生产活动，人口只能呈零星的点状分布，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整个“大藏区”有24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600万藏人加上杂居的汉人，总人口不过千余万，那么大一片土地，如果有东南沿海的自然条件，应该容纳几亿人，西藏高原缺氧与新疆等地的极度缺水制约了西部的发展和移民。要不，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阻止汉民族自发拓殖或者政策性移民，藏民早就印第安人化了。远隔重洋，中国海外移民有5000多万；近在咫尺，国内移民仅有千余万，道理再无需多作论证。西藏过去之所以水草丰美，虽然生产力低，抗自然灾害能力低，但人口稀少，医疗卫生落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很低，养活300万藏民族尚不构成人口压力。但也无多余的出产与外界交流，也就不存在内地大量榨取西藏财富和大规模移民的可行性，反过来中央还要巨额补贴西藏，成为常态化。西藏人自元朝始就认为内地与西藏是施主与被施者的供施关系，这不完全是宗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西藏地理因素决定的，朝廷不可能从西藏索取多少东西，只能当施主，出钱贴补西藏，如果西藏是低海拔又肥沃的地域，藏民不可能抵御英国入侵或国内移民。现在全藏区已是600万人，加上全球气候变暖，草场退化，藏人自身的生存亦成为问题。如果人口再增加一倍，又不改变农牧生活方式，就不是藏人担心汉人迁徙藏区，而是汉人担心藏人迁往内地了。那么，西藏的经济转型，又由谁来提供建设资金呢？
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一定要有相同规模的移民，哪怕短期也好，这必须有预期的盈利前景，以西藏的脆弱生态和开发成本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到西藏开发的多是些小投资者，比如开矿的老板，弄几百万元撞大运，发了财就走人，贴了钱算倒霉，根本不管环境的破坏。中央在西藏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建设现代化的基础役施。在经济大潮中，两亿多农民工如潮水般拥向东南沿海一带，仅广东就吸纳了5000万剩余劳动力，其中广州、深圳地区各有1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加上广东本地的8000万人口，约有1.3亿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对生态虽有压力，但还未到最危险的程度。正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才避免了西部大规模移民和生态的急速崩溃。在藏人眼里，西藏是殖民地，汉人是占领者，政治压迫、文化冲突、民族情绪、环境破坏与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汉藏关系越发矛盾重重。坏事被放大，好事又缩小，中央无论在西藏做什么，都是把钱扔进雅鲁藏布江，费力不讨好。比如广东无偿援助西藏就不能说居心叵测，但又有多少藏人领情呢？广东无非为了响应中央的要求，藏人独立与否同广东人无任何利益冲突。关键在于民族感情，民族自尊一旦被严重伤害，想修补怨隙极为困难，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事。文革后拨乱反正，中央拿出大笔钱来退赔给西藏贵族和喇嘛寺院，出巨资重建寺院，补贴喇嘛尼姑的生活，人称为“喇嘛书记”的伍精华带头到大昭寺参加传召大法会，政府还以高官厚禄包养了大批过去属于“三大领主”阶层的旧贵族，给他们修建别墅，善待其子女，尽量作出宽怀仁厚的姿态，弥补以往的过错。效果恰恰相反，一方面贵族们趾高气扬，得理不让人，欲壑难填；另一方面农牧民群众倍受冷落，感觉到世道又变回去了，过去跟党走显然是受了利用。毛主席代替了达赖喇嘛，共产主义取代了藏传佛教，“百万农奴”刚习惯了“新中国”，忽然间一切都错了，又推倒重来。共产党主动修补了因其灭佛而断裂的西藏宗教史，把捧在天上的“百万农奴”又扔到了地下，整个藏民族在感情上重归传统西藏，而敌视中央政府便不足为怪了。
九、藏区汉化
中国的快速发展，藏区也不例外，2005年西藏自治区DGP达到人均1000美元，2010年GDP为507亿元，人均17497元，合2656美元。这里不讨论西藏发展中的制度弊端，主要谈一下现代化引起的一些疑虑。西藏的现代化过程引起了海外藏人的忧虑，担心因此加速汉化，加速世俗化，消灭西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更有人说，现在的“19军”与当年征服西藏的18军一样，这回带来的是性产业。铁路通车后，藏人心情更趋复杂，认为青藏铁路是殖民者强加给西藏的，感到西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面临危机，说拉萨变成“小成都”的有，说拉萨变为“蛰萨”（在藏语中，“拉萨”的意思是神住的地方，而“蛰萨”是鬼住的地方）者也有。铁路开通之后，西藏的商业竞争也加剧了，在拉萨不会汉语难以谋生，藏人的失业率高达50％，传统文化被边缘化的倾向也着实令人担忧。西藏近20年来变化确实很快，汉人进藏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这种担心是有些道理，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变化，就可以看出所谓“汉化”，实际上是与内地一起完成赤化后，又一同走向了生活现代化。藏族女作家唯色说：
从青稞酒换成啤酒（曾经流行喝黄河啤酒和蓝带啤酒，现在流行的是银子弹和百威），从糌粑换成米饭（还得是泰国香米）和汉式面条（拉萨街上，成都人的大碗面终于战胜了陕西人的揪面），从酥油茶、甜茶换成可乐（有一度，那是比较早的时候，都要喝健力宝，甚至全中国都不喝健力宝了，西藏人民还只喝这个甜水水不可），从牛羊肉换成水煮鱼、基围虾以及王八，这些似乎都是一夜之间而已，藏人们就这么摇身一变了。饮食结构的转变，会不会使人种也会随之而变呢？[22]
除了大碗吃面，啤酒和碳酸饮料都不是汉民族特有的，鱼虾王八也不为汉人独享。汉化的内涵是什么？是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文化，无非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小脚太监、长袍马褂、中医麻将、八大菜系、飞檐斗栱、龙舟月饼，再加上官场政治、昏君祸国、野鸡拉客之类。而马列思想、社会主义、一党专制、三个代表，这些都是赤化，不是汉化，源头来自西方，并非汉民族原有的东西。至于艾滋病入藏，只要旅游经商的人多，自然会传播开来，这个世界上已然没有净土。藏人信佛，赤化的程度更多体现在统治集团中，民间赤化程度比内地弱多了。而市场经济、汽车楼房、火车飞机、手机电视、啤酒西装、煤气罐高压锅等，都是泊来品，是西方化或现代化。从旧式农牧社会过渡到现代世界的主流生活方式，首先体现在生活器物的进步上。有了飞机，没人再骑着牦牛出西藏，有了电话，谁也不会去点燃烽火台。住在城市里的人，取暖做饭用燃气灶，不可能再跑到草原上拾牛粪。做生意赚钱快，人们就会放下牧羊鞭，拿起计算器。有了夜总会，有钱人就有了买笑的场所。汉人的蜂拥入藏也带去了市场文化，汉民族是善于经商的民族，长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证明了汉民族的旺盛的商业能力。藏民族的经济支柱是农牧业，这是传统使然，是落后于内地的制约因素。商业化加速城市化，这是不可遏止的现代化进程，十三世达赖喇嘛早就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引进了一些英国的东西。但和者甚寡，他圆寂后，连英文学校都被强令解散。但现代化只是暂时搁置，内地改革开放，藏人也得跟进，仅是稍慢些而已。流亡政府若回到西藏，也不可能拒绝现代化，何况他们是以实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为号召力。藏族文明不会在现代化中消失，藏密走遍全世界，无人担心全球藏化，西方国家的大都市皆有唐人街，满眼是汉字招牌，是中国内地的复制品，但本地人并不担心他们的国家汉化。只有强加于人的东西，若共产主义，强行灌输的党文化，才是要极力抗拒的。一定要弄明白汉化与现代化的差别，以及赤化的影响。也许西藏的现代化有不少政治表演成分，为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共的治藏的功绩，不少钱花在了面子工程上，但“表演艺术”还是会影响现实生活。藏民族向游客展示的民俗歌舞服饰一类，也多有表演成份在内，民族服装日益戏装化，生活中未必完全如此，汉人还是感受到了藏文化的信息。汉人手头有转经筒，有藏刀，有汉字版的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和《格萨尔王传》，不懂藏文，也能领略到藏文化的精要，这是汉化还是藏化？语言文字是信息交流工具，汉字在传播非汉族文化时，仅仅是载体而已，汉语不发明于共产党，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积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必用谁化谁的顾虑来看问题，大学英语考级不过关，不发给学位证，有学生因此而跳楼，在中国土地上竟然一定要英语达标，也无人担心中国人会英化。谁都知道，英语是信息全球流通的大平台，成为非民族区域化的语言，你不登上这个平台，吃亏的决不是英国或美国人。帝国主义侵略过中国，但中国人不会把学习英法德俄日等国语言看成是丧失民族性。走向世界与保留民族文化，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可以用笔记本电脑研究红楼梦，也可用汉字或英文读藏族历史来间接体验藏文化。藏文化在汉地的传播离不开汉语，因为让内地人都学习藏语不现实，正如王力雄 先生所说：
仅仅二三十年前，汉人对藏族文化的了解还是剥人皮、挖人眼，是“最黑暗、最野蛮”的社会。而现在，千千万万汉人把西藏当作圣地心向往之，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倾倒。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藏民族的自我表述推动的。一方面是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几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再通过西方桥梁进入开放后的中国；另一方面西藏本土使用汉语的文化、宗教界人士也功不可没。而这两方面的表述维吾尔族都没有。其实维族在日常生活中对汉语需要更多，因为新疆是多民族共存地域，更需要使用共同语言。现实中也的确能见到不少汉语不错的维吾尔人，但是我却从未见过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作家，也不知道有用汉语传教的维吾尔宗教人士。这和藏族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解释这种现象，可能与维吾尔族在文化上的坚守有关。维吾尔知识份子有一种集体的不约而同，在媒体和公共场合排除汉语。[23]
藏维两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藏人使用汉语一点也不吃亏，反而占了便宜。茨仁唯色是藏族女作家，用汉语写作，藏汉两族人都喜欢她的文章。她是汉藏混血儿，不会藏文，也可以成为汉藏交流的使者，连通婚都可以，学汉语也就不构成民族问题。圣经原为希伯来文，古兰经原为阿拉伯文，佛经原为梵文和巴利文，然而这几种宗教都超越了母语区域，翻译成各种文字，走向全世界。维吾尔在国内国际的受关注度远不如藏人，汉人中同情藏人的不少，同情维吾尔人的几乎没有，因其不愿向汉文化靠拢，不打开交流的大门，民族文化缺乏了包容性，吃亏的只会是维族人。不可能要求汉人都学会藏文再了解西藏文化，那是藏学家的事。西藏城市的汉化只是表面形式，内涵是现代化，汉唐式的仿古建筑在西藏没有，大街上看不到着留大辫子着中山装的汉人。藏语的弱势也基于藏文现代词汇不足，尤其缺乏科技词汇，太过古朴，使用者少，交流起来不方便。西藏本地无多少出产，商品大多来自内地，不要说超市里的几万种商品，即是藏农离不开的农药、化肥、农机、农业科技等等，生产者并不预知商品销往哪一省区，也就不可能一律标上藏文、满文、蒙古文、朝鲜文、唯吾尔文……就像进口消费品不一定有中文标识一样，但出口商品一定要标上英文，哪怕你怒火万丈。达兰萨拉学校的数理化是用英语教学，因为无法用藏语教授自然科学理论，一些藏族儿童逃过去也是看中了达兰萨拉的英语环境。学校实行藏语和英语的双语教学，因为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流亡藏人无需再学习印地语也可以交流。如果印度不是英语国家，那么藏人也必须再加一门国际通用语言，为母语＋国语＋英语。在流亡社区，高一点的学校要学印地语，为三语教学。但并不表示可以用其它语言来代替藏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存在价值，每一种语言文字的消失都将给人类文化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果藏语言消失了，亦是人类文化之悲哀。现在全世界都重视小语种的生存环境，国际上藏文化的地位不断提升，如果将来藏人学藏语要到外国去，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国际上英语为通用语言，人人都学英语，但仍然以各自的母语为主，假如只保留英语，承载中华文化的汉语消失了，后人再读到翻译成英语的唐诗宋词元散曲时，韵味尽失，岂不可悲可笑？人类文化与自然界的道理一样，每一个物种的消失，看起来不重要，时间长了，生态就会走向崩溃。语言的单一化亦有不可预知的风险，现在全世界的文化逐渐趋同于英语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缺少其它文化的平衡制约，正日益凸显出难以防御的系统风险。西方文明中，以物质追求为主的现代化进程，最终将人类带向何方，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并非杞人忧天，藏文化在国际上的升温，就显示出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反思，开始认同心灵修持的藏传佛教，这决不意味着倒退，而恰恰是站在新的高度来认识精神世界的需要。这对于减少地球资源的消耗，保护人类的生活和文化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连这一点都看不到，一味地鄙视或打压藏文化，实在是鼠目寸光。要知道，藏文虽是小语种，实际上不比汉字落后，藏文是拼音文字，世界上的主要语言皆为拼音文字——
藏文自创立自今上千年来形成了完整、独特的拼音文字，具有系统、全面、丰富、高深的语法理论和科学、完整、准确的表达能力。藏文在世界文字中居于先进文字之列。自创立藏文以来，藏族人民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写出佛经、韵律、语法、辞书、史地、逻辑、哲学、法律、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绘画、雕塑、冶炼、纺织、小说、诗歌、故事、戏剧、格言、寓言、歌舞等浩如烟洋的各类学科的著述。这就证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边缘科学都可以用藏文来记载和表达。藏文佛经《甘珠尔》、《丹珠尔》，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史书《青史》、《红史》、《王臣记》和医学《四部医典》、传记《米拉仁巴》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名著。[24]
人们必须从藏语中才能真正切实地领会到藏文化的奥妙，就像唐诗宋词无论翻译成藏语还是英语，都只能是大概地了解，无法保持原汁原味。藏语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科技词汇量上，藏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了，不可能一下子创造出大量科技用语。方块形汉字虽算不上先进文字，毛泽东说汉字改革要走拼音化的道路，延安时代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提供扫盲的方便。但并不等于说汉字是落后的，汉文字经过百多年与现代化的磨合，又解决了计算机的录入难题，汉字处理计算机化，完全能适应现代化的语言要求。汉字可以十分简便地与拉丁字母结合，或混合使用，或取译音，形成巨量的新词汇，比如卡拉OK，mp3播放器，法国队VS意大利队，杯葛，麦当劳等等。方块字不影响吸收先进的科技文明，拼音文字也不会影响。藏人之所以没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跟上时代需求，一是现代化起步太晚，没有长期的融合；二是过度担心藏文化的消失，有意回避语言的现代化；三是使用范围过窄，终归为少数民族语言。藏文化消失的担心是多余的，以汉字为例，汉字传承古代文化，有大量繁体字的文言文史料，研究历史的一定会钻研文言文。当代社会通用简体字和普通话，正好能与现代文明接轨，简便而易行。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大汉族主义者有边缘化藏语的意图，满街的汉字招牌着实令藏人紧张，用汉语教学也对藏语生存环境不利，甚至许多藏人不会使用藏语文字，这的确会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西藏大学里经济管理科技专业，75％以上学位归汉人，大多数藏人只能去藏语言系。如果教历史的话，只能讲西藏的“农奴制”，不能讲佛法，不能讲传统。所有的小学里面一律教汉语，不能教西藏的文字和文化，即便有也是相当浅显的层次。佛教文化仅剩寺院的躯壳，光顾卖门票收布施，为政府创利，佛学水平下降，格鲁派三大寺的领袖都流亡到印度，藏传佛教的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了境外。寺庙本应是非赢利性的团体，寺院经济及其财产，是一种在社会公有名义下的集体所有性质。现在大多有半官办的性质，其牟利性日益显现，贪婪程度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佛教来说，这不是兴旺，而是末法时代的景象。
可我们也应当看到，汉人在藏区多为短期工作，并没有扎根的打算，除了研究藏文化的学者，大多学习藏语没有热情，不能要求汉人学好了藏语再进藏。官场与商场一样，以交流便利为原则，到广东的外地人与当地人交流都是用普通话平台，谁也不会各讲方言，故意让对方不懂，方言则在各自的圈子里照常使用。即使藏人高度自治，也肯定要用汉字，还应该尽量普及，因为西藏离不开与内地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在达兰萨拉可以不学汉语，以讲英语为荣，因为英语在印度是官方和通用语言，回到西藏就非学普通话不可。香港回归前无人讲普通话，英语是官方语言，中小学也以英文授课。民族感情是一回事，潮流是另一回事，你只能顺应潮流，向英国文化靠扰，不能强求港督也学广东话，非要民族感情只好失去生存能力。港人从未有英国要消灭汉语的疑虑，英国只为统治方便，港人自己的圈子里用粤语无人干涉。现在香港人又都学普通话和简化字，也没人逼迫，要扩大交流范围就必须向主流文化倾斜，不是坐等主流文化向非主流文化靠拢。香港文化在中国是支流文化，面对大范围主流文化，除非你不想溶汇进去。但并不等于说香港自已的文化被边缘化了，广东话在日常生活中还占主导地位，传统仍然保留着。藏人在本民族交往中也还是以藏语为主，这是无法禁止的，藏人依旧过藏历新年，不会将汉人的春节也搬过来。美国也是多民族国家，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联邦政府不可能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用上百种语言发布政府文书或普及国民教育，谁要想归化为美国人，就必须掌握英语。世界的英语化缘于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反过来说，英语也为全球工业化和信息网络化建立了统一的平台，计算机的迅速普及亦得益于这个统一的平台。如果现代工业文明是中国人创造的，那全球一定是汉语的天下，电脑操作系统就不是微软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语言不会被消灭，汉语的范围扩大了，小语种的日语、韩语等都登上了国际化的文化舞台，藏语也不例外。汉文字是联合国六种通用官方语言之一，十几亿人使用汉语，说汉语并不是件丢人事，外国人学汉语也多了起来，如果中国大陆是民主国家，藏人就不会感到在西藏流行汉语吃亏了。达兰萨拉皆以说英语为荣，达赖喇嘛操一口英语在世界各地演讲，是为受众听起来方便，如果刻意以藏语对外国人宣示民族传统，再翻译成各国语言，那就麻烦多了。中国满清时也有西化的担忧，最终知识界与统治集团达成“中体西用”的共识，皇帝也开始学习英语，并不认为是向帝国主义投降。“西用”与现代化是同意词，现代化就是西化，中国特产中没有一样是现代化的，无一种现代化享受不来自国外，自由、人权、民主、科学等理念也都是西方的东西，不服气也没用。当年皇族与义和团一起干过扒铁路、砸邮局、砍电线杆子的傻事，但西方科技文明与政治思想还是进入古老的中国，西方的坚船巨炮太吸引人了，铁路的效率无力抗拒，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更是不可抵御。无论现代化的过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甚至是被强迫的，都不会再退回去，西藏的现代化列车已经开启，谁也无力使之停下来。好比生物技术发展到基因重组阶段，一定会走到基因改造和生命克隆这一步，人工创造出新的生物，不会因恐惧未来而止步不前，哪怕走向自我毁灭也罢。禁止人民看电视的塔利班垮了台，阿富汗人首先争购的就是电视机，不会因保持古老的伊斯兰传统而放弃现代享受。阿拉伯人一年四季长袍罩身，到世界杯足球场上，一样短衣短裤，骑骆驼的牧民开上了汽车，施瓦辛格的功夫片同样受青年人欢迎。汽车是美国人发明的，足球是英国人的运动，极力反对西方价值观的阿拉伯人，在享受西方文明时，肯定没有被西化的抱怨或怒火冲天的愤概。人们一天五次朝拜麦加没有怨言，因为是宗教信仰，若令其彻底退回到游牧时代，决无可能，因为人类向往更富足的生活。西藏的牧民也会日渐减少，游牧习俗会逐渐边缘化，城市化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传统生活方式不可能维持不变，尽管失去某些东西是令人惋惜的。中国也一样，全世界都享受“四大发明”时，中国人停止了脚步，全球没有趋向汉化，反倒是汉人的生活基本上西化了。商品大流通，文化大交流，小圈子的文化必然要溶入全球交流中，民族的也应当是世界的，与他人共享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保留自己文化的最好方法。藏民族走向全世界，藏文化才受到世界各国空前的重视，人人都觉得藏文化的特殊与珍贵，无不以了解和保护藏族特色文化为荣，保护藏文化才成为一个国际热门话题。微软新版本的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第一次支持藏文，是基于藏文编码字元集国际标准ISO 10646，从藏文打字录入到排版处理、电子邮件收发、网站建设、应用软件开发等等，使用计算机通用操作系统。从此，西藏文在电脑网络世界里将畅通无阻，这将是藏文化溶入国际化的又一次飞跃。
再说青藏铁路。西藏若停留在中世纪的游牧时代，牛粪烧火，酥油点灯，自然不需要铁路，要发展现代经济，就一定离不开铁路。即使由藏人治藏，西藏的物产，外面的商品也需要廉价的铁路运输。至于铁路会加强在中央在西藏军事能力一说，当然有理，可当年连公路都没有，解放军照样开进了西藏。需要关注的是环境问题，青藏铁路特别为藏羚羊留下了迁徙通道，车站设计上也体现了藏民族特色。铁路一开通，深圳义工立即自费去青藏线上宣传环保，因为环保已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意识。焦点在于青藏高原脆弱无比的生态，在于神山圣湖是否受到惊扰，在于内地牺牲环境的发展是否会在西藏延续，在于如何发展确实应该由藏人自主决定，不是汉人越俎代庖，费力不讨好。象张健热衷于横渡青海湖或纳木错，韩红计划空降布达拉宫，不尊重藏民族的信仰和感情，胆敢在圣湖与布达拉宫玩什么“眼球经济”的新花样，才是最令人厌恶的。雪域高原素有亚洲“江河源”、“生态源”、“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美称，是亚洲10条大江河的发源地。她滋养了中国、印度以及其周边的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缅甸、老挝、孟加拉国国等国家的30多亿人口，关系到全世界47%人口的生存环境。它还是北半球乃至东半球气候的“调节区”和“启动器”，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青藏高原生态毁灭了，三江源干涸了，首先受害的是汉民族。西藏人口承载的极限是多少，需要认真考虑，不是一味要上多少大项目和吸引多少游客，若将西藏环境搞得一塌糊涂，一切现代化的努力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人类追求现代化肯定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也越来越大，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有南极条约保护，比西藏还要洁净，现在也有污染问题。人们带去的外来物种已经破坏了南极更为脆弱的生态，影响到本地物种的生存，南极旅游也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未来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危机，人类向何处去，消费主义模式的发展还能走多远，尚难预料。达赖喇嘛呼吁将西藏转型为世界上最大的生态保育区，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选择，也是保护西生态藏唯一的选择。西藏不可以简单重复别人走过的路，宁可牺牲发展速度，也必须保护好这片佛国净土，有限度地开发。但应该区别于“印第安人保留区”，勿变作现代社会的“活化石”。而对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却不必太过担心，文革都没有消灭的信仰和文化，现在已经传播到全世界，达兰萨拉已是藏文化的基地，就更不存在毁灭的可能了。中共极力将藏传佛教变为党传佛教，加入爱党的戒律，强令僧人批判达赖喇嘛，这种做法一定是徒劳愚蠢的。
十、难解的结
经济上的好处并不具有绝对的吸引力，不能化解民族独立诉求，好比给整得家破人亡的黑五类摘了帽子，作一些补偿，他们就会从心里感激共产党落实政策的英明伟大吗？蒙古再贫穷也不愿与中国合并，人人都希望生活在本民族掌握自己民族前途的社会里，不愿意接受一个压迫的外来政权。在人权超越主权的普世价值影响下，藏民族争取人权斗争的正义性已为全世界所认同，这远不是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大举进藏时的情况。即使在长期的高压下，民族感情也是很容易被唤醒的，一旦压制力减弱，民族情绪便会强烈地反弹，导致国家解体，苏联和南联盟是再明白不过的例子了。西藏高度自治问题的实质是以人权来争取主权，西藏民族争得了人权，出于对汉人深刻的不信任和恐惧感，出于深厚的民族感情，加之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任何汉藏矛盾或冲突也会激起独立浪潮，中国维持主权地位会越来越艰难。流亡藏人之所以走中间道路也是委曲求全，暂时的退而求其次是缘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不是象美国或加拿大一样，诸多民族自愿结合在一起。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克斯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25] 中共为了维护主权不得不采取攻势外，其他方面尽量退让，有时甚至是忍气吞声，默认藏人的过分要求，力求减少民族矛盾。在西藏，平时藏人打了汉人没事，汉人若打了藏人便是塌天大事，同样一件刑事案件，藏人免于处罚，汉人却要坐牢。若说有种族歧视的话，在西藏是藏人歧视汉人，汉人决不敢在公开场合歧视藏人。你不能说街上军警都是为了袒护汉人，那是防止骚乱用的，是保护政权，不是保护汉人。除了中央下令镇压期间，军警是不敢在街头开枪的。中共的强势体现在对政权的高度警觉，而不是事事与藏人争强，有时不免忍让过度，以求得安定。藏人则是将中央的无偿援助视为对西藏的赎罪，任你花多少钱都永远赎不清，好似日本人无论怎样道歉，出巨资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总是还不清所欠的侵略杀人债。流亡藏人的成功取决于美国，于是很多藏人的希望寄托于美国，认为凭借藏族宗教文化，也能在独立后从美国和西方国家换回更多的好处，达到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水平，甚至认为是汉人耽误了他们走向现代化。藏文化有发挥想象力的传统，从《格萨尔王传》中，从数不清的神山圣湖崇拜都可以看出，形象思维过于发达，逻辑思维便显不足。好在西方人精于理性思维，所以对想象力丰富的古老文化发生深厚的兴趣，视之为必须完整加以保护的活化石，加之藏人流亡的苦难，感动着具有博爱精神的西方人。但是，若让美国及西方国家承担起整个大西藏的生存发展责任，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化至上主义，无非是单相思式的异想天开，竟然盛行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藏族青年。要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准是什么概念？每年必须有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怎么会有这种可能性？由此看出，中共企图以金钱收买人心，以期藏人感恩戴德的作法，反而伤及了藏族知识阶层的自尊心，产生逆反心理，思想感情立即转移到人权和独立上去。所以，花钱买稳定的怀柔策略是不会成功的。至于独立后的情况究竟会怎样，谁也不去认真考虑，反正打前锋的知识精英可以谋得体面职务，赢得社会尊重。达赖喇嘛虽然谋求一个长远和睦相处的办法，但更多的青年人失去了耐心，他们的心中只有两个字：独立！用什么手段也在所不惜。只要时机一到，鼓动民族独立的狂热就会变成实际行动，把中国侵略者赶走。如果民族自决成为可能，西藏也会与中国分手。
从满清治藏始，便对西藏实行巨额财政补贴，还不包括军费，中央政府也从不在卫藏地区收税。1795年，布达拉宫年收入127000两白银，支出为143000两，不足部份由清廷补足。到了中共时代，为了维持对西藏的控制，更是大幅度补贴西藏，现在每年更是达到几百亿元。西藏的自然环境不足以独立维持一个现代社会，高度自治模式从政治现实和未来的实际运作都有相当的困难。西藏自治了，政治和财政上的麻烦还免不了由中央背着，谁让你要主权呢。达赖喇嘛说过：
由我们的藏传佛教给你们精神上的东西，换你们的面包、水果、粮食，你给我们物质上的援助，这样两个民族互补才会好，另外你13亿，我600万永远也抗衡不了，另外西藏也不能搬到美国，搬到加州，永远跟中国联在一起。所以只有两个民族和好才能解决，其他要独立什么的，今天独立了，明天又打回去了，没完了。[26]
达赖喇嘛究竟是智者，问题看得深远，精神换物质，汉藏关系如此甚好。但他身后的藏人也放弃独立要求，难度相当大。面包未必能化解民族矛盾，外蒙古经济落后，给他们面包，他们就会回归中国吗？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超过满清年代，也强过中华民国许多，但台湾人民战后还是欢欣鼓舞回归中国大陆，是国民党的压迫和大陆政权的威胁才唤醒了本土意识和独立意愿，打消了做中国人的梦想。若西藏独立建国，那好坏便与中国无关，中国自然卸去背了几百年的沉重包袱，可是主权意识又不允许这样做，让任何一方彻底放弃主权之争，永远和睦相处，就是领袖人物打包票也不管用。所以中央死活认准了维持现状，我压不住流亡藏人，可也决不会自找麻烦请他们回来。从另一种观点看，西藏的战略地位显然被夸大了，西藏对中国的防务有重要的屏障作用，但那是冷兵器或初级火器年代的地缘政治观，现在已是核威慑时代，是卫星导航的飞弹时代，是制海权决定国家地位的海洋时代。中国是既多山又临海的国家，仅内地也有充足的国土布署核导弹，潜艇也可发射导弹，核威胁战略不需要占据地理上的制高点。在弹道导弹射程之内，不存在地理屏障，凭地理优势来保证国家安全的年代已经过去。如三八线上的朝韩双方，朝方火炮可覆盖韩方首都首尔，朝鲜一方又是山地，双方在初战时，韩国一定吃亏无疑，但朝鲜为什么不灭掉韩国呢？就是因为终合打击能力上，朝鲜远不是韩美两国的对手，朝鲜一开战，绝对是自取灭亡。国家安全一靠军力，二靠政治，毛泽东时代所以感觉不安全，纯粹是政治上的失误。邓小平调整了外交战略，大幅裁军，比毛时代就安全多了。东欧国家加入了北约，单个的国家安全变为欧洲联盟的整体安全。朝鲜、伊朗感到不安全，不是谁要攻打他们，而是专制政权本身对民主潮流的恐惧感，必须树立国际强敌来煽动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若不与自由世界为敌，再小的国家也不会受到侵略，毕竟有联合国主持公道。一个小小的朝鲜敢于挑战强邻和美国，强国都不会轻意开战，何况面对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核大国。当年苏联一定要外蒙古，就是斯大林担心日本经外蒙古直插西伯利亚，切断通往远东的铁路运输线。但苏联垮台之际，无人再有这种担心，日本早已成为防御型国家，中国也远不是俄国的对手。何况攻打一个国家，地面部队的推进是在导弹攻击奏效之后，希特勒的闪电战术和中共的人海战术已经派不上用场。巴勒斯坦没有正规军，没有地理屏障，以色列拿下它一天就够了，却不可能这样做，这就是时代在进步。谁也不愿意让国家分裂，但中国西部的战略地位未必大到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地步。苏联拿到了外蒙古，也仅是减轻了心理压力而已，并不能保证苏联自己不分裂。中苏对抗，毛泽东挑战苏联，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苏联还是不敢大举进攻中国。俄罗斯放弃了蒙古，也不见得中国对西伯利亚铁路线构成致命威胁。列宁的“东方路线”失去意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阵营散伙了，各国都在调整对外政策，国际社会也有了较一致的价值观——和平与发展，完全靠丛林法则横行世界的时代正在过去。依靠武力征服维持的专制王朝日趋末路，根据各自的利益而结合的现代国家已成为大趋势。中共不敢与不断侵蚀南海岛屿的小国越南开战，原因就是怕引起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一个尊重生命价值和自由权利的人类社会正在出现，一些以往被意识型态或强权压抑的如民族、宗教等问题也开始突显出来，还有因人类发展而新产生的环境资源问题等等，传统的政治原则在面对这些新型的问题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需要重新确立一个超越国家、民族、宗教、地域和传统文化界线而为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思想理念，这个理念必须改变人类弱肉强食的信条，寻求化解仇恨、消除残忍和不人道行为，促成人类各族群的对话、沟通和合作的机制。达赖喇嘛以佛教的和平非暴力思想，也就是“众生为母”的慈悲思想为基础，试图以佛教的中道理念为人类利益的最大化和人类无限欲望与自然的有限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达赖喇嘛之所以受全世界的欢迎，并不主要靠藏人悲惨凄凉的故事，若走到哪里都开忆苦大会也会变成“祥林嫂”。成功在于他传播了西藏的佛教，告诉人们怎样在知足和克制欲望的情况下合理地利用自然和享受生命，证得众生持久绵长的幸福，佛教就是教导人们如何生活的快乐哲学。从长远来看，在西藏的物欲化政策不可能消解藏人的宗教需求，否则最富裕的欧美国家信奉出世的佛教就是件解释不通的事。同样，粗俗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也难于垄断物质社会，最终还是要由唯心的宗教——被亵渎的神灵来收拾人心，驱除人们心中的狼性、狐性、猪性以及犬性，恢复人性的尊严。
从汉民族主义和藏民族主义为出发点观察西藏问题，结论迥异。但治藏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毫无疑义，应该是为了藏民族的幸福，藏人愿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这即是幸福。作家马丽华在她的《走过西藏》一书中，谈到了藏北草原文部居民的幸福感受：
所到之处，几乎家家百姓都有一个角落充当经堂，供着神龛，点着酥油灯，摆列着大活佛像、拉萨布达拉宫和三大寺的画。许多人家还并列着中央领导人的肖像——关于这一点，初到西藏的人感觉尤为强烈。一位成都朋友说，拉萨的怪诞意识给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罗布林卡新宫的一面壁画。大活佛的高级画师把毛泽东主席一笔不苟地画在壁画上的显要位置。老人家栩栩如生地与佛本生故事的众多角色永远不分离了。 无神论的国家领导人也被当作神认真地供奉起来，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文部老人们的神情和目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神情是超然物外的，那目光是穿越俗世的。多年来我走过西藏许多地方，第一次撞见如此集中的一群民间智者哲人，不胜惊讶与喜悦，无从表示，便把从北京捎来的一袋加应子每人分发了三枚，他们大方地接过去，没有表现出惊讶，虽然这种加工法的糖果文部从来没见过。 告别那几位文部老人之际，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禁不住发问： 你们生活在神山圣湖之间是否有幸福感？ 老人们欣然微笑，纷纷抢答：当然，当然，非常幸福！非常幸福！你看，前有达尔果神山，当惹雍措圣湖，湖畔有使灵魂升天的十三种圣物；既长树，又长庄稼，又能放牧；气候温和，从不必防霜，而且不生炭疽病……我们很满足。 那么来世是不是还愿再托生于此呢？在这片充满生死轮回因果律说教的大地上，老人们却悠然答道：身后之事很玄妙，看不见摸不着，其实可信可不信，那只是——灵魂的幻想。 文部的山水和文部的人，耦合得多么和谐！这是一种大美境界，无与伦比。然而我知道自己是从美学角度看待他们，若有人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令人心事重重。
这片号称“全民信教”的雪域土地上，几乎所有的百姓都被一种巨大的惯性旋进那个恒转不息的转经筒里了。……[27]
一个人的幸福感出于自身的体验，一个民族的幸福感出自于民族的整体感受，外人无法用自己的见解替代别人的幸福价值观。在历史上，汉民族最讨厌外民族的统治，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朝被汉族政权的明朝推翻，满清统治汉民族几百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版图最强盛的时期，比腐败落后的明王朝强出多少倍，汉人还是一直想着反清复明。在近代，汉民族又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满清无力抵御。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为了号召民众，开始时也是要反清复汉，利用会党力量发动起义。按理说，汉民族应该理解少数民族的自治诉求，但遗憾的是汉民族在民族问题上也普遍存在着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心态，将民族矛盾简单地分为是与非的选择题，顺昌逆亡，一切以本民族利益为取舍。非要以唯物主义幸福认知方式另眼看待藏民族，再将党文化强加于人。佛学的中观，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天人和一及无为而治，都不及今生现世的权力金钱重要。十七条协议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中间道路在现实中也行不通，早已陷入僵局，尽管中共从不承认有西藏问题存在。但汉民族的民族问题认知与中共并不相同，中共不让西藏自治或独立，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主权意识，否则不会轻松承认外蒙古独立，也不会在几十年的边境谈判中不停地向周边国家让出领土，而是中共政权自身的利益考量，它更无力抗御民主浪潮，不敢涉险。中共只是在利用大汉族主义情绪，它惯于制造和利用矛盾，促使族群分化，挑起内斗，利用和打压并行，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从中共进军西藏开始就制造出西藏问题，1959年走入绝境，目前看不出到达彼岸的希望，光在这里讨论一下，就足以令人大汗淋漓了。
注释：
[1] 《西藏通讯》2006年总第59期，西藏流亡政府称北京对其立场曲解，西藏之页网站（www.xizang-zhiye.org）。
[2] 《西藏通讯》2007年第61期，达赖喇嘛在“3·10” 纪念集会上的讲话，引自西藏之页网站。
[3]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P122。
[4] 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花城出版社，P250。
[5] 参见《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一章。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7] 同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8] 同上，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9] 徐明旭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第四部第十三章。
[10] 原文见《西藏通讯》2006年第60期，达赖喇嘛特使建议中国重新划定藏区边境，西藏之页网站。
[11] 《西藏通讯》2003年总第45期：蔡咏梅专访达赖喇嘛。
[12] 《西藏通讯》2003年总第44期：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第五次会议。
[13] 《西藏通讯》2004年总第48期。
[14] 摘自《西藏通讯》2007年第61期：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15] 《西藏通讯》2005年总第53期。
[16] 资料摘自罗绒战堆：西藏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www.tibet-web.com）。
[17] 见2011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18] 2008年9月25日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谈“大西藏问题”，引自西藏之页网站。
[19] 跋热·达瓦才仁著：《血祭雪域》，第三章。
[20] 徐明旭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第一部第一章。
[21] 戴超武：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引自冷战中国网（www.coldwarchina.com）。
[22] 唯色：2007：拉萨碎片，《西藏通讯》2007年第61期。
[23] 王力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议报》第172期。
[24] 《西藏通讯》总第22期，泽仁邓珠：西藏不稳定因素及其对策。
[25] （法）董尼德著：《西藏生与死》，第二部第三章。
[26] 《西藏通讯》2003年总第46期：达赖喇嘛访美录。
[27] 马丽华著：《走过西藏》，P62-63。原注：“湖畔十三种圣物，据次仁玉珠《圣与尸》称：在文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共有普渡众生的十三种圣物，它们是，圣人、圣食、圣水、圣龙、圣灶、圣草、圣鹿、圣塔、圣箱、圣锁、圣石、圣岩、圣字。圣人指本教高僧及象雄第一代王古龙·色吉杂如坚；圣食指文部本地青稞；圣水是山间一甘泉；圣龙是在一石上自然形成的美丽小龙；圣灶为自然形成的灶形石；圣草则是一种奇妙野草，放在眉上可看见天宫；圣鹿是一自然的鹿形岩，其余五圣也都是象形的石及岩；圣字是距湖畔不远的沙滩上由野草自然生长的藏文三十个字母，形象逼真。由于上述十三圣物的存在，人们传说，不论是谁，只要他在活的时候往文部踏上一步，就能保他三世得到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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