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间道路
一、上善若水
藏传佛教在根本教义方面与汉地佛教同属一个渊源，两地佛教都是大乘佛学，没有基本教义上的区别。差别在于藏传另有一套藏密口传，为即身成佛之法，需拜上师才可以得知其妙，进入藏密修行之成佛境界。藏传佛教是显教菩萨乘和密教金刚乘合二为一的教派，都有大乘教的共同特点，如利益众生为目的的菩提心，受分别解脱戒和菩萨戒，以六度修福慧资粮，成就佛陀色法二身，以无二正见破障，追求不同于小乘教的不住二边涅槃等等。汉传佛教是大乘显教，全部经律论成文成册，没有一套口传密法，提倡顿悟成佛或念佛待往西天极乐世界等。藏密也讲空，各派都以龙树中观见为主，六祖《坛经》解说事理契合中观，但后期禅家轻视经教，虽言重理，但不学经论而所得之“理”，所谓“顿悟”也就难免流于牵强。现在的汉传佛教另一派是净土宗，认为理深解微与未世断惑证理甚难，乘佛愿力往生净土为易行之道。因此，不习中观唯识之理只诵几部净土经典，多念佛号以求往生。由于这些原因，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事理二谛的见解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特别是藏教在中阴状态和灵魂转世方面，有着更多的临终关怀和修习超荐方法。然毕竟汉藏两地同属大乘空宗，佛家之空，并非指没有，而是肯定中有否定，即否定有又否定空，介于中道，有——空——空空，是——非——非非，法——非法——非非法……一切不离中道，称之为中观论，是大乘哲学思想的核心。心如明镜是有，明镜无尘是空，连明镜也无便空空如也。如师徒二僧过河，见一少妇啼哭，得知桥被冲断，水虽不深，小脚妇人亦无法涉水。老和尚二话不说，背起妇人渡河而去，小和尚观之色变，但又不敢呵斥师父。回到寺中，寝食不安，挨过月余，身心疲惫，终于忍耐不住，询问师父道：“您老人家背妇人过河，徒弟怎么也觉犯戒，也不见师尊忏悔，无事一般。”师父道：“此事师父当时就放下了，尔至今耿耿于怀，方为罪过。”空不是否认事实的存在，而是拿得起放得下。不拘小节，救人苦难，才是佛家境界，否则光念经又有何用。背人涉河是有，事毕是空，连人带事一起放下即入空空境界。中观妙谛似于儒家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乃君子自强之道：“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君子至诚方为圣者，“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古来知识分子必修之课。中庸思想有利于化解矛盾，脱离偏执，是中国思想哲学之精华。所以说中庸不是和稀泥装糊涂，是高级智慧的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共产党视中庸之道为阶级斗争调和论加以批判，不时表现的过激愚蠢便是不懂中庸之奥妙，自然更不会通晓中庸治国之道也。
共产主义与大乘佛教是刚柔相对的两种哲学观，共产主义至今不过150年，凭枪杆子打天下，到处树敌；佛教已有2500多年，靠慈悲普渡拓展世界，与人为善。老子说：“上善若水”，所谓上善若水即柔能克刚，共产主义是块硬石头，大乘般若是条长流水，水滴石穿，石头最终化为泥土，流水还是流水。毛泽东不会把达赖喇嘛视做对手，达赖不过是个有些地位的小和尚；达赖喇嘛更不会与毛泽东为敌，毛是强悍的中共领袖。两者之间权势地位差距太大，两者人格对比亦相差悬殊，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佛家的本领是忍辱波罗蜜。无需精心测算，再过2500年佛教还将存在，现在共产主义已经走向衰亡，其寿算不会超过250年，谁将笑到最后呢？1976年，毛泽东死了，达赖喇嘛至今仍在。毛的死亡，在中国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衰落，毛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传遍全球，秘鲁的毛泽东思想光辉道路游击队，尼泊尔的毛主义游击队与许多失败了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和非洲等国的毛派武装一道，逐一走向衰亡。更可悲的是，毛的“大救星”只能做一世，死了就死了；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可以不停地转世下去，留一尊世间神看护人心。虽然达赖喇嘛已表态，只要多数人不需要了，就可以不要转世制度，西藏人恐怕不会同意。此非迷信也，宗教有别于世俗，保留一定的神秘感，有活佛在世，更扩大感召力和亲善力，起到洁净人心和净化社会的作用。达赖喇嘛将慈航普渡的大乘佛教弘扬于全世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遍地开花，越来越兴旺。一个把暴力思想撒向人间，一个将慈悲理念带给人类，两人都是大师级的人物，都将为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供后人千秋评说。
藏密之中观，在修行与思辩方面更有独特之处。达赖喇嘛是佛学大师，藏人的精神领袖，佛学修养自然不在话下，六波罗蜜中忍辱波罗蜜更非常人可比。昔年佛祖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即为行忍辱波罗蜜。不知空者难持中观，强忍即非空，亦非中观，中观是连空一起空掉，进入无相无住之境界。藏民抗暴遭受残酷镇压，独立的诉求又遭中共打压，争取自由这路太地艰难，更增加藏人的仇恨。达赖喇嘛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西藏必须以别的方式实现民族的自由——
由于中国军队于1959年血腥镇压了藏人的自由运动，因此，当时几乎没有一个西藏人想到要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而中国政府也认定只有彻底灭绝西藏才能解决西藏问题的认识，因此决心并一直在实施消灭西藏的文化与民族特性的政策。当时只有一个人期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达赖喇嘛。1959年6月，达赖喇嘛在麦索日发布的新闻公布会上声明：“我们西藏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未抱着仇恨或敌视的态度，为了就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我们必须尽快找出适宜的方法”。[1]
在遭受民族大清洗和带来失去家园的巨痛之后，仍能坚守佛家慈悲为怀的情操，不是菩萨级的大觉悟者，不会这般忍辱负重。长期坚持和平非暴力理念，比中共一味使用暴力的传统，不啻于霄壤之别。如果仅仅是佛教徒，单就忍辱还算不上太艰难，难就难在担任宗教领袖的同时还是世俗的民族政治领袖，个人的修行若脱离民族兴亡，这种修行不过是小乘水准，难于肩负民族复兴责任。世界上以暴力实现民族希望的事太多了，以和平争取民族前途的屈指可数，感动于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赞赏曼德拉非暴力思想，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面对毫无人道可言的共产党。以暴制暴最容易获得广泛的民间支持，在群情激愤时刻点一把火，极易树立起个人为民族前途斗争的民族英雄形象。然而未必是民族的希望，哈马斯和法塔赫以恐怖主义手段袭击以色列，至今建国之梦仍遥遥无期，但在民众中的威信却极高，哈马斯还通过选举进入政府。中共以阶级斗争为宗旨，面临灭顶之灾时可以暂时与敌对者妥协，以韬光养晦，但永远不会倡导中庸之道，与反对力量和平相处。阶级斗争理论是共产党的哲学支柱，即所谓“哲学的党性”原则，唯物论又是斗争哲学的基础，视唯物主义为唯一正确的哲学观。唯物论是相当于佛教“一切有论”的唯物质理论，凡是非唯物主义的都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错误反动的，必须给予猛烈的批判和斗争，没有中庸调和的余地。共产党把人类的全部哲学简单归为唯物与唯心，本身就很荒唐，更荒唐的是将哲学思维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对待哲学分歧，取消非唯物主义哲学的生存空间。讲唯心的佛教在唯物者眼中更是胡说八道，认为信仰佛教如同中了鸦片之毒。阶级斗争是理论上的彻底批判，又是肉体上的残酷灭绝。毛泽东读过六祖坛经，不知有何感想，或许是带着唯物论的有色眼镜，作为批判对象来看，禅法之奥妙当然无缘体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气吞万里如虎”，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似乎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掌中，豪情万丈，何等风光。待老人家风烛残年，留下“照过去方针办”的悲情嘱咐，众叛亲离，黯然而去。比国父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样浩气长存的遗嘱，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从未认识到他会有什么谬误，治藏政策的失败，也是继任者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承认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们，否定文革，解散了人民公社，挽救濒临绝境的共产经济。百废待兴，急于改革开放，收拾人心，取悦于西方，宗教政策也不得不作些调整。尽管还是宣扬无神论，但为了团结广大群众和少数民族，为统战之需，给宗教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隙，修复被破坏的寺庙，释放监禁的喇嘛，恢复西藏的宗教活动。1977年4月，阿沛·阿旺晋美代表中共宣布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印度的藏人回来。不久华国锋呼吁全面恢复西藏的风俗习惯。1978年2月 25日，在近10年的监禁之后，中共突然释放班禅喇嘛。3月 10日，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抗暴19周年纪念的演说中，呼吁中国当局开放西藏让外国游客无限制进入西藏，同时也建议中共应该允许西藏当地人民能探访流亡在外的家族亲人等等。11月，中共在拉萨公开释放了 34名政治犯，这些人大部分是前西藏政府的行政官员，因宗教或政治问题入狱的服刑人员也大批释放。1979年1月 1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班禅喇嘛14年来首次公开露面，呼吁达赖喇嘛以及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回去。2月 8日，嘉乐顿珠抵达康普，告诉达赖喇嘛，他与邓小平的秘使相见，中共领导人想与达赖喇嘛沟通，并邀请他到北京谈谈。2月6日，“西藏自治区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和参观委员会”在拉萨成立。2月底，嘉乐顿珠在北京会晤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邓小平说：“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还说，百闻不如一见，欢迎流亡藏人回国探亲等。3月底，中共接受达赖喇嘛派遣考察团前往西藏的提议。8月 2日，西藏流亡政府五人（即达赖喇嘛的三哥络桑三旦、达拉彭措扎西、居欠图丹南杰、扎西多加、络桑达杰）考察团前往北京和西藏。北京停留两周，考察西藏4个月，于 12月底返回达兰萨拉。
踏上阔别多年的故土，自是百感交集。当第一个参观团到达藏区，途中受到了西藏人民狂热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围着代表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人们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号，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考察团也禁不住失声痛哭，还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当流亡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后，成员们私下向政府透露，他们为亲眼所见的西藏的大规模的宗教和文化破坏而吃惊，他们抱怨那里贫穷、落后、物质不丰富。抛开文化不说，像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汉人的水平。这些使中共高层人士震惊。他们原来期望让代表团看一看20多年来中共统治下西藏的进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话，以达成对中共有利的协议。”[2] 且看达赖喇嘛自传中对当时代表团回乡情况的叙述：
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北京当局想让代表团对“新”西藏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想他们深信代表团会看到整个祖国如此的自足和繁荣，代表们会明白再流亡下去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为了防止代表团遭受当地右倾思想者的实质攻击，中共当局还教喻西藏人对代表团要有礼貌。我也怀疑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存在对逐渐在乎世界舆情的中共来说是一大困扰。因此，任何能诱惑我们能回去的方法，他们都会试试。
经过平叛战争和文革灾难的西藏，尽管在交通设施等方面较之过去有了一些改善，但与内地一样到处是一幅幅落后破败的景象。中共当时对开放西藏让流亡藏人参观很有信心，虽然文革造成了灾难，但对西藏的建设却相当自豪，不然不会说“百闻不如一见”，一厢情愿地认为达赖代表团会被西藏的“进步与团结”所打动。中共也以为“百万翻身农奴”早已淡忘了佛教，淡忘了达赖喇嘛，永远感激“解放”了他们的共产党，一定会以鄙视“农奴主”的愤怒来迎接达赖喇嘛的先行人员。代表团到拉萨之前，中央书记处询问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参观团到达拉萨会发生什么情况。任荣说，拉萨人民的政治觉悟比青海的藏区农牧民高得多，他们会坚定地站在党和祖国一边，不必担心出乱子。以至在参观团到达拉萨前夕，命令拉萨各居民委员会召集藏族市民开会，告诫他们对参观团要有礼貌，不要出于对旧社会的仇恨向后者扔石头或吐口水，因为后者毕竟是中国政府的客人。担心场面弄得不愉快，影响统战效果，也以为流亡藏人看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定会感激不尽，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参加“新西藏”的建设。谁知恰恰相反，为宗教的感情大门打开一条缝隙，对内地还不打紧，对历来以信奉佛教为第一件大事的西藏来说，无异于马上开赛的足球场，聚集在门口期盼比赛的观众无不蜂拥而入。百万藏民奔走相告，争睹上师之风采，一解心中之渴望：
然而一等他们抵达安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像中共原先的打算。不管代表团走到那里，都被无数民众包围，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要求加持，并且询问有关我的消息。中共大为震惊，他们心慌意乱地通报拉萨中共当局警戒，以便应付代表团到达时的状况。回电是这么说：“多亏首邑高度的政治教育水平，所以不可能发生什么难堪的事。” 然而，行程里的每一步，流亡政府的五位代表都受到令人欣喜的欢迎。他们到达拉萨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带回来的照片显示街上挤满了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他们都公然违抗中共禁止外出的警告。在城里时，有一位代表偶然间听到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对同僚说：“过去廿年的努力就在今天泡汤了。”
虽然这种情况常常是威权统治下在上位者与人民之间的鸿沟，但是看来中共的确是做了一个完全离谱的错误估计。虽然中共防止类似事情发生的情治系统非常有效；但是他们的评估却全然错误。[3]
经济上的成就不值一提，因为全世界早已飞速发展，亚洲也一样，共产党的“新中国”已经大幅度落后于周边国家了，更不要说与西方社会比较。而文化上的摧残给藏人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达赖喇嘛胞兄图登诺布率领视察团到西藏，被眼前景象惊呆了：
“在我离开西藏的时候，那里还有很多的寺庙、喇嘛院。甘丹寺曾经是全国第三大寺，拥有三千和尚，现在却是废墟一堆。哲蚌寺，西藏最大的寺院，曾经住有一万名的和尚，如今也只是一座鬼城。中国人对我们说，那里还有两千名和尚，我却只看到六、七名穿着袈裟的人。色拉寺也是一样地被摧毁殆尽，现在只剩下几个和尚而已。所有的西藏寺庙，全部被摧毁化为废墟或是半废墟。”布达拉宫在文革结束的时候，还是屹立不坠，然而里面的东西很多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仿制品。
他回到安多的故乡，附近的衮苯寺已经被该称为塔尔寺了。图登诺布所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痛苦故事。“当我问他们有关目前生活状况的问题时，他们只是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他的人则向我诉说，他们的家人、亲友，如何被杀、被囚监、被解押到劳改营、被残体或是被弄成残废。有些人被木棍打成聋子，有些则变成瞎子。另外有些人则被迫像马牛一样，去拖拉重物，把身体扭曲得不成人形。很多人被迫在‘斗争会’上出现，其他的人则被迫去拔他们的头发。数以千计的人，由于缺乏适应能力，吞不下昆虫、废料、死狗的骨头，和猪争食而活活饿死。他们也告诉我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之间，所有的男人全部被逮捕，装上卡车，运到劳改营；你所能看到的，放眼尽是妇女、小孩及老年人。”
此外，他还说：“以前的西藏，是山羊、羚羊、鹿、熊、犁牛及野马的天堂，现在则所剩不多。至于生态的破坏，不提也罢。一座座的森林，被砍伐成濯濯的童山。本来就很贫脊的土地枯竭了。至于教育，除了一些特权阶级外，已经有三十年小孩子没有上过课了。一部分懂得看和写的人，也只会中文而已。”有不少图登诺布碰到的藏胞，都在他的耳边说“绝对不要相信中国人，绝对不要！”或是“告诉达赖喇嘛不要回来！”中国人胆敢宣称，他们把西藏从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西藏人一直就是中国人。藏人不是，从来就不是中国人。西藏到现在还是被占领区。[4]
中共高层当时对于西藏的破败景象知之不多，总以为花了不少钱，藏人一定是无限感激，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虚构的“幸福”梦幻之中。1980年5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前往西藏视察工作，面对西藏的现状极为震惊和痛心，藏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1950年前的西藏。在拉萨郊区，胡耀邦在视察反帝公社一些村民的住房时，看到极为恶劣的生活状况，骇异万分。他在西藏自治区高级官员会议上质问道：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扔到雅鲁江里去了？旧西藏是自给自足，中共搞了20年，本地经济无多大发展，反而要依赖内地。胡耀邦在公开场合向藏人表示道歉，他承诺，藏人将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领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免去西藏人民的国家征购任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西藏工作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一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整个西藏三区，压抑多年的宗教激情猛烈爆发，象狂风一样席卷雪域高原，没人能再将它关回盒子里去。苏联的垮台也是这般光景，亿万人抛弃了自做多情的共产党，转向他们的旧有的传统的祖国。
二、风水轮回
达赖喇嘛说过，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共政权恰恰是输在了道德上，所以达赖喇嘛还未返藏，中共在西藏经年积累的优势便如雪崩般垮塌，与本书第二章所列的形势对比正好相反——
社会主义→大乘般若。普渡众生的大乘教义至少能在乱世中拯救堕落的心灵，维护民族传统。社会主义在西藏搞了20年，非但不是救世良方，反而搞坏了人心，社会乌烟瘴气，民生穷困不堪。佛教存在了2500百年，传入西藏1400年，活佛转世也有了700余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仅有150年，就已走向全面崩溃，西藏人只能再回归他们的传统。毛泽东毁寺灭佛，屠杀关押和尚喇嘛，以图消除佛教影响，代之以毛泽东思想。而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和西藏的“达玛灭法”均告失败，毛泽东也一样，用一句毛自己的话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一生中打倒颠覆了的东西，死后无一样不加倍恢复。共产党总要把它不喜欢的东西“扔进历史垃圾堆”，然而最终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不是佛教，反而是它自己。法轮常转，没有人能够停止它，西藏“达玛灭佛”百余年后，佛教进入更为兴盛的“后弘期。蒙古从上世纪20年代起禁佛，长达60多年，现在已数次请达赖喇嘛到蒙古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在旧的蒙藏地区，如现在的蒙古国和并入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图瓦、布里亚特等传统佛教地区，共产主义彻底消亡，藏传佛教的传统全面恢复，这都得益于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毛泽东禁佛几十年，比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更为彻底，却是枉费心机，中共在毛身后又不得不恢复佛教，虽然它仍然是无神论政权。共产主义是祸世的，大乘佛教是救世的，毫无疑问，中共灭佛暴行也必将载入西藏史册，成为自“达玛灭佛”之“百年黑暗”期后的又一个黑暗时期。藏传佛教自“前弘期”从印度引进并植根于西藏，再由“后弘期”中发展成熟，中共灭法的黑暗时期是藏传佛教从区域性宗教分支走向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历史分期。达赖喇嘛是世界级的宗教领袖，不仅在亚洲，其影响力已扩延至传统的基督教地区，这都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而当今的世界上，自毛死后，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在共产党的中国，社会主义仅仅是一块权贵寡头专制的遮羞布。其暴政不仅没有消灭佛法，反而促使藏传佛教从青藏高原推广到全世界，共产主义是无法以暴力战胜宗教的。
人民大救星降临→观世音菩萨转世。大救星叩见马克思去了，共产党没有转世仪轨，靠接班人延续香火，共产主义事业失去革命光环，无法骗取信众，接班人自是一辈不如一辈，再无人敢称“大救星”了。有一次笔者参观布达拉宫，听到导游向游客说，胡锦涛是文殊菩萨转世，这马屁也拍得太恶心了点儿。过去藏人视满清皇帝为文殊菩萨转世，因为满族人信佛，皇帝也在保护藏传佛教上显现智慧。但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干尽毁教灭佛的坏事，胡锦涛一脸僵硬，表情麻木，毫无大爱情怀，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从未展示过人智慧，却戴上钢盔亲自上阵指挥军队镇压藏人抗议活动。他统治的中国更是恶魔当道，横越征暴敛，贪腐遍地，抢地拆房，无恶不作，哪里有菩萨景象？纯粹是魔鬼的领袖，土匪的班头。文殊师利代表着“妙德”和“吉祥”，是智慧勇猛的化身，将共党领袖弄成文殊菩萨，岂不又是灭佛之举？但观音菩萨转世的达赖喇嘛还健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还不到再转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西藏活佛转世系统的确是非常巧妙的设计，无怪乎无神论的中共政府把达赖选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抓起来，死活把中共指定的班禅灵童扶上坐床，还出台了搞笑版的“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想把活佛转世权也独揽在手。毛泽东统治西藏的事实证明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毛无论怎样将自己妆扮成神，终究还是掩盖不了恶魔本性，毛泽东做不到的事，其后世 君主同样无济于事。
五字口号：为人民服务→六字真言：庵嘛呢叭咪吽。如今谁还为人民服务，都喊六字口号：为人民币服务！多了一个币字了不得，多了几千万贪官污吏，多了成千上万携款外逃的红色贵族，带动社会腐化，人心浇薄。而六字真言又回到藏人中间，拉萨的居民每天摇着转经筒，口念真言，围着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转三圈。为人民服务是骗人的鬼话，无人再信。六字真言是大悲咒，是大明咒，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和加持，特别是祈请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当我们念诵六字大明咒时，六道轮回中的六种烦恼无形中就被净化了，藏人孩子在会叫“妈”时，就会念“庵嘛呢叭咪吽”。大悲咒也与金刚上师咒（庵阿吽班杂咕噜叭嘛悉地吽，也称莲花生大士咒）一道，成为从十二因缘中获得解脱的修行法门。
党和政府→政教体制。党和政府的威信已随文革和人民公社的结束而终结了，党和政府早已成为专制和腐败的象征。达赖喇嘛早已宣布，一旦西藏流亡者返回家园，他就要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十年来已经是半退休状态。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正式退休，由民选政府承担政治责任，他认为宗教和政治必须分开，他多少年来一直呼吁政教分离。共产党仍然坚持“党和政府”的政教一体，它决不敢党政分离，那意味着共产政权的垮台。如果允许在共产党与流亡政府之间投票选择，藏人会毫不犹豫选择自己的政府。
十万干部→八万喇嘛。几十万援藏或藏人干部，除了借助政权力量，谁还能与喇嘛们的世俗影响力相比呢？
百万农奴→六万领主。所谓“百万农奴”本来就不是真实的西藏阶级关系，领主一消灭，藏民倒真成了人民公社的百万农奴，比过去领主的待遇还差许多。领主名义上消灭了，共产党的权贵们又成了新的领主，比旧领主群体更为庞大。
人民公社→寺庙庄园。人民公社完蛋了，寺庙又兴盛起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共藏人贵族们正在经营他们自己的庄园，远离菩萨的干部骑在人民头上更加可怕，他们对待农民就象对农奴一样。
挥红宝书→摇转经筒。毛泽东思想不灵了，最终斗不过如来大法，变为写在宪法里的一堆废话。除了干部讲话或学生考试一类应景的场面上，与百姓的生活已无关连，只有很少的文人靠它吃饭，如党校的 教授，如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专门研究他爷爷的思想。红宝书不必挥舞了，倒显示出它的文物价值，据说在美国一本最早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卖十几万美元。文革的东西保存下来，都挺值钱，算得上是文物，“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拍卖价上百万元。转经筒则随处可见，西藏人手一个，顺时针摇一圈儿，等于诵六字真言一次，比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方便，不耽误行路打坐，真乃宝物也。
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把藏民划为三类九等是中共分化藏人的办法，以阶级斗争误导民族情绪，不讲阶级斗争了，民族问题又浮出水面，于是又有了统独之争。以阶级斗争掩盖民族压迫只能是短期见效，藏人经过“平叛”、大饥荒和文革，西藏各阶层的人都是受害者，进入中共体制的人也未能幸免。阶级斗争搞得怨声载道，藏人意识到民族压迫才是民族苦难的根源，下层民众之前也受压迫，却没有造成过如此大的人命伤亡。过去西藏的独立是上层的事，现在是藏民族普遍要求独立。
出动解放军→聚集叛乱者。不必野战军出马了，武警公安遍布城乡，每日荷枪实弹上街巡逻，足以“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再说，达赖喇嘛倡导非暴力原则，西藏无非几个抗议者而已，至少在非暴力意识下，解放军无用武之地。民众真正需要的民族解放是从共产党解放军的枪口下解放出来。
折腾了一圈儿的西藏，又转回来了，30年都不到。洗脑教育在西藏已然无效，把麻烦推给林彪“四人帮”也没用，藏人仇恨的是汉人，中共除了暴力，没有办法维持。花钱来平息民族不满情绪也行不通。1987年骚乱后，1988年初，中央一次就赔偿给拉萨三大寺200万元，3月5日又爆发了第二次流血冲突。说到底，西藏与中共的冲突不是藏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如果毛泽东带去的是民主制度，保留其传统文化，真正实行自治，西藏人一定会建造适应自己民族文化的天堂——民主制度加亲近自然的佛教圣地，就象他们在异国他乡的作为一样。这样又可以省去高昂的治藏成本，藏人有困难资助一下，还能获得些感激。全面控制西藏看起来有效，一竿子插到底，每个人都受到监控。但藏人在压迫状态下，给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忠诚。按人头算，中央投在西藏的钱远比花给内地人为多，毛时代花了几十亿，十几年前已是每年几十个亿，现在一年上百亿元，即便达赖喇嘛回来，也未必能搞到这么多钱。改革开放以后，藏人生活改善虽然比不上内地，但比过去还是要好出许多，农牧业产出成倍增长，工业经济也初具规模，能源、交通、教育、信息和城市建设等方面，更不是以往可比。当然可以说大部分好处落在少数人手里，落在汉人干部手里，可是普通藏人的生活水准也在提高。这之中有时代进步的因素，中共当然希望将西藏建设成为体现其少数民族政策的样板，来证明“民主改革”的正当性。错就错在强加于西藏一个压迫制度，错就错在总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作自以为是的道德评判，把共产专政吹嘘美化为“新西藏”，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治国之策，上演了一出将数百万人陷入恐怖之中的荒诞闹剧。共产主义实验在一切地方，最终总会在一片唾骂声中收场。每个民族都有其政治和文化权利，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用武力强行推行一种价值观是强权政治。这也是电影《阿凡达》给我们的启示，站在地球人的角度，潘多拉星球无疑是落后的，还处于穴居时代，而地球人已是星际旅行者了。但从纳美人看来，他们在仙境一般的环境下生活，充满着快乐和幸福感，他们不需要地球人的唯物价值观，不需要那种掠夺甚至大屠杀的开发方式，他们必须以血与火为代价的反侵略战争来维护其生存权利。幸福感要自己体会，决不是由外人来评判，那种自以为是的道德评价标准才是灾难的根源。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而争取中间道路，实现民族和解，也应该是汉民族的幸福，但共产主义的反人类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出符合人性自由的选择。
世界上的事情，只有先知才能预先知晓，若基督教之摩西，伊斯兰教之穆罕默德，都是世事皆先人预知的大师，尊崇为先知。肉眼凡胎者，无先知之能。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伟大人物，亦能凭自己潜心研究观察，得出常人不可预见的结论。早在1944年，英国学者哈耶克在社会主义刚刚在欧洲盛行时，就对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运动大泼冷水。他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实质是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取代自由主义，取消自由竞争，限制思想自由，会进一步发展为极权主义而走向暴政。对头脑发热的人们断言：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他的理论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众人皆认为社会主义是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救世良方，然而，最终结果证明，全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苏俄的共产社会主义，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或者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史都不断证明这一伟大真理。哈耶克因此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盛大的颁奖晚宴上，哈耶克说：“既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创立了，那么，能够荣幸地与人分享这一奖项，我当然非常高兴。不过，如果当初有人来问我是否应当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会毅然决然地予以反对。”因为“这样一个奖项使更多的人追逐科学的时髦。”[5] 所以，能在众人趋之若骛的时髦潮流中保持清醒头脑的，才堪称伟大人物。这正是中国人的不足，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国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表现出的幼稚与疯狂，在付出几千万人倒毙的无比惨痛代价之后，仅仅几年，又发生了更加可悲可笑的企图纯化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化的文化大革命。1992年3月23日，在目睹了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性巨变后，哈耶克在德国弗赖堡逝世，享年93岁。哈耶克是20世纪的先知，他见证了自己的预言，也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思想遗产：《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
三、和解受阻
和解在一步步进行，但分歧也一层层积聚，藏人在国际上的成功宣传，令中共大丢脸面，极为尴尬。1980年5月，第二支考察团以“挑拨群众造反，危及祖国统一”的罪名被驱逐出境。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与班禅喇嘛谈话时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你的《七万言书》有一部分是对的，有的部分是错的。”满清皇帝会见达赖喇嘛要到郊外迎候，对班禅喇嘛也是尊崇有加，美国总统参加天主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也要单膝下跪。无神论者接见佛教领袖是以居高临下的君主身份，先来一通“爱国主义”教育。这就是共产党的狂妄之处，自以为聪明无比，什么都要管，谁都应该聆听其教导，却什么都不明白。恢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班禅喇嘛，当视察阔别20多年的家乡青海时，受到青海所有老百姓的欢迎，更是到了狂热程度。9月，西藏流亡政府派出由强佐仓和杰尊白玛等7人组成的第三支考察团前往西藏。1981年3月13日，达赖喇嘛在一封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为了让西藏人拥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双方在忍耐宽容的同时，运用极深的智慧，进行努力的紧迫时刻确已来临。就我个人而言，自始至终是抱着不分国界疆域，只求为了给整个人类，尤其是贫困的人们谋求安乐而竭尽全力进行努力的愿望。对上述问题，希望能够确知你们的观点。”7月28日，胡耀邦接见了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传递了中共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胡耀邦坦诚地对嘉乐顿珠说：“对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人，我们开诚布公地商定这么几条：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胡耀邦又说，“第二条，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于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1959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
“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胡耀邦接着对嘉乐顿珠说：“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中共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年轻的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经常回西藏去看看……”
“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并发表消息。” ……
“四、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中共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年轻的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经常回西藏去看看……”
“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并发表消息。” ……
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这五条方针，经过嘉乐顿珠传递到达赖喇嘛那里，引起他的注意。后来，1982年9月，当胡耀邦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达赖喇嘛发来了贺电。贺电说： 当胡耀邦于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6]
胡耀邦的诚意是可信的。1980年5月，胡耀邦同万里去西藏进行了考察，震惊于西藏的贫穷落后，决定免去了藏民的税收和粮食征购。对西藏干部发表过充满激情的讲话，号召关注藏民权益，要藏族干部为本民族争取利益，不要事事听中央的。胡的真诚获得广泛的好评，鼓舞了海外呼唤西藏改革的人。这一时期西藏确实得到了实惠，宗教得以迅速恢复，生活也有了改善。可是，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不让他在西藏生活，限制在北京做官，回国便失去意义。达赖早就是人大副委员长，回国后仍续旧职，又不准随便进藏，还不如逃离之前的境况。他若接受所列条件，那么，1959年又何苦逃离西藏呢？当年达赖流亡后，毛泽东还是给他保留了一届人大副委员长，也说过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的话。再说，达赖在国外是众人瞩目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回国变为笼中雀，近乎可笑。这样看来，难免给人以哗众取宠之嫌，尽管这是胡耀邦在传达中央的意见。“五条方针”体现出在达赖赖喇嘛强大的宗教攻势下，中共凸显出在西藏问题上内外被动的困境，只好提出一些难以接受的条件，将西藏问题缩小达赖喇嘛一个人的问题，从刚刚缓和的形势下后退。但无论如何，流亡藏人不会放过得来不易的宽松时期，流亡政府积极活动，频繁派团回藏考察。西藏从毛泽东的高压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了略为宽松的邓小平时代，事情有了好转，但在关键问题上中共态度又开始强硬起来。中共可以改善现状，但无意改变对西藏的统治，更不可能公开承认治藏的失败。向达赖喇嘛示好是想将他劝回北京养起来，省得在国外惹麻烦，以消解西藏独立问题。但真的把达赖赖喇嘛劝回来，也害怕无法遏止藏人对宗教领袖的信从，引发独立浪潮，反而引火上身。这样一来，双方意图的差距又过于悬殊了。接下来拉萨爆发数次骚乱，要求独立的声音响了起来，有人干脆打出西藏“国旗”——雪山狮子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中国人滚出西藏”。中共不想再退了，军队开枪镇压，拉萨实施戒严，西藏党委书记胡锦涛头戴钢盔赶赴前线慰问战斗部队。
中共又将自己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拧紧了不好，放松了也不行，民族情绪可不是几项优惠政策就能安抚的。达兰萨拉的境外影响与西藏内部的管制弱化，民族独立诉求便是风助火势的燎原烈火。独立运动是迫使中共谈判的压力，若无独立诉求，中共对西藏问题更加不屑一顾。面对日益高涨的独立呼声，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动“消防队”。赔了不少胡萝卜，又不得不举起大棒，这是中共治藏永远跳不出去的怪圈，除非它退出西藏。加紧镇压独立倾向，又开始大抓政治犯，把带头闹事的喇嘛尼姑关起来，设定寺庙和僧侣定额，整顿与遣散僧人，营造恐怖气氛使西藏表面上安定下来。时代前进了，邓时期汉藏关系却比毛时期汉藏关系还要紧张，这是邓氏政权始料不及的，原以为恢复宗教文化便可赢得民心，藏人会忘掉痛苦，没想到反而刺激了民族不满情绪。毛泽东有整套望梅止渴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具有神明般的光环，作为一时的精神资源，至少能笼统住一部分人心，起到暂时替代世俗宗教的作用。毛还有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发动底层群众打碎旧的政治格局和宗教网络，以人民公社将藏人全体纳入毛氏党国管制系统之下。当年布达拉宫顶上曾树起了近两层楼高的“毛主席万岁”巨型标语牌，向藏人宣示着毛泽东不容置喙的精神领袖地位。所以毛泽东的话如同神谕，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理论是实用主义，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没有纯精神信仰替代西藏传统宗教，社会又严重不公，好处都给了上层贵族，汉人都想再闹一回独立走向民主共和，更不可能消解藏人的独立要求。邓小平也有强大的行政网络，但这个行政网络越到基层越操控于藏族干部手中，不会藏语的援藏官员只能停留在县上。腐败的官场上，人人都是混日子，不出事就好，没人愿意下乡去与藏人沟通。藏族干部不会真心为共产党干事，他们也信佛，起实际作用的是遍及乡村的寺庙，乡村干部有事也免不了与喇嘛勾通。寺庙是神佛的代言机构，在政教合一的传统中，宗教权力使寺庙代行了行政系统的主要功能。平反了冤假错案，重修庙宇，贵族喇嘛们又登上前台，说明世道变了，穷人闹革命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宗教权力自然超过世俗权力，一句顶一万句的还是神职人员，因为他们垄断了信众与神明交流的话语权，亦是达赖喇嘛与藏区民众沟通的管道。在中共政权与藏民族信仰的最终取舍中，藏人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也许藏人干部宗教信仰不一定虔诚，但出于不可磨灭的民族感情，达赖是又是藏民族的传统领袖，内心深处一定是倾向于达赖喇嘛，谁也不会以汉人的所谓“爱国主义”为灵魂之寄托。中共虽然精心培养了不少藏族精英，但学历越高的藏族知识精英，其藏独意识越强烈。知识精英所具有的分析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决定了他们对民族自由有着超出常人的渴望，更不能容忍异族的压迫歧视，更不能对共产党“妖魔化”藏民族的历史长久地沉默。那些表面上为党的驯服工具讨政府欢心的“加米喇嘛”——“共产党喇嘛”，只是逢场作戏，为了寺院的生存姑且为之，内心也会有深深的道德谴责。十世班禅受中共厚待，但他内心还是希望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在1964年的传昭大法会上高喊：“达赖喇嘛万岁”。纵观共产国家的解体，皆源自于体制内的异化力量，专制体制在制造敌人的时候，也培养着自己的掘墓人。中共政策的变幻无常，政治运动的血腥残酷，整个社会和党内人人缺少安全感，进入党内无非为了获取眼前的物质利益，谁也不会把党当自己的家，藏人贵族将子女送往达兰萨拉，平民不惜生命逃往印度，就是不看好中共的未来。中共体制内的权势人物，争相将子女和财富送往西方国家，也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从共产党的历史分析，投机者占了多数，所以不时有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出现，机会主义者会充分考虑其机会成本，总是往利益大的方向靠拢，结成强势集团，强势一有改变，就证明新的机会降临。中共藏人干部更是如此，他们现世靠共产党包养，来世靠达赖喇嘛超度，现实利益与来世幸福兼顾，根本谈不到忠诚于无神论的共产党。中共还能呆在台上，还能呆在藏区，主要是军警和金钱的作用，原西藏党委书记陈奎元说过这样的话：“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7] 西藏最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平措旺杰晚年上书中央，呼吁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痛斥那些因攻击达赖喇嘛而取得高位的人：“这些人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平措旺杰原属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未进藏之前就从事地下颠覆活动，后来被中共单独囚禁18年，不似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全是功利动机，不是出于信仰。那些西藏高官的高调表演，并不是真心亲共的表现，一旦风头有利于自治，肯定会转向达赖喇嘛一边。十世班禅大师受党的长期培养或监禁，他的国家职务和恶运也都源自于中共，后来又在党的关怀下娶妻成家，绝对是体制内人物——
……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它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8]
西藏本来就是喇嘛的家园，历代班禅为仅次于达赖的第二号人物，人们将达赖与班禅比作太阳和月亮，达赖不在，班禅顺延为事实上的最高精神领袖，藏人的狂热毫不足怪，这不是什么野心驱使。极左路线的失败，中共不得不第二次收买西藏上层人物，把大批昔日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政府、人大、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子女也送进民族大学镀金，毕业后回藏当干部。政策一变，世道也随着变了，那些老的“翻身农奴”又不吃香了，西藏又置于新的“三大领主”——党政干部和喇嘛们的统治之下。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6年牢，当过10年农民，出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班禅大师想当第一把手亦合情合理。胡耀邦的温和接触政策，给达赖喇嘛带来了希望，他甚至乐观地认为1985年就可以返回西藏。但中共却开始后退，双方还未进入直接谈判阶段，分歧却日益加大，内地兴起的自由思潮也让中共看到隐含的执政危机。双方对开始的接触过于乐观，中方低估了藏独力量，藏方高估了外交压力，却又都忽视了汉藏关系的先天性不足——在不可出让的主权意识及不可更改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民族自立精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中方让步就意味着在西藏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来在西藏建立的党政体系就会土崩瓦解，甚至危及到自身生存。流亡藏人也不愿让步，他们正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筹码是独立呼声在西方社会带来广泛同情，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让中共在世界上颜面扫地，汉藏和解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和解只是暂时缓和了紧张关系，不是民族关系的真正和解。随之而来的拉萨骚乱，中共强势出击，不惜开枪镇压，审判肇事者，重新恢复铁腕统治，完全打消了妥协的想法。西藏追求独立可以理解，但此路不通，不是独立的理由不充分，不是独立的境界不诱人，也不是代价问题，而是现实根本不允许，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寻找别的路径，就成为考验政治家智慧的重要时刻。
四、中间道路
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互相依存的世界，一个国家的问题不再可以独力解决。没有全面的责任感，我们的生存都发生问题。因此我一向相信更多的了解、更密切的合作、和世界各国彼此尊重的需要。欧洲议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是仇敌的人走出战争的混乱，在一个世代中学会共存和合作。有幸在欧洲议会发言，我因此感到非常高兴和光荣。
大家都知道，我的国家西藏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同胞，尤其是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同胞，无不渴望自由、平等和自决，以便维持他们独特的文化并且与四邻和平相处。
我们藏人一千多年来都注重精神和环境的价值，以维持我们所居住的高原的微妙平衡。受到佛祖善良慈悲思想的教化，加上四周山脉的保护，我们学会尊重所有形式的生命，并且不以战争做为国家政策的手段。
西藏的历史有两千多年，而且是独立的历史。自从公元一二七年建国以来，西藏从来没有把主权交给任何一个外来势力。我们的邻国蒙古、满人、汉人、英国人、尼泊尔的廓尔喀人都曾想影响我们，那些时间都很短暂，而西藏人民从来没有接受他们，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他们。事实上，有时西藏的统治者还曾占领过中国和其它邻国的大片土地，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西藏人宣称对那些土地拥有主权。
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强行侵略西藏。嗣后西藏就进入历来最黑暗的时代，一百多万西藏人民死于中共的占领，数以千计的寺庙被夷为平地，一整个世代就在教育、经济机会和国家特质感觉被剥夺的情况下长大。虽然目前的中共领导阶层实施了一些改革，不过也将大量的汉人移入西藏。这政策已使六百万的藏人变成少数民族。我在此代表所有的藏人很悲伤的向各位报告，我们的悲剧还在上映之中。
我一向呼吁同胞在解除他们的苦痛时不要诉诸武力。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有对不公平进行和平抗议的权利。不幸的，是在西藏的抗议受到中共军警的暴力镇压。我还将继续呼吁和平，但除非中共放弃暴力的方式，否则西藏将不会为其情势恶化负责。
每一个西藏人民都在祈祷国家早日完全恢复独立。数以千计的西藏人民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整个国家都还在挣扎。即使在最近几个月，还有藏人为完成这个宝贵的目标而牺牲生命。而中国则完全不顾西藏人民的愿望，继续残暴地镇压。
我时常在想要如何解决我的国家的苦难。流亡政府和我向朋友和有关人士征询意见，结果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在美国国会提出了西藏五点和平方案。在这个和平方案中我建议在西藏设置和平区，让人类和自然可以和谐地共同生活。我也建议尊重人权和民主、保护环境并且阻止汉人继续移民西藏。
和平方案的第五点建议西藏和中国进行严肃的谈判。我们因此主动提出一些构想，希望能做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我想藉此机会向各位报告我们想法的主要重点。
整个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同意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它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来确保经济平等、社会公平，并且保护环境。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事务的事。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集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西藏政府应通过严格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审慎管理。核武和其它军火的制造、试验和储存，以及核能和其它产生有害废弃物科技的使用都应予以禁止。将西藏转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然保育区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为制造信任的气氛以利谈判，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西藏迫害人权，并停止将汉人移民入藏。
这些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我了解有很多藏人对目前的温和立场感到失望。西藏和流亡的藏人社团无疑的在未来数月都会有很多的讨论，这当然是任何改变过程中重要的一部份。我相信这些想法是重新建立西藏的特有身份，并在兼顾中国利益情况下恢复西藏人民基本权利最切实际的方法。不过我要强调，无论与中国谈判最后结果为何，最后的决定大权必须操之于藏人之手。因此任何提议必须包含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以了解西藏人民意愿的全面程序。
我要藉此机会声明我个人不要在西藏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不过我还会致力于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快乐。
我们准备就我所说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书。代表西藏政府的谈判代表已经选定。我们准备与中国详细讨论诸如此类旨在获致平等解决的建议书。
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愈来愈多的政府和政治领袖很关心我们的清况，这使我们受到鼓舞。中国最近有一批更务实、更开明的领袖上台，也使我们受到鼓舞。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和领导阶层严肃而认真地考虑我的提议。只有对话和愿意诚恳而透彻地考虑西藏的现实才可能达成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与中国在人道利益的前提下对话，我们的建议将具有和解的精神，希望中国有相同的回应。
西藏独特的历史和深厚的精神文明最适合在亚洲的中心扮演一个和平庇护所的地位。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中立的缓冲国家，是整个大陆的稳定基石，这个地位应该可以恢复。在将来，西藏不应该再是一个被占领、被高压统治、没有生产力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地区。西藏可以变成一个自由天堂，让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地共同生活，并成为解决全世界很多地区紧张局势建设性的榜样。
中国的领导阶层需要了解，对占领区进行殖民统治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事了。真正的结合或是结盟只可能在自愿而且对有关各方都有利的情况下发生。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互信或是互利，或是以武力为其统治的主要手段，也可以分裂成两个以上的实体。
最后，我要向贵议会并向各位的选民做一个特别的呼吁，请支持我们的努力。在我们所提的架构下解决西藏问题不只是有利于西藏和中国人民，而且有助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及稳定。我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把我的想法与各位共享。[9]
这即是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在西方社会造成强烈的正面效应。达赖喇嘛的讲话表明流亡藏人正在从独立运动转向追求高度自治，也就是开拓一条实现藏人治藏的中间道路，达赖喇嘛也称之为中庸之道。这个方案比他在美国的“五点和平计划”更为具体，由一贯谋求建立独立西藏国家的立场上后退，以主权换治权，希望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除了非军事化，增加了些自治的新内容，如三权分立和环境保护之类。达赖喇嘛不仅是个宗教哲学的智者，也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以柔克刚、转败为胜。他提出的“中间道路”（Middle Way of Approach）是一种极为成熟而睿智的策略，只要求高度自治，不要求独立。这种合理又谦卑的提法出台之后，自由世界的政治家无不站在西藏一边，纷纷要求北京跟流亡政府谈判，中国政府遭遇空前的国际压力。流亡藏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个妥协，在一些少壮派眼里斗争比中庸更有效，以色列的复国，巴勒斯坦的重建，以及东帝汶的独立，这些事实会不断地启发教育他们，让他们认识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需要付出沉重而长期的代价，与其提出一个牺牲主权独立中共仍不情愿的建议，还不如坚持独立斗争到底。西藏青年大会秘书长扎西南杰说：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于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轻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着中国人也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见的义务。一些国际公法的专家们肯定地说，把外交政策交由第三国负责无碍于国家的主权，更不代表丧失主权……他们错了，外交政策乃国之命脉。如果你没有权力和外国列强磋商，如果你不能和这些国家有外交关系，一个国家所剩为何？这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的地位。……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10]
如果不是达赖喇嘛的巨大威信，中庸方案根本不可能提出，因为大多数人支持西藏独立，很多人还鼓吹恐怖手段：“劫机和破坏是巴勒斯坦人的惯用战术，然而他们却获得国际组织的支持。现在我们在想，如果这些暴力行为可以得到成果，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一招？这个世界就吃这一套。”甚至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是赞成使用暴力将中国人赶出雪域的一分子，他认为中国人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可以说，这个方案是达赖喇嘛的底线，是与中共谈判的基础，也是流亡政府的最低条件。达赖喇嘛的武器是持续的国际压力，他是当今世界受景仰的宗教领袖，在世界各国受到高度礼遇，这都缘于人们对和平的热爱，与甘地与曼德拉受到尊重一样道理。在他不懈的宣传努力下，全世界都知道汉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屠杀了120多万藏人，酷刑折磨政治犯，破坏几千座寺庙，毁灭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民族传统，强制堕胎和计划生育，大量移民拥入，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变为少数民族，砍光了藏区的森林，掠夺了大量的财富资源，破坏环境的乱挖矿藏和倾倒核废料……西藏人可怜的共产暴政受害者形象深入人心。他不断地提出西藏的人权问题，不断提出保护西藏的环境，于苦难中不断地宣传和平非暴力思想，呼吁国际社会保存和光大西藏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强烈的对比反差使各国政要与民间一边倒地为达赖喇嘛说话，中共不与他对话就等于失去辩白的机会，在国际上自我孤立，充当法西斯政权角色，抵消改革开放的形象。这是中共始料不及的，它曾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把治藏的过错全都推到“四人帮”头上，再给予藏人一些实惠，还会是一个政治稳定的西藏。但藏人认为，中共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改革是汉人自己的事，西藏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
西藏问题加速国际化，西藏人权受到空前关注，达赖喇嘛已是西藏问题的代名词，中共无视达赖喇嘛并不等于可以否认西藏问题，无视国际舆论。西藏问题是外界观察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主要窗口，这扇窗子是达赖喇嘛打开的，相同遭遇的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也在沾达赖喇嘛的光。斯特拉斯堡建议发表后的秋天，中共表示愿意和达赖喇嘛讨论西藏的未来，愿意讨论达赖喇嘛的地位，西藏问题不得不列入官方议程。还在1987年初，达赖喇嘛接到美国国会人权高峰会议的邀请，9月 21日，在国会山演讲中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在达赖喇嘛赴美前夕，美国国会出版了西藏人权被侵犯的报告，指出国会 1985年致李先念的信被忽视，“没有证据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对达赖喇嘛合理而正当的愿望作任何的考虑”。1985年7月，91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直接谈判，要求中共尽可能考虑达赖喇嘛阁下及其人民极为合理而正当的愿望。但中共不愿走得太快，一直采取拖延战术，西藏民意对中共大为不利，1987年9月和10月，拉萨发生两次藏人示威。1988年3月5日，拉萨动乱，宵禁两周。中共意识到西藏开放政策带来的麻烦，又想封闭西藏了。达赖喇嘛还在前进，不失时机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高度自治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班禅大师也持赞同态度，中共拿不出让国际社会信服的方案来一举否定达赖喇嘛的建议。1988年秋季，中共表示愿意和达赖喇嘛讨论西藏的未来，当时，双方定于1989年1月在日内瓦晤谈。虽然口头上答应，却又设置种种障碍，以内政为由不准外国人参加谈判，连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员都不许参加，因为中共不承认这个政府，禁止任何曾经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参加会谈。这样一来，只剩下达赖喇嘛一个人可谈了，会谈自然无法进行。但中共也不会封死接触的大门，实行只接触不谈判的策略，仅仅限于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晤，就无需拿出表示诚意的具体方案来。接待藏人代表由中央统战部出面，想把已经国际化的西藏问题降低为国内问题，纳入中共的统一战线。统战工作不表示双方地位平等，是将达赖喇嘛矮化为统战对象，弄回国养起来，即所谓“解决达赖喇嘛个人前途问题”。接触政策使中共减少了国际上的被动，但不进行双边谈判，不进入实质性的问题讨论，一切方案只会停留在建议阶段。邓小平说过，“除了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事实上是什么问题都不可以谈，一谈就要作出妥协，妥协不免出让一部分权力，中共最怕的就是大权旁落，引发骨牌效应，只接触不谈判是避免妥协的最好办法。中共是统战的老手，在野时，都能把国民党和美国人当猴儿耍，现在大权在握，对付流亡藏人，更不会表现诚意。藏人学者说：
一九八八年十月，圣尊达赖喇嘛将要访问美国，并将宣布与中国展开对话的新闻通过国际媒体播出以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的所谓“藏学专家”商计应对计划。当时非常慎重而严肃地拿出一份中央对西藏问题看法的绝密文件，让与会者传阅。在这份绝密文件里，江泽民讲到“关于西藏问题，我们不需要跟达赖谈什么。这涉及到西藏主权问题。因此，绝对不能商谈。达赖喇嘛返回中国的领土，将对我们的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将很难控制西藏。现在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最多十年以后，达赖喇嘛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西藏问题也就彻底地解决了，没有人给我们制造麻烦。所以，我们必须要巧妙地阻止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这个绝密文件被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看阅以后，当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所谓政治是如此的险恶。对外宣传时，经常讲“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而且经常强调“中央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对中藏双方都有利的政策，并经常强调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口说与实践的距离是如此之大，让我非常惊讶。正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有了这样的“惊叹”与“惊讶”，中共的虚伪面目才得以昭若于世。诚如佛学大师西绕嘉错（曾任中共佛学会会长）所讲：“以前我将北京政府当成人而讲过话，结果他们不是人，因为他们言而无信。”正因为中国政府言而无信，他不但失去了国内民众的信任，而且更失去了国际上的信任。[11]
所以，会谈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进入死局：藏人放弃独立而要求自治，对中共来说是压力减轻，便无谈判之必要，西藏早就是“自治区”，自治区行政首长是藏人，各级政府的汉人多半是定期轮换的援藏干部。如再谋求独立，中共又认为主权归属不容商量，在中共强势未变的状况下，决不会就西藏独立问题展开谈判。按上述的逻辑，对话自然是多余的，你爱说什么我管不了，但我永远不同你对话。对话须是两个人以上的互动，一个人说话叫自言自语，你自言自语，我又何必着急。共产政制的准则是基于利益，而不是道德或慈悲，中共得不到好处还要失去现实利益时，就不存在对话的动力。国际社会也是这样，大部分国家出于正义感和民间压力同情西藏的遭遇，却不会以政府名义正式支持西藏，政府首脑也不便以官方身份会见达赖喇嘛，恐开罪于中共，失去贸易机会或政治利益。美国国会支持西藏，但政府公开立场不便于支持达赖喇嘛，其他国家更不可能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中共虽然在达赖喇嘛出访问题上坚持无理立场，但通过经贸和外交手段威胁压制外国政府，体现出它在国际上不断上升的强势地位。可以说，除了美国，中国是世界上第二个能以脸色行事的国家，苏联退归为俄罗斯早就丧失了这种能力。中共之所以开始时对西藏问题国际化表现出态度上的软化，是因中共经济改革之初还是饿鬼一个，希望从国际上获得大量援助，不得不看看西方国家的脸色，随着中共政权日益财大气粗，整天叫嚷着“中国崛起”，其流氓无赖的行径便无需再加掩饰了。
中藏会谈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2010年又进入第九轮，藏人也被骗了九轮，毫无成果。唯一得到的是一个沟通管道。可是沟通的主导权在中共，关闭管道或开启会谈都视其情势和需求而定，它可以一方面大骂达赖喇嘛一边会谈，也可以光骂不谈，一直处于居高临下的姿态。既然强势无比，那中共为何还需要会谈？因为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是维持西藏稳定的最重要因素，用会谈当诱饵，稳住藏人，将事情一直拖下去。也缘于民主国家的压力，不可能完全回避西藏问题，也不可能后退，需要做出姿态给外国人看，作为缓和国际反应的筹码。达赖喇嘛坚持和平理念，也需要会谈，因为几百万藏人在中共统治下，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中共知道藏人想说什么，同时让国际社会明白西藏问题的实质。虽然一开始就陷入僵局，但双方都不会先退出会谈，如果达赖喇嘛一方退出，正好给中共以口实，在国际上找到借口。
五、加紧镇压
汉藏矛盾升级为一场政治斗争，中共对达赖喇嘛的善意不予理睬，政治角力在暗中酝酿。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突然圆寂。2月7日清晨，大昭寺正殿檐上挂出了“雪山狮子旗”，军警随后入寺搜查抓捕僧人。3月2日上午，大昭寺正面的人民广场上突然挤满了人群，在与便衣警察的拦阻中喊了几句口号散去。对此虽有不同意见，但中央已决定武力镇压，15000名军警严阵以待，驻林芝的解放军第52旅在外线布防，强令外国人出境，封锁边境和机场。3月5日中午，军警开枪镇压，拉萨城一时枪弹横飞。10日宣布拉萨戒严令。拉萨的大屠杀和戒严也可视为六四屠杀与北京戒严的彩排，北京的学潮也有了几年的时间，中共也必然走到摊牌的一步。“三月十一日，自治区公安厅和西藏军区联合向自治区党委报告了自三月五日以来市民的伤亡及被押人数：‘截止三月十日，拉萨市民共有三百八十七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多数是被枪弹击毙致死的。七百二十一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伤势较严重者一百二十六人。三百五十四人失踪。两千一百多人被捕或在押。宗教界人士八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一百多人失踪，六百五十人左右被捕或在押。外地藏人死伤数正在统计中。武警方面到昨日（三月十日）已向公安厅、局系统移交了一千二百三十六名被捕人犯，其他人犯仍在武警处关押……’”[12] 中共学者有不同的数字和看法，他的书中说：“在实施戒严前，中共严禁武警对人开枪，所以骚乱才会延续三天之久。如果可以对人开枪，第一天就把骚乱镇压下去了，怎么可能闹上三天﹖当骚乱者进攻重要机关时，武警曾朝天开枪警告，有子弹打中了远处楼上的一个瞭望者。当有个骚乱者用小口径步枪向武警开枪，打死一名武警班长，打伤三名武警战士时，武警破例还击，这便是藏人总共死十六人、武警死一人的来由。藏人从何处搞到的枪，至今是个谜。前引达赖自传说起1987年10月1日骚乱时，有警察丢下枪逃跑（实际上是因为警察有枪不能开，被数量占优势的骚乱者抢走的）。可见确有枪支被藏人夺走。也可能是从境外偷运来的。也可能是1959年叛乱时留下的。”[13] 中共从来是”被迫开枪”，永远属于自卫性质，牺牲的烈士们都是暴徒残酷杀害的无辜受害者，野战军坦克机枪在北京长安街的大屠杀更是被逼无奈下的正当自卫。所以解放军的上将到访美国时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只要没死在天安门广场上，就不算什么大件事。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照中共今天的标准看来，对这些无法无天打砸国家领导人住宅又粗暴干预国家外交事务的暴徒，国民政府竟然不敢出兵镇压，大力打击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揪出操纵暴乱的国内外幕后黒手，恢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绝对是活该倒台的反动政府。《阴谋……》作者认为，中共有权在西藏镇压暴乱的藏人，美国1992年也在洛杉矶动用军队镇压了黒人暴乱，以及镇压德克萨斯独立运动就是“光辉榜样”，西方无人指责美国侵犯人权，也就不能谴责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正义行动，并对赵紫阳的克制行为感到奇怪。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公审和缺席判决达赖喇嘛的叛国罪，已经是十分宽大了，如果在美国早就以宪法第三条的叛国罪受审了。这种比较太过无赖，且不说两国的政治制度有天壤之别，美国公民有充分的自由权利而中国人无，美国公民有四年一次用选票合法推翻政府的权利，中国人选个村委会主任还遵要照上级党的安排，必须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的百年江山（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而不得有丝毫反对意见，否则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搞德克萨斯独立是墨西哥裔，但居住在德克萨斯的大多数墨西哥裔美国人，宁可做美国公民而不愿意回归墨西哥。美国政府当然可以镇压武装叛乱，但独立组织可以每年3月2日举行例行的庆祝德克萨斯独立日和平游行，政府予以批准，默许他们挥舞墨西哥国旗，高呼独立口号，尽管这种独立运动并无多少人支持。美国是西方国家中言论环境最宽松的，公开歌颂希特勒也不算犯罪，如果你仅是说本·拉登好，但从不参与恐怖活动，政府也不去管，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喊几句藏独口号，贴几张拥护达赖喇嘛的标语，便抓人坐牢，开枪镇压，这种事在美国决不会发生，这才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差别。我们不必绕道美国去类比，香港民众示威游行，高喊“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制”的口号，警察只是作程序性的审查，维持现场秩序，而不去堵游行者的嘴，更不会开枪镇压。一个以枪弹压制言论信仰的国度，人民天然有推翻政府的权力，否则人类便永远陷入黑暗专制而无法自拔。中共本原本就是革命权利的鼓吹和受益者，到处建立割据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是受苏联操纵的附庸国，至今仍是中共供人瞻仰之伟大光辉的党史和红色旅游圣地。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更是西藏人的西藏，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失去自治权利，极端失望之后又争取民族独立，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我们许多人不赞成独立，但必须尊重少数民族表达独立愿望的言论权利。仅就开枪事件本身来说，性质也大不相同。美国人都有私人枪支，一些黑人青年很容易使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面对枪弹横飞、火光四起的现场，民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军警开枪弹压是合理的选择，否则合法选举的政府便无存在的意义。中国人民手无寸铁，不容易发生武力对抗的局面，藏人的游行容易演变为暴乱，是因为有不可调和的民族问题，其中也有共产党雇佣的暴徒故意将和平示威暴力化。藏人的扔石头运动，军警开枪亦有苦衷，但并非唯一选择，调动几万军警对付万八千喇嘛平民，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关键在于藏人从未去北京闹过事，他们只在世居的土地上反对一个不受欢迎的压迫政权。法国移民大规模街头暴乱，上万辆汽车被烧，上千家商店被砸抢，其程度、时间与财产损失远远超过拉萨街头，其中有许多是非法移民，从公民权利上讲，无权反抗法国政府政策，然而警察并未做同等规模的镇压。此事要放在中国，铁定是数十万解放军英勇平暴，消灭国内外敌对势力，变暴乱为立功受奖的战场。石头能杀人，有钢盔盾牌足矣，子弹可杀人，群众无装甲车蔽护，结果总是藏人死得多，军警死得少，几百比一的水平，再强调暴徒如何凶残，也难有说服力。许多事情无法就事论事，中共有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传统，建政后杀掉的几千万人并非都是十恶不赦的歹徒，在西藏杀的人也不不在少数，开枪是屡见不鲜的事，总是有一大堆开枪的理由，甚至连征地这类经济问题也可能成为军警开枪的借口。国际社会的指责，也是根据了中共的残暴性格，要给外人留下一个维护主权又保护人权的好印象，不妨先为六四平反，再在民主运动中停止开枪。《阴谋……》作者还对中共在寺院里对喇嘛尼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策略颇有微词，出主意说：
……本来中共把那场运动叫做“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很不策略。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可以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你们现在要强迫藏人爱中国而不爱西藏国，这不是殖民主义吗？----所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殖民主义教育运动”。如果中共将其称为“政教分离教育运动”，并理直气壮地宣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美英法国的民主制度，禁止西藏僧尼利用宗教干涉政治，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就哑口无言。这份白皮书说明，中国国务院的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理论十分隔膜、极为无知，所以根本想不到用西方的制度与理论来反驳西方人权卫士。它发表的当天，有家对中国广播的电台就来采访我，要我对它发表评论。我讲了上述意思。四个月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白皮书（1998年2月24日），文中终于出现了“政教分离”的字样。[14]
以其之道治其人之身，是个好主意，但前提是必须熟知其人之道，以半吊子的所谓“其人之道”，是治不了其人之身的。按理说，依据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原则，喇嘛尼姑不应该参与政治活动，若真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是将他们从人大政协这些政治机构和带有统战色彩的官方活动中清除出去，老老实实呆在寺院里念好自己的经。也应当由信众来供养他们，不必政府用内地纳税人的钱来包养，搞得象党政干部包养情妇二奶一般。可惜，统一战线是遍及一切党外人士的，是克敌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的政策需要社会各界的高度赞同，以示其执政地位已获全社会认同的合法性，除了给予统战人士高官厚禄，出任政治职务，出席政治活动，没有第二种办法。让它放弃包养高级僧侣的政教合一的政策，就等于放弃党对宗教界的领导，等于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信仰，也就意味着放弃大片精神阵地。香港是自由社会，从来不存在政教合一问题，回归时期却把宗教界人士拉入政界，作为功能组别的成员，热情参与政治。这肯定不是从西方学来的民主制度，西方议会中一定不会出现红衣主教的身影。中共对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理念一点也不隔膜，早在延安时代就充分表现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如果读一下中共抗战时在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毛泽东在延安对外发表的言论，足以知道共产党对西方民主制度毫不生疏，中共欢呼美国式民主就是为了取悦和迷惑美国。因为民主是西方的泊来品，美国式民主是美国产品，不是延安的土特产。再说，中共政权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强行推行马列之义之教来建立极权共产制度，怎么可能彻底反对政教合一呢？中共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爱党主义，是传统忠君思想的变称，你只要爱国就必须爱共产党及其领袖，紧紧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是前提条件，是官方标准的爱国主义。爱党是爱国的前置条件，你若指责中共承认外蒙古独立是分裂国家，绝对是反党罪行，也就谈不上是爱国了。政教合一是应该淘汰的落后制度，达赖喇嘛不止说过一百次反对政教合一的话，这一点不用别人教导。流亡到印度后，是达赖喇嘛在流亡政府中主动和大力推行民主，逐步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比中共顽固坚持一党专制要强得多。但这要有个过程，一个全民信教的西藏，上千年的政教合一传统，也是流亡藏人的精神资源，转型过程较为长些。达赖喇嘛主动移交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他本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并无人逼夺他的权力。何况现在残存的政教合一与与以往的政教合一完全不同，已经不再制度化了。这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过去底层藏人无任何政治权利，现在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可以公开反对达赖喇嘛的意见，无人因此坐牢。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人民的意志，人民认为应该保留什么样的制度，只要充分行使了表达意见的权利，就是正当的事，哪怕表达独立愿望，仍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言论权利。僧侣是公民，有权参与政治，也有不参与政治的权利，但不宜出任政府职务。强制推行爱党主义教育，就是推行中共的政教合一制度。宗教应与政治脱离，寺院不应承担政府功能，但喇嘛个人同样有政治权利，同样有祖国认同的资格，属于个人选择的自由。能不能独立是一回事，表达个人意志是另一回事，逮捕杀人放火的喇嘛没错，如果仅喊一句口号，贴一张标语，挂一面“雪山狮子旗”就抓人杀人，这如果这不是暴政，那世界上就全是共产专制了。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反抗国家暴力，旧世界的黑暗又如何驱散？与其说是政教合一，还不说是流亡藏人借助达赖喇嘛的巨大国际声望来推进西藏独立运动罢了。但达赖喇嘛本人并不支持独立，不支持暴力，而是要求高度自治，随着民主制度建立，他的实际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化了。将流亡藏区与旧西藏相比，说他们企图复辟农奴制度，显然对两者的区别缺乏细致分析和道德资源上的贫乏。听见风就是雨，一个住在美国多年的人，竟读不懂西方民主的内涵。美国不少人甚至一些议员支持西藏独立，但不等于代表政府立场，美国政府在外交场合从来都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支持或反对藏独是言论自由，哪怕他是政府要员，只要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就有自由权利，而无需管人家心里怎么想，非正式场合怎样说。中国人一样巴不得美国象苏联一样四分五裂，少一个竞争对手，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是美元，出口商品也多销往美国。911时，网上诅咒美国的恐怖言论一点也不比伊斯兰世界少，中共也不加限制，但国家领导人决不会公开表态支持恐怖活动。非要全世界都表里如一以及无论官方民间舆论一律，这本身就是专制主义思想。
六、真假活佛
拉萨和天安门的血腥屠杀，也迫使温和的赵紫阳下了台，中共自毁了它刚刚改善了的国际形象，无人再会对共产政权抱有民主化希望，流亡政府与中共的关系趋于恶化。但达赖喇嘛的威望如日中天，荣获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争取西藏人权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最高承认。这等于痛打了中共一记耳光，即痛苦又无可奈何。1990年2月，布什总统签属了一项法案，其中有一项在美国之音开办藏语广播的修正案。六四镇压令中共在西藏问题国际化上无所作为，无法抵御达赖喇嘛的攻势，只好“从娃娃抓起”，趁班禅圆寂之机，组织寻访灵童小组，试图重新培养效忠于共产党的班禅喇嘛，逐步抵销达赖喇嘛的影响。但寻访小组却不忠心于党的宗教政策，寻访情况通报给了西藏流亡政府，达兰萨拉先行公布了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灵童格登确吉尼玛，公告全世界。中共恼羞成怒，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寻访灵童，确立自己的十一世班禅坚赞诺布，于是出现真假两个班禅。达赖是根据宗教习惯及历史定制，“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象师徒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需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置于金瓶中抽签，以求神判，勿使弄假作弊。班禅灵童掣签当由达赖躬亲大典，达赖灵童掣签则由班禅执行之。达赖确认班禅灵童是应负之责，所以达赖喇嘛发表声明说：“有关班禅转世的问题，是宗教事务，不管是历史或西藏人的传统，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都有着特殊且深厚的联系。因此我按照宗教程序，仔细谨慎地作出了此次转世的确认工作，这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改变的。”中共是依照历史定制之“金瓶掣签”，认为认定灵童的最终权力在中央，与达赖无关。双方互不承认，于是真假两个班禅并世，中共便将达赖认定的班禅连同家人一起抓起来，至今不知死活。按常理分析，转世涉及到佛教哲学的核心——生命轮回问题，菩萨已脱离六道轮回，惟转世方可以进入世俗生活，救世度人。清史称：“达赖、班禅即所谓二大弟子，达赖译言‘无上’，班禅译言‘光显’。其俗谓死而不失其真，自知所往，其弟子辄迎而立之，常在轮回，本性不昧，故达赖、班禅易世互相为师。”[15] 藏传佛教格鲁派认为，历辈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历辈班禅喇嘛是阿弥陀佛即无量光佛（强巴佛）的化身。观音菩萨化身确认无量光佛的转世具有教义上的正当性，历史上达赖班禅可以互为经师，相互授戒剃度，互相认定转世灵童。第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便是由第四世班禅喇嘛在热振寺文殊菩萨像前设糌巴丸子抽选，在三个儿童里抽中了阿旺洛桑嘉措为第五世达赖喇嘛，落选的二人后来也被认定为其他活佛的转世。后来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争论很大，清政府派出的主持转世代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亦难以确认，于是请六世班禅提出意见，最终确认坚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报经乾隆皇帝。金瓶掣签始于乾隆皇帝，满清皇帝多信奉佛教，乾隆皇帝退位后曾接受出家戒和比丘戒，派人专程给西藏送去他穿着僧装的画像，八世达赖喇嘛决定修建精舎供养，他指示：“大皇帝乃诸佛之严父，至尊文殊菩萨化现的人主，为天神等众生的供拜对象，大皇帝慈爱雪域众生，护佑黄教，仰仗大皇帝之慈恩，宏扬宗喀巴大师之圣教，我等雪圆满地供养圣像。”[16] 原“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因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弟，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即仿互为师弟之义，令其互相拈定。”后来经中共删改后公布的“二十九条章程”变为“大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17] 篡改了设置金瓶是为了在维持传统的同时更显示公平的本意，为中共干预掣签过程提供了变造的“历史依据”。因“章程”未发现汉文正本原件，仅存世藏文本，这就为任意删改历史提供可乘之机，其向世界公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是恶意误导学界和世人。活佛转世并不始于格鲁派，早在公元十二世纪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大师都松钦巴圆寂时就依其遗嘱正式定为仪轨，后来为各教派普遍接受，那时活佛转世完全是教务活动，与外界无干。藏人认为慈爱雪域众生的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那么拆庙毁佛的无神论者肯定是魔界入侵，强求藏人对无神论者心存感激，只会激化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不能延续感情上的联系，完全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服从关系。所以说，满清皇帝能够圆满地解决朝廷与西藏的关系，共产党的灭佛暴行决定了其不可能获得视佛教为生命的藏人的欢迎。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数次灭佛的暴行，但佛教与王权之间，一般都能保持相当的独立性。“沙门不敬王者”，僧人不敬拜皇帝，僧侣弃俗出世，不参预政治，亦为专制帝王所认同。乃至于礼拜高僧为师者，帝王中不乏其人，不似当今那些高坐政协会场中装模作样的政治和尚，完全遵照无神论的共产党意图说话。儒家讲究礼仪尊卑，佛家讲求众生平等，两者都有益于社会稳定。
金瓶掣签解决了公正选择转世灵童问题，但前提是必须获得达赖或班禅的认可，否则便是越俎代庖。毕竟转世是宗教事务，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过分地干预宗教事务就是践踏宗教自由和剥夺人权的违宪行为，其荒唐有如让僧侣来决定共产党的总书记一样。既然遵循旧制，就不该于达赖喇嘛不在场的情况下，自行包办转世过程，由中共认定谁是真转世。不由金瓶掣签中央政府亦可核准，屡有先例，不经达赖或班禅认可，不尊重藏民族的宗教习俗，即使强行找来灵童掣签也应无效。依据传统选定的班禅自然是真转世，无神论者指定的便是假班禅，藏人称之为“汉班禅”，嗤之以鼻，都相信达赖喇嘛的认定。中共将假班禅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强迫藏人承认接受，把真班禅的床位夺来，让假班禅坐上去，是粗暴干预教内事务，严重伤害藏族人民的感情。正如达赖喇嘛所说：
宗教领袖，应该是人民自己的信仰，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上面的安排。对我们来讲，最珍贵的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不是上面的安排，而是以自己修行的成就征服了信众。龙树菩萨也是一样的。……现在，中共选定了一个班禅，很多人都说他是假的，叫假班禅，包括中国的一些官员，有的也说是假班禅。有时候，中国政府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18]
一个强加在藏人头上的假货，将来命运会怎样，是否与中共政权一起终结，亦不难想像。设金瓶是为了防止作弊，以示神谕，避免纷争，中央派员监督抽签程序表明其公正立场。作为尊重藏传佛教和治藏的策略，并非一定要由黄金造的瓶子决定，抽不抽签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对于明确无误且无争议的灵童可免于掣签。八世达赖在世时始置金瓶，第九世达赖呼毕勒罕（转世）免于掣签，第十、十一、十二世掣定，第十三、十四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均未经金瓶掣定，中央政府也予以核准。从实际情况来看，掣签的几个均短寿：十世为1816－1837，十一世为1838－1855，十二世为1856－1875；直接核准的几个中除九世寿短外，十三世为1876－1933，十四世自1935年出生至今已75岁高龄，身体仍然健康。说明抽签与否与宏扬黄教并无内在联系，抽签与直接核准均不影响中央政府行使权力。说到底，灵童转世是教内事务，中央政府只应作形式上的认可，确定谁是菩萨活佛更不该由共产党来管，何必在全世界面前上演一幕由无神论者替喇嘛寻找灵童的荒诞闹剧。中共在西藏握有一切权力，当年逐走达赖，监禁班禅，遣散喇嘛，拆毁寺院，砸烂佛像，刮金炼铜，丝毫不影响执政地位，其权力遭到置疑是政权的非法性所致。总说宗教是精神鸦片，却将打上中共印记的“鸦片”强行灌输给藏人信众，与无神论的宣传自相矛盾。非要确立党的班禅，等于宗教政治化，等于宣布西藏永远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宗教便不能淡出政治，退回到纯粹精神信仰的轨道。达赖喇嘛回答记者有关转世问题时曾说，未来的转世，也可为男，也可为女，也可能转世于西藏之外的藏人区，也可为在世转世，也可能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中共对这些假设性的回答十分恐惧，反应过度，予以高调抨击，说“确定未来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全权在中央，达赖喇嘛所设想的众多选择都是违背藏传佛教的传统的，西藏人民是不会接受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人大会议西藏代表团会议上说，必须尊重藏传佛教的离世定制和宗教传统，任何人都不能废除达赖喇嘛转世的定制。意思是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于西藏，必须由共产党批准，决不允许达赖喇嘛自行转世或以选举方式产生民族的宗教领袖，即是达赖喇嘛不转世也不决不允许。当今世界上，连罗马教皇的接任都是选举制。中共对西藏民主选举的恐惧，简直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达赖喇嘛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想明确的一点是，就我的转世问题而言，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不在其他任何人，更不在中共手中。”佛教认为，凡俗转世才是必须程序，且由不得个人；菩萨已脱离六道轮回，可以转世救度世人，也可选择不转世。活佛是世俗信众的怙主和精神源泉，反而由毁佛灭僧的共产党来管制，接受其转世命令。是非善恶之颠倒，莫过于此。
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缘于宗教传统，但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来源于流亡藏人的自由选举，经由流亡议会合法授权，权力是民权程序授予的，这早已不是西藏旧时代的神权政治。中共政府是非民意政权，未经国民普选授权，是马列毛教的神权政治，是比西藏或欧洲封建制更黑暗的神权统治，一党专制的枪杆子政权是流氓化的政权，根本无法与西藏流亡政府相提并论。中共认定灵童本为笼络教众，反又与佛教习惯为敌，让喇嘛和尚进入政协，也是政教合一的体现，是开时代的倒车，退回到中世纪。中共为了展示对宗教的权威，倒打一耙说是达赖喇嘛在破坏西藏的宗教，中共是宗教秩序的维护者，强令僧人批判攻击达赖喇嘛。流亡藏人对这种荒诞逻辑而爆发的怒火，找不到理由反驳：
一个几乎毁灭了西藏文明的极权政权，一个视宗教为鸦片的无神论者政府，一个曾消灭了西藏一百二十万（包括僧侣）生命，摧毁了六千余座佛寺的罪恶政党，现在却在哪儿振振有词地指责西藏政教领袖破坏宗教，真是天下奇闻，所谓厚颜无耻者莫此为甚。[19]
中共只能在摧毁寺院的数量上与藏人争辩，或许没拆掉那么多，一说是2500座，或者再多些。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少拆了几座就是行善吗？中共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强制僧侣批判达赖喇嘛，但僧人不能责骂他们的上师，正如十世班禅说过的：这是自己铺设通往地狱的道路！共产党员可以公开咒骂马克思或毛泽东吗？吴三桂勾结满族入关是汉奸，僧侣与中共一起反对本民族领袖岂不是藏奸？噶举派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也被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搞得极其苦闷，他虽然在党的精心培养下成长，又同时是达赖喇嘛承认的活佛，比假班禅更有人气，原本想以他来替代达赖身后之影响，树立为“爱国爱教”典型。中共为这位转世灵童可谓煞费苦心，先是派出寻访小组，找到灵童后立即报请中央西藏佛教分会汇报，然后报请中国佛教协会认定，再上报国务院宗教局审批。1992年6月25日国家宗教局下发了批准函，之中写道：“……同意认定西藏自治区昌都县拉多乡巴果牧民顿珠与洛嗄夫妇之子伍金赤列为第十六世噶玛巴转世灵童，特准继任为第十七世噶玛巴，并在适当时候举行坐床典礼……”[20] 从寻访到继位，整个过程全部在党的监控之下，真以为找到了党的宗教事业接班人，却不料百密一疏，没法监视心灵。噶玛巴在违反教规和良心的事情上不能听党的话，否则学佛又为了什么，年仅十五岁的活佛无奈之下逃往达兰萨拉。真是歪打正着，这正是神佛的旨意，中共选了个噶玛巴真活佛，因为听党话的那个才是假货。现在西藏各大教派领袖差不多都被迫逃往国外，塔尔寺的主持阿嘉活佛，享有高官厚禄的待遇，在班禅转世问题上与中央有分歧，不得不逃往美国，寻求政治避难。
七、现实问题
一个现代国家政权，其存在是为了保障民众的福祉，不应变成少数人的镇压机器，变为大民族压制少数民族的工具。一个不信佛的政府，掌握了政权还嫌不够，还要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丢人现眼管人家谁是灵童的事。元清时代的皇帝信佛，关注一下转世问题倒也说得过去，无神论政权非要过问佛事，正是自讨没趣。汉藏紧张关系的责任者肯定是中共政权，达赖喇嘛与他的流亡政府没有责任，他们谁也没有跑到北京搞乱，为了自由而被迫逃离家园，当然有权利回到自己的家乡，有权利关注受尽苦难的西藏人民。国际社会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1997年10月，美国克林顿政府任命克雷格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在外交部专设机构以负责西藏与中国间的特别联络事项，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为西藏设立专门机构。美外交部称：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主要工作是与中国政府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接触，设法使双方尽快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保护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在美国民间与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解决西藏问题已成为美国一项重要政策。美方解释说设立特别联络员并不表明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其主要目的是促使藏中间进行会谈，解决西藏问题，以及维护西藏的人权，恢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压力集团是北京不得不与达兰萨拉接触的关键因素，西藏问题无法回避。
斯特拉斯堡建议使达赖喇嘛以退为进，让全世界更加关注中共的回应和西藏人民的命运，民主国家的重要领袖差不多都在为藏人呼吁，为这种善意的精神感动。其中说话最有份量的是美国，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经常是成千上万人自发上街欢迎他，到处是人山人海。而中共领袖访美时需由大使馆花钱雇请欢迎队伍，为避开抗议人群还要串小巷溜后门。美国从好莱坞影星到街头的年轻人，都对达赖喇嘛和藏文化怀有善意，为他的个人魅力所倾倒。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更增加了正义性的光环，民间和国会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克林顿总统前年在纽约的史泰登岛接见一批获奖的中学生，第一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突然喊了一句‘让西藏自由’（free Tibet），吓了他一跳，后来每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都说这句话。从美国的中学生到好莱坞，从纽约到莫斯科，从北美的阿根廷到南非，遍布全球的支持西藏的民间自发组织，和越来越强大的声援西藏的人性的声音，给一直对北京失望的达赖喇嘛带来希望……”[21] 连美国小孩子都为西藏人的自由呼吁，以自由为立国之本的美国人民，高度关注西藏就毫不足怪了。按中共的标准，这些小孩子也应列入阴谋反华和压制中国崛起的敌对势力，显然就说不通了。克林顿总统不顾中共反对，数次会见达赖喇嘛，在中美首脑会晤时向江泽民提出达赖喇嘛与中共直接会谈的建议。持续的国际压力是中共不可能无视西藏问题的唯一因素，否则它根本就不承认西藏有什么问题。它也不可能公开声明拒绝会谈，而招致国际舆论的谴责。1998年6月27日 ，江泽民对到访的克林顿说：“如果达赖喇嘛能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他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对话与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这对于达赖喇嘛来说是强人所难，要承认“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容易：因为从7世纪开始，西藏法王松赞干布和中国文成公主的婚姻使西藏变成中国一部分之论点，难以自圆其说。再改为13世纪八思巴任蒙古帝师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符合历史。基于蒙古与西藏因共同宗教信仰而建立的紧密联系，是宗教关系而并非政治从属关系。最有证明力的是满清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但达赖喇嘛认为，以宗教为基础的关系非常明显，有时达赖喇嘛在任命行政官员时会询问满清的意见，取得满清政府同意，如把这些全解释为政治关系显然不准确，更多的是宗教因素。要解释清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一直认为有关西藏的历史问题应由历史学家和法律专家去研究讨论。应看重未来，不是历史，未来和中国能够和睦、不分立的相处，对此他已经下了决心。这是达赖喇嘛的一贯立场，他在1996年6月于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达赖喇嘛的见解符合中共的“一切向前看”原则，中共在回避历史罪恶时，总是要求国人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达赖的回应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西藏归属于中国的现实，再纠缠于历史，无非是黔驴技穷的胡搅蛮缠。至于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毫无关连，是两岸政府间有矛盾，能拿回台湾是你的事，拿不回台湾也是你的事，藏人即不会帮忙，也不会干预。达赖喇嘛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打开和北京谈判的大门，而不是与台湾联手对抗北京，他并不反共。达赖受邀请去台湾访问，台湾方面不再视流亡藏人为“大陆人士”，西藏流亡政府的人民入境台湾，不必透过内政部申请，而是直接向外交部申请，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视为外交机构，台湾也成立了半官方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作为援助海外藏人的对口单位，与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建立常态化管道。在中共看来这有藏独与台独合流的阴谋之嫌，但两岸的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的交往以及“汪辜会谈”也具有官方色彩，却不能视之为两岸政府间有外交关系，一起搞两个中国。达赖喇嘛已经基本满足了“一放弃两承认”的条件，中共还是说他在搞独立，意在拖延时间，为对话制造障碍，不断地找借口，满足一个要求，中共又会提出另外的无理要求，目的是无限期地消磨下去。藏区自治了，一定形成连锁反应，新疆内蒙也要自治，中共无端失去对半壁江山的控制，最终垮台的一定是中共自己。所以它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后退，往前走就是政治谈判，中共不情愿，往后退就是回到毛时代，这也不可能了，已经走进了民族问题的死局。所以无论达赖喇嘛怎样让步都没用，除非照“五条方针”办。但“五条方针”中欢迎达赖喇嘛回来的意见也是一项虚假的承诺，同样会形成连锁反应，藏人家里挂一张达赖喇嘛的像片，当局都紧张万分，强行收缴，让达赖喇嘛重返西藏亲自与藏人见面，一定会使雪域高原沸腾起来，会迅速形成“达赖喇嘛核心”，“江核心”一定失去其核心地位。把达赖软禁在北京势必激化矛盾，几百万藏人渴望聆听达赖喇嘛的教诲，不让他回西藏就等于掀起抗议浪潮。他又是享誉世界的宗教领袖，回了国还是要到世界各地传道，其影响力之大一定会使中共失去招架之力。
达赖喇嘛方面，出于现实考虑，认为未来的西藏，如果像旧西藏那样，牧民们养些牛、农民们种些地，过没有汽车，没有电，没有机器的日子，是愚蠢错误的。西藏必须溶入现代化的世界，需要机械、科技、电力、公路、交通，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些经济基础需要资金技术，西藏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需要中国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中国共同生活在一起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反观在宗教和文化上西藏所拥有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为了保护这些文化，西藏需要一些自治的权利。如果西藏没有能力做的事却可以得到中国政府帮助的话，对双方都有利，这样就形成了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观点。他还认为，如果西藏问题是他个人的事，发表些冠冕堂皇的言论后返回西藏或中国就可以了。但事情不是这样，西藏的事是全体藏人的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台湾的问题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也是非常麻烦和棘手的。以经济成就和政治民主化的角度而言，台湾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海峡两岸的政府都承认“一个中国”，双方也都不否认未来要统一，但怎样统一，需要一点一点去沟通、去解决，不是他在这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可以解决。
江泽民的讲话无非是给美国一个面子，中共将达赖喇嘛定性为“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总头子，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分裂祖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魁祸首”，划为敌我矛盾。镇压法轮功开始后，便将藏独、疆独、台独、法轮功、民运归在一起，视作“五毒合流”，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即使不得以而对话，也决不是与流亡政府谈判，至多讨论一下对达赖喇嘛个人前途的安排。这当然是荒唐可笑的事，达赖喇嘛已是享誉全球的尊者，无论是各国政要还是一般信众无不礼敬有加，无需中共操心其个人前途。以十七条协议为标志的一国两制，也是一种中间道路——除军事外交之外的高度自治，然而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中共不愿意也不可能再退回到1951年，因为它已经全面掌控了西藏。中间道路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应该说是个好办法，1959年西藏发生抗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其中称：“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22] 台湾总统李登辉在一次国内记者会上表示：支持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建议和斯特拉斯堡建议，欢迎达赖喇嘛到台湾访问。台湾政府的声明即是行中间道路，在一个中国立场上，两岸观点相似，但在自治问题上有本质区别，中共政府是自己组织自治区政府，国民政府的方针是民族自决，是真正的高度自治。
江泽民并不把“五毒”之一的“藏独”太放在眼里，他重点是法轮功。西藏是局部小问题，法轮功是全国性的大麻烦；西藏问题仅为国际压力，有拖延战术足矣，法轮功是有组织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视之为与共产党争夺基本群众之心腹大患，非痛下决心解决不可。一般人认为一群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听讲座，切磋气功，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但江泽民看到法轮功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正通过其“活佛”——师父李洪志聚集着巨量人气：“往高层次带人”、“真善忍”、“开天目”、“祛病健身”、“白德黑业”、“法轮世界”……忽然间法轮功学员以几何级数扩张，已是遍及中国大陆，并开始向海外华人社会扩展。这些很浅显的教理多源自于佛教和道教的一些简单词汇，法轮也是从佛法中拿来的名词。可正是这种浅显的道理，白话文式的讲解，以气功加宗教的方式，迷倒了对高深佛法和玄妙道术费解的信众，令他们坚信法轮大法是末法时代最简捷难得的成佛机遇，修炼大法今生即可通往宇宙的高层次，跳出常人层次的生死轮回。比佛教之极乐世界与道教之成仙之术快捷简便，特别适合退休前后急需宗教解脱的中老年人。中华几千历史中皆以三教（儒教、释教、道教）为正统，或称之为“三教合一”，基本能满足民众的宗教需求，其它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不占主流地位。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那些官方忽略的宗教或准宗教组织越是兴起迅速，形成对抗思想钳制的道德力量，不得不下大气力对付它。其原因何在？就在于传统宗教自身并不干预政治，儒学只是思想层面的治国之道，佛教规避五浊恶世，道家养身炼丹清静无为。统治者本人信奉哪一种教义，并不构成此种教义垄断国家政治的局面。藏传佛教和西部回教的政教合一是区域性的民族传统，不是中华主流文化。汉地佛教有“沙门不礼王者”之规，见了皇帝不磕头，帝王还要礼敬高僧大德。忽必烈礼待国师八思巴，满清皇帝出城迎接达赖喇嘛，姚秦远征西域敬迎鸠摩罗什、慧远居庐山送客不过虎溪等，皆不拘泥于凡俗之礼。除了极少数的非常时期，皇家一般不与沙门为难，寺院与官府各自运作，相安无事。其它宗教组织则不然，如较著名的明教、白莲教、八卦教、天地会、义和团、一贯道、红枪会、拜上帝会等，其教主一开如便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往往在社会矛盾深刻之际，借助宗教组织形式组建政治及武装力量牟取天下。我们不能断言法轮功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法轮功也声明与政治无关。但中共已经视之为必须镇压的政治力量，以政治手段迫害法轮功信众。法轮功被迫流亡海外，日益壮大，出版了《九评共产党》、《江泽民其人》等小册子，揭露中共及其领袖们的历史真相，又掀起全球退党热潮，在各国法院起诉残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高级官员，法轮功组织亦发展为海外一支挑战中共政权的重要力量。即使搞政治也没什么不对，江泽民就号召中国人“讲政治”，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有结社自由，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关键在于，“江核心”自以为很伟大，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剥夺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独揽政治大权，却不停地制造出政治对手，遍布海内外。
法轮功搅得中共疲于应付，西藏的事一拖就是好几年。达喇嘛生病住院，事情难于预料，2002年9月，中方答应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与中央统战部门会面。中共改变了以往倨傲的态度，愿意听一听藏人的意见，但这是策略的改变，不可理解为善意，以小甜头缓解藏人的激烈情绪，问题仍可以拖下去。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团与中央统战部官员会面之后的节目，是参观藏区和内地的一些地方，增强他们对祖国建设成就的认同，化解其独立诉求，约束藏人在海外的抗议活动。一句话，从接待的层次来看，还是一种统战策略。对达赖喇嘛来说，接触总比对抗好，接触就有希望实现中间道路，尽管这种接触本无实质意义。藏区还是严厉打击离心倾向，甘孜州的活佛丹增德勒和藏人洛桑顿珠被以“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案”的罪名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对美国来说，双方会面证明美国的斡旋有成效，缓和了国内压力，能不能谈成则是双方的事。美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于对人权的高度关注，打人权牌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但又不能影响与中国的关系，尽量做到恰到好处。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达赖喇嘛访美国时，为了不引起北京的抗议，克林顿都是采取“路遇”方式和达赖喇嘛短暂见面（达赖喇嘛在副总统戈尔办公室谈话时，克林顿以偶然路过方式而加入晤谈）。但布什政府上台后，对北京的政策趋于强势，2001年5月，布什总统在华盛顿正式会见了达赖喇嘛。2003年布什总统再一次与达赖喇嘛会晤，这时已是胡锦涛上台。中方虽然允许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不过是为了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显示北京和达赖喇嘛的接触继续进行，实无谈判诚意。例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对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访问一事，对记者的解释是：“旅居国外的藏胞回国探亲”，刻意矮化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达赖喇嘛也不是坐等北京改变政策，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西藏问题国际化，每年有一半时间出访各国，进行游说活动。在捷克总统哈维尔正式以国宾接待达赖喇嘛之后，很多其他西方国家元首也开始接见达赖喇嘛，包括200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与达赖喇嘛会晤。而美国和欧洲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外交重点，在过去十多年中，达赖喇嘛几乎每年都到美国访问。由此可以看出，在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访问的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对北京的基本策略也没有改变。近年来，达兰萨拉组织全球性的声援西藏运动，在各国召开数次“世界声援西藏大会”，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欧洲、亚洲、美洲、澳洲等几十个国家的团体代表参加。北京没有诚意，达赖却有毅力，这仍是一场比赛耐心的角力。从达赖方面来说，没有更好的选择，该让步的几乎全部做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已经让步到没有什么可再提供的了。美国方面能做的也不多了，911后，美国需要中共协助反恐，在北朝鲜核问题上也需要中共推动六方会谈，布什政府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不便为了西藏这个老问题而去和北京冲突。但还是通过会晤达赖喇嘛，给这位在国际上有崇高声望的西藏精神领袖以道义支持，同时呼吁北京打开对话大门，促进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国际化虽然令中共头痛，但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可以借西藏问题向国际社会施压，打贸易牌让西方让步。国际社会也可借西藏问题向中共施压迫，迫使中共作出经济上的让步。所以说，西藏问题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达赖喇嘛仍然孜孜不倦，坚持非暴力原则，他在接受瑞士记者采访时说：“难道除了坚持非暴力原则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难道有通过暴力手段真正解决问题的先例吗？即便有人愿意出兵帮助解放西藏，我也会断然拒绝的。谁如果梦想通过军事手段将中国人赶出西藏，那他无疑是在做一场非常危险的梦。”达赖喇嘛总是做着和平的梦，这不是面对强大中国的战术需要，而是其来自内心深处的信仰：
有时真理会显得软弱，但长远看来，她是一种力量，一种真正的坚实的力量。如果实用暴力，或许开始还显得非常诱人，但长远看来，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权力是不可能持久的。而西藏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因此，我总是试图告诫那些和我们一样处于困境中的民族，长远看来，非暴力的斗争更为保险，更为有效。[23]
这需要极强的忍耐力，没有长期的佛学修持是做不到的，未来的西藏青年信徒能否继承其非暴力原则，答案未必乐观。相比于暴力，行中间道路更难，极高明而道中庸，最高明的人，其行为是最平凡、最合适的。中庸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为人处世之道，也是政治生活的高尚理念，做到这一层次并不容易。2004年3月，当西藏青年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开始无限期绝食运动时，遭到了达赖喇嘛的批评：这种手段是对自己实施暴力。但不管藏人怎样梦想，善意绵绵，但剃头挑子一头热，中共总是坚持顽固立场，双方正式会谈依旧遥遥无期，签订高度自治协议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中间道路还未开通，希望却日趋渺茫。因为中共不是一个喜欢走中间路线的政党，历史上从来是走极端路线，仅在建党的幼小之初及抗战前夕即将被国军剿灭之时，才放下身段与国民党有过短暂的妥协。也无非是韬晦之计，不是要行中间路线，毛泽东极力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仍坚持中共的绝对领导权。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共比较低调行事，这段历史也不可以理解为中间道路，而是适应性的政策调整，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现在中共已从文革结束时的灰头土脸和藏人示威抗暴的尴尬中走出来，经济与国际处境好转，外国争相来投资，国际上的人权压力也大为减轻，胡温政权又高调宣传毛泽东领导革命的光辉历史，一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景色。让它走向有可能损害专制政权的中间道路，向民主转型，可能性为零。许多先哲早已将民主讲得很清楚，民主不光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崇高理想和长期形成的社会秩序、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民主主义的真实精神在于容忍、妥协、调和、中庸与和谐。而共产党的作风是全赢或全输的零和博弈，其所推崇的精神是不搞中庸，是你死我活式的斗争哲学，所以只会作策略上的修正，不会改变本性。过去与国民党血战几十年，如今请国民党主席回大陆踏上红地毯，是因为你死我活的斗争矛头转移到了鼓吹台独的民进党身上，国民党便成为值得利用的工具。中共与达赖喇嘛方面的有限接触，是为缓和国际压力和化解流亡藏人独立诉求的权宜之计。一个根本不想行民主之路、与民众分享权力的独裁政党，根本谈不到走中间道路的层次。
八、回归强硬
别看达赖喇嘛多年未回西藏，在西藏的影响力依然无以伦比，他在印度的时论金刚法会上说，现在西藏佛事流行使用昂贵的皮毛之类，西藏是佛教国家，不应用这样的皮毛。达赖喇嘛的讲话在西藏境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人自发地烧掉了皮毛，街头焚烧之后废弃的动物皮毛堆积如山，原本以穿昂贵皮毛为时尚的藏族演员，竟无一人再穿皮毛。藏区烧皮毛行动之迅速及规模之广泛，令中共当局异常震惊。以往政府方面的呼吁，藏人不予理睬，而达赖喇嘛一席话，广大藏人竟如此雷厉风行，如同一场大规模的“效忠宣示”，达赖喇嘛对西藏的影响力远超过中共各级政府官员。当局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抓捕组织焚烧皮毛的藏人。甚至违反自定的动物保护法律，号召藏族干部穿着毛皮服装作表率，来抵消达赖喇嘛的影响。十七大召开时，就出现了不少身着豹皮、水獭皮、狐狸皮等镶饰藏装的藏族代表，在镜头前招摇，以示对党中央的效忠。更令当局寝食难安的是一则谣传——“达赖回国朝拜塔尔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自2006年5月份起，藏民听说达赖喇嘛抵达北京，在朝拜佛教圣地五台山之后，将访问他的出生地西藏安多地区，并朝拜位于青海省湟中县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此消息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反响，西藏安多、康和卫藏等地区的藏人纷纷赶往塔尔寺，还有很多藏人在路途中，渴望朝觐他们神圣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无论当局和塔尔寺喇嘛如何解释，说达赖喇嘛没有回国，即使回国也不会先来塔尔寺，但信徒们仍然口口相传，络绎不绝，苦苦等候。一个小道消息的效应尚且如此，如果真让达赖喇嘛回藏，中共会立即失去对整个藏区的控制。于是，中共又重拾起老掉牙的宣传伎俩，让人认清所谓达赖的“三性”：一是政治上的反动性，二是宗教上的虚伪性，三是手段上的欺骗性。2007年10月17日，美国国会颁赠象征国会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并由布什总统亲自颁奖。消息传到藏区，大批藏民不顾军警拦阻，穿上节日盛装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布达拉宫四周等地焚香祝祷，青海、甘肃等地也有藏民烧燃放爆竹庆祝达赖喇嘛受勋。共产党根本无法取代达赖喇嘛在全体藏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2005年调任西藏自治区担任区党委书记的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张庆黎，一直高调批判达赖喇嘛，把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关系，形容为“殊死斗争”。张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声称“我们中国是他（指达赖喇嘛）的祖国，而他忘记了自己的祖国，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忘记了自己的母亲，骂自己的祖国。1959年搞叛乱、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境外煽动拉萨骚乱。他从 1959年出逃到今年上半年，在世界上到处窜，访问达324次，平均每年6次，特别是去年就跑了12次。目的就是网罗国际反华势力，就是兜售宣传他的反祖国，反社会，在中国制造混乱的这些思想。”[24] 张书记在一切正式场合都要唱一番“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高调，向中央展示他坚定不移的“反分裂”态度。这不奇怪，向以温和低调形象著称的胡锦涛当年还要头戴钢盔尽情表演一番，何况那些本来就想借攻击达赖喇嘛赚取利益的人。尽管西藏流亡政府号召世界各地藏人不要举行反对中国政府的示威，为对话创造气氛，而张庆黎对外国传媒的言论，绝对是中央高层的真实意思，表明中共决不开启谈判的大门，决不放弃镇压政策。达赖喇嘛一方正面临一种窘境，在国际上恢复攻势宣传，怕接触的管道被堵上；禁止流亡藏人的抗议活动，减轻了国际压力，反而加大了中共的国际回旋空间。达赖喇嘛手中有两张牌，一是国际社会广泛的官方或半官方同情，二是在藏族人中不可替代的宗教领袖地位。中共手中也有两张牌，一张是贸易牌，在分享中国经济发展“蛋糕”的进程中，对西方政府和民间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另一张是主权牌，这张牌最重要，是其执政基础，宁可失去前一张牌，对西藏的独裁权力也是决不容许商量的。达赖喇嘛以民主牌对抗专制牌固然正确，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长远的考虑，轻易放弃其中的任何一张牌都是不利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欧美为主的世界支持西藏运动蓬勃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等国的各学校中有450余个支持西藏的学生组织，在各大洲活跃的民间组织多达380多个，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近900个西藏宗教与文化中心。为弱小西藏动了真感情的外国人，自筹资金成立组织，到处游说呼吁、抗议呐喊，希望影响自己国家的官方政策，以求帮助西藏。现在藏人的声音在中共的强权攻势下有所减弱，一部分外国人的热情也在逐渐丧失。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已不可逆转，藏学正成为西藏文化的一门显学，人们对藏传佛教和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的关注度仍将上升，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还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口号，他依然是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宗教领袖。西藏问题远远超出内政的范畴，成为各国政要来访的一个话题，北京永远不可能再关起门来不谈西藏问题。同样，西藏民族也永远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待政局剧变时，硬牌未必会在中共手上。藏人学者分析：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就是现实的逆反定理，因此，藏汉民族的祖先基于血的教训，提出“汉乐汉土，藏乐藏土”，并将其刻石传诸后人以便牢记。但目前避免极端而以互利为基础寻求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变的越来越紧迫。
因此这样说，是因为西藏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西藏问题是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有许多强国或大国怀着不同目的或动机而积极介入的一个正在日益复杂化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过分拖延解决的时间，最后极可能是中国和西藏的生命财产与自然环境遭受难于弥补的损失。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强劲浪潮中，双方都不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而且中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寻求合理解决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不断宣示无意追究过去，也不寻求西藏的独立，他所寻求的是西藏三区统一的高度自治，即以互利为基础的“中间道路”。而中国政府目前这种除了老生常谈而外回避和谈的行为，不管是形式或动念都是极不适宜的。
达赖喇嘛于2001年的三·一十讲话中指出：“由于西藏局势日趋严重，中国执政当局又不肯就西藏问题进行和谈，因此对我的‘中间道路’批评也在增多。我一贯支持多元的政治立场，支持人民表达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藏人中，一些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有些人批评我的路线导致藏人内部的分裂与疑虑，我也知道这种批评的声音正在增大的原因，因为我的‘中间道路’路线没有得到中国政府任何具实质意义的回应，而大部分西藏人民坚信西藏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独立之合法权利。我坚决反对通过暴力手段开展争取西藏的自由斗争，但我尊重西藏人民讨论或寻求其他政治解决途径的权利。” [25]
自2002年起到2010年，所谓“中藏对话”已经到了第九次，每次最多不超过一星期，属于会晤谈话的性质，所以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中共对外界宣传总是称达赖喇嘛的代表是“回国探亲的藏胞”，从不将对话上升到平等协商的谈判级别，仍然是由统战部出面接待，视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听一下代表的意见，发表一通例常的陈词滥调，即算作是一次会谈了。西藏有民族矛盾，远未到失控的程度，皆在中央严密掌握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商谈中间道路问题，对中共来说就是自寻烦恼，等于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并与之分享权力。但中共拒绝谈判，并不表明是它是胜利者，西藏问题国际化趋势也未改变，藏人在国际上仍有强大的声音输出管道，只要西藏有事，流亡藏人的活动能力还会强劲地爆发出来，成为中共政权绕不过去的难题，更不要说将来中共政权某一天面临危机时刻了。中共总是认为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一个人的麻烦，根本不屑于与流亡藏人协商问题，中共的最大的让步也不过是在达赖喇嘛作出满足中共一切要求的保证后，供养在北京而已。温家宝在2007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分裂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同他进行接触和商谈。”还是意在拖延的老一套，不承认西藏存在着需要认真解决的民族自治问题。其实不然，达赖喇嘛身后，藏人暴力革命倾向远大于耐心等待的愿望，独立立场会变得更强硬。再说，藏民族爱戴的领袖在流亡中去世，藏族人民的内心深处将会造成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没有了达赖喇嘛的安抚，让所有藏人都消除内心的怨恨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西藏没有教派冲突，在民族独立问题上高度认同，外人不可能分化这种凝聚力。中共将西藏问题简化为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忽视藏人内心的民族独立情绪，以为时间可以消磨缓解矛盾。2007年中共由国家宗教管理局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第五条规定“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审核批准活佛转世申请，应当征求相应的佛教协会的意见。”企图以法律形式封杀达赖喇嘛转世于境外的可能性，由中共操控达赖喇嘛和全藏区的活佛转世。这是一个荒唐的恶法，轮回转世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六道轮回，生生不息，转世质量是凭众生个体因缘和生前功德善恶，不是由无神论的共产党批准谁才能转世，不批准人死后就不转世了。佛菩萨转世人间是看世俗社会的教化程度，是为普渡众生而来，共产党之前就存在，更无需向共产党提交申请。对此，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领袖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发表声明说：
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所有的转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信众或所在寺院基于信仰和誓言而予寻访认定，从来都不需要经过国家或政府组织的批准。而且，认定转世活佛并不同于上级任命官吏、也不是根据民意选举产生、更不是类似资历或职位的授与，而是对已经圆寂之喇嘛将会转生于何处的寻访和认定。这不仅需要证实转世活佛对前世的记忆、而且还要经过能预知前世未来之喇嘛或护法的预示，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宗教任证方式确认之。除此而外，任何组织或政府都绝对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寻访确认之，这点无论从宗教或世俗角度看都是至为明显的。[26]
就算中共自己培养一个红色的达赖转世灵童，得不到藏人的认可，也无济于事。所以，达赖喇嘛本身不是问题，恰恰是和平解决西藏困局的钥匙，因为他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开启人类心智的导师，是争取和平的精神资源。尊重达赖喇嘛的历史地位，就是尊重藏民族的文化、信仰和尊严，连藏民族的最高精神领袖都不能善待，汉藏关系就永远不会和睦。再说，时间也并不在中共一边，西藏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由温和转向激进，在民族冲突的地区，往往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更有号召力，前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例子，科索沃人民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独立，令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科索沃冲突最终以民族独立建国来结束。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布总统令，宣布苏丹从7月9日起正式承认南苏丹为“独立和主权国家”。2005年1月，苏丹政府与南方签定《全面和平协议》（CPA），南方高度自治，结束了长达22年的内战。根据协议，苏丹南方于2011年1月9日至15日就南北统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公投结果显示98.83%的选民选择与北方分离，公投结果已为北方政府及国际社会所接受和承认。南苏丹的独立是民族武装抵抗与国际社会人权干预的结果，南北双方民族不同，各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教派和种族冲突严重，没有和解余地，只能选择各自独立。这些弱小民族的成功独立，对于藏民族争取自由的运动也是个鼓舞，现在藏人流亡社会中有许多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在流亡社会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而且也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支持。象西藏青年大会在世界各地拥有50多个分部和15000余名成员，其中的骨干力量绝大部分都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熟悉国际局势，活动能量超过老一代的西藏人，这些人士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是他们的宗旨，很多人宁愿选择恐怖主义路线而不愿无期限等待难于预期的结果。这些人较年轻，其中底层民众很少，将来一定是藏独运动的核心力量。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太善良宽厚，过于理想主义，不懂得政治斗争的险恶，常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中共总是以轻蔑或污损的态度对待达赖喇嘛，毫无诚意的会谈让藏人感觉到一次次被羞辱耍弄，对中间路线的耐心正在彻底丧失。有些激进的藏青会成员，甚至张贴告示要同达赖喇嘛决裂，更激进的甚至扬言要杀死他以扫清通往独立的大道。达赖喇嘛身后，无论是下一世达赖转世与否，藏青会都会迅速崛起，成为流亡政府的主流政治力量。通过宣传和选举而主导政府内阁，排除宗教影响，建立世俗政权，其政策就是放弃中间路线，采取一切手段追求独立，不再惧怕佛教的因果报应。
九、前景悲观
中共以为镇压最灵验，抗议事件很快平息，实事上却不断激发强化藏民族寻求独立的反抗意识，促使激进势力发展，从而走上一条反抗——镇压——再反抗的不归路。人们必须认识到，革命也是被压迫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汉民族可以革掉压迫汉人的满清政权的命，藏民族也可革掉压迫藏人的中共政权的命。民族革命的正义性是不容置疑的，民族自决权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民族权利。达赖喇嘛最初提出放弃西藏独立而行中间道路时，流亡藏人不会问为什么，现在越来越丧失信心，不但要问个为什么，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如果达赖喇嘛不在了，信心又从哪里来？谁又能比达赖喇嘛更有智慧呢？”这种危险倾向的最终结果就是发展成为民族间的血腥冲突，世界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寻求暴力解决问题成为主流意识时，不管是政治或军事方面都可能导致外力的介入，连美国的小孩子都会喊出“free Tibet”（自由西藏）的口号，西藏问题已是国际上最持久最热门的焦点，中共在国际上不可能获得道义支持。而且，绝大部分西藏人都将宗教信仰视为第二生命，不仅一般民众，即使在中共集团内的藏人官员，当中国陷入动荡，当西藏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也会加入到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中，激发藏民族独立意识的全面觉醒。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顾生死奋起一搏，把民族独立战争视为神圣义务。导致暴力固然可悲，但也是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权利的途径，或者是唯一的道路，革命是改变极权制度的最有效手段。专制政府的镇压反而是独立的助力，在战争必须关注人权的现代文明价值前提下，将一个民族杀光或进行地毯式的军事打击都是不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反人类罪行，始作俑者难逃国际法庭的审判。争取自由、人权和独立是弱小民族对抗强大民族的最有力武器，并不以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最终胜负，以色列军力强过巴勒斯坦百倍，消灭几百万巴国人易如反掌，但也必须让出部分军事占领的土地，也要与巴方领导人展开对话。西藏问题与车臣问题的道义基础也不同，藏人和平的自治呼声与车臣独立的恐怖活动，不是同一种问题，西藏和车臣问题所引发的国际反应也大不相同，一味的蛮横或拖延显然是一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短视心态。当一个终生为信仰自由和民族幸福奋斗的老人不能成功时，藏人的任何反抗都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反而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同情与支持。
在中共也只能靠民族主义聚拢人气的今天，不认同“中华民族”的藏族人民其民族主义情绪必然长久存在着，不管这是政治民族主义也好，还是文化民族主义也罢，终极的目标就是民族的政治独立，最低也是联邦制下的高度自治。汉人直接统治藏人的历史终将结束，如何让大西藏合法又情愿地留存于中国版图之上，才有讨论的意义。藏人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历史都与汉人联系不大，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也相距甚远，与唯物的汉民族文化形成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即是藏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同儒道文化是汉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一样。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政治的是国家统一，文化的是大中华文化圈。汉藏各自的民族主义当然有矛盾有冲突，但官方既然宣扬民族主义，就没有理由颂扬汉民族的民族主义，而压制藏民族的民族主义。“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让哪一朵花别开好呢？“中华民族”这个提法本身就极具民族主义色彩，是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很难得到藏、维、蒙等少数民族的认同，国家民族主义无法取代以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凝聚力的区域民族主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一度占据过部分藏人的心灵，用阶级斗争取代民族主义，当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释迦牟尼的众生平等思想发生碰撞时，前者只有凭借武力才能起作用。唯物主义不是心灵的最终归宿，不能解决人生来世问题，佛教唯心思想以普渡众生的梵音能给人提供一种永恒的心灵归宿感，这种力量比武力更强大，正是探索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钥匙。存在了几千年的宗教是不可能被迅速消灭的，寄希望于科技发展和物质进步也不现实，看看国际上物质生活富足的西方基督教社会或中东伊斯兰国家，宗教正借助先进的信息手段快速传播着，占据和规范着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灵世界，抑制着人类社会因无休止的高消耗而导致环境毁灭的欲望。物质进步给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难题，谁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人类有重新审视精神（宗教）生活重要性的要求，这种需求是不可阻挡的，反过来也会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增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消解现代物质社会以及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在加速堕落，它不能成为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中共企图用增加物质享换取统治合法性的经济改革已经失败，在同样价值观指导下的民族地区也不能成功。用全民族堕落来消灭人们的政治热情，扑灭人权诉求，而遍地的民众维权抗议都是在反抗政府暴行，都是人权对主权的反抗。
实际上，中间道路也没有多少民意基础，尤其在流亡藏人中，真正在内心中同意中间道路只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因为他是宗教领袖，以其巨大的感召力，众人才勉强接受了中间道路的政治路线。非暴力观点认为：非暴力主义给予人尊严和信心，依靠这些，人们将可以面对任何政治压迫。非暴力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还要继承西藏灿烂的文化。如果靠暴力实现了政治自由，却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给予我们生活重要价值的西藏文化，最终能获得什么呢？反对的观点认为：我们都是普通的西藏人，我们喝水吃饭，我们有情感，爱自己的妻子孩子，但是当一些家伙来到我们的家园，屠杀我们的亲人，即使这些人是强大的军队，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拿起自己的枪，但是达赖喇嘛却不明白自己子民的想法，讨论“高度自治”是在浪费时间。所以麻烦就在这里，一旦达赖喇嘛不在了，作为政治路线的中间道路也就终止了，中共以为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此终结了，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却不能说达赖喇嘛错了，和平非暴力没有错，一个佛教领袖以宽忍慈悲的情怀，放下民族间的仇怨，极力避免因争取民族权利而流血，是其高尚伟大之处。一个佛门僧人怎么能号召暴力呢？问题是达赖喇嘛面对的是一个不知忏悔的杀人政权，以大屠杀起家，以大屠杀维持，杀汉人不眨眼，杀藏人一样不眨眼。为了强征农民的一块土地就可以开枪，让中共和平放弃百万平方公里的西藏统治权，简直不可思议。中共政权不喜欢中间道路，胡耀邦宽松的治藏政策只是短暂的特例，是为了扭转文革造成的极左局面，也很快被邓小平否定了。胡锦涛行事比较低调，但镇压藏人的反抗历来持最为强硬的态度，低调作风并不能掩饰残暴心理。一有藏人上街抗议，中共立即派军警镇压，制造流血事件，以屠杀迫使藏人沉默。现在中共财大气粗，又握有安理会的否决权，国际社会不可能以强硬的姿态迫使中共让步，没有一个国家首脑敢于公开宣布抵制北京奥运会就很说明问题。当年德国法西斯强盛时，各国都拍希特勒马屁，争相参加柏林奥运会。极权主义的中共与争取民族权利的藏人之间，无数次流血事件证明，双方不存在一条政治上的中间路线。争取少数民族政治权利或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强权政治来说，只会是一场革命，任何温和的改良愿望都不现实。发生在2008年3月中旬的拉萨及周边藏区的大规模抗议风潮，就是藏人在经历无数次挫折，对中间道路已经完全失去希望，他们公开举起西藏独立旗帜——“雪山狮子旗”，标志着独立运动重新兴起。中共在举办奥运会之年，同样毫不手软地举起屠刀，造成百余藏人死亡，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的所谓“压力”。达赖喇嘛的善意与让步换不来中共政权的些许回报，双方的接触不会有实质结果。无论达赖喇嘛作怎样的善意表态，中共都回以恶言恶语，大泼脏水，或报以毫无怜悯的大屠杀，或将民族冲突和追求人权的抗议风潮妖魔化为打砸抢烧的恐怖事件。诽谤攻击达赖喇嘛的用意是不留回旋余地，彻底封杀中间道路，力图给长期宣扬和平非暴力思想的达赖喇嘛戴上恐怖头子的帽子，将民族与人权问题界定为恐怖活动，名正言顺地实施暴力镇压，把西藏变成第二个新疆。这与毛泽东把西藏抗暴斗争说成“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事件”是一样的做法，目的在于加剧积累民族仇恨，利用汉人的绝对优势获得镇压藏人反抗的大汉族主义资源。3·14抗议当天，西藏自治区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但当局并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也拿不出什么有力证据，而是把一切麻烦迅速推到达赖喇嘛身上，来洗掉自己镇压藏民的血迹。中央和地方心照不宣，异口同声，以此来对全国人民洗脑，煽动民族仇恨，以示民意支持，再应付国际社会。没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下藏民的诉求。这样一来，藏区越有事，吃“反分裂”饭的官僚集团越显出地位的重要，政绩越突出获取的利益就越多，位子便越稳固。内地发生再严重的抗暴事件，当局总是隐瞒，不允许媒体报道，大事化小。唯独西藏有事，中共迅速向全世界报道，小事化大，妖魔化达赖喇嘛，证明武力镇压的合法性。由于达赖喇嘛的不懈努力下，西藏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同情，这种情势下，中共从国际被动转向争取国内的主动，极力煽动汉民族的仇恨和大汉族主义情绪，将法西斯化的暴力包装为“反分裂”的爱国主义资源，就是中共治藏的另一种手法。但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是双刃的，在刺激大汉族主义的同时也刺激地方民族主义。正如王力雄所说：
近年汉人对藏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和亲近，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对藏人整体的畏惧和仇视，把藏人视为恩将仇报的民族。互联网上充斥中国愤青对藏人的狂热辱骂。对藏人的排斥成为中国社会弥漫的风气。到处发生对藏人的歧视与不公。机场、旅馆、各种检查站，只要见到藏人，即使是位居高官者也免不了侮辱性对待。甚至藏族儿童在学校也受汉族同学欺侮。这种出自汉人的整体敌对，把藏人整体推到了汉人的对立面。出于对官方宣传的反感，藏人对官方言辞一概抵制，同时也对汉人的仇藏还以相反的仇汉。可以说，从这次事件后，汉藏之间已经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种族对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随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本无民族区分的藏族孩子从以往为中国加油变成每见中国失掉金牌就欢呼。孩子的变化，正是预示西藏问题的长远走向。[27]
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西藏问题就变为纯粹的民族矛盾，靠汉民族的强势地位来压制藏民族，使藏人沦落为纯粹的受奴役民族，变为汉民族的“奴隶”，这也是藏人要求独立的原始动力。每一次的西藏动乱都是藏人损失惨重，都会为西藏独立运动添柴加油，为汉藏两个文化历史迥异的种族埋下难以化解的仇恨，不断从上层矛盾扩展到下层民众之中，迫使藏民族思考自己民族的前途所在。中共虽然做出姿态，说会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其实谈判的大门永远不会打开，只是开了一道会晤的缝隙，留一点诱惑给达赖喇嘛，只接受他的私人代表，而不给流亡政府会谈机会。仍然是以统战部出面，代表们听听领导同志的讲话，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再战战兢兢提出些意见，请领导考虑一下，会面就结束了。中共的这套招数已经用过不少次了，国际社会的压力大了，中共就开道门缝，压力松了，门缝立刻紧闭。国际社会也乐于见到其压力下的作用，大家一起来玩这个老游戏。达赖喇嘛当然也懂，但若不接受鄙视性的会面，连这点机会也没有了，没有了接触管道，没有了虚幻的期待，便再无理由压制激进势力。中共自然吃准了达赖喇嘛的苦衷，在接触的同时不断施加压力，放出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这类恶棍肆意诽谤达赖，大泼污水，以流氓手段使藏人难堪，使西藏问题永远没有进展。面对这种局面，达赖喇嘛在接受德国《镜报》专访时说：“甘地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他的理由。试试在拉萨这样做？英国帝国主义者很坏，但与今日的中国帝国主义者没得比，他们更糟。”[28] 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成功，并不能改变在西藏的现实弱势，明知毫无结果，不饮下这杯苦酒又会什么好办法呢？西方社会明知毫无作用，却可以找个台阶下，证明他们正在关注西藏人权问题。
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藏人根本不需要汉人来“解放”，汉人是殖民者，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长期的暴力统治下，藏人感受不到幸福，除了藏人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多数人从不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式的祖国概念。藏民没有和平表达真实意愿的机会，忍无可忍下的反抗又被视为叛乱而屡受镇压，在自己的家园里不能和平地生活，自由地信仰，他们强烈地希望汉人滚出西藏。除了既得利益集团，藏人不需要共产党，他们需要灵魂之父的达赖喇嘛，尽管他流亡在外半个世纪，藏民族仍然保持对这位上师的绝对尊崇，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取代。汉民族若要尊重西藏民族，必须从尊重他们的精神领袖开始，至于那些整天喊打喊杀制造民族仇恨的汉族愤青们，实际上正是藏独势力的支持者，他们正与官方一起将汉藏两族从感情上彻底剥离，正在为某一天滚出西藏作前期准备，当年毛泽东播下仇恨的种子，一定会在未来开花结果。漠视藏人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以武力镇压抗暴，这肯定不是汉民族的福音，也不是强权主义者可以一劳永逸的政策。汉民族对藏民族的污蔑压制，加深拓宽民族鸿沟，其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也越来越反感。尽管藏人追求独立的道路遥远漫长，但西藏最终走向独立已经是不难预见的结局，屠杀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近年来国际社会几乎听不到指责西藏独立的声音，全是在谴责中共的暴行，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中共妖魔化反而增添了他的光彩。实事证明，想用流氓手段或驼鸟政策摆平民族矛盾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因为谁都明白，达赖喇嘛不是妖魔，妖魔或撒旦正是作恶多端不知忏悔的共产党政权。
在当今世界上，民族冲突和区域独立是二战以来很多国家遇到的问题，英国的北爱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等等。在处理区域问题时，最棘手的不是谈判，而是不易找到有代表性的谈判对手，独立组织各派别的利益诉求差异极大，政府找不到统一的谈判对手，也就无法达成一揽子协议，找出和解的路子。即使一时达成协定，也会被破坏推翻，在暴力冲突与和平谈判中毫无希望地轮回，这也是很多民族区域冲突流了很多血而找不到和平出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西藏问题由于有了达赖喇嘛，才在数十年的时间中没有走向暴力，坚持和平非暴力理念成为藏人在国际上普遍受到尊重的首要原因。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曼德拉，南非的独立运动一定是血腥无比，种族和民族屠杀已使非洲很多国家陷入长期的动乱之中。中共不能妥善地利用达赖喇嘛的慈悲力量，化为和谈的优势，是它没有自信，不敢在和平的旗帜下实行西藏自治。自治就意味着民主化，民主是共产政权的克星，共产党只有靠暴力屠杀来维持它的统治，必须靠不停地污损达赖喇嘛来宣示它在西藏的话语权，挑动汉藏间的民族仇恨，深化民族隔阂，用汉民族的狂热民族主义形成压倒优势。西藏自治对中国人来说，决非孤立的问题，中间道路也必然是对汉地民主化的总动员，由此可以断言，西藏问题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前景，至少在中共崩盘之前是这样。
十、汉藏前途
西藏问题是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憎恨和讨厌汉民族的屠杀与压迫，争取独立或全面自治是全民族的希望，其次才是民主问题。藏人普遍认为历史上西藏是独立王国，凭什么非要与中国结为一体呢？民主制度下，政治主导民意，民意也制约政治，既然在一起不愉快，何不痛痛快快独立呢？达赖喇嘛在1992年2月26日发布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中说：
当西藏内外的藏人团聚的幸福时光来临时，对现有的使人民在实质上完全丧失自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进行改造，以保证符合人民意愿的行动、言论、思想的完全自由，向具开创性的包括三区在内的统一的、自由、民主、联合的正确道路迈进；以此为基础，以佛教的慈悲、公正、平等、和平、环境保护为政府的宗旨，实行三权分立的政党议会制度。
中国暴政退出西藏，西藏恢复自由后，以及在制定新宪法之前，将有一个过渡时期，此时，西藏的一切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商业、农牧、交通等一切必须的日常事务，应由原有的藏人官员负责下继续运作，同时应选出一名管理政治的总统，我将向他转交我原有的全部政治职权。[29]
西藏的未来是宪政民主，是三权分立原则下的总统制，达赖喇嘛也对总统的选举和宪法制定做了祥细的说明。可惜，中国不是联邦制，不象俄罗斯联邦那样由许多民族共和国组成，如果照达赖喇嘛的建议，中国大陆的国体政体将作根本性的改革。但是，任何一种政治蓝图都要充分考虑现实的可行性，中国现行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全部藏区归入西藏自治就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首先藏区的汉人也不会答应。人们可以不认同专制政权，但民族感情永远是以本民族的利益为先导，历史不一定公正，但也决不会简单地回到过去，回到吐蕃王朝广袤的地域，回到大清帝国的鼎盛时代。吐蕃侵略中国或中国侵略西藏都是历史，中国的版图也是由小到大，由大变小，将来还会有变化，西藏也不例外。扩大靠开拓，变小是无奈，在中共对西藏并非无奈的情况下，让出大片土地或者分治国土，恐怕权贵集团中谁也不敢有此动议。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拖一天算一天，麻烦留给后任。中共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会晤是迫于国际压力，是表面的缓和，并不是坚冰消溶的信号，外国首脑纷纷为达赖喇嘛说项，不好太过僵硬，封杀自己的舆论空间。但可以拖一千年而不解决问题，好比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不定出期限，无休止地争执下去正中朝之下怀。隔段时间见见面，握握手，总给留一点希望，可以借此压制藏人国际上独立的呼声，也为中共领导人出访减少些藏人抗议的尴尬。接触归接触，但不进入实质性谈判，这种接触就是拖延战术，拖到达赖身后再观察事态变化。藏人在国际上的成功，大部分归于达赖喇嘛的个人因素，达赖身后国际关注度究竟怎样，还是个未知数。可以再转世，但又要20年左右才能发挥作用，20年左右的空白期谁来填补，后任者有怎样的能力，尚难预知。如果由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接任，不是精神领袖，缺少教宗般的神圣光环，其影响力肯定大不如前。再说，从灵童成长为成熟的宗教领袖和国际活动家并不容易，每一代达赖喇嘛不可能都具有高超的交际能力和令人倾倒的个人魅力，也许寄希望于后世是一种奢望。有人担心说可能出现两个达赖灵童，中共选定一个，流亡藏区选定一个，造成藏民族分裂。中共也许不管什么达赖喇嘛的转世，它有班禅在手正好逐步架空取代达赖。2006年4月13日，官方在杭州举办第一届国际佛教论坛，不邀请达赖喇嘛，党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国际会议上罕见地公开露面，代表藏传佛教。中共牢控全藏区，班禅受党恩惠，没有必要再弄一个达赖灵童来牵制班禅，毕竟班禅的地位次于达赖。达赖喇嘛说过不一定再转世的话，主要看藏人的要求，也许考虑到中共可能的干预，也许是因转世的时间过长，不适合藏人较为急迫的独立事业。不转世的话，对藏传佛教来说等于一场宗教改革，在民族解放事业特别需要宗教凝聚力的关键时期，其引发的后果难以预料。达赖不转世了，人们仍然渴望见到肉身菩萨，班禅转世系统正好发挥作用，会逐步取代达赖的教宗地位，藏传佛教反而变为中共有效统治西藏的工具。藏人流亡政府失去精神领袖，等于藏人失去精神依托，以教团组织影响全体藏人的力量会因此弱化。中共一直认为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一个人的问题，达赖喇嘛年事已高，他去世了，国际压力弱化，西藏问题自然消失了，不能说这种想法一点没道理，达赖不转世就更好办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达赖喇嘛巨大的身影遮盖着流亡政府的光彩，世人只知有达赖喇嘛，而不知流亡政府的领导人都有些谁。十七世噶玛巴逃亡到达兰萨拉后，事情有了转机，噶玛巴可以做为达赖身后的宗教政治领袖，继续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但这也有一个难题，噶玛巴是噶举派活佛，达赖喇嘛是占藏传佛教主导地位的格鲁派领袖，对各教派有统召力，这是历史形成的格局。噶举派领袖能否团结各派教众，发挥达赖喇嘛精神领袖的作用，个人修行怎样，国际接受程度如何，会不会与达赖喇嘛一样受人尊崇，还不是很清楚。西藏青年大会坚定鼓吹西藏独立，代表大多数青年人的倾向，届时噶玛巴怎样压住阵角，亦很难说。达赖的影响力确实难以替代，这也为其身后藏人继续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流亡藏人会不会陷入派系纷争而一事无成，亦很难说。争取独立是个长期和痛苦的进程，缺乏经受磨砺的政治家，迅速的改变更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非要转世的话，达赖喇嘛说，会在自由世界转世，绝不会转世在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这也为中共抢夺灵童造成困难，弄个假班禅，再搞个假达赖，“从娃娃抓起”，培养红色“观音菩萨”，徒增笑柄。
西藏问题对藏人是紧迫事，对中共政权仅是一种隐患，你急他不急，时间在中共一边，国际或藏人压力下迫使中共政权作较大让步的可能性极低。但是，达赖喇嘛如果在世，他讲的话，藏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一般也会听从，对解决问题是有利的。如果达赖喇嘛不在了，班禅是党的人，藏人失去可以信赖的宗教领袖，一些变数可能会增加。从这点上来看，拖延时间对双方都不利。如果达赖身后藏人耐不住性子，少壮派人物掌权，开展暴力革命，虽然难于在佛土西藏获得广泛响应，国际社不会定性为恐怖活动，但也不便出面援助。在联合国的注视下，再来一场59年式的大屠杀，一定是受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种族灭绝行为。菩提的种子不发芽，仇恨的种子一旦成长，便永无宁日。藏人与汉人之间的仇怨也随之加深，全体藏人会从中间道路退回到要求独立建国，中国如果发生大的动乱，这种诉求会很快演成激烈的行动。届时中央再与藏人谈判会相当困难，汉人政权决不敢再让藏人死伤百万，因为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独立要求远比对车臣武装独立的关注度要高。屠杀信佛的藏人，将埋下更深刻的民族仇恨，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全面制裁，中国经济会在制裁下崩溃。如果连达赖喇嘛这样有巨大威望的人，推行中间道路都行不通，无人再对温和路线心存幻想，暴力革命思想便深入人心。一旦中国走向民主，放弃残暴统治，西藏独立运动便卷土重来。因此，时间对藏人短期看很不利，实际上更不利的是中国之未来，一旦极权统治崩溃，汉藏冲突再起，双方没有一个在达赖喇嘛主导下达成的条约拘束，再答应高度自治恐怕也没人答理了。其实中共也高度关注达赖喇嘛的健康，担心一旦达赖过世，西藏境内暴动力量会随之扩大。2001年67岁的达赖喇嘛住院治疗，病愈后中共缓和了态度，恢复了沟通管道，至少在表面上表达了一些诚意，通过达赖喇嘛来化解流亡藏人的激烈情绪。照大多数藏人青年的思路，高度自治是过渡阶段，西藏最终走向独立是毫无疑义的，后人未必遵循达赖喇嘛的承诺，西藏青年大会就是持这种观点的组织，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晋美为代表的少壮派也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从前藏人有一句话说：石头不能作枕头，汉人不能作朋友。今天仍然是一句流行语。仇恨化为暴力，届时国际社会再无理由反对藏人的暴力革命，武装革命不同于恐怖活动，反抗暴政为恢复家园而战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而中共政权一旦杀人过多，外来压力强烈，镇压政策难以持续下去，中国届时将不得不放弃经营了几百年又耗损了无数人命钱粮的大西藏，汉民族会背上侵略者的历史包袱悲怆无奈地退出藏区。藏民族将得到什么呢，或许是一片环境被严重毁坏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荒漠。仇恨将天长地久地影响两地关系，比中日关系还要糟糕，中国的生态危机并不是日本统治时期造成的。
从长治久安的愿望来看，地方自治是最好的办法，不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各省也应该自治，中华民国宪法就赋予了地方自治权，这是一个历史潮流，中国早晚要重走这一步。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始终不能消解民族分离情绪，不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事无巨细地管理一个大国，集权于中央，地方权益得不到保护，少数民族自然有受外族压迫的感觉，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也会让中央政府感到压力。不管中央作多大努力，与地方一有利益冲突，人们就会首先想到：“如果自治或独立就好了”。即使是中央对民族地方的投资，少数民族也可能视为有掠夺企图。中共政权的极端独裁性质决定了治国的无能，无论未来会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逃脱不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以大清康乾年间为合的最高峰，晚清时期已到了分的开始，中华民国至今仍是分裂阶段，弹丸之地的港澳回归大陆并不能扭转分的趋势，一举改变台湾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倾向。从历史上看，夏商周统合中原各部落是合，春秋战国是分；秦朝是合，两汉又合并西域，疆域扩大，三国是分；西晋是合，东晋是分；五胡乱华南北朝是小合大分；隋朝是合，疆域不大，初唐是大合，版图广阔，五代十国是大分；北宋是小合，不及初唐三分之一，南宋是分，丢掉了半个中原；元朝是大合于蒙古，明朝是分于蒙古而弱合于中原；清朝大合中原及四邦，晚清割地赔款又分疆裂土于列强；中华民国是小合到大分，中共政权则是分大于合，重新导致大分裂的可能性也极高。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亦如此，张骞通西域到唐代纳入中国版图是合，到东晋十六国及宋朝失去西域是分；蒙古统一后是由分而合于外邦，明朝分于蒙古又合于满清；清代版图达极盛，收蒙古、西藏、新疆、台湾，却又不得不四面割让土地，丢掉台湾、丢掉保护国越南、朝鲜、琉球、尼泊尔……中华民国是分大于合，收了小台湾，失掉了大外蒙，将自己困在了孤岛上。中共政权收回了小香港，却又以新的边境条约，确认了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在东北、新疆、西藏、越南、缅甸等边境地区出让大片领土，如江东六十四屯、江心坡、南坎、麦克马洪线以南……损失国土达200余万平方公里。冷兵器时代的分分合合不足为怪，交通信息落后，国家控制能力低，全世界都是如此，诸多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最终皆分崩离析。现在是交通信息发达的卫星导弹时代，控制力增强了万倍，但分分合合仍然是大趋势，只是减缓了这个过程，苏联有两万余枚核弹，还是挽救不了分裂。合是表明一方势力强大，分则是追求独立，体现在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上。世界各国的版图不可能从今往后再无变更，欧盟的统一，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分离，东帝汶、科索沃及巴勒斯坦的独立，以及新宣告独立的南苏丹等等，都是不可遏止的分离趋势。强大的苏共不能扭转乾坤，中共会彻底改变合与分之历史趋势吗？地球村只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概念，各国不会因此放弃领土之争，俄日不会放弃北方四岛争端，中日也不会弃钓鱼岛而不顾，民族矛盾和生存危机是人类不能和睦相处的关键因素。唯有在自由民主精神和超越地域民族的和平宗教信仰下，人类才有可能化解纷争，但达到这个境界是千百年之后的事。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晓得西藏不但是北京政府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甚至是一个不定期爆炸的火药桶，西藏脱离中国是早晚的事，任谁来主持将来的政局，都无力改变这一趋势。因为这也是一个小合大分的世界趋势，地球上的国家因此越来越多，只是汉藏分离过程会有多长，我们不知道罢了。只有一点不容怀疑，共产主义过时了，共产党政权没有前途，为了拼命维持一个落后的意识形态，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加速分崩离析的愚蠢行为。
注释：
[1] 引自西藏之页网站（www.xizang-zhiye.org），中国对藏政策与策略。
[2] W·C·戈德斯坦：中共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集（www.tibetology.ac.cn）。
[3] 引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
[4] （法）董尼德著：《西藏生与死》，第二部第一章。
[5]《哈耶克传》第六部，引言。
[6] 齐鲁著：《胡耀邦传奇》，第8节。
[7]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 在西藏自治区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8] 徐明旭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第二部第九章。
[9] 引自西藏之页网站（www.xizang-zhiye.org）。
[10] 《西藏生与死》，第二部第三章。
[11] 隆务·洛桑年智著：《慈悲与正义之魂》第八章。
[12] 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摘自西藏之页网站。
[13] 徐明旭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第三部第十一章。
[14] 同上，第三部第十二章。
[15]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二，籓部八。
[16] 引自陈庆英著：《达赖喇嘛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P26(中国藏学网www.tibetology.ac.cn)。
[17] 参见廖祖桂等著：《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中国藏学网。
[18] 《西藏通讯》总第76期，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汉藏讨论会”上的回答，见西藏之页网站。
[19] 西藏之页网站，《西藏通讯》1996年总第4期：中共倒行逆施只会自食其果。
[20] 尕藏加著：《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西藏人民出版社，P88。
[21] 摘自www.caochangqing.com，曹长青：达赖喇嘛的失望和希望——写在中藏17条协议50周年。
[22] 引自西藏之页网站，《西藏通讯》，1997年总第11期。
[23] 《西藏通讯》2005年总第55期。
[24] 《西藏通讯》2006年第60期，张庆黎正在西藏猛烈开展二次文革运动，西藏之页网站。
[25] 隆务·洛桑年智著：《慈悲与正义之魂》，第十三章。
[26] 2007年《西藏通讯》总第63期。
[27] 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2008年，引自唯色博客（wlx.sowiki.net）。
[28] 《西藏通讯》2008年第68期。
[29] 摘自《西藏通讯》1998年总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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