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末世第一卷 中间道路 第一章 荣誉之归属

第一章 荣誉之归属

达赖喇嘛是世界级名人，是举世公认的宗教领袖，非常受到访国的欢迎。但许多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认知度仅限于官方信息渠道与官定成份。一是没多少人关心远在境外做难民的藏人，感兴趣的只是西藏独特风光之神秘感及旅游价值；二是几十年来听惯了诸如《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北京的金山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翻身农奴把歌唱》、《逛新城》、《青藏高原》、《天路》等等新老颂歌，脑子灌输过“共产党解放了百万农奴”、“上层反动分子叛乱”、“达赖集团分裂国家”之类的教学讲本。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风光于国际社会的缘由，中共是不会告诉国人的，国内知道的人不多，也不大关心这种事。而妖魔化达赖却是中共一贯政策，因此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依旧是过去“百万农奴”的头号领主，破坏西藏“民主改革”，是披着佛教外衣的西藏分裂势力头子，一直在进行拆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罪恶活动，更是企图复辟“农奴制”的罪魁。当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下的标准定义是：“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则使用极具文学性和煽动性的语言：“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这恐怕是官方评价的顶峰了，一个宗教人士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坏的了。喉舌艺术家们的动情歌唱，党和政府的义正词严，构成大多数中国人对达赖喇嘛及西藏问题的全部理解。

可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人都知道，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和藏民族的精神导师，世界级的宗教领袖。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得道高僧，是一个具有生命智慧的智者，也是一个主张非暴力、为存扬藏民族文化和为藏地民主化而努力毕生的人，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为各国首脑和民众普遍推崇的伟大尊者，这一点也为基督教世界所公认。说他阻挠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逻辑上就不通。藏民族公认的佛学大师由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统治者评价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本身就荒唐无比。在藏传佛教里，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转世，为保护教化信众而来，西藏民族的祜主，弘传藏教文化，为民族幸福奋争，是达赖喇嘛获得藏民族拥戴及其历史地位的原因。自由的宗教信仰是一种文化上的投票方式，全民族的共同信仰更是民族意志的表达，达赖喇嘛有权代表西藏人民，它领导的流亡社区已经是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反观共产党的西藏政权，从未经过藏民投票授权，中共是非法的占领者，不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没有资格对藏人的信仰选择横加干预。我们在讨论西藏问题时，必须站在自由和人权的立场上，寻找西藏问题的实质，才会得出真实的结论。

所以，说佛教领袖是佛教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披着袈裟的豺狼”，这种荒诞逻辑实际上只有那些人面兽心的豺狼才能说出口。在共产党看来，佛教必须无条件接受其领导，党让念什么经就念什么经，活佛若离开党的领导，宗教秩序就不正常了。无怪乎共产党培养的转世灵童“十一世班禅”做客CCTV“焦点访谈”时，干脆说：“要听党的话！”真是共产主义的好“活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好“喇嘛”，党的“好孩子”。共产党对此成就当仁不让，西藏自治区领导人会见“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时说：“十年来，活佛在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佛学造诣、思想修养、政治觉悟都不断提高。”什么是“思想修养”和“政治觉悟”呢？以中国人的经验就是紧跟党，迷信共产主义，哪怕共产党是由一帮恶狼掌控、共产主义是万恶之源，也不容怀疑，誓死为共产政权奋斗终生。中共善于“从娃娃抓起”，开创了藏传佛教僧侣从小接受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教育之新时代，从“红孩子”到“红色喇嘛”，完成对藏传佛教的全面控制。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造成百余名藏人死亡。3月15日，“十一世班禅”严厉谴责少数人“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罪行”。他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坚决拥护党和政府在拉萨采取的一切措施，希望拉萨的事态能够尽快平息”。党的活佛并不为藏人的生命损失感到痛心，他同党一样，最关心的是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和他的政治地位。这样一来，独立于中共体制外“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国家的政治活动”的达赖喇嘛，自然成为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中共一贯对达赖喇嘛恶语诽谤，与之相反，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从来不对中国人使用恶语秽言，从来不诅咒中共领导人。在中共媒体对达赖频频发动攻势时，达赖喇嘛仍然以平和语调述说自己的见解，并保持对中国民众的信心，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更是慈悲和智慧的化身，佛门比丘心中没有嗔恨。

西藏为雪域高原，空气清洁，阳光充足，笃信佛教，关注因果，极重来世，因而民风质朴，性情平和，绝少狡诈卑劣之徒。汉人政权以傲慢姿态评价藏民族文化及其精神领袖，本身就是破坏民族和睦的恶行，意在为压倒多数的汉民族制造打压藏民族的口实。这是个自作聪明的愚蠢策略，尤其是高层政治人物的不断胡言乱语，已经深深埋下了民族分离的种子，也必将为其后果付出代价——由中国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谁的荣誉

无论中共怎样丑化矮化，都无法完全掩盖事实真相，无法封锁一切信息通道，也就无法遮蔽一个世纪伟人之耀眼光辉。由于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转世活佛的特殊地位，他创造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奇迹，打开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www.xizang-zhiye.org），达赖喇嘛那长长的各种奖项一览表、会见数不清的各国政要名人一览表、在世界各地举行了数不清的时轮金刚大法会一览表，即可知他在国际上受欢迎的程度。毫无疑义，达赖喇嘛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最成功、最富个人魅力的宗教领袖兼政治活动家，谁能邀请到达赖喇嘛，更多的荣誉是在邀请方。他一边弘传佛法，一边争取西藏自由，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他的极力推动下，流亡藏人开始逐步推行政治民主，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在国外设立了几十个办事处。佛教遍传西方各国，藏传佛教与西藏民族在国际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现在藏传佛学的最高水平不在国内的西藏自治区，而是在流亡藏区，比之内地寺庙只知卖门票赚钱搞活经济的出家僧侣们，不知强出多少倍。其首府达兰萨拉——这一小片外国领土上的客居地，是个政治民主、没有压迫、没有犯罪、社会稳定、生活快乐和全体藏人与许多外国人心中向往的圣地。无数人甘冒生命危险翻越雪山，奔向圣地达兰萨拉，一些中共藏人高官也将子女送去求学。流亡藏区人权事业的成功，远远走在了中共政府前面，这一切更不敢让国内人民知道，否则，总是宣传藏人愚昧落后的大汉族主义者们，将无地自容——

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

——1989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吾住世间，尽除众生苦。

——达赖喇嘛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读了上面的话，就知道一个佛学大师令人尊敬的宽阔胸怀。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对人类和平作出伟大贡献的卓越人士，达赖喇嘛长期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国际社会才给予了他此项崇高荣誉。获奖的荣耀除了是向达赖喇嘛数十年来为人类及西藏的和平付出的辛劳表示致敬赞扬之外，也是在鼓励一个民族继续坚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这对于中共政权并非一件坏事，因为国际社会也总是往善的方向考虑，意在促进中共关注人权，用和平方式走向民主化。中共通常是不反对诺贝尔奖的，甚至思之若渴，2001年12月10日人民网上有一则报道很有代表性：“为纪念12月10日——诺贝尔奖100周年，12月9日，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科学技术馆及明德创意集团共同举办的‘诺贝尔奖100周年纪念会暨《百年诺贝尔》节目首发式’在北京中国科技馆举行。 会上宣读了由百名中国科学家签名的倡议书。诺贝尔奖走过的100周年是人类近代科技发展历程的缩影。100年来，共有28个国家的475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遗憾的是，中国本土诞生的科学成果却尚未摘取过诺贝尔奖桂冠（确实该反省原因）。倡议书呼吁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积极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关注诺贝尔奖！关注科学和教育！”这说明中共对诺贝尔奖持赞赏态度，这究竟比争奥运金牌更有光彩。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评价也一样，科学与和平同样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获奖者不分国籍，都是对全人类的贡献。所以，官方出版社在为曼德拉、阿拉法特等人作传的丛书中说：

在价值标准如林，奖章奖杯奖状何止千万的20世纪，诺贝尔奖无疑已成为影响最大、涵盖最广、最为崇高、最受人景仰的一种殊荣，诺贝尔获奖项目已成为本世纪人类创造性精神活动与进步事业的集中表现，而摘取了诺贝尔桂冠者已形成了本世纪人类真正精英的一支大军。

在20世纪这样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制度、各种民族国家利益、各种思想观点尖锐对立、激烈撞击的时代，诺贝尔奖历年各方面的颁奖对象，并非从未引起过任何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但比起种种偏激狭隘的标准，诺贝尔奖毕竟更具有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公正的态度，合理的取舍，毕竟是为地球上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所推崇，毕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它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全球性的崇高地位与长存性，就在于它的价值标准中有一最简单然而也最可贵的精髓，那就是提倡为全人类的进步而有所作为。[1]

真是精彩论述！这可以算做中共对诺贝尔奖的基本评价了，这些话写在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之后的官方出版物上，在此等事关中共荣誉的重要问题上，其宣传喉舌不会随意发表个人言论。但在大加赞扬诺贝尔奖的同时，却不会为了达赖喇嘛获奖作传记，曼德拉与阿拉法特是外国人，一个反殖民主义，一个反以色列，显示出中共一贯站在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上。达赖喇嘛反对中共政权的民族压迫，获奖就不能算数了。戈尔巴乔的改革令苏联解体，中共也不会为戈氏获奖作传记。刘晓波在中共监狱中获得2010年度和平奖，官方也决不作宣传，可见为谁作传记是有选择的，并非完全认同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则。中共驻挪威使馆称：“达赖喇嘛是长期在国外搞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此次奖项颁给达赖喇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亦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这虽然是标准的外交官话，刘晓波获奖后也是这等说辞，其双重标准显而易见。真是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对同一个奖项应持同一个标准，外国有人获奖是殊荣而大加赞赏，中国有人获奖却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逻辑上就说不通。

问题是，中共除了不承认中国人获和平奖是国家荣誉，还在于根本就不承认达赖嘛是中国人。对于一切流亡人士都是这种政策，即使是流亡海外的汉族民运人士也一律没收或作废护照，注销户口，禁止回国，对于其他民族的异见人士也是如此，最多承认他们是华人。华人与中国人，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有时可与中国人相等，无论定居哪一国，从血缘或感情上都可以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并不单指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中国。若从文化角度，华人与中国人是有区别的，华人是大圆，包括大陆中国、港澳、台湾、新加坡，也包括一切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不以国籍之别而构成大中华文化圈。中国人是小圆，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人才算是中国人，其他的均为华侨、华人或华裔，统称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加入外籍的同时自动丧失中国籍，中华民国可以有双重国籍，是依据血统主义原则。达赖喇嘛未加入外籍，又丢掉了中国籍，所以自称是无国籍人，他说：“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流亡者。”[2] 达赖喇嘛也坦承自己的印度情结，曾称自己是“印度之子”。对此，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和党的喉舌新华社称这是向印度政府大献殷勤，说出生于中国青海的他数典忘祖，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资格，彻底暴露出叛国背族的真面目。出生在中国的人未必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已是无国籍人，不存在“叛国背族”之说。达赖喇嘛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

第一，我是个佛教徒，我所有的佛教知识和人类价值观都来自印度，而非中国，如龙殊菩萨，我自认我是龙殊菩萨的学生，我所有的知识都来自印度，我一直把印度视为我的师长，我们藏传佛教弟子都是印度的学生。第二，我这身肉躯是靠印度的食物存活了51年，而不是靠中国食物。逃离我的祖国，我现在快75岁了，在印度生活了51年，是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从身体和灵魂上说，印度的食粮和学说抚养了我。为此，我有理由说我是印度之子，我早就说过这不意味着反对中国。中国的强硬派指责我，这无关紧要。两年前，中国政府就说我是魔鬼，我的回答只是一笑，因为用不着去回答。第三：我的宗教和谐与非暴力思想来源于印度，在这个国家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着宗教和谐和非暴力的传统，我接受的是古代印度的学说，而非毛泽东的思想。这也是我自认是印度之子的一个原因，非暴力和宗教和谐，都是印度传统，无论我去到哪里，我都带着这个传统，这是我自称印度之子的第三个原因。[3]

不必说与中国没有师承渊源的藏传佛教来自于印度，即使是已经汉化的中国内地佛教徒们，也自认做释迦牟尼的弟子，出家人弃俗姓而改姓释，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者，无人会去嘲讽一番，中共也未界定这些认了印度人做祖宗的中国佛教徒是数典忘祖的卖国贼。中共党人也全是出生在中国的人，其8000万党徒坚决认外国的马克思列宁为老祖宗，至今仍旧供奉着马恩列斯的牌位，还强迫中国人顶礼膜拜，纷纷做死后见马克思的美梦。那些“太子党”及亲属们移民海外，加入外国籍，把中国人民的财富转移海外，便是连共产党的祖宗也不顾了，数典忘祖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而宗教是国际性的，教众都是神的儿女，基督教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却不影响对各自国家的忠诚，这是信仰理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伦理无关。而关键之处在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人民自己的政府，值不值得爱戴。

达赖喇嘛在获奖时，没有加入流亡地国籍，也就不能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自己虽不承认是中国人，但又没有各国官方承认的证明他“西藏国”的护照，身份着实比较特殊，只能算作是无国籍人，中共的国籍法对他没有约束力。那么，中共谴责他获诺贝尔奖也就失去根据，一个无国籍人士在国际上宣传和平理念与中共政权无关，因为国际社会谴责中共在西藏的暴行和侵犯人权的人很多。即使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认同也不对，西藏的佛教文化与汉地佛教文化都来自于印度，但汉藏之间没有传承关联，各成独立体系，所以达赖喇嘛也不可能在文化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原先的人大副委员长一职被撤掉了，可撤职不等于开除国籍，即使后来颁行的国籍法也无开除国籍的规定，达赖未必递交过退出中国籍的申请，加入和退出要公安部批准才生效，只是不了了之。达赖喇嘛未加入外籍或未独立建国之前，不会自动失去中国籍，这也是中共应许达赖回京续任旧职的条件，中共显然不会答应一个外国人出任国家领导人。但事实上，达赖喇嘛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他的无国籍身份是真实的，他的旅行证件是非国籍的难民身份证明文件，不是手持中国或印度护照。当年邓小平开放流亡藏人回国限制时，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是持印度政府颁发的特别身份证件，标明流亡者是藏族人，出生地是西藏，后来中共又强制使用华侨“护照”。在中共的户口管理制度下，户籍登记是公民身份的证明，也是国籍的证明，没有户籍资料便无法证实国籍，无法申领护照，就不属于中国人，只能视为华人或无国籍人士了。由于年深日久，达赖喇嘛的户籍资料还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因为公安局的户籍登记资料是国籍最有效的证明文件，其余政治文件或居住证件法律证明力次之。达赖没有中国护照又无户籍资料的话，就很难在法律上证明他是中国人，他的无国籍身份应该是准确无误的。被剥夺了中国人资格，又不让回国，达赖喇嘛在数次人口普查时均缺位，也只能做无国籍人了，不管谁愿意谁不愿意都一样。中共把别人赶出国门（据中共的官方史料称，是毛泽东有意放达赖出逃的），却又大骂其背叛国家，这就是中共的政治逻辑。如果达赖接受中共开列的条件，回国继任人大副委员长，一定无需重新申请入籍，只需住在北京就是了。毛泽东当时就放过等他85岁时回来的话，谁又敢说他丧失了中国籍呢？这正是中共的政治逻辑。响誉海外华人佛教界的台湾星云法师也是这种观点，他在无锡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上指责达赖赖嘛，说：“希望达赖喇嘛面对一个中国的事实，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肯定是中共让他这样说的，他显然充当了无神论政权的统战工具，才会对无国籍的达赖喇嘛乱下定义。星云法师与达赖喇嘛有过很不错的关系，星云当然知道达赖逃亡的原因，但还是愿意为中共的统战出力。当然星云的看法也可能出自于内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无论在哪儿，无论过了多久，也应该还是中国人，应该有一颗“中国心”。但这终归是感情问题，代替不了法律规定和冷酷的现实。魏京生或王丹是中共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吗？他们的户口登记在哪一个公安局的派出所里呢？

所以说，中共实际上是以政治态度划线。如杨振宁是美籍华人，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杨两地往来，晚年定居北京，享受副部级待遇。中共对杨非常热心，看成是中国人的荣誉，还帮着找年青配偶，82岁又交桃花运，娶了个28的妙龄女郎，如爷爷孙女一般，比在美国风光百倍。同样是法籍华人的高行健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有外国记者询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有何感想时，官方断然否认高行健的中国人身份，说他已加入法国籍，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无一丝喜悦之情。外交部发言人代表中共政府立场，绝对是官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意在打击西方反华势力妄图把华人与中国人等同起来的险恶阴谋。所以在高行健的问题上，中共又坚定其国籍立场，而不顾及政治立场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中共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人加入外籍的同时，自动失去中国籍，惟中华民国有双重国籍的法律规定。从法律标准来看，这也对，国籍是件严肃的事情，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不可随意混淆，说明中共对国籍法的重视。但此非铁打的原则，而是看利益所在。当年中共急于让钱学森回国搞核武器，不遗余力，根本不管钱氏一家的国籍问题，钱回国后随即以中国公民身份投入机密武器研究。钱在美国曾是美军空军上校，是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参与导弹设计，掌握美国核心军事机密，是标准的美国人。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外国人参与尖端武器研究，而中共为了搞原子弹，不惜把外国人拉进来，就缘于钱是共产党的人，国籍问题便退居次要了。所以高锟是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共兴奋无比，高锟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虽具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不是中国人，更与中共政权无关。中共认为有高兴的理由，就不管他的国籍在哪里了。中共的立场何以变来变去，总是持多重标准？其原因就出自于它的“人民”概念。比如香港的民主人士，因为不亲共，发动民主运动，中共便没收其回乡证，剥夺进入大陆的公民权利。画在同一版图上的中国人不准进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这等于变相剥夺国籍，显然是没有国籍法依据的违法行为，即使依据中共自己的法律，国籍也是不能够被剥夺的，公民权利可以剥夺，国籍通常是自动获得的。在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同时，中共又默认香港富人可以有双重国籍，自由来往于两地。中共对华人的态度是因事而异，当华人是个整体概念时，一般执漠视态度，印尼华侨遭受大规模迫害屠杀之际，中共可以他们不是中国人装糊涂，当华人为具体目标又有统战价值时，马上就笑脸相迎了。

这似乎很乱套，表明中共政权没有统一的准则，完全是随意乱来。然而，中共是有标准的，还是极其严格的标准。它习惯使用“人民”的标准，不管公民权利，一切由政治划线，并不是它所宣传的“依法治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定义下的“国家”是建立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之上的。阶级原本是经济范畴，阶级划分主要是根据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政治态度无关。但同时又认为阶级斗争存在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认为人的行为都要受阶级意识影响，受阶级立场支配。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阶级镇压的机器，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全民国家”。所以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与“公民”含义大不相同，在中共的政治学词典里，“人民”是不把敌人计算在内的，与公民的定义不同。“人民”是政治概念，以敌我区分；公民是法律概念，有国籍的就是公民，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所以中共喜欢用“人民”这个政治概念，也喜欢称呼老百姓，不喜欢称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或国民，就因为公民应享有政治权利，老百姓则啥也不是。“人民”属于统治阶级，共产党也可以自称为“人民”，如它的“人民政府”与“党和国家”是同一指称。“人民”的外延可大可小，随意性强，解释权又在自称代表“人民”的中共手中，便可将公民的政治权利模糊化，以“人民”的名义合法地镇压敌对分子。敌对分子不属于“人民”，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之外的一切敌人的专政。“人民”的划分不一定以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定，是以对中共政权的态度而定，凡是公开不赞同中共一党专政的人，全是“人民”的敌人，全在镇压之列。对敌对势力保持高度警惕，这是中共政权决不弃守之底线，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中共为何总是在政治与法律上相互矛盾了。按此政治标准，“达赖集团”绝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之内，是“人民”的敌人，住在国外，就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了。这与中华民国不同，中华民国的“民”是国民之意，国民就是人民，不管其政治态度如何，也无论住在哪里。

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还有另一个准则，也就是主权在民的普世原则。认同达赖喇嘛的获奖事实，他的荣誉就是中国人的荣誉，达赖喇嘛就是中国人，因为达赖喇嘛提出了愿意在中共宪法的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说明他有条件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其荣誉若与中国人无关，他就不是中国人，他代表的西藏民族也不是中国人，西藏的现实地位就发生疑问，中共统治西藏既缺乏民权支持，也缺乏国际法依据，西藏与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就可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中共称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却将西藏公认的世俗和宗教领袖排除在外，声称达赖喇嘛不能代表西藏民族，那达赖喇嘛就只能代表外国人了。在这一点上，藏人的态度与中共实际立场惊人地一致，藏人普遍认为他们是西藏人，历史上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并不认同中共的殖民统治，他们在感情上希望脱离中国，不愿再受汉人压迫，在国际上也不断表达这一立场。藏人在达兰萨拉建立的流亡政府，中共不予承认，国际上亦未承认其为主权政府，流亡藏人仍处于难民地位，但达兰萨拉却可以在民族感情和历史文化上代表藏民族，也可在政治意愿上代表西藏本土居民。好比中共政权不能在民意上代表中国人民，其未经过民众授权，却可以在国际法上代表中国。两者谁将最终代表西藏和中国，并没有悬念，因为民主终将战胜专制，主权归于国民只是时间问题。西藏旧有的政教合一虽然过时了，但那也是一种民族形式的授权，因为全民信仰佛教，全民族崇信达赖喇嘛，其权力由此而来。中国人并不相信外来的马列主义，也深受其害，共产党的权力是暴力夺取的，它的残暴统治更是反人类的，其历史充满着血腥罪恶，更非民族文化上的传承。何况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社区有民选政府，符合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原则。所以，达赖喇嘛是整个藏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民意领袖，他的荣誉无疑是目前作为中国人一部分的600万藏人的光荣，他们的光荣也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光荣，这是和平对抗强权的胜利，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毫不沾边儿。如果推掉这个荣誉，那么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官方经典论断就无法自圆其说，等于说西藏民族与中国无关。“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民族是一家”、“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这些从小熟记的党和政府的教导就成为假话空话。假如因为一个诺贝尔奖就推翻它，中国人的脑子就全乱了，也为未来的西藏走向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这里并非有意抬杠，故意拿诺贝尔奖说事儿，让汉藏两边的人吃不下饭。因为这不仅是令人激动的民族感情问题，更是丝毫不得含糊的法律问题，如果问题延深开来，又关系到几千万少数民族的最终归属，关系到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之归属，关系到西藏的历史定位。不可因为一些人心里不痛快，就故意装糊涂，等到人们不得不明白起来的时候，恐怕就晚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受到事实置疑，那么，根据国际法，1951年的所谓“和平解放”就是入侵行为，现在的西藏就是处在被占领状态。这也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通行的看法。

二、回顾历史

达赖喇嘛是做过中国人的。他于1954年9月27日开始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人大也保留了他的副委员长职务，并增加了第十世班禅喇嘛。那时达赖已于3月17日逃离拉萨，3月31日越过边境，开始流亡印度，途中于隆次宗驳斥十七条协议，宣布重新成立政府。4月18日人大开幕时，已进入印度多日了，4月27日全国人大选举，达赖在缺席下继任副委员长。一个属于国家领导人序列的西藏喇嘛，必然是中国人无疑，中共从无将外国人列为国家现任领导人的先例，马恩列斯仅仅是共产党的牌位而已。之所以出走后仍保留其职务，一是中共宣称达赖是受“上层反动分子”挟持，二是先观察一下局势发展再说，留下回旋余地，想劝他回来，只是后来搞不成，只好免职了事。达赖喇嘛逃亡之后，公开表示了西藏独立的意愿，仍然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再次肯定了他的国家领导人地位。西藏在共军杀到前是独立的，十七条协议否认了西藏独立，规定了藏人的中国人身份，达赖喇嘛也当了不到10年的中国人，这种经历无疑是痛苦的，否则就不会冒险逃亡，他明白了共产主义是什么，于是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官都不要做了。

西藏的地位实在重要，历届全国人大都要给西藏至少留一个副委员长位置，全国政协也给西藏至少一个副主席职位。1954年月12月召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班禅当选副主席。1959年第三届全国政协，有帕巴拉·格列朗杰和阿沛·阿旺晋美二个藏人副主席。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阿沛·阿旺晋美，班禅喇嘛因1962年5月《七万言书》上呈周恩来总理，痛心疾首西藏的苦难，请求中央予以关注，改善西藏现状，惹恼了毛泽东，才丢掉了官职，关进秦城监狱坐了近10年牢。直到1980年9月1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出狱的班禅喇嘛又补选为副委员长，加上阿沛·阿旺晋美，还是两个藏人副委员长。1979年7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班禅为副主席，加上帕巴拉·格列朗杰，又是两个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其他少数民族人数再多也从未享受如此殊荣。不能仅仅视此为荣誉职位，正好证明西藏地位的重要，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无论内地视察或出国访问都能享受国家领导人的特权。达赖喇嘛为藏区最高领袖，这也是转世系统带来的特权。抛开政治目的和国家认同感，平心而论，中央对西藏还是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和照顾，花钱也比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要多。

西藏是个全民信教的地区，达赖与班禅二位大喇嘛不仅是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还是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最高统治者，且与蒙古地区有着不可割裂的历史渊源和宗教联系。蒙地也同样信奉藏传佛教，习惯上统称蒙藏，是中国几代统治者必须予以重视的地区。但雪域高原地域广阔，空气稀薄，天高皇帝远，要想治藏抛开历史形成的格局，不会成功。元朝不必说，满清时期治藏也是采用怀柔策略。1653年（清顺治十年）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颁赐金印，这是给西藏的第一颗金印。又颁黄册，金册共15页，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喇嘛”为藏语，“上师”之意，“达赖喇嘛”意为“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达赖”之称最早是由蒙古俺答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尊号。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印，统治后藏，职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班”为梵文“班智达”（学者）的略称，“禅”，藏语意为“大”，“班禅”即为大学者之意，“额尔德尼”满语为“珍宝”。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进行册封，授予金册金印。金印重208两，上刻满、汉、藏三种文字，印文如同康熙帝赐予五世班禅的金印一样，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祗领金册金印，向东方叩谢，又遣专人进京上表谢恩。其后西藏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册封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共执政时期。清朝对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的扶植，意在兴黄教以牵制世俗贵族势力，使噶伦不致擅权之总政策的一部分。利用蒙古诸部对格鲁派（黄教）的崇信，借以坚定北方蒙古倾心内向、挫败噶尔丹的进犯。积极扶植利用班禅地位和影响，即可遏制贵族势力滋事，还可削除外敌对西藏之窥视。

满清的民族政策是因族而异，与西藏一样，对外蒙古还要怀柔些，中央往库伦派出办事大臣，督办外蒙古事务，外蒙有较多的自主权。西藏信奉佛教，佛教比较和平，戒杀生，佛教传入中国也有近两千年历史，虽然汉地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但都是释迦牟尼弟子，都属于大乘佛教，教义上没有太多差别，沟通起来还容易些。藏人供佛多年，已没有多少进攻性，清政府只求边疆安稳，不出乱子就好，所以对西藏多不用兵。1706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被拉汗藏废黜，解送北京，行至青海湖边病逝。由于六世达赖是第巴桑结嘉措指定的，五世圆寂后长达15年不报丧，所以仓央嘉措被认做假达赖。那么，五世之转世也必须重新认定，同时六世的转世也出现了，一时有两个转世灵童，一是主持军务的和硕特部王子拉藏汗找到的伊西嘉措，说他是六世灵童，举行了坐床大典，请求清政府加封；另一个是里塘寻到的格桑嘉措，为七世灵童，受到拉萨三大寺和青海蒙古王公的支持。拉藏汗派军队捉拿格桑嘉措，小灵童赶紧逃往青海，也请求清政府加封。两派势力互相指责对方是假，真假达赖争斗不休。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7月，西部的准噶尔汗国可汗策妄阿拉布坦早就对西藏虎视眈眈，认为有机可乘。策妄阿喇布坦是拉藏汗的姐夫，女儿又嫁给了拉藏汗的儿子丹衷，策妄阿喇布坦这回以护送女婿归藏省亲为借口，派出大将大策零突袭西藏，趁机杀掉醉酒的拉藏汗，攻陷拉萨。目的一旦达到，理由便不再重要，不管什么儿女亲家，一不作二不休，索性连丹衷也一起干掉，废掉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欲迎格桑嘉措未果，便把西藏并入准噶尔，建立了准噶尔蒙古政权，又进一步窥视康地。准噶尔多年来一直是满清的劲敌，以为清政府不会作出激烈反应。1718年（清康熙五十七年），皇帝派额伦特率兵数千人进藏驱逐准噶尔军队，行至藏北那曲，与准噶尔部交战，全军覆没。清史称：“西安将军额伦特率西宁、松潘、打箭炉、噶勒丹，会同青海诸台吉及土司属下赴援，至喀喇河，遇伏，败殁。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于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王大臣惩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决进兵议。圣祖以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4] 清政府不能允许西藏存在一个敌对政权，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诏封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屯青海之木鲁乌苏治军饷，平逆将军延信出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出四川，两路捣藏。藏人亦知青海达赖之真，藏中旧立之赝，合词请于朝，乞拥置禅榻，诏许给金册印。于是蒙古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百，或数千，随大兵扈从达赖入藏。”[5] 清军在青海蒙古各部的配合下，出兵击败大策零，进军西藏，护送格桑嘉措到拉萨坐床，由四名噶伦共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务。这里将格桑嘉措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仍然否认原地方长官第巴桑结嘉措所认定的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直到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到承德觐庆乾隆皇帝七旬大寿时，乾隆皇帝才依从西藏人民意愿，把格桑嘉措的转世坚白嘉措正式承认为第八世达赖，这样格桑嘉措就成为七世达赖。

宗教领袖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严重影响西藏稳定，清军又进藏平乱，处理善后事宜。乾隆皇帝总结了治藏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彻底废弃世俗统治者担任地方长官的办法，任命七世达赖为西藏地方长官，设立噶厦（dkav shag）为政务机构，分权于一僧三俗的四位噶伦，另设译仓（yig tshang）管理宗教事务，负责僧人参政。其后雍正行“改土归流”，缩小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划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地区归云南省，加强班禅地位，将后藏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宗归班禅直接管辖。于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在拉萨设驻藏大臣办事衙门，监督地方政权。并驻军二千人，归驻藏大臣指挥。划定了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确定西藏的行政范围。1751年（清乾隆年十六年），乾隆皇帝制定《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命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政教。组成噶厦政府，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领导。乾隆皇帝在给西藏僧俗大众的敕谕中说：“持金刚达赖喇嘛为雪域藏地唯一怙主，大皇帝为宏扬佛教和一切众生安宁，如往昔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一样，一切授权于持金刚达赖喇嘛，尔上师、僧众和第巴官员等藏地一切僧俗，若感戴圣恩，虔心尊敬达赖喇嘛，则时时福乐，倘若违之，大皇帝法令严明，汝等务必慎之，须善取舍，永享福乐。”这里，乾隆帝明确指出了今后西藏的一切事务，都须由达赖喇嘛亲自过问，谁若违抗朝令，必受严厉制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清朝皇帝下旨批准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第一位宗教领袖，为了提高达赖喇嘛的权威，乾隆帝还特赐格桑嘉措象征权力的金印一颗，其印文同顺治皇帝赐五世达赖之金印印文一样，授与他治藏之权。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福康安击败廓尔喀，“议定善后章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噶卜伦以下由驻藏大臣选授；前后藏番归我设之游击、都司节制训谏；自行设炉鼓铸银币；设粮务一员监督之。至是，我国在藏始具完全之主权。”[6] 两年后，“钦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经中央审定颁行。一些外国学者在评判驻藏大臣的地位时，将之定性为外交使节，这显然是不准确的。乾隆之后，满清走向衰弱，对西藏和控制力仅存于表面，并无实际治权，西藏自主与周边的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尼泊尔签订条约，但这仍然不能否定清政府对于西藏的宗主权地位。宗主权也是主权的一种，是主权的延伸，丧失宗主权就变为纯粹的国际关系，拉近宗主权就是主权了。中国若不丢失朝鲜的宗主权，在现代国际秩序下，就一定是国内问题了。由于历史因素，有时候某些区域连主权往往都是名义上的，如海峡两岸都称拥有对方土地的主权，将来不管那一方统一了全中国，都可视为己方主权之延续，除非分裂成双方相互承认的两个国家，国际上普遍予以承认，对对方的主权延续才会中断，只是这种政治关系较之宗主权更为错综复杂罢了。如果西藏早已是主权独立国家，那历史上的宗主关系也可以否定，就可以将清藏之间解释为一种宗教上的供施关系。也如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多半受外民族统治，但这些民族同化在一个国家内，汉人居绝大多数，便理所当然地将汉民族受奴役史也解释为中国人的历史朝代了。政治学与国际法学不同，政治学很难有各方面统一接受的标准，法律学则是凭借条文达到认识之统一。

三、历史分歧

离开历史谈西藏问题一定扯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们不得不钻进故纸堆中寻找历史真实，仅以现实来剖析民族矛盾，就会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之中。但历史是消逝的事情，与现实距离太大，加之历史资料的错误偏见颇多，钻进去出不来也不行。现实往往比历史更有权威性和可见性，因为人们都生活在现实中。如此说来，我们能理清一个大致的脉络也就可以了，毕竟关注西藏问题的人未必都是历史学家。

夏、商、周时，中原王朝还是一种部落形态，主要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以北之间，与周边其他民族部落之间并无明显的版图分界，官方出版的历史地图上均是用同色标注。直到秦朝，长江以南一带才归入秦的版图。在西藏问题上，官方内部与公开场合态度是不一致的，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属于机密级内部资料，读者仅限于地师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图册中也只是在蒙古灭亡南宋之后，才将吐蕃划入元朝版图。所谓“西藏自唐朝起就属于中国”的公开言论是没有史实根据的。教科书一直告诉人们，唐与东西突厥、吐蕃、契丹都是国内兄弟民族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地方现在为中国版图，自汉代起，中央就曾在西域一带建立过政权。但朝鲜北部在汉代起多次隶属于中国，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薛仁贵征讨高句丽，高句丽王降，分其为五部、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郡督府、四十二州，置安东都护府与平壤，留兵二万戍其地。安西都护府在西域（今新疆），说新疆自古属于中国也有道理，但安东都护府在平壤，却从来不说朝鲜自古属于中国，因为现在的地图上朝鲜是外国。这种以现状倒推历史的武断作法，在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问题上只会自相矛盾。最典型的证据就是唐蕃和亲，一直作为国内各兄弟民族团结的象征。而事实是，唐朝时西藏称吐蕃王国，是中国之心腹大患，只好使用和亲政策避免战争，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国王）松赞干布，一如王昭君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和亲是稳定边疆的有效策略，边患愈烈，和亲愈多，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是中国和亲史上最著名人物，有关她们的美丽传说非常之多。但传说或神话都不是信史，传说再多，也不能说公主一嫁人，妆奁丰厚，外邦就纳入中国版图了。文成公主是远嫁吐蕃，不是松赞干布做倒插门女婿，将吐蕃王朝连人带地送给岳丈大人作了聘礼。文成公主于公元640年出嫁西藏的时候，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的女儿赤尊公主（布丽库蒂）已于公元635年（西藏人的历史记载为公元585年）先嫁给了松赞干布，赤尊公主是大妃子，地位在文成公主之上，如果西藏照此推论也变为尼泊尔的一部分话，岂不后来连大唐也一起并入了尼泊尔？何况在文城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已有了四位王妃（西藏王妃、象雄公主、党项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自古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没有史料证明吐蕃人有娶妻以国土作聘礼的习俗。赤尊公主与文成公主出嫁都是和亲政策，吐蕃空前强大，尼泊尔也以和亲来避免战争。

和亲是政治婚姻，是国与国之间结盟的手段，与领土归属和政治统一风马牛不相及。和亲是外交而不是内政，这与皇帝将公主赐婚给大臣不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汉匈和亲或唐蕃和亲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间的外交事件，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结为战略伙伴，但不能用今天的版图来否定当时的国际对等关系。从松赞干布创建吐蕃王朝，由盛至衰的200余年中，始终未降为唐朝的藩属。中国和亲政策由来已久，一直延续到大清帝国，国势衰弱和强盛时，都利用过和亲政策，视政治需要和战争成本而定。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匈奴呼韩单于来朝求亲，元帝许嫁昭君，单于大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7] 和亲表示善意结盟，以消除战争，古人评价昭君道：“一身归朔汉，万里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和亲与战争，两手交替使用，是古代中国王朝消弭边患的既定方针。至周、秦以来，匈奴寇侵边境，至汉初最烈，刘邦死后，冒顿单于竟然公开致书吕后，并以极其侮慢的口气提出要娶吕后为妻，吕后无奈，回信说自己年老色衰，配不上单于，请求宽恕。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强大，于是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匈奴数败，渐渐衰落，又以封侯吸引匈人归汉。边患虽一时缓解，仍未能彻底根除，匈奴也未整体归顺。前时匈奴部落内乱，五单于并立，呼韩邪一支穷途来投，汉元帝帮他消灭了政敌，又嫁女，当然单于愿意效劳。皇家的女儿嫁出去，双方成了儿女亲家，自然不容易开仗。但双方力量太过悬殊，和亲也只能暂时奏效。文成公主出嫁后30年，即公元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吐蕃王国进攻西域（新疆），陷西域十八州，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当时西域已在中国统治之下。唐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统兵从青海湖西击吐蕃，是为大非川之役。蕃将钦陵赞婆率20万军迎战，唐军初战告捷，后蕃军袭唐军辎重，薛部全军覆没，仅剩下薛仁贵和少数将领逃回。那时吐蕃王朝十分强大，侵占中国大片土地，河陇地区尽归吐蕃，陕西、宁夏一带也屡受侵掠。

说起文成公主和亲，其实很惭愧，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吐蕃寇弘州（今甘肃东部），唐太宗遣使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大唐公主不是随便可娶的，吐蕃离中原较远，尚不为大患，严重的是吐谷浑、突厥、高昌、党项、契丹、回纥等西北部外患。吐蕃原与唐朝共图吐谷浑，南北夹击，两家瓜分吐谷浑后，吐蕃遂对唐朝威胁增大，唐又联吐谷浑制吐蕃，许嫁弘化公主，而拒绝吐蕃求婚。吐蕃使者回去说，正逢吐谷浑王入朝，离间吐蕃，唐礼遇遂衰，亦不许婚。吐蕃王大怒，发兵击败吐谷浑，随后进破党项，帅众20余万屯松州西境（今四川松藩县），再次遣使贡金帛，定要迎娶公主。声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一边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攻至诺州（今九寨沟南），收降羌部，并吞土地。大唐天子当然不能于战败形势下送出公主，与吐谷浑和亲也是在打了胜仗之后。太宗调西征步骑5万出击吐蕃，牛进达部掩其不备，败吐蕃军于松州城下，斩首千余级。《旧唐书》称：“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弄赞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太宗皇帝方适时应允和亲，挽回了面子，以5万对20万，不过一时胜算也。此时，唐太宗的战略重点在于开拓西域，而不是吐蕃，和亲可保河源地区之安宁。公元640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5000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妻之。《红史》称：“唐太宗于阴铁牛年允嫁其女文成公主，并派皇亲江夏王率兵护送，吐蕃国王领兵至柏海迎接。见汉人衣饰华美，吐蕃人面有愧色。公主向唐朝皇帝请求携带文书典籍至藏地。”第二年正月，江夏王李道宗奉命送公主入藏，大概公主的父亲就是他。公主带着乳娘、宫女、乐队、工匠、官属，加上江夏王的卫队，组成庞大的队伍开往吐蕃。妆奁也更为丰富，还带去了大量的佛经、医药类书籍和农业生产工具。对藏人来说，文成公主带来了佛祖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塑像，比她稍早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了释迦牟尼8岁的等身塑像。松赞干布远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迎接公主。和亲带来了和平，此时唐蕃关系不错，吐蕃还派留学生到长安学习中原文化。在拉萨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供奉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与供奉赤尊公主带给西藏的第一尊佛像——金刚不动佛的大昭寺同为拉萨的著名寺庙。此外，松赞干布的另外三个妃子象雄公主、门妃迟江、惹拥妃等也分别创建了寺院，据说当时西藏共有108座佛寺（一说只建成18座），佛教在西藏广为传布。唐蕃关系较为友好，唐高宗继位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蕃王也出派使节吊唁太宗的去世与高宗的即位。皇帝的女婿称做驸马，封王亦属礼节性，若具此证明为主权或宗主关系，未免牵强附会。

可惜，松赞干布与主成公主一起生活了仅10年，松赞干布过世后，吐蕃王朝与唐朝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修和，吐蕃不时攻击夹在中间的吐谷浑，利用其内争，攻占了大片土地。公元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春，吐蕃攻陷西域，唐朝为支持吐谷浑，击败吐蕃，派兵10余万护送吐谷浑王还青海，吐蕃以20万大军迎战，在青海湖南面的大非川之战中，薛仁贵惨败，唐兵死伤略尽。吐谷浑各地皆入于吐蕃。又与唐朝争夺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夺取丝绸之路控制权。其后，安西四镇曾数次易手于唐蕃之间。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唐朝以中书令李敬玄率兵18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再次失败。707年（唐中宗神龙三年），吐蕃赞普向唐求亲，唐中宗以其侄子雍王李守礼的女儿为自己的养女，封金城公主，许嫁赤德祖赞。金城公主为高宗与武则天的嫡亲重孙女，中宗侄孙女，自幼迎养宫中，视同己出。此前包括文成公主在内的遣嫁外邦的和亲公主，皆乃宗女，公主名号亦临时封赐，独金城公主久列公主之位，可见其隆礼远逾前代。吐蕃对此亦极为重视，封公主为王后（赞蒙），此前的文成公主不过是赞普诸妃之一。并以重臣尚·赞咄热拉金为迎亲使，护送公主入蕃。派悉腊为“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汉语”，《旧唐书·吐蕃传》云：“悉腊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三年后，金城公主出发那一天，中宗皇帝率领文武百官一直送到始平县，大宴群臣和吐蕃使节，并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君臣还与迎亲使者联句和诗，以颂唐蕃和好。又应吐蕃要求，将黄河九曲之地赐予金城公主为汤沐邑。并宣布把始平县改为金城县，大赦此地大辟罪以下所有囚犯，免除当地百姓的兵役和赋税。最后久久握住女儿的手，千叮万嘱，难分难舍，洒泪而别，送亲规格远胜前朝文成公主。当时李适有诗云：“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月作归边晓，花为度陇春。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独有琼箫去，悠悠思绵轮。”

金城公主的传说更为传奇。一说赤德祖赞是为王子江查拉本求婚，王子才是个七岁的孩子，成婚前骑马摔死了，童养媳做不成，胸怀和亲大志的公主嫁给了白胡子老赞普。据《红史》称：“赤德祖赞之子江擦拉本，聘定唐朝皇帝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公主到达时江擦拉本被大臣害死。公主为父王所纳，并于阳铁马年生赤松德赞王。”时逢唐内乱易主，睿宗昏庸，处置失当，遂起边衅，吐蕃又发兵胜唐。睿宗竟以金城公主求汤沐邑名，割河西九曲地归吐蕃。此举有违神龙二年（706年）之界约，亦对唐大不利，“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邻接，自是后率兵入寇”。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间吐蕃扰临洮军，至渭源掠牧马，10月，起用薛仁贵之子薛讷为陇右防御使。薛部先出3000奇兵破吐蕃精骑10万，旗开得胜。终大破吐蕃于武阶驿，杀获数万人。后吐蕃又联合东突厥攻唐，仍遭败绩，唐蕃也因九曲地又征战不休，互有胜负。长达10余年之较量，双方财殚精疲，吐蕃请和，于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一说为二十二年七月）又再度签约赤岭（今之日月山，在青海湟源县西）为界，立界碑于岭上，两国于此互开边市，唐蕃两国边民重操耕作畜牧，休养生息。然赤岭分界于双方均为权宜之计，唐朝未能解决河西九曲的领土争议，吐蕃则得到喘息，没几年，唐蕃万里边界，烽烟又起。以金城公主薨标志着唐蕃决裂无可挽回，两国和亲史成为历史陈迹。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二载）8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命之兼河西节度使，封西平君王。此时中国进入强盛时期，后逢安史之乱，形势逆转，肃宗即位后调哥舒翰安内，吐蕃复夺河曲之地，国门洞开，蕃遂以助唐讨贼之名进犯，唐迫于形势对蕃缔结了“输绢帛、割土地”密约。据《敦煌文选》和“达扎乐宫石碑”记载，唐应允向蕃纳绢5万匹，以为岁捐。割地主要为陇右诸州及剑南的嶲、松二州。唐代宗继位，停止向吐蕃纳绢，当时在位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极为恼怒，遣部下达扎乐宫率20万之众（吐蕃一出兵就是20万，足见其国势强盛），于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入大震关，陷兰、廓等九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十月，吐蕃掠泾州，攻邠州、武功、奉天，唐军拒战失利，帝东走陕州。吐蕃攻陷京城长安，立邠王之孙承宏为帝，承宏算作是金城公主的侄子，改元大龙，设置百官，建立亲蕃政权，向东扩张达到鼎盛。12天后，郭子仪兵至，吐蕃始退，又陷松、维、保三州，于是剑南西山诸州皆属吐蕃。西藏人说现在汉人干预藏人自治，吐蕃擅立伪帝，实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伤害大唐人民感情。那时吐蕃若长驱直入，一统中原，没准儿轮到汉人要求高度自治呢。赤松德赞（755年－797年）在位时吐蕃的国力达到鼎盛，堪称吐蕃史上最伟大的君主，据正史记载是金城公主之子，以崇佛抑苯巩固王权，同时广拓疆土，疆界西北至勃律、大食、回纥，东到川陇、贺兰，南接南诏、尼婆罗，可谓幅员万里，成为中亚地区最强盛的国家。唐德宗行削藩政策，各藩镇人人自危，叛乱又生，叛军攻陷长安，德宗借蕃兵讨伐，事成许以伊西、北庭之地，然朝中反对者甚，德宗未能擅弃领土，唐蕃又起烽火。然吐蕃势力达到顶峰后，武功盛世的光彩正逐渐褪去。

吐蕃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追财富而进，攻城夺地以抢掠为主，与匈奴相似。匈奴长期劫掠中原，却从来没有统一中原的政治理想。吐蕃亦缺少经营中原的热心，不肯下马种地，定居下来，面对高度的华夏农业文明，有诱惑力只是财富，也不习惯于中原的酷热，以周期性的抢掠为主，更不注重贸易。开动战争机器要吞噬巨量财富，同时大量削减人口，严重破坏经济，毁坏文化，没有哪个民族能承担长期作战的压力。按照强权政治的逻辑，处于扩张时期的帝国，总是要向外扩张它的疆界，直至遇到强大邻国抵抗或天险阻挡，前进动力衰竭，才会停顿下来，寻求一个稳定的边界。这是一种帝国式的天然冲动，当征服了一个部落或部族时，更远的部落就会成为不安全的目标，对方也一样，遂使帝国之间的疆界不断地变化着。亚洲历史进程中，古定居民族征服“蛮夷之地”并不完全依赖战争，更以自身较高的文明为支配力，不断同化着一个个的边缘地带的民族。游牧民族是以迅猛的骑兵武装抢劫其他游牧部落和富庶地区，增加财富，扩充版图。尽管游牧民族在战争中出现了无数的英雄，建立过强大的帝国，但从政治史的角度上分析则缺乏内聚力，尤其是统治宗教信仰和文化源流不同的民族。一旦定居文明从刀箭过渡到大炮时代，游牧文明之骑兵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莫斯科公国驱逐蒙古人或满清帝国消灭准葛尔人，都是用火炮结束了草原帝国的新时代。从长远来看，同化的作用比武力更强大，文化认同使民族性格趋同，也增强帝国的统治力。中国历史就是不断同化周边游牧民族的历史，是逐渐汉化的过程。中国有56个民族，不能被汉化的仅剩下几个，无一不保留着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这是民族记忆的传承，是凝聚力之所在，也是追求民族独立或自治的内在因素。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战争，吐蕃和唐朝均感到疲惫不堪。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和唐朝双方分别在长安、逻娑（即拉萨）会盟，达成“唐蕃甥舅和盟”，中国史称“长庆会盟”。约定双方各守现管边界，互不侵犯，唐朝承认吐蕃永占河陇，使河陇一带尽失。现在拉萨大昭寺前有块长庆三年立的“会盟碑”，碑文用汉藏两种文字宣布，下面是引自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的译文：

彼犹以两国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结盟，今请用之，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摩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现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齐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

外甥夺了老舅的地盘，又约告天地神明为证，用现在的话讲，叫做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国际盟约，不是什么兄弟民族之间的国内协定，与国共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非同一概念，也与“十七条协议”不属一个层级。自代宗以来，唐蕃两国虽多次谈判，而始终未签署界约，原因即在于不忍弃民，土地虽陷于蕃，但仍存收回的希望。然穆宗决心放弃，以换取全面停战，两国自此实现了和平。条约虽然有些屈辱，但双方力量已趋平衡，吐蕃在内乱中国势渐衰，无力再继续攻占土地。唐朝也在内乱、党争、边患中衰弱，不复中唐盛世，盟约便是最优选项。会盟维持了二三十年的和平，后来唐朝趁吐蕃衰弱之际，收复失地，吐蕃全面退缩至青藏高原。也缘于藏人日渐热衷佛教的原因，由彪悍走向温和，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逐步减弱，开始退回雪域高原。注重融洽、安祥、和平的社会生活，以慈悲、施舍、忍让等合乎佛教伦理道德的品行作为精神上的最高追求。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评述历史上的拓拔民族时所说：“这是在几个世纪中一再反复出现的模式，其中有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正是佛教的这种影响，在拓拔人柔弱化的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像它以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和甚至在后来的喀尔喀人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凶猛的武士们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易于受到沙门博爱教条的感动，以致于他们不仅忘记了他们好战的本性，甚至还忽视了自卫。”[8] 佛教从松赞干布时自由传播，光大于赤松德赞（公元775－797年）时期，第一座正规寺院桑耶寺落成，标志着外来佛教胜过本地的苯波教，进而立足于吐蕃。赤祖德赞（公元815－841年）在位期间，是佛教的鼎盛阶段，并法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并免除僧人税赋劳役，违者以刑法惩治，至此藏传佛教业已形成。后来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在位期间838－842，一为842－846）下令兴苯禁佛，毁寺、焚书、灭僧。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被封闭，小昭寺变成了牛圈，佛像钉上钉子扔到河里，喇嘛被役使为奴，僧众一律还俗，史称“达玛灭法”。达玛认定佛教限制王权，七户养僧制使财税锐减，大批兴建佛寺劳民伤财，国势更加衰弱。达玛后遭僧人贝吉多杰刺杀身亡，吐蕃王国四分五裂，终于在长期内乱中崩溃了，而苯教也未能复兴，宗教之争又让位于世俗权力争斗。照西藏佛教史分期，自松赞干布始之佛教“前弘期”至“达玛灭法”结束，然佛教已扎根藏区，“百年黑暗”之后，西藏进入辉煌之佛教“后弘期”，比“前弘期”更为兴盛。不禁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灭佛不过20年，藏传佛教便以更加迅猛的趋势传扬，更远播至西方基督教社会。这说明，智慧和慈悲的力量勇猛无敌，利益众生的菩提事业是不可阻挡的。

东方文明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缺少西方文明坚韧的宗教热情和同样强烈的财富欲望，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殖民地遍及全球，基督教传遍世界。中国人发明了罗盘和火药，却没有用来征服世界，其原因就缺乏基督教的救赎精神和强烈的传道使命感。中国地大物博，也不贪恋外国的财富，所以郑和下西洋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海上政治大巡游，载着满船的财物四处炫耀，白白送人。蒙古人打到欧洲，是为了财富和荣誉，但没有用宗教精神来改造欧洲，也拿不出什么宗教信仰，全凭战马刀箭，最终还是退回到草原上。达赖喇嘛走向世界，佛经征服了炮舰，和平非暴力思想深入人心，如果在武力称雄的古代，单凭慈悲为怀也是不行的。当诵经礼佛成为藏民的主要活动，不复侵略扩张，对中原的热情不再，人口也呈下降趋势。吐蕃强盛时有800万人，而老大一个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人口降低至1700万。现在的中国光汉族就有十几亿人，藏族满打满算也仅有600万，还不到吐蕃时代的水平。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还有蒙古民族，清帝国从国库中拨出巨款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偃武修佛，一人出家，全家光荣，“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蒙古民族迅速从统治中国的强大民族，变为虔诚顺服的少数民族，现在全世界的蒙古族人口最多不过千万，这比当今“一票否决制”的计划生育政策更见功效。大唐盛世时疆域广阔，直达西域，西藏高原因地势险峻，唐人视为畏途，缺乏开拓的吸引力，不再为患时，便成为中原地理上的安全屏障，西藏也得以安度其后的和平岁月。唐朝虽收回了部分失地，版图接近安史之乱前的规模，然好景不长，大唐帝国的命运也与吐蕃一样走向了王朝末日。战争是生存之需要，和亲是和平之手段，古代社会以武力称雄，没有国际法约束，没有现代主权和人权意识，大国惟不断征伐，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小国夹缝求生，以攻为守，与强结盟，此起彼伏，不进则退。吐蕃强盛时，大唐接受不平等条约，大清帝国强悍时，西藏只好臣服于大清，大清衰弱时，英俄势力乘虚而入，民国初创，自顾不暇，西藏也随之偏安一隅，独立自治了40年。

佛教戒杀生，不提倡战争，在人类史上，佛教徒从来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没有为传菩提道而四处杀伐。佛教遂使吐蕃失去战斗精神，却也挽救了藏民族。匈奴民族是中国最强大的敌人，骠悍凶猛，对中国的侵害极大。但匈奴在中国持续的打击下，一部分逃往欧洲，留下来的被全部消灭。中国人的报复同样凶狠，不归顺的一律杀光，公元349年（晋永和五年，后赵太宁元年），后赵大将冉闵大杀胡人，“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儿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9] 匈奴民族基本灭亡。迁往欧洲的匈奴一支，虽称霸于一时，终被罗马帝国击溃，亦归于消亡。匈奴纵横万里，对当时世界上三大文明巅峰的汉、波斯、罗马都造成极大威胁，消亡虽有悲剧色彩，但其缺少宗教文明的统合，刚强有余，柔韧不足，各部落争权逐利，互相残杀，有利则合，无利则斗，缺乏政治远见和有效稳固的行政系统。只知掠夺财富，不知国家建设，其实力不足以与高度农业文明的强大帝国长期抗衡。吐蕃若持续征战不止，最终必被汉民族消灭，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藏民族。如同消失了的匈奴、柔然、契丹、西复、女真等强悍民族，都曾辉煌于一时。藏地自然条件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无法与气候温暖的中原相比，小民族向大民族挑战，最终结局肯定是悲剧性的。西藏衰落有宗教的原因，但宗教并不都是保守性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近200年时间里，先后8次发动宗教战争。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武器，仗打到那儿，教就传到那儿，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伊斯兰教也从民族宗教演进为世界宗教。佛教也是世界宗教，靠其和平、慈爱、悲悯、苦行、坚忍影响人心，普度众生，进而影响世界。佛教不排斥其他宗教，能容忍各种思想学说，宣扬众生平等，是现代社会中人类最有希望和平改良社会的宗教之一。达赖喇嘛与印度教家庭出身的圣雄甘地及信奉基督教的纳尔逊·曼德拉一起，成为深刻影响世界的三大伟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和平非暴力思想，毕生精力奉献于民族和解，面对压迫和监禁而不心怀仇恨的伟大人格，感动着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如果人类普遍具有这种“拥抱敌人”高尚情操，地球上哪会战乱不断，早已是人间伊甸或极乐世界了，这正是人类追求和谐相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藏传佛教由达赖喇嘛传播到全世界，这也是藏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必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更加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然而，般若为智慧高妙无比，为国防则行不通，有如甘地之和平主义不错，但印度的国防却不可无常备军。吐蕃军队不济，受外族统治是早晚的事。

四、蒙藏问题

吐蕃版图空前扩张，侵占西域，始与大食、回纥等强邻接壤。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与信仰佛教的吐蕃发生争战，吐蕃终不敌大食，又受回纥、南诏夹击，国势转衰，武功盛世一去不复返了。成吉思汗的子孙承先辈之勇，彪悍无比，但马上打天下只能展示军功，马上不能治天下因需要政治智慧。蒙古统治中国不到百年，就骑着马走人了。蒙古用武力能征服中国，可在文化较量上却一败涂地，犹如进入了一座宝山却空手而回。那时蒙古接受了西藏的佛教，不必军事占领藏区，也是缘于藏地之苦寒，不利于作战，军队需就地取粮，小部队可以，大部队进藏就难于应付。中共大部队入藏后，立即引起食品价格飞涨，不得不从内地输送给养。再说西藏也没有多少值得大打出手的物产，从佛脸上刮金总不是件发财事。显然，以宗教为蒙藏联系之政治纽带比乱动刀兵更有价值。蒙古兵首次入藏，遇到抵抗，在热振寺杀了500僧人，整个吐蕃为之震动。此后不久，蒙古王就对藏教起信奉之心，迎请上师往蒙地传法，蒙古皇室王公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之间还有联姻。八思巴可以帝师的身份颁行法旨，相当于皇帝忽必烈的圣旨，形成“于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的局面。后来的清政府也采取这种怀柔政策，以宗教为联系，承认并保护宗教领袖的地位，不改变其宗教政治体制，消除了抵抗情绪，节省了治藏成本。蒙古和满清治藏也成为中共“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说辞之历史依据，因为蒙古是中国领土上的民族，满清版图上的都是中国领土，中共政权因此拥有主权。但在外蒙古独立建国时，中共认为中国与蒙古本是两个国家，由于中国对蒙古实行了反动统治，蒙古独立是应该的，是合法有效的，是值得高兴的。中共一建政，立即与蒙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待西藏自唐朝始就属于中国的无稽之谈失算之后，中共史学又统一口径，称西藏自元朝始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又发生一个逻辑上的悖论，蒙古已然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是蒙古民族国家，中共从未有过任何异义。如果上溯到蒙古统治中国期间，仍然无法论证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无法论证蒙古帝国就是中国。那时中国的主权被蒙古人夺去，同样对中国人实行反动统治，如果硬说蒙古从那时起就属于中国，只能作为戏说历史的笑料。是蒙古大军杀到，顺势吞并了全中国，大蒙古帝国版图广大，横跨欧亚大陆，有3000万平方公里之多，6个子国，囊括俄罗斯和波斯一带，元朝仅为大蒙古帝国之一隅。中国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实实在在当了亡国奴。蒙古将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中亚回教人），第三等为汉人（原金国北方人），南宋居民列为最低一等的南人。在南宋亡国之际，西藏喇嘛却成为蒙古大汗的上师，与蒙古结成“供施关系”，西藏建立了萨迦王朝，藏族人的地位远高过汉族人。在中国土地上，汉族人却最为低贱，法律规定蒙古人无端杀死汉人，只赔一头毛驴的钱。中国正史反称忽必烈政权——元帝国为中国朝代正统之传承，实在自欺欺人，蒙古灭亡南宋时期，中国史断裂了，直到朱明王朝建立才又接续下去。就象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是连主权也一起出让了，日本统治期间，台湾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日本领土，这一时期的台湾史不能算做中国史。抗战后台湾归还中国，领土主权才一起拿了回来，台湾的中国史又接上了。有人说，明朝继承了元朝，属于国际法上的继承国，这不准确，明朝是汉民族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失地，重新获得独立地位，似以色列人夺回了迦南旧地，并非国家之继承，并非占据了整个蒙古帝国。蒙古并未亡国，只是失去了夺取的中国土地和统治汉民族的权力，又回到了草原沙漠，原先扩张的版图也基本失掉了。明朝不是蒙古的国家继承，元朝仅是蒙古帝国在中华地区之一部分，明朝不承担原蒙古帝国的国家权利和义务。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继承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条约上之权利和义务的继承问题，还有对原来国家所承担之债务以及因特许或其他原因对外所承担的义务。蒙古与中国重新成为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明朝仅拿回了原属于中国的土地和权利，不是继承了整个蒙古帝国的国土，扩展到了欧洲，这是不等同于国家之继承的。以现代国际法诠释古代国家，并不科学精准，但中共政权却总是以现代倒推历史，我们也只好做简单类比。若蒙古至今全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也便算中华民族一员，但蒙古之大部分国土独立出去，蒙古民族单独建国，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自然成为蒙古民族之正统传承。内蒙古仅为少数民族自治区，成吉思汗为蒙古国民之祖先，与中国的内蒙古仅是民族史和文化上的联系，与“新中国”绝对无涉。不能以蒙古国民不如留在内蒙古的蒙古族人数多，来断定中国的内蒙古才是蒙古民族之正统。以色列建国时人数很少，定居在国外的犹太人比国内的还多，谁能说以色列国没资格代表以色列民族及其历史呢？因为以色列人又回到他们的祖居地。1992年以前，以色列未与中国建交，中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地图上只标明巴勒斯坦，将以色列视为巴勒斯坦的少数民族，但联合国只是承认以色列国而不认可巴勒斯坦国，中共的做法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原则。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华民国签署了“西姆拉条约”，仿照蒙古，将藏区分为内外藏，汉藏交界的内藏地区归中国，纯藏人居住的外藏地区独立，外藏的藏人不如内藏多，那么哪一部分为西藏民族国家的正统呢？显然是外藏。59年藏人暴动，都是往卫藏地区跑，谁也不会跑到内地去。不承认的未必不存在，承认的不一定是事实，所以说仅以预设的政治立场来分析历史问题，就是一种历史服务于权力的态度，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说明朝推翻了元朝，由此推论，连西藏也一并继承到手，无非是阿Q精神再现。明朝独立于蒙古，西藏也一样独立于蒙古，独立于明代中国。明朝接续了汉族政权，由于不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更无从继承西藏主权，对西藏没有统治的权力和史实。西藏与蒙古和明朝都是一种供施关系，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湖边赠封索南嘉措国“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即为三世达赖喇嘛。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万历皇帝派人进藏，赐予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和印信。那时的西藏不是蒙古的附庸，也不是明朝的藩属，封号只能视作供施关系，谈不到主权层面。再说，蒙古人若象满族人那样汉化了，也可视为中华民族成员，可是蒙古人从草原而来，又退回到了草原，始终是不变的蒙古民族。满清是异族政权，皇帝退位将满人祖居地也一并交付中国，所以满清王朝是中华历史，是明王朝的继承者，这与蒙古帝国不同。中共这等“爱国主义”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果没有满清吞并蒙古，并入大清版图，又完整地交给中华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蒙古整个归化于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蒙古帝国是中国元朝的事儿。外国学者分析道：

基于蒙藏关系的发展过程和特殊性，如果指出这种关系与蒙古统治中国和其他地域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联系也许会被认为是多此一举。蒙藏关系和蒙中关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由于提出说蒙古大汗在西藏拥有过的最高权力以及他对中国的统治而认为这使西藏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或至少变成中国藩属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再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蒙藏关系以及在西藏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是在忽必烈还未征服中国以前就已经完成。在整个蒙古帝国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统治秩序都是独立并存的。西藏的统治权力在蒙古汗王的监督下由西藏人自己掌握，为此还在帝师指导下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其统治方式中从来没有把西藏当作中国的一部分或把中国视为西藏的一部分，也从来没有让中国人参与西藏的管理事务。不仅如此，蒙藏间所具有的这种充满活力的特殊关系是从未在蒙汉或藏汉之间发生过，因此，通过征服统治建立的蒙汉关系从根本性质上来说，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类问题。而且，在中国摆脱蒙古统治而重获独立之前，西藏就已经正式摆脱了蒙古帝国。[10]

蒙古统治中国期间是蒙古史的一部分，是蒙古人的英雄史，中国人的奴隶史，蒙古铁骑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实行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制造无人区，摧毁城市，让耕地变成牧场。蒙古人仅在北方金国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屠杀的汉族及女真人，就占人口比例的90％，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屠杀的有1800万人，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饿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死亡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3000万。有学者统计，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户（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1] 据《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统计，宋代人口达到1.15亿，元朝减少至8500万，约3500万人死掉了，北方人口削减了至少3/4。人口曲线划出了明显的凹型。[12] 蒙古是游牧民族，夏季与冬季要逐水草而迁徙，有大蓬车和帐房就够了，这适合部落整体迁移，与定居的农业民族不同。他们适合在宽广的草原上生活与作战，没有城市生活的需求，骑兵作战需要速度，善长发挥弓箭刀矛的优势，城市攻坚会增加难度和伤亡。勒内·格鲁塞说：“很清楚，游牧民族完全不懂得大城市所能发生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领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实地遵守札撒的那些人中——掠夺是一种无私利的事。”[13] 他们服从于札撒法典，而不是保护已经属于他们财产，使文明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个人，他们未必邪恶，其野蛮是文化的落后。到了忽必烈时，才明白了城市的作用，他征服了南宋，但城市化生活也使蒙古贵族安于享乐，失去凶悍的民族性格，终被汉民族赶了出去。这也是成吉思汗担心过的事。

中共官方的调子是：“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杀人政权总要为杀人政权歌功颂德，已成为中共史学中习惯性的定律。蒙古是落后的游牧民族，游牧不足时，以抢劫杀戮为财富之主要来源，并没有什么先进的生产力，匈奴和蒙古曾长期为害北方，成为中国上千年历史中最严重之边患。蒙元时代不是黄金时期，虽然大一统使商业贸易有所恢复，但战争的破坏无疑是中国历史的最黑暗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有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文明十分鄙夷。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伊拉克遭受美国统治的恐怖未来。1258年初的报达（巴格达）城曾是中东最繁华的大城市，蒙古旭烈兀大军破城之后，除了少数基督徒幸免，杀光了全城投降的军民，有十数万至数十万人遭到屠杀，洗劫持续了十几天，清真寺和陵墓被毁。哈里发被装入口袋里，马踏而死。[14] 1401年帖木尔儿帝国又攻陷报达，全城居民被屠杀，有9万人死亡，拆毁了除清真寺之外的一切建筑。[15] 中共教科书总是将这类野蛮行径尊崇为英雄事业，将文明被野蛮摧残的恐怖历史描述成中华民族的辉煌史，把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道德是非观念，表露出无可救药的劣根性。这样做的结果将最终导致中国人不懂得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统一的法宝。对祖先弱肉强食历史的无限崇拜，把中国人带入一个极其危险的心理状态，当国家再次陷入内战，各民族历史上的杀戮英雄会立即成为独立或统一的旗帜，成为屠杀别的民族的强大精神资源，以最野蛮的方式来实现野心家的政治阴谋。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大屠杀史，所以总是对历史上的大屠杀制造者情有独钟，只有对可以煽动民族主义的南京大屠杀例外。

“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这个观点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会闹出与外国人抢祖宗的笑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仅仅是蒙古帝国的一小部分，蒙古帝国是分封制，依成吉思汗家族分成若干个自治汗国，忽必烈为帝时，首都建在北京，但基本上还是草原帝国，其版图大部分在广阔的欧亚大草原上。这不等于说整个蒙古帝国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这如同英国侵占了印度、英国也是印度一部分一样荒唐。说西藏不是自元朝就属于中国，的确让人伤心，若非要将蒙古人的统治史列为中国历史，只好参照中华民国史，因为中华民国地图上外蒙古仍在版图内，蒙古民族是中华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元史自然是列入二十五史的中国史。当朱明王朝击败了元朝，元朝灭亡后，蒙古帝国还在，成吉思汗子孙们在中国建立的王朝，从忽必烈到妥懽贴睦尔，持续不到百年。成吉思汗的后裔们依旧做着蒙古帝国之梦，在突厥斯坦的建立的汗国延续到了17世纪，在北亚和东亚的汗国比明朝的历史还长久。仅凭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不能划定整个蒙古民族的历史归属，这是中共扔掉了祖先，怨不得旁人，“两个中国”形成了历史观念的混乱，同样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少数民族中还有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我们能说俄罗斯联邦史与哈萨克斯坦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吗？蒙古人统治俄罗斯长达两百多年（1242－1480年），比统治中国的时间要长得多，俄国归属于蒙古帝国之钦察汗国，俄罗斯更有资格说蒙古是俄国的一部分，何况外蒙古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早已并入俄罗斯，中共亦照单认帐，蒙古族也成为俄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若按照同一标准，必然得出俄国和东欧是蒙古进而是中国一部分的结论。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因为联盟成员承认原苏联本来就是以俄罗斯为主，土地也大部分是俄罗斯的。若苏联未解体，或仅失去一部分成员和国土，俄罗斯便不能称其为苏联的继承国。中华民国虽然丢掉了大陆政权，尚存一部分领土，国号还在，法理上仍可代表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是中华民国之继承国，新政权仅是夺取了大陆地区，台湾的统治权还属于中华民国，各自的权利义务互不承认和继承。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实在不必苦心论证谁是谁的一部分，因为过去没有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分析历史容易陷入各以为是的抬杠之中。各国的版图都在历史中不断变化，时至今天，中共大陆的版图仍未最后确定，仍有大片画在自家地图上的国土在外国人手中，历史上的隶属关系并不决定今日之现状和未来之归属，今天的民族现状也不等同于过去的历史。以现实情况来诠注历史是没有道理的，若岳飞抗金不是内战，同样道理，卫青血战匈奴与袁崇焕抗击努尔哈赤都是外战，决不能剥夺他们的民族英雄称号。按中共历史上民族之争属于内战的荒唐逻辑，假若俄国或日本再侵略中国，我们实在不必着急抵抗，应先让政治学家作精密论证，以免影响民族团结，误了统一大业，谁知道未来的俄人或日人会不会溶入中华民族呢？共产党总是以多重标准行事，把国家历史和民族历史混为一谈，独断解释权，哪种标准有利于统治，就定为官方标准，从不去考虑正义性与历史责任，哪怕自打嘴巴也算。那时依附于苏联鼓吹民族独立，苏联侵略东北，曾高呼“武装保卫苏联”，现在又高唱国家统一，都是为一党生存，并非真心爱国。中共之所以几度历险而咸鱼翻生，就靠了这种极强的变形生存能力。但事情并不如中共想像的那样简单，暴政使中国失去少数民族的认同，苏联解体之际，蒙古仍选择独立而不是回归中国，假如大陆由民主富强的中华民国管理，中国就会重新统一起来，因为依民国宪法的领土版图，不存在统一的法律障碍。中国不但失去了外蒙古，还可能失去内蒙古，听听内蒙古人民党2006年2月的“东京声明”就知道了：“在全世界蒙古人民纪念蒙古国成立800周年之际，我们呼吁所有的蒙古人支持并参加我们的反抗中国暴政的行列。让我们发扬圣祖成吉思汗不可征服的精神，紧密团结并肩奋斗，恢复蒙古人固有的光荣与尊严，共同创造独立自由的南蒙古。”内蒙古人的行文话语风格已经汉化了，但民族感情依旧存在。反抗强权统治，追求自由独立是各个民族不可剥夺之权利，剥夺了的也终究要归还。中国可以独立于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他们也同样有摆脱暴政的权利；汉民族有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其他民族同样存在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这不是唱一段“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颂歌，就可以高枕无忧的。

五、无奈之举

再回到达赖喇嘛上来。达赖喇嘛出任国家领导职务期间肯定是中国人，这一点中共与达赖双方均不会有异议，不管双方各有什么政治心态。十七条协议虽然屈辱，有城下之盟味道，但中共目的在治藏，胡萝卜加大棒，大棒奏效了，胡萝卜就要甜一点，所以不吝高官厚禄，以求尽快搞定西藏。达赖喇嘛看到既然能基本保持藏人生活现状，失掉一些主权，与满清时也差不太多，再说历史上中国与西藏也有过宗主关系，或者说“供施关系”，面对中共这个占据强势地位的“大施主”，决不能硬来。再者，西藏人对主权的认知度历来不高，还没有达到王力雄先生所称“‘国家主权’在当今世界被奉为最神圣的概念之一、是不容质疑的公理和国际政治的圣经”的水平。只要不失治权，原样过日子，便不愿再惹恼共军，避免更坏的结局。而最好的选择是欣然就职，进京面圣，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百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一员，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五十六朵花”中的一朵鲜花。有达赖喇嘛笔述进京之自传为证：

我至少见过毛泽东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会中，少数几次是我和毛主席私下会晤，除了翻译扑错汪结外，旁边没别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宴会或会议也好他总是要我坐在他旁边，有一天他甚至为我挟菜。后来我听说毛泽东为肺结核所苦时，心里不禁有些发毛。      毛泽东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的身体很特别，虽然肤色很黑，却油光油亮，好像抹了某种油膏一般。他的手也有不寻常的光泽、手很漂亮，手指完美圆润，拇指优雅细致。      我也注意到他呼吸不顺畅，常喘息，使得他的谈话有种特殊效果。他说话通常缓慢清晰，句法简短。他的动作也很慢。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这使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

在稍后的一次私下会晤，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我开始非常热衷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越读马克思主义，就越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

……

差不多这个时候，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代会副委员长。这只是个带来某些特权的荣衔，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实权（人代会先讨论政策，再提交政治局，政治局才握有实权）。[16]

毛泽东的形象高大端庄，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县团级干部，有一种位尊九五的帝王相，不似一些獐头鼠目或满脸横肉的家伙，官再大也不能给人一丝可敬之处。有道是佛祖有三十二相，面目圆润，两耳垂肩，大雄宝殿上的释迦坐像无不宽重慈祥。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号称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属于神明一级，也有偶像般的相貌，纪念堂水晶棺中的卧像也是满面红光，仍然显露着帝王加神灵般的尊严，着实令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无限敬仰。中国人常以龙态来形容相貌奇伟的人，称之为“帝王相”，此等人出世前总有飞龙入梦、红光满天、异香盈室一类的异象。毛的家乡是个风水出众的地方，在官方的《毛泽东传》里，开篇就说：“五千年前，舜帝下江南，来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让人演奏起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后人就把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环抱的一块狭长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这当然是传说，但无神论的共产党也同样迷信风水，没有一个领袖的诞生地不是美丽的地方，无不建立供人瞻仰的神庙——纪念馆。山西交城县是华国锋的老家，有一首民歌专唱交城山水，歌词凄凉无奈，道出了山乡之荒凉及民生之困苦。华主席一上台，重填歌词，老民歌成了类似于《东方红》的颂歌，山也亲来水也甜，自为藏龙卧虎之地。可惜，邓小平说华在党内“算不上一代”领袖，否则官方的传记里也要对他家乡的风水大加赞颂，死后占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华国锋家乡的人出资上亿元为华修陵墓。陈永贵当过副总理，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相貌着实不敢恭维，但死后也不让埋在狼窝掌，而要葬在虎头山，自是考虑了风水问题。毛是暴君无疑，毛好斗也无疑，但那只是体现在他的行动上，毛的身型和相貌也无疑显现出三十二相式的庄重尊贵，其外表不是一个威严的将军或故作庄严的政客，而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诗人，一位风趣幽默的演说家，一位深通史籍的文化人。毛能将令人打磕睡的政治报告变为生动幽默的好文章，能将残酷的批斗会化为使对手口服心服的感人场面。毛统帅大军，却从不配枪，曾有人给毛送去一支精致的小手枪，以为毛会十分喜欢，谁知毛把枪扔到地下，大怒道：红军要是等我拿枪去打仗，早就完蛋了！毛也没有象斯大林一样，弄个大元帅当当。毛甚至不让卫士们打麻雀来练枪法，尽管他后来把麻雀列入四害之一而力求赶尽杀绝。毛是暴君，害死众多不同意见的高层干部，令无数家庭破碎，从不心慈手软，可在看到戏台上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的场面也会落泪哭泣，拍案而起：“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一着急，掉了裤子。[17] 毛是富农后代，自己就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却对地主富农赶尽杀绝，让“狗崽子”也跟着永世不得翻身。毛是神祇，人人顶礼膜拜，万岁不离口，亲密战友也不敢例外，但听到侍女张玉风骂他是狗时，竟未龙颜大怒。[18] 毛嫌钱脏，见到钱就皱眉头，表现出厌恶感，但毛却借发行毛选捞了上千万元稿费，成为中国首富。毛动不动就说：从我的稿费中支出！一副大款派头。毛是文人，喜欢古典文学，庐山会议上，一时心血来潮，让大字识不得半箩筐的几百个将军诸侯们，啃读西汉人枚乘晦涩难懂的辞赋《七发》，作为批判彭德怀的学习材料。毛又是诗人，行军途中常马上吟诗，《沁园春·雪》（一说此词为胡乔木所作）一词在重庆谈判之际发表，一时引起文人骚客的酬唱热潮，让重庆的诗人们也跟着忙了一阵子。毛龙飞凤舞的狂草，成为众人临摹的字帖，至今仍是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书房客厅中增加书卷气息的装饰品。但毛泽东缔造的历史常显现出闹剧色彩，他的霸气和猴气更适合做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他解构体制，解构道德，解构文化，解构环境，唯一不解构的是集权体制。他领衔造反和行修正果的革命历程，完全是猴子般的胡跳恶搞，“今日欢呼孙大圣”，让人感觉是一出马戏班主敲着锣与一群猢狲粉墨登场的街头闹剧。

达赖喇嘛进京时，正是毛泽东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黄金年代，以表面印象而成的巨大声望，使毛放出耀眼光芒，全国人民为之倾倒颠狂。摄服20岁不到的达赖喇嘛自然不在话下。毛根本不用刻意做作，稍微流露一些和善便足矣。达赖喇嘛在藏区虽然位高权重，到北京还是有如朝觐皇帝般的感觉，不免心存疑惧。但从他对这位新中国的主宰较细致的描述中，看出他对毛的最初印象还不错，知道了毛原来是个容易接近的人。达赖喇嘛写道：

毛似乎对我的谈话十分高兴，并说有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曾决定建立一个直接在中国政府之下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以统治西藏。但现在，他认为那不必要。我想，这也许是我的政策的一个胜利。他补充说，现在决定建立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征询我的意见，但那个题目大得不可以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他说，在没有与别的西藏人，包括班禅喇嘛协商过之前，我不会作出任何评论。

……

几天后，我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口信，说他一小时之内来见我。他来时只说是拜访。再后，不知什么使他说佛教本是一门相当好的宗教，而释迦牟尼佛尽管是个王子，却为改善人民条件作出了许多思考。他还说度母是个善心妇人。

……

我与这位著名人物的最后会见是在我访问中国的末尾。当我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时，我收到邀请我去他家会面的讯息。我那时已游历了几个省份，因此能够真诚地告诉他我对这所有发展项目的兴趣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之后，他跟我长篇大论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在椅子上挪动以接近我，并耳语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当然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对毛泽东的杰出人格有着深刻的印象。我除了与他的单独会见，还在许多场合见到他。他的外表并不会给人任何智慧的标志。他看上去有欠健康，一直喘气和重吸呼。他的衣着跟别的任何人一样，尽管通常是颜色不同；他不太注重衣着，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衬衫袖口破了。他的鞋看上去似乎从不擦亮过，他行动迟缓，发言更慢。他常省略字词，讲短句，每句都富了涵义而且通常清晰准确。他谈话的时候，会不停地抽烟。但他发言的姿式确乎捕捉了听众的思维和想像，而且给人和谒与诚恳的印象。我敢于肯定他说话算数，而且自信能达成思想中的任何目标。我确信，他决不会使用武力把西藏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当然，我这种想法被后来西藏的中国官方机关所采取的迫害政策破除了幻想。但我至今仍难以相信这些迫害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19]

与毛泽东不常接触的人，都感觉不出他是个压迫者，毛幽默风趣的气质，纵横驰骋的谈吐，和善福贵的相貌，很快会获得谈话者的好感与景仰。年轻的达赖由好感继而迷上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有加入无神论的共产党之意，足见毛确有一种慑人灵魂的魔力。此乃印象之故，构成印象的要素是感觉，特别是第一次的感觉。法国印象派先驱莫奈有一幅名画《印象·日出》，虽然近乎于速写式，却生动地描述了融化在晨曦和朝雾中的光和色，表现了画家对日出时转瞬即逝的自然景色之鲜明印象，开创一代画派风格。达赖喇嘛对毛泽东观察也是速写式的，因为他不可能常年呆在毛身边，但也抓住了毛的鲜明特征和一些旁人不易察觉的特点，对毛的描述亦有“印象派”风格。这种印象社会心理学上称作“积极性偏差”，谁也难凭最初的好印象将毛泽东与杀人如麻的恶魔联系起来。《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水有滋养、包容、化污、不争之特性，最善者就如水一般。毛决非上善，却具有“若水”之表象，可轻易将对方溶解于“水”中。毛身相不俗，天庭饱满，专用的形容词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较之汉高祖刘邦的“隆准（高直蒜头鼻）、龙颜（大眼）”、越王勾践的“长颈（长脖）、鸡喙（尖嘴猴腮）”或明太祖朱元璋的“猪头相”（头大嘴唇厚）等，强出许多。然胸襟器度却差出许多，蒙蔽性更大些。毛善于玩弄权术机诈，然在公众场合与各方人士会晤，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有文学修养，一派儒雅的领袖风采，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好感。正如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所说：

一般人总认为彻底破坏性的和邪恶的人必是恶魔——而且看起来就是一副魔鬼的样子；他一定没有任何好的素质；他一定明显地载着该隐的印记，以致每个人从老远就看得出他杀气腾腾。这种魔鬼确实是有的，但为数极少。我已经说过，强烈破坏性的人往往表面上仁慈、有礼、爱家庭、爱孩子、爱动物，他口口声声都是理想与善意。……如果我们以为恶人有犄角，就永远不会识别出恶人。[20]

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受到礼遇，毛甚至建议应该建立一个自治区。达赖后来回忆说：“我们都很感动。军政委员会和自治比较，当然自治要好得多。从毛主席那里一回来，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官员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回复毛主席：考虑到西藏的现实，完全同意建立一个自治区，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快地建立。”[21] 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之后，达赖喇嘛虽然出任筹委会主任，但他与噶厦都失去权力了，完全成了一种象征。他给毛去信反映，有时连回信也收不到。这就是权术，西藏喇嘛自然不知中国帝王之术及中共的统战之术。正所谓大奸若忠，毛在党内高层刚愎自负，对政敌睚眦必报，对臣属嘲讽刻薄，毫无关爱之心。毛勤读史籍，只求权术之精，不屑为君之道，常以假象示人。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了解。在毛看来，“治大国，若烹小鲜”也，大局已定，对付天下臣民，实在不是过于费心的事。西藏太过遥远，情况不熟，对西藏的活佛表现一些善意，可以省下不少麻烦。拉拢西藏上层，是中共立足未稳和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前的先决条件，这是统战的老办法，已是轻车熟路。但这只是表象，毛无法掩饰的农民本性，有时候粗俗得另众人尴尬，毛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屎拉出来，肚子就舒服了”，“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脱裤子，割尾巴”，“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之类的口头话，常见于讲话文章。当然，这比起农民出身的首长们开口“妈个×”，闭口“妈个×”的“三字经”，已经斯文多了。毛1953年在政府会议上破口大骂梁漱溟，满口粗话不堪入耳，活像街头光棍，与先前儒者形象判若两人，一顿臭骂驳回了梁氏对毛的雅量之求。以至毛选第五卷在收入这篇讲话时，不得不作大量的技术处理，以免影响他老人家光辉形象。若达赖喇嘛当时在场，一定愕然失色，用不着等到59年就吓跑了。毛在外交场合也常不顾礼仪，夹杂一些脏话或荤段子，一副市井无赖嘴脸，这从与日本人或美国人的谈话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来。毛有着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可以信誓旦旦，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前后判若两人。在毛的权力争斗及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经典。

又是开会升官，又是轮番宴请，都不是达赖喇嘛热衷的事，人大副职没什么实权，人生地不熟，西藏喇嘛参与汉人的政务，只当是做做样子而已。但考虑到自己是西藏领袖，对中央职务不是很在意，几番交谈和参观周游，从入京前的惴惴不安到人大结束，也还是比较满意了。这一阵子可以说是汉藏关系中短暂的“蜜月”，比其后来奔波逃亡、寄人篱下、不堪回首的苦日子，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蜜月”能持续下去，按照十七条协议办事，“民主改革”进程由藏人决定，西藏行使充分的自治权，中央只负责体现国家主权的国防外交，现在的西藏一定是另一番气象，其他民族区域的自治也会由此别开生面，不会有今天令无数人头痛的西藏和新疆问题。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达赖喇嘛的对手是势头强劲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即使是名义上的自治权，也会逐步被中央蚕食，这是共产专政制度的本色，开始的承诺不过权宜之计耳。条条框框是限制别人的，从来不约束自己，与国民政府的签定的“双十协定”和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共同纲领”，都不能对中共发生丝毫约束力。达到目的后，它总会以各种理由将违约责任推到对方身上，煽动民众的怒火，再打起吊民伐罪的旗帜迅猛出击，彻底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中共有一套成熟的统战工作技术，用在藏区亦得心应手：

中共军队刚刚进入西藏时，凡中共途径地区的藏人对他们并没有很深的恶感，有些甚至抱着一种希望。这当然要归功于中共无所不在的宣传和蛊惑人心的对美好未来的解释以及藏人天生宗教民族，不注重民族国家意识，当然还有无尽的中国银元和绸缎、便宜的茶叶、瓷碗、冰糖等藏人喜欢而原来价值不菲的东西。此外，刚开始中共即使征用乌拉，哪怕是被叫去砍柴或干一些轻微的活都会给藏人超额的银元。藏人通用藏币和银子，而银元又是较稀缺的，现因中国人到来而多起来时自然会产生好感，当时在藏人中有一句“共产党象父母，银元如雨自天落”的说法，康区噶瓦喇嘛嘉色仁波齐告诉笔者，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前一句话是套用中共教给藏人的一首歌词内容，后一句话则是藏人的感受。

同时，中共方面又不失时机的进行统战工作，广送礼物，到处发放布施，并任命几乎全部的藏人领袖人物予各种虚衔，如委员、县长什么的，给予他们其他中国人都望尘莫及的高工资。同时，对宗教不予干涉甚至在宗教节日上那些中国党政官员还扛着红旗、锣鼓喧天地前来发放布施，大张旗鼓地扮演佛教施主和保护者的角色，藏人喜欢施主，所以敲锣打鼓或其它一些方式虽不合佛教礼仪也无妨，这一切在初期似乎真的发生了一些作用，一些藏人因此加入了中共军队，一些佛教大师写出热情洋溢的诗词。说明中共军队虽宣扬人间天堂，但其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与佛教追求利他、涅盘寂静的目标相似，都是为众生摆脱苦难并谋取幸福等等。[22]

六、藏民觉醒

中共治藏以三步曲开始：第一步是军队开道，给以颜色，迫使西藏签订十七条协议，以合法身份进藏；第二步是以统战工作开路，收买民心，站稳脚跟，同时加紧修筑公路，克服地理屏障，解决军队干部长期的物资供应问题；第三步是土地改革，先以所谓的“民主改革”为由头，继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西藏政治和社会结构，将底层民众拉到自己一边，孤立上层势力，通过改革接管政权、消灭西藏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基础，以财产充公方式掠夺西藏民族积累了上千年的财富。在藏区立足已稳，争取到了基本群众，便立即实行第三步，发动农牧民开展阶级斗争，把内地的一套革命经验照搬于藏区。1955年，内地进入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期，全国成立了65万个合作社，藏区的“民主改革”和合作化也开始进行。各个藏区的进程有些不同，最先开始改革的是西康省（今四川西部）金沙江一带的藏区，中共先是招募一些地痞无赖和乞丐，这些人平素为乡里所不齿，属于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突然获得很高的礼遇和酒饭，培训为积极分子，当上干部，给予镇压富人的权力，便唯中共官员马首是瞻。于是这些所谓“根红苗正”又“思想觉悟高”的人就成为“群众利益”的当然代言人，带领中共干部收缴民间武器马匹，帮助土改干部发动群众。出于统战需要，先是安排被任命为县长和主任一类的藏族上层人物，挂上虚衔到内地参观学习。再召集积极分子集中在县城学习，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短期学习培训，灌输阶级斗争知识，合格后作为“民主改革”的骨干力量回乡搞土改。由这些人来教育群众，诉说寺院喇嘛和部落酋长都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寄生虫，那些富裕家庭是由于剥削了他们才致富的，“否则为什么他们富你们穷”？然后工作队再告诉积极分子：从今天开始，我们共产党为你们撑腰，你们不要怕任何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翻身当家做主，未来是你们的等等。在反复的教育开导下，人们开始真假混合着控诉寺院和酋长的剥削罪行。积极分子被武装了起来，以这些人为打手，挑动佣人斗争打骂主人，禁止百姓供养僧人，把寺僧和大喇嘛五花大绑拉到街上批斗，说这些僧人不结婚，影响人口发展，指责这些大喇嘛妄称为死者超度而拿人钱财是剥削，责令僧人结婚以利人口发展，否则必须将死者的灵魂显现出来，才能证明不是在骗人，才可以进行宗教活动。他们召集藏人开会宣布：群众要求改革，我们希望改革和平进行，第一步是要收缴枪枝，因为有人民解放军维护治安，社会主义是铁打的江山，所以人民不需要拥有武器。但藏人完全不相信汉人，枪支是族人的安全保证，康巴人无论贫富，都极看重枪马，平时出门即骑马背枪，已为生活习惯。他们害怕失去土地财产，不愿沦为异族之奴，纷纷以武力抗拒改革，从巴塘、理塘开始的武力反抗迅速蔓延。1955年末，中共在川西大小冰凉山地区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引发了大规模武装抗暴，很快蔓延至14个县。56年3月理塘藏民武装抗暴，波及43个县，450个乡，藏彝聚众10余万，有枪8万枝。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反抗，飞机轰炸了巴塘的秋德寺，随后理塘寺也遭受轰炸，藏人几千人伤亡。在武力对峙中，坚固的寺院往往是藏军集结驻守的堡垒，也是遭受飞机大炮轰炸的重点，藏人为保护寺院付出了重大牺牲。宗教和寺院原本就是中共的仇敌，内地的寺院基本上拆掉了，于是开始在藏区捣毁寺院，强制僧人还俗，强迫僧尼婚嫁，不谁进行宗教活动，没收寺院财产。这时反映时弊的民歌也不断在民间流传，有一首民谣形象地描绘了中共的前后变化：“开始象神鸟杜鹃，悦耳又动听；第二象善言的鹦鹉，巧言又善变；第三象不祥的猫头鹰，白天睡而晚上示恶兆 (指暗中活动，挑拨离间 )；第四象鹞鹰，开始行抢掠；最后显恶狼本色，连皮带肉都要吃。”还有如“中共就象湿牛皮帽子，开始戴着舒服，但越来越紧”等。[23] 惨烈的“民主改革”让藏人知道了中共的真正目的，拉萨的噶厦自身难保，早已失去对藏区的控制，人们不愿坐以待毙，于是德钦、杰塘（中甸）、巴塘、理塘、德格、芒康、娘荣（新龙）、炉霍、甘孜、色达、德荣、稻城等县民众纷纷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反抗运动。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当时存在着三个互不统属的政权实体，一个是原有的拉萨噶厦政府，另外两个是十世班禅辖区和昌都解放委员会，昌都解放委员会的辖区还包括现那曲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这两个政权受中央直接支配。1955年，中央想让长江以西的宗溪迈出第一步，如自愿进行“民主改革”，将给予特殊的奖励和照顾，各地方领袖和喇嘛的个人权益会得到保障，他们不仅可以保持原来的职权，还可以提高工资待遇，对人民的困难也给与照顾救援。签定十七条协议后，昌都解放委员会一直没有把管辖权交给西藏政府，按中共的说法，这些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5年了，该听的已听到了，该看的也看了，现在，社会主义是走定了的，何去何从要自己选择。主持昌都改革的王其梅威胁说：大家再好好考虑一下，改革是肯定要进行的，问题仅仅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呢，还是用强制的暴力方式进行改革，两条路，何去何从要自己选择。经过强大的宣传攻势，那些被任命为委员或主任的地方头面人物表态拥护“民主改革”，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讲，官方马上宣传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卫藏地区，1956年也开始了改革，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会议期间的发言都围绕“民主改革”问题。达赖喇嘛说：“最近，邻近各省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干人的疑虑和惧怕，同时有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西藏就要进行改革，这完全是一种恶意造谣和挑拨。”“西藏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外，别无其他的选择，但是社会主义和西藏现有的具体情况相距甚远，我们必须逐步进行改革。但什么时候改革，如何改革，这还得看工作发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同时是要西藏的领导人员和广大人民自己商量去进行，而不是有别人强迫包办，这点毛主席在对历次致敬团、参观团的讲话中均有明确的指示”。班禅喇嘛也强调“西藏的改革问题，是要由我们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上级人民政府只是领导和帮助我们，绝对不会包办代替。”[24] 康区改革引发了流血冲突，达赖喇嘛的担心不无道理，根据十七条协议，“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但中央的高压态势使所谓的帮助变为西藏噶厦政府还能挺多久的问题，特别是当“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也就是党认为要改革时，中共并不坐等西藏政府的合作。各项事业都在推进中，公路机场投入使用，5月21日，拉萨第一批共 221名藏人青年宣誓入团，前一天，第一批521名少先队员举行建队仪式。西藏工委于1956年七月一日提出的《关于西藏地区 1956年至 1960年规划的初步意见》，计划各宗成立公安警察，吸收和培养4-6万名当地藏族干部，发展本地藏族党员2-3万名，团员3-5万名，从内地增派6000名干部，成立西藏各级工会，发展藏族工人5万到7万，大力扩大青妇联组织等。实际上从内地增派的军队和干部人数超过上述指标，当时进藏军队和干部各有5万左右。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替代西藏军政委员会，因为内地的军政委员会也撤销了）的成立，中央在西藏成立的各类机构，如基巧办事处（相当于专署）、宗溪办事处（相当于县政府）、卫生院、兽医站、邮局、贸易公司、粮站、气象站、水文站、小学、干部训练班、青年联谊会、妇女联谊会等，多达406个，汉族干部职工17631人，藏族干部职工12673人。此外西藏有至少5000名藏人送到在陕西的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前身）学习。从1952年到1957年，先后组织了13批1000多人去内地参观。可以说，西藏已经不是达赖喇嘛的西藏，正在变为共产党的天下。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的拉基、扎仓联合向西藏政府和中央上书，要求延期进行改革，但中共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反抗只是“三大领主”为首的上层人物策划所为，坚信基本群众在党的手中，但随之而来的反抗程度远远超出其想象。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专制，党内开始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倾向，国外也以民族问题看待中共在西藏的改革，在这些麻烦没有解决之前，中央只好放松对西藏的压力。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给西藏工委：“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看来，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做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要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去，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我们已经等待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因而勉强地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不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进行和改革后的各种工作，这样作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同时我们处理国内民族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对亚洲地区各民族的影响，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尤其必须这样。”9月20日，张国华在共产党的八大会议上宣布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11月，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也做好应变准备。11月17日《中央关于达赖喇嘛、班禅赴印的指示》要求在西藏的中国人“在机关和部队中作好必要的防御设施，储备足够的粮食、饮水、燃料等等，以防万一。”此时的达赖喇嘛已经对中共失去了信心，明白了毛泽东先前的承诺是虚假的，又无力回天，始有访印不归之意。达赖赴印期间，周恩来出国访问，连续三次在新德里同达赖喇嘛谈话，传达毛主席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即6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和不改编藏军的指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宣布西藏6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从1957年到1962年）。同时减少了一部分驻军和干部，但中央的让步仅限于西藏，四川、云南等地藏区继续实行“民主改革”，既定方针不变，只是放慢了步伐。底层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在藏族英雄康巴人安珠·贡保扎西（1905-1964）的领导下，各藏区以康巴商人为主组织四水六岭护教军，形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不分地域宗派包含社会各阶层的统一的民兵武装，进入全民武装抗暴的新时期，也为武装反抗共产主义统治史书写了悲壮的一页。

七、武装反抗

四水六岗护教军的名称首是从迪钦和理塘等地开始的，后来昌都的芒康也组织了“雪域护教志愿军”，藏人的武装抵抗是为了护教，反过来中共的进攻是要灭教，因为不消灭寺院及僧人，藏人的武装抵抗便不乏号召组织者。尽管政策宣传还是尊重宗教信仰，但无神论政权对世俗宗教先天的仇恨，决定了其宗教政策的虚伪性，文革中全面扫荡一切宗教，并非突然间发现了宗教是“精神鸦片”。到了1958年，西藏东部已是遍地战火，在青海南部一带的囊谦二十五族英勇抵抗，很多地方变为无人村或寡妇村，寺院夷为平地，一些村庄从此在地图上消失。藏人拖家带口，赶着牛羊一起逃亡，枪支弹药有限，缺乏重型武器和攻坚火力，组织松散，各自为战，伤亡巨大，但在杂多县以西的果雄还是击落了一架飞机。战争即起，便是鱼死网破，没有退路，称多县的百日堆玛有千余户人家，头领轻信了宣传，上缴了全部武器，结果青壮年悉数被抓，一去不复返，都死在了劳改营。以往的战争不讲人权，全是乱杀乱砍，狂轰滥炸，以杀敌和俘获多而论战功，谁斩获首级或耳朵多，谁捕获俘虏多，功劳便大，顾不得平民百姓。西藏平叛时，平民的伤亡远超过士兵。1956年，在安多拉卜愣和卓尼所辖的地区玛曲、碌曲等地首先爆发战斗，到了1958年，开始武力推行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战斗更为激烈，在飞机大炮的攻击下，藏军多半阵亡，数千人被俘。青海湖周围也聚集了数千藏人反击，中共以优势兵力，围剿枪弹极少又缺乏作战经验的藏人，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伤亡或被捕，未参加反抗上缴枪支的也未能幸免。其中果洛三部屠杀最为惨烈：“1954至 1964年间，果洛人口减少百分之七十八点九六，也就是说：果洛只剩下老人和儿童了，青壮男女几乎完全被杀光了。”[25] 据地方志记载：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26] 其实，这场暴乱的起因是中共强行推进合作化，反右运动使得党内人人自危，青海也不敢落后于形势，于是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口号，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哪个办法革命彻底就用哪个办法”。于是让农牧民无条件入社，即所有牲畜必须无偿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等于财产统统没收。这种抢劫式的合作化侵犯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中共将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请到县城去办“学习班”，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加乃化仁波切是位高僧，曾是班禅喇嘛的老师，当时还是循化县副县长，在当地民众中名望极高，他的被抓引起藏民震动，要求政府放人，随后发生武装暴动，一些工作组成员被杀。共军立即出动两个团，展开大屠杀，民众死伤数百，数千人被捕关押，加乃仁波切自杀身亡。循化暴动失败了，但整个青海省的各少数民族都发生了武装抗暴，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专门作出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参加抗暴的都是劳动人民，而毛泽东的逻辑是凡反对合作化的全是地主反革命，一律予以镇压。循化事件是对平民的肆意屠杀，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全省各地展开屠杀搜捕行动，全面摧毁寺院，没收教产，关押遣散僧侣，一些老统战对象或中共任命的爱国人士也死于这场暴政。班禅喇嘛于1987年3月28日上午在全国人代会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时说：“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并架起了机关枪，在那不管参叛不参叛把机关枪一扫，牧民的帐蓬都打下去了。……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里地区的牧民等早已把部下的几千只抢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有个老头子，他也关押了几年。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情况很糟糕，十多个二十多个当场枪毙。”[27] 果洛三部变为了寡妇三部。甘南一带亦如此：“从 1958年至整个六十年代里，阿木去乎八部、博拉、扎益、迭部、西仓等很多地方除妇女和小孩以及少数老弱病残的男人外，几乎见不到青壮男子。本来是男人干的土地耕种与剪裁羊毛等重活全由妇女一律承担着，甚至个别家庭只剩下一群不懂事的孩子。”[28] 芒康等地组织了两万余人的部队，甘孜一带有数万人的藏军，当雄一带聚集了几千人的游击队，昌都西部的边坝地区约有两万人的武装。法国人叙述了护教战争中甘孜抵抗武装的情况：

英国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是这一群拿起武器反对中国人的一个成员。当时他还不到十五岁，而且还是甘孜市郊德格寺的和尚：“在历史上德格曾经在和中国人的战斗中被摧毁过两次。我以前是这个寺庙里的年轻和尚。在那个时期，德格寺还没有被‘改革’。然而在那个地区，一出出的‘阶级斗争大会’的批斗声已经响彻云霄了。一九五八年年初，寺里有一些和尚决定离开寺庙加入战斗行列。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枪，我们不准持有枪械。我们有八十二人一起离开德格寺，我们有八十一匹马，可是我们只有七支步枪、二把手枪。”
    “我那时候才十四岁半。我们打起仗来，一个比一个勇敢，因此，当我们打到‘自治区’和中国的河界——金沙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枪，有些人甚至有了机关枪。当然这些都是战利品。我们也折损不少的人马。我们到达拉萨那一天，我们一伙八十二个人只剩下四十个人而已。我们只有七个人安全到达印度。我当时实在太小了，连机关枪也抬不动。这是一场游击战，我们主要是攻击中国的运输车队、小的车队。我们向中国人发动了三十六次的攻击。我们从来不在村子里发动攻击。每一次我们都是选择车队在半路上停下来加油或是吃饭的时候下手。刚开始的时候，战斗的情形实在很难形容。我们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可是我们没有其它的选择。除了这么做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从来不在公路上停留。我们一直都留在山区里。从高处，我们可以监视敌人的行动。有时候，我们也派当地农民当侦察兵，去打听车队的人数，有时候，我们自己穿上当地的服饰，伪装成当地人去探查情况。村子里的居民供给我们食物。他们受到中国人的恐怖统治，因此自愿协助我们。在那个时期，粮食配给制度还没有开始实行，因此中国人并没有发觉他们给我们送吃送喝。自从粮食配给后，中国人管制了每一粒谷物。他们时常设计陷阱想要骗我们，因此，我们只好分成两批。我们东躲西藏，靠挖野生的块茎充饥。我们时常有十几天没东西吃。”[29]

康巴人善于经商，在拉萨等地的康巴商人，从四川贩运茶叶瓷器，从印度进口手表等日用品，从牧区和农区相互交换畜产品和粮食，因此在卫藏地区到处都有康巴商人的影子。康巴人亦英勇善战，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拉萨反抗的第一枪就是由在巴囊秀的康人和色拉寺僧打响的。安珠·贡保扎西是当时在拉萨的康巴人领袖，康区理塘人，1957年后大量的康巴人逃难来到拉萨，他们渴望组织起来保卫西藏。康巴人上书噶厦政府，要求武装民众，但政府还是希望通过十七条协议保护自己的利益。安珠·贡保扎西利用为达赖喇嘛献黄金宝座的机会，联络各路人马，筹措银两，购置枪枝马匹，组成了称为“四水六岭”的秘密反抗组织。“四水六岭”的名称古已有之，泛指整个藏区，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即：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岭。阿里三围乃群山之巅，众水之源，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卫藏四如，系前藏和后藏的总和，为今天西藏自治区版图的拉萨河谷和日喀则及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多康六岗之地，高山纵谷急流如织，森林、草原、荒漠并存，碧野苍茫，土地肥腴。其中，“多”为安多，即今青海、甘肃、四川等省份的许多藏地；“康”为康巴，包括今青海省玉树州、云南省迪庆州和四川省甘孜州及西藏的昌都地区，更为广阔，险峻，壮丽。四水即为长江、澜沧江、怒江、黄河；六岗为色莫冈、擦瓦冈、芒康冈、绷波冈、玛扎冈和木雅热冈。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全传》说道：“上面的阿里地方，普让为雪山所围绕，古格为岩石所围绕，茫玉为冰川所围绕，这就是所谓阿里三围。中间的卫藏四部落是玉日、卫日、耶日和元日。下面的朵康六岗，是玛扎岗、波博岗、察瓦岗、欧达岗、麦堪岗、木亚岗。此外还有黄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四条大河……”[30]

奋起反抗的藏民在山南一带正式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战斗部队按地区分为23部，初时千余人，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发展到上万人，成为西藏反共抗暴战争中最英勇善战的部队。四水六岭又称曲西岗珠，藏语称水是曲，山是岗，西是四，珠是六，所以曲西岗珠就是四水六岗的意思。最有意思的是，解放军第18军一位炮兵副团长也投奔了四水六岗军，他原名姜华亭，后改名罗桑扎西。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又目睹西藏军区整风反右运动的血腥残酷，毅然投向抗暴志愿军，同藏人并肩作战。出身军人的罗桑扎西发挥出骨干作用，“总司令部组成后，大家推选我设计军旗，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军旗是战斗目标的象微，用两把拐头刀交叉，一把上绘火焰圈的，表示神力，代表雪域一神的红与黑护法神，一把刀未绘火焰圈的，代表民间的武装力量，刀的上方中央，绘一个太阳，象征着整个藏民团结在救星法王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坚定奋斗，前途光明。旗帜四角，绘四个鬼头，表示要征服一切牛鬼蛇神。”[31] 同期参加藏人反抗武装的，还有解放军的一些下级军官。共产主义扩张不分种族国家，号称为“国际主义”，是全球性瘟疫，抗击共产主义亦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暴之责。此时驻藏第18军张国华部的兵力分布各大城市如拉萨、日喀则、那曲、昌都、江孜、泽当等据点上，在藏北除了防守当雄飞机场，草原地带再无驻军。共军骑兵不多，公路仅通几条干线，装备上的优势给雪山草地削弱了。对于不走公路，全是骑兵的游击队，在雪山草地打运动游击战，共军初时敌不过雪域高原的藏民游击队。骑兵游击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战斗力迅速壮大，卫教军当时的战术原则是在运动中以突袭制胜。

西藏在中共未进入以前，计有马步枪3万余枝（包括民间），可用之机关枪30余挺，山炮16门。品类极杂，有俄造快枪、英造来福枪、中国造汉阳七九步枪、及中正式步枪。西藏虽不断扩军，从清代的6个代本（营一级建制）扩充至9个代本；到了民国十年，又增加至12个代本，总兵力不足万人，大部分被共军歼灭。西藏政府指挥的军队只六个代本，每个代本辖500人，仅3200人左右，约有2600人驻在拉萨，不足以与共军对抗。《血祭雪域》一书说：

当然除了官军，还有人民武装，以康区为主的藏人反抗武装力量虽然人数众多，大部分人也都具有很强的斗志，但装备低劣，大多数是拿着刀剑，即使有枪的人，子弹也极为稀少，如果没有战场上的缴获，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长期持续的战斗；更主要的是，这些民族军绝大部分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组织，多以部落和地区为单位，聚散无常，各自为战，彼此没有协调、援助和配合，官兵更是毫无现代军事常识和作战训练，还有他们的反抗一般都限于本地区，如果没有敌军前来围剿就很少有主动出击，从而使敌军掌握主动，可以各个击破，事实上中国军队也确实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这些民族军从55年开始经中共西藏、新疆、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内蒙等军区的反复围剿，大都已被迫进入山区打游击，除了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雪域护教志愿军等而外，其它地区即便有大量的民族军集中，如边坝等地，即使有个名义上的总指挥，实际上也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组织，还是各自为战，彼此之间极少统一的行动和相互协调，更缺乏相互间的援助和配合，因此，对平时据守点线，适时出击且统一指挥、组织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现代化装备敌军除了造成一定的压力而外，很难成为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战斗力量，如果再考虑中国军队可以源源不断的调集他们需要的军队，则藏人武装反抗的军事前景并不乐观。[32]

显然四水六岗民众武装还是出于自卫性质，与共军作战，可奏一时之效，无法作长期支持。西藏政府无力抵抗，亦不敢动员民众，成立统一的抵抗力量指挥机构，甚至没有进行过战争准备。民间藏军自然得不到多少政府资助，分散苦战，又拖家带口，眷恋牛羊，并无获胜希望。共军有几亿人的后续资源，有苏制武器装备，有飞机大炮开路，有打了几十年仗的军队，到了1959年初，约有20万藏民武装在各地被歼灭，只有一小部分人逃往印度。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不管双方愿意不愿意，都是无法避免的结局。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阶级问题，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暂时妥协无非统战的权宜之计。而一个缺少制衡能力的西藏政府，面对强势进攻的中共政权，面对遍地的暴动，除却逃亡，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除了率众逃往印度，也再无第二国可去。西藏政府迫不得已的妥协，还是失去了民心，人们害怕达赖喇嘛被中共绑架，群情激奋，僧俗民众男女老幼前往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前，阻止官员让达赖喇嘛出席中共举行的活动。西藏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事情完全失去缓和的可能。日益升级的冲突对中共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点燃藏人的怒火，积聚进藏共军的怨恨，将叛军吸引到拉萨，然后合围聚歼，能尽早解决西藏改革问题。本来西藏的“民主改革”，毛泽东已答应推迟6年，1963年后再说，甚至还可以再延缓50年。50年的许诺是信口开合，6年的延期应该是可行的。如果是仅仅是土改，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许多富户也愿意拿出一部分财产，但紧接着是合作化，等于藏人财产全部无偿充公，同时开始消灭寺院，寺僧奋起反抗，人民跟着起来了，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西藏是政教合一体制，不光是政治与宗教密不可分，以土地为主的农牧业经济也与宗教关系紧密。大部分寺院拥有土地，与农民形成相互的依存关系，即中共所称的“农奴制”。破坏了寺院经济，也就破坏了西藏的政治教会经济三合一体制，从而摧毁了政权存在的基础。土改工作队必然与寺院严重对立，对地方政权构成威胁，破坏生活秩序。那时阶级斗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对于信佛的藏人，毁寺灭僧简直就是剥夺信众的生命。大寺院是承载西藏文化的中心，是藏文化的学校和藏密佛学的研究基地，是独特的佛教艺术传承中心，全藏区约有13%的人口是僧侣，属于知识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广泛的号召力。那时的藏区还没有普及化的国民教育体系，普通农牧民极少受教育的机会，简单的生产和生活也无须看书求学，绝大多数人是文盲。僧侣要学习经典，就必须先识字，有了知识必然会参与社会事务，文化上的强势让僧侣们保持着优越地位，人们更愿意送子女进寺院出家或上学，布施大量财物，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这在中世纪的欧洲也一样，“世俗社会对教育的忽视，可以说明教士们何以既是伟大人物思想的诠释者，又是政治传统的保持者。诸侯们不得不依靠附庸中的教会人员为其服务，以致其余的侍从者无力效劳。”[33] 自古以来，在人类社会里，对教会崇拜服从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构成部分，政治与教会是密不可分的，世俗政权无不染上宗教的色彩，或者干脆就是政教一体。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落后的交通和经济状况，不允许建立规模庞大的薪俸官员体系，所以国王要想同它的臣民保持联系，征收税赋，就不得不借助于地方贵族和寺院的力量，将世俗和宗教影响力转化为地方行政权力。土地作为寺院的教产也就顺理成章了，中世纪欧洲的教会都有土地或领地，有自己的附庸属民，罗马教皇更有神圣不可侵犯之领地，现今的梵蒂冈就是教皇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天主教徒心中的“祖国”。佛教是藏人来世幸福的保障，全民信教使宗教融入民族记忆之中，没有藏传佛教，也就无所谓藏民族了。但寺院经济之收益，除去自身的消费，还要开展各项法事活动，利益有情众生。寺院还承担着管理和保卫地区安全的公共功能，也是社区政治活动的中枢，是粮食和手工业品交易中心，藏民医疗卫生与艺术工艺中心，更是藏民拜佛的圣地。如丰年时农民将多余的粮食捐献给寺院，欠收时再向寺院借粮，寺院就承担了粮食储备和救灾中心的政府职能。这是历史形成的格局，适合藏区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以佛教为民族文化核心的民族，宗教完全溶入世俗社会，政教结合是必然现象，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世俗文化及政治权力中心。所以寺院的权力很大，如原西康省的理塘寺不仅作为西藏政府的代表处理“康南五县”的重大事务，决断重要纠纷，还通过各个康村管理理塘的地方事务，寺院有僧兵1200人，快枪1000余支。中共执政以前，内地民间也多有乡民自卫武装，称为民团，乡民持枪防犯盗匪，亦为地方自治所需。民族文化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清末分割藏区的“改土归流”，在一些藏区形成满清政府权力与西藏世俗政教权力的迭加，加重汉藏紧张关系。中共更是急于取代寺院的影响力，不顾实际的急功近利，企图与内地同步化的改革，强迫藏民族改变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迅速激化了矛盾，恶化了汉藏关系。原来的清政府与国民政府与藏区也有冲突，但对佛教采取宽容政策，不干预藏人生活，矛盾容易缓和。原西康省军政长官刘文辉带头布施寺院，参加佛事。青海马步芳部与藏人部落屡次交战，后来还是重归和睦，藏人的枪支武器也不予收缴，双方互有礼物来往，马步芳还赠送给藏人一些步枪和机枪。到了共产党执政，害怕人民拥有武器，连猎枪、汽枪、刀剑，乃至仿真枪玩具都要收缴，菜刀实名制，人民自然处于手无寸铁无力反抗的状态。共产党还制止寺院参与社会活动，严密控制僧人数量，取缔非政府组织，让民众失去一切组织能力。用这些办法来付汉人有效，却仍然不能消灭藏族寺院的强大影响力和非政府组织功能。2010年4月的青海玉树大地震中，最先组织救援的就是当地寺院的僧人，最先赶到的外地救援队也是邻近省区的喇嘛。他们组织人员车队物资紧急赶往灾区，第一时间参与救助，抢救伤员，分发食品，焚化遗体，超度亡灵，安定人心……尽管有的寺院也垮塌了，喇嘛自己也成了难民。寺院的强大组织能力和反应速度，使高度组织化的中共军队和掌握一切资源的政府效率大为逊色，为了体现中共的功绩，赶紧驱逐僧人，禁止民间救援队进入灾区。中共可以从形式上消灭藏民族的传统，决不可能改变民族心理文化认同，只要佛教在，藏人的民族感情就会倾向于寺庙和喇嘛。

面对共产党在藏区的暴政，藏民忍无可忍：“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定居在这儿，我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依赖畜牧和种田度日，从未伤害过谁，中国人为什么要主宰我们，支配我们的土地；他们剥夺我们的自由，随心所欲地逮捕和枪杀我们的上师和僧侣，焚毁我们的寺院，毁灭我们所视为生命的文化和宗教，实在忍无可忍，不管前面是什么，我们都决心反抗到底，决不让一个中国人留在我们的家乡”。[34] 而共产党认为它才是全世界的主人，其武力所及之处全是其势力范围，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都要收归于它，中共党徒也从不因为自己是汉民族而免对同族下毒手，更何况其他民族。藏人是少数民族，其悲惨命运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是同样的悲壮，这是一场预知失败的战争。但我们却没有什么理由谴责藏人的反抗，无论如何事件发生是在西藏，藏人没跑到北京去杀人。为什么1951年解放军进藏或签定十七条协议时，民众没有暴动，几年后反而拿起武器拼死反抗强大的中共军队？因为西藏人明白了，他们不能象以往的朝代那样采取模糊策略，不太关注主权，只关心治权，只要自治权归自己，政教合一的政府足以应付中央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中共的新中国不是元清民国时代，不光是满足主权要求，还要实施一竿子插到底的行政管理权和思想统治权，决不允许有两个中心存在，不允许地方自治，更要以共产主义思想取代宗教信仰，改造藏人的精神世界，架空达赖喇嘛，彻底改变藏民族的生活传统。这首先让藏人感受到痛苦，封闭的西藏虽然不太清楚国际法上主权概念的诸多道理，但连治权也要交出去，事事先请示中共干部，一改千年来的传统，作为幸福源泉的佛教也要限制，“回到祖国大家庭”做中国人的待遇终于明白无误了。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4月18日，逃亡的达赖喇嘛在印度阿萨姆邦向新闻界正式发表声明，以独立政府的语气，宣布不承认强加于西藏的十七条协议，遣责中国的入侵和杀戮，中国人不当了！

有关达赖喇嘛出逃一事，至少有两种版本的说法，一种中共是有意放走达赖喇嘛的“让路说”，一种是当时官方宣称的“劫持说”。“让路说”过于传奇化了，有自我美化的意味，这不过是事后“劫持说”遭达赖喇嘛亲自否定之后的自圆其说而已，也从不载于中共官方史书，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回忆传记中。当时苏联对达赖成功出逃曾表示不满，批评过中共，认为此举会使国内问题国际化。而实际的情况是共军在拉萨的控制不很严密，拉萨武装民众人来人往，一片乱象，共军兵力不足，各机关忙于自卫，也未实施防范达赖喇嘛出逃的全城戒严，要想有效地控制局面，全天候监视达赖喇嘛，搜查每一个出城的人，几无可能。何况达赖一行夜半化装成平民出逃，是临时决定，借夜色渡河而去，沿途有藏军和民军武装掩护，共军在山南地区也不占优势，仅在主要的点线之间布防，无法控制广阔的乡村，来对付四处活动的游击队。护教军主力护送达赖出境，最后自己也安全撤出，就说明共军想消灭藏军并不容易，中共是在事后才获知达赖喇嘛成功逃离拉萨，一出拉萨，共军就无计可施了。在山雨欲来的紧张日子里，藏人希望达赖喇嘛逃离中共管制，中共也可能估计到达赖会逃走，但未获中央命令，共军不可能预先做严密布置，“目送达赖喇嘛一行夜晚渡过拉萨河”之类的文学描述，并非历史真实。是“劫持说”破产后的自我安慰，是为中共脸谱上增添“人道主义”的油彩。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达赖喇嘛出走，中共正好实行等待已久的“民主改革”。早在1955年冬，毛泽东就给西藏工委指示：叫西藏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贵族反抗，准备打掉一部分，跑掉一部分，噶伦堡、香港多几个骂我们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从不受法律约束，对待十七条协议也一样，他急于在西藏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强制藏人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时逢佛祖释迦摩尼诞辰2500周年，中共无法阻止身为西藏佛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受印度邀请去参加纪念活动，这会加重印度对中共政权的疑虑。也因藏区改革引起藏人的普遍恐惧和反抗，达赖喇嘛又有滞留不归（政治避难）意愿，让周恩来在印度亲自向达赖喇嘛做出6年内西藏不改革的保证之后，才不得不暂缓西藏改革。希望和善的达赖喇嘛支持中共政策，不要影响到中印关系，还大有统战价值。那什么是所称的“民主改革”呢？不过是开展阶级斗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共的民改政策如下：在农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平分给全体农奴、奴隶、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中国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数据（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在牧区，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两利”（牧工牧主两利）。对未叛牧主不没收、不分畜、不斗争、不戴帽（不划阶级﹑不定成份）。在寺庙，第一步，清查叛乱分子；第二步，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第三步，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唯对其中未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头面人物则请其做官。[35]

所谓的“民主改革”仅仅是开始。一轮共产主义的“红太阳”在藏区升起，它以惊人的魔力，赤化着法轮常转的西藏。

注释：

[1] 《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总序，1995年长春出版社。

[2] 《西藏通讯》总第76期，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汉藏讨论会”上的回答，见西藏之页网站(www.xizang-zhiye.org)。

[3] 达赖喇嘛：我自称是“印度之子”的三个理由，转引自西藏通讯总第79期，见西藏之页网站。

[4]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二，藩部八。

[5] 同上。

[6] 同上。

[7]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

[8] （法）勒内·格鲁塞著：《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出版，P98。

[9]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

[10] 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迈克尔.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著：《西藏的地位》，第八章。

[11] 赵丰年：对蒙元史的歪曲及其严重危害，引自黄花岗网站（www.huanghuagang.org）。

[12] （英）科林·麦克伊韦迪等著：《世界人口历史图集》，P197、198。

[13] 《草原帝国》，P294。

[14] 同上，P451。

[15] 同上，P547。

[16] 达赖喇嘛著：《流亡中的自在》，第五章——大陆见闻。

[17] 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18]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9] 达赖喇嘛著：《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第六章——在共产主义中国。

[20] 弗洛姆（Erich Fromm ）著：《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译本，P476。

[21] 2010年3月9日达赖喇嘛回答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提问，见西藏之页网站《西藏通讯》总第79期。

[22] 跋热·达瓦才仁著：《血祭雪域》，第三章。

[23] 同上，第四章。

[24] 同上。

[25] 同上，第八章。

[26] 转引自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二十五章。

[27] 班禅讲话见西藏之页网站。

[28] 丹增华白尔（扎益活佛）著：《我故乡的悲惨史》，第二部分第一章。

[29] (法)董尼德著：《西藏生与死》，第一部第一章。

[30] 《格萨尔王全传》，第三回。

[31] 次仁旺久著：《汉人罗桑扎西》，第二章。

[32] 《血祭雪域》，第十一章。

[33] (法)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本，P152。

[34] 《我故乡的悲惨史》，第一部分第十二章。

[35] 徐明旭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的来龙去脉》，第二部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