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失败的新疆独立
对于西藏来说，解放军进藏是对西藏政治的革命，195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三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也同时造就了追求独立的民意基础。但民族独立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考察各个国家的历史即可从中了解独立之难。以色列人用了上千年，英国殖民地的人民用了一二百年。二战后世界格局大变，旧的强权秩序被打乱，以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为主的新国际秩序正在建立，亚非拉各民族纷纷独立，脱离殖民地、自治领或宗主国关系，如脱离英联邦、法国、葡萄牙等殖民地式的独立等。这期间还有伊斯兰世界以宗教复兴为旗帜的独立运动，如中东许多国家，还有南亚次大陆因宗教信仰而划分的印巴分治独立。苏联垮台又带来东欧国家脱离共产阵营和苏维埃联盟内部国家的独立，中亚的伊斯兰国家也独立于苏联了。也有被占领状态下的治权独立，如日本、东西德国等，以及废除种族隔离之南非式的民族独立，另外还有国家内部少数族裔的独立要求，如南斯拉夫联盟成员的独立，南苏丹的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国裔民族的独立诉求，俄罗斯车臣、东南亚伊斯兰势力的武装独立战争等。还有地区领土武装冲突式的巴勒斯坦人的独立建国斗争，当然还有中国的台湾、西藏及疆独、蒙独等独立要求。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不管愿意不愿意，独立浪潮至今依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汹涌澎湃或暗流涌动。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我们不妨再简略地谈一下新疆维吾尔人的独立问题，这是仅次于西藏而拥有国际影响的民族独立问题，也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一、新疆历史
中亚新疆一带古代时统称西域，早在公元前1世纪，西汉王朝已经设立官府，驻军屯垦。西域虽然远隔戈壁大漠，但对中原王朝还不似吐蕃那样有雪域高原构成地理屏障，所以对西域开拓甚早，统治也很早。但西域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边疆，也不似西藏为单一民族地区，自秦汉以降，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羌人等民族纷纷迁入西域，后有匈奴人成为统治民族。突厥、回纥、契丹、鲜卑、柔然、吐谷浑、蒙古、达斡尔、俄罗斯、锡伯、满族、回族等民族也先后涌入。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乌孜别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等。这期间一直有汉人不断移民。外来的战争与内部的纷争使得西域处在不断的变化融合之中，对中原王朝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亦此消彼长，所以，中国对新疆的统治也是时断时续。自汉代开拓西域始，唐天宝时大将高仙芝击败西突厥各部，出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1] 公元751年（唐天宝十载），高仙芝引兵3万击大食（阿拉伯）于怛罗斯城，大败，死者2万余人，仅逃回几千人。高仙芝于上一年袭击石国（今在乌兹别克），劫掠巨额金宝，又把国王送到长安杀掉。依附唐朝的中亚各国十分震惊，石国王子向大食求教，引发怛罗斯之败。此战具有历史意义，决定了中亚的命运，中亚没有成为中国的，而是转向了穆斯林世界。又正逢安史之乱，吐蕃崛起，唐朝西域版图不断收缩，晚唐时期再无经营西域的能力。当时伊斯兰教处于高速扩张期，向东方的扩张中也到达了印度和中国。元蒙古帝国统一了西域，也未能在宗教文化上改变西域。到了清代，新疆的民族和文化就基本定型了，最终形成以维吾尔族为主要人口和伊斯兰教为主流文化的多民族聚居地区。由于新疆处于欧洲-中亚-东亚的交通要道，地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之处，也一直处在民族整合与文化冲突之中，这就决定了其历史演变中地缘争夺的持续性，也是大国争夺的历史。新疆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总是重合在几大文化圈的边缘一带，最终形成近代以突厥语系族群与汉语系族群之间既融合又争夺的格局，也称为“回汉之争”。所以，也必然形成了官方史学家称之为“分裂与反分裂”的新疆近代史，延续至今。
对新疆政治形势形成重大影响的还是在近代。英国17世纪入侵印度，将整个印度变为东方最大的殖民地。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亚渗透，由印度向阿富汗、伊朗扩张，其战略意图是防范俄国假道中亚进攻印度。沙俄脱离了蒙古的统治后，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便开始垂涎中亚一带，两支俄军分别由里海和西伯利亚远征中亚，均遭失败。19世纪中叶，沙俄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中亚三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和希瓦汗国，以及一些半独立的领地和独立的部落都纳入俄国版图。俄罗斯的征战与英国和扩张发生冲突，1891年俄军进入帕米尔，开始与英军直接对峙。新疆从此处于的英、俄两大殖民势力的夹击之下。后来英俄达成妥协，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利益，英国认可俄国在中亚的地位。沙俄大举征讨中亚之时，浩罕汗国（乌兹别克）军官阿古柏于1865年入侵南疆，攻占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1867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年底，建立哲德莎尔汗国，自立为汗。阿古柏号称“阿塔勒克阿孜”，即“圣战者之父”。1870年，阿古柏势力向天山北路扩展，占领吐鲁番、乌鲁木齐，把南疆全部与北疆大部纳入他的治下。俄国承认阿古柏政权，与之订立商约，取得南疆的种种特权。英国看到俄国势力侵入南疆，于已不利，资助阿古柏大批军火，阿转为亲英，尊奉英国的附庸土耳其为上国，自认做土耳其的保护国。1874年2月，英国与阿古柏政权正式订立条约，英国承认阿的哲德莎尔汗国为“合法的独立王国”，英国由此取代了俄国在南疆的特权。1871年5月，沙俄趁北疆甘肃回乱之机，攻入北疆伊犁，声称“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还扬言要代为收复乌鲁木齐，新疆陷入被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清朝政府派出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新疆，击败阿古柏（1876-1877），收复伊犁（1881），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被俄国割占。清政府中对收复新疆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放弃，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新疆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新疆若失，中国西北防线就会后退上千公里，无险可守。左宗棠能从地缘政治上考虑国家安全，实为明智的军事政治家。
1884年应左宗棠奏议，清政府改设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藩属是特别行政区，有自治地位，中央以和为主，设省就不同了，由军府制改为郡县制，由中央选任官员，统一行政建制，统一兵权，可防止地方割据，提高军政效率。同时鼓励移民，统一税赋，取消了伯克（首领）制，本地民族就有了被外来民族统治的感觉。新疆与中亚地区民族联系紧密，俄罗斯意在使该地区脱离中国，自治权也为分离势力制造了空间，建省至少能起到阻止内外势力以“圣战”名义发动事变。回教地区与中原缺乏种族及宗教联系，中央不似对蒙藏那样尽量采取怀柔政策，而是以强势来统治。新疆虽有戈壁沙漠阻隔，但还称不上是天堑，一旦有事，出兵既迅速又猛烈。清乾隆年间征伐准噶尔的战役就极其残酷，录一段柏杨的文字足以展示当时的情景：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但反抗外国人的战斗没有停止，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屠杀开始了，满洲兵团全面出动，无论城市乡村，深山幽谷，沙漠水滨，每一个角落，都仔细的反复搜查，连躲到山洞里逃生的妇女和儿童，都被搜查出来，立即处决，不使一个人漏网，杀到最后，恐怖气氛达到顶点，准噶尔人精神崩溃，被搜查出来后浑身发抖，象羔羊一样，不但不再反抗，反而一个个毫无声音的低头受刀。当准噶尔汗国强盛时，人口有六十余万，现在逃到哈萨克王国的约十余万人，留下的五十余万人中，约二十万人死于天花，三十万人被杀，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2]
清朝的治藏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新疆那么严重的事情。西藏的安全对中国虽说有重大利益，并非凡事诉诸武力，多施以怀柔策略，只有在西藏受到严重威胁时，中央才会武力干预。相比之下，对新疆就严厉得多。由此可知，蒙藏与新疆同为藩属，却反映出清政府民族政策的差异。对待藏民尊重佛教信仰，用隆重的礼仪尊荣达赖和班禅，鼓励藏人出家当喇嘛，内外蒙古信奉藏传佛教，达赖喇嘛也是蒙古的精神领袖，以此来稳固蒙古地区。对维吾尔人则另眼相看，相当歧视，待遇上明显低于蒙人和藏人，虐待迫害不断，不时激起民变，导致分离势力活跃，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战乱的热点地区。“新疆”，即新开辟的疆土，乾隆时始用此名，维吾尔族人认为有刺激性，分离分子后来自称“东突厥斯坦”。其实称新疆也未必妥贴，历史上这一地区曾多次处于中国的有效统治之下，乾隆不过是恢复统治罢了。新疆连结丝绸之路，是通往中亚的门户，也是隔离俄罗斯的缓冲地带。俄罗斯对新疆早就垂涎三尺，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势力扩张，也频频对新疆插手，培植分离势力。但俄国与中国交界，有地缘优势，俄国的影响一直是新疆地区的主要威胁，为中国之大患。俄国乘满清衰弱之际，一共从中国攫取了161万平方公里土地，仅从西北边境一隅，就攫取了62万平方公里土地。
民国以后，军阀割据，30年代初，为了抵制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日本势力也插入了新疆，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建回教国。英国支持喀什的“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日本人收罗旧贵族，以备新疆独立之用。英日在新疆的活动引致苏联干预，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英日在新疆的影响，而把新疆完全纳入自已的势力范围。只是当时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稳定东方战线，拉拢中国对抗日本。当新疆王盛世才欲将新疆脱离中国政府加入苏联，斯大林却不敢轻易收纳新疆，恐怕加深中国的敌意，也恐为英美国家所不容。中国面对日本不断进逼的局面，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与苏联在新疆形成军事对抗。
左宗棠平回乱后开始大规模移民，屯垦戍边，分割瓦解新疆人的独立意愿。中共进军新疆后，部队整建制转为生产建设兵团，文革期间内地知青也有很多留在了新疆，如今已经是几代人了。新疆与西藏地理不同，新疆海拔不高，土地广阔，能承载较多的人口，适于屯垦，发展农业，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易于开采，移民就比较容易了。
二、双泛主义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民族独立的纽带和动乱不止的根源。当今全世界有35个民族及族群以突厥语为主要语言，大致分布于17个国家，总共约有1亿人。中亚五国的6000万人口之中有3500万是突厥人。泛突厥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大突厥语系国家。Turkistan（突厥斯坦）一词是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该词来源于Turk，即中文“突厥”一词，中文译为“土耳其斯坦”不太准确。突厥斯坦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19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开始使用这个名词，并把所属范围扩大。中亚的俄国部分成了西突厥斯坦，中国新疆（主要是南疆）称为东突厥斯坦。19世纪末，泛突厥运动产生后，也开始用Turkistan这个词，泛指讲突厥语系民族所居住的地方，这与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无关。中文“土耳其”一词是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Turkey（土耳其）一词为“Turk”的转音。突厥斯坦如译成“土耳其斯坦”，就混淆了古代突厥民族和现代土耳其民族的族名。突厥是古老的游牧民族，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形成1000余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把中亚草原、西诸城郭国家、蒙古草原统一，逐渐形成共的语言——突厥语，创造了突厥文字，此乃突厥汗国最强盛时期，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是现在突厥语系的人们最引以自豪的一段历史。后在隋王朝打压下，分化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唐朝所灭，余部臣服于唐，西突厥在唐太宗的打压下，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祖先）所灭，强大的突厥汗国仅存在了百余年（552－659年）。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接受了伊斯兰教，靠军事力量灭掉拜占庭帝国，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索丹苏里曼一世在位（1520－1566年）时，帝国达于鼎盛，其疆域东起波斯湾，西至匈牙利，北抵高加索，南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东部地区，控制了红海、里海和地中海东部，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是突厥人的辉煌史，重振帝国雄风也是泛突厥主义的精神资源。还有一部分突厥人向印度扩张，吞并了印度的旁遮普，变为穆斯林地区，与印度教徒长期斗争，二战后从印度分裂为巴基斯坦。留在原突厥汗国领土上的后裔，今大多分布在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他们与土耳其共和国并称为“突厥语六国”，20世纪90年代，六国定期举行首脑会议，意在建立突厥联盟，曾受到俄罗斯警告。双泛主义从上世纪初传入新疆，他们把土耳其哈里发当做领袖，由于受到省长杨增新压制，一些代表人物被迫流亡国外。到30年代初，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斯敏等双泛主义者相继返回新疆，发起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此时，哈密农民起义，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进新疆支持，新疆省边防督办盛世才借兵于斯大林，苏联红军击败了马仲英和张培元，助盛氏夺得新疆王地位。新疆时局动乱，给东突厥斯坦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3年11月，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东突独立政权虽然存在了仅仅三个月，却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不成功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开始牟求外部力量支持，英、德、日、土耳其以及沙俄（以后的苏联）等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从中亚到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扩大自己的影响均扶持过双泛主义分子。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新疆，自然也不例外。1930年代初，为了抵制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英国支持了喀什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本在推行大满蒙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建伊斯兰国家。日本人收留了奥托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并计划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英日在新疆的活动引起苏联的警惕，苏联出兵帮助盛世才也是为了借此驱除他国势力，东突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抗日战争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等东突独立运动主要人物回到新疆，宣传双泛主义思想，伊敏30年代流亡印度时写成的宣扬新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史》一书在新疆广为流传。60多年来，此书一直被东突独立运动列为经典，在年青中广泛传阅。后来这些人又进入了新疆联合政府，共产党接管新疆后，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山等出逃。但东突势力并未绝迹，伊敏、艾山等人在土耳其等地继续东突独立运动。老一代人死后，在国外的年青一代独立分子还在继续他们的事业。
泛伊斯兰主义最初的创导者是出生于阿富汗的加马路丁·阿富汗尼（1839-1897），青年时代曾出任阿富汗首相，后到埃及教学，又帮助过伊朗国王进行宗教和社会改革，晚年居土耳其，为奥斯曼帝国推行泛伊斯兰主张。他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共同拥戴一位哈里发，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大帝国。这对穆斯林来说是个鼓舞人心的口号，但对各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出于地缘政治因素，却不是件好事，必然会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产生冲突，泛伊斯兰运动得不到伊斯兰国家一致的支持。在西方民主势力日益强大的现代，再实现这个大目标已经不现实，这种大背景下，泛伊运动不能运用更多的国际资源，其性质便由狂热的宗教复兴转向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虽然泛伊运动调整了政治目标，不再强调恢复哈里发制度与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大帝国，转而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有共同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来对抗西方民主主义。但泛伊运动本身的反民主性质决定了其与西方世界的尖锐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已经被一些伊斯兰国家认同，穆斯林信众同样需要自由与人权。泛伊运动不可能像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建立统一的革命指挥中心，泛伊运动除了一般性的合作之外，更是走向了以恐怖袭击吓阻西方的末路。阿富汗的塔利班执政后，得不到多少国际承认，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各伊斯兰国家政府无一敢公开表示支持，与阿富汗关系最好的巴基斯坦反而站在了领导反恐的美国一方。美国以反恐划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中国亦不能例外。因为恐怖活动不仅是针对美国的和西方的，也影响所在国的主权，同样危及到中共在新疆的统治。政治考量是伊斯兰国家的首要选项，不可能为了遥远的目标而陷入现实的生存危机。新疆地缘政治的新问题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形成同质异构体。从表面上看，苏联解体使中国的北方威胁减弱，但从中亚地区来看，中亚脱离苏联对新疆分离势力是个长期的鼓舞，共产党国家迟早会垮台，以何种方式垮台均会引发该地区的分离运动，一旦中国内乱失控，新疆定是首先爆发民族冲突的地区。新疆的边境上除蒙古外，都是伊斯兰国家，这至少在心理上对新疆独立势力是个帮助。现在中共强大，周边伊斯兰国家自然不会公开支持新疆分离主义，若中共解体，相同的宗教、血缘和文化历史渊源，使这些国家不可能置身事外。
1933年和1944年，南疆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先后建立的两个短命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双泛主义”孕育出的果实。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民主主义全球化引发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中东地区独立后未减轻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反而又以恐怖主义形式，驱逐西方势力和非伊斯兰文明的政治影响。所以，哈佛大学的亨廷顿（S.P.Huntington）教授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则是文明冲突与民族冲突并存：没有统一宗教信仰的中国与伊斯兰文化、残存的共产主义制度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矛盾、维持统一的汉民族与要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的冲突、环境资源与人口压力对国土的过度开发……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都十分高涨的当今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结合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正在营造一个极为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再掺杂进民族独立问题，诸多因素使中国的未来将面临难以调和的前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由一群好战分子组成国际纵队，挑起或参与地区冲突。其本质是极端的政治运动，不是单纯的宗教运动，也不是民族独立运动。安拉享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与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正像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一样。基本手段是通过鼓吹“圣战”思想实施恐怖主义行动，建立由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实现伊斯兰政权的全球化。其典型口号是，“既不要东方（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资本主义）”，“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回到古兰经去”等等。恐怖分子是武装起来的愤青，在他们看来，不是伊斯兰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权都是非法的，必须通过永不停歇的恐怖袭击，传达信息给全世界，让泛伊斯兰运动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目标是取代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复兴，恢复阿拉伯帝国或奥斯曼帝国时的辉煌，重新建立哈里发执政的核心帝国，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它是对政治与宗教分离和宗教世俗化进程的反动，也是反对现代化的极端势力，因而也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严重问题。共产主义扩张时期，伊斯兰世界需要与西方结成联盟，苏联垮台后，失去共同的敌人，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重新显现，极端势力也积极活动起来。“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即为新疆的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曾在阿富汗受训，苏联解体后，该组织渗透到中亚地区国家，多次制造爆炸，引起这些国家警惕。但是，伊斯兰教派间的严重对立，以及现实与长远利益的分歧，伊斯兰国家不可能与原教旨主义势力形成紧密的政治联合体。即使没有原教旨主义势力，伊斯兰世界也不会形成紧密的团结，穆斯林里面民族众多，教派矛盾深刻，五次中东战争中伊斯兰联军在武器或人数上都优于以色列，背后也有苏联支持，却打不赢小国以色列，即可看出伊斯兰世界的弱点。在国家间的对抗失败之后，泛伊斯兰运动转入恐怖活动，专门针对包括温和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平民实施恐怖战争，力图推进泛伊斯兰运动，建立原教旨主义政权。恐怖主义虽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个运动本身的致命弱点却是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只知斗争不懂联合，只知进攻讨厌妥协，固守宗教信条，它的存在只会增加文明世界的麻烦，却不能改变人类世界的走向。911以后，美俄中印欧迅速结成反恐战线，并联合多数伊斯兰国家一同打击恐怖组织，出兵阿富汗消灭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基地组织。中亚国家让出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标志着世界格局由冷战转向了反恐。亨廷顿说：“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着于根本的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有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马克思主义失败了，恐怖主义也决不会成功，共产主义横行了一个世纪，比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力量大过千倍，还是不免走向消亡。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由来已久，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体，他本人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伊斯兰国家的首脑，以接受真主启示的方式颁布了大量的宗教法律和政令，作为神的意志来统治世俗社会，使国家的一切方面置于伊斯兰教的严格支配之下。原教旨主义认为，《古兰经》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依据，凡是出现国内外危机之际，要求返回到《古兰经》里去的呼声便高涨起来，以此来反对宗教和社会改革。其核心思想是复古，认为伊斯兰教义是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真主是最高的主权者和立法者，人们只有解释教法而无制定法律的权力，决不允许有超越教法的任何标准。20世纪20年代，哈桑·马纳在埃及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以建立完全的伊斯兰国家为目标，口号是：“《古兰经》是我们的纲领，先知是我们的引导，为神圣的真主献身是我们崇高的愿望。”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十叶派政权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资助恐怖组织，对抗以色列和西方社会，反对世俗化改革，深刻影响着当今伊斯兰世界。
苏联解体，中亚成为欧亚大陆的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域，战略重要性凸现，重新成为连接欧亚两洲的战略枢纽和俄罗斯的亚洲地区与南亚、中东之间的缓冲区及联系走廊，欧美、俄罗斯和中国都想影响这一地区。对中共来说，新疆东突势力的分离危险比苏联统治时期更为严重，中苏关系与中俄关系不同，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统合资源，就只能面对民族分离问题了。其次，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近距离获取石油类能源最理想的地区，是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之一。据估计，中亚-里海地区石油储量高达328亿吨和，天然气为18万亿立方米。其中，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占有较大的比重，土库曼斯坦在天然气的储量上有较大优势。到2010年，哈萨克斯坦年产石油1.7亿吨，土库曼斯坦年产8000万吨左右。这对稳定国际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另外，中亚地区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蕴藏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哈萨克的钨、铬储量居世界第一，铜、铅、锌储量为亚洲第一，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价值估计在9700亿美元左右，其中黄金储量是世界第五，吉尔吉斯坦有金、铀、汞等矿藏，塔吉克斯坦则有丰富的铜矿。包括中亚和高加索在内的里海地区在冷战后成为世界能源开发和供应的新基地，是各大国（包括土耳其和伊朗）争夺战略资源控制权的关键地区之一，对其地缘政治重组施加影响也是各大国关注的焦点。911以后，为美国和中国以反恐名义插手这一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俄罗斯也在普京的强硬政策下，重新影响着该地区，由于地缘上的优势和历史上的联系，俄国在中亚的石油天然气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
三、东突独立
二战期间的特殊战略关系，使得苏联在新疆独立问题上不能不考虑中国因素，比之本土未受到攻击而到处割占中国土地的沙皇时代，情况大有不同。斯大林对插手新疆事务很感兴趣，一直保持与新疆的密切联系，1929年7月中东铁路事件发生，中苏两国正式断交，苏与新疆关系也未受影响，1931年苏联竟与新疆私下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密约，国民政府获悉后，逮捕了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交付审判。苏联又转而支持军阀盛世才，1933年出动苏联红军化装成地方部队，消灭了敌对势力，帮助盛世才政变上台，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好承认现状。至此，斯大林间接控制了新疆，盛世才也对斯大林感激涕零，私下与苏联签订双边经济协定，曾于1933年的1941年两次提出新疆加入苏联变为加盟共和国的要求。斯大林鉴于当时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没敢让新疆加盟苏联，以大额经济援助笼络他，1935年8月提供500万金卢布，1937年1月提供250万金卢布，派苏联专家参与新疆的经济和军队建设。中共在江西被围剿，红军向西北方向溃逃，盛世才的亲苏亲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到达陕甘的红军派出西路军企图打通往苏联的西部通道，不意全军覆没，仅剩李先念率领的420名残兵到达星星峡，盛世才派车辆由陈云接入迪化。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经过迪化时，盛世才向王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了汇报之后，斯大林却让盛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因为斯大林希望削弱中国人在新疆的影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斯大林接见盛世才时对他说：“为了争取对日战争的胜利，为了能应付在‘和平共处’这一段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新疆应当与蒋介石以及毛泽东两人，都维持着密切关系。”又说：“在对日作战时期中，新疆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目前，新疆的使命，就是成为抗战的最内陆基地，它将来的使命，就是保护这条国际交通线，使不受攻击。”[3] 新疆到兰州一线是中国抗战初期苏联资助国民政府作战物质的主要通道，是让蒋介石在东线抗击日本侵略，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斯大林交给了盛世才保卫苏联的重任，为了直接控制盛世才，斯大林批准盛氏加入了苏共。苏联还派出装备有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穿上中国军服在新疆活动，以控制哈密等地，扼守新疆的咽喉要道。盛世才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游刃有余，结成统一战线，中共也比在南方时联系苏联更加方便，派出大批干部进入盛氏的新疆政府。盛氏曾把他领导的新疆政府与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他的照片同斯大林、毛泽东、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并列悬挂，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各种群众集会上高呼“伟大领袖万岁！”蒋介石由于日本的侵略，有求于苏联，亦无可奈何。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蒋介石趁斯大林无暇他顾，才得以让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抓捕共党分子，迫使苏联撤出了在新疆的军事及相关人员，国民政府顺势收回了新疆。若非如此，难保不是第二个外蒙古，苏共是中共的大家长，中共肯定象承认外蒙古独立一样，白送给苏联老大哥1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蒋介石 先生在抗战时期，对收回新疆主权的不懈努力：
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二十七年，苏俄引诱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产党。此后苏俄对新控制更为加强。全省各机关密布苏俄人员。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苏俄乘德苏协定之后，欧战方殷之际，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签订“租借新疆锡矿条约”，托词开采锡矿，将新疆全省随地设置铁路、公路、电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与驻扎武装守卫等权，一律归于苏俄，其期限为五十年。此无异是苏俄并吞全新野心的一个铁证。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苏俄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胁。三十一年四月间，苏俄在新疆的领事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 夫人同朱绍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慰问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于中央问题。于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输诚了。此时苏俄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苏俄所作的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军政各机关主管长官入新到任，于是新疆之收复工作，大体就绪，乃由我中央要求苏俄将其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及在迪化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之驻军及其它机关，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与主权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苏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军进驻哈密。此正苏俄宣告第三国际解散的时候，也是苏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国家强作笑貌的时候。[4]
新疆回归国民政府之后，苏联分离新疆的企图一直未停，随着苏德战场上苏军的节节胜利，莫斯科策动新疆阿尔泰山区的哈萨克游牧民族，发生边界武装冲突，来寻找侵略的借口。又利用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煽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号召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大批培训领导武装暴动的军事干部，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1944年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以视察边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反抗组织首领乌斯满，并给他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在乌斯满和达列力汗发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外蒙古方面得到大批武器，展开了武装叛乱。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以平定叛乱为名，令中央军第29集团军总部移驻新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亲至迪化部署，增兵占据哈密、镇西、奇台、迪化一线，及阿尔泰山区大布逊和乌伦古河等地，打击亲苏分离势力。1944年11月4日，地下的“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伊宁驻军的主力部队已调往巩哈县的机会，秘密发动和武装群众。11月6日，阿巴索夫偕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会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并决定在11月7日举行全城暴动。暴动开始以后，苏联军人立即投入了战斗。11月12日，由苏联军官波里诺夫率领一支现代化装备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作战。苏联又在中亚地区各穆斯林民族中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进入新疆后，一部分去果子沟阻击迪化政府的增援军队，一部分参加了攻打艾林巴克的战斗。鉴于大量苏联军官和军事人员进入新疆，为了协调关系，协助指挥，1944年11月下旬，苏联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代号分别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来到伊宁。不久，苏联又派出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3个月，先后举行了3期。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游击队担任军事指挥员。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艾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独立。“东土”沦为苏联的傀儡政权，苏联不仅掌握“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还在民族及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搜集各种情报。1944年至1946年，“东土”民族军内部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这场成功的民族分离运动，中共新疆史称之为伊宁事变，加上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合称“三区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载入中共党史，以致于至今要求三区独立的大有人在。所谓“三区革命”由于是苏联策划的，中共便视之为民族革命，只要能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伊宁失守后，1945年2月19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蒋介石一面调兵参战，一方面不断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罗斯福此时正需要苏联共同战胜日本，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到战后再解决。解决新疆冲突的主动权无疑在苏联手中，无论实力还是国际地位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新疆独立不是苏联的真正目标，新疆少数民族要求独立是真，苏联仅是利用“三区革命”对中国施加压力。苏联的目的是迫使中国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让步，毕竟牟取合法占领外蒙古和继续维持东北的利益，对苏联遏止日本的攻势和自身的安全更为有利。同时苏联也需要在许多国际问题取得中国的一致，也不能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情绪。何况还有强大的国际压力，英美法中等国在二战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胃口太大，并吞新疆再占据外蒙东北，拿走半个中国，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再说苏联也是多民族国家，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在宗教、历史和血缘上有密切的联系，若支持新疆的民族独立，势必对苏联这一地区的同类民族制造独立样板，反而构成苏联统治的潜在威胁，这是得不偿失的。苏联垮台后，中亚地分裂分为五个国家，证明民族区域分离倾向是长期存在的。美国人之所以要中国冷冻新疆事件，待战后再处理，也是看出了苏联的意图，新疆问题的背后不是主权之争，在“三区革命”火热之际，美英在苏联雅尔塔签定密约，保证了苏联在外蒙和东北的利益，并不涉及新疆问题。1944年10月11日，苏联还是趁乱之机，接受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此举既并吞了中国1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也显示出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对蒋介石的警告。
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为了让中国接受雅尔塔协议，开展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为分割外蒙和利用东北寻找合法依据。斯大林一面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答应不支持新疆独立和中共武装，一面策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按预定计划，于7月下旬发动了全线进攻。达成中苏条约后，又充当调停人，表示无意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政府”，但力图让分离分子进入联合政府，经过一年的谈判，在斯大林的导演下，新疆独立运动终于以独立分子放弃“东土耳其斯坦”而结束了。但新疆的武装割据状况并无多少改变，苏联派出秘密人员加强对三区的控制。三区独立领导人艾力汗·吐烈也是利用苏联的资助，对苏联转而制止独立不满，力主继续进军，趁势解放全疆。这干扰了莫斯科的全盘部署，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强行将艾力汗等民族上层人物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图，选中联共（布）党员阿合买提江任三区领导人。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保持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共内战中的胜利使国民党大势已去，美国对共产党控制新疆感到不安，也开始插手新疆问题。1948年6月，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策划组织下，成立了以乌斯满为首的反共反苏反三区革命委员会。1948年10月间，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政府秘书长艾沙与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秘密商议，为了新疆不落入苏共及中共手中，应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求得独立。美国率先予以承认，再由美国出面游说中东各国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造成既成事实。中共向苏联一边倒后，斯大林有了新的代理人，无需直接插手，帮助中共迅速接管新疆，新疆仍可在掌控之下，成为苏联的最佳选择。1949年7月，斯大林指示到访的刘少奇：“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斯大林还建议说：“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守卫。”为了帮助中共进军新疆，斯大林表示苏联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迅速地驱散并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5] 邓力群于1949年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举行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通电宣布起义。共军在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率领下，进军新疆，苏联支援运输机40 架，协助解决运兵困难。苏联对新疆的控制是全方位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控在苏侨之手，三区干部也多为苏侨出任，后来又转为中共干部，赛福鼑也有苏联国籍，50年代初才退出苏籍。
苏联极其注重文化思想上的洗脑，来增殖新疆居民的亲苏意识，特别是伊犁地区深受其苏联影响，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并一直延续到中苏关系恶化之际：
……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年3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换。
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直至1959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68种。此外，在50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如此10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6]
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苏双方在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炮击金马、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碰撞，由政治路线和外交分歧逐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召回苏联专家，8月，苏联边防人员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中苏有争议地区驱赶中国边民，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两国的边境纠纷随之肇始。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又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而进一步恶化，从内部争论开始升级为政治和军事的对抗。三年大饥荒，新疆也有饿死人现象，苏联利用机会大规模鼓动苏侨返国，策动一些没有苏籍的人离新赴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1962年春，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引诱煽动中国边民大规模逃苏，制造了“5.29伊塔事件”。其后又不断挑起边境事件，在新疆塔城巴尔鲁克山地区制造军事冲突。在1962年6月到1963年9月间，大约有5万名哈萨克人和其它部落的人因暴乱失败逃入了苏联。此时，中苏边界全面紧张，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冲突，从1964年10月起到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1969年，苏联在中亚部署战略轰炸机，将大量核弹头瞄准了中国。同时增兵中苏与中蒙边境，至1975年，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军达45个师近百万人。1979年，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对新疆已形成三面包抄之势。中亚的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电台每天以4-6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对新疆展开宣传，广播各类文章2万余篇、3000万字之多。主要是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鼓动维吾尔族“民族自决”，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中苏从战略盟友转为敌对国家，苏联又重新策动新疆独立，支持“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武装“自由突厥斯坦运动”组织，原先被掩盖的宗教与民族矛盾再凸现出来，分离活动在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
中共失败的民族政策也是加剧民族分离心理的重要因素，当年中共进军新疆时，北疆除乌鲁木齐外，基本处于东土控制之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主席阿合买江、军队总司令德力力汉、副司令伊沙克白克、外交部长阿布都克里木等5人受邀去北京参加谈判，但中共要求他们经苏联的阿拉木图（现哈萨克斯坦首都）转机到北京。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不久就失事，5人全部遇难。这显然是一场政治谋杀，也有传说是他们被押往莫斯科受审，全部被杀。民族领袖罹难，激怒了维吾尔人，伊宁的东土军炮兵团长热河曼诺夫下令，杀死所有当地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居民在内，中国人死了7000多。后来中共军队进来镇压，三天后把热河曼诺夫打死了，他手下的1200士兵也被打死或关押。原本和平解放又变为血腥战争，持续的镇压手段暂时压制了独立势力，但东突意识却深入人心，至今很多新疆人仍认为他们是“东土耳其”人，不承认是新疆人。维族人或哈萨克人认为新疆是中国人的称呼，本身就有侮辱突厥人的意味，因为新疆指新征服的疆土，有殖民主义的味道。我有一次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碰到一群新疆模样的人，问属新疆何地，答曰：“东土耳其斯坦，喀什。”在新疆听到这样话不希奇，在内地便大不同，说明一些新疆人的独立意识已强烈到无需忌讳的地步，根本谈不上中华民族的认同。但中国人已经把他们纳入中华民族，这就是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任何和谐现象都是表面的。凡是到过新疆的汉人，都会从维吾尔人敌视的眼神感受到民族仇视的心理。民族关系到了毛泽东时代有些缓和，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关系暂时置换了民族矛盾，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历史仇怨，都归结于封建王朝或国民党政府。共产党的镇压是针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上层集团，这对整个民族来说，后果是一样的。在本民族领袖遭受屠杀时，出于民族感情，也会增加民族仇恨。道理很简单，如果维吾尔人跑到北京大杀上层贪官污吏，解放底层市民，汉人同样不会感恩戴德。
中共目前治理新疆的特点只是考虑眼前。这是中国权力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上上下下莫不如此。这同时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力崇拜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的一事是当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从神圣的天山流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之物，王震又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无法想象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会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还要大肆宣传，让每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有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时，他们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会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7]
中亚突厥语系国家独立出苏联，亲欧洲的土耳其重新关注高加索和中亚，出于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领袖的梦想，也出于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区域扩大的影响，努力使自己更加伊斯兰化，用文化亲缘关系来加强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新疆地区的有组织的独立团体发展到几十个，后来在伊斯坦布尔整合成立了有流亡政府色彩的“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由曾在韩战中任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的贝肯（Riza Bekin），出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贝肯是土耳其军界政界有影响的人物，早年出生在新疆和田，后逃亡到土耳其。应该说，流亡新疆人也并不都持恐怖主义态度，有“新疆人的达赖喇嘛”之称的流亡领袖艾沙就不赞成恐怖主义。但看到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思想对中共不起作用，新疆人倍感失望，1995年艾沙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制止流亡新疆人的暴力倾向。让新疆人放弃暴力活动，中共从不停止镇压，也确实说不通。新疆爆发大规模的武装暴乱，中共就以大规模的镇压平息下去。恐怖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效应，以这种极端方式展示其独立的决心，更加深了新疆汉人的防范之心，他们对本地人同样没有好感。内地人对新疆人也是充满戒心，内地除了街头卖葡萄干的零星新疆人，很难看到活跃在商场上的新疆客商，内地人多不愿同新疆人打交道。搞恐怖活动对中共政权没有任何威胁，官方自然而然地将新疆的恐怖活动与国际伊斯兰恐怖势力联系在一起，一下子站在了亚洲反恐前线。确实有些恐怖分子是从境外渗透进来，据统计约有1000多人在阿富汗接受过军事训练，武器也源自境外，也有新疆人参与车臣恐怖活动。所以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再狠，新疆人损失再大，国际舆论也很难予以强烈谴责，毕竟在反恐旗帜下，中共获得了比从前更合法的镇压口实。美国虽然不同意将“疆独”列为恐怖组织，认为是民族问题，但美军在阿富汗俘虏了一些新疆人，疆独势力参与跨国恐怖活动，就再不是简单的国内民族矛盾了。
恐怖主义不能达到民族独立的效果，因为不仅要面对掌握新疆一切政治和武装资源的几百万汉人，还要面对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汉民族，制造民族仇恨非但不能打击中共政权，自己造成重大伤亡，还会使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同情心减弱，激化为民族仇恨。1997年2月，震惊中外的伊宁事件，造成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维族人高呼“把汉人赶走”，烧毁政府发的户口簿、身份证、驾驶证等证件，脱掉汉人衣服。当局展开镇压，据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社团估计，至少100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2月25日，乌鲁木齐发生公共汽车爆炸事件，9人死亡，68人受伤。这种滥杀无辜的暴行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谴责，要求对恐怖活动展开严打。直到现在，新疆人在内地也不受欢迎，远不如藏人的待遇好。中共的政策是：你恐怖，我比你更恐怖，你玩人肉炸弹，我就搞大规模严打，狠狠枪毙一批。王力雄在他的书中谈到少数民族的感受时说：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要活不要死，现在是要死不要活，因此少数民族被吓怕了。我问是什么意思？他说过去政府一般不敢杀人，把闹事的抓起来关一段就放，结果出去的反而成为英雄，等于鼓动了闹事。后来改变政策，哪里闹事就团团围住，把各种武器调上去，不投降就开火，全部杀光，再用挖掘机就地挖大坑埋尸体，用压路机压平，让人找都找不到，有时一个村子的人就这么干掉，人影都不剩。[8]
中共的历史充满血腥味，杀几千万同族都毫不手软，决不会怜惜或认真鉴别那些搞恐怖活动的人。即使将来实现了民主，政治家也未必敢于公开赞同民族分离。在野时考虑的是争取民众支持，在朝时国家和多数民族的利益必然放在首位，中央历代政府对新疆从来是镇压超过安抚。疆独的后援无非是周边几个突厥语系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已让中国笼络在“上海合作组织”之内，结成利益和安全共同体，不可能公开支持新疆独立。因为泛突厥恐怖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大突厥国，对各国现有政权也构成威胁，最多是躲在背后给予某些方便。也就是说，即使新疆人组成数量较大的抵抗武装，也仅有轻武器使用，不会获得坦克、飞机、导弹等大杀伤力武器，组织机械化或数字化部队与共军对抗。而当今战场上的决战，武器先进与否是第一位的，装备落后的车臣独立武装迅速被俄军歼灭，除了对剧院或学校发动人肉炸弹袭击，连发动营团一级规模的正规战斗也不可能了，对俄罗斯政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国际上除了呼吁尊重车臣人权，无其它办法。况且新疆自治区从来没有真正自治过，军队政府全在中共汉人手中，经济命脉也在汉人手中，牢固控制新疆各地和边境一带，反叛力量缺少政治军事资源动员群众，开展连一级规模游击战的可能性都极低。休说与正规军交战，对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不没有能力。
四、宗教问题
真正成功的应该是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思想，国际上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或支持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主张。现在看来对中共作用不大，但未来的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化，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主张必然被民主后的中国接受，除非想让少数民族独立。达赖喇嘛的宗教资源和领袖地位，及其和蔼可亲的朴实形象为西方政客和民间所倾倒，如果他是个宣扬泛伊斯兰主义的活动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911，流亡藏人就不可取获得今天的国际尊重。连中共也不得不与之会谈周旋，以缓解国际压力。反观疆独势力，除了在人权上有些发言权，获得一定的国际声援，几乎丧失了道义和政治资源。中共不会把新疆恐怖活动视作严重威胁，它害怕的就是获得广泛同情的达赖喇嘛。恐怖主义或武装斗争都是走不通的路，那么只有第三条道路——高度自治。这也会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难题。新疆与西藏不同，西藏民族单一，有限的汉人大多为非定居人口，援藏干部或做生意的都是短期的，西藏高度自治了，汉人离开也容易。汉藏混居的藏区，汉人的数量也很多，非暴力的思想也不太容易发生武力冲突。新疆就不同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现有47个民族，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满、达斡尔等13个世居民族人口较多，其他34个民族都是中共政权建立前后从中国各地迁徙而来，人数较少。2000年人口普查，全区人口1925万人，以维吾尔族人口最多，占全区总人口的47%左右，汉族人口次之，占40.61%。2010年普查有2181万人，汉族874.6万人，占40.1%，各少数民族1306.7万人，占59.9%。各民族一般单独居住，相互之间缺乏感情间的交流。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独立意识最强，其他民族未必能获得独立后的好处，独立意识淡薄。维吾尔独立建国，少数民族也会受到压迫，伊斯兰国家很难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除非建立非教权统治的世俗政权。这决定着独立的目标虽吸引人，却很难有可行性的操作平台，全民公决或民族自决，或者武力统一，都不可能达成各民族间的一致，新疆如果独立，不是陷入血腥内战，就是制造新的专制政权。
在现行统治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让新疆放弃暴力独立运动，也不现实。穆斯林具有先天的攻击性，使他们不容易接受和平非暴力思想。耶酥教育信徒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4）”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宽恕了行刺他的人，原因是他心中没有仇恨。佛教严戒嗔怒，嗔为三毒之一，由嗔生恨，由恨起杀念，戒除嗔恨是起码的要求。佛教是最为和平的宗教，佛祖舍身饲虎、割肉喂鹰的故事做为佛教信众的典范。所以，保罗二世与达赖喇嘛之间可以建立密切的个人友谊。《古兰经》里对待敌人则是另一种说法：“除非因为转移阵地，或加入友军，在那日，谁以背向敌，谁要受真主的谴怒，他们的归宿是火狱，那归宿真恶劣。（8:16）”“你们没有杀戮他们，而是真主杀戮了他们；当你射击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射击，而是真主射击了。（他这样做）原为要把从自己发出的嘉惠赏赐信道的人们。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8:17）”“在真主看来，最劣等的动物确是不信道的人，他们是不信道的。（8:55）”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起源于中部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战争是信徒获得生存资源和教法传播的途径，伊斯兰教便深深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强烈的扩张性和极端的排他性是伊斯兰教的特点，靠了不停的征战，将教义传播到欧亚大陆。伊斯兰教是政治与社会的宗教，是未来与现世的两世教义，强烈地干预现世生活，其政治性体现在教法中，这是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基础。圣战思想充塞了穆斯林的头脑，为了到达神的天国，他们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真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真主而战斗；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那是真实的应许，记录在《讨拉特》、《引支勒》和《古兰经》中。谁比真主更能践约呢？你们要为自己所缔结的契约而高兴。那正是伟大的成功。”（9:111）”“你们以为你们进天堂吗？而安拉还未知道你们哪些是参加了圣战的，及（未）知道忍耐者们呢！（3:142）”“若是你们为安拉之道阵亡，或死去，则来自安拉的饶恕和怜悯，是好过你们所聚集的。（3:157）”“若是你们死掉或阵亡，则你们必定被复活归至安拉。（3: 158）”“你切不要以为那些为安拉之道而阵亡者是死人，在他们的养主那里却是受到恩慈的活人。”（3:169）“那些用后世换取眼前生活者，让他为安拉之路作战吧！凡为安拉之路战斗，他阵亡或获胜，我即将给他巨大的代价。（4:74）”谁是敌人呢，不单是战场上的对手，也不光是犹太人，凡是反对泛伊斯兰化或有亵渎安拉和先知嫌疑的异教徒都是必须与之战斗的敌人。极端的排他性也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思想，不信安拉的人都该死，“……你应当以《古兰经》劝戒世人，以免任何人因自己的罪行而遭毁灭；他除真主外没有保护者，也没有说情者，他无论怎样赎罪，总无效果。这等人，将为自己的罪行而遭毁灭。他们将为不信道而享受沸腾的饮料，和受痛苦的刑罚。（6:70）”“先知啊！你当对不信道者和伪信者战斗并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的归宿是火狱，那归宿真恶劣！（9:73）”“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使他们感觉到你们的严厉。你们知道，真主是和克己者在一起的。（9:123）”[9]
伊斯兰教产生于靠战争杀戮取胜和获得生存资源的时代，那个时候各地区都差不多，各个民族都差不多，战争和胜利是英雄壮举，也是承接上天的旨意。但伊斯兰教没有如佛教由小乘佛法到大乘佛法的转变，也没有象基督教那样从旧约到新约的圣经演进，使教义更加人性化和博爱化，弘扬人类自由平等，达到更高层次的心灵救赎。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一个绝对化的信仰体系，其教法严厉，可以超越一切世俗法律，不允许有宗教改革运动。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严格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生活在一起，都能和睦相处。穆斯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对异教徒总是充满敌意。拉什迪的《撒但诗篇》招来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弹，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发出“追杀令”，公开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杀死作者，这与现代人权保障的国际大环境简直背道而驰。在穆斯林看来是极为正常的事，符合伊斯兰教义，因为反对伊斯兰的异教徒就该处死，任何一个穆斯林都有权力判处诽谤者的死刑，而不必管对方的国籍。不仅是异教徒，同是穆斯林，不同教派双方也互为仇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更是水火不容。美军占领伊拉克，面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伊拉克人的反侵略战争，而是如何用民主制度化解教派之间的血腥冲突。在伊斯兰教国家，没有信教自由，阿富汗一位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就招致广大穆斯林的攻击，要求杀死叛教者。宗教都有排他性，但基督教会可以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为基督徒说法讲经，因为宗教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获得人类自身的和平幸福，信仰虽各不同，其世俗价值没有本质区别，殊途同归。伊斯兰教义与教法是伊斯兰教的两个基柱，教义决定信仰内容，教法表示神的意志。《古兰经》是伊斯兰国家的法律渊源，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安拉是唯一的神圣立法者，故它不同于一般世俗立法，伊斯兰教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着无可争议的神圣性和永恒性，是不可更改的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古兰经》规定男人要留胡子，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那些大胡子男人再有钱有势，也不会超过四个老婆，本·拉登亦如此。伊斯兰法律首先保护的是神和教义的权威，安拉和先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同文革中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一样，绝对不能有丝毫的亵渎，否则必受严惩。言论和信仰自由在现代社会属于基本人权，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或批评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极端排它的伊斯兰教则视之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应该以伊斯兰法律予以严惩。中国穆斯林也在《性风俗》一书出版后，展开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正好赶上六四期间游行示威的高潮期，越发显出攻击性。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宁等城市发生大规模的穆斯林学生和群众游行，声讨上海文化出版社3月份出版发行的《性风俗》一书。北京有1000余名学生参加抗议游行。以兰州的游行规模最大，“兰州市各方的二万余名穆斯并进入兰州市中心广场，参加示威的有各大教派的各界代表，上至八十九岁的老人，下至七岁的小学生，还有不少妇女和大专院校的回族学生，这是几十年来少见的。据一位穆斯林介绍，兰州各派穆斯林平时互不来往，这次聚到起来了。”“在焚书大会结束后，有一百多名穆斯林先行冲击省政府，被武警战士挡住。随后有三百多名穆斯林赴到，一起用刀子、旗杆、砖头砸省政府大门，经过多次冲击，于十八时十分，因武警不能还手阻挡被他们强行进入大门，并追打武警。有的战士被刀子削掉手指，有的手腕被打成骨折。省政府传达室玻璃全部被砸。相聚的近万名穆斯林还不罢休，要冲击省政府办公大楼。三百多名武警赴来增援，将他们驱散，其中围截了三十二人并移送公安局。经查，这些人身全都带有凶器。这次穆斯林冲击事件，共有一百一十五名武警战士被打伤，其中三十九名重伤。西宁：十二日下午，一万多名穆斯林街游行，强烈抗议并要求政府严惩《性风俗》的编著者。强烈要求处死书籍作者，高呼‘头可断，血可流，伊斯兰不可侮，穆斯林不可欺，一日不判决，一日不罢休！’”[10]
一本书引来流血暴乱，发生在中共铁腕统治之下，发生在广大学生市民反腐败争民主的伟大历史时刻，无数人为争取民主自由献出宝贵生命，穆斯林却将热血洒在了一本书上。如果有人写书贬污基督教或佛教，人们只会一笑置之，基督徒与和尚尼姑是不会上街游行喊打喊杀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已经从蒙昧走向了文明，宗教也一样，信仰和言论充分自由，不可能总让一种思想或道德规范永远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共产主义也是如此。笔者无资格评判伊斯兰教义，信仰是穆斯林的事，当然尊重他们的选择，只是想说明攻击性极强的宗教在一个大多数人不信教的中国四处为敌，在大动乱时，难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局一旦不稳，穆斯林压抑多年的仇怨一定会象火山一样喷发，爆发伊斯兰革命运动。每当中国和其它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新疆人都认为是起义的机会，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新疆人曾在各处暴动。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时，新疆人再次起事。如果中共武力攻打台湾，也将是新疆人起事的机会。“我们进行的是复国运动”，“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中国当局才能听得懂”，“那等于是一个信号，东土人会全民暴动，里应外合。中共三点钟打台湾，我们四点就起义”，“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11] “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声明：“东突厥斯坦国民除了独立以外任何主张（高度自治，联邦等）都不接受。东突厥斯坦国民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目标牺牲了上百万人的性命。因此，东突厥斯坦国民从来不愿意接受中国侵略者的统治，目前和将来都绝不会接受中国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无论在中国实施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在东突厥斯坦这片土地上东突厥斯坦国民与汉族盲流决不能生活在同一环境及土地上。说到原因，彼此的憎恶，敌视感已渗入两民族的血液。……维吾尔民族曾建立帝国、独立国家、王朝和共和国，经历辉煌的历史。……遭到中国侵略的两千万多万东突厥斯坦国民难道没有独立的权利吗？”但是，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民族血腥报复中，遭到毁灭的决不会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民族，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狂热一点也不弱，在今天更带有宗教般的狂热性。左宗棠战胜阿古柏，王震进军新疆，全是凭借汉民族的强大民族主义杀败了新疆人。中共早已趁国际反恐战争之机，将东突独立运动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联合中亚国家予以严厉打击。中共可以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决不会与东突组织接触，是以更加恐怖的镇压对付恐怖组织，形成“打击三种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及恐怖势力）”的强大攻势。所以说，最有力量的反而是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思想，是马丁·路德·金牧师，是圣雄甘地，是纳尔逊·曼德拉，而不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复国运动领袖。所以，当热比娅成为世界维尔人大会领导人后，也以和平非暴力为其宣传方针，多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热此娅也是呼吁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热比娅还用电影《爱的十个条件》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增强了她在新疆人心中的地位，提升了新疆流亡人士的国际影响力。如果她宣扬血仇血报，势必造成维族人更大的生命损失，招来更为凶狠的报复。共产党从尸山血海的内战中崛起，它不怕内战，就怕不内战，毛泽东发动十年文革的“全面内战”，他在文革中的政治威望更是达到了巅峰。
五、疆独问题
国内占支配地位民族的文化霸权背景中，少数民族都会感受到一定的威胁，有共同信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更是感受到威胁的存在。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有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天然恐惧感，这也是民族矛盾上升为冲突的内在因素，演变为政治或暴力的争斗。如果是联邦体制，民族区域会以自治形式限制外来民族的文化侵略，当国家为共产政权时，政治压迫也会被少数民族视为民族压迫，且不容易有对话的机会，积聚为仇怨，成为民族冲突的导火索。这在2009年的新疆暴力事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先是维吾尔人的骚乱，遭到镇压后，继尔发生汉人的抗议和骚乱，两族仇杀，死伤无数。而当局除了镇压，毫无和缓两民族冲突的对策，也从不检讨自己的过错，甚至根本不承认有民族问题，反将暴力冲突简化为少数暴徒的刑事犯罪。而每一次骚乱都会强化汉民族的镇压意识和少数民族的独立意识，结成解不开的死结。
中共在建政之初，是参照苏联模式，将中华民国的新疆、西藏和内蒙地区的几个省划为自治区，以显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政策，但中共又不愿让少数民族真正自治，不断移民实边，于是搞成了现在不伦不类的所谓“自治区”。如内蒙本来就是蒙汉杂居区，汉人多居于城镇，蒙人多住在草原，很多地方早就是汉人超过蒙人，将几个省合并为自治区后，蒙古族自治区域倍增，但汉人也继续增加，这样一来，蒙古族在自治区内反而变成了少数民族，蒙古族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九分之一，普遍有被边缘化的心理压力。新疆也是如此，民族矛盾在这种汉人当政格局下，只会越来越激化，因为改行省为维吾尔族自治区，这本身就是在满足维族人的自治要求，也赋予之法律号召力。虽然最初目的是为了消除维吾尔人的独立倾向，既然允许民族自治，也就不必再追求独立了。当自治成为虚假承诺时，追求独立就是保证民族尊严的逻辑性选择。中华民国是地方自治体制，西藏和蒙古地方实行民族自治，新疆是省，内蒙地区原为三个省，都是省一级建制，也都依据宪法实行省县自治，民族矛盾是有，但多是地方性冲突，不一定针对中央政府。中共统治西藏后，将西康省的一部分划给西藏自治区，另一部分划给邻近的川滇，这样一来，原有的民族矛盾未能缓解，又因扩大了民族自治范围而造成新的地缘冲突，自治区划的扩大也扩大了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谁也不愿在自己的自治区域里遭受外族压迫。毛泽东统治是以军人和知识青年屯垦戍边来汉化新疆，邓小平时期有所宽松，江泽民时代是组织干部援疆，并无偿提供财政支持。到了胡锦涛执政，实行对口援助，按内地各省市来划定援助范围，实行19省市“长期结对援助”（一定10年），“以干部支援为龙头，从经济、科技、文化全方位对口支援”，无偿援助与互利互惠结合起来。“互利互惠”是一种变相的“分封制”，调动内地“诸侯”经营新疆的积极性，也将边疆的政治责任分摊到内地，提高汉化新疆的程度和速度。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天津五大实力省市集中于和田、喀什地区，因为南疆边境线一带与中亚国家接壤。中共从不相信少数民族干部，负主要责任的都是汉族干部，2005年以后，内地援疆干部达到3749名，比江时期增长97.3%，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各省市与新疆实施合作项目1200多个，到位资金逾250亿元。到2010年底，援疆干部达万人以上，培训和合作项目，皆增加数倍。在“分封制”下，汉人将大大超过维吾尔人，成为新疆第一大民族，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的倾向更为严重。
那么，新疆实行高度自治又怎样呢？新疆流亡组织认为这也可以，但是一种过渡状态，最终的目标还是要独立，高度自治并不能化解新疆人独立诉求。新疆不是单一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时，维吾尔人当然要占主导地位，因为新疆的现在的正式名称就是维吾尔族自治区。维族人的重要政治伙伴是哈萨克人，俄罗斯、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几个小民族也可算作同盟，回族人就不一定了，蒙古族人不会是同盟者，因为内蒙古也存在自治问题。维族人的同盟资源刚超过50％，占人口第二位的汉人垄断着政治和关键的经济资源，让汉人退出新疆决无可能，其余人数更少的民族必然与汉人结盟，以享受更多的现实利益。汉人在人数上略少于维族人，却有内地的强大后援，占据着新疆政治经济的制高点。两大民族的利益矛盾决定着合作困难，维族不作出重大让步，组成高度团结的联合政府，实现自治并不容易。东土独立期间，有苏联主导成立联合政府，新疆人受惠于苏联，国民政府有求于苏联，中共方面听从于苏联，联合才得以短暂地实现。现在的形势是中共全面掌控新疆，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让多了内地人不干，让少了新疆人不满意，达到各方接受的平衡，就要求各方最大诚意的妥协。而没有新的民主政府，没有新疆局势的恶化，高度自治的可能性为零。即使新疆实现了高度自治，其困难程度也会令自治前景难于乐观。满清和民国政府以外蒙和西藏为藩部，对新疆撤藩设省，大量移民新疆，屯垦戍边，就是担心新疆自治一定会走向独立。新疆与内地缺乏文化和宗教的整合资源，也就缺乏自愿统一在一国之内的粘合剂。由于历史地缘之复杂性，新疆唯吾尔人并不谋求中间道路，他们心中充满历史与现实的仇恨，准备届时为民族独立作出重大牺牲。一位追求民族独立的唯吾尔人叫穆合塔尔，是很有民间代表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对王力雄谈到民族独立时说：
汉人有军队，新疆的建设兵团也有武器，刚开始可能我们亏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二百万人会死去。但塔利班也不是全靠自己，伊斯兰志愿军历史以来就有。车臣从来没有花钱邀请过人，有很多人志愿帮助车臣打仗。全部突厥人口有一点五亿——土耳其人快到八千万人，乌兹别克有两千五百万人口，哈萨克斯坦的突厥族也有一千万以上，吉尔吉斯有四百五十万，然后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还有俄罗斯的塔塔尔。车臣也是突厥族，俄罗斯境地有七个嘛八个突厥族的共和国，都会支持我们。[12]
维吾尔人全民族追求独立，这是不可动摇的信念。在建立伊斯兰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上有分歧，宗教人士以前大部分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不符合世界潮流，因为新疆独立需要外界的支持，特别是西方自由社会的援助。泛突主义一直存在着，民族主义者就是泛突主义者，可是他们也不会从泛突的角度出发，因为西方、阿拉伯世界、俄罗斯，不希望看到泛突势力扩张。如果全世界突厥人联合成一个国家，从中亚到土耳其、西伯利亚到新疆这边出现一个统一的突厥民族国家，对俄罗斯及阿拉伯世界来说，肯定是个威胁。中共正在加紧制造泛突这个概念，加深汉人仇恨心态，也为反恐取得国际理解。但维族人声称是东土耳其斯坦，是建立民族国家，不是伊斯兰的政教合一政权，他们不是在进行恐怖活动，而是民族独立运动，这与流亡藏人的目标是一样的。中共越泼脏水，维族独立组织越会获得国际声援空间，新疆发生的数次暴乱事件都为海外维族人独立组织增加了反抗共产暴政的光彩，热比娅日益成为整合内外各派独立力量的精神领袖，成为新疆独立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就是中共不断打压的成果。因为国际社会知道，不光是西藏与新疆，内地汉人也在不断举行反专制暴政的抗议活动，中国各民族都在共产专制下生活，不独少数民族遭受压迫屠杀。民族冲突与专制暴政掺和在一起，是中共无法无法摆脱的历史积怨。人类文明情操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一个靠杀人维持的政权，除了权力和金钱，丧失了全部的人文道义资源，其民族问题上的非法性，更是解不开的死结。一旦新疆独立带上反抗共产暴政的色彩，这种独立诉求就是合理合法的了。
共产制度反民主的先天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行中间道路来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在经济上给予好处，仍然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老办法。这只是将问题延后，不断绕成死结，作茧自缚，陷入极其悲观的困境之中。从共产党的本质上来说，它是个极端自私和实用主义的政党，中共并不是真的怕民族分裂，我们从它一建政便承认外蒙古独立，又与周边小国谈判出让国土的诸多事实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默认麦克马洪线，与俄罗斯签订边界协议，一揽子承认了不平等条约割去的全部领土，也绝不提前一分钟收回香港主权，禁止国民关注钓鱼岛主权，不关心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从种种事实上分析，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轻视国土的政府，国土到了中共手中已是越来越小。假如能保证中共永久执政，能远离民主时代的冲击，便是让出一半土地也会在所不惜。中共怕的是民族独立或自决自治引起的骨牌效应，怕危及自己的执政地位，它真正怕的是自由民主浪潮的冲击。所以，民族独立或自治首先要面对的并不是十多亿汉民族的感受，而是中共专制政权。之所以汉人敢对疆独喊打喊杀，显示出万丈豪情，是缘于中共的刻意煽惑纵容，以大汉族主义为内涵的民族主义实在是中共手中聚拢人气的最后一张牌了。
民族矛盾是中共祸国政策的因果显现，靠中共自己已经无力解决。何况它有几十年失败的边疆政策，事实上也为疆独势力培养了骨干力量，又走出国门，让新疆问题国际化，为民族独立组织争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所以新疆的汉族干部说，“疆独”不少骨干就是共产党培养的青年维族干部。热比娅原为个体户，发了财后随即戴上了全国政协委员的红帽子，红得发紫，现在又给她戴上民族分裂的黑帽子，子女倍受株连。热比娅说：“对我来说，去想到有四个孩子在牢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我现在就停止，他们（中国）会放了我的孩子，但他们会消灭我的族人，而且摧毁我们的土地。那么，我的快乐，会变为我族人的血。”[13] 中共一直努力扮演着“超民族的政府”或“各族共和的政府”的角色，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怀柔及经济上优惠的安抚政策。但少数民族仍然认为地方政府是“汉人的政府”，因为地方上掌实权的全部是汉人，虽然中央花了不少钱，也给予一些特殊照顾，但缺乏真正的民族自治，挫伤民族尊严，结果是费力不讨好。少数民族必须接受中共统治，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少数民族有自治或者独立的主张，中央一律认为是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毫不留情给予武力镇压，在西藏和新疆无不如此，这就是藏独疆独意识被不断强化的原因。新疆民族不能容忍自己的世居的家园成为核试验基础，不能容忍自然资源被掠夺，不能容忍汉人的大规模移民，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做低贱的工作，更不能容忍民族文化被边缘化或橱窗化……中央花钱没买来感激，反而加深了怨恨，以致中共治疆几十年，又不得不回到当初王震进疆时的“王剃头”局面。面对疆独势力，中共的办法便是以屠杀迫害营造人人自危的恐惧气氛，不惜以毛时代株连九族的中世纪统治来扑灭民族独立浪潮。
民主化也不能化解民族独立意愿，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俄罗斯民主了，车臣独立问题反而更加棘手，车臣人争斗不止，不断用恐怖袭击方式宣示其独立意识，除非让准许其独立，才可消除恐怖威胁。当然，在一个宪政民主架构下，民族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结局，学者秦晖在分析印度情况时说：
……印度的宪政民主却显示出引人注目的成功。我们知道即使在欧洲，宪政民主也大都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在单一民族实体内出现的。美国、瑞士等是罕有的多民族国家民主成功之例，而奥匈、奥斯曼、苏联与南斯拉夫这些多民族国家的民主化都伴随着族群矛盾加剧和帝国解体。尽管“伴随着”不等于“导致了”，把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归咎于民主制度从而为专制制度辩护的说法是不难驳斥的。但是应该看到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整合并不容易。而印度自印巴分治后成功地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在民族—宗教—文化冲突如此复杂的背景下长期稳定地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50多年来既没有军事政变与武夫专权，也没有一党专政与神权政治，不仅历年来联邦政府平稳地实现多党竞争正常轮替，而且在联邦制下同一时段上各邦政府也有左有右，一国X 制，左右都有执政机会。同时国家认同又持续稳固而且不断加强。[14]
印度人多信印度教，印度教的核心价值观是包容，终身追求和谐与心灵修持，民族心理上不具有侵犯性，这与信仰佛教的民族差不多。但印度的伊斯兰教信徒还是愿意独立，所以才有印巴分离，至今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还向往着与巴基斯坦统一。印度历史上很少有大一统的朝代，各邦国林立，争斗不已，近代印度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英属时期才逐渐建立。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地版图，期间经历了印巴分治、孟加拉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严重的冲突，也导致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与拉吉夫·甘地相继在民族和宗教纠纷中遇难。之所以没有形成种族仇杀，还是缘于占主流信仰的印度教文化在起作用，所以印度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算是最好的了，“三甘地”之死也未引发复仇行动，圣雄甘地的和平非暴力思想深入人心，化解了诸多棘手的民族纠纷。宗教的宽容与联邦自治保证了国家稳定与经济进步，其政治上的包容性与中共的严厉镇压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中国的民族问题比印简单，隐患却要严重许多，汉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形成坚固的民族自大性格，又缺少宗教的博爱情怀，如果中国实行民主体制，很难保证国家不分裂，因为中共执政的历史中，已经埋藏了深深的民族积怨，只是何时爆发和何时结算罢了。
现代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均以个人基本权利为道义原则，并不认同以国家民族为核心的价值观，也就是以保障人权和消除压迫为文明幸福的标尺。《联合国宪章》首先以“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及“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的价值观，进而组成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它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只有充分行使自决权才会获得真正的自治，以专制统治的区域自治来替代民族自决是不会化解独立问题的。中共的所谓少数民族自治区并非自决的产物，没有真正的自治而不断引发独立行动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自决应当采取适合的方式，增强而不是削弱和平，不能逻辑地得出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通过自决重新决定归属，行使自决权并不是件说干就能干的事。列宁的十月革命成功后，民族自决权被写入了宪法，苏联是“由各民族实行自由自决、平等的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愿联合而组成”，“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就是基于列宁主义的统独观，可惜共产党的这种宣传是为建立大俄罗斯的苏维埃帝国服务的，到了斯大林时代，赤裸裸的镇压替代了纸上的诺言。我们也可以看到俄国与车臣独立势力激战时，捷克和斯洛伐克却经过协商，平静的分手了，没有人为版图的缩小而痛惜。加拿大魁北克人主张独立时，加拿大人尽管反对独立，并未采取行政或暴力手段加以制止，而是通过热情的呼吁，尊重魁北克的特殊性，加拿大政府不断地检讨与魁北克的关系，以吸引它留下来。鉴于魁北克法裔居民要求独立的主要原因是要保护他们的法语文化和社会特征，不是对加拿大民主制度不满，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宪法上容许魁北克省在加拿大享有独特地位，并以法律形式保护它的法语文化和社会特征。加拿大政府曾两次让魁北克省以全民公决的办法决定统独问题，结果统一派取胜。波多黎各是美国殖民地，波独之论曾盛极一时，美国也从不考虑镇压。还有很多波多黎各人主张公投加入美国联邦，美国政府说波多黎各要独立，可以自己公投决定，但是要加入美国成为第五十一州，还需要美国国会同意。也就是说，你要独立可以，若求统一，还要看美国人肯不肯。在民族问题上，美国人可以说做得最好，所以美国不存在民族独立问题。瑞士德语区、德国、奥地利接壤而立，住的是同文同种的日耳曼人。自从希特勒搞大日耳曼主义，弄得血流成河，日耳曼人已放弃大日耳曼思想，一族三国也没什么不好。我们不难看出，在自由精神深入人心的民主社会，和平愿望已经超越民族感情，升华为人类高尚的博爱情操。
人们爱以“地球村”来形容地球居民的关系，“地球村”的概念淡化了国家民族的政治意识，回归到以人群和睦相处的理想境界。在有人类以来的千百万年，地球上本无所谓统独之争。在若干年后，世界也许会走向大同。我们所争论的统一和独立，只是人类几千年文明长河中一点小小的波浪而已。无论其独还是统，评判的标准只能是生活在某块土地上的人民是否有选择幸福的权利。欧洲的联合就呈现出淡化国家民族的趋势，国家日益成为地理上的概念，主权意识过渡为地缘意识。为了追求更广泛的幸福，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活动紧密相连，货币统一，防务统一，边界开放，地区安全一体化，对外政治联盟化，成为地区国家的联合体，或者说成邦联制也行。没有领土争夺，没有历史仇恨，社会均富，人人平等自由，欧洲各国人民相互往来比我们内地人到香港还方便。但是，以自由价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消解人们的国家民族感情，欧洲一体化了，世界杯足球赛还是以国家为竞赛单位，欧洲人谁也是为本国的胜利欢呼。况且以人为核心对许多民族或国家来说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现今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国际法律绝大多处于森林法则与道义间的均衡点，或者说是森林法则不断向道义妥协的产物。但国际关系还是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行为，哪个国家都会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全利益，同时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个格局下，不管有理无理，独立首先就是一个与所在国家或地区利益引起严重冲突的问题。权利是一回事，行使权利是另一回事，即使独立符合自由人权这一道义原则，但难以绕过森林法则这一关。比如中国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却与改善人权无关。在统独问题上，几乎没几个中国人敢于完全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关注一下少数民族的苦难，去倾听他们的独立诉求。中华文化以大一统为荣，以分裂国家为历史罪人，地区或少数民族独立谈何容易，在人权重要还是版图重要的选项中，大多数中国人会选择版图。中共嘴里的“中华民族”一词，是要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将几十个少数民族囊括在内，如果这是民族自决的结果，自然有理，如果在强权政治下，便是一种帝国主义心态，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一路货色。凭什么你一边镇压一边又让人心悦诚服呢？美利坚民族可以包括美国的各个民族，如果称美国人民为英格兰的民族，尽管是最先移民，也无人会接受。维吾尔人或藏人是一个“处于其它民族暴力统治下的民族”，自主决定民族未来的政治地位，享有国际法保障的自决权利。但是，独立不光是维藏民族的问题，其它少数民族也在暴力统治之下，允许某个民族独立一定会引发骨牌效应，会激发一些人口较多民族的独立意愿。这些民族居住区占国土面积的60％，半壁江山分割出去，势必压缩汉民族的生存空间。毛泽东说过，少数民族是地大物博，汉民族是人口众多。人多更需要土地，“人口众多”失去“地大物博”依托，岂不自断生路？所以说，众多的人口是强权政治也好，是蛮不讲理的大汉族主义也好，都是难以改变的既成事实。中共高调宣传“爱国主义”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德国人在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一起屠杀犹太人，毛泽东领导的汉族人齐声为“西藏平叛”叫好，胡锦涛统治的汉族人对藏独疆独喊打喊杀，没有人权保障的“爱国主义”一定会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尽管“民族团结”的口号掩盖着民族独立的声音。
注释：
[1] （法）勒内•格鲁塞著：《草原帝国》中译本，P159。
[2] 柏杨著：《中国人史纲》，198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P843。
[3]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200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P397。
[4] 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三章，P102、103。
[5]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二章。
[6] 沈志华：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
[7] 王力雄著：《你的西域，我的东土》，PDF版，P48。
[8] 同上，P154。
[9] 《古兰经》有几种中译本，有言辞激烈些的，也有词语稍和缓些的，但意译之原则一致，意思也一样，因为这是真主的旨意。
[10] 摘自《天安门文件》，第四章。
[11] 摘自曹长青网站www.caochangqing.com，新疆独立运动系列报导。
[12] 王力雄著：《你的西域，我的东土》，PDF版，P240。
[13] 引自热比娅的记录片，《爱的十个条件》。
[14]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秦晖，《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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