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路可逃
一、灭顶之灾
西藏风云突变，共军全面接管西藏的时机骤然而来，新华社3月28日公报表现出掩饰不住的兴奋：“……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毛泽东语气也更加气强硬起来：
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1]
没有事实证明尼赫鲁策划支持了藏人的叛乱，印度只是原则上同意了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3月28日的新华社公报中只提到达赖被挟持，说“他们的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噶伦堡，其领袖为被撤职的前任藏王（藏语称为司曹，原注）鲁康娃·泽旺饶登。”3月23日，尼赫鲁公开发表声明，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共赞扬与印度的伟大友谊，隔了一段时间却对尼赫鲁破口大骂，因为有人在孟买污损了毛泽东画像，尼赫鲁认为是个人行为，又表达了对藏人的同情，令中共大为恼火。污损外国元首的画像是中共的特权，但决不允许外国人也这样做，于是中共就把脏水一股脑儿泼到尼赫鲁头上，死咬住尼赫鲁是幕后黑手，这样才能出一口恶气。达赖逃往印度，是因为西藏夹在中印之间，开罪了中国，惟有逃往印度。一来印度为大国，容易提供庇护，接触外界方便，联络藏区也容易；二来印度是佛教发祥地，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是藏传佛教的祖师，西藏也有不少印度香客朝圣的地方，与藏人有历史文化和宗教感情上的渊源；三则印度为新独立的民主国家，民主世界接收政治难民没有推辞的理由。所以说，达赖喇嘛逃往民主的印度与九一三林彪叛逃共产世界的苏联道理一样，也并不能以此推断苏联策划了林彪的政变。正因为印度教与西藏佛教不同，藏民暴动才没有得到印度的政治及军事支持，如果西藏同属于印度教文化，就有可能引起中印之间的军事冲突。文明冲突中的一方，与文明亲缘关系国家结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亲缘文化之间的冲突是短暂的，文明断层线冲突是长久的，根本的差异决定了佛教文明与共产无神论文化之间是致命的对抗性矛盾，无论佛教怎样传播和平非暴力也不能抵御共产主义的血腥暴力。4月27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时说：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2]
不仅印度未参与拉萨事件，美国事前也不知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电报员阿达和诺布虽然已经从印度回到西藏，根据CIA的指示去过拉萨，但侍从长帕拉担心惹来麻烦，不肯让他们觐见。二人于是离开拉萨，去山南找四水六岗卫教军总指挥贡保扎西。事发之时，他们远离拉萨，3月25日才在加里宗的巩多江加入达赖喇嘛一行，并与CIA取得联系。当时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拉萨，拉萨的日常工作由政委谭冠三主持。拉萨有两套政府体系，一套是噶厦政府，另一套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噶厦的两名司伦已经辞职，达赖喇嘛没有指定继任者，差不多属于半瘫痪状态。筹委会虽大权独揽，有些工作依然责成噶厦政府执行，因此两套机构互相牵制，却都无法掌控全局。普通民众则对两者都不信任，西藏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事件中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即民众的愤怒在指向中共的同时，也对噶厦政府极为不满。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民众除了高喊“中国人离开西藏”之类的口号，也对出入宫殿的噶伦们呼喊“不要拿达赖喇嘛换大洋”、“达赖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宝贵”等口号。正是出于对噶厦的不信任，民众才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达赖喇嘛是西藏的象征，其安危关系到西藏民族的命运，这一点上，噶厦与民众并无区别。然而，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一旦引发冲突，拉萨的两个政府均难于控制，中共有武力，就决定了事件一定会以流血的方式结束。毛泽东巴不得事情闹大，好一举以武力拿下拉萨，于是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等待收网的机会。所以这场冲突迟早会来，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1958年，内地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插向全国，西藏不可能再为世外桃源。但西藏改革的阻力太大，唯一的办法就是激化矛盾，诱发叛乱。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印发军委及川滇黔藏各党委的文件中批示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3] 十世班禅喇嘛曾说：“一九五八年我在青海听到党内文件上说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4] 有了前面的预定方针，所以毛泽东在1959年3月27日才会说：“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的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5] 毛泽东急于改革，没有耐心等下去，推后6年的改革指示显然是解一时之难，然后用打右派的办法，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毛泽东是个随意性很强的人，从来不受什么信誉的限制，老子天下第一，从他与国民党的斗争史，从对民主人士的态度，从反右运动，将其言行前后一对照，便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拉萨事件的实质是民众群起抗暴，反对共产主义入侵，并不是什么少数上层的武装叛乱，各地武装力量不掌握在达赖喇嘛手中，噶厦政府也不是游击队的司令部。中共颠倒事实是缘于其一惯善于扮演受害者角色，刻意挑起事端后又假装是受害者，百般忍耐无效，才不得不出手镇压叛乱。自登上政治舞台，中共就常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亮相，中共撕毁“双十协定”，反对和平建国，执意发动内战，反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即使秘密出兵朝鲜，中共也是以美国要侵略中国大陆这个莫须有的假设来作为理由，而根本不管美国尽量把朝鲜战争降低为一场“警察行动”的事实。共军在西藏是受尽了冤曲，忍无可忍之下才向上层反动分子回击，不是针对平民的，所以理由十分充分，非要杀到“上层集团”束手就擒为止。印度的要求中共必然视为干涉内政，消灭反动分子正是保护人民，是中国政府份内的事。当时拉萨寺院里确实有来自印度的僧人，寺院参加抗暴，以此指控印度参与叛乱，因为中共素有将一切与外界有联系的人都污蔑为间谍的习惯，文革中揭发出来的间谍特务遍地都是，连刘少奇都是内奸，夫人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昌都战役俘虏了一个藏军中的英国人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是个电报员，中共硬说福特是英国间谍，害死了“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其实福特不过是技术人员，个人受雇于西藏政府，与英国和印度政府无关。格达活佛曾出任过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共军进藏前又被委任为西康省副主席，是到专程赴西藏劝降的说客。更因为中共说西藏有帝国主义势力阻止“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又不能说从英国统治下刚独立的印度是帝国主义，正好找个替罪羊，把脏水泼到英国头上，以显示共军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尼赫鲁并不想惹恼一个强大的邻国，1957年达赖往印度朝圣，他的二哥嘉乐顿珠通过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向尼赫鲁总理提出了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尼赫鲁曾力劝他回藏，让他遵守十七条协议。印度不仅不支持藏人的抗暴，还禁止藏人利用印度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逃往印度的藏人也都被收缴了武器。一位当年在美科罗拉多州秘密基地接受训练的藏人游击队员说：“我们有好几个攻击中国军营的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最高指挥部受到印度方面的命令禁止我们攻击中国部队。只有空降到西藏的游击队员有权力和中国部队作战。这个命令让我非常恼火，因为我觉得我所学到的东西无用武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我只干了一年就不干的原因。所有的阻挠都是来自印度。他们只对我们出生入死所采得有关中国部队在西藏情报有兴趣，而不愿意看到因为西藏和中国的纷争产生中印的边界冲突。”[6] 印度支持藏人游击队是在中印战争之后，1963年印度军队内在中印边境设立边防警察，雇佣了一些康巴人，1974年印度用飞机给逃亡到尼泊尔木斯塘扎西旺堆领导的游击队空投了一些武器弹药。毛泽东讲话一惯信马由缰，纵横捭阖，虚虚实实，又无需对谁负责，无人敢驳，无人可比。但有一点可以证明，他的“民主改革”是假的，是权宜之计，第一步分田，第二步合作社，第三步就是人民公社了，这已经是在内地玩熟了的老把戏，更是其得意之作。
以唯物论者来说，这也是一场征服异教徒的共产主义宗教战争，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允许在其势力范围内有第二种信仰。无神论与佛教，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同三界唯心、五蕴皆空的菩提境界，实现共产主义与佛学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等，有先天的巨大差异。佛家讲破“执”，慈悲为怀，劝世修行，脱离五浊恶世。共产党倡导阶级斗争，信奉暴力革命。这些差别在佛教看来，无非出世与入世之别，不必强求。共产党则认为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全在消灭改造之列，对僧侣分化瓦解，大量关闭寺院，以控制或消灭佛教，级别高的僧侣养起来，以为统战之用。毛泽东坚信佛教是毒药，8万喇嘛一不生产物，二不生产人，全是寄生阶层，封建残余势力。毛还认为寺庙里也有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他在1952年8月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三十八次常委会上说：
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7]
在共产党眼里，僧侣不劳动，就是是剥削者，寺院的长老更应该划入剥削阶级，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倒。最能代表其立场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第二条规定：
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的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民主改革”，它越标榜民主，中国人的苦难就越加深重。但中共的策略不是把剥削阶级一下子打杀干净，尤其在羽翼未丰之时，江西根据地之所以不能成功，也缘于没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后来才发现统一战线是锐利的武器，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并列为克敌致胜的“三大法宝”。专设统战部门，置于各级党委之下，专事分化社会族群的工作。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其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中共善于对各种阶层的人群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将其划分为左、中、右，来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右派。鲁智深喝酒吃肉，不是吃斋念佛的好和尚，但让他批斗长老，恐怕也办不到，老和尚并没有压迫他。如果小和尚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用共产党的无神论武装头脑，不再信什么成佛，也不怕什么地狱，今生的好处就摆在眼前，管它来世又怎样，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成为造反派，就无所畏惧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敢教寺院换新天，将住持长老统统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许多西藏僧人不愿批判达赖喇嘛，说：“我怎么可以咒骂我们的上师！”这说明划不清敌我界线，不愿为人民服务——为共产党服务，只能靠边站，轻则驱赶回家，重则劳动改造。统战是长期政策，但统战对象未必是长期的，许多中共建政前十分合作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在后来的阶级斗争中纷纷落马，被打成右派，被整死，就是时过境迁，失去统战价值之故。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你过时了，留之何用？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更是流血的革命，以革命的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中共的一党天下。“平叛”后西藏的所谓“民主改革”，同样展现阶级斗争的残酷和血腥。班禅喇嘛1962年5月上书给“敬爱圣洁的周恩来总理”，所列事实应该真实可信：
——还有严重的是对一些人毫无原因的也被干部或积极分子随意捏造罪恶，加上了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例如对我和与我一样的知名爱国进步人士，也竟被无中生有的称为反动派，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对于大部分可戴可不戴叛乱帽子的，和不少不应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关狱，没收其占有的财物等，同叛乱罪魁一样处理，致使人们感到惊讶诧异。
——本该把斗争对象本人的证据确凿的罪行仔细明确而认真加以对质，以打垮其威风，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是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是一种专门用于打架的形如钥匙的钢板制的工具——译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
——由于当时粮食缺乏、紧张，缺粮的人民难从别处弄到粮食，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是拙劣的，严重的。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把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存在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混淆起来，不仅对全民和集体不加以应有的区别，而且把应属于人民个人所有的大部分东西也归入集体所有之列，使个人所有的东西，除了非常简单的几件必需品外什么都没有了。人们说：“在人民公社中每人只有一身衣服、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样私有物”。这种说法在这些省份里已成为事实。
——由此致使现在藏族人口显著地严重减少了，不言而喻，这不但有害于我们藏族的繁荣，而且对藏族的存在有极大的危险，而陷入气息奄奄的境地。因此凡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当看到听到这种情况时，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伤感，这是很自然的。
——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死亡率很严重。
——青海、甘肃两省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地区的农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难以告人的，对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不论在内、在外或目前和将来都是十分不应该和不好的。这次我在青海省几个地方视察时，有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胆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8]
西藏的地理环境不同于内地，其高海拔、低氧气量和低温干燥抑制了细菌滋生，使得食物保存颇为容易，民间无论贫富，都有食物储备。“肉可保存至五年，但谷米至少可保存一百年，并且还可以长久些。只要一个仓，有良好的透气孔，这冷而干的西藏空气，即可保谷物不坏。……所以在西藏存谷甚多，除非谷米连年不收，不至受严重饥馑之危险。谷物稀少时，租户即向地主借谷。”[9] 如果逼债太急迫，农民还可以向噶厦政府申诉，请求免除税赋利息，特别是在灾年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颁布过禁止强行征收旧有债户利息的命令，限制寺院的权力，减轻农民债务负担。但是共产党夺走了藏人的一切财产和食物，大饥荒陷入灭顶之灾，便无路可逃了。班禅大师是佛教领袖，虽然中共为了削弱达赖喇嘛政府而有意扶持班禅堪布会议厅，达到牵制达赖的目的，但班禅内心并不认同共产党在藏区的胡作非为。早在西藏抗暴期间，就表现出对藏民的深切同情——
班禅本身思想反共，但对中共在民间的工作，却都无法干涉。班禅父亲公保才旦，思想亦很反共。班禅父亲是青海黄河南部地区富户，土改中家乡遭清算斗争，逃到日喀则的人，找向班禅父亲诉苦，老人相当干脆，把班禅卫士队仓库武器密发家乡藏人，叫他们参加卫教志愿军。
在山南战役结束后，共军在俘虏中获悉还有班禅派来的人，日喀则分工委会书记梁选贤遂组织市民，进行斗争公保才旦，又把班禅喇嘛调拉萨作自我检讨。日喀则市民把班禅父亲披上狗皮，骑的骑，拉的拉，游行示众，最后灌屎尿污辱后，押禁起来，若不是沾了儿子还有利用价值的光，早作了惨死鬼！班禅喇嘛对此事敢怒而不敢言，直到一九六一年，班禅在北京闷闷不乐，表现的十分消极，统战部长李维汉看到情形不对，认为班禅喇嘛生病，询问病情，班禅喇嘛才说出他的父亲在日喀则遭受斗争和监禁不准见人事。
李维汉遂通知张经武，对公保才旦事情应当从轻处理，因班禅喇嘛愁容满面，影响国际人士观感，这一下遂使班禅父亲，马上由阶下囚，又成为坐上客了。共产党最会矫揉做作，梁选贤又命令日喀则市民，组织群众赔罪道歉队。在一九六一年三月，锣鼓喧天，扭秧歌，搭哈达。把以前执行斗争过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向公保才旦赔罪道歉，承认他们过去斗争错误，请求原谅，这是他们个人错误，与分工委会书记梁选贤一点关系也没有，公保才旦又给共产党组织的群众揶揄一次，总算脱离牢狱苦海。赔罪道歉后，送北京西藏自治区办事处安置，班禅喇嘛到北京开会，可以自由见面。[10]
因为班禅当时还有统战价值，所以放了他父亲一马，但“七万言书”令班禅大师又成中共心腹大患。中共中央内部规定：国外的达赖喇嘛，党外的班禅喇嘛，党内的彭措旺杰为打击对象。毛泽东批评李维汉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很多积极分子附和毛泽东说：“李维汉把这些人宠坏了。班禅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比U2飞机翘得还要高。”班禅从此失去党的信任，也成为他后来坐牢的罪状，宽容班禅喇嘛的统战部长李维汉也遭免职。但班禅所述全是实情，西藏问题相当严重，中共也不得作些调整，出台了几个文件。上书之事为班禅所亲历，1962年1月初，他到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视察工作时，发现青海一些地方，公共食堂解散后，有的老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十分难过，班禅喇嘛还给群众买了碗，并对当地官员大发雷霆：“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喇嘛奉献，没有听说喇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几十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买不起碗的地步。”班禅此言不虚，藏区地域宽广，藏人无须费力工作亦可得衣食，从无饥馑之忧。中共容不得批评，这一点藏人也很清楚，班禅的经师恩久声泪俱下，三番五次劝他千万不要将万言书交给中央，害怕直言犯上惹出祸端。然班禅喇嘛以救民为念，职责所在，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遭到撤职批斗，受尽屈辱，进了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班禅出狱后仍不改直言性格，在1987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说：
这里说句笑话，达赖大师出走，噶厦政府发生了叛乱，只有我们拉让管辖区域未叛，当初给我们讲了要和平改革、采取赎买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后来正式民改的时候却把我们整得屁滚尿流，使人感到吃惊！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这些少部分人作为进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我们整个儿坚定不移在家的却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在家的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拉让有个官员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来审讯，叫她交待问题，她就说：班禅这个坏蛋可把我气坏了！话一出口，大家以为她要揭发出班禅的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搞记录的人也在伸着脖子准备把她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她开口说：我们跟着班禅这个坏蛋，不参加叛乱是个大错误。要是他带头发动叛乱就好了，先把汉人杀个痛快，而后跑出去，我们离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们做什么进步、爱国。现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关押挨斗，活受罪。说到这里他们叫她“滚！滚！”这是真情，不是我随便瞎说的呀！刚才你（指仁增旺杰）说的在家的（指未外逃的）不如外逃的，事实真是这样，我个人有体会。[11]
此时内地正是大跃进后的大饥荒肆虐之际，大跃进的口号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多了就是祸害。”毛泽东把农民剥夺得一干二净，象奴隶一样劳动，却比奴隶还不如。人民公社使藏民只剩下一身衣服，一床被褥，一付碗筷三样私有物，穷到这种地步，又无路可逃，无力抵御共产赤祸，以致成批倒毙。班禅喇嘛受中共优待，饿不着肚子，但毕竟是佛教大师，慈悲为怀的本能让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不幸的是，他的万言书与彭德怀的万言书一样，给他带来巨大灾难。毛怎么能容忍一个西藏喇嘛来说三道四，竟洋洋七万言，刚大战了美国人的“唯我彭大将军”尚不能自保，右派们发几句牢骚就去了劳改队，你个小和尚自讨苦吃乱念什么政治经，西藏便消灭喇嘛，不要什么活佛，又奈我何？！所以，在毛泽东的“新西藏”，农民比“农奴”时代还不如，人民公社的剥削比“封建农奴主”更加凶狠百倍：
……当时以“大跃进”为名，强迫人民每天劳动10-12小时，有时甚至要干到凌晨2-3点钟，如此终年劳作，到年终则以“爱国粮”、“农业税”、“教育费”、“牧业税”、“战备粮”、“备荒粮”、“余粮”等各种名目下，包括粮食、肉类、奶乳食品、皮毛类等大部分产业被中共掠去，留给生产者的则占全部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特别是1959年起，中共鼓吹深入开展“节约粮食”和“节约钢铁”的运动。西藏人民的口粮大幅度下降后，将大量的粮食运往中国内地；以安多夏河县扎益公社所属下扎益大队为例，该大队有13个村庄，100余户人家共750余人，1959年秋收时，中共派“干部工作队”每天前来农田或麦场监督，并每天登记粮食入仓斤数，随后以上例各种名目的费用，将大部分运走，给农民们只留下仅够吃几个月的口粮。每个劳动力每天只有六两的口粮（每两约合31.25克，六两合为187.5克）几个月后，口粮定额再次减低到四两（125克）。由于缺粮，中共干部便让人们使用所谓的“加工面粉”（即将麦杆等研磨成粉末），人们为了求生，不得不食用野菜和皮革盛器、老鼠等一切可以咽下的东西。即便如此，至1960年该大队就有102人饿死。因饥饿年方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都需要依持拐杖方能站立或行走。虽然如此，中共仍强驱人们到田间劳动，许多人就死在去上工的路上。经常都是上午活着，下午就命归黄泉；昨日为朋友送葬，今日却自己被别人送上天葬台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惨状目不忍睹。
当时，有部分心地善良的村干部，为了减轻人民的饥饿，而在麦场隐匿粮食被中共干部查出后，则指责为“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名遭斗争或毒打。例如：扎益博拉塘村生产队长桑吉草，为了乡亲们的利益，而在草堆中藏匿了千余斤粮食，被中共察觉后，对她进行了连续十余天的斗争和毒打。因她不堪忍受这种非人折磨而被迫自尽。类似的事件在整个西藏极为平常，比比皆是。一个家庭中，哪怕搜出半市斤粮食，都要遭到严厉的“批斗”。上面声称，当时是因“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其实当年安多地区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灾害”。[12]
共产主义的这种“优越性”，只有泯灭天良的共党匪徒才看不到。中共党校校长杨献珍评价道：“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不如，叫花子还有条打狗棍嘛！”[13] 穷得连条打狗棍都没有的“新社会”，给西藏带来的灾难是无从避免的，不仅剥夺了藏人的土地财产，使之无以追求现世幸福，还消灭了来世希望的佛教，在几年时间里完成内地十年余经历的运动：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人民公社，把一个大运动接一个大运动压缩在一起，急风暴雨干脆变成狂飙突进！毫无运动经验的藏人，毫无热身准备的大运动量，如同一下子被抛进狂涛中的羊皮筏，顷刻间陷入灭顶之灾。没人能承受这场天崩地裂，与中共合作的上层人物班禅喇嘛也不行，他与他的住地扎什伦布寺同样遭受劫难，一个千年佛国刹那间从云端掉落地狱。“平叛”后又遭遇大饥荒，西藏的惨状令人悲愤流泪，这场前所未有的惨剧，蒙古人时没有过，满清时期也没有过，国民政府时也没有，偏偏发生在高喊“解放百万农奴”的中共统治之下，这就是共产党的“民主改革”——一场共产主义运动的飞来横祸。
二、共产主义
中共原先的美妙宣传全是谎言，对贵族的赎买政策只有小部分执行（到1961年对未叛的实行赎买2085户），宗教自由、不改变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的承诺统统作废，连威逼签定的十七条协议亦如废纸一张。《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一书的作者认为，共产党废除了农奴制度，给西藏农奴分得了土地财物，因此断言：“没有人因此否认林肯解放黑奴的正义性，同样我们也不应否认中共解放西藏农奴与奴隶的正义性。”而硬说“西藏的叛乱起因于中共企图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与奴隶、实行孙中山说的‘耕者有其田’。这本是与法国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麦克阿瑟二战后在日本进行的土地改革及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一样合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权、申张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中共的社会制度再专制独裁，都比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进步一点点。”从而证实“平叛民改至少做了两件好事：一是给农奴与奴隶以人身自由，这是比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为基本的人权；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场与畜生），从而不仅实现了社会公正，还解放了生产力。旧西藏的农奴制使农奴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他们在主人的自营地上怠工偷懒，甚至故意破坏；或者大量逃亡，致使部分庄园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而老实耕种的农奴则不堪重负，未老先死。”分田分物是争取底层民众的手段，非此不能发动群众，不分贵贱剥夺全民族财产的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才是真正目的。因为苏联在中共建政之前的3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农村集体化，苏联是中共的孵化器，也是中共的模板，“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耕者有其田”不过是诱人入陷阱的圈套，集体化则是强制性的，苏联的集体化已经害死了几百万人。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合乎历史潮流”的历史正义，是一场赤祸，决不能与林肯解放黑奴以争取自由人权的南北战争相比。黑奴一解放，即为自由人，享有公民权利，谁也无权再限制其人身自由，逼迫加入什么集体组织。西藏的事情理应由西藏人自己解决，自己决定民族前途和发展方式，而不是由共产党出面解释西藏制度如何落后反动，如何划分阶级，如何开展斗争。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西藏人享受着什么，而在于外来的革命能给西藏带来什么。退一步说，即使把“农奴”从“三大领主”手中解放出来这件事没错，毕竟西藏实行落伍的社会制度，其错在故意歪曲西藏的历史现实，将之妖魔化，先给汉民族洗脑，再来证明“解放百万农奴”的革命正义性。先挖设一个陷阱，最终目的是建立与共产党的人身依附关系，囚困于党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庄园里。这比在领主庄园里更为可怕，那时不堪忍受的农奴可以逃亡，还有慈悲的佛教教化人心。人民公社则画地为牢，不准收留外来人员，即使挨饿也不让逃荒，政府派公安民兵上路堵截，所以才有几千万人因无路可逃而就地饿死。共产主义者是唯物论者，阶级斗争是纲，共产政权有强大的镇压机器，消灭一切不同意见，唯独缺少人间关怀。一个使农民变得一无所有、人为制造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用尽一切酷刑杀害反抗的藏人、造成大面积人口死亡的制度，其正义性何在？在人民公社里，社员不是自耕农，自耕农拥有土地和人身权利；不是佃农，佃农与土地所有者是自愿结成的契约关系；也不等于奴隶制下的奴隶，奴隶是贵族花钱买来的私人财产，没人会看着自己的奴隶饿死而不担心财产损失。公社大队领导对社员有生杀大权，却无人花钱买过他们，无人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我们只能将公社社员视为共产奴役制度下的共产农奴，社员无公民权利，无财产权利，无人身权利，无处可以逃避暴政，他们失去了一切，却被虚幻的“国家主人”地位蒙骗着，是人类历史最邪恶的奴役制度。共产主义社会远不如奴隶制社会，共产主义在以暴力推行集体化运动中，第一步利用农民成百万地屠杀地主富农，第二步是残酷镇压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杀多少人都不会手软，无论反抗不反抗都要面对有组织的大屠杀。内地屠杀几百万地主反革命的镇反运动中，不是由于地主或那些人在反抗，恰恰是因为没有反抗而束手就擒。大饥荒中饿死的4000万农民也是由于没有揭竿而起，在反抗中寻一条活路。民众是共产政权的奴隶，除了强制为共产党劳动生产，再就是为镇压机器服务，本身并无财产价值，死掉多少，共产党都不会破产。这就是为什么“旧西藏”反而要比共产党的“新西藏”对藏人更有吸引力，他们明白了十七条协议的欺骗性，知道了“民主改革”是什么东西，才纷纷参加武装抗暴，除了那些在共产政府中的既得利益者。
毛泽东的集体化运动不完全是他个人头脑发热，一时心血来潮，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就是设计在公有制度之上的。苏联的集体农庄是人民公社的模板，集体农庄与人民公社不过名称不同，工资制与工分制的分配方式略有差别罢了。打土豪分田地是暂时的策略，需要裹胁农民参加共产革命，土地国有化才是最终目的。马克思在论述法国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弊端时说：
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相当少的回报；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的交给高利贷者；除了那小块天地，他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14]
共产革命的核心是工人运动，只有把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把小农变为无产阶级，成为农业工人，才是标准的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没有机会实践他的书生意气，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终于把老人家的梦想变为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农民为集体做工，不种自家的田，收获不归自己，遂失去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一落千丈。农产品长期供应不足，城市统治集团只有加倍掠夺农村，加重奴役，贫困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命运。毛泽东的大跃进，是以穷过渡的方式实行共产主义改造，一举剥夺农民土地，企图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毛氏版本的成功经验，继斯大林之后，登上国际共运伟大导师的圣坛，而决非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从未表示过一丝惭愧，就足以证明他搞人民公社的目的。农民本来就穷，经过空前绝后的大剥夺，中国农民进入历史上最穷困的时期。共产主义大师们从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总是错误估计形势，以个人的主观臆断来揭示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种急性病倾向，过于乐观地规划共产革命全面胜利的幸福时刻表，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奉为革命运动的金科玉律。他们在有生之年都希望验证自己的“伟大理论”，马恩认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由他领导的革命就可以使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并进入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给苏联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列宁不得有实行“新经济政策”，住回退了一大步。待形势稍有好转，斯大林强行完成了农业集体化，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临死的前一年又宣布苏联处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更是性急万分，希望步苏联之后一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新民主主义飞跃到社会主义阶段，再迈一大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共不到10年时间。于是这些共产主义大师们便对共产主义纷纷做适合自己的品味的修改，什么电气化呀，土豆烧牛肉啦，吃饭不要钱之类，都解释为共产主义。这便是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也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论源泉，他们以为政权在手，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实现共产主义仅是时间问题，可以任由他们支配这个过程。毛泽东甚至在大跃进中自豪地表示，先不要宣布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免得让苏联老大哥难堪。所以，当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遇到阻力时，便认做是对领袖理论权威的挑战，认做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破坏，予以无情打击。毛泽东更是步斯大林后尘，抡起马列主义的理论大棒，以两个阶级和两道路的斗争来诠释党内分歧，残酷打击不同意见者。造成人人自危和人人极左的局面，共产主义运动中，总是左的行为比右的倾向严重，即因此理。
人民公社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使粮食生产大倒退，“百万农奴”非但没有被解放，反而沦为共产农奴，成为西藏首次实行共产主义试验的牺牲品。共产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瘟疫，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乌克兰饿死300万人；北朝鲜饿死200万人，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柬埔寨包括被屠杀饿死的也有2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那么，从未饿死过人的西藏，又死了多少人呢？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在中共的残酷统治下，从1949年到1979年，西藏三区有12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34万人饿死——
死因：卫藏地区/康区/安多/总计
狱中致死：93560/64877/14784/173221被枪决：28267/32266/96225/156758死于战场：143253/240410/49042/432705死于饥饿：131072/89916/121982/342970被逼自杀：3375/3952/1675/9002批门致死：27951 48840 15940/92731总 计：427478/480261/299648/1207387 [15]
死因：卫藏地区/康区/安多/总计
狱中致死：93560/64877/14784/173221被枪决：28267/32266/96225/156758死于战场：143253/240410/49042/432705死于饥饿：131072/89916/121982/342970被逼自杀：3375/3952/1675/9002批门致死：27951 48840 15940/92731总 计：427478/480261/299648/1207387 [15]
毛泽东在1959年几次讲话中提到：藏区总人口300万，西藏120万，其它藏区180万。如按内地的饿死人比率，不会少于20万，再考虑“平叛”因素，可能有10％，与流亡政府所说34万人饿死差距不大。这些都不是精确的统计数字，大多为估算。那时的人命贱若蝼蚁，汉人尚且如此，死在茫茫荒原上的藏人，政府根本没兴趣去统计，所以饿死人的数字，难于精准。就象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亡也是估算数字，并无每个死者的名册，中国人民一样坚信这个数字，维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仇恨。六四大屠杀死了多少人，民间估计有数千人之多，众说纷芸，没有统一的结论。六四没过去多少年，亡者家属尚在，统计死亡数字并不费力，但中共从未公布过具体的死亡者名单，根本不屑于做这件事，甚至还要打压民间纪念六四亡魂的追思活动，迫害压制“天安门母亲”痛失子女的纪念活动。中共学者说西藏死亡120万是造谣，那么应该去督促官方公布全部藏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精确数字，以击败“达赖集团”非要让藏族同胞死掉120万的险恶居心，令其声誉扫地，在国际社会为中共人道的“新西藏”正名。要不国际公认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词，中共保持沉默，岂非自取其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必须用数字的精确程度来判定暴政与否，即使西藏死了十分之一，也是种族灭绝行为。但共产党是冷血的暴徒，从来不为自己的暴政忏悔，毛泽东曾在1958年说过，“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既然人非死不可，饿死人又有行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或许死掉人里头50岁以上的居多，正是举国庆功之际也。《血祭雪域》一书叙述道：
在果洛，宋日玛部有600余户人家，约3000余人，其中有百分之四十饿死。在阿竣贡玛部所属的嘎突温隆有1500余人饿死。在黄河与冬曲汇合之处，因饿死而抛入冬曲的尸体使冬曲滞流的情况更是众所周知。中共在贡玛德然仓的戚然塘修建的学校中，众多的孩子饿死，总之当时整个地区饿腐遍野。
在监狱中，特别是送到柴达木的犯人到1961年还活着的不到百分之五。能返回故乡的更是寥若辰星。
大量战俘和被捕藏人送往西藏北部无人区挖掘硼砂，结果不过几年，绝大多数藏人都死在那里，其中一个地方曾押来全部是从西藏北部羌塘地区被俘或逮捕的1600名藏人，结果只剩下36人活下来，其余全部葬身荒野。[16]
忠于党和国家的人民公社社员都在大批饿死，减少劳改犯们的食物更是当然的选择，政府决不会怜惜反革命分子的生命——
坐落在青海及甘肃两省的劳改营，是中国所有的劳改营中，以艰苦而闻名的。在那里，荒凉、干旱、严寒、一毛不生的广大无际的沙土，被改装成巨大无比的“古拉格”。这个中国式集中营里的世界，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没有一个西方记者曾经访问过这些劳改营。数百万被判处强迫劳动的苦役犯人，都变成了中国政府的义务劳动工人，并且听其高兴随意支使。其中有不少的“犯人”再也没有离开那里。根据一位生还藏民的证词，仅仅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之间，就有大约七万左右的西藏人被关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北方的那些劳改营里；其中有三万五千人饿死。即使天生就是筋强骨壮的西藏人，到了这些死亡营中，也很快地变得和骷髅一般。他们饿得只好吃自己的衣服及皮件，而且是撕成碎片，慢慢地吃，以便可以拖得更久一些。最幸福的人，则可以找到一些蠕虫、昆虫或是树叶。[17]
丁抒的书中也叙述了青海监狱饿死人的情况：
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与几位朋友议论大跃进，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 老师，跟著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同牢中仅两个人有幸活过那场饥馑，沙云青是其中一个。他一直在那监狱中呆了十八年，最终获得平反，活着出了牢房。[18]
右派是反革命，死掉了反革命是很正常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的3000多名右派们死掉了十分之九，汉人尚如此，谁又会跑去关心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呢？藏区人少地广，饥荒从来不是很大的威胁，他们最怕的是瘟疫，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大瘟疫。藏人在大饥荒中的状况比汉人更糟，首先是男性藏民经过“平叛”，死伤逃亡加坐牢的，损失太大，家庭中多半缺少主要劳动力。藏区强调农业“放卫星”，强令藏族种植小麦之类粮食，高寒地区不适合这类作物，也不懂这些农业技术，造成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汉族及藏族官员还要报“高产”，搜括农民存粮上缴国家。在藏区也强行大炼钢铁，深耕土地，藏民赖以为生的牛羊不能放牧，大批死亡。藏民族信佛忠厚，逆来顺受，搬到公社去住，不能自由放牧。佛教戒杀生，藏人不知掘鼠罗雀捕蛇捉虫来充饥，以致大批人饿死。中共当然极力淡化饿死人的情况，从来不公布具体数字，所以它也就没理由指责境外机构或民间学者的研究。有人说，我们内地同样遭受苦难，藏人的遭遇并不特别。是的，我们的苦难历史上从未中断过，哪个朝代都有人饿死，哪个朝代都有人吃人的记载。但是凭什么我们受苦就一定要拉上藏人，我们“易子而食”，信佛的藏人不杀生，又该如何吃掉他们的孩子？为了解放“百万农奴”，却造成几十万人饿毙，打破了西藏从未饿死人的历史记录，谁的制度更凶残？在藏人眼里，汉人与恶魔无异：
英国远征军侵占拉萨，所杀亦几千人而已，而中共“解放”西藏，却让雪域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一百二十万无辜的生命化为累累白骨蔽野，六千余座富丽的寺院变成堆堆废墟残垣，积西藏民族千余年之文化结晶的典籍文献被付之一炬。藏人的信仰被公然践踏、嘲弄，人格与尊严遭到肆无忌惮地污染和侵犯…… [19]
从中共入藏开始，劳动改造制度也引入西藏，西藏的监狱建设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中共的监狱里到底关押过多少人，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或被杀害，至今也没有准确的统计，西藏流亡政府说：
历史上的西藏独立时期，西藏社会虽非人间天堂，但也不是如现在般令人恐怖的社会。例如：以前被称为两座最大监狱的是拉萨郎孜厦和雪监狱，各监狱关押的犯人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余人。而中国侵入西藏后，却将西藏变成了监狱与劳该营遍布的世界。有时，在犯人过多而难于收拾时，为了管理的方便，有过成批枪杀犯人的事情。……根据从监狱或劳改营中幸存藏人的报告：在整个西藏犯人中，约有百分之七十的犯人死于狱中。例如：在北方茶卡，即西藏北方荒无人烟区，中国人在那儿修建了五座监狱，将一万余名西藏犯人赶到这儿开采硼砂。据其后的幸存者证实，由于饥渴和繁重的劳役，加上无休止的折磨和虐待，造成几乎每日都有十至三十人的死亡，一年之内。即有八千余名犯人死去。再如以强逼西藏人服苦役而建成的、现在却被说成是由中国解放军修建的纳金水电厂为例。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几乎每天都有三至四个犯人的尸体被抛入河流或进行火化。康定铅矿工人，雅荣（新龙）的阿妈阿德指出：仅公历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就有一万两千零十九名西藏犯人死于开采铅矿的苦役中。[20]
中国狱政及劳改营之黑暗，臭名昭著，酷刑折磨和饥饿极为平常，囚犯全是强制劳动的苦力，为政府生产没有工资成本的商品，出口到全世界，犯人在监狱里死掉，比街边死条狗更容易。乃至准监狱性质的各种学习班、五七干校、管制劳改释放人员的劳改企业、劳动教养机构、收容遣送站一类，都有带有监狱性质的强制劳动。至于对带帽分子的强制劳动，则由遍布城乡的生产队和居委会来管制，失去行动自由，终生服劳役。西藏自治区亦如此，监狱里的犯人甚至连吃饭的碗也没有：
在整个监狱体制里，食具成最珍贵的东西。有些犯人弄到中国士兵定粮的锡罐子，我们常常在垃圾堆里面寻找这些非常珍贵的空罐子。这些罐子易锈，用了一个月左右就锈穿底了，没法再用。有时候犯人把生锈的罐子再重新打造成稍为小一点的形状。最抢手的罐子是里面镀了一层黄色涂料的，这种表示它们不会生锈。我们学乖了不常洗刷这些罐子，否则黄色的涂料就会驳落，罐子也会很快穿底。有涂料的罐子原来是装了猪肉的，有时候在找到的罐子里面还残留著一点碎肉。这种罐子被视为稀有珍品。
……食物的匮乏越来越严重，分配的少量簪粑根本不够延续我们的生命。我已经没力量承受自己的体重了。饥荒开始了，有天早上我醒过来，发觉两个囚犯已经在夜里死去。我们晚上睡觉，不知道第二天能否活着醒来。以前的僧侣生涯使我训练有素，我把簪粑配粮分成很多小团，每隔一段时间，就放一小团在嘴里。大家把皮靴放在一起煮成一锅很稠的汤，人们吃一切能够找到的东西。有的人吃草，这使得他们胀气，病就更加重了。我们忍受了一年多的饥饿。后来中国人解释说，社会主义友邦苏联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且逼迫中国偿还以前的借贷。有个中国军官说苏联要求中国用五谷来偿还贷款，这就是当时中国全国面临严重饥荒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承认，粮食的短缺是错误的农业政策造成的。
……我们发现，过去两年之间，很多1960年被逮捕的人都饿死了。上面还是根据旧的名单点名。当一个名字被点到，没有人回答时，其他的犯人就大声喊：“他已经饿死了。”年纪大的中国军官明白这些问题，可是又不能承认。他们警告大家不要提饿死的事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怎么可能有人饿死？后来点名又开始了，对中国人来说十分尴尬，一个死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没有人回应，大家都保持沉默。点名的军官等了几秒钟，在群众里望望，没人反应。最后有些人用藏文说：“他断气了。”中国干部对于这样的回答相当满意，因为这就不至于让社会主义新社会背黑锅了。从此以后，每次点名，点到死人，我们就回答：“他断气了。”[21]
西藏以游牧民为主，肉奶当家，逐水草而居，历史上并无吃饭危机。气候与内地不同，内地的灾害素来与他们无关，更扯不上苏联因素，藏人乐善好施，饿死人闻所未闻。共产政权从无人权概念，与治下民众是狼与羊的食物链关系，监狱外面尚如此，坐了牢就更不用说了。这让人联想到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享受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连用餐具的待遇也没有：“……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22] 没人因为缺乏餐具而绝食抗议，能抢到口饭吃就不错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想要这些人。索尔仁尼琴说，从1917到1959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苏联人付出了5500万人的代价，还不包括低于正常出生率减少的1000万人。列宁斯大林创造了人类史上的杀人纪录，毛泽东又迅速刷新了纪录，据估计有8000万至1亿中国人死于共产革命！其中有4000万人死于大饥荒。斯大林的“古拉格”因其死亡而消亡了，毛泽东的“古拉格”仍然被后代 君主保留至今，决不肯关闭。现在的《牛津简明英文字典》上已经收入了“gulag（古拉格）”和“laogai（劳改）”这两个词目，让全世界都知道共产主义的经典罪恶。
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是中共政权长期和坚定的同盟者，他也谈过那时的情况：所有的监狱，所有的劳改营都被挤满了。1959年和1969年之后，大部分住在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的藏民家庭，不论是贵族、是农奴、是喇嘛或是普通的老百姓，几乎每一户都失去一、二位家人。他们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受到监视，就是逃到国外。如果把在文革期间受苦的人也算上的话，我想每个家庭都丧失了好几个人。青海省的情况特别糟糕，这还是依据了中共喉舌作家的资料：
当时全省以平叛、防叛名义共捕了52922人。捕人数目达到牧业区藏族蒙古族总人口的10%。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莱县没有发生过叛乱，而捕办人数竟高达总人口的21%。由于大量捕人，监所人犯拥挤，条件恶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经过复查，错捕错判和在集训中死亡的，有23260人。错杀了173人。在错捕错判死亡的人数中，有安置为县级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159人，民族干部480人。平叛斗争的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界线，造成了严重恶果，对藏族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宗教感情伤害很大，影响了党的威望和军队的信誉，对民族关系，乃至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都有很大损伤。[23]
苏联古拉格的残暴与中共劳改营的残暴，都是共产主义自身的罪恶，这决不是什么“极左路线”或“平叛扩大化“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人类性质决定了共产政权的残暴特性。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世代仇恨至今尚不能化解，我们又有什么高明的道理让藏人忘记悲惨的过去和屈从于专制的现在呢？日本是军国主义的奴役政策，共产政权更为凶残，它在和平年代屠杀的中国人比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军民的死亡还多几倍。在藏人眼里，中共政权是汉人政权，尽管汉人与中共是两张皮，中共无权代表全体汉人，但藏人首先憎恨的就是汉人，其次才会归结于共产党，因为是“红汉人”给雪域高原带来了共产主义。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反对藏人实现自己民族的真正自治，也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成为民族压迫政策的同路人。藏人与汉人不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同汉人的联系算不上紧密，若让藏人自己选择前途，没人愿意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一起分享暴政，我们没有资格指责藏人的独立要求，尽管我们不一定赞成其独立，但必须同情和正视藏人遭受的苦难，世界上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受压迫，国家主权若以牺牲人权作为前提条件，休说藏人，汉人也会让这种罪恶的主权滚开！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正是中共为民族分裂储蓄了日益沉重的危机，使本不该是国际热点的西藏问题越来越国际化，使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被迫与民族独立问题缠连在一起，前路变得更为崎岖险峻。
三、无端受祸
西藏人真是无端受祸，他们原本晓不得什么主义不主义，被迫卷入了社会主义狂潮，是毫无自主权之故。达赖喇嘛直到1954年访问内地，才接触了些共产主义ABC一类的入门知识，何况一般平头百姓。凡是强加于人的东西，都不容易立即获得认同，美军在伊拉克强制推行民主制度，民主是普世价值，同阳光空气一样，任何民族都需要，还是有人不能一下子适应强烈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以致恐怖活动不断。休说许诺的是天堂，送来的是地狱；想做神仙，却变饿鬼；说是民主，更为专制，其反弹可想而知。中共治藏的失败，首先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这不奇怪，全世界都不成功，内地也行不通，何况西藏。内地与西藏已连成一体，如果内地生活在天堂里，西藏也就没理由拒绝，也就不会有暴动，藏人就没必要流亡，没心思闹独立。治藏失败还缘于一改历史上藏人自治的传统，强行推行自以为是的汉化政策，比之古代王朝的和藩政策，简直愚蠢到家，付出了高昂的治藏成本，事情反而越搞越糟，又为后世种下民族仇恨的种子。现在仍然不许藏人挂达赖喇嘛像，要挂毛泽东像，善恶竟然颠倒到如此地步！还是达赖喇嘛说得好：
社会是所有个人的结合，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牺牲个人的利益，所有的共同利益的努力，结果就变成灾难一场。我们佛教也一样，七○年代的时候，在印度南部的难民营，我在难民营推动共同厨房（大众食堂），节省了很多能源和燃料，很多家庭一起做饭。一开始，因为大家的热情，一切事情都很美好，但几年之后，这个制度自动消失了（哈哈哈哈），这是人性。……每一个个人快乐、富足、繁盛，整个社会才会繁荣。经济繁荣的社会，它的内涵是每个个人的富足。……只考量个人，不考虑社会，是死路（extinct）一条；只考虑社会，不考虑个人，也是死路一条。[24]
达赖喇嘛提倡人道的社会主义，反对那些让人不快乐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试验是自愿的，行不通就停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试图建立在一种人道主义的基点上，力图用更先进、更人道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去替代他判定的不先进、不公平、不人道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绝对理想模式。认为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人无私，才能消灭剥削与压迫，而共产主义的实践却作出了相反的证明，共产主义制度不但剥削压迫更为严重，而且是公然的抢劫杀人和剥夺掠夺，是最最凶恶的法西斯恐怖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是博爱情怀的体现，共产党的人道主义是带有阶级性的，对剥削阶级只有无情地剥夺，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才是祸乱的根源。共产党的剥夺是没有止境的，剥夺了资产阶级，再剥夺无产阶级，剥夺到每一个人，中国人接受这种制度，就只好承受几千年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剥夺，陷于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共产政权封锁了所有的“逃亡通道”，只留一条路共产主义道路，让民众产生出无路可逃（缺乏退出空间）的绝望感，从而强化民众对极权统治的驯从。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革命，必须通过剥夺才可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人道设计全是无法充饥的画饼。即使不通过暴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也会陷入困境，如今的大型国有企业所以能够生存，是缘于高度垄断了诸如石油电力通信土地等资源，借助权力攫取暴利，建立在剥夺和压缩民营经济空间和榨取民众而获得利益，如果是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公有经济仍然会崩溃无疑。
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莫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构想出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比我们老祖宗孔夫子的“大同世界”或陶渊明的“桃花源”，设计更加系统完美，充满温馨人情和理想色彩。一位英国老板欧文182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和信徒，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New Harmony）”，也称“新协和村”，有1000人参加，1828年试验失败。三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中，七次改变管理体制，从开始的民主协商转变为由欧文独裁的专制体制，尽管欧文费尽心机，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一个曾轰动世界的共产主义公社失败了。其他的欧文主义试验也全部归于失败。这些不成功的试验都被马克思列为空想社会主义，经他老人家一番精心改装，就冠以“科学”新概念，不过抛弃了温和色彩，加入了暴力革命的前提，认为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必须用革命政权的力量来推行。富人搞共产主义，是怀有人类关怀的高尚情操，共自己的产去帮助别人。穷人喜欢共产，是因为可以通过共产分享他人的财富。共产党的共产是打土豪分田地或没收资本家，集中社会财富于一党之手。人们分享他人财富的偏好并非始于共产主义，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远较劫富济贫的原始暴力更高明些，提供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与道义依据。这即是共产主义理论发源于欧洲，却只能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的原因，落后国家穷人基数大，向往共产的人自然很多。人们总以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消除人类的不平等，其谬误或罪恶是实践者的毛病，所以在欧洲也有人企图恢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即人道的共产主义。但马克思的好共产主义只能停留在书本上，将之付诸实践，无一不变成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坏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的途径只能是暴力，和平的共产只会在个别的小圈子里试行，而形不成共产主义运动。不用说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即使是如今仍挂着共产党招牌的红色贵族们也决不肯吐出非法侵夺的国民财富，来让公众和平共产，改善民生，实现公平。他们惯于动用枪杆子共别人的产，若共他们的产，不用革命手段，绝对是空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这不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其哲学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一开始就不存在和平非暴力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根本不存在和平人道的共产主义运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抢劫民众土地财产上表现出的政府暴力倾向，无一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公有制下的绝对权力，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共产党无视民众私有财产的伪正义性就在这里。
大学时期的马克思就有打碎旧世界以图拯救人类的情怀，他在诗中写道：“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从此，马克思便以救世主的姿态，指导革命者杀开一条血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也是无数共产主义者的终身奋斗之路。马克思的祖国并未接受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德国人向往的是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水火不容。马氏社会主义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公有制，希氏民族社会主义是打倒大资产阶级，扶持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贫困），同时要消灭共产主义，实行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氏社会主义理论不同，路线也不同。马克思是理论家，希特勒是实践家，他执政前德国有600万失业大军，穷人普遍认为改善悲惨处境的最后希望在于希特勒。在他领导下的德国经济飞速发展，带领德国从悲观衰落中崛起，消灭了失业现象，修建了高速公路，国家号召所有的德国人都买一辆“大众”牌骄车，那种专为工人家庭设计的“甲壳虫”汽车竟风靡了半个多世纪。1936年的奥运会上，德国运动员获得89块奖牌，超过美国和意大利，希特勒十分兴奋，认为这充分证明了德国人种的优越。在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面前，人人感觉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里，人们在提到希特勒这个伟大名字的时候，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他是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因为当时美国处于大萧条之中，有的国家饿死人，德国却人人有工作，失业率是零，人民生活水平世界第一。希特勒经常发表热爱和平的学说，致力于人类和平事业，世界上再找不到比他更有威信的国家元首了，此刻谁又会预测到这是一场人类历史悲剧的开始呢？从现象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潜在犹太情结，他不怎么热爱德国，认为“工人没有祖国”，希望在国际共产主义中为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争得世界上的地位。希特勒自卑于疆域十倍于德国的几个大国，希望以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扩张国家疆域，确立大国地位，所以极端仇恨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看，马克思狂热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并无太大区别，马氏社会主义的成功版本是苏联共产党，与希氏社会主义模式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缩写Nazi的音译），皆为极端专制独裁的政党，共产意识形态与纳粹意识形态都为极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都曾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其理论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注释。那时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经济上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呈蒸蒸日上之景象，已安然渡过缺衣少食的列宁时代。但是暴戾独裁不是一天形成的，希特勒早就露出其真面目，他在1928年的一次演说中谈到：
首先，我国人民必须从既无希望又无秩序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接受一种有意识、有步骤的狂热民族主义的教育……其次，应该使我国人民摆脱荒谬的议会主义，教导他们与民主的狂热性斗争并认识到权威与领导的必要性。第三，应该使人民摆脱对外援的可怜的信心，即所谓相信民族和解、世界和平、国际联盟与国际团结，我们将摧毁这些思想。世界上只有一种法律，即自身力量的法律…… [25]
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是死对头，但他的绝对权威思想与希特勒如出一辙，就是要摧毁现有格局，建立斯拉夫民族统治世界的秩序，共产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在独裁残忍这一点上，只有冲突，实无区别。毛泽东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他的绝对权威曾经是中国人希望之所在，自民国始便混战了几十年，人们希望毛泽东这个强势领袖建立一个和平幸福强大的新中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平定了天下，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又与美国佬打了一仗，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国家显露出一丝生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尽管还无法享受德式“甲壳虫”和苏式“土豆烧牛肉”，但无人怀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曙光即在前头。毛主席描绘出人民公社的美丽蓝图，至少在精神层面满足了民众的饥渴。热泪盈眶的“毛主席万岁”响彻中华大地，将毛推上了共产神坛和帝王宝座，领袖地位的神格化与民族主义的狂热化，使毛可以任意决定大政方针，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狂热民众来实践他的帝王意志，可以象希特勒和斯大林一般呼风唤雨。在这些世界级的独裁者眼里，世界上只应该有一个神，这个神在人世间，伟大英明的领袖自然处于人间神祇的至尊地位。若从宗教的性质来讲，其实人类只有一个造物主，人们心中的上帝也只有一位，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不会由各种宗教的造物主造了一遍又一遍。惟有脱离地球，到了法轮大法的外太空世界，才归另一位神管。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只有一个，不可能拥有几个大脑和几套思维系统，不可能同时信仰几种宗教，同时被几种排他性的造物主主宰心灵世界。但是，宗教是信仰问题，信仰自由使一种宗教不可能主宰人类多样化的精神世界，选择哪一类信仰是个人权利。同样作为政治思想也不应该强行占据统治地位，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取消了人们选择的权力，以暂时的胜利宣告为终极真理，充当精神和现世生活的救世主，走上血腥专制之路就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人民公社的最初设计也是为了土地公有化，个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防止土地兼并，防止产生新的地主富农，加快大农业进程。却没有预见到这种表面的均贫富制度是违反人类利己的天性，人人一心为公的理想固然美妙，但这只能作为道德要求，用到经济活动中便四处碰壁。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天下社稷为公有，公器公有，不是说天下的财产也全部公有，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正犯了这个大忌。人们的经济活动除了谋生，更有趋利性，受利益驱动，当个人劳动不能从集体活动中合理地体现其价值时，便失去了劳动的热情，劳动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偷懒，而不是主动维护什么集体利益，何况农民又处在受奴役的地位，必然会生出抵御情绪。亚当·斯密说：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奴隶所做的工作虽然在表面上只需要维持费，归根到底却是最昂贵的。一个不能拥有财产的人，除了吃得尽可能多，劳动得尽可能少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利益。他所做的工作，除了足以购买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以外，只使用暴力才能多压榨出一些，没有他自己的任何利益去促使他多做。[26]
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共产主义制度，却揭示了奴役状态下被剥夺了财产的劳动者，其劳动的社会成本是极其昂贵的，欧美的奴隶制相继灭亡，欧美才得以走向工业化和民富国强。中国的人民公社在付出极其惨烈的生命和社会代价后，由中共自已解散了，终结了集体化耕作的历史。无论当初将人民公社吹嘘得如何完美无缺都无济于事，一切教育或暴力的手段也都证明无效，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过是向人类历史提供了奴役制度失败的生动教材。当个人不能从为别人的劳动中获得等值的收益时，就不会有积极性，作为模板的苏联也一样。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写了俄国十月革命前某个农村的情况：列文是个善良开明的地主，亲自与雇工一起劳动，收成的一半归农民，一半归自己，勇于农业改革试验，使用农业机械，人们都喜欢他，但还是为农民缺乏干劲和责任心而苦恼，他不可能一直跟在每位农民后面监督劳动。那时俄国已经废除了农奴制，但土地大部分在贵族地主手里，分给农民的分期付款土地不够维持基本生活，还是要租种地主的土地或在地主的庄园做工。农村的贫困和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使一些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土地属于上帝，土地私有制度是不合理的。托尔斯泰在写另一部小说《复活》时就表现出一种公社思想，主人公湼赫柳多夫将他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归村社公有，禁止买卖，农民按比例缴纳收入的一部分给村社，用作公众事业。把农业生产变为农民自己的事业，把农民从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对土地制度来说，这是无疑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革，但农民却为认公共积累不过是种变相的租金形式，关键在于缴纳的比例是否有吸引力。列宁及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用暴力消灭了地主富农，全部土地公有，建立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规模推广农业机械化，实行集约化经营，但还是解决不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粮食播种面积还不如十月革命前，每年要进口几千万吨粮食和上百万吨肉类。如果我们把地主列文和湼赫柳多夫置换为虚拟的土地主人——村民集体所有，名义上每个成员都是主人，可这仅具抽象意义，不等于某一块地属于耕种者所有，可以直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农民从服务于特定的地主改而为抽象的主人劳作，形式上当家作主了，在财产关系上并无实质改变，农民仍然无权处置土地的收入，还是为了别人的幸福操劳，是为新的土地管理者劳动。一个社会只有全部成员都圣人化了，才可能实现人人甘于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所以，集体化不可能激发持续的劳动热情，无论怎样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都是表面上的红火热闹，终归逃不脱“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窠臼。工人和公司职员可以为资本家辛勤工作，较快获得相应的报酬和晋升机会，而农业生产不同，其工作的分散性、场地的广阔性、质量标准的模糊性、紧迫的季节性、收益的延后性等等，均不可能实施高效的质量监管控制。农民多干少干与个人收益和前途正相关性不大，不论奴隶主的大棒，还是人民公社的胡罗卜（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地位），都起不到促进生产力的作用，最终同样归于强制劳动，同归于奴隶制度。懒惰和私欲是人的天性，除非农民耕耘自己的土地，才会想到精耕细作，起早贪黑。共产主义逆人性而动，尽管画饼诱人，终究不能当饭吃。共产主义违反人性，但共产党却是个极端私欲化的组织，为了满足个人和集团私欲，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坚持一党专政，其目的就是在绝对权力下榨取超常利益。他们共产是为了执政者自己，他们自利型集团，自己发财致富，决不会为了全民的幸福。
西藏过去差地制度之所以比人民公社的集体耕种制度强些，就在于差地虽不是自己的，却是为自己耕种，庄园主无须监管，划定税额就足够了。农民懒惰并不能减少税赋，只有勤奋劳作才有更好的收获和生活，这与人民公社解体后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道理。毛泽东的强制集体化让西藏农民陷入灭顶之灾，也使共产政权暴露了共产革命的结局，它的一切宣传最终以谎言收场。人们开始明白，越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越是野心勃勃，领导共产革命不过是登上帝王宝座的途径而已，因为只有通共产过革命，他们才有实现个人权力欲的机会，对于共产主义的美妙的宣传，他们自己是从来不信的，因为他们就是谎言的制造者。马克思没有机会实践共产革命，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这些共产领袖，无不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干尽坏事。所以说，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事，不是民众的选择，共产主义是外来赤祸，必须清除掉。
四、猪的革命
列宁喜欢用猪狗来鄙视和诅咒他的敌人，猛烈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及“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共产主义领袖们都有这种仇恨心态，李大钊写道：“日本人说他们的政治，是动物园式的政治，把人民用铁栅栏牢牢的关住，给他们一片肉吃，说是什么‘温情主义’。我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27] 用李大钊描述中华民国的话来解释今日中共政权的性质，再贴切不过了。共产领袖们之所以发出恶毒的诅咒，是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统治者，待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他们无不以屠杀为乐事，他们的真实愿望是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毛泽东更赞同独裁：“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28] 猪代表贪婪愚蠢，狗表示奴仆帮凶，其实，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辈的共产运动就是一场猪领导的革命，构建起猪狗专制的“动物庄园”，人权被剥夺干净，仅剩下些动物性的生存权——待宰期间的吃喝权。轰轰烈烈的共产革命不过是猪争取统治权，狗上升为贵族，少数革命领袖及干部集团享受着革命后的幸福成果，被统治者则在专政机器下艰难获取食物。倒是这些猪们还算不上太蠢，倒是些有智慧和诗意的领导阶级，颇有学者风度，列宁是聪明的演说家，李大钊是北大教授，毛泽东是浪漫诗人，领导了一场接一场死亡千百万人的革命。在毛老人家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句里，充满对亲手建立的毛氏王朝之热烈讴歌：“观鱼胜过富春江”，“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六亿神州尽舜尧”，“芙蓉国里尽朝晖”，“到处莺歌燕舞”……一个藏在深宫里的 君王，以自作多情的诗词及颠覆共和的四卷毛选，书写着他的历史地位，试图为其动物庄园奠定千秋万代之基业。我们不能说寻找人间天堂不对，追求幸福有错，人类探索真理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寻找通向天堂的道路。问题是路走错了，毛泽东的动物庄园同样为中国人选择了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浪费了几亿中国人的热情，无端消耗了几千万乃至上亿人的生命。而这些动物大师们，不过是为了君临天下，是野心家和投机家而已。他们只是自以为很聪明，很伟大，但从愚蠢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其蠢无比。他们想留下供后人赞誉的功业，却招来千古骂名，他们实在聪明得过头了。那些吃尽他们的谎言和暴行苦头的人们，却正在聪明起来，识破共产主义的罪恶。
英国人乔治·奥威尔写过一篇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是讲曼纳庄园里的动物们，在一头名叫老麦哲的猪领导下造反革命的故事。革命当然不是件容易事，老麦哲是怎样动员群众呢？它先从动物们的处境开始：
那么，同志们，我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我们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凄惨而艰辛。一生下来，我们得到的食物不过仅仅使我们苟延残喘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还能动一下，我们便会被驱赶着去干活，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旦我们的油水被榨干，我们就会在难以置信的残忍下被宰杀。在英格兰的动物中，没有一个动物在一岁之后懂得什么是幸福或空闲的涵意。没有一个是自由的。显而易见，动物的一生是痛苦的、备受奴役的一生。
但是，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那些生长在这里的动物之所以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难道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贫瘠了吗？不！同志们！一千个不！英格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食物，可以养活为数比现在多得多的动物。拿我们这一个庄园来说，就足以养活十二匹马、二十头牛和数百只羊，而且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们会过得多么舒适，活得多么体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悲惨境况没有得到改变呢？这是因为，几乎我们的全部劳动所得都被人类窃取走了。同志们，有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我们的所有问题，我可以把它总结为一个字——人，人就是我们唯一真正的仇敌。把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掉，饥饿与过度劳累的根子就会永远拔掉。
人是一种最可怜的家伙，什么都产不了，只会挥霍。那些家伙产不了奶，也下不了蛋，瘦弱得拉不动犁，跑起来也是慢吞吞的，连个兔子都逮不住。可那家伙却是所有动物的主宰，他驱使他们去干活，给他们报偿却只是一点少得不能再少的草料，仅够他们糊口而已。而他们劳动所得的其余的一切则都被他据为己有。是我们流血流汗在耕耘这块土地，是我们的粪便使它肥沃，可我们自己除了这一副空皮囊之外，又得到了什么呢！你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牛，去年一年里，你们已产过多少加仑的奶呢！那些本来可以喂养出许多强壮的牛犊的奶又到哪儿去了呢？每一滴都流进了我们仇敌的喉咙里。还有你们这些鸡、这一年里你们已下了多少只蛋呢？可又有多少孵成了小鸡？那些没有孵化的鸡蛋都被拿到市场上为琼斯和他的伙计们换成了钞票！你呢，克拉弗，你的四匹小马驹到哪儿去了？他们本来是你晚年的安慰和寄托！而他们却都在一岁时给卖掉了，你永远也无法再见到他们了。补偿给你这四次坐月子和在地里劳作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饲料和一间马厩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我们也不能被允许享尽天年。拿我自己来说，我无可抱怨，因为我算是幸运的。我十二岁了，已有四百多个孩子，这对一个猪来说就是应有的生活了。但是，到头来没有一个动物能逃过那残忍的一刀。你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小肉猪们，不出一年，你们都将在刀架上嚎叫着断送性命。这恐怖就是我们——牛、猪、鸡、羊等等每一位都难逃的结局。就是马和狗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你，鲍克瑟，有朝一日你那强健的肌肉失去了力气，琼斯就会把你卖给屠马商，屠马商会割断你的喉咙，把你煮了给猎狗吃。而狗呢，等他们老了，牙也掉光了，琼斯就会就近找个池塘，弄块砖头拴再他们的脖子上，把他们沉到水底。
那么，同志们，我们这种生活的祸根来自暴虐的人类，这一点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只要驱除了人，我们的劳动所得就会全归我们自己，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我们就会变得富裕而自由。那么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奋斗！为了消除人类，全力以赴，不分昼夜地奋斗！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造反！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造反会在何时发生，或许近在一周之内，或许远在百年之后。但我确信，就象看到我蹄子底下的稻草一样确凿无疑，总有一天，正义要申张。同志们，在你们整个短暂的余生中，不要偏离这个目标！尤其是，把我说的福音传给你们的后代，这样，未来的一代一代动物就会继续这一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记住，同志们，你们的誓愿决不可动摇，你们决不要让任何甜言蜜语把你们引入歧途。当他们告诉你们什么人与动物有着共同利益，什么一方的兴衰就是另一方的兴衰，千万不要听信那种话，那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心里想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的利益，此外别无他有。让我们在斗争中协调一致，情同手足。所以的人都是仇敌，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
……我还有一点要补充。我只是重申一下，永远记住你们的责任是与人类及其习惯势不两立。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仇敌，所有靠四肢行走的，或者有翅膀的，都是亲友。还有记住：在同人类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要模仿他们。即使征服了他们，也决不沿用他们的恶习。是动物就决不住在房屋里，决不睡在床上，决不穿衣、喝酒、抽烟，决不接触钞票，从事交易。凡是人的习惯都是邪恶的。而且，千万要注意，任何动物都不能欺压自己的同类。不论是瘦弱的还是强壮的；不论是聪明的还是迟钝的，我们都是兄弟。任何动物都不得伤害其他动物。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
老麦哲的演说才能，若按革命导师的标准，堪比列宁同志，没有一只动物能对这篇充满麦哲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激情的演讲提出异议，因为没有一只动物不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举改变无产阶级的受奴役地位，这是它们神圣的权利。大会从诉苦开始，开成了革命造反的动员大会，动物们在一片悲壮亢奋的“国际歌”——“英格兰兽”的歌声中紧紧团结起来——
英格兰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的兽，
倾听我喜悦的佳音，
倾听那金色的未来。
那一天迟早要到来，
暴虐的人类终将消灭，
富饶的英格兰大地，
将只留下我们的足迹。
我们的鼻中不再扣环，
我们的背上不再配鞍，
蹶子、马刺会永远锈蚀，
不再有残酷的鞭子噼啪抽闪。
那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
小麦、大麦、干草、燕麦，
苜宿、大豆还有甜菜，
那一天将全归我侪。
那一天我们将自由解放，
阳光普照英格兰大地，
水会更纯净，
风也更柔逸。
哪怕我们活不到那一天，
但为了那一天我们岂能等闲，
牛、马、鹅、鸡，
为自由务须流血汗。
英格兰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的兽，
倾听我喜悦的佳音，
倾听那金色的未来。
老麦哲去世了，但它指引的光辉道路，它的伟大理论，为不愿作奴隶的动物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精神遗产。为了继承伟大导师的遗志，革命在两头雄猪斯诺鲍和拿破仑的领导下成功了，庄园主人琼斯狼狈逃走，动物们烧掉了人类的东西，将“曼纳庄园”改为“动物庄园”。它们设计了一面国旗，旗是绿色的，象征绿色的英格兰大地，蹄子和犄角象征着未来的动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在人类最终被铲除时诞生。并颁布了“七诫”：1.凡靠两条腿行走者皆为仇敌；2.凡靠四肢行走者，或者长翅膀者，皆为亲友；3.任何动物不得着衣；4.任何动物不得卧床；5.任何动物不得饮酒；6.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7.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它们建立了议会，一起商讨政治，表决议案，还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所有动物参加地头劳动，参加扫盲学习，幸福和有秩序地生活着，它们共同向往一个叫做“蜜糖山”的神秘国度，那是死后的天堂。那里天天都是星期天，一年四季都有苜蓿，方糖，亚麻子饼就长在树篱上。由于猪的理论水平高，又领导了革命，天然地成为动物庄园的领袖，对那些文化程序太低的群众更是握有革命理论的解释权。这还是一种特权，动物们很快发现猪饲料里掺进了牛奶，苹果首先归猪享用，猪们开始享受普通动物没有的待遇，但这并不是搞特殊，为了首长的身体健康，反击人类的复辟，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果然不负重望，在猪的领导下，动物们成功地打退了旧庄园主的反扑，猪的权力更加巩固。有权力就有斗争，两位猪领袖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斯诺鲍失败了，被拿破仑同志豢养的恶狗赶走了，拿破仑同志立即宣布解散议会，实行军事管制，增加工作时间，缺勤者减一半口粮。动物们在猪的监督下，又象奴隶一样地干活，然而还是乐在其中，流血流汗甚至牺牲亦心甘情愿，因为它们深切地意识到：所做每件事都是为自己的未来和同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那帮游手好闲、偷摸成性的人类。对外贸易也开始恢复，为了增加出口换汇，必须减少动物们的消费，拿出一部分产品卖给另外由人类管理的庄园。与两条腿的仇敌打交道，这显然有违七诫，但这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七诫的解释权在它手中，为了建成伟大的风车工程，动物们只能在“动物庄园万岁”的口号声中，表示赞同。猪开始象人一样上床睡觉了，这也是革命需要，谁反对猪睡旧庄园主的床，谁就是反革命。动物感到失望，劳动热情消退，食物开始短缺了。拿破仑同志清醒地意识倒饲料短缺的真相被外界知道后的严重后果，一边散布食物充足的消息，一边又将储藏棚里的大箱子满沙子，再把剩下的饲料粮盖在上面。让干部向外界报告说，动物庄园根本不缺饲料云云。在打肿脸充胖子的同时，又实行高征购政策，很快造成不少动物的死亡。拿破仑将这一切都解释为斯诺鲍反动派的破坏，是勾结琼斯的反革命罪行。有疑问说：“斯诺鲍在牛棚大战中作战勇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战斗一结束，我们不是就立刻授予他‘一级动物英雄’勋章了吗？”拿破仑说：“那是我们的失误，同志们，因为我们现在才知道，他实际上是想诱使我们走向灭亡。在我们已经发现的秘密文件中，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这当然是敌我矛盾，不存在三七开的问题，同情斯诺鲍的叛徒及讲真话的动物遭到了清洗，一场大屠杀过后，新的革命秩序终于建立起来。作为国歌的“英格兰兽”也废止了，因为美好的社会已经建立，起义歌曲不再有指导意义。于是再也听不到“英格兰兽”这首歌了，从此每次升旗仪式唱的另外一首歌，歌是这样开头的：
动物庄园，动物庄园，
我永远不会损害您！……
生产指标增加几了好几倍，可吃的东西日渐减少。拿破仑也与别的猪分开居住，在两头狗的侍侯下独自用陶瓷餐具用餐，那些餐具原来陈列在客厅的玻璃橱柜里作为人类罪行和革命的纪念。另外，每年逢拿破仑生日也要鸣枪，就向其他两个纪念日一样。动物们不能再简单直呼“拿破仑”了，提到这个伟大的名字要用正式的尊称：“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那些猪还喜欢给它冠以一系列的头衔，如“动物之父”，“人类克星”，“羊的保护神”，“鸭子的至亲”等等。干部们在每次演讲时总要泪流满面地大谈一番拿破仑的智慧和他的好心肠，说他对普天之下的动物，尤其是对那些还不幸地生活在其它庄园里的受歧视和受奴役的动物，满怀着深挚的爱等等。在庄园里，每遇到一件幸运之事，每取得一项成就，荣誉归于拿破仑已成了家常便饭。一只鸡自豪地讲：“在我们领袖拿破仑指引下，我在六天之内下了五只蛋”，正在饮水的牛说：“多亏拿破仑同志的领导，这水喝起来真甜！”庄园里的动物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充分体现在一首名为“拿破仑同志”的诗中：
孤儿之至亲！
辛福之源泉！
赐给食料的的恩主！
您双目坚毅沉静，
如日当空，
仰着看您，
啊！我满怀激情，
拿破仑同志！
是您赐予，
您那众生灵所期求之一切，
每日两餐饱食，
还有那洁净的草垫，
每个动物不论大小，
都在窝棚中平静歇睡，
因为有您在照看，
拿破仑同志！
我要是有头幼崽，
在他长大以前，
哪怕他小得像奶瓶、像小桶，
他也应学会
用忠诚和老实待您，
放心吧，
他的第一声尖叫肯定是
“拿破仑同志！”
这首诗与拿破仑的画像，一同挂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在伟大领袖的感召下，阴谋参与推翻革命领袖的动物主动坦白交待，为了领袖的安全，它的食物有专职的猪试尝，以防止敌人下毒。同时，伟大的风车工程也完工了。然而食物更少了，为了省油，棚舍时不准点灯。猪的伙食标准还在提高，还可以喝到啤酒。但动物群众的感觉仍然良好，不管日子多么难熬，只要一想到现在活得比从前体面就满足了。到处歌声不断，演讲多，活动多，每周举行一次“自发游行”活动，庆祝动物庄园的奋斗成果和兴旺景象。到处是“拿破仑同志万岁！”的标语和演讲，报告饲料增产的最新数据。动物们充分感到当家作主的幸福感，至少在这激动人心时间里忘却他们的肚子还是空荡荡的。作为共和国领导阶层的猪和干部队伍的狗早就不参加劳动了，它们不生产一粒粮食，但食欲总是十分旺盛。至于其它动物，生活还是一如既往，普遍在挨饿，睡的是草垫，喝的是池塘里的水，干的是田间里的活，冬天被寒冷所困，夏天又换成了苍蝇。一些年长者绞尽脑汁，尽力从淡漠般的印象中回忆起义后的早期，刚赶走琼斯那会，与现在的情况作比较。终于认识到饥饿、艰难、失望的现实，是生活不可改变的规律。但大多数动物还未曾失去自己的荣誉感和优越感，特别是在升旗的时候，谁也不把谁称做“老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终于有一天，轻易不露面的拿破仑亲自走出来了，他大模大样地直立着，象人一样，他蹄子中捏着一根鞭子，狗活蹦乱跳地簇拥在他的周围。同志的称呼作废了，上下级关系更加明确，“动物庄园”又恢复了“曼那庄园”的名字，旗子上画着的白色蹄掌和犄角图案也消失了。而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一个和谐社会终于建立起来了。
《动物庄园》向人们演绎了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性流程，同时揭示了一个悲惨的真理：由人统治动物，还有一丝怜悯在，动物统治动物就一定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因为动物可以成为人的财产，主人不会无端让动物饿死，动物社会在争取食物过程中建立的统治权，一定以另一些动物的生命为代价，食物链关系决定生存法则。这即是共产王朝比不上封建王朝的道理，封建王朝有开明 君主，有实行王道的可能，有宗教或道德的约束，更因为它以私有制为基础，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共产王朝实行公有制，一切财富归于统治集团，当食物危机发生时，让一部人死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无疑省下了几千万人的口粮，更有利于渡过粮食危机。在需要经济改革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一部分人当然是领导阶层，因为他们握有不容置喙的权力，权力就是资源，总不能让领导受穷而让被领导的发财吧，那样的话，只能是另一场革命的轮回了。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观，不受普世文明约束，是颠倒是非善恶的系统性观念，它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失去良知，变成可供驱使的动物。
说到底，共产主义就是一场猪的革命，一场既贪婪又愚蠢的革命。他们没有好的东西提供给社会，他们自以为很先进，每每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却其蠢如猪。他们自豪于共产主义能集中力量干大事，却常是集中人力物力干蠢事，干坏事，如同苏联和中共的集体化和大跃进，全是自以为是的蠢事。这在治藏上尤其明显，消耗了无数的人命银两，却无力消除藏人的怨恨，只好再延续屠杀政策，他们以为这样便会长治久安，共产党力量强大，人又总是怕死的，却无疑将民族问题推入绝境。他们的兽性是贪婪之故，把被统治者视作动物，将人类社会化为动物世界，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令他们失去人性，失去智慧，甘愿在反人类反时代的死路上走到黑。他们当然知道最终会灭亡，所以才会拉狗为帮凶，扑向文明，反证出他们反人类反文明的蠢笨本质。
五、恶果尚存
内地已经人民公社化，西藏的土地分配给农奴的私有化时间仅有短暂的几年。《阴谋……》作者也认为，仅凭个别领主的仁慈不能否定农奴制度的非人道，这话没错，但仅凭诱人的政治口号来判定制度的正义与否，更不可靠。领主中有善人，因为佛教讲大爱，但封建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落后的制度肯定是不人道的。共产党哲学讲党性原则，人民公社里的好干部也决不敢把土地分给社员，因为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就是非人道的，是由血腥暴力推行的，是在民主伪装下的共产奴役制度，是比封建传统更糟糕无比的东西。小岗村农民瞒着公社干部私下分田单干，是甘冒坐牢杀头危险，反正横竖是个死，因为此举是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反革命罪行。土改和人民公社曾一时热闹红火，但谈不上解放生产力，给“农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公社干活还不如为领主庄园劳动，社员也不如差巴，至少差巴能掌握农产品的支配权，你不能光从红旗招展来证明社员有劳动积极性。胡耀邦视察西藏时，感到西藏还不如1950年以前，证明生产力不但没有解放，甚至还倒退了。人民公社不买卖社员是事实，是因为无需买卖，到处有农民，也就到处有奴隶，天下都是共产党的，属于一个大农奴主。工分是用来维持社员的生命，不是按劳分配的工资，这已经与马克思的理论背道而驰了。而劳改监狱与企业间买卖劳改犯、收容遣送站与矿主买卖收容人员、民政部门出卖残障人给私人老板，都是中共政权在改革开放后还在干的勾当，依旧承当着奴隶主的角色。公社不放高利贷，是因为金融信贷全由政府掌握，没有私人经济，银行无需靠放贷生存。说公社干部不能随意强奸社员，比领主强，这话太过武断，干部强奸女社员甚至女知青的并不在少数，尤其在军垦系统，强奸女知青之广泛性甚至惊动了中南海，连从不把保护人权视为职责的中共高层都看不下去了。这两者都是制度性的问题，非要说人民公社比领主庄园好一点，是为更不人道的制度辩解，是无视历史与现实甘做党的喉舌。制度缺陷是不能用极左或右倾来解释的，共产制度往左向右都是害人的东西，翻身农奴一度感激毛主席共产党，现在上当受骗后的藏人中除却那时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再有翻身后的喜悦心情，许多帮共产党作恶的翻身农奴又纷纷走进寺庙，作心灵的忏悔。人民公社早已解散，中共对饿死几千万的浩劫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不公开资料，而西藏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追求现代文明，实行民主宪政，两种制度优劣之比较便十分清楚了。
这场劫难还使藏民对中共的仇恨转移到汉民族身上，深深刻印在藏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必将对汉藏关系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也为未来汉藏关系的不确定性埋下隐患。对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国分裂的潜在危机，都有难以预料的麻烦。民族问题是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一旦形成尖锐冲突，还会影响地区安全。阿以冲突，印巴冲突、车臣独立、北爱尔兰问题等等，无一不成为国际上最头疼的问题。其麻烦还在于冲突一旦掺杂宗教因素，又会造成连锁反应，演化为国际性的民族及宗教冲突。伊斯兰世界由许多民族组成，巴以冲突就演变为犹太教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决不能简单地把民族宗教矛盾作为国内问题来看待，以为加强镇压就够了，以色列军力强过巴勒斯坦百倍，赢得过五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尚不能制服巴勒斯坦人，更不要说整个伊斯兰世界，不得不从加沙地区撤军。多民族国家要想长治久安，非要有长远的政治智慧，小心翼翼处理民族关系，以免给后人带来无尽的烦恼。
注释：
[1] 1959年5月，“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 引自中共官方西藏问题资料集。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P286。
[4] “班禅喇嘛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在人大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引自西藏之页网站（www.xizang-zhiye.org）。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P163。
[6] （法）董尼德著：《西藏生与死》，第一部第一章。
[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P68。
[8] 节录自十世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原文见西藏之页网站。
[9] 查理士比尔著：《西藏人民的生活》，民国十八年上海民智书局，P237-238。
[10] 次仁旺久著：《汉人罗桑扎西》，第二章。
[11] 摘自《西藏通讯》，1997年第十二期，西藏之页网站。
[12] 丹增华白尔（扎益活佛）著：《我故乡的悲剧史》，第二部分第五章。
[13] 文博著：《中共往事钩沉之千秋功过》，第九章。
[14]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128-130。
[15] 西藏之页网站：《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16] 跋热·达瓦才仁著：《血祭血域》，第十六章。
[17] 《西藏生与死》，第一部第三章。
[18] 丁抒著：《人祸》，第九章。
[19] 《西藏通讯》第2期，西藏之页网站。
[20] 西藏之页网站：《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21] 班旦加措著：《雪山下的火焰》，第五章。
[22] 亚·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中译本，上册，P529。
[23] 徐明旭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第二部第八章。
[24] “达赖喇嘛客座《商业周刊》总编辑”，《西藏通讯》2007年第62期。
[25] （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欧洲史》，P544。
[26]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P244。
[27] 《李大钊选集》，“宰猪场式的政治”。
[28] 1958年3月10，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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