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成功的外蒙古独立
一、列宁主义
中共将建政之前的中国民族状况分为三种社会类型：第一，基本上是原始状态的，如佤、傈傈、景颇、怒、独龙、鄂伦春族等，以氏族公社或原始部落形态聚居；第二，属于古代民族的，有处于奴隶制下的彝族，有处于封建社会各种经济形态下的蒙、藏、傣、苗、满族等；第三，是既带有深厚封建主义色彩，又有资产阶级因素的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上比较先进的民族，占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地位。理论上中共提倡各民族权利平等，实际上在民族政策上执双重标准，就是汉民族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否则就是民族分离主义。对于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两种标准，分为革命的民族运动和反动的民族运动，独立于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国家统治的民族运动是革命的，独立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就是反动的。即使是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双重标准，中共在建政之前是鼓励少数民族独立，从未指责过西藏独立，对于独立于中华民国的新疆独立运动更是称之为“三区革命”。
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主张民族平等，列宁说：“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1] 列宁反对民族主义是基于共产主义立场，共产主义是国际运动，旨在全球范围内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共产主义制度，因此以反对民族主义来推销国际主义，就成为列宁主义的中心思想，也必然成为中共投入国际共运的一项基本政策。这当然是基于由俄国人领导国际共运的立场，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模式下，斯大林巩固了苏维埃联盟，强化了苏俄的国际共运中心地位，斯大林便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逐步取代了国际共运，虽然在全球打倒资产阶级的目标未变，却是以巩固苏联的统治地位为先决条件，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便自然演进为保卫苏联为首要任务了。表面上看，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抛弃了列宁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但这却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性发展。马克思是纯理论家，他没有机会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列宁的革命成功了，但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各国共产党亦不成气候，只能通过各民族平等的口号来聚拢人气，减少压力。列宁宣布放弃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领土，就出于这个目的。列宁建立第三国际，也是要让俄罗斯民族成为国际共运的领导核心，保护俄罗斯民族的安全。斯大林时代又不同，经济发展了，苏维埃政权巩固了，内部肃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全世界共产主义领导核心的地位牢不可破，但东西方两面的军事威胁在增长，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俄罗斯，就是保卫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各国共产党极需苏联的资金援助，就必须以牺牲本民族利益为条件，才能发展自己，同时承担保卫苏联的责任。当初中共在中东路事件苏军入侵东北之际，公开喊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即是接受了莫斯科的指令。斯大林在30年代的大肃反，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肃清苏共领导层中的非俄罗斯族裔成分，少数民族党员受到清洗，不允许外国人加入苏共。当时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师哲回忆说：“列宁是俄罗斯族人，能理直气壮、毫无顾忌地大张旗鼓地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而斯大林自己是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不能象列宁那样强调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尤其是他要得到俄罗斯人的支持、拥护，所以他不得不表现得比俄罗斯人更加俄罗斯化。”[2] 所以，斯大林在对外谈话中，常以“我们俄罗斯人”自居，而不称自己为苏联人。师哲有苏共和中共双重党员身份，因为是中国人而被解除职务，送返回国。共产政权是中央集权体制，不是地方自治的联邦共和制，它不能生存在共和体制中，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并没有自决权，无论何地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听从苏共中央的指挥，尊崇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连国外的共产党领袖也一样，最终是听命于斯大林一个人。所以，苏共一完蛋，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各加盟共和国就纷纷独立了，苏联东欧阵营也随即土崩瓦解，纷纷作鸟兽散。共产国家的权力只能集中到占主导地位的大民族手中，格鲁吉亚是小民族，小民族领导大民族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要首先保证俄罗斯民族的权力不被分散，才能保证苏联共产政权的稳固和他自己的权力。列宁与斯大林的目标完全相同，只是阶段性的宣传策略有所区别而已。中共也是如此，在没有全国政权时，它号召各民族平等，鼓吹民族自决和独立，待它掌控了国家政权，就立即从民族平等转向大汉族主义，剥夺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连自治也不允许，从列宁主义转向斯大林主义，只在表面上还宣传高调民族平等而已。如果它真正坚持列宁的民族平等原则，是不可能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集权体制的。
在反对民族主义的同时又鼓吹民族自治，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宣扬无产阶级民主，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因此把民族自治作为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国家的普遍原则，认为民族自决权和区域自治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列宁强调说，拒绝实行民族自决权，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支持民族自治，提倡民族自决，并下定义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3] 但同时又极力反对联邦分权形式：“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决不能忘记，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4] 既要民族自决，要求地方自治，又要大一统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论调，是在玩纸上游戏。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如果民族自决结果与党的愿望相违，与社会主义道路有别，党的最高当局一定会以集中形式否决民主结果，民族自治就成为一句空话。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少数民族，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谈民族自治或自决，注定是空话，是诱饵。所以列宁相信，“无产阶级的自决权”，定能战胜“民族的自决权”，以阶级划分取代民族区别，将民族问题简化为阶级斗争，进而在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下否定民族自决，这就是列宁之所以许诺民族自决权的道理。
俄罗斯依据列宁主义民族学说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很快就出现了民族问题，列宁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承认“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列宁的结论是“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5] 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再谈什么民族分离权了，那些要求民族权利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犯了政治罪行。共产主义是国际化的，需要集中度最高的政治体制来保障和领导共产主义国际运动，必须建立有效的统一指挥中心，将决策者的意见化为统一行动。如果遵照民族自决的结果，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存在了，各共产党也必然失去民族区域的执政地位。所以说，共产党国家内的民族实现自决和分离权决无可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在苏联共产党崩盘之际才得以通过民族自决实现自治与独立的，南斯拉夫亦如此，因为分离就是民族自决权的行使。列宁的“民族自决”口号不过是策动他国进行共产革命，分离出来，纳入苏俄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以拱卫俄罗斯这个新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大苏维埃联邦。中共早年热衷于分裂中华民国，建立脱离中华民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投入苏联怀抱，就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列宁特别强调说：“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充分的民主，因而，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将分离的好处解释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6] 但其目的是分离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7] 但民族分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8] 这就是新型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打着解放被压迫民族旗帜、挂着共产主义招牌、只要俄罗斯的“大斯拉夫”或“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要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理论”。因其主张民主集中制原则，掌握国际共产运动的领导权，将世界各国的民族革命和国民革命化为共产革命，来抵制西方的自由体制，实现苏俄的全球扩张战略，其帝国主义本性便无法掩饰，列宁主义的最大欺骗性和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中共政权也一样，明为民族区域自治，实际上还是控制在党中央手中，其理由是决不能让帝国主义和民族分离势力的阴谋得逞。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形式的民族自决或真正自治的要求都视为帝国主义亡华或民族分离势力的阴谋。中共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因按照列宁主义共产党组织序列，由莫斯科克隆生产的政党，一问世便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宗旨，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国际的一部分，在苏共的指挥下活动。所以，消灭国家民族观念是共产党的最大任务：“工人没有祖国”、“无产阶级没有国界”、“一切国家都不是人民的”一类的论调。列宁主义认为，古代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压迫奴役农民的国家，近代的国家是榨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政权。列宁建立苏维埃后，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工人有苏联”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道义资源，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理所当然是大苏维埃联邦的一部分。依照共产国际的诫律，那时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允许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共产国际有权取缔解散各个国家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断绝其资金来源，逮捕、审判甚至处决不听话的共党领袖。
根据唯物史观，国家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之不可调和的产物，它生于阶级冲突之中，通常由最有权力的经济支配阶级占据统治地位。这个阶级建立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支配阶级，从而获得抑制或榨取被压迫阶级的权力。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之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进而消灭一切阶级，社会不复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存在。阶级对立消灭了，作为阶级镇压的国家自然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于是阶级消灭，国家衰亡。恩格斯说：“在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的基础之上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送到适当的地方去，即送到古物博物院去和纺锤及铜斧为邻。”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说过：“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共产主义者认为在无产阶级解放之后，强制支配个人的国家将归于消灭，全球建立一体化的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和终极目标。应共产主义运动全球化目标而催生出共产国际，民族主义或国家观念必然是推进共产革命的障碍，工人懂得了“工人没有祖国”，农民知道了“一切国家都不是人民的”，才会跟随共产党去颠覆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认祖归宗”于苏维埃帝国麾下。
马克思列宁为人类社会与无产阶级设计的这套“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虽极具煽惑力，却依然是画饼充饥的乌托邦。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国际主义特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镇压性质和国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特征，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沿着叛乱国家——共党专制——领袖独裁——国际共运中心——输出革命——大民族主义的轨道运行，由谁领导共产主义运动也是这样。列宁与斯大林建立“大斯拉夫主义”的苏维埃帝国不说，毛泽东的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也是一种以中共掌握领导权的国际主义——经过“支援世界革命”包装的“大汉族主义”。马克思如果在德国执政，占据国际共运中心地位，也会逐步走向“大日耳曼帝国”式的大民族主义。既然大家都是一种主义，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便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别，大国领袖自然谋求领导地位。希特勒从“我的奋斗”到第三帝国的道路也是这种道理，所以说，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直至共产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凡是宣扬暴力的国际专制主义，无论终极归宿的描绘如何动人美妙，本质上都是一种东西。没有一个独裁者会甘居人下，国际专制主义和自身所属的民族群体便是实现其统治野心的道具和工具。可以设想，若无美国的遏制，俄罗斯一定统治全世界，即使古巴、朝鲜这样的小国，也会成为区域霸主。连越南共产党那样的小党，都想成为中南半岛共产革命的统帅，更不用说苏联或中国的国际主义是什么目的了。共产主义者的反民族主义，实际运作上就是反对其他的民族主义，以实现本民族权力的大民族主义，是多数民族专少数民族的政。苏联认为“民族问题在苏联早就彻底解决了，它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解决的”，大家都是“苏联民族”了。谁要说苏联国内还有民族同题，就给谁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这本质上就是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中共也一样，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中央集权，是有史以来最高度的集权制度，任何带有地方色彩的意识或行为都在严厉打击之列，因为“中华民族”已经概括其他少数民族了，中国根本不存在民族问题，民族分离主义者是极少数人，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中共以往可以鼓吹其统治圈之外的民族自决权，在其势力范围内是绝不允许有自治存在的，哪怕是零散于全国的各个红色根据地，也都在中共中央的有效控制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规定：
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中华苏维埃自称是全国政权，其势力不过数省之一隅，远不及少数民族地区，努力分裂大中华民国也就成为中共争取生存空间的政治策略。1922年7月，中共二大会发表宣言称：蒙古、西藏、新疆等处不独在历史上为异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伐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中共并不讳言支持民族独立的主张，认为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民，至多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应由各该民族自决。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提出十条政治纲领，其中有“承认民族自决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等等一系列分裂五族共和、建立割据政权、服从于苏联利益的政治主张。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实现中国苏维埃化的前期准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不具有独立的主权地位，是大苏维埃帝国扶持的傀儡，具有伪政权的性质。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大会决定：(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上面，必须明白规定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权，直到离开中国而独立的自决权，它无条件地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37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中称赞德王说：“德王对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有过较强的民族意识，曾经代表着蒙古民族独立解放的意向，他之转到日本傀儡方面，是由于日寇利诱与国民党政府适之使然。”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是地方自治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在1945年“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提出，目前阶段的任务是“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这时说法有些变化，不再高喊民族独立主张，而是鼓吹新民主主义的联邦制了。因为共产党有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资本，不希望将来民族地区独立于共产党统治之下。1946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考虑成立内蒙自治政府的指示》中说：为了团结内蒙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不同意民族独立了，又以“高度自治”来蛊惑人心。
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列宁称之为“国家分离权”或“政治分离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实行联邦制，用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沙皇俄国的民族问题，至于某一民族是否分离，要根据具体的国际条件和革命需要来决定。列宁在晚年坚持认为，仅仅地方自治还不够，少数民族应当获得完全的自决权，正是根据他的这一思想，苏联宪法保留了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利。应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自决条款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原则的，不过苏维埃联邦或扩而大之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联盟其成员国真的要脱离出去，还是相当困难的。不要说离开苏联，其卫星国东欧集团想摆脱苏联控制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匈牙利和捷克街头的苏军坦克足以碾碎任何脱离大苏维埃帝国统治的梦想。共产党的宣传从来靠不住，中共以宪法规定来解决民族问题，无非一纸政治宣言，国中之“国”的中共割据政权只有通过保障基本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宣言来表示其进步性与合法性。“中华苏维共和国”本身并非人道的政权，江西根据地的大屠杀和党内大清洗，足以证实在中共治下，党内外的自由和人权得不到丝毫保障。其目的在于令各地方武装割据，瓦解国民政府，让中华民国四分五裂，以火中取栗。江西失败后，全部“国家机构”向西逃亡，仍然称之为“举国大迁移”。[9]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进入甘孜一带藏区，曾成立过数个“共和国”。1935年11月在绥靖县（今大金县城关）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还建立了县、区地方政府。范围大致包括绥靖、懋功、丹巴、大小金川、阿坝等地区。1936年4月，在道孚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国道孚县独立政府”。5月1日，来自德格、道孚、炉霍、雅江、里塘、甘孜、大小金川等地共16个县的代表700人，在甘孜举行“波巴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波巴（藏族）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宣布“所有藏康青的领土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我们誓死反对汉族侵略者国民党汉官、军阀千余年来对我们波巴所施行的吞灭政策，坚决为波巴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虽然这些自治“国家”或“政府”都是共产党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形式大于实质，看起来近乎胡闹，却减少了红军在藏区遇到的抵抗，还获得了上千万斤的粮食资助和大量的牲畜。待中共再次向藏区进军时，就是前来镇压民族独立了。可以看出，中共为了取得发展空间，是先将各民族区域独立出去，再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并入斯大林的大苏维埃联盟，策应苏俄分裂中华民国的共产革命。中共自已统治中国大陆，就不必多此一举的由分到合，无需建立苏联模式的“自治共和国”来组建中华苏维埃联邦，直接取消少数民族的独立或自决权，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以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的方式，化解民族独立的意愿。理由是中国为各民族杂居，不宜成立民族自治共和国，周恩来说：“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10] 共产党行事就是这种无赖逻辑，为了有号召力，便鼓吹民族独立，脱离中国，帮助建立民族国家，根本不谈国情；革命成功了，马上就变脸了，连联邦制也不适合中国了。这样一来，既可以分散化解少数民族的独立情绪，又能牢牢掌握民族地方政权，成为中国有历以来对民族地区控制最为严密的时期。以强硬的手段对待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谁再谈论列宁的民族自决问题，谁就是反革命。中共以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为口号，将少数民族的偏离倾向解释为地方民族主义，其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假，取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真。
二、外蒙独立
中共在建政之初宣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军开向西藏，同时又急匆匆地承认外蒙古独立并与之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何以外蒙古可分而西藏不可分，基本上是由苏联决定的。如新疆的“三区革命”，原本是由苏联策划资助的少数民族独立事件，苏联派出军队与国民政府交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傀儡政权，这是公然分裂中华民国的侵略行为，与日本制造的“满洲国”一样。但中共史学将此定义为少数民族起义，是革命战争。再如江泽民政府以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基础，与俄罗斯签定边界协议，从法律上承认侵占中国领土的合法性，目的是与俄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对付美国。中共承认外蒙古独立是根据苏联的需要，拿回西藏也是苏联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过是苏联的儿子党，毛泽东实际上是儿皇帝，中共政权的利益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先。
蒙古原无内外之分，蒙古人自称为Aru Mongol和übür Mongol。Aru是背，übür是怀。意思是说脊背和胸怀是不可分开的。这北边的“背”和南边的“怀”之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正像内地所说的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一样，都不是有固定疆界的法定名词。清代对蒙古虽有“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之分，但“外札萨克”是包括比现在的外蒙古更大的地区，广义的外蒙古，是指原“外札萨克”之中鞑靼系统的喀尔喀（Qalqa）和突厥民族的杜尔伯特（D?rbed）两大部所属的地区，也就是今日之蒙古国的大部分。至于唐努乌梁海（Tangno Uriyangqai）早被被苏俄吞并，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共和国，即今天的“唐努－图瓦”（Tangno Tuva）应否算作外蒙古，值得讨论，虽然中华民国地图依旧将这片地区划在中国版图上，统称“蒙古地方”（中华民国未设内蒙行政区划），但蒙古国早已放弃了原于外蒙古的那片广大区域了。杜尔伯特（其中阿尔泰地区已划入新疆）或土尔扈特（并入俄国）等部年代久远，变迁甚大，更无法计算在内了。现在所说的外蒙古，只能依据1923年11月22日中俄北京声明附件第4条里的规定了。外蒙古有四个盟：车臣汗，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三音诺颜汗。
外蒙古的独立活动在沙俄的策动下很早就开始了。自俄罗斯势力东渐，17世纪末叶，帝俄在外蒙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因外蒙古夹在俄罗斯与清帝国两个强邻之间，久已退化为弱小民族的蒙古民族，究竟靠近哪一边更加稳妥，在贵族阶层当中，便有了“内向”和“外倾”的两种倾向。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便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比较，这种情绪应该可以理解，直到今天，蒙古国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满清比较容易地解决了外蒙古问题，对归顺各部优礼有加，授以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一类的封号，时加赡养救济，对哲布尊丹巴一世更是优礼有加。雍正元年（1732年），在他前来北京圆寂之后，清世宗除按达赖、班禅之例，加赐名号印册之外，并且亲临悬帕供茶，派遣大臣护送龛座返蒙。清政府无论对内蒙还是外蒙，都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把喀尔喀三汗部七札萨克分为四个盟部八十六个旗，杜尔伯特分成了两个盟十九旗，使其力量分散，但每个旗的王公就是属民的主宰，王公依然保持着“汗”（可汗）的尊号。这种对藩属的封建式自治，蒙古人享有“蒙人治蒙”的充分自治权。另一个办法是利用宗教来稳定蒙古地方和团结民众，清高宗在他的《御制喇嘛说》里说：“兴黄教，即所以曳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在蒙古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大伽蓝，免除僧众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大喇嘛还赐给牧地和财物，属于寺庙的人民也不再向俗世封主尽义务。军务和外事由中央政府设乌里雅苏台（Uliyasutai）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办理，不干预蒙古政务。最初将军或大臣都由蒙古人担任，蒙古人并不感到异族统治，只有对皇帝的歌颂。恰克图还是中国陆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中俄间每年的贸易额高达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清中叶以后，满清为对付俄国东侵，加强了对蒙古的控制，派遣满汉官员出任治蒙大臣，不尊重蒙古的自治权，开始干预一些蒙古行政事务，蒙古人心理遂发生变化。帝俄势力加速东进，满清国势衰弱，步步退让，出让领土，使蒙古进入了帝俄的势力范围，在俄国不断蚕食侵略下，蒙古人感到满清皇帝无力保护他们，亲俄势力开始形成。此消彼长，当初，喀尔喀归附满洲皇帝的最大理由是：
“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可是俄人也看到蒙古人对于佛教信心的虔诚，就特别保护布里雅特——蒙古人的佛教，尊重喇嘛，修建寺院，一切都和满清相同。用这种政策来安抚布里雅特，并影响其他的蒙古各盟部，冲淡“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的看法。宣统二年（一九一○年），清廷革去黄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并命驻藏大臣严密查拿。阁抄到达库伦后，哲布尊丹巴等皆惶惑不安，均谓对于达赖尚且如此，对于我辈又当如何？形成对于清廷离心离德的情绪。
帝俄与日本一战，败北之后，多年来想出渤海的志愿，遂告粉碎，使它不得不回过头来，藉侵略蒙古，达成插足中国腹部的野心，以补偿它在朝鲜和“南满”被日本夺去的权利。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在圣彼得堡签订日俄协约。在秘密协约的第三条规定：“日本帝国政府承认认俄罗斯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保证不作任何损伤该项利益的任何干涉。”既得到日本的承诺，帝俄对蒙古的侵略就更积极起来。[11]
清末治藩不乏愚蠢之处，越有离心倾向时，越要笼络外藩，勿使外邦渗透。一旦离心离德的民族心理形成，便麻烦不断，清政府在内地推行新政，又不顾实际推行于内外蒙，加之治蒙官员的贪腐无能，加重蒙民负担，干涉盟旗行政，折辱库伦活佛，官府纵容汉商巧取豪夺，人民不堪重负而纷纷逃亡，库伦近城各旗为之一空。王公喇嘛民众惶惶不安，民心涣散，俄人趁机挑拨离间，增殖亲俄势力，益促其外向之念，是促成蒙古独立的根本因素。亲俄势力派出代表赴俄商谈独立，俄政府口头许诺支持外蒙独立。盟旗公署和王公的债务，由人民负担也是蒙古封建制度一大缺点。清末以来，政费军费开支增多，官署和王公欠中央的债务也随之增多起来。想借推翻满清统治以勾消欠债的，大有人在。
俄国曾受蒙古帝国统治，13世纪后期臣属于金帐汗国（钦察汗国）。俄早期是个很小的莫斯科公国，伊凡一世（1325-1341）通过贿赂可汗及妻妾和近臣，取得“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称号，代表蒙古人在俄罗斯各地征收贡赋。此后趁金帐汗国四分五裂，逐步统一各个公国，摆脱了蒙古的统治。以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德琳娜二世为代表的历代沙皇都大肆向外侵略扩张，妄图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俄罗斯帝国。在远东地区则是企图控制蒙古、满洲、朝鲜、中国西北部，直到喜马拉雅山一带，与中亚连在一起。到了17世纪30年代，俄国侵入到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域，先后建立叶尼塞城和雅库次城，作为继续侵略扩张的据点。先是占领贝加尔湖一带，尔后向外蒙古各部用兵或收买分离势力，诱逼各部首领归顺沙皇。400年来，俄国一直以每天55平方英里或每年2万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着，无人能阻挡这头凶猛的北极熊称霸亚洲的野心。这真是一个轮回，当初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建立起强大的欧亚帝国，而其子孙们的汗国却纷纷承认俄罗斯的主权，连拼死抵抗的念头也消失了。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恰逢中国辛亥革命，孙中山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旗帜，号召各地脱离满清统治，满清朝不保夕，各省宣布独立。蒙古王公认为汉人脱离满清统治，我们亦应脱离满洲人的统治，哲佛政府宣诏内蒙古王公：“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我蒙古亦宜联合各盟，自立为国，免受汉人政权压迫之苦。本着北南蒙古皆属一家的精神，劝谕各旗一体归顺”。沙俄以为时机已到，各喉舌一派杀气腾腾，1911年11月30日的《新时代》头版全幅登载了中国武昌起义的报道和评论，煽风点火：
“俄国应当迅速派遣国防军，进入中国各个已经倾向于俄国的地区”，“首先发难”，与英、法、日等国“共同瓜分这个世界的赘物”。
……据说尼古拉二世看到《远东评论》卷首的第一句“给予亚洲俄国以保障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修正国境，此外再没有其它办法”，即拍案叫好！
当读到“蒙古和北满……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俄国要在有可能用墨水来划分的限度内，务必尽快早些来划这条线。如果把这种企图拖延下去的话，恐怕会要到非划‘一条血线’不可的地步”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竟然大手一挥：“拿酒来！”[12]
当读到“蒙古和北满……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俄国要在有可能用墨水来划分的限度内，务必尽快早些来划这条线。如果把这种企图拖延下去的话，恐怕会要到非划‘一条血线’不可的地步”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竟然大手一挥：“拿酒来！”[12]
为了全力支持库伦独立，沙俄陆军部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将步枪15000枝，骑兵军刀15000把，弹药750万发交给外蒙古独立势力，并派出一营步兵和几百名哥萨克骑兵，以加强库伦领事馆的防卫为名开驻库伦。随后俄国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以外蒙古独立为由，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911年12月28日，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组织“大蒙古国政府”，宣布外蒙古独立，自任“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以“共戴”为纪元年号，建立君主制，又成立了上层王公喇嘛组成的“上、下议院”。俄蒙军队攻占了清军驻守的科布多，哥萨克骑兵逐走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把反对独立的巴德玛多尔济喇嘛处以车裂极刑。袁世凯政府不予同意，几次力劝外蒙取消独立，外蒙自恃有沙俄后盾，竟发兵滋扰。袁迫于形势，令东三省派兵清剿，又抚慰内蒙一同拥戴共和。蒙古各部原与清政府的关系不一致，内蒙古各部旗与中央政府关系不错，多与清室联姻。距离北京较远的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或称漠北蒙古邻近俄国，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疏远，中央政府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以防外蒙割据。当时的国际局势、日俄密约及帝俄用两面外交勒索中国和蒙古的企图，外蒙方面并不了解，对帝俄认识不清，以为是可以信赖的盟友，切盼在帝俄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的真正独立国家，与俄国平等相待，于是以极高的热情与俄交涉。俄方鉴于国际局势和中国对俄方的让步，其目的已基本达到，只承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蒙古自治，在此基础上与外蒙政权订约，并不包括内蒙在内。俄方认为蒙古民族主义的兴起，将引起俄属西伯利亚境内布里雅特蒙古的动摇。因此一再反对内、外蒙古合并的主张，坚决否认蒙方所说的1911年俄内阁官员对蒙古杭达多尔济等人关于支持蒙古完整独立的口头承诺。蒙方无奈作了让步，于民国元年（1912年）11月3日，签订了俄蒙“库伦条约”，具体内容是：
第一条：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及蒙古编练国民军。不准中国兵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殖蒙地之各权利。
第二条：蒙古（君）主及蒙古政府。准俄国人民及俄国商务。照旧在蒙古领土内享用。所附此约专条。内开各权利，其他外国人，自不能在蒙古得享权利。加多于俄人国民在彼得享之权利。
第三条：如蒙古政府以为须与中国或别外国订约时，无论加何，其所订之新约，不经俄政府允许，不能违背或变更此协约及专条内各条件。
第四条：此友好协约，自签押之日实行。
同时签立十七条的“商务专条”附约，俄国得到了自由往来、居住、免税贸易、从事工商业、设立银行、购置土他、设厂、开垦、渔猎、开矿、采林、设立邮电、利用蒙古驿站、航行内河、修建桥梁、增开领馆、领事裁判以及在边地自由刈割牧草的诸多权利。又相继签订了有关矿务专约。此后，库伦政府要求接管唐努乌梁海，声明这一地区属于蒙古，俄国不应据为己有。但俄国决心要把这块镶入西伯利亚的“绿色楔子”并于帝国版图之内，拒绝了蒙方的请求。经此正式交涉，蒙人终于认清了帝俄的侵略野心，除杭达多尔济亲王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亲俄人士开始转变立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缓解蒙古局势，公布《蒙古待遇条例》，原文如下：
一、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属待遇。应与内地一律，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亦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字样。
二、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
三、内外蒙古汗王公台吉世爵各位号，应予照旧承袭。其在本旗所享之特权，亦照旧无异。
四、唐努乌梁海五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系属副都统及总管治理。应就原来副都统及总管承接职任之人，改为世爵。
五、蒙古各地胡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
六、各蒙古之对外交涉，及边防事务，自应归中央政府办理，但中央政府认为关系地方重要事件者，得随时交该地方行政机关参议，然后施行。
七、蒙古王公世爵俸饷，应从优支给。
八、察哈尔之上都牧群、牛羊群地方，除已开垦设治外，可为蒙古王公筹划生计之用。
九、蒙古人通晓汉文，并合法定资格者，得任用京外文武各职。
一个共和政体里实行两种制度，推翻了满清大皇帝，蒙古王公却保留下来，从此以后蒙古地区出现了王公政治与平民政治的斗争，但对民主尚未启蒙的蒙古，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袁政府同时起用在内蒙极有号召力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Gungsangnorbu）为蒙藏事务局（后改院）的总裁，外蒙喀尔喀亲王那彦图（Nayantu）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土尔扈特王伯勒塔（Paha）为阿尔泰办事长官。库伦独立后，蒙古各部均有反对意见，1912年10月，哲盟十旗王公在长春召开东蒙王公会议，强调五族共和的利益，警告库伦必须在年内取消独立。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二十二部三十四旗王公、札萨克，在归绥召开西蒙王公会议，声讨沙俄及哲布尊丹巴。会议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将采取军事行动。并强烈要求民国政府为保全国起见，赶快征派大军予以平息。会后，乌、伊两盟和萨克发表通电，要求立即废除“俄蒙协约”。通电声明：“库伦仅外蒙一隅，本不足以代表全蒙，哲布尊丹巴又系教主，更不能干预政权。乃敢背叛祖国，私与外人订约，殊属冒昧，本盟万无承认自取灭亡之理。现经本盟各王公，一再会议，……电请迅该外交部通知俄使，立废此约”。1912年11月，驻俄公使照会北京政府，表明俄国承认蒙古独立的立场，要求中国承认“俄蒙协定”，中国政府随即声明不予承认。1913年11月5日，中俄签订《声明文件》，声明规定：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规定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份，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等事项。中国表面上争得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俄国却保持了与外蒙古的库伦条约中已得到的一切权利。中俄签约，外蒙感到被俄国出卖了，在北京会谈时期，外蒙曾派内阁总理塞音诺颜汗，赴圣彼得堡进行交涉，除获得一些卢布借款外，已无力改变外蒙古的地位。因此，蒙古与帝俄的蜜月期随着中俄北京声明而成为过去。亲华势力又再抬头，亲俄派被指为卖国的叛逆。
1914年6月，沙俄武装侵占外蒙古最富饶的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宣布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无力顾及外蒙古，北洋政府于1915年6月7日 签订《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定），外蒙古宣布取消“大蒙古国”称号。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自治区域“以前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总统册封。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同时也承认了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权。时逢欧战爆发、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际，中俄双方都急于结束会谈，外蒙虽有不满，但木已成舟，哲布尊丹巴在1915年6月9日 宣布撤消独立，第一次外蒙古独立遂告终结。蒙人空忙了一场，受尽俄人勒索，中蒙双受损，让俄人坐收渔人之利，蒙人一无所得，倍觉上当受骗，亲华势力又开始占上风。北京政府优待哲布尊丹巴活佛，于1916年7月8日 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宣示着外蒙取消独立与中华民国的宗主权的行使。
俄国在中蒙之间玩尽两面敲诈手法，一方面以支持外蒙独立为饵，诱使外蒙出让权利，造成既成事实，再以此为条件充当仲裁人，来迫使中国就范。俄人明知外蒙想独立，却欲擒故纵，训示俄外交人员对付蒙古人的办法：“务必让他们知道，不是我们找他们，而是他们来找我们，因此按照我们的希望，承认我们的要求。对他们是有利的。蒙古人如不肯和我们一致，我们就叫他们把自己委诸他们的命运吧。”1912年11月9日，俄使库朋斯基（Kroupensky）对外长梁如浩提出照会称：“俄蒙订结条约，实出于事情之不得已。俄与中国商议蒙古问题，叠经岁月，而贵国迄置于不问。俄国在外蒙之商业及其他种利权，因之大受影响，不可不亟事保护。且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提倡独立，自行政治，为外蒙实际上之政府，故俄国政府与之订进条约。惟措词甚慎，始终并未提及蒙古脱离中国之语。望贵国政府对于条件中之主旨，克表同情……如不幸而不得贵国之赞成，惟有设法维持条件中之主旨……其大概不外乎屡次与贵国提议之三端，即中国在外蒙不殖民，不驻兵，不派官是也。”中国有这等心术狠恶之邻邦，想不被敲诈勒索也难。中俄蒙恰克图协定，俄人以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空虚的宗主权，又出卖蒙古的独立，阻挠蒙古争取日本及各国的外交支持，换取中国对它既得权利的全面承认。再以支持蒙古的要求为借口，续订电信、铁道等一系列条约，一步步从政治和经济上控制蒙古。
1917年，俄沙皇体制崩溃，克伦斯基（A．Kerensky）政府也在十月革命中倒台，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国内局势混乱，未能控制远东地区，外蒙以武力赶走俄国人，夺回唐努乌梁海，中国政府又顺势收回俄租界。为拉拢中国，苏维埃政权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侵占的土地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外蒙古失去靠山，也害怕苏俄输出革命，推翻王权统治。这时日本借协约国出兵干涉西伯利亚之机，利用谢米诺夫（Grigoii Mikhailovich Semenov）发动“泛蒙古运动”（Pan Mongolian Movement），以建立“大蒙古国”为号召。把布列雅特蒙古、内蒙古、外蒙古、巴尔虎、青海以及其它蒙古民族居住的地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大统一的国家，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哲布尊丹巴拒绝参与“泛蒙古运动”，怕引起中国政府的武装干涉，也怕“泛蒙运动”削弱他自己的地位，因为外蒙古仅是“大蒙古国”之中的一部分，更不能忍受的是把一个无名的喇嘛，硬加上“博克多”的称号，硬要和黄教三大圣者之一的哲布尊丹巴并列，在库伦方面和笃信黄教的人看来，是极大的污辱。中国政府得知日本人的计划后，坚决反对这个运动，并以此为理由增强了在蒙古的驻军，到1919年，将驻军增加了好几倍。同时，英美法等国也反对日本这个狂妄的计划。终因外蒙不参加，谢米诺夫的号召力不够，既不能获得列国的支持，也不能借来款维持局面，不久又发生内讧，内蒙派的领袖富升阿（Fusengga）被谢氏所杀，觉赖·博克多也遇了害，这场戏剧性的“泛蒙古运动”遂告收场。日本见其阴谋不成，又怕苏俄控制外蒙古，转而支持中国政府占领外蒙古，并要求中国政府保护日本在外蒙的利益，库伦方面也渐对中国产生依赖。外蒙在自治过程中，财政紧张，王公派（黑派）与喇嘛派（黄派）之间的矛盾也越积累越深。库伦独立后，黄派可以公开从事政治，哲佛成了元首，僧官执掌大权，侵蚀王公的利益。蒙官府又因独立自治活动欠下大额俄债，利权不断损失于俄人。于是对外问题上，黑黄均一致赞同中央，为维护他们旧有和既得的权利，减轻债务担负，把财政上的负担也转给中央政府。惟黄派则兼留自治，以握政权，黑派感受愈苦，有宁牺牲官府以脱离黄派把持之意。1919年8月，蒙古三盟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都护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前清旧制，完全统一于中央。陈毅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1919年10月，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2旅，骑兵1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击溃白俄残部，相继攻取买卖城（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内乱重重，猝不及防，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扣押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回归祖国，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致电庆贺。11月22日 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徐树铮遵照中央政府指示，封闭自治政府，免去自治政府官员，并解除了自治蒙古军武装，官兵一律遣散还乡，完全按照中国行省的方式来管辖外蒙。这一步并非明智之举，虽驱除了俄人残余势力，减低优待蒙人的条件，而所失的则是外蒙的人心。自治虽然取消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外蒙实需要自治权，中央政府应顺其自然，一意怀柔，保留完善自治制度，勿使其再起独立之念去投靠苏俄。况民族自治已为各国所认同，取消自治有悖于世界民主潮流。中国内地各行省尚实行自治，更不必强迫蒙人取消自治。可惜，以徐树铮为参谋的安福系政府，正受五四运动冲击，亲日势力倍感压力，由日本军人协助编训的参战军出兵外蒙，恢复国土，来转移国人目标，对于安福系，是既可维持实力，又可赢得人心的良策。于是一味使用高压政策，轻改协约章程，丧失中央之信誉，不断播下外蒙离心的种子。事前，外交部代总长陈箓指出：“惟外蒙自治一节，不惟载在协约，对内对外均经政府确切表示，国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轻议变更，而民族自治，为世界潮流所趋，尤不可显与背驰，致招他国非议。况自俄乱以来，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变其宿昔之态度，对于中央深表亲赖之意。如近日谢米诺夫勾煽蒙人独立，外蒙官府竟不为动，足为明证。在我正应一意怀柔，使中蒙关系日益亲密。若轻堕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内向之诚，更恐别生误会，致来外力干涉。因之数年之功，败于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注意。”此番对安福系军阀的诤言，终不为北京政府所动。王公密议请求撤治，恐怕是一时冲动，不肯放弃蒙古实权的黄派，当然不想撤治，况且事关外蒙前途，不经哲佛同意是不可能的。三多任前清库伦办事大臣之时，曾因汉商纠纷，强迫哲佛免去巴特玛多尔济的僧官职务，从心而论，哲佛对满汉官吏并无好感。而精于蒙情，素以贤明和平著称的陈毅，也犯了三多的错误，正面与哲布尊丹巴冲突，使哲佛也坚持保留自治。并上书徐世昌大总统说：“本呼图克图汗至再维思，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格守三方协约，保存自治。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要求撤换陈毅都护使，保留自治官府，“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沉敦重无极矣。”哲佛甚至请美国人出面干涉撤治，未果。中央以为王公方面既已同意，喇嘛们在压力之下自会屈服的想法过于简单，黑黄两派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利益是其实是一致的，王公的私利生于民族前途之中，当王公在与中央发生矛盾时，就会转到民族利益上来，况同意撤治的王公也非多数。中央政府利用外蒙内部一时之纷争，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对立，虽奏一时之效，却非正大光明之举，在长期稳定边疆政策上，实是一着错棋。履行撤治手续时，徐树铮要求哲佛具名，蒙方引清室逊政之例不肯具名，徐氏以“夜郎虽小，帝制自娱，佛不具名，亦于外无嫌，慨然允之。”此时，黑黄两派在武力面前均已屈服，但同意撤治的人实在不多。大总统徐世昌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徐树铮以册封专使身份主持仪式。册封本无问题，皇帝和总统都册封过大呼图克图，但徐氏叫哲佛向国旗、大总统像片暨封册，各行三鞠躬礼。这无异于活佛向凡俗三跪九叩首，是历代哲布尊丹巴从未没行的重礼。徐氏站在可汗的席位上，叫哲佛面北接受册封，不但是对哲佛本人的污辱，同时也伤蒙古人民的自尊心。西太后因强迫达赖在她万寿节朝见时行叩首礼，使反英的达赖逃至印度，转而打起亲英反清的大旗。此前车之鉴，可惜都被国人忘记了。蒙古族学者分析道：
清朝自康熙、雍正两朝，对哲布尊丹巴一世特别优崇以来，世世哲佛都受到清帝极崇高的礼遇。清末驻库伦办事大臣志刚、桂斌等为要免去谒见哲佛时所行的叩首礼，曾费过相当的气力。这样一位蒙古大众皈依的圣者，不但受到清帝的礼遇，就是后日“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之后，也没敢直接折辱他，直到他圆寂为止，仍旧奉他为博克多汗。可见徐氏当时的要求，似乎是太过火了。
外蒙前“总理”乔巴山（Coibalsang）在他的蒙古革命史里，特别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写他目睹这册封典礼的经过。其目的就是要用它来刺激蒙古民族的情绪。所以笔者以为这一场册封典礼，对于蒙古后来的历史，有极重要的影响。[13]
后北京政府任命较温和的陈毅为西北筹边使，旋又改任为库、乌、科、唐镇抚使，接替徐树铮的职务。可是这时外蒙已经动荡不安了，布尔什维克之胜利不断影响外蒙，在革命者眼中，中国成了伤害蒙古宗教和民族的敌人。外蒙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赫巴托尔（Süke-bator）和乔巴山（Coibalsang）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二人出身低微，都受过俄化教育，自然对俄国革命产生好感，由亲俄转为致力于苏维埃运动，投入苏俄共产党的怀抱，在俄国建立据点开展独立活动，借苏俄之力使外蒙古独立，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时苏俄并不热心，因为十月革命后，苏俄正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无力顾及外蒙事务，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仅仅得到一点道义上的鼓励而已。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二人的活动，西北筹边使陈毅命令：“绝对不能允许他们回到蒙古境内！”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独立运动，首要任务是肃清中央政府驻外蒙官员、驻军和支持统一的人士。此时，撤治后的王公喇嘛又重新团结起来，谋求驱逐驻军的办法，一面求助于谢米诺夫的残部温琴，一面派人拿着哲布尊丹巴的印文去向列宁求援，另外还准备向日本借款购买军火。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温琴的军队得到日本关东军支持和城内民众喇嘛作内应，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再次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再任可汗，封温琴为亲王和最高军事顾问。温琴屠杀了无数的俄人，华兵和犹太人，因此得到“疯男爵”（Mad Baron）的绰号。不久外蒙军队攻占了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又派兵南下，进入察哈尔。温琴力图消灭革命党武装，革命党原本就是苏俄培殖的狂热分裂势力，危急时刻立即向列宁发出求救信，请求苏联红军入蒙作战，赶走温琴的军队。此时苏俄红军与沙俄贵族争夺远东地区，也在外蒙展开角逐，苏俄扶持蒙古革命力量实现夺取外蒙古的目的，温琴的暴行正好是出兵的借口。外蒙古对列宁推行“东方路线”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控制了外蒙古就更能牵制分化中国，便于共产革命南下。列宁迅速召来库佐耶夫元帅和斯大林总书记，商讨有关向外蒙古派遣远征军的事宜。列宁说：“蒙古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蒙古人民正在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反动政府。可是目前，蒙古的同志正面临着温琴白匪军和博克多格根封建主的武装威胁，日本人正向温琴输送屠杀人民的枪炮，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斯大林说道：“我们在远东有一片领土，出兵外蒙，消灭温琴白匪军，一可以加强西伯利亚地区的防卫，扩大对中国施加的影响，解放蒙古人民，同时还可以警告日本人，推动亚洲地区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列宁丢掉了加拉罕宣言的承诺，根本不把中国主权放在眼里，公然分裂一个主权国家，与沙皇对华扩张政策一脉相承。1921年3月19日，宣告“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宣称：“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是蒙古境内唯一合法的政权机构，除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发布的法令和法律外，不得实行任何别的法令和法律”，“号召全体蒙古人起来与俄国白匪和中国军阀进行斗争”。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了蒙古人民革命军，由苏俄提供武器，进攻买卖城。4月活佛派遣代表入京，请求停战，但以恢复自治为条件，来抵御苏俄的入侵。北京政府因北洋军阀曹锟、张作霖、王占元等军阀反对，决定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以武力收复外蒙。奉系驻军郭松龄部战败，后来完全撤出外蒙古。1921年6月，苏俄红军的三个团进入外蒙古地区协助革命党作战，7月6日，苏蒙联军进入库伦，22日俘虏了温琴。1921年7月10日，外蒙建立了一党专制的“君主立宪”政府，由大汗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任皇帝。当时共产党在蒙古人心中并无号召力，需要借助活佛的力量来统治人民，所以才让活佛当傀儡，一切政令可借其名义发布。又随即以反革命罪处决了活佛身边的十几个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只好对老老实实做新政权的工具。1924年活佛病亡后，党国体制已经巩固，于是国会一致通过决议，废除活佛转世制度，更改国号，哲布尊丹巴转世系统到八世遂绝。共产政府又拍卖了活佛的一部分物品，竟得款700余万元。政府借机开展无神论宣传，引入俄式教育，用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取代佛教，废除了喇嘛的特权，向喇嘛王公征税，武力镇压反抗，建立起了绝对专制的共党政权。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政府需要保护，列宁的苏联红军趁机留在蒙古不走了，声称：“依蒙古政府请求，在蒙古未得完全‘解放’之前，暂不撤兵”，从此外蒙便沦陷在苏俄的铁蹄之下，直到苏联垮台。外蒙古以革命名义的又一次“独立”，不过是从沙俄手中转移到了苏俄共产党手里，从王公贵族政府变为共产新贵政权，唯一变化的是全面赤化和彻底沦为苏俄的奴仆，革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北洋军阀各派系，如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间的战争，虽有爱国之心，亦无可奈何。北京徐世昌政府向苏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外蒙古历来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俄红军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占中国领土，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外蒙古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来加以干涉。因此，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他自己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傀儡政权！
三、苏俄傀儡
独立反而让俄国收渔人之利，外蒙赤化后，内蒙人恐惧万分，由边境线内撤，造成将近百里宽的无人地带。蒙古人明白了共产主义才是封建王朝的最大敌人，比内蒙还封建的外蒙，自然是畏赤俄如虎狼一般，国民政府准其保留的封建制度迅速土崩瓦解。苏赫巴托尔于1922年10月亲自率领“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积极谋求苏俄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这群20多岁的革命新贵登上了克里姆林宫墙头，参加了苏维埃国家隆重的国庆典札，荣幸地见到了革命领袖列宁和斯大林。斯大林夸赞道：“苏，你很勇敢，不愧为蒙古人民的优秀儿子。”巴托尔激动万分道：“不，斯大林同志，一切都是在苏维埃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苏联红军给了我们很大支持，蒙古人民忘不了他们。”双方签订了《苏蒙修好条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古独立。1923年，苏赫巴托尔中毒暴毙。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乔巴山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此时，已有10万苏俄红军驻扎在外蒙古，乔巴山残酷镇压一切非亲苏势力，将外蒙古迅速置于苏俄的严密控制之下。外蒙古的“独立”使苏俄的野心暴露在世人面前，单方面出兵违反国际公约，英美等主要国家政府皆不予以承认。苏俄为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加拉罕与中国谈判。两方代表初步达成了草案，但草案使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利，北京政府不愿批准。中共公开主张对外蒙古的问题应当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允许外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保持现状、高度自治或独立出去。为了策应苏俄的宣传，北大教授李大钊组织一个代表团向政府施压，主要观点是王正廷与加拉罕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顾维钧外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正廷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它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面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李大钊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顾维钧对李说：“作为个人，你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据称北大学生在外长顾维钧家中放置了炸弹，幸好顾外长无恙。1923年9月初，孙中山派出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寻求苏俄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援助。蒋介石提出要求在库伦建立革命军基地，苏俄视外蒙古为其势力范围，以“蒙古人怕中国人”为由推辞，蒋公反驳说：“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有其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国民党正想把他能够从自治的环境上，达到相互间亲密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主义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密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正是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访苏前，蒋公满怀热情，没想到苏俄竟迟迟不予答复，又避重就轻，搪塞拒绝了库伦军事计划。蒋公失望至极，写信批评苏俄政府“无信”，看出“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之内斗弊端。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为个，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1923年，越飞与孙中山会议时，曾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绝无使其脱离中国之目的。待国民党真要苏俄表示诚意时，其帝国主义心态便无法掩饰了，遂使蒋公开始识破苏俄共产专制之真面目，最终使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脱离了苏俄轨道，借列强之力来走民族自立复兴道路。
日本的大陆政策与苏俄的远东政策相交点在满蒙地区，争夺的重点也在这里。俄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与日本争夺蒙古，唆使外蒙古独立，纳入其势力范围，也主要是出于对日本的担心。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取代了俄国在东北地区的位置，俄国丧失了旅顺的不冻港，日本一战后在山东和华北一带的扩张，更形成对俄的钳制。俄日之争的主战场是在中国北部，如果日本出兵外蒙古，占领贝加尔湖，威胁西伯利亚一带，俄国与远东的铁路生命线就会被拦腰截断，此为俄国人之心腹大患。反过来，俄国占领控制了外蒙古，在外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战略上即变被动为主动，对日本北上及其东北与华北的存在反构成重大威胁。所以苏俄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防止日本的攻势，日本究竟离外蒙太远，插手分离势力不易，在地缘政治的角逐中，首先要牢固控制东北和朝鲜，以对抗俄国南下。“满洲国”的建立，边界线便与苏联和外蒙边境联结在一起，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隔界相望，日苏之间必有一战。先是南边的张鼓峰，后是北面的诺门坎，双方大战，日本两遭惨败。苏联为了缓和东线的压力，全力应付欧洲问题，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此时的主要进攻方向放在在南太平洋一线，无力同时顾及北方，只好与苏联妥协。苏日之间的交易，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对此中华民国外长王世杰郑重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中共一直是赞成蒙古独立的，不光是外蒙古，而是整个蒙古地方。中共曾在建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必须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民主联邦。”实际是要他们化入“苏维埃联邦”。1925年，中共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赞同苏俄在外蒙古驻军。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宣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及分离权，中国是无法统一的。”中共所说的国家统一，就是统一在苏联旗帜下，只有全国各地都分裂出中华民国，才可以统一建立苏维埃政权。其国际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是以热爱苏联为祖国的实际行动，所以极力赞成民族独立，服从苏俄分化和赤化中国的大局，并正式写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是“大苏维埃联邦”的一个傀儡政权，是实现全中国苏联化的样板。曾是中共早期党员，后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说：“我在1943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 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14] 中国有了这等办外交的人，国事之艰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曾有动议外蒙古置省，以利于经济建设，清政府长期的外藩政策，不关注民生，不热心经营，外蒙的人口锐减到50万人。但实际上置省也全是空谈，那时外蒙已经完全赤化为另一个国家，与内蒙和内地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由内地去外蒙古或路经外蒙去苏俄公干，必须更换外蒙古护照，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极为严厉，毫无同胞手足之感。苏联在苏德战场上的胜利，使得美国为了联合苏联在亚洲战胜日本，有求于苏联，外蒙古问题的主导权完全落在苏联手中。1944年10月11日，苏联将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并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这片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唐努图瓦地区的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特意向罗斯福提起，认为应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道与苏联谈判解决。让中国失去整个外蒙古的是《雅尔塔协定》，协定第一条约定：“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国以及其它盟国的情况下，于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塔密约）。美国过高估计了日本的抵抗和美军的伤亡，急于让苏联出兵，便以增加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此时罗斯福总统正在生命的尽头，他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实际上已无法承担高度斗智的谈判。他最为顾虑的事是如何在减少美军伤亡的前提下，尽早结束对日本的作战，亲睹历史性胜利的光荣。而对密约带来苏联势力扩张的后果，却没有预先加以防范，纵容了共产主义扩张，使美国后来在韩战及越战不得不付出百倍以上的代价。也由于英苏两国的杯葛，同时中国在日军一号作战的猛烈打击下元气大伤，加上重庆内部与延安近乎公开分裂的局势，中国被排除在支配战后利益格局的此次重要会议之外。苏联其实根本无资格参与亚洲利益的分配，在整个亚洲战场中，苏联对日本采取中立和友好立场，甚至还不准美国借道西伯利亚空袭日本与援助中国，苏联还在1942年策划暴动，趁火打劫占领新疆。罗斯福的急病乱投医心态，任由斯大林漫天要价，以及对世界局势之演变实在缺乏远见。他没有看到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苏联在同盟国阵营中利用反轴心国的战争，已经开始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集团。密约的签订也是美国政府和军方亲共势力的胜利，为了防止反弹，竟然不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军在太平洋的指挥官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与尼米兹（Chester Nimitz）也不知晓。继任的杜鲁门也不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未修正罗斯福的错误，也不具备复杂局势中作通盘考虑的能力，继续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在朝鲜战场上被共军打得丢盔弃甲时才恍然大悟。
我们只能说美国人是缺乏历史纵深的民族，是其政治领袖高深谋略先天不足的致命因素，太过理想主义的国民性格，也是朝野左倾势力膨胀的关键因素。为了追求一个辉煌耀眼的舞台效果，突显盟国中的领导地位，在日本遭受美军B－29机群大规模轰炸下和海域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外国资源的日本惟有投降一途，美国完全可以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利用日本军事力量抵制苏联的扩张，却非要去邀请苏联参战，又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对日益迫近的全球赤化危机漠然视之。密约在4个月后的6月15日，中国政府才正式接到赫尔利大使递交的条约副本。照理说，三强协定无视中国主权和尊严，擅自决定中国领土归属，是违背国际法原则的，中国可以宣布其无效。可惜中国在赤祸与外侮中早已衰弱不堪，凭自身力量根本无力改变外蒙古现状。蒋介石在盟国集体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却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无力逃脱的历史悲剧性结局。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国民政府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三强会转而支持延安，中共必定出让更多的利益给苏联。更为现实的是，就算中国死不接受雅尔达密约，中苏间又没有新的条约拘束，苏联照样要出兵东北，商定密约本来就排除中国在外。这样不但外蒙古拿不回来，东北和新疆也会搭进去，中国将面临彻底分裂的危机。苏联占领日本北方领土，至今不还，就是例证。8月6日，美国扔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着急了，怕日本投降而失去参战理由，失去抢夺“战利品”的机会，8月8日，集结在蒙古的150万苏军分三路发起攻击，打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次日苏联与外蒙古才公开对日本宣战，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内蒙古的作战。在中苏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苏联出兵东北实际上是无视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外蒙古以国家身份宣战也是荒唐的。但霸权主义就是这样，既成事实已不容国民政府再作犹豫，为了继续取得盟国对中华民国的支持，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艰难的谈判，民国政府同意雅尔塔协定相关内容，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0月20日公民投票结果，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国民政府仅能以参观者身份派员前往外蒙古。参加投票人员为494074人，投赞成票者为483291人，投票为公开填票，整个过程置于政府人员严密监视之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在苏联占领下的民族自决是不可能公正的，亲苏的蒙共政权操纵了投票。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苏联的目的达到了，沙俄上百年没有达到的目标，斯大林一纸条约就实现了。中国为二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丧失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为赤祸乱华制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蒋公面对盟国的阴谋与苏联的凶残，内心的煎熬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冈村宁次曾经与蒋介石联络，假如中国能够放过日军，他愿意为蒋介石效力，率领日军对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虽然这个谋略蒋介石没有采纳，但也不能不对日本宽大，以留下必要时的“联日制苏”活棋。这就是为什么在之前的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曾经提出要战后日本以实物负责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却“以德报怨”。并不完全基于宽大为怀的心胸，而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实选择。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中国处在盟国出卖，国土残破和共军内战危机之下，蒋公必须留一手来对付险恶不测的局面，惟有放过日本。
中国与盟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出力最大，却要付上被苏联掠夺的代价。中国这种轮番被侵略与出卖的悲痛历史事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强权经常越过正义原则而支配着弱国的命运。雅尔达密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个条约，因为这个践踏中国主权阴谋协定，完全违背了参与反法西斯作战的26国所支持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就是“没有经过参战国家人民的同意，不得变更国家固有的疆界”之正义主张。从九一八算起，中国14年来的抗战成果，被苏联的6天战争剥夺干净，斯大林实现了自沙皇以来击败日本及夺取外蒙古和东北的梦想。雅尔塔密约遗患无穷，它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令国民党失去大陆，共产主义迅速在亚洲扩张，亚洲地区战乱频生，经济发展落后，实现了列宁的迂回包围欧洲的“东方路线”计划，客观上也帮助了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蒋介石后来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蒋介石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重要的还是美国对苏联的过分妥协，以中国之衰弱，想一并保住东北、外蒙古和新疆的权益，战胜日本和苏联两大帝国主义，心有余则力不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舍外蒙而保东北、华北和新疆。蒋介石也曾于中苏谈判中派蒋经国会见斯大林，希望保持中国对外蒙古名义上的主权，但斯大林一副无赖嘴脸，当即训斥蒋经国：“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美国则在中苏谈判时置身事外，要中国遵守雅尔塔协定中所称的维持外蒙古“现状”，把麻烦推给中国政府。但苏联的“现状”是中国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是谈判的基础，斯大林警告说，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大势已成，蒋公自无回天之力，为了不使新疆、内蒙、东北乃至华北再落入苏联之手，更为了使苏联放弃支持中共内战的政策，国民政府只能对苏联让步，中方外长王士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称：“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在共产党控制威胁下的公民记名投票，毫无公正可言，但在斯大林的强权政治下，中国又有什么办法呢？蒋介石政府因领导全民族抗战而声誉远扬，使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内，却又因被迫放弃外蒙古而颜面尽失，上了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当，丢掉了大陆政权。可以说，“雅尔塔密约”是美国外交史上的最大败笔，是罗斯福于二战胜利在望之际犯下的最可悲的错误，美国也为之付出了至今无法平息亚洲赤祸的惨痛代价。
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内蒙古的共产党势力也在寻求与外蒙古的合并与独立。蒙古红军进入西部“蒙疆”地区之后，支持伪蒙疆官吏与知识界人士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组建了以“内外蒙合并”为宗旨的“内蒙古临时共和国政府”。美国情报局得悉之后，向斯大林质询，马林诺夫元帅证实了这个政府的存在。于是斯大林向乔巴山照会，初次透露“雅尔塔密约”内容，告知内蒙问题不在雅尔塔协议之内。外蒙古当局得悉这个协定之后，向“临时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明确表示：“我们现有的疆域也刚刚得到承认，内外蒙合并是不可能的，你们回去向中国共产党连络，中共会注意内蒙古问题的”。这时东蒙古代表团也去见乔巴山，也同样的回答，并提示：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复杂，难于领导内蒙古人民革命；二、内蒙古的解放运动，不宜搞阶级斗争．要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根据乔巴山的意见，“内蒙古临时共和国”解散，派人去张家口与中共晋察冀分局连络。东蒙代表团回到王爷庙之后也主动接受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领导。1946年4月，东西部人士在承德协商内蒙古的统一自治，47年4月，哈丰阿以一个团的部队护送乌兰夫从林东到王爷庙，以民族领袖之尊鸣放礼炮迎接入城，乌兰夫遂出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四、真正独立
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自然遵从苏联的意图，这样对于中共抢占东北、以苏联和外蒙古为大后方在东北建立大本营、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1月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与毛泽东全面讨论了中共未来的政策，毛正式表态同意了外蒙古独立。1949年10月16日即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随后出访苏联，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周恩来递交给苏联的外交照会称：“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15]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由于承认外蒙古独立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为了平息国内民众的质疑，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嘘中苏条约及与蒙古建交，郭沫若老先生一马当先，以其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的尊贵地位，也名义上代表民主人士，对全国发表谈话，大谈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合理性：
“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中国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16]
历史是面镜子，在国民政府与苏联签定“中苏友好条约”时，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长，因条约涉及外蒙古主权问题，宁肯辞去部长职务，也不愿担历史骂名。中共是以“爱国主义”起家的，不过它的“爱国主义”先前是“爱苏联主义”，后来的是“爱共产党主义”。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还是顺乎世界潮流的，只可惜这种高调是为了取媚苏联，而非尊重人权，在西藏问题上就听不到如此高论。郭老发言不是个人意见，而是既定方针，毛泽东说：
中蒙两国人民之间原已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数十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挑拨离间，隔断了彼此间的来往。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已基本胜利了，中蒙两国的外交关系业已建立，我相信，这不但将使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与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17]
无论中共怎样标定其“爱国主义”，但爱国的起码表现，肯定是不希望国家或民族地区四分五分裂，达赖喇嘛希望整个藏区统一，不仅仅西藏自治区高度自治，要让全体藏民一起享受幸福，也缘于此理。获得苏联空前支持的中共，不是被动地承认现实，而是主动表现虔诚，毛泽东说：“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18] 蒋介石的防俄之心为了免于沦为苏俄的附庸，毛泽东亲苏之心是甘心为苏联的傀儡，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有人说毛为了收回外蒙古作了努力，这显然是溢美之词，毛的著述中都找不到要收回外蒙古的记录，他只不过是在中苏非正式会谈时提到过此事，斯大林不同意，便立即放弃，无论如何，幕后交易一定会展现成果于前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1962年12月26日签订中蒙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互换批准书并生效，1964年6月签订了两国边境议定书。台湾国民党政府废弃了中苏条约，否决外蒙独立，大陆共产党政权加紧与外蒙古关系国际化，两者的用心就十分清楚了。假如中共没有承认过外蒙古独立，当苏联崩溃从外蒙撤军时，中国当有收回主权的法理依据。
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 ，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一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捕鱼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1955年4月，中蒙签订了《关于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派遣援蒙人员在乌兰巴托建筑了现代化的住宅，修建了宽阔的街道。1956年8月，中国政府根据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向蒙古提供无偿资助1700万美元，帮助蒙古建设17个项目。1960年5月，中蒙签定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中国给予蒙古经济技术援助协定》，无偿给予蒙古2200万美元。9月，中国又根据协定，向蒙古派遣了第二批援蒙人员。前后两次，中国共向蒙古派出了两万多名专家和工人，帮助蒙古建立了火柴厂、砖厂、水泥厂、木材加工厂、修建了沥青公路、桥梁、运动场、体育馆、住宅等等。中国对蒙古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援建项目全是蒙古发展民族经济急需的。1960年代中苏决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试图保持中立，后来倒向苏联一边，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以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共变为反对中共的急先锋。1963年7月，苏联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宣布，由于自己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必要保持常备军，苏军也于50年代分批撤出。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军重新进驻蒙古南部与中国毗邻地区，展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中苏之间不断发生边境冲突，中共真正体会到苏联的威胁，感觉在领土上吃了亏。毛泽东在1964年7月10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时才说：“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但毛的言论只是为增加苏联的紧张情绪，“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不是要算清旧帐。毛的谈话被公布以后，引起强烈震动，苏联方面9月初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毛的话确是虚张声势的空话，实非翻然悔悟，中印边界之战，中方乘胜而后退，足见毛对丧失领土并不在意。
苏联借“雅尔塔密约”之利，在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即将败亡时对日正式宣战，出兵东北。参战后随即违反协议，拖延阻挠国军接管东北，让中共抢先进入，并提供铁路运输协助其抢占城市，暗中赠送缴获的日军武器，又从海路不断输送大量军火支持关内共军，并为其培训军事人员，掌握现代化武器，恢复军工厂生产。据苏联后来公布的资料，总计有步枪70万支、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座、迫击炮2500门、战车700辆、飞机900架……这些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这些并非全部的援助，多是些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后来更是援助了大量苏联制造的军火。而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召开时，90余万共军仅有各种步骑枪约39万枝，各种机枪9千余挺，迫击炮、掷弹筒等数百架，大炮极少，更没有坦克、飞机之类的现代装备。苏联的资助和训练使共军在极短时间内，战斗力增加了数倍。有了坦克大炮，背靠苏联，依托朝鲜苏军，扼制山海关，夺取东北，以东北为大本营，继而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丢掉了大陆，于是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约，联合国1952年2月1日的第六次大会确定了苏联违约的事实：“……兹判定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其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年8月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2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效，台湾立法院通过议案：“查上项条约及其附件。由于苏联背信弃约，应届无效，着即废止；并保留我国及人民于苏联违反该约及其附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所以中华民国地图上，外蒙古至今仍属于中国，外蒙古独立的国际法依据已经废止，国内法也否决了外蒙独立。中苏条约是在苏联威胁的不平等情况下签订的，苏联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三大国擅自决定中国领土的归属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表现，对于这样一个帝国主义条约理应废除。
联合国通过的决定具有国际法效力，当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成员，法理上代表全中国，中共与苏联签定的新条约无国际法上合法地位。在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也是极力反对。1961年，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达成一揽子协议，苏联集团支持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而非洲集团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美国鉴于国际压力，再坚持不承认蒙古的主权地位和加入联合国的要求非常困难，一个国家其国际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由另一个大国决定，社会主义阵营和非洲等国家支持蒙古进入联合国，美国再继续反对的话，将会激怒非洲国家，美国不让中共加入联合国，就只有同意蒙古进入联合国，处于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美国开始向台湾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不肯轻易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陈诚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时坚持强硬立场，“陈诚则断然拒绝美国方面的建议。他气愤地说：‘外蒙古完全是苏联一手制造的，美国已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过外蒙古不是主权国家。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美国政府应该知道，承认外蒙古势必增加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威望。’肯尼迪反驳道：‘陈副总统作为一个军人应该知道，向战场发出命令固然容易，问题是怎样去实现它。难道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还不如让中共进去更好吗？’陈诚坚定地说：‘二者都不允许进去。’”[19] 可惜美国面对着更强大的国内外压力，就必须让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松口。1961年9月6日，肯尼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说：“总统先生在8月26日的函件中称，中华民国将行使否决权，阻止外蒙古和毛里塔尼亚进入联合国，我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对外蒙古的席位投否决票，意味着台湾将悲惨地离开联合国……您知道，该问题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将不惜以任何方式达到这一目的。”[20] 然而蒋介石还是坚持立场，9月11日回信给肯尼迪：“允许外蒙古获得联合国成员国资格，就等于向国际讹诈屈服。如果国民党政府如此放弃道德立场，那么我们继续留在联合国，也无法弥补自己的损失。”言外之意，不惜以退出联合国以阻止外蒙古时联合国，以示破釜沉舟之决心。美国人持更强硬的态度，立即向蒋发出强烈的声音，当天，腊斯克授权国务院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近乎威胁的电报。电文称：“如果国民党决意要与舟同沉，而不愿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那么美国不负任何责任。一旦有必要，我们会发布声明，表明美国已尽了最大努力，但国民党仍然选择了政治自杀。”[21] 美国民间也发出断绝与台湾外交关系的声音，此时，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讨论议程。此时美台双方只好各自让步：美国不同意中共的代表权，台湾对外蒙古问题弃权。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和1票弃权推荐外蒙古进入联合国。美国弃权，中华民国没有参加投票。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630号决议，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人们常说美国操纵联合国，在外蒙古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还不如说是苏联操纵了联合国，美国对既成事实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尴尬与被动。
蒙古加入联合国，国民政府还是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外蒙古仍在中华民国地图上。到了阿扁政府时期，对蒙古问题开始动摇，因为民进党要搞法理台独，自己都企盼独立于中国，自然不会再管连中共都早已承认的蒙古国了。2002年1月30日，中华民国行政院正式公告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及第五十六条条文”，将蒙古排除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已经排除外蒙古的适用性，所以现在定义的“大陆地区”为中共控制之地区。目前中华民国与蒙古国在双方的首都（台北与乌兰巴托）互设代表处，这已经是非正式的外交关系。2004年行政院通过了废除“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及“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决议，行政院长游锡堃表示，“蒙古国是一主权国家，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与一百多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尊重国际社会的共识。”“行政院为因应实际需要，解除我国与蒙古间的交流障碍，已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将外蒙古排除于两岸条例施行区域，决定与蒙古交流事务均依照外国人之规定办理，务实推动双方各项交流，建立互惠互利的实质关系。”对于此举是否违反宪法，游锡堃的解释是，“我国在制定宪法前，国民政府已经正式承认蒙古国的存在，甚至当蒙古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国民政府也投票赞成，因此从历史来看，我们没有违背现实的必要，而且民国三十六年内政部所编印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中，也没有将蒙古列为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因此承认蒙古国符合现况亦不涉及违宪。”2006年1月，行政院该决议送立法院表决三读通过，由总统签署总统令正式废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及“管理喇嘛寺庙条例”。至此，台湾已经基本完成对蒙古国的承认。台湾学者彭天豪、叶金凤（前国会助理、前陆委会副主任）指出：“有关外蒙定位问题，不但涉及疆域范围问题，更纠结了复杂的历史、情感及政治因素在内，绝非单纯的法律问题。大法官释字第三二八号解释亦认疆域问题‘为重大之政治问题，不应由行使司法权之释宪机关予以解释’，而今政府将外蒙问题矮化、窄化为单纯的法律问题，并假‘低调处理’、‘行政运作考量’之名，以径行修正行政命令位阶之两岸条例施行细则之偷渡方式，达到实质变更国家重大政策之目的，此种心态与做法，的确可议而令人无法苟同。故笔者郑重呼吁扁政府应透过公开讨论，甚至政策辩论过程后再做决定，以符民主宪政与法治政治之精神。”[22] 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解冻，中蒙关系也随之缓和，1990年，一个蒙古代表团28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共。1994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蒙古独立于中国，又受制于苏联，成为对抗中共的前沿阵地。俄罗斯在混乱之中放弃了蒙古，但还是企图对蒙古施加影响，普金访问蒙古时搞了一个《乌兰巴托宣言》，俄罗斯和外蒙古在宣言中确认：两国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联盟，不同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于对方独立的主权利益的条约和协定，任何一方都不能允许第三国借其领土达到实施有损于对方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侵略或其他暴力行为的目的。俄罗斯比外蒙古要强大得多，蒙古独立自主了，俄罗斯不会重新回来做主人，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担心的是中国，俄罗斯与外蒙古签署排斥第三国的协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范中国，俄罗斯也要防止蒙古和中国重新统一，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蒙古内部也有过重新回归中国的意向，但遭到否决，中共在内蒙以所谓清除“内人党”名义，大肆屠杀蒙古民族的暴行让人无法忘怀，汉人大量移民内蒙，蒙古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成为少数民族，削弱了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础。独立虽然艰难，回归中国可能有些经济上的好处，但自由更为珍贵。蒙古有意保持与中国的距离，达赖喇嘛几度访问蒙古，蒙古均不理睬中共的抗议。2002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俄罗斯拒发过境签证，韩国也听命于中国，拒绝达赖喇嘛从韩国转机。达赖喇嘛只好从东京转机前往蒙古，中共因此关闭中蒙铁路两天，声称是技术原因。蒙古敢于对抗中国压力，对蒙古当然不利，如果屈从于中国，中共将会渗透分化蒙古，对其独立地位损失更大。美国与日本也向蒙古示好，2006年，蒙古和美国联合举行军事演习，日本首相及议员团接连访问蒙古，印度也青睐蒙古。中共意识到对这个小国也不可傲慢待之，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蒙古，未来会怎样，现在还很难说。
外蒙古的独立，不能简单看做是民族自决权问题，蒙共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利益，挟持民意，出卖民族利益，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纵容下的独立，其实是沦为苏联的傀儡政权，陷入苏联的奴役之中。独立应该是一个民族追求完全自主权利的行动，不是从一个国家内的自治地位变为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庸国。西藏人的独立与蒙古人的独立性质不同，西藏是谋求完全的主权，蒙古是在共产运动中赤化，当时的共产运动的“祖国”是苏俄，其余各国赤化后都变为苏俄的附庸，谈不上真正的独立，外蒙古被人讥称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外蒙古在中国有较高的自治地位，中央政府派出驻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办理外交国防，通过王公大臣对外蒙古实行间接统治。外蒙古的贫穷落后并未因独立而好转，反而令主权和自治权同时尽失。俄国人一直牟想取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独自占据外蒙。1802年3月，清政府屈服于沙俄武力的淫威，被迫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形形色色的俄国商人象虎狼一样扑向外蒙古，掠走巨额财富。俄商不纳税，有治外法权，蒙古人则要承担重税，致使蒙古商人破产。俄国人还侵占矿产资源，开设银行乱发纸币，修筑中东铁路，又掠夺大量财富。俄国以银行加铁路的侵华政策，双管齐下，把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都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无奈退出东北，侵华重点转向对蒙古的渗透，拉拢王公大臣，培殖分裂势力，一图外蒙古彻底脱离中国。外蒙在苏俄策动下独立，自投罗网，在70年“独立”生涯中，政治上给自己套上了共产主义的枷锁，成为苏联的奴仆。经济上不仅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基本上仍是落后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反而成为苏联的低价原料供应地和高价商品倾销市场。蒙古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在经互会的“国际分工”——国际计划经济原则下，使蒙古国民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计划经济轨道，其畜牧业、工业、矿业、交通、科技、财政和贸易等部门，完全置于苏联人控制之下。苏联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蒙古着重发展它的畜牧业，把蒙古变成苏联的牧场。蒙古每年要把大量的活牧畜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牧场赶往苏联的加工厂。据统计，蒙古每年征购的马、牛、羊等牲畜，83％是运往苏联的，供苏联人消费和加工出口。搞得蒙古人自己没肉吃，政府号召人们要“多吃蔬菜，少吃点肉，”宣传蔬菜的营养价值如何高，改变牧民自古以来肉奶为食的习惯。苏联通过苏蒙双边军事条约，变蒙古为苏联的东方军事基地，驻扎大量苏军。苏军又全面控制蒙古军队，营以上单位都有苏联军事顾问，蒙古军队实际上已是苏联的一支雇佣军。为“保卫苏联”的义务服务。不足200万人口的蒙古，仅苏联军事人员就有10余万，整个蒙古化为苏联的“大牧场”和大军营。随着日本退回本岛及苏联共产政权的垮台，外蒙古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复存在，俄国人撤离，外蒙古终于获得真正的独立。失去苏联援助，完全受苏联控制的国民经济立即崩溃，1991年，工业总产值下降10％以上，贸易总额下降60％，国民收入减少约13％，全年国民总收入只有l.8亿美元。92年更差，商品奇缺，物价疯狂上涨，失业犯罪增加。由于缺少石油，不得不以马代车，首都乌兰巴托大街上似乎又退回到游牧时代，而蒙古原本是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地区，苏联人却让他们长期高价购买苏联的石油。连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也因为没有新闻纸而停印了，蒙古人终于过上了被俄国人遗弃和没有“真理”的日子。蒙古人民共和国改称为蒙古，实行市场经济和多党民主政治，普选总统，由传统的亲俄转为亲西方政策。恢复佛教信仰，邀请达赖喇嘛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这回是真独立了，但一个内陆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没有自己的出海口，其发展空间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整个国家的GDP不及中国南方的一个乡镇，其农牧业占了四成，GDP、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均不足10亿美元。蒙古经济上不能自给，以往高度依赖苏联的援助，最高时竟占蒙古GDP的三分之一，在1990年以前总共接受苏联援助贷款100多亿美元。独立后同样靠外资输血维持，截止到2003年底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援助蒙古会议时，蒙古接受国际社会总计无偿援助和贷款近30亿美元，其中日本占了一少半，中国也给予了数亿美元的无偿或低息贷款。近年来蒙古经济发展较快，2010年经济实现复苏，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实际增长6.1%，为60.83亿美元，人均GDP达2200美元。人口增长很快，2010年人口总数达到280万。我们不能光以经济情况来评判独立的利弊，但民族独立一是为了自由和尊严，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民生，决不是为了帮助少数人获取权力，这是在研究民族独立问题时，不应忽略的现实，否则民族独立就会演变成为用多数人的血，以满足少数人权力欲望的运动。
五、新内人党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内蒙古发生了严重的“内人党”事件，蒙古族人死伤惨重，至今记忆犹新，成为民族记忆中抹不去的伤痛。所谓的“新内蒙古人民党”，实际上是中共凭空虚构出来的，当时内蒙古根本没有“内人党”组织。这个事情还要从前面说起，那时受苏俄十月革命影响，1924年，由喀喇沁出身的蒙藏学校学生白云梯牵头，开始筹备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外蒙古当局派来札东巴为代表到北京连络，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以北京蒙藏学校学生为中坚联络东西部青年，于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会议。蒙语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汉语为“内蒙古国民党”。选举出白云梯、阿拉坦敖其尔、恩和布仁、伊德钦、白彦泰、满德勒图、莫尔色、赛音巴雅尔、乐景涛为委员。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王公制度、反对大汉族主义压迫。1927年国共分裂，内人党左派赶走右派白云梯．继续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白云梯后投奔冯玉祥，派代表去武汉声明解散“内蒙古国民党”，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 年外蒙古民族主义领袖丹巴道尔济被打下台，到30年代蒙古当局跟着斯大林搞肃反，杀了很多政要人物，政局动荡。受其影响，设在乌兰巴托的内人党总部关闭。1932年日军占领满蒙期间，内人党仍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内蒙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后来成为内蒙古独立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希望与外蒙古合并而独立出中国，后来的内蒙独立运动受雅尔塔协议约束，最后以接受中共领导来实现民族自治而终结。关于建立什么样的自治政府问题，1947年2月，乌兰夫在林东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讲，要分三个阶段：即自治运动时期，自治政府时期，自由联邦时期。1947年4月27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称：“内蒙自治政府是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中共中央4月20日发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说，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即将开幕，其目的在应内蒙古人民要求实行自决与高度地方自治。在乌兰浩特5月1日的自治区成立大会上，东北局派出的代表张平化说：“实行自治，争取自决”。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目的是建立独立于国民政府的民族地区，以期迅速瓦解中华民国。当时中共尚未进人蒙地，所以内人党的哈丰阿、博彦满发表“八一八”宣言，提出“内外蒙古合并”的主张。过去蒙古人只有一个民族认同，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同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一个民族合到一起天经地义，顾及不到内蒙古是属于中国领土这种国家主权的概念，也就谈不上以中国为祖国的观念。统一于中共之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随即停止活动，不了了之，更无后来的“新内蒙古人民党”之说。但中共历来有算老帐的传统，内蒙古原来的独立意识就成为终究要算清的一笔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老病复发，于是内蒙50年代称之为模范自治区。到了60年代就被打成了“反党叛国”的自治区了。日本投降后，共产党立即争夺天下，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投靠共产党一边，因为中共的民族纲领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中共为进占东北付出了很大代价，而内蒙古东部区早受哈丰阿势力控制，国民党进不去，中共西满分局派出一个张策就把这个地区拿到手了。
文革初期，内蒙领导人乌兰夫被打倒，中央派出滕海清将军任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执掌党政军大权。滕海清以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斗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他说“内蒙古一千三百万人口，蒙族一百三十万。过去就是这一百三十万蒙人压在一千一百七十万汉人头上，胡作非为。你看，汉人那么多，蒙人那么少，还压在汉人头上，让他们掌权能行吗?”[23] 滕海清听从“内蒙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是民族团结同民族分裂的斗争”的错误分析，听信所谓“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存在及“内人党有长期搞民族分裂活动历史，和日帝、蒙修关系都很深，他们是有很长历史和国外势力一直有联系的民族分裂集团。解放后其骨干、首脑还在，这个势力还在，必须加以彻底揭露和清理……”等等的不实之词，认为“乌兰夫黑线又粗又黑又深又长”，为消除“北疆隐患”，深挖“内人党”，“要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滕海清说，死几个没有么了不起。打死一个老鞑子是好汉，打死十个是英雄。对于“反党叛国的内人党”消灭的越多越好。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不承认是内人党的，受到拘禁、刑讯，又强迫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12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各盟旗的汉人纷纷行动起来，把蒙族干部一批一批打下去，改变所谓的“蒙人压汉人”局面。乌兰夫是中共早期党员，曾受共产国际指派组织中共西蒙工委，曾任绥蒙政府主席和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由他出任封疆大吏至少能在表面上体现民族自治权，尚为内蒙人认可。文革中搞掉乌兰夫并非一般的党内斗争，全面整肃蒙古族干部，更反映出中央对边疆民族的不信任，无端造成民族间的猜忌，是一种极其愚蠢的作法。中共统治少数民族地区一贯以阶级斗争来掩饰民族矛盾，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治理民族区域，文革中又以民族斗争来取代阶级斗争，大汉族主义思潮便趁机泛滥开来。滕海清挖了一遍走掉了，中央说他搞“扩大化”，换了郑维山将军治蒙，但未否定“内人党”的假案错案。郑说“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认为滕海清拖泥带水，挖了几十万“内人党”，没有拿到真凭实据。郑继续深挖，又死了不少人。郑走后又换了尤太忠将军，尤把中共领导下的内蒙说成是民族分裂的20年、反党叛国的20年、搞大蒙古帝国的20年。尤太忠为祸8年，直到1978年4月，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被打“新内人党”惨死一案，受到中共主席华国锋关注，由组织部长胡耀邦两次派员调查，华国锋作出批示：“什么内人党，不存在，彻底平反！”才完全否定了子虚乌有的“新内人党”，予以平反昭雪，为这场为期10年的“挖肃”灾难画上了句号。文革时期中苏关系紧张，爆发过边境冲突，外蒙古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蒙古由中美对抗时的三线地区变成一线地区，中央尤其注意边疆安全，有时不免过度紧张，胡乱猜测敌情。加上当时各省区都是军管体制，极力过度集中在军人手中，军队干部不懂地方管理的复杂性，更不尊重民族自治区域的历史，简单粗暴，命令主义，于是各种针对少数民族的大清洗层出不穷，无端加重边疆民族的痛苦，并将对中央的不满上升为难以清除的民族独立情绪。挖肃“内人党”是一桩无中生有、上下联手虚构编造出来的假案，“全区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三十四万六千六百五十三人；死亡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伤残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八人。这是 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数字。而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1989 年全区落实政策总结中公布数字为四十八万多人。此外，边民内迁七千九百五十户，至死千人。这里死亡人数是‘挖肃’当时现场打死、逼死之数。放出来回家之后由于伤重陆续死去的为数不少，未做统计。”[24] 如果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都算在一块儿的话，一共“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而民间上访者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虐行为，共产党的先天邪恶加上强烈的民族压迫情绪，将人性之恶发挥到极致。由于基层到处挖“内人党”，许多人想籍此邀功，积极分子入党升官，流氓盲流一哄而上，“内人党”也就越挖越多。
民族仇恨往往是由历史灾难造成的，形成全民族的深刻历史记忆，尤其是中共的压迫政策造成的历史灾难，伤痛的记忆是难以消除的。民族独立情绪也往往是专制统治者催化的，积聚到临界状态，就可能造成全民族的独立意识，而失败的独立斗争也会不断强化独立情绪，形成持久的民族独立运动。1981年，内蒙古发生学生进京请愿事件，抗议歧视民族地方的外来移民政策，中央信访局长张成粱暴怒：“你，你们几个蒙古人就是想闹事。老实告诉你们，别说一个内蒙古，就是新疆、西藏一块儿闹，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学生为支援上访代表，11月13日，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干部、职工举行盛大游行示威，高喊“还我自治权利”、“争取民族生存”等口号。2011年，内蒙古大学生发起大规模学生抗议，中共派军队镇压，原因也是由汉蒙纠纷引起。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使得文革中虚构的内人党也正式成立，全名为内蒙古人民党（Inner Mongolian People's Party，简称 IMPP），1997年3月23日于美国纽约举行首届代表大会，推举席海明为主席，巴赫为副主席。[25] 目标是结束中共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争取南蒙古的自由独立，恢复蒙古民族的尊严与光荣，同时支援新疆、西藏及台湾独立。蒙独又成为继藏独、疆独之后，摆在中共面前的又一个严重的民族问题。内蒙古独立的前景如何，吾等不知，但早已成为独立国家的外蒙古是面旗帜，在蒙古民族的“祖国”认同意识上，肯定是外比内更有引力。而中共的本钱惟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注释：
[1] 《列宁选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2] 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P92。
[3] 《列宁选集》，论民族自决权。
[4] 同上。
[5]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6]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7] 列宁：论民族自决。
[8]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9] 斯诺《西行漫记》之语，见第五篇。
[10]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1] 札奇斯钦：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和“撤治”，引自博讯网（www.peacehall.com）。
[12] 引自张国安著：《外蒙古独立内幕》，第四章。
[13] 札奇斯钦：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和“撤治”。
[14] 据新华社1949年8月15日 电，引自维基百科网站（zh.wikipedia.org）。
[15] 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6] 1950年，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摘自中国泛蓝联盟网站（www.miumu.com）。
[17] 毛泽东在1950年7月3日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摘自博讯网。
[18] 沈志华编：《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1950年1月22日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 唐小松：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20] 同上。
[21] 同上。
[22] 中国时报电子版 2002/03/03 。
[23] 巴彦泰著：《挖肃灾难实录》，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24] 同上。
[25] 见维基百科，内蒙古人民党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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