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藏独立之路
一、独立法理
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有一个长达879字的序言，其中有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的话，指责西藏“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协议第一条也有“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的条款，这些显然是逻辑不通的陈述。协议签字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两年，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已经近40年，那时还是中华民国时期。但中共却是为了打倒不是“伟大的祖国”的中华民国才又建立“新中国”的，成立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谈不到“祖国”的层次。即使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算起，也说不通，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鼓吹少数民族独立：“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西藏早就宣布独立了，成为独立国家了，藏民族没有异议，完全符合中共“宪法大纲”原则。苏维埃政府为地方割据势力，为苏俄制造的傀儡政权，也是不承认“伟大的祖国”的产物，是苏联分裂中华民国的怪胎，其诞生之始就负有祸乱中国的使命，认苏联为中共的“祖国”，西藏决不会跟着共产党一起认苏联是“祖国”。何况“祖国”一词并非法律概念，是通俗性和情感性的表述，不能作为法律文本用语。“宪法大纲”称：“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西藏全民信教，最高领袖即是僧侣，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西藏“认祖归宗”的责任，也就没有理由指责西藏的分离历史。中共可以从中华民国分裂出去，西藏的分离就不能说是“对伟大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苏维埃政府于抗战之初宣布解散，后来建国日未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之前对西藏地方政府从未主张过统辖权。当然西藏政府宣布独立时，更未对中国地区主张过权力，亦未承认两个中国中的任何一个为西藏的“伟大的祖国”。
十七条协议是与西藏政府代表签定的，等于承认了拉萨政府是独立的，此其一；“回到”就意味着承认西藏有过独立地位，好比台湾割让给日本50年，属于日本领土，战后回归中国就是“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了，谁也无法否认日本在台湾割让期间的统治权。中共政权称西藏之“回到”，就等于否认中华民国对西藏的主权，也就等于说中共先前是认可西藏独立的。按此逻辑，西藏之“回到”，实际上就是一旧一新两个都宣布独立的主权政府之合并——西藏归并于中共政府的中国，或者说是一种兼并行为，使用武力显然符合“侵略”的定义。西藏流亡政府称中国“侵略”了西藏就有了法理依据，那么，十七条协议属于国内法的解释就说不通了。汉族人有权宣布独立建国，中共有权在汉民族的江西省南部建立从属于苏联的傀儡国，藏族人在中共之前更有权宣布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此其二；即便退一步都认可协议是国内法，序言中称“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表述，是缘于大军压境，此刻之“通知”就是命令，西藏除了“回到”之外，并无第二个选项。因为“解放”是前置条件，是不可商量的，能谈的只是立即放弃抵抗接受“解放”而已。协议是平等协商的结果，“城下之盟”肯定是不平等的，决非被胁迫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平等就意味着不合乎现代法理，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确定的民族自决权，违背藏民族整体意愿，即使对方政府宣布无条件接受，也不证明其正义性。中共宣称从不承认外国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其缺乏现代法律之正义性是违背了民族意愿，自己又完全否认西藏的民族自决权也是侵略者的逻辑。中共拥有几百万军队，比全藏区的人口还多，藏军昌都之役溃败，强迫西藏臣服，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否认十七条协议之合法性便顺理成章。十七条协议是政治压迫性的，实质上是枪口下的“投降书”，和谈不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的协商，协议不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是中共单方面意志的宣示。如果不是共军打破了西藏大门，根本就不会有协议，西藏谈判代表也形同囚徒，与西藏政府的联系被切断，达赖喇嘛事后在广播中才听到了协议签属的消息。他除了率众出逃，惟有接受屈辱的现实，以避免过多的生命损失，总还是心存善意，轻信了中共的协议。十七条协议有两个作为附件的密约，未与协议同时公布，事前也未请求拉萨得到授权，是协议签字后代表亲自带回面呈达赖喇嘛的。此时同意协议与否已无商讨余地，因为其中“附件二”有西藏谈判代表的声明，第一条（乙款）：“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第一年内，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必须无条件接受（和平解放），在一年内必须返回拉萨，否则将失去一切。因此，这种协议一开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更不会对强势的中共政权发生拘束力。“和谈”无非缓兵之计，为了减轻进藏难度，为了掌握舆论先机，施放和平烟幕，无论西藏签不签和是否自愿改革，都不会停下共产革命的扩张脚步。此其三。达赖喇嘛1951年8月17日返回拉萨，次年初发生示威请愿事件，民众将“请愿书”关交噶厦，表达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意见，要求转呈中央代表张经武。中共不但不予理睬，还定性为反革命骚乱，积极准备武力镇压，下令达赖喇嘛必须解除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审判定罪。中央电示说：我们必须借此次无理骚乱为题，尽可能将反动派痛惩一下。游行示威是法定权利，西藏人民也不例外。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中共认为一切它不喜欢的言论都是反革命活动，它不喜欢的人就是“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共产党是不允许人民有不同意见的。所以中共进藏之始同样表现出肆意剥夺人权的劣行，后续的事实也证明，中共以“民主改革”为名，从外围以政治和军事压迫的方式，变相抛弃了不改变“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承诺，意在激起民变，制造武力干涉自治的借口，致使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做了政治难民，西藏也由此付出了百余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重代价。中共对藏人的任意监禁屠杀，已经构成严重的种族灭绝罪行，足够上国际刑事法庭。中共政权自称为“共和国”，却历来行一党专制，剥夺国民的一切政治权利，从未有过共和之实，各民族“自治区”也从未实行过真正的自治和普选，因为它本质上就是违反世界人权公约的非民意的非法政权。它不是民权政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法治政府，甚至随意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随意掀起政治迫害运动，杀人如麻，比它在十七条协议中要打倒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凶恶万倍。因此，无论党的喉舌怎样鼓吹中共“解放西藏”的历史功绩，从现代法律的人权保障功能来说，都是无法用正义性来自圆其说的。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自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即使是满清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内外事务强化了管理，西藏还是独立自治的，其行政事务由拉萨政府管理，西藏有独立的行政官员体系和独立管理的军队系统，有自己的货币和财政体系，不必向满清政府纳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转世系统也是自主决定，朝廷只做程序上的认可。但对外缔约权利在朝廷手中，这显然是典型的宗主关系，随着时代之变化，这种关系越来越难于维持了。满清政府后来已经从宗主权立场转向了主权立场，中华民国虽然一时权力未及西藏，但也决不会从主权立场再退回到宗主权的层次。因为宗主、附庸或藩属是过时的概念，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分为宗主与仆从，仆从定期向宗主进贡，是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是一种殖民统治方式。在封建宗主关系中，宗主国被视为是仆从国政权的来源，宗主赋予臣属统治者自治权，并以定期进贡方式宣示效忠，保持宗主联系。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自居至高无上的天朝地位，中国皇帝居高临下，自古形成的“朝贡、册封”体系是不平等的，逐渐失去合法性，必须重新界定，或者以条约方式确定，以迎合新的国际秩序。国际法规范下的国家平等原则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获得欧洲国家的认同，19世纪末在亚洲也产生了影响，清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宗主权是模糊和不可靠的。这标明时代在进步，国际关系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成为国际法准则，连英国的德尔贝（LordDerby）勋爵也认为：“所谓的宗主权是一个极不明确的概念，我认为它并没有详细有效的法律定义，不管通过这个概念表达什么涵义，要对此作出定义是极不容易的。我的理解是，不管你将其称为保护国、宗主权、甚或是英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所指就是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力。”[1] 新的国际秩序下，宗主权不是主权，保护国也不拥有被保护国的主权，英国人允许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地位，在宗主权或保护国的概念上玩文字游戏，也有故意模糊概念的意思，因为国际法不能为宗主权提供一个清晰的界定标准。宗主权所涵盖的权力或臣服范围不是依据国际法确定的，只能从历史或现状来争辩，这是件很麻烦或自缚手脚的事。保护国就更模糊不清了，这种表述本身就容易将主权排斥于外，因为保护国的地位是依据条约来实现的，属于国际法范畴。所以，中国也必须学会用国际法保护自己，不是排斥国际法，而是为我所用，就只能从宗主关系再进一步，如果退一步就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了。但中国不能主动放弃宗主地位，这是使执政者和后人蒙羞的卖国罪行，朝鲜（高丽）和越南（安南）原来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人和法国人打败了中国军队，也就用不着中国提供保护了。假如中国与英国为西藏开战，中国战败的话，签订新条约，宗主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宗主国或保护国本质上主权是相互独立的，是两个国际法主体之间经双方同意所建立的关系，一个（或更多）国家依法必须负责保护另一个国家免于受到外来威胁，并负责被保护国的对外关系。这显然是旧时代的国际关系，事实上也常带有强权因素，限制了主权的独立性，与现代世界依据平等条约形成的国际安全保障体系不是一回事。但无论中国怎样战败，国家主权并未完全消失，失去的多是些原本就存在主权认同差异的模糊地区，或有争议的边境地段，没人会对北京城的领土权属发生疑问。鸦片战争以后，除俄罗斯之外，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大体来说瓜分的多是利权，目的主要在商业利益方面。八国联军战胜了满清军队，占领了北京，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何以没有趁机肢解中国纳入各自版图，最大原因就是国际法准则获得了普遍认同。列强只能在扩大各自势力范围上打主意，而不是去公然瓜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势力范围与主权地位无关，不构成主权之间的从属关系，它不是国际法的概念，通常是一个强权国家防止第三国势力的延伸特权。中共的法律学者对宗主权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是封建时代大国为控制小国而使用的一个特殊统治方式，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法具有阶级性，宗主权是封建阶级的统治权。根据国际法的自决原则，殖民地人民具有决定所居住地之未来前途在内的政治自决权利。但在西藏历史问题上，中共法学家又持双重标准，完全认可宗主权的正当性，认为宗主关系是国内法，压制民族独立是君主行使国家主权，不再谈论统治阶级的反动性，更回避民族自决权是一项现代权利了。
西藏认为，中国的 君主从未统治过西藏，清末民初也有过事实上的独立，在遭受英国侵略时，自主宣战和缔约，满清政府主动放弃保护责任，从此双方中止了供施关系，与中华民国没有政治和法律上的任何关系，自主签发出国护照，也足以从法理上证明西藏具有完全的独立国家地位。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这只是行政管理上的治权独立，但还不是法理上的主权独立，未取得国际法的国家法人地位，这种独立显然属于地方自治性质。中华民国陷入战乱之中，其控制力的确不及西藏。辛亥革命之时，各省纷纷独立于满清政府，“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2] 各地方独立于中央，是暂时现象，再说中国已从中央集权走向了共和制，继承了清朝的全部领土，允许各省区自治，西藏主权独立的法理依据不足，既因此理。台湾脱离大陆几十年，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毋庸置疑，台湾还有二十几个邦交国，享有一定的国际地位，但法理上的独立无论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都不会承认台湾独立，对外各自以一个中国名义。西藏的事情并不复杂，至少比台湾问题要简单些，因为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英国，俄国或印度公开承认过西藏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西藏的地位受中、英、俄等大国的政治动机影响，往往有些变化，即使是英国默认了西藏事实上的独立，正式的外交场合也总是将西藏与中国视为宗主国关系。因为国际承认体现在外交承认上，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虽然不是先决条件，却是独立国家之法律人格的证明。国家独立只有获得国际承认才具有实际意义，否则便与酋长管理的部落一类的部族聚居地无多大区别。印第安人在美洲有很多部落，殖民者去了之后才建立起独立国家，具有了主权意义，你不能将殖民者发现新大陆和开拓行为也说成是侵略了某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联合国是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场合，但瑞士未入联合国之前并不影响其为独立国家，因国际上普遍承认瑞士为中立国，若没有国际上普遍的承认，其中立便无意义。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也算得上是不完整的独立国家，少数国家对中华民国予以承认，但没有国家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日本制造出伪满洲国分裂于中国，公开宣布独立，并与日本、蒙古、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在事实上独立了十几年，但国际上仅有极少数的国家承认其独立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不承认，日本一战败，中国重新统一东北则完全是内政问题，无人为“满洲国”灭亡鸣冤叫曲。同样，外蒙古是苏联以武力策动独立的，中共建国后立即与之建交，外国也纷纷承认现实，中国人自己都认可了，外人是不会出来多管闲事，论证这是否合乎国际法，待蒙古入了联合国，独立国家地位便牢不可破。西藏仅有过事实上的独立时期，未取得国际承认，中国政府也不认可，随后又丧失掉，再续前缘已无可能，自然谈不上国际法的国家资格。若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外国绝不会出面干涉，苏联与南斯拉夫联邦瓦解为一群国家，中共随即与之一一建交，毕竟外国的分离是人家的事。朝鲜与韩国在朝鲜半岛战争之前南北方就已经各自宣布独立建国，鉴于朝鲜半岛的现状，社会主义阵营与自由国家阵营分别予以外交承认，或是北或是南，中共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立场，承认北而否认南，直到1992年8月才与韩国建交。这显然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毕竟政治立场不能当饭吃，哪怕担上出卖盟友的恶名也罢。韩国与台湾断交而转向中国大陆，亦出于同样道理。纯粹从法理上论证独立问题不一定行得通，还要结合现实政治，国内关系或国际关系都是如此。国际社会由各个国家组成，各国都要考虑自身的现实利益取舍，最没有人权的中共政权两度选进联合国人权保障机构，这是各国在搞笑吗？非也！这是利益的交换，利益有时候比正义更具吸引力。西藏流亡政府说西藏处于被占领状态，国际法应保护其独立地位，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现在的版图是前一代人留下的，后人不会轻易放弃。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南北战争前，以共和党为首的林肯与代表南部利益的民主党对抗，北方阵营主张废奴，南方种殖园主反对给予奴隶自由人身份，双方争斗了几十年。后来南方宣布退出联邦，成立“南部各州同盟”，制定新宪法，选举自己的总统。美国一分为二，北方号召人民为恢复联邦而战，遂爆发南北战争。代表正义的北军开始时却连遭败绩，1862年5月20日，林肯总统适时颁布《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人只要交付10美元的手续费，就可以领到160英亩土地，耕种5年后，便成为土地的主人。9月22日，又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规定从1863年1月1日起，叛乱各州奴隶应看作是自由人，可以参加联邦军队。在为自由而战的旗帜下，北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南军势力，制止了南方的分裂，最终奠定了美国的强大与繁荣。美国是联邦制，各成员州自愿加入，应该说南方的独立有其法理依据，仅就独立问题来说，无所谓对错。但从林肯政府来讲，联邦版图是先辈所创，是美国人民独立战争流血牺牲的果实，在林肯手中丢掉一半，怎么也说不过去，唯有用战争来维护统一。以法律关系来看，美国联邦是各殖民地州缔约的结果，联邦政府是共同利益纽带，要想废约，就要各方重新来作出安排。已经是一个国家了，那就应该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表决，不能是一群人说想独立就独立。美国不让南方独立，也缘于经济已经一体化，独立使北方付出代价太大，不符合联邦利益。再从历史进程来分析，林肯统一联邦和解放黑奴是维护天赋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正义之战，保持美国的自由精神，从此，美国人走上了更为自由民主的富强之路，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和世界自由秩序的维护者，并未因为统一而牺牲了民众福祉。所以说，我们不能一概赞成独立，也不必一听到独立就怒火万丈，必须静下来分析统独问题对国家和各民族的影响及代价，权衡利弊得失。多民族的国家不见得非要搞民族独立，关键在于各民族之间达成何种有价值的妥协，而不是一味靠枪杆子说话。林肯之所以为美利坚民族之伟人，使美国再无分裂之忧，就是缘于他维护了人的自由和尊严。民族独立的终极意义不就是如此吗？反观中共的内战也是以民主为旗帜，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均富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建设一个民族大家庭，不能说这些目标在当时没有正义性。中共进藏为“解放百万农奴”，大有林肯气概，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共引导人民退回到更为残暴专制的封建王朝，远超过西藏的“农奴制”，这种统一违背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开历史倒车，以至于少数民族要求独立的声音历久不断。我们必须尊重西藏追求自由独立的权利，民族权利的核心是人权，人权大于主权，如果独立能带来自由民主，改变受压迫的现状，这种独立的诉求就是正当的。民族自决权是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规定的权利，不用说二战后民族国家的独立普遍受到尊重，就是当前的国际秩序下，诸如共产党国家内的民族独立，或东帝汶、科索沃的独立，也同样受到国际承认，因为它是被压迫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国不是也全部承认了前苏联崩溃后的民族国家独立吗？所以说，民族独立也是法律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汉民族有独立的权利，少数民族同样有之。而能不能独立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需通过协商和妥协来解决。
二、追求独立
正因为久已失去独立地位，才有西藏的独立问题，让争议各方对历史问题各取所需，纠缠不休。西藏在近代的独立运动始于十三世达赖喇嘛，那是在西藏与英国战败之后。从18世纪70年代起，英属印度就已开始寻找打开中国西藏门户的通路。19世纪60年代，英国势力深入或控制了毗邻西藏的布鲁克巴（今不丹）、廓尔喀（今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等国以后，向西藏扩张的愿望更日益强烈，欲修拓进藏商路。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人可自甘肃、青海、四川或印度入藏。1884年10月，英印政府命马科蕾筹办进藏考察商业。1886年初，马科蕾考察团集中大吉岭，准备入藏，因西藏地方坚决反对而作罢。西藏当局为防止英人入侵，决定在隆吐山设卡。隆吐山属热纳宗，热纳宗属西藏，曾由达赖喇嘛拨给哲孟雄部放牧，英国人说属于哲孟雄。清政府恐与英国开战，下令撤卡，撤驻藏大臣文硕，派升泰代之。旨曰：“向来西藏图说藏地与哲、布分界处东西一线相齐，藏境中并无隆吐、日纳宗之名。……难保非藏人多画此一段饰称现界也。并着升泰详细确查，究竟隆吐属哲属藏，据实覆奏，毋得稍有捏饰。”[3] 藏人不服， 誓众曰：“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众共殛之！”[4] 乃集兵与帕克哩，欲痛击印军。英国借口藏兵“出境”，驻哲孟雄的隆吐山“阻塞商路”，与藏军交战。1888年3月，英军进攻并占领隆吐山，进而侵占纳荡、对邦。藏兵伤亡数百后败退，印度政府令勿穷追。8月，印兵收哲孟雄全部，攻藏兵于捻都纳，藏兵败退，咱利、亚东、朗热诸隘并失，藏兵万余尽溃。9月，清政府派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国议和，谈判罢兵定界。在第一次谈判中，双方就哲孟雄、藏哲边界和通商三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英方以“哲孟雄与印度互立约已二十七年，应归印度保护。藏与印构兵，藏既屡败，我兵何难长驱卷藏全土？以邦交故。按兵静候。”并索藏赔兵费。升泰言：“哲为藏属。从前印、哲立约，并未见印督照会。藏番亦未赴印境滋扰，藏费无名。”由于争执不下，谈判中断，藏人亦集兵备战，朝廷再令藏人勿与英构衅，升泰也屡向藏人施压。1889年，清政府又派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之弟赫政作升泰的翻译和助手，与英印政府继续谈判。清政府于1889年7月、9月先后提出两个草约，均遭英印政府拒绝。英国政府为了防止其对手沙俄在西藏问题上找到可乘之机，希望尽快结束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一再催促英印总督早日结束谈判。此时藏人已有向俄国人求助的意图，清政府恐英俄争夺西藏，后患方长，也欲尽快结束会谈。12月16日，英印政府通过赫政向升泰提出新的四条草案。清政府接受。1890年（光绪十六年）3月17日，升泰与英印政府总督兰斯顿在加尔各答正式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清政府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划定西藏地方与英属哲孟雄边界。三年后，中英又就前约未尽之通商、游牧事宜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开亚东（Yatung）为商埠，听英商贸易，英印终于打开了进入西藏的大门。亚东开关后，大量货物进入西藏，并远及川、滇，西藏渐为英印商品的销售市场。
19世纪，英国扩张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锡金、不丹和原属西藏的拉达克、阿富汗一带也纳入英国势力范围。但西藏海拔太高了，对英属印度是个天然屏障。在英国看来，将西藏纳入势力范围是不划算的，殖民更不可行，在上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定居和建立防务，抵御俄罗斯的势力，几无可能，但又不能坐视外来力量的介入，所以通商就是最好的选择。商业对于英国在西藏建立影响至关重要，商业文化之渗透无孔不入，还能以保护商业利益为由与西藏发展官方关系，驱逐俄国势力，变西藏为英俄两国间的缓冲地带。再说英国本来就是重商主义，对外贸易是英国的命脉，鸦片战争的实质就是由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之两种文化传统碰撞而发生的冲突。英国不似俄日一样为掠地而来，主要目的是扩大贸易范围，可是中国根本就不想同英国做生意，西藏更是如此，如果中国与英国一样有强烈的贸易需求，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会大为降低。查禁鸦片走私是正当的主权行为，不准卖鸦片就开战，在英国历史上还未有先例。但英国人在西藏遇到的难堪比他们企图进入中国经商时更为尴尬，西藏闭关锁国程度超过内地，中国的锁国是心理性的，自认为天朝地大物博，乃万邦朝仪之地，只有恩赐外藩的传统，没有对外贸易的热情。西藏的锁国是心理加地理因素，高山环抱，远离大海，最适合关起门来称王，世界上如何发展，藏人并不关心。高鼻深目的英人信仰与西藏不同的宗教，藏人也深感恐惧。蒙藏地区信佛，满清也推崇佛教，西藏佛国地位足以使藏人心满意足，藏人缺乏与外界交流的动力因素。可惜世道变了，清政府日益衰弱，十三世达赖喇嘛日渐独立，西藏地区有出现势力真空的趋势，英国人绝不会坐视出现充满敌意的势力，宁愿让中国人统理西藏，也不愿看到俄国人插进脚来。但西藏不想听从中国，那英国人就要进藏了，以武力争取商业利益，藏人开始恐慌了。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第一款规定：“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清政府与英国订约并未预先征求藏人意见，且过程粗糙，竟误将孜江（Giagong）牧场划入锡金，引发藏人争执。中国当然知道此举有损西藏权益，但深恐藏人直接与英人接触，有碍中国主权，两害取其轻，还是以外交权力为重。据此，英商入藏乃履行条约义务，但西藏并无国际法意识，他们并不喜欢中国的统治，更不认为没有藏人参与谈判签字的条约对西藏有什么约束力。于是随意拔除界石，越境放牧，中断贸易，面对英国人的通商要求，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根本就不予理睬，拖了又拖，以图不了了之。藏人到印度做生意随意往来，英国人到西藏贸易，藏人极力阻拦，后来干脆在亚东海关内侧竖起高墙，禁止英人通关入境，使贸易协定成为一纸空文。其实，藏印间的贸易于西藏来说是略有出超的，并不吃亏，让他们惧怕的是西方的异教文化入侵，以为关紧了大门就无事了。
这期间俄国因素又掺杂进来，拉萨相信俄国是因为据说俄国在保护佛教。俄人早就暗中渗透西藏，达赖亲政后，有俄国背景的阿旺·德尔智（Buriat Dorjieff）当上了他的侍讲经师，德尔智是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全名为洛桑·阿旺·德尔智，俄名叫多尔日耶夫。此人机敏聪慧，通晓俄文蒙语，知欧洲大事，为俄国经营东方效力。自小出家，后往西藏留学。他1873年来到拉萨，入哲蚌寺修习15年，于1888年获拉然巴格西之佛学最高学位，又高居达赖的参宁堪布要职。德尔智在拉萨学经期间，为人慷慨大方，出手阔绰，以巨额钱财布施西藏各大寺院，结交藏族权贵，逐渐博得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首席噶伦等高级僧侣贵族的好感和信任。经他们鼎力举荐，德尔智很快被选为达赖身边的三大堪布之一，当上了深受达赖宠信的经师和卜卦人。于是，德尔智得以朝夕跟随达赖喇嘛，他借侍奉达赖起居之机，不断向达赖灌输亲俄联俄思想。达赖喇嘛在1900年和1901年两次派德尔智以西藏特使的名义率领“西藏代表团”去俄国访问，以西藏官方代表身份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玛丽亚皇后的接见。德尔智第二次访俄时，与沙皇讨论了西藏在彼得堡设立使馆的问题。德尔智返藏后，向达赖喇嘛报告沙皇政府决定援助和保护西藏，带来沙皇赠送的钻石金表。沙俄还用数百头的骆驼队穿过新疆青海运送大量银块、手表、枪支、珠宝给德尔智，让他广泛收买西藏上层，德尔智遂获得俄国与西藏双重“秘密使者”身份。英国曾质问俄国，俄政府回复说，藏员来俄为宗教性质，与罗马教皇派使海外一样，不附带外交与政治使命云云。俄国不公开与西藏的政治关系，是怕刺激英国，激怒中国，使英国势力入藏，反而不妙，只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这当然也说得通，蒙古和俄国的佛教信徒与西藏关系密切，信奉达赖喇嘛，常到拉萨朝圣，宗教与政治是难于区分的。以藏人的感觉，俄人不似英人那样压迫，又比满清强势。然此远交近攻之举实为下策，俄人并非善类，其联藏意在借达赖而夺蒙古，分化中国，驱逐英国势力，达独霸东方之目的。达赖茫然不知国际政治，也是病急乱投医，其本意并不为了走向世界。英国人暗中着急，他们不能从西藏人那里得到确实消息，也不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西藏的确切消息，无法证实俄国势力侵入西藏的各种传言。1899年新任的印度总督寇松（Lond Crzon) 勋爵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说：
所谓满清对西藏的宗主权，不过是法律上的幻觉，政治上的虚构，其所以得以延续，仅仅是由于这样对双方都方便。虽然中国随时准备让西藏消除愚顽与阻力，向正在普遍的贸易力量敞开大门，但中国的这个良好意愿总是被喇嘛们短视的愚顽所击败。同样地，西藏人虽然也对我们的建议表现了强烈兴趣，但却被宗主权的独裁否决所阻碍，以致这种屡屡表演的闹剧似乎永远不会脱离它的吸引或强势利用的轨道。现实而言，在拉萨的两个中国（满清）的钦差大臣并不是总督，而更像是大使，以中国人虚构的宗主权在西藏得以持续而设立的兵营为例，那是一支由少于五百人且装备低劣的军队所组成。[5]
寇松认为：“在对西藏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似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转圈。如果我们与西藏交涉，要么得不到答复，要么就是叫我们去同中国驻藏大臣打交道；如果我们与驻藏大臣交涉，他就会寻找借口，说他无力对西藏施加任何压力。”[6] 1900年寇松开始试着给达赖喇嘛写信，“第一封信坚决而礼貌地要求达赖喇嘛运用他的权力，谋求一项解决办法，以期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六个月后，该信被退回列城。信封已被拆启，但据称没有人敢于再向前传递。”[7] 1901年6月，寇松托人送出第二封信，口气强硬了些，四个月后原信退回，连封腊也没动。很难说信件曾到到过达赖喇嘛手中，但英国人还是感觉受到了侮辱。中国实际上也不希望英国入藏，满清驻藏官员与西藏噶厦一起相互推委扯皮，相互利用对方来应付英国人，不愿意讨论任何问题。藏人联系俄国是英国人最不愿看到的事，他们认为中国宗主权于西藏不发生效力，与中国交涉藏事无用，藏人又不知英国之强，发现除了用大炮讲话或者退回印度，找不到别的途径战胜这种“软功夫”，况且那时候本来就是英国人推行“前进政策”的时代。动用武力迫使西藏与英国建立官方联系，直接订立条约，消除俄国影响，就成为最终和最强的选项。但英国也不得考虑中国和俄国的态度，也怕西藏趁机倒向俄国，因为有关达赖喇嘛经师德尔智奔走于拉萨与彼得堡的种种传说，着实让英国人坐立不安。1902年，德尔智代表达赖喇嘛第四次访俄，带去了致尼古拉二世的亲笔信，这让英国感到拉萨显然在争取俄国的保护。达赖喇嘛不理睬英印总督，英国如何在西藏得到“英国独有的政治势力获得官方的承认”，打破西藏不接触的僵局，成为最迫切的问题。英国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公开宣称无意改变西藏的地位现状，一方面又避免与中国直接谈判，批准派出武装使团进藏。王力雄写道：
英国人开始明确地、坚决地要求与西藏统治者直接对话。他们无法容忍自己落入可笑的境地。如荣赫鹏后来对西藏人发表的演讲中说：“吾英人可以经商于俄、德、法及其它诸大国中，亦可经商于中国之满洲、蒙古、土耳其斯坦及其它藩属中，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西方人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并将其视为公理的态度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8]
1903年7月，寇松和他任命的“使团”团长荣赫鹏（Colonel Franscis Younghusband）率200名官员士兵越过西藏边界，到达距边界几英里的岗巴宗，施加一些压力是为了与中藏展开谈判。满清希望在岗巴宗进行会谈，但西藏政府坚持英人必须先从西藏境内撤出再说。英国人不想走，西藏人又懒得理睬，中国人也是模棱两可。英国人原以为谈判会旷日持久，其实根本就没有谈判，被傻瓜般地晾在了岗巴营地里。11月6日 ，英国政府批准英印武装使团进占西藏江孜，12月中旬，英国乘日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英军在麦克唐纳（Macdonald）准将和荣赫鹏上校率领下，增加了兵力，占领不设防的要地亚东和帕里。面对肮脏无比的帕里城堡，英军虽然暂时住在这里，也只好做起了清洁工，雇用80名苦力，干了整整一个星期来清运年代久远的垃圾。1904年3月，英军与藏军激战，藏军两名代本及士兵1400余人阵亡，英军仅两名军官受伤，13名士兵伤亡。这与其说是激战，还不如说是大屠杀——马克沁机枪无情地扫射一帮手拿大刀、火绳枪的中世纪农民。藏军在卡拉山口设防，数千人的藏军凭据天险，却被数百人的英军击溃。藏人根本就不懂得战争，他们完全可以避开正面，而在丛林狭谷地带阻截英军漫长艰难的运输线，同时坚壁清野，前线英军便难以支持了。7月6日 ，江孜不战而陷，随后江孜堡垒被攻破，藏军虽不时有骚扰性作战，但有组织的抵抗已近尾声。荣赫鹏待驻藏大臣赴议，得不到回应，7月14日 向拉萨进发，途中仅遇小规模的阻击，8月3日 侵入拉萨。9月7日 ，荣赫鹏以英国特派全权边务大臣身份与拉萨三大寺（噶尔丹寺、色拉寺、哲蚌寺）代表罗生戛尔曾等三大呼图克图，在布达拉宫签定《拉萨条约》。条约重申前定中英藏印条约义务，其第九款规定：“西藏允定以下五端，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不得举办：一、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二、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三、无论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四、无论何项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项利权，则应将相抵之利权或相同之利权，一律给与英国政府享受。五、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与各外国或籍隶各外国之民抵押拨兑。”又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军在商埠派驻官员，赔偿英国兵费金50万镑，合卢比银750万元，每年西历正月初一日，兑银10万卢比，75年缴清。拆毁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寨等，撤除阻碍通道的全部武备。确定了英国的独占地位。这次英国抛开了满清皇帝，单独与西藏立约，同时又限制西藏的外交权力，间接将西藏纳入英国管制之下。英国独占西藏引起俄、德、美、法等国不快，这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相抵触的，影响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也拒不承认，认为条约有抢夺中国主权企图，经过交涉，过两年又在北京单独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有所让步，“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赔偿英国的兵费“由原定750万卢比，减为250万卢比”，西藏的铁路、公路、矿产等利权归中国独有，《拉萨条约》作为附约。从内容来看，英国主要是强化其在西藏的影响，建立官方联系，也获取商业上的好处，不承认中国在西藏的权力，就难于克制俄国的野心，会导致英俄在亚洲和欧洲直接对抗。如果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又无力自保，英国又不可能驻军，仍不免落入俄人之手，还不如让中国管治西藏，应对治藏的麻烦。俄国也是同样想法，日俄之战，俄军战败，俄国也不免缓和与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清政府借机前进一步，已经从宗主权态度向进一步要求英国承认中国拥有西藏全部主权的立场上来了，中国人开始学会利用西方列强间的利益冲突为自己谋取利益，虽未得到中英条约的确认，但总算争回了大部分主权，所以主动替西藏偿付了赔款。西藏当局显然不满意，但没有大国的支持，达赖喇嘛又远避他乡，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中国当然最不愿意西藏投靠外人，影响国家安全，所以协约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以当时之情势，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毕竟康熙乾隆的强盛时代已经过去了。
满清皇帝的清兵打不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军队，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中世纪的万人藏军更是敌不过英王爱德华七世现代化的几千英军。清廷不敢出兵抗英，俄国人自顾不暇，尼泊尔也需要英国人的力量，更谈不上臂助。达赖别无他策，“惟日令箭头寺护法诵经诅咒英兵速死而已”。英国人嘲讽中华帝国是“白发孩子”，一个老大帝国，外交之幼稚着实令外人吃惊。藏人更不例外，不自量力，自取其辱。达赖在德尔智的裹胁下，以住在拉萨的70名布里亚特蒙古人武装护卫，逃到外蒙古库伦，寻求俄国资助。但此时逢俄国战败，达赖看到俄国人并不强大，始有醒悟，联俄的念头已去了大半。驻藏大臣上书称：“有泰以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时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其实满清政府在此次番藏英对抗中也坐收了渔利，达赖喇嘛逃难，拉萨群龙无首，清政府趁机加强了在西藏的控制力，并且替西藏提前支付了赔款，更以中英条约的方式将西藏置于主权之下，夺回了外交权力，满清未费一兵一卒，虽赔了英人军费，自己出兵也不会更省钱。所以藏人失败后，朝廷以藏事危急，收回达赖的“三瞻”之地，谕川督锡良等筹办，锡良拟改土归流，将巴塘、里塘归流四川。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川督赵尔巽奏设康安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同知，稻城等县。清宣统二年，改土归流各县已成行省规模，以为川边故康地，其地在西，设行省曰西康，建方镇以为川、滇屏蔽。达赖到达库伦后，沙俄驻库伦领事向他递交沙皇的慰问电和礼物。沙俄外交部拟定的方针是：将达赖牢牢控制在手，利用他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影响，在所有信教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扩大和支持俄国的威望，为俄国的利益效劳。俄国计划以150尊大炮和20万支步枪资助外蒙古分离势力叛乱。清政府为切断达赖与沙俄的联系，1905年初一再电令达赖立即返藏，以阻止沙俄利用达赖喇嘛的活动。俄罗斯这座冰山靠不住，达赖此时又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睦，一年后迁往塔尔寺，旋由西宁往五台山，折而至京，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每年食俸1万两。在京期间正赶上慈禧万寿节，因跪拜礼仪与清廷不睦，勉强从之。其后皇帝和太后驾崩，1908年12月达赖离京返藏，09年12月抵拉萨。清朝以保护达赖喇嘛为由，由赵而丰（赵尔巽弟）率约两千人的军队，随后到达拉萨。赵尔丰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达赖又与驻藏大臣发生了尖锐矛盾，其焦点为川军入藏，赵军抵拉萨，军纪很差，与藏民发生冲突，拉萨局势混乱。达赖喇嘛为保自身安全，逃往印度大吉岭，向先前的敌人英国求助，清政府再次宣布革除达赖喇嘛名号。英国对达赖热情接待，安排他游览印度各地，设立噶厦，遥控西藏事态，英国则宣称中立，不干预藏务。达赖喇嘛正式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并宣称与满清皇帝的“供施关系”因中国的入侵而告结束。其后西藏一直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宗主权也予以否认，认为中藏间是一种上师与施主之间的宗教关系，即中国供养西藏，西藏提供佛教上的精神指导，特别是对蒙古及满族统治者。这当然也有道理，西藏对中央政府没有纳税义务，中央反而要贴补西藏，象个“大施主”似的。其实又何止满清时代，中共进占西藏之后，中央政府一直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显然中共不需要西藏的精神教化，将与西藏的关系定性为一国架构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仍然带有浓厚的布施色彩。中国自秦以后，对内地省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对边远地区是宗藩政治体系，封国封王，准其自治。宗藩政治体系又被称为“东亚封贡体系”，一般说来，由两个主要内容维持这种关系：一个是“封”，即宗主国给外藩赐以封号，这一政治封号对周边小国很重要，有了宗主国的承认，就名正言顺了；另一个是“贡”，小国给宗主国进贡，宗主国往往数十倍地予以回赠，所以小国进贡也是有利可图的。如明朝与乌斯藏（西藏）的朝贡关系太过紧密浩繁，甚至使明政府不堪重负。明史称：帝为迎请乌斯藏活佛，“以珠琲为幢幡，黄金为供具，赐其僧金印，犒赏以巨万计，内库黄金为之馨尽。”[9] 在现代国际关系取代旧式的宗藩体系之后，宗主与藩属之间大多成为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也有的整合为一国架构下的联邦体系了。“朝贡、册封”体系已为历史陈迹，但西藏仍然是一国之下的“封贡”，大的活佛转世系统由中央认定，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免，“布施”变成了财政补贴。
时逢辛亥革命之时，进藏军队军心不稳，饷银不济，也分为帝制和共和两派，群龙无首，局势失控。藏人起而攻之，汉族官员兵士多逃往印度，请求保护，转道回国。袁世凯政府急令钟颖将军率川军援藏，后由尼泊尔居间调停，汉藏总算暂时和解，达赖归位。民国政府亦停止改土归流政策，维持现状，改西藏为行省之议遂止，西藏仍为自治地方。藏人所称之“独立国家”自此开始，达赖喇嘛稳坐王位，与英印修好，抛弃了中国这座“冰山”，俄国不能帮助其独立，连德尔智来西藏时也被驱逐。这就是强权政治，达赖政策改变，西藏于是有了亲英势力。但英国仅仅是影响力增强了，并没有趁机派兵进驻，取代中国的位置，其中立于中藏内部事务的原则未变，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关系，英国所注重是条约的遵守。这种政策是很聪明的，否则西藏让不信佛的英国人统治，还不如留给中国人算了。英国驻藏官员善于外交，军队纪律严明，绝不扰民，十分尊重西藏的宗教和习俗，虚心学习藏语言，与达赖和班禅及大臣贵族们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除了敬业精神，也做慈善事业，建立西式医院，免费为当地藏人看病。英国官员调任，藏人上下每有依依不舍之情，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员和军队差之甚远，往往表现出自大傲慢，鄙视西藏文化，与藏人形同水火。只有尊重当地的文化，才能建立亲密的工作关系与私人友谊，这光靠武力权威是不行的。中国现代文化远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却在少数民族面前经常表现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越是狗屁不通的官员，优越感越强，事情也就越搞越糟。所以在藏人眼里，中国人远比英国人更象帝国主义者，心理上的亲英是必然的。
达赖喇嘛逃亡之后，英国驻华公使质问中国政府：何以率军入藏？何以革职达赖？何以违反《拉萨条约》和《中英条约》？清政府答称：军队入藏乃为保护商埠，维持地方治安，援助驻藏大臣，得令藏人遵守条约者也。藏人先后违约数次，皆赖中国政府派兵镇压之。达赖之斥革，其劣迹不遑枚举，此处罚亦行使国家主权而已。昔《拉萨条约》为全藏所订，达赖一人之事无关全藏云云。朝廷此言直是授人以柄，以令藏人守约而出兵为由，其军队入藏便受制于外邦，无法自主行动。那时入藏道路封锁，中国经印度入藏须经英印批准，西藏事务无不受制于英。弱国无外交，后来英竟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迫使袁世凯停止进兵西藏。失去用兵之权，又与达赖喇嘛交恶，其主权只是一句空话了。西姆拉会议中，藏人持英人之力，合力对付中国，中国的宗主权只是名义尚存。观之今日中共不停诅咒达赖喇嘛，丝毫不留余地，将来中共一旦失势，风水轮流，西藏之前途如何，不免令人担忧也。昔康雍乾三代，四次讨伐西藏，务将达赖喇嘛置于保护之下，勿使为外力所利用。此即为清廷对藏行使保护监督，使西藏与中国立于共同利害关系，徐图实现国家主权。清末之讨伐西藏，利害关系相反，非借达赖喇嘛之力不可巩固西藏。然操之过急，又与达赖关系恶化，遂使其出逃印度，寻求几年前之仇敌保护。达赖喇嘛曾告诉英国人说，中国怕西藏脱离中国，对他起了谋害之意。[10] 清廷以为革除达赖名号，黜为齐民，即可令藏人俯首，岂不知藏人唯达赖喇嘛是从，更激化了独立情绪，实是推藏入英。清末朝廷治藏之蠢，不识藏情变化，由此可见一斑。时赵尔丰以川滇边务大臣署理四川总督，与继任者在川边全境行改土归流，拟设西康行省。民国时先改建川边特别区，后设西康省。改土归流是行政权由土司收归朝廷，川督设流官管理，治权仍是地方土司掌握，税赋也是象征性的，由地方公议，川督还要补贴土司银饷，故汉藏相安无事。藏官统治瞻对时，横征暴敛，藏兵侵害地方，土司百姓迭请川督收回瞻对。但汉人不断移民垦殖，招致藏人反对，引起争战，川督派兵进剿，汉藏矛盾恶化起来。乘辛亥革命各省独立之际，川边群起响应，跟随西藏独立了。赵尔丰等官员多年经营川边之成果，遂一朝瓦解。
三、战略利益
官方史学家总是说英帝国主义不断侵略西藏，意在并其入英国势力范围，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这恐怕不是史实。为防止俄国势力影响到印度，西藏应为缓冲之地，否则便不会保留中国的宗主权地位。英国对中国内地也是以贸易为主，放着容易得多的内地不占领，非要占据西藏，岂不舍本逐末？英俄之争于中国反而有利，倘若俄国于西藏问题占了上风，只怕是西藏也早就与外蒙古一并成为外国了。俄人控制了外蒙古和新疆，西藏势在必得，只是一时力量有限，不足以与英国抗衡，日俄战争更使之疲惫不堪。清政府难于掌控西藏，但英人也无力控制西藏，维持各方利益平衡就是一个两害取其轻的选择。英人重贸易，西藏人烟稀少，英国与西藏的贸易额根本不能同在中国内地获得的利权相比，在西藏开矿山或筑铁路，以当时的技术水准几无可能，也绝对是件亏本的生意。1861年，英国人把铁路修到锡金的大吉岭，再有几百公里就到拉萨，但中英两次缔约都未谈及铁路问题，直到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时，才象征性地规定了英国排除第三方的西藏筑路权。中共治藏半个世纪，西藏的经济还是全国倒数第一，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极低，反搭进去几千亿元。仅青藏铁路中央便投资300多亿，靠西藏本地经济支持的话，不要说筑路，连运营成本也支付不起。青藏铁路肯定是条“政治路”，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不追求商业利益，其运输量不足以收回投资维持运营。当年英国割占香港，弹丸之地，直到20年后的1861年，才消除了财政赤字，不再由英国政府补贴，当年全港人口包括九龙半岛，尚不足12万。直到香港回归中国前，英国政府也未在香港征税，香港只是承担部分军费。香港是天然良港，其地理与贸易之便利或经济价值较之西藏乃天壤之别，英国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中首先承认中共政权，就是为了保住弹丸之地的香港。中共全面控治西藏亦付出了巨额的治藏成本，如果加上军费更为庞大，远远超过满清的藏人自治时期，而西藏达到香港经济程度的可能性为零。西藏高寒地带，人口承载量极低，也不是殖民（移民）的理想之地，要不早就是第二个印度了。中国治藏是从战略安全考虑，不顾及经济利益，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说：“中国抚有西藏二百余年，未尝取西藏一文钱入中国，反为西藏糜费去数千百万。”[11] 1980年视察西藏的胡耀邦说：“29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45亿元，可是国家从西藏征的税收、公粮加起来，不过5900万。”[12] 那时的45亿元比现在的450亿元还管用。英国宁肯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也不想西藏落入俄国人之手，成为南亚次大陆的威胁，是出于战略考虑，不是来争什么西藏的主权。英国要西藏的主权，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亦无计可施，唯有呼吁列强关注，那时俄国战败于日本，无力与英国竞争，日本离西藏遥远，西藏自然是英国的天下。若英国想要西藏，攻入拉萨又全部撤军，岂不蠢笨？英国要求赔偿进藏的50万英镑兵费，也不是全部的战争费用，中国也愿意赶快花钱消灾，为得就是英国认可中国的主权地位。有人说英国占领西藏后可以从四川出兵进攻中国，英国也确实有人有此动议，情感上可以理解，实则代价太大。英国人从亚东一入藏，即刻感觉到高海拔地区崇山峻岭的意味，值是步履艰难，遂一边行军，一边修路，以利畜力。英军进入拉萨，目的一达到，立即退兵，西藏冬季不足以供应军需，英军回撒时也遭遇了冰雪带来的损失。
英国在印度的安全战略考虑，出于阻俄防俄以及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内湖、两个同心圆和三个缓冲区的印度安全战略：一个内湖即印度洋；两个同心圆的内圆即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三个喜马拉雅山地国，以及印度阿萨姆北部、东北部的部落地区和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即波斯湾的酋长国、伊朗、阿富汗、中国的西藏和泰国；三个缓冲区即英国管理下的中国西藏、印度洋和阿富汗——
英国认为，只有实现这一战略，印度才能处于安全的地位。印度虽然具有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优越的地理条件，但北面的高山高原是否可以绝对阻俄南下还是疑问。围绕为阻俄南下采取何种边境政策，英印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前进派，主张英国应向前推进，在尽可能远离印度平原的地方去直接挡住俄国的威胁；另一派是温和派，认为应避免与俄国人作直接正面的接触，因为在遥远艰险的地区去建立边界代价高、风险大，主张最好用第三种势力介于英俄之间作为缓冲，而把边界建立在容易控制且易于补给支援的地方。两派虽在处理边界问题的手段或方式上不同，但侵略扩张的本质是一样的。英印政府的边境政策虽屡受前进派的影响，但基本上奉行温和派的主张，即以制造缓冲势力为主要目标。同时，对关系印度安全的高山高原，英国的基本想法是，以能在掌握中为宜，但无论如何不能落入俄人之手。英印政府在推行其边境政策时，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制造缓冲势力或缓冲区，二是寻求印度对外边界的划定。[13]
沙俄是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为此间的缓冲力量，这是英国制定边境政策的重要考虑。英国不担心中国倒向俄国，因为中国须时常警惕俄国的领土野心，而是担心日益孱弱的清王朝无力抵御俄国在新疆西藏一带的入侵，担心西藏有亲俄倾向，力图把西藏变为亲英的缓冲区。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南部，英国打中国不会笨到便利的海路不走，非爬到几千米缺氧的高山上再往下冲。那时内地人去西藏，为了快捷还要取道印度加尔各答和大吉岭（Darjeeling），英军入藏无非是消除俄国势力，建立英俄之间的隔离带，展示力量随即撤军。当时英国的边境政策有两大派，一派是前进派，一派是温和派，而普遍认为更遥远更艰险的地方建立边界代价高昂，风险巨大，应当在比较容易行使权力的地方用第三势力把狮子（英国）和熊（俄国）隔开，在西藏早已立足的中国正是这种可借用的力量。所以英国对西藏用兵只会是暂时性的，不是长久驻军。列强插手中国固然是强权，但面对俄日的咄咄逼人，英国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制衡和屏障作用，以夷制夷，要不中国早就被俄日瓜分光了。公元 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订关于西藏问题的《英俄协议》及附则，该约第一款“条约双方必须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并不得干涉西藏的内政。”第二款“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主权，英俄两国未经满清政府同意，不得直接与西藏政府进行商议。”这对弱势的中国极为有利，很难认定为伤害了中国主权。英军入侵西藏也给满清政府上了一课，如果不迅速采取强化主权的措施，只怕连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也不保。1906年4月，清政府派张荫棠任驻藏帮办大臣，查办了驻藏大臣有泰和噶伦平措旺丹等人。1907年1月，他向清朝外务部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得到清政府采纳，作为革新政务的基础。令噶厦政府设立了交涉、巡警、督练、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等九个局，作为推行新政的常设机构。改革热情虽然高涨，受到一些僧俗大众的欢迎，却也脱离西藏保守落后的实际情况。
达赖喇嘛北上逃亡，没得到俄国的实际支持，又不满足于北京的安排。1908年8月，达赖入京陛见，英国乘机拉拢，派鄂康诺和锡金王子赴北京专做达赖的工作，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向西藏示好。又因跪拜礼仪引起不快，十三世达赖便作了亲英的打算，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死，达赖离京返藏。清朝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川军入藏，威胁到西藏上层的利益，加深了达赖与清政府间的矛盾，促使他从坚决抗英到寻求英国的政治支持来对抗满清政府。因无力抵御清军，达赖又一次逃亡，驻藏大臣联豫派兵追击受阻，达赖经由亚东逃往印度大吉岭，清朝再一次革除达赖封号。做为藏民族的最高领袖，自身无力抵御外部势力，只能寻求强大的邻国支持，不会以所谓“爱我中华”的虚幻情操而漠视现实的民族危机，换了谁转世为达赖喇嘛也是如此。后来的班禅喇嘛拥护中共政府，也是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的现实考虑。藏区平叛后，面对藏人空前的苦难，班禅喇嘛不惜直言上谏，为藏人鼓与呼，开罪于中共，足以体现出真切的民族责任感。如果西藏的怙主对藏人的苦难无动于衷，那才叫不可思议。藩属与中央纯粹是力量对比之下的利益关系，藩部作为朝廷的屏障，朝廷充当藩部的保护，中央政权弱化，藩部的安全和统治不稳，寻求更强势的外力保护不足为怪，要求藩属绝对忠诚是不现实的。我们不必把藏人借助外力的独立要求看做是卖国行为，有能力卖国的是享有主权的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政权。中共以履行国际主义为由出卖国家利益于苏联，与四邻的边界谈判中随意出让国土，才是真正的卖国。昨天是强敌，今天也可以成为有力量的盟友，达赖寻求英国支持也在情理之中，他也不会舍近求远求助于处在乱局中的俄罗斯。正如同日本战后为了抵御苏联势力，反而要在曾是强敌的美国保护下才有安全感一样。站在藏人立场，汉人非我族类，又侵我土地，民族独立就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孙中山推翻满清皇帝的革命，最初提出的口号并不是“五族共和”，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中华”显然不包括满族人在内，尽管满清统治中华已二百几十年，比收服西藏还要早，汉人还是在感情上难以认同。再上溯到岳飞抗金，“壮志饥胡虏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北方已在金人治下多年，但南宋与金帝国仍誓不两立，金国也不会以华夏民族自居，宋朝更不可能站在历史高度视宋金冲突为中华民族内战。民族独立求存是正当行为，谁也没给岳飞、孙中山扣上分裂中华民族或卖国求荣的帽子。即使依照“中华民族”的新标准，他们也是伟大的爱国英雄，因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可能坐等历史学家或后代统治者的定论。以同样标准，汉人能独立，驱除满清鞑虏，藏人也可以独立，赶走入藏汉人。民族认同需要极其漫长的过程，更需要统治民族对非其族类长期实施宽容和睦政策，俄罗斯人没做到这一点，于是时机一到，各民族国家纷纷散伙。满清没做到这一点，藏人不可能消除独立意识，国民政府内战频频，谈不上对西藏有实质性好处，藏人处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中共本有十七条协议，又允许西藏自治，本应和平建设边疆，却毁庙灭僧杀藏人，推行共产暴政，给藏民族造成空前的历史灾难。满清在长期统治中华过程中，本身已基本汉化，康熙与乾隆皇帝都是很有成就的儒者，诗词文章不亚于汉族儒生。满族人在辛亥革命时赞成五族共和，也是不想国家分裂，共和之后绝大部分人改为汉姓，以百家姓中的赵姓居多，自己的语言文字也丢掉了，连祖先的姓氏都放弃了，自然是下定溶入汉民族的最后决心。站在汉民族立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汉奸。站在“中华民族”立场，清废帝溥仪退回本民族发祥地建立“满洲国”同样是卖国。站在中共立场，“武装保卫苏联”，承认外蒙古独立，变中国为苏联的卫星国是“国际主义”，镇压少数民族的独立要求是“爱国主义”，几种标准混合起来，有选择地使用，就造成被洗脑的几代人在评判历史与现实事件中的逻辑混乱，谬论百出。独立首先是一个民族不可剥夺之权利，汉民族有这种权利，少数民族也有此种权利，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种种罪恶，汉民族抗清卫国的壮烈，袁崇焕以死报国的精神，无不镌刻于史册，教育后人。藏族并未象满清一样统治过中国，同化于汉民族中，共产暴政令上百万藏人死于非命，他们是弱小民族，藏人暴动绝对是正义行为，决不仅仅是“上层反动分子”所为。滥杀无辜为革命行动，反抗暴政的是反动分子，中共政权本质暴露无遗。再者，独立也是恢复民族尊严和维系民族传统的重要手段，谁也不愿在异族的奴役下生活。你有民族情感，别人也有民族感情，强求藏人永远留在共产党的中国，一起高唱“爱我中华”的赞歌，天理何在？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所以不影响其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为民族奋斗的不屈精神。而能不能独立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以现实的政治状况来一口否决少数民族的正当要求，满清赞同五族共和是因为达成一纸“优待清室条例”，民国政府每年提供400万银元供皇室用度，方有“五族共和”，否则一定是鱼死网破，血流成河。如果允许藏人高度自治，达赖喇嘛已经多次表示放弃独立要求，这正是一个和解的信号。中国人包括一切少数民族在内，需要的是共和，而不是专制。
四、独立行动
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建立，十三世达赖喇嘛趁机传文整个西藏，要各地藏人起来赶走侵略者。西藏各地纷纷响应并揭竿而起，西藏安多阿坝和嘉戎藏人击败了驻防清军，赶走了满清地方官吏。康区的乡城、稻城、贡嘎岭、江卡、察雅、理塘、盐井、雅江（河口）、道孚等地的藏人也成功地击败民国驻军。驻藏川军受西藏军民围困，内部又分派自乱，无力应付，川军被迫解除武装。经尼泊尔调停，川军转由印度返回四川。联豫、钟颖等驻藏官员也于12月底全部离开了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2月中旬回到拉萨，不久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也就是著名的“水羊年宣言”，他说：
……以前西藏与元朝、明朝、清朝都建立了友好的施者与被施者之相互依赖关系，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四川、云南之部分汉人吞吃我西藏疆域之野心日益膨胀，并派大量军队攻占拉萨。西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已将侵略西藏之清军赶出拉萨，我也安全地回到我合法的神圣的国家。现在康区的汉军也正在被赶出。中国假以供施名义，想把雪域西藏殖民化的企图犹如沙漠中的脚印、天空中的彩虹消失了。雪域圣地众生再度得到了一个快乐和平的时期。[14]
达赖喇嘛也致信英印总督和俄国沙皇，表述独立立场。西藏事实上的独立阶段开始，发行西藏自己的纸币、金币和银币以及邮票等，形成藏人称之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历史事实及理论基础。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帝国的版图，宣布“现今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撤销理藩院，统归内务部管理。而西藏坚持1910年满清皇帝对西藏的入侵以及对达赖喇嘛的攻击则结束了供施关系，明确表明了无意加入中华民国的立场。英国希望西藏自治，不希望与一个强大的中国为邻。民国政府派出由伊昌衡率领的军队进军西藏，又令蔡锷所部滇军入藏增援，重新占据了昌都以东的大部分地方，藏军损失严重。西藏军队在占领拉萨以西全部土地后，由噶伦喇嘛祥巴丹达率领下继续向西藏东部挺进，相继收复了洛隆宗、左贡一线，与中国军队在昌都以西的恩达、类乌齐对峙。英国见形势不利，则于8 月17 日，由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Sir John Jordan）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并不得于西藏改设行省；
（二）中国政府不得派无限制之军队驻扎在西藏各处；
（三）英国现已认定中国对于西藏有宗主权，应要求中国改订新约；
（四）英政府前曾根据条约设通讯机关，后经中国军队擅行截断，杜绝印藏之交通，当由中国保护；
（五）如中国政府不承认以上之条件，英国政府绝不承认中华民国之新共和政府。
民国政府照会英国，驳斥了英方的无理要求，但迫于英国威胁，宣布已进至太昭（今工布江达）的川军前锋停止西进，任命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赴藏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在英国调停下，西藏同意和谈，北洋政府遂于10月28日宣布恢复达赖的名号，试图使之与英国脱离关系。并派人赴藏，宣谕共和大义，避免英国干涉。英国不许陆兴祺经印度进入西藏，又提出举行中英藏会议，以解决一切悬案，要求充当中藏谈判的“调解人”，若中国不接受英国调解，英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还威胁说：“中国如不与会议，缔结关于西藏之新约，则与西藏政府直接商订矣。”此时，英国的西藏政策有了较大改变，以往是希望西藏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现在是想让西藏作为中英之间的缓冲，名义上保留中国的宗主权，实际上欲使西藏建立亲英政府，以便把俄国和中国都排挤出去。因为此举有违反1907年的英俄条约之嫌，英国则以一个调停者的身份主持会谈，西藏人当然愿意这样。北洋政府被迫同意会谈，1913年10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10月13日至1914年7月3日，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历时8个多月。会议期间，英国不准中国代表陈贻范与西藏政府代表司伦夏扎·班觉多吉等人见面通气，以营造三方会议的气氛，藏独人士从此认为西姆拉会议是西藏以独立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证明。会议由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主持，会议一开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即按照事先与英方秘密商妥的方案，提出六项要求：
第一，今后中藏互不干涉对方之权利，确定西藏为独立国家，至尊的达赖喇嘛为西藏政教之君主。中英于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订条约时，因无西藏代表及其盖印，故而无效，非之国所宜遵行者。
第二，中国和西藏的边界，东北以西宁所属梅如岗立石处为界，然后沿东自马钦绷然雪山的河水向东迄于黄河头曲，东南以建昌的白塔为界。具体的边界是：北为昆仑山、阿尔旦达山、沿柴达木岭至荷西里岭，自巴康妥山岭至青海北面之巴拿马噶宋地方，经中国的甘肃省边界；旋折向南转经东南，包括果洛、霍尔科（即甘孜一带）、瞻对（今四川新龙县）、金川十八司地、明政土司及打箭炉；由此向南至四川与云南之交界处，又循西藏边界向西至日玛山（红山）为止。近期被汉方逐步侵占的这些地方，新取名为西康。上述诸境土地系归属西藏，居民亦系藏人，今后咸归西藏政府所有，历年所收税款亦应退还西藏政府。
第三，有关英藏通商方面，西历1893年12月5日及1908年4月20日订立之条约，由英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磋商，进行互利修改，不与中国相干。
第四，由于以往互生恶感之两民族将来杂居一地必多龃龉，中国即不在西藏征税，中国官兵驻藏将骚扰西藏政府、百姓众生，为目前及长远相安之计，今后不准中国大臣、官员、军队、百姓等入藏侨居。中国商人非持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者，不得入藏。
第五，第三世达赖喇嘛曾前往蒙古传播佛教，并与其僧徒有约；其活佛哲布尊丹巴的转世法身，下属法师、官员派充，所有委派之下发，悉由达赖喇嘛继续行之。蒙古、中国有僧徒入藏及以财物布施寺院者，蒙古、中国地区之佛教僧徒尊达赖喇嘛为教主者，仍一律按旧规行之。
第六，中国官兵、百姓勒索、抢掠西藏政府之财物，掠取瞻对各县之物资、税款，对德格地方的藏政府百姓以及尼泊尔、拉达克商人等之屠杀、财物之抢劫、房屋之焚烧毁坏等，西藏不能受此亏耗，中国应立字据尽速予以赔偿。[16]
这即是所谓“大西藏”的由来，意即整个藏民区一同独立，而不去管这些地区是否原来曾受达赖喇嘛的统治。11月1日，陈贻范根据北洋政府的指示，陈述了中国政府反对西藏独立的立场：
一、缔约各方一致同意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对此，西藏政府与英国政府均不得制造纠葛。过去中国对西藏之统治西藏仍需照旧予以尊重。对此，英国政府亦应作出承诺。中华民国允准不将西藏改为中国的行省。英国政府亦不得将西藏或西藏之部分地区划入英国范围。
二、中华民国政府得委派长官一人常驻拉萨，其权限与待遇仍按旧例；并得设卫队2600名，其中1000名驻扎拉萨外其余1600名由该长官斟酌分驻各处。
三、西藏在外交、军事方面均应按中国之指示办理，非经过中国政府同意，不得与任何外国进行交涉。但根据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第5款所载（并经1906年中英“藏印续约”所肯定），对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官员会晤有关商务事宜等，不予限制。
四、西藏官员、百姓因心向汉方而身遭监禁、产业被封者，西藏允许一律释放、给还。
五、西藏方面所提之第五项要求，可以进行商谈。
六、前订之通商条约，即1893年12月5日及1908年4月20日之通商章程条约，如需进行修改，应由缔约各方按照1906年4月27日中英“藏印续约”第三款之规定商议修改。
七、关于中藏边界，现附上标明大体界线的略图一份。[17]
西藏的胃口过大，英国当然知道中国政府会强烈反对。1914年2月17日，英国代表提出了划分内藏与外藏的建议：外藏为金沙江以西地区，完全脱离中国，境内一切权力由西藏政府管理，中国政府不得干预，即由藏人自治；内藏为金沙江以东地区，归汉藏共管。英国这一建议，是用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民国政府代表于3月8日被迫同意划分西藏为内、外藏。3月11日，英国代表提出所谓划分内外藏“调停约稿”11 条，限定中国代表在一星期内答复，否则谈判即行破裂，英国将直接与西藏订约，为西藏武装反抗提供军事支持，并不再与中国商议双方的事务。陈贻范迫于压力，在草约和交换文书及所附地图上签字，同时请示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到陈贻范的电报后，于28日当即复电：“英员仅许以一隅之地，划归青海，迫我承认，殊堪诧异，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如英专员愿意和平续商，仍应接议，中国固不愿遂行停议也。英专员如何答复，速电外交部。”翌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又将此事电告驻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陈贻范未奉政府训条，贸然画行，错误已极，万难承认，已由外交部电饬取消矣。”正式签约时，中方代表拒绝签字，麦克马洪便同夏扎在条约上签了字，并发表一个声明，称英藏双方业经承认草签条约，因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同意中国将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发生的一切权利。7月3日和7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致不能同意签字，并不能承认未经中国政府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的文牍。根据国际条约法，条约无国家正式批准不能生效，带有欺诈性的“西姆拉草约”是无法律拘束力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方的往来情报和消息完全给英国人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自然操在英国人手中。英国用笔在地图上轻轻划了条麦克马洪线，划走了92000平方公里西藏土地，印度独立后，“合法”继承了麦克马洪线。这条线是与西藏代表夏扎在德里进行的秘密交易。英国以赠送西藏5000枝步枪（一说购买1万枝，实际交货5000枝）、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赶走汉军等为诱饵，诱使夏扎承认麦克马洪线。双方于1914年3月24日、25日进行了秘密换文。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原则画出的，而仅以一条比例尺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线在地图上标出，红线的宽度代表着6公里宽的一个地带，将此线间接地塞进了西姆拉草约附图中。他以红线表示西藏的边界，而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藏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西藏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中国的渐江省，有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这样，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山脚与阿萨姆平原边缘，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以喜马拉雅山为界，连西藏的要地达旺也切了过去。英国通过西姆拉会议使西藏成为其保护国的目的受阻，在印藏边境线上的收获可稩不小。由于手段太过低劣，有些事情上麦克马洪甚至隐瞒了英国政府，以致于英国长期不敢公开这条不光彩的麦克马洪线，长期将世人蒙在鼓里，因此这条线好多年并无实际意义，连西藏也没有当回事，一直在达旺和德让宗地区行使管辖权。直到1937年的新版的《艾奇逊条约》（却冒充1929年版本，下令把初版收回销毁）里才公布了西姆拉文件：
1938年起印度测量局开始改画地图，但麦克马洪线仍标明为“未标定”。许多英国地图还不能跟的那样快，1938年以后还有不少英国和印度地图仍然把喜马拉雅山麓当作中印边界。1946年出版的尼赫鲁所著《印度的发现》和1969出版的甘地传的附图就是这样。[18]
五、独立期间
1918年，装备有英式步枪的西藏军队在噶伦喇嘛的领导下，屡败国民政府军队，迫使集中在昌都的国军投降，收复了昌都、德格等地。1920年，柏尔到拉萨，帮助训练藏军和成立警察局，计划扩军到15000人。税赋增加侵犯了三大寺利益，相传要杀死柏尔，藏军与哲蚌寺发生冲突，柏尔只好离开拉萨。随着继续扩军，噶厦无力维持飞涨的军费开支，转向后藏扎什伦布寺第九世班禅要求巨额税收，班禅喇嘛抗议无果，于1923年（民国12年）班禅从日喀则出走，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14年之久。班禅出走内地，正合达赖之意。但亲英没有获得三大寺的认同，僧侣贵族仇视英式学校及其现代生活方式，认为这会影响西藏的佛教传统。1928年（民国17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次年，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在国民政府和西藏各种势力的牵制下，达赖晚年还是同意了班禅回西藏的要求，他圆寂后的噶厦政府阻挠班禅进藏，事情才耽搁下来。1933年（民国22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享年58岁。1934年2月15日 ，南京政府举行十三世达赖喇嘛追悼大会，4月，派出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黄对噶厦表示，只有确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服从中央，然后才有商量余地。他并保证中央政府允许西藏自治，不干涉西藏之自治权限，不改变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最后噶厦答复了十条，主要条款是：1、对外可称西藏为中国领土；2、西藏内务全由藏人自权自主，汉政府不得干预；3、中央可派驻藏代表一名，主仆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五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驻藏代表必须真正信佛教；4、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命，毕后函至中央备陈；5、国防由西藏政府自理。”[19] 1937年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于进藏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享年54岁。1941年2月4日 ，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西藏政府的独立期间，尼泊尔在拉萨设立了领事馆，中国和英国则设立了办事机构，不丹国王在拉萨也有私人的外交代表。1927年5月，苏联也通过外蒙古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试图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并曾于1928年派遣苏蒙联合代表团访问拉萨。1940年（民国2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参加坐床大典，同时参加的还有尼泊尔、不丹、锡金和英国的代表。对于吴忠信的身份有两种说法，官方的说是吴主持了坐床大典，另一种说法是吴并非主持人身份，处于事实独立地位的西藏，应该不会让南京政府的人来主持藏事，后来阿沛·阿旺晋美也否认了“吴主持”的身份。次年摄政热振活佛辞职，大札活佛继任摄政。按照规定，坐床只是继承前任职位，年满十八岁的达赖喇嘛才允许亲政，这就造成长达十八年的空位期，因此清政府在达赖七世去世后建立了摄政制度。十三世达赖圆寂的次年，22岁的五世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贝坚赞出任拉萨政府摄政。热振摄政期间最重大的任务是寻找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热振通过察看圣湖中的倒影得到启示，在青海（安多）寻访到了灵童。延续达赖喇嘛转世系统是西藏政府合法性的先决条件，灵童在青海，须有中央政府支持，割断与南京的联系显然是不可取的，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开始好转。十三世达赖与英国接触时也怀有戒心，英国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改革后的藏军，英国人的基督教在藏人看来是外道，担心会损害西藏的佛教，也担心西方的民主思想会瓦解西藏的政教体制。民国政府册封五世热振活佛为“辅国宏化禅师”。西藏仅是与国民政府维持表面上的宗主关系，还是要谋求独立地位，正好中国处于抗战时期，为西藏从事实独立走向法理独立提供了机会。1942年7月6日，西藏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一度设立的外交局，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英印政府和尼泊尔政府驻藏代表，与西藏政府间的事务必须通过外交局，虽然未称为外交部，却也是宣示主权的重要举措。英印政府同意，尼泊尔同意仍照原例直接与西藏交往，民国政府涉及到主权归属，坚决反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1943年4月，西藏切断了与内地商贸往来，导致关系恶化，英国出面阻止民国政府对西藏用兵，同时又对西藏提供武器支持。西藏积极备战，要求英国供给500万发子弹，1.8万发山炮炮弹，几种型号的机枪和子弹。英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训练藏军，年底500万发子弹和1000发炮弹运抵西藏。但英国在二战中与中国是战区同盟，也要顾及与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在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上走得太远。西藏地方亲英派看到英国的退缩，大为失望，同时以西藏三大寺为首的上层僧侣也不希望看到英国势力的侵入，更不想得罪国民政府。中央政府于是放弃武力，派出沈宗濂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沈游说成功，关系又趋于缓和。
英国人靠不住了，此时美国人又来了。1942年12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伊利亚·托尔斯泰上校和布鲁克·多兰中尉携罗斯福总统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抵达拉萨。罗斯福的信函全全文如下：
至尊陛下：
我的两个同胞伊利亚·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子）和布鲁克·多兰想要拜访您本人及历史名城拉萨。在美国有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您的土地和人民向往已久并怀有极大兴趣。我们非常珍视这个机会。
如您所知，美国人民正联合其他27个国家一道进行一场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强加于世界的战争，他们意欲摧毁整个世界的思想、宗教和行动的自由。联合国家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战，并且相信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带一点礼物给您以表达我的友好情谊。
诚挚的问候。
罗斯福
1942.7.3
美国人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条穿越西藏进入中国重庆的道路，观察藏人的想法，勘察一下可能成为未来活动的地区。因此西藏之行具有战略上的目的，并且高度机密，访问者化装前来：
由于当时的西藏对游客关闭，在美国拿不到入藏的许可，所以罗斯福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就成了这次旅行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护照。他们带着总统的信件及给达赖喇嘛的礼品于七月份首先乘飞机由华盛顿来到印度新德里。在这里他们得到了美、英、印外交人员的帮助于九月底获准进入西藏。在新德里他们还找到了一位懂英语的西藏人成为他们拉萨之旅的得力帮手和翻译。10月初他们从印度启程前往西藏。12月上旬托尔斯泰一行到达拉萨。12月20日上午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接见了托尔斯泰和多兰。托尔斯泰把罗斯福总统的信及其礼物（罗斯福的照片，一块金表）交给了达赖喇嘛。两人在拉萨滞留约3个月，拍摄了一部关于拉萨的影片，这是同类众多影片中的第一部。1943年2月他们获得嘎夏的特别邀请与藏人一起度过了藏历新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和西藏政要包括达赖喇嘛、嘎夏及其“外交局”进行了广泛的多方面的接触。[20]
达赖回馈了对等的礼物：给总统的亲笔信，一幅达赖的画像，昂贵的宗教唐卡以及昂贵的全套西藏邮票（罗斯福总统爱好集邮）。以此为开端，西藏开始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建立高层联系，寻求政治支持。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尤其是对抗法西斯的二战联盟，美国居盟主地位，英国的影响力下降。在传统上受英国影响较多的西藏，美国也开始产生兴趣。在美国全球冷战格局中，由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美国欲将其纳入反苏反共的战略缓冲地带，抵御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主义阵营。美国政界关注中国西藏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确切的应该说始于著名外交家柔克义（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4—1914.12）。柔克义是美国杰出的学者外交家，精通英，法，汉，藏等多种语言。是第一位到过中国西藏的美国外交官，也是第一位与达赖喇嘛（十三世）相见的美国政客。他1884年出使北京担任公使二秘，1886年担任一秘。1888-1889年及1911-1912年两次到蒙古与西藏探险。1905-1909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公使。1914年他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总统顾问，于来华途中的12月8日在火奴鲁鲁病逝。柔克义生活在美国全力扩张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被列强瓜分的衰弱之中，美国需要扩展全球贸易，但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1898年美国国会讨论合并夏威夷时众议员威廉·苏尔泽（William Sulzer）宣称：“一百年之内，美国的大部分贸易是在西部而不是东部，是越过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的讲话中说：“基于我们国力的增长及在太平洋的利益，对在中国发展的任何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国家的密切关注。”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柔克义主张美国对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并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柔克义的观点代表美国政府立场，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所以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外交政策，其坚持中国领土完整即是这一政策的重要部分。尽管中国政局极为混乱，内战不断，但1911年的共和革命，1931年日本侵华，美国从未动摇“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公平地讲，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有利，至少可以抵制日俄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
40年代以前，美国在西藏几无利益可言，既没有美国公民及旅游者、又没有财产在西藏，所以没有兴趣插手西藏问题。二战期间，滇缅运输线被日军切断，为援助中国抗战，美国需要开辟一条经西藏通往重庆的运输线，始对西藏的战略价值真正发生兴趣。美国提出的开辟经由喜马拉雅山通道的要求被拒绝，这首先在技术上就不可行，但托尔斯泰和多兰却受到达赖喇嘛的热烈欢迎，拉近了美国与西藏的距离。西藏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好机会，1946年1月，达赖喇嘛、西藏摄政、内阁阁员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达赖喇嘛写道：“与从前一样，我希望您能考虑促进两个政府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1947年西藏组成以夏格巴为首的四人贸易代表团访美，在印度新德里美国使馆得到Form-257签证，带着达赖喇嘛及大札摄政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于1948年7月抵达美国。Form-257是美国政府给予尚未承认的独立国家的申请人的签证，当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抗议美方给藏人签证时，国务卿解释说藏人是在香港拿到的Form-1签证，使用Form-1核发签证的手续通常是用于申请签证人所持护照无效或所发护照国家尚未被美国承认这样的情况。而实际上是依照西藏护照发放的签证。藏人此行的公开理由是促进西藏与美国的贸易，夏格巴告诉美国驻新德里大使说，是为了研究改善与美国贸易的可能性。但夏格巴在其所著的《西藏政治史》一书中说：“此行任务就是要表明西藏的独立地位。”因为出访者是政府人员的公务旅行，不是出于私人目的，手执西藏签发的有效证件，不是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美国当然知道与西藏的贸易并无多大好处，美国也清楚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其重要性远高于西藏，所以在其与西藏使团交往时不断向中国强调美国对于“中国拥有西藏主权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通过中华民国政府不可能与西藏建立勾通管道，国民政府不能有效控制西藏，经由中国政府与西藏官方接触是不实际的。为了顾及中国主权，尽量采取秘密或非官方的方式，当夏格巴提出会见美国总统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时，美国应中国大使意见提出应有中国大使在场，使夏格巴被迫放弃会见美国总统的想法。西藏人进入美国，由此，美国民间对西藏的兴趣也开始大增，同时美国民间势力也成为西藏人实现独立愿望的重要力量。
1949年初，亨德森向国务院建议：鉴于国民党“有可能失去中国”，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但经过讨论，国务院最终采纳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 (Ruth Bacan) 的观点。她认为：其一，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不仅涉及美藏关系，而且还涉及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其二，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会极端落后，使西藏发挥作用十分困难；其三，只有在美国采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才能发挥作用，而美国采取这些援助只能取道邻国印度，如果印度不与美国合作，那么美国对西藏援助物资的运送和与西藏关系的发展会十分艰难。由此，她认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最佳选择是：1.目前美国仅可以把西藏作为朋友相待；2.要避免卷入中国对西藏问题复杂的“宗主权”的争论之中，同时等待中国形势的发展明了再作选择；3.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4.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21]
洛伊·亨德森是国务院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33年美国承认苏联时曾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使馆高级政治官员。看到了苏联的制度是独裁政治，与法西斯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但出于现实考虑，美国在中共政权宣告成立至1950年初中苏签订同盟条约期间，美国对西藏提出加入联合国、派出获得美方援助的特殊使团来华盛顿、邀请美国使团访问西藏等要求都予以婉拒。美国的对藏政策不但要考虑中华民国政府立场，还要顾及到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态度，也要对待共产主义政权后台苏联的反对，任何轻率的举动反而会加速西藏的共产主义化。
美国希望英国与印度合作，出面援助西藏，但印度不希望因为西藏问题而损害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同时英国出于香港的安全考虑，也以“其在藏利益极其有限”为由，拒绝了美国，因此美国援藏的热情也大为降低。印度独立后，西藏也企图在国际上展示其独立地位，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了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西方国家，香港的英国官员为西藏的护照办理了三个月的签证。国民政府询问为何在未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情况下接受西藏护照，英国回答这是个技术差错，保证不为西藏办理新的签证。西藏流亡政府据此说他们曾得到国际承认，作为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证据。1949年3月，西藏致信美国国务卿请求美国帮助其加入联合国：“众所周知，由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对立，西藏与中共无法共存，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和保护我们的独立和自由，我们认为，西藏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承认。因此我们遣特使去美国联络，如果您帮助我们将申请提交联合国使我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我们将对您及您的政府不胜感激。”[22] 这是不现实的，苏联、英国、印度都不支持西藏独立，虽然对抗苏联赤色扩张是美国亚洲战略的头等任务，但西藏问题又涉及中华民国主权，中国与美国为友好邦交国，美国作出答复：西藏在此时申请获得联合国成员国资格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会遭到苏联和中国代表的反对，因为两者在安理会中都有投票表决权，谋求成员国资格会使中共采取行动控制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藏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与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英国人，原为英印政府驻拉萨代表）密谋后，策划了继辛亥革命后的第二次“驱汉事件”。1949 年7月，达扎·阿旺松绕召集噶伦及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商谈以“反共”为由，驱逐汉人出西藏。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通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为防止赤化，以免引来共产党里应外合，决定驻藏人员及其眷属立即离藏返回内地。同时占领了国民政府的拉萨无线电台，并派兵监视驻藏机关及人员。噶厦还经印度噶伦堡电台电告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为欲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特请求中央驻藏人员全体撤退，并已通知各该人员及其眷属在规定期限内，返回内地”。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大敌当前，却与国民政府中止联络，失去武力援助。1950年中共大举入藏，也就无法得到国军的支援，单凭他们那样陈旧的武力，与强粱的共军对抗，无异螳臂挡车，一战便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了。共军大军压境，西藏希望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美国的态度又开始积极起来，8月4日，美国参事劳埃德（Lioyd Steere）告诉夏格巴，西藏打算抵制共产主义入侵而需要帮助，美国准备在物资及财政上予以支持。夏格巴问这是否意味着一旦共产党入侵美国就会派部队和飞机帮助西藏，美方回答说，仅涉及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美国不会与共产党中国交战，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劳埃德向夏格巴大致描述了援助规划，并强调印度合作的必要性。10月上旬，嘎夏派出代表到新德里，协商美国与印度的军事援助。代表首先拜访了尼赫鲁，尼赫鲁告诉他们西藏要从印度购买武器是犯了个大的错误，因为这会激起中国的攻击。
六、共军入藏
共产主义是一股祸水，流向哪里便会给哪里带来恐惧与灾难。西藏自然有着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还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从外蒙古的赤化就看出布尔什维克政权才是西藏教政事业的最大威胁。他的《政治遗嘱》中说：
……当前五浊蔓延、赤色主义尤其猖獗，在外蒙古，禁止寻访哲布尊巴丹的转世灵童，随意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喇嘛活佛当兵，佛教被毁灭，寺院荡然无存，据说这样一种制度已在库伦建立起来。将来，这雪域佛国的政教合一制度，必将遭到内外势力的践踏。一旦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又无力捍卫故土，则达赖、班禅为首的高僧大德都将遭受灭顶之灾；各喇章、寺院的财产和法事资产将全部被掠夺；更有甚者，祖孙三法王所创立的政教制度将衰微而徒具空名；我的臣属们的祖来财产被动夺之后将沦为敌奴才；我的属民担惊受怕、痛苦不堪，将难以忍受昼夜的煎熬。这样一个时代必将来临！[23]
西藏要面对中国政府和英印政府，还不算太坏的事，能不能独立也不影响西藏的政教体系。然而更大的危险在于四处扩张的无神论政权，这是西藏政制无法避免的前途。十三世达赖喇嘛无力抗拒对共产专政的恐惧，年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更是听天由命了。
中共夺取了内地后，开始考虑进军西藏，得到苏联的赞同。毛泽东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等：“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2月26日，刘少奇发出《中央关于保护班禅童子生命安全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称：“彭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苏联离西藏太远，其关注点在新疆和东北，为防止西藏进入西方怀抱，纳西藏于苏联势力范围，支持中共是必然的事。1949年 11岁的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青海塔尔寺坐床，在国民政府即将撤退台湾之际，他选择了留下来跟共产党合作。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当日下午，十世班禅在布达拉宫拜会十四世达赖，两位宗教领袖之间长达29年之久的隔阂消除。随后班禅回到了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九世班禅自1923年离开后藏的札什伦布寺以来，至十世班禅返藏，两代班禅已多年无法回到他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了。在事实上的西藏独立期间，班禅喇嘛与民国政府关系较密切，班禅掌管后藏，在青海等藏区也有极大影响，地位稍次于达赖。班禅将达赖喇嘛的前藏隔在中间，达赖若要彻底脱离中国并非易事。若从法理或者政教合一体制上讲，达赖要独立，班禅不同意，达赖仅能控制一部分地区。当初荣赫鹏远征军入侵西藏时，班禅并不帮助拉萨政府，在达赖出逃后，清廷请班禅入主拉萨，意在取代达赖，班禅不愿意，事实上也无力取代达赖的影响，一年后又回到了日喀则，毕竟班禅是藏人的喇嘛。西藏独立势必造成西藏三区的分裂。三区是民族居住和宗教文化区，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仅一部分地区独立，达到象“西姆拉会议”将藏区分为内外藏，效仿蒙古地区，外藏独立，内藏归中央，最终分而治之，在当时也不可能获得一致意见，因为西藏不似外蒙古一样有强大的苏俄共产主义势力。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共同纲领》取代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原先规定的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的条文不见了。9月12日 ，新华社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向美英等国发出警告。9月22日 ，西藏噶厦政府外交部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强调：“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当中国的内部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堪布厅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当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电文中说:“慈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留居青海的年仅11岁的班禅喇嘛已经在中共控制之下，达赖一方想独立，班禅一方望统一，双方都声称代表西藏，两大活佛系统趋于分离，独立首先从西藏本身来说已无可能。11月23日 ，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接读十月一日 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国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中共进藏取得了藏人首领的赞同，12月30日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再次强调：“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大军进藏已是箭在弦上。随着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承认北京政府，西藏周边国家倒向中共，封堵了西藏独立和美国干涉的可能性，解放军准备在次年4至11月间控制全西藏。在准备进军的同时，又开展和平攻势，派志清法师赴西藏，说服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由西南局的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同西藏噶厦政府进行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西康的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谈代表的身分从甘孜白利寺出发前往拉萨劝和，7月24日 抵达昌都，稍后病亡，中共借机称格达被害。为了以打促谈，毛泽东8月23日 电告西南局，同意西南局所报将藏军压缩在昌都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并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1950年10月，第18军发动昌都战役，藏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并俘获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印度政府对中共的攻势很担心，10月21日 ，向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西藏问题与联合国席位挂钩，中共当然不会接受。10月19日 ，志愿军夜渡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激战，国际注意力转向了朝鲜战场。同时藏军在昌都大败，西藏大门洞开，西藏噶厦政府以同样受到侵略的理由，以达赖喇嘛名义向联合国申诉。噶厦政府高级官员并不懂得国际法与外交，印度驻拉萨的代表辛哈（Shinha）帮助起草了申诉信，全文如下：
西藏达赖喇嘛向联合国的申诉
（一）A/1549号
目前世界的注意正集中在韩国，那里侵略行动被国际力量所抵挡。在遥远的西藏，类似的事件却在不受关注下发生了。依于在任何地方侵略不会在毫无阻挡下进行和自由不会不受保护的信念，我们奉命向联合国组织报告目前在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事件。
正如你们所知，现时西藏问题已是非常危急。此一问题并非由西藏自己做成，而主要是无阻拦的中国人的野心，要把弱国置于其有力的统治的版图内之结果。西藏人长期以来在他们遥远的群山之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疏离和超然于世界其它地方之外。除了就公认的佛教会领袖达赖喇嘛宗座对其它国家来的信众赐与加持和接受他们归依而言。
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中国皇帝和达赖喇嘛宗座之间在个人方面确有紧密的友好关系。此种联系根本是从共同信仰的信念所诞生，同时应该正确地描述为上师俗家弟子的关系，这里没有政治含意。作为依止于佛教教义的人民，西藏人长久以来已戒绝了战争技艺，奉行和平与宽容，并依赖地理位置和对其它国家事务的不介入来保卫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些时候西藏向中国皇帝寻求保护，但却很少能得到。然而，中国人出于他们对扩张的自然要求，完全曲解了中国和西藏两个邻邦之间存在的友好联系和各自独立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宗主国，而西藏是藩属。这种主张在西藏心中首先生起了有关中国对其独立地位的阴谋的法理性理解。
中国人在1910年的远征时的所作所为令两国关系完全破裂。在1911至1912年间，西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管治下，宣布完全独立。甚至尼泊尔亦同时废弃对中国的效忠。当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的未代皇帝，亦断了西藏和中国在感情和宗教上的最后联系。西藏自此即完全倚靠其与世隔绝，对佛陀智慧的信念，和偶然地藉着英印政府的支持来保护自己。毫无疑问地在此等情况下、后者亦同样可以要求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虽然时时刻刻在中英两国的影响下，依然保持其独立存在。要证明此事可以指出，西藏在国内能够维持安宁和秩序，而亦与世界保持和平。西藏继续与中国人民维持邻邦的亲善和友谊，但从不应允中国在1914年提出的宗主权要求。
英国的劝导令西藏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加诸于西藏中国名义上(不干涉的)宗主权，同时藉此中国获给予在拉萨维持一个代表团的权利，虽然它被严格禁止插手西藏内部事务。除了此一事实，由于中国人并没有在1914 年的条约上签字，甚至西藏对中国勉强承认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亦并不可以实施。从西藏保留与其它邻国，例如印度和尼泊尔等的独立关系可见一斑。再者，不顾友善的英国建议，它并没有在自己的立场上作出妥协，在二次大战投入自己的军队去支持中国。因此它维护和保存了自己的完全独立。1914年条约依然指引着西藏和印度间的关系，而由于中国。并非签约的一员，故可被视为放弃了条约中所给予其的利益。西藏的独立由是再次取得法理上的地位。
当中国经历再一次革命，而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国家；西藏与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保留的脆弱连系变成不再恰当。中国和西藏各自采纳的背道而驰的信仰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血缘关系或一致性。预见到未来的纠纷，西藏政府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在1949年七月驱逐中国在拉萨的代表离开西藏。自从那时起，西藏甚至没有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保留正式关系。它决定要独立存在，不为高度唯物义教条的病毒所污染。但是中国决心不容许西藏和平地生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就恶狠狠地威胁要解放西藏，并利用诡计多端的方法去恐吓和中伤西藏政府。西藏认识到没法去反抗。因此它同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好条款。
不幸地，西藏派往中国的代表团不能离开印度。这并非是他们自己的过失，而是由于要取道香港，故需等待英国签证。在印度政府的好意干预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屈尊容许西藏代表团与刚在九月抵达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大使展开初步谈判。当此等谈判在德里进行之际，中国部队没有事先提出警告，或是无缘无故地，在1950年月7日，在多个地点横渡长期以来作为西藏领土边界的金沙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要的战略性地点如多玛、吉塘、德格、察雅、热扎卡、打箭炉和马尔康，相继陷落中国人手中。在康区的西藏边防要塞，它并非为带有任何侵略意图被保留，而只是作为一种名义上的保卫设施，也全部被扫除。共党部队从五个方向集结大军包围康区首府昌都，此地很快被攻陷。无人知晓西藏政府派驻当地的大臣的命运。
此一偷偷地进行的侵略，外界所知不多。在侵略行动发生后很久，中国向世界宣称它是被请求进军西藏。这种没有根据的侵略行动不单干扰了西藏的和平，亦同时完全罔顾中国向印度政府作出的郑重保证。同时它在西藏创造了一个严重的处境，最终将会不剥夺西藏长期争得独立。秘书长先生，我们可以向你保证，西藏不会未经战斗便屈服。虽然一个献身和平的国家根本没有希望抵抗一群受训战士的野蛮行动，但我们明白联合国决定制止任何地方进行的侵略。
通过纯粹的武力为西藏纳入共产中国版图而武装侵略西藏是一宗很清楚的侵略事件。只要西藏人民仍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和同意而被武力所威迫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时之被侵略将会是以强凌弱的最严重事例。我们因此通过阁下向世界各国申诉，请为我们调停和约制中国的侵略。
问题十分简单。中国人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感觉到在种族上、文化上和地理上，他们都与中国人远远分隔。如果中国人发现西藏人对他们的勉强要求并不接受的反应时，他们可以通过其它文明的方法来确定西藏人民的看法。或许，此事件可单纯遵循法律解决。他们可在一个国际法庭内公开寻求纠正此一事端。中国占领西藏只会扩大地区矛盾和增加对其它亚洲国家独立和稳定的威胁。
我们一群阁员，被达赖喇嘛宗座批准，将在危急情况中的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的最终裁决。希望世界的共识不会容许我国受到类似森林法则的方法所瓦解。
嘎厦(内阁)和西藏国民大会
西藏代表团，萨格巴办事处
卡林邦
拉萨藏历铁虎年九月二十七日
(公元1950年11月7日 )[24]
联合国秘书长认为，除非有联合国会员国提出要求，否则安理会不会讨论这一呼吁。11月15日，拉美小国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 (Hector David Castro)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共“入侵西藏问题”。但印度和英国两个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不愿触怒中共，印度不想卷入“保卫西藏”的战争；英国代表认为“西藏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印度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更关心香港的利益。最后，印度强调西藏问题仍“存在和平解放的机会，联合国还可以对此做工作”。在联合国讨论西藏提交的申诉书时，美国积极呼吁将西藏的请求诉诸大会表决。杜勒斯主张，鉴于西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如果联合国在西藏问题上无所作为就会让全世界失望，假如联合国以考虑到西藏问题将会使目前的局势进一步复杂为托辞而漠视这种国际侵略行动，同样会令人失望。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先将此议题提交一般委员会讨论，然后再考虑是否应当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印度是承认中共政权最早的东南亚国家，认为这是保持在藏利益的最好办法，印度业已继承了英国有关西藏的诸如商业、西藏自治的保持、麦克马洪线以及在拉萨政治使团等权益。如果这些权益得到保持，印度则无需冒犯中共政府，也无需在拉萨赢得政治上的优势。所以印度也与美国保持有距离的关系，不愿加入西方阵营而得罪中共。有学者分析道：
开始时，中共并未对印度的示好表示好感，毛泽东正沉浸于共产革命胜利的狂热之中，反对尼赫鲁以和平方式取得独立的模式，主张印度走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谴责尼赫鲁政府对印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镇压，认为印度是美国寻找替代蒋介石的新走狗，寄希望于印度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驱汉事件”发生不久，新华社在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英美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所为，并发出警告。社论强调说，4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必须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印度否认以上指责时，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尼赫鲁政府辩不掉吞并西藏的阴谋》指出，印度的目的是企图否认中国主权以确立它对西藏的宗主权。这种指责纯粹意气用事，信口开河，印度刚从英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不会再甘心受制于美国。中共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赢得印度的某些合作、至少使其不为美国利用是外交上的关键，中共开始考虑印度的积极态度，让印度说服西藏代表来北京谈判。稍后爆发朝鲜战争，中共直接与美国对抗，印度的居间作用和在联合国的态度，愈显得重要，中国对印度开始表现出友好姿态。11月17日，西藏摄政王达扎举行权力移交仪式，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此时安多与康区的大部分地区已沦陷。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中共入侵西藏问题”。由于英国和印度主张延期讨论，美国也无可奈何，西藏向联合国的求援失败。12月19日，达赖喇嘛与随行团前往亚东观望事态发展，准备出走。当时正是志愿军与联合国军苦战之际，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尚不能采取过激措施，从侧后打击中共，也是怕事态扩大，西藏的呼吁也就无果而终了。焦急之中的达赖喇嘛倍感无助，惟有出逃境外或接受共军进藏现实的两条路可走，对于年龄仅有十来岁又肩负治藏重任的最高领袖，放弃西藏肯定不是上策。他写道：
我们唯一可作的是尽可能好地展开谈判。我们决定授予阿沛氏他所请求的权限。两名他送往拉萨的官员中的一名带去我和噶厦的回话。我们告诉阿沛，他应该在中国军队不再深入西藏的严格条件下，才展开谈判。我们明白，谈判理应在拉萨，或者中国军队占据的昌都进行，但是，驻印度的中国大使提议我们派代表团上北京。我另外指派四名官员协助阿沛，他们都在1951年初到达北京。[26]
紧张不安的1950年过去了，51年元月，由周恩来主持和李维汉负责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汪峰、范明和牙含章商讨班禅喇嘛返藏事宜。元月2日，达赖喇嘛在亚东建立了噶厦政府。同时召开有驻印度西藏使团和商务代办机构官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汇报，商讨对策。夏格巴汇报了美、英、印、尼四国的建议。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可以向西藏人签发进入美国的临时签证，国务院希望西藏代表到了美国之后，能够出席关心西藏问题国家所举行的前一阶段的辩论会。这期间中印关系进一步改善，1951年1月26日，中印建交后的第一个印度国庆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除了分别致电印度总统普拉萨德和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外，还亲自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其他党政官员及人民团体负责人共400余人，其规格之高使印方大出意外，毛泽东还即席发表热情讲话。同月，中共在自己比较困难之时，为缓解印度的灾荒，以易货的方式向印度迅速提供了5万吨大米。潘尼迦告诉尼赫鲁，若允许达赖在印度政治避难，印中的友好关系将会受到损害。印度因此回答说它不鼓励达赖离藏，可劝告其不去印度，如果他坚持，印度只按国际惯例予其避难保护。印度在对西藏和中国的冲突中实是两难选择，印度当时的情报局长穆立克称，印度军队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军事冒险行不通。尼赫鲁也认为印度无力与中国军事对抗，况且已树敌于巴基斯坦，“我们不能在东西两侧都树敌。”中印边界线很长，保持印度的安全必须以两国友好为前提，中印交恶会给两国和亚洲带来无穷的灾难。所以印度选择与中国友好，允许西藏代表经印度到北京，尼赫鲁告诉西藏代表说：在争取解放军不进驻西藏的同时，要承认西藏回到中国，国际地图早就表明西藏属中国，故必须承认。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印度态度改变，西藏除了接受和谈，别无二法。2月27日，达赖喇嘛宣布接受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吁，分别致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期望“达成好的协议”。4月26日，取道印度、香港的西藏代表抵京与来自昌都的代表会合，3天后开始与中央政府举行谈判。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随行官员45人，在范明陪同下自安多西宁抵达北京，协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在京期间，班禅参加了“五一”节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西藏噶厦派出代表正式开始“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谈判。中方全权代表是李维汉（时任统战部部长）、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西藏全权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5月23日，中央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西藏接受北京统治，国防交给中央，协助解放军进藏，“回到祖大家庭”，中央允许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尽管是城下之盟，也还算是一份体现“一国两制”和藏人“高度自治”原则的协议，比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要宽松许多，清政府的章程也是制定于军事权力下。如今香港的一国两制无非是十七条协议的翻版，现在藏人说回到十七条协议，在不可能独立的情况下，十七条协议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条件。
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斯蒂尔(Steere)在新德里秘密会晤了急于寻求美国帮助的西藏史政学家夏格巴等人，夏格巴表示了对十七条协议的不满，要求准许达赖喇嘛和大约100名随员在美国取得庇护权，达赖喇嘛赴美应享受国家元首待遇，请求美国提供经费用于建立反对中共的抵抗组织等。5月30日，班禅在北京致电达赖喇嘛说：“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共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噶厦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6月2日，美国国务院通过亨德森逐一回答了夏格巴的问题：第一，美国相信西藏的呼吁会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关注，但是呼吁书要增加“西藏与北京谈判”详情以及有关“共产党对西藏地位构成威胁”的新内容。西藏不要等待联合国的邀请再提出呼吁，而应该不断向联合国提出要求。美国仍会发给西藏代表团赴美许可证。第二，因为西藏和印度、锡兰是近邻，又都是佛教国家，美国建议达赖喇嘛去印度或锡兰避难，因为这可能会对西藏的“自主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美国准许达赖喇嘛和包括其家属在内的100人来美国避难。达赖喇嘛可以在美国享有永久的“宗教领袖”和“西藏国家领袖”地位。美国会尽力帮助西藏人解决财政问题。第四，美国仍然会根据西藏形势的发展派出官员去印度的噶伦堡和大吉岭，但是不能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第五，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出新呼吁，并推动联合国关注这一呼吁，特别是影响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法国等国家关注这一呼吁，以创造一种政治气氛推动联合国对西藏提案作出新的决议。第六，土登诺布（即当才活佛）可以同他的仆人来美国避难。[27] 美国最终没能公开支持西藏独立。权衡利弊，达赖喇嘛与其噶厦政府选择了接受现实，经过9个月的流亡，达赖于51年8月中旬返回拉萨。
七、蜜月期间
西藏人并不喜欢成立西藏自治区。1955年5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途中，经过安多拉卜楞、阿坝和康区，其副经师赤江、噶伦索康在多康地区会晤部落头人，西藏人民会议议员迎接达赖喇嘛时要求达赖喇嘛“光复西藏国事业”，赤江专程赶到昌都地区的察雅与总管卡贡喇嘛商谈，开始筹划反抗事宜。1956年元月开始，安多和康区各地藏人群起反抗土地改革，青海南部、昌都及金沙江两岸人民纷纷进行武装抵抗，拉萨市区人民亦积极响应，因反抗浪潮向四面八方澎湃蔓延，中央政府见势不妙，便于年底宣布了所谓“六年不实行改革”的承诺。但并不停止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步伐，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令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细则》，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这不等于筹备西藏自治区的事由达赖喇嘛主持，说了算的是中共西藏工委。1958年炮轰金门，在“美中共同防御条约”授权下，美国向中华民国提供了大量军援。但美国并不想直接介入冲突，美护航舰队只到金马外围。这时西藏山南地区自发组织了“四水六岭护教军”，控制了乡村，共军只能占据一些县城。美国支持西藏的反共战争，空投了武器，只是象征性或道义性的：
1958年底，美国已经向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空投的两门无后座力大炮，以及五百枝“扎西喀仁”（吉祥的长管枪之意，每次可以装五发子弹 )、炸药二十箱以及一百颗手榴弹 (威力比中国人的木柄手榴弹要强 )，这次进攻泽塘的部队也带了五箱炸药和五十颗手榴弹。但除了第一次把两个人空投到山南以及上述相对几千人的军队几乎微不足道的弹药而外，一直到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撤出西藏为止，美国人再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枪一弹的援助。[28]
美国后来又给边坝地区空投了两千余枝步枪和几门炮，当雄一带也空投了几千枝步枪和一些机枪手榴弹，算是最多的。1957年至1960年，美国向西藏反抗武装空投了400多吨物资，这点援助极为有限，比起苏联支援中共的内战和朝鲜战争来，不及九牛一毛。美中情局（CIA）还帮西藏培训一些游击队员和情报人员，代号为“花园行动”，后来又在尼泊尔的木斯塘将流亡藏人组织起来，建立一支约2000人的准军事部队，巴巴益西担任总指挥。零星越境袭扰中国军队，秘密培训藏人特工，因受印度制约，也没见什么成效，反而给中共落下口实。
59年中共对噶厦政府的压力越来越重，双方已到了不得不摊牌的地步，达赖喇嘛无奈出逃，共军全面平叛。尼赫鲁总理答应了美国要求给达赖喇嘛等37名给予政治庇护，达赖喇嘛变成难民，正式开始了流亡生涯。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国际组织事务局、法律顾问委员会等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美国决定帮助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以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使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藏人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藏人的暴动和达赖喇嘛的出逃，正合毛泽东之意，走了达赖，还有班禅，将班禅增选为人大副委员长，达赖喇嘛虽然还虚居人大副委员长之位，但以班禅取而代之已是明白无误了。印度收留了达赖喇嘛，对中共是个刺激，8月间，藏印边境（朗久）发生了中印首次武装冲突，印度军人一死一伤，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在与中共对抗中，印度更倒向苏联，印度中立时期结束了。9月22日 ，“西藏自治区筹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关于农村阶级划分的决定》，没有了达赖喇嘛，中央便毫无顾忌，什么“六年不实行改革”的承诺再无约束力，内地的一套阶级斗争政策全都用在了西藏人民头上。中共执行所谓“边平叛，边改革”的政策，首先在农区开展“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依附和封建特权；减租、减息），在牧区开展“三反两利”（三反同上，两利是实行牧工、牧主两利），在寺院开展“三反”运动。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其他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先分配给“农奴”，称之为“民主改革”，然后再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办法，收归中共所有，整个藏民族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
八、重归独立
奋起抵抗共产主义，使西藏独立再次成为藏民族的奋斗目标，也取得了一定的国际支持。59年联合国通过了1353号决议，60年4月，新德里召开亚非会议，会上讨论了西藏问题，并有18个国家支持西藏。在这次会议的促使下，西藏问题还在联合国大会获得讨论，当时提出西藏问题的国家主要是泰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爱尔兰和萨尔瓦多也加入其中。11月3日，美国支持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第16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西藏问题的1723号决议，重申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1964年，达赖喇嘛在纽约成立西藏办事处（The Office of Tibet），为了能就近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让联合国与西方社会注意西藏问题。1965年联合国又以西藏人权问题通过了2079号决议，当时西藏政府依然派出嘉络顿珠和萨德仁钦为代表前往。联合国大会上前后三次通过的“西藏问题决议”，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承英国对藏政策，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国家的反共行为简单理解为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西藏寻求美国援助，如同当年中国抗日企求美国帮忙一样，凭自己的力量不敌外民族势力，争取外援是很自然的事。美国对别国没有领土野心，而苏联分割中国，豢养中共，瓜分波兰，占领东欧，霸占日本北方四岛，全是领土野心与分裂企图。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联盟之间的冷战，是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较量，是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中共甘为苏联爪牙，输出革命，派兵出战，又以所谓帝国主义侵略为由与美国对抗，置民族前途于不顾，是造成美国干预西藏问题的原因所在，而这种干涉主要出于西藏民族的自由权利遭受侵害，归根到底是人权问题。为什么美国占领日本而不分裂日本？解放了欧洲也不瓜分欧洲国家？偏偏要分裂中国呢？美国反对的是中共专制政权，正是美国的早期“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帮助了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支援中国抗战，关注大陆人权，若无美国，中国只会更加黑暗。西藏仍然有独立的可能性，首先体现在主权归于人民的现代法理上，外国学者分析：
一九五九年之前位于拉萨的西藏政府或之后流亡的西藏政府，以及西藏人民，从未接受中国对西藏武力强加的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为止，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仍然持续挑战中国在西藏的合法性，他们不仅主张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他们恢复西藏独立地位的渴望从未稍减。这个立场不但获得流亡藏人的拥护，更重要的是，他也获得绝大多数西藏境内的西藏人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藏人反对中国统治西藏的现象非常普遍，藏人不欢迎中国人的根源在历史上就存在，而一九一○年赵尔丰的入侵和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军队的入侵使这种情形更加恶化。西藏人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异类，彼此之间绝无任何共通之处。最重要的是，中国入侵西藏，以及随后以极为残酷手段图谋消灭西藏民族的特性等。总之，在中国统治下西藏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却不曾由于中国人进入西藏而真正获益。不仅西藏人民及政府不接受中国人留在西藏，而且其持续反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事实是可以得到明确证明的。[29]
基于人权大于主权和超越内政的现代法理，中共已经不能再以主权或内政的借口来拒绝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状况的置疑，至少也要做些表演，如与美欧等国展于人权对话等。中共不能建立一个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就无法停止侵夺人权的劣行，就无法禁止人权问题的国际化，也就无法消除藏人的分离倾向，这是一个它自己构筑的逻辑陷阱。它也不能学习朝鲜，经济与国际化早已密不可分，其政权的稳固必须依赖全球市场来解决庞大的就业难题，权贵集团的财富积累也惟有依靠西方市场才会获得最大的利益，除却提高自己的人权表演水平或胡搅蛮缠，再无计可施。这是邓小平改革之初难以预先设计的，中共走向了非毛化的道路，就只好应对棘手的人权责问。它没有办法，只好拖下去，但时间不能化解统治的合法性，也不能消化西藏问题，消灭或同化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藏民族，改变全民信教的传统，从民族心理上服从一个无神论政权是不可能的。它不但不能消灭藏传佛教，还会因不断镇压而强化民族苦难记忆，激化独立意识，每一个去过西藏的游客，都会切实感觉到宗教对藏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感受到对达赖喇嘛的无比崇敬，几乎每个藏人都暗中带着达赖喇嘛的像，连手机里也有，其怙主地位不可动摇。“让达赖喇嘛回家”的声音遍布全世界，更是全体藏人的呼声。达赖喇嘛对藏民族的影响力是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都无法取代的，当一个民族整体厌恶外民族统治、纷纷向往独立的时候，就夯实了西藏恢复主权独立的民意基础。这是真实的爱国意识，藏人不会放弃对自己传统国家的感情，而去热爱一个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外来政权。这是极为正常的，如同汉人虽然曾在蒙古或满清的统治之下，清王朝国力一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却仍然不能淹没汉民族的独立意识，否则就不会有明朝取代元朝和中华民国取代大清帝国的改朝换代之举。香港脱离中国100余年，经济上远超过大陆，但基于中国人民族感情的作用，最终还是无人公开反对回归。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比西藏晚了近四十年，它能拿回香港主权，西藏同样能拿回自己的主权。大陆中国独立于中华民国，西藏原本就没有宣布加入中华民国，独立的法理依据更为充足。中共建国是分裂中国，西藏独立是自主建国，西藏流亡政府面对是的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藏民族寻求自治和自决权符合国际法，一个民族决定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前途是不可剥夺之权利。英国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之前都属于法律上的大英帝国，即使是国际法上承认的统一国家，也会有民族独立的合法性。这就是民族自主决定其前途的权利。民族自决也许会改变中国的版图，但这是中共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中共的武装叛乱，中华民国原本就是地方自治体制，抗战之后和谋求和平统一原本不成问题，因为中华民国是地方自治，不改变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原有的政治体制。世界上的国家之所以越来越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弱小民族不愿生活在强大民族的阴影之下，这不是凭借武力就能逆转的国际大趋势。流亡政府是原西藏独立政府的延续，早已改变为一个经普选产生的政府，其主权主张是完全合乎藏族利益的合法要求，尤其在中间道路行不通的情况下。共产政权是外来体制，共产党人是马列子孙，不是中华儿女，不是中华文明和共和法统的传承者，它没有合法取得中国包括西藏的主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中共控制的统治工具，是违反藏民族意愿和镇压民众的非法政府，世界上一切非民选的政府都是非法的，人民都有革命的权利。中共不停地妖魔化达赖喇嘛，只能衬托出自己的魔鬼形象，用来欺骗煽惑那些狂热民族主义的愤青。未来的优势也并不在中共这边，无视西藏民族的诉求不等于没有西藏问题，更不等于解决了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更凸显出西藏处于被占领状态的现实，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为西藏争取民族权利和独立地位的努力搭建了广阔的国际舞台。胜负输赢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国际舆论倾向性却更趋明显，大国领袖若不善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向中共发出同情藏人的声音，都是被动和不明智的。达赖喇嘛早就伸出了橄榄枝——“中间道路”，不咎既往，以德报怨，但中共听不进一切善意的劝告，一味逞强，不断屠杀达赖喇嘛的族人。杀了100万藏人，却美化为“解放百万农奴”。人类已经进入人权时代，漠视人权又拒绝忏悔的中共统治集团，一定会在中藏这场“马拉松”式的搏弈中溃不成军。
民族心理学认为，共同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方式，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现状的主观反映。其基本形式，在个体身上表现为社会认知、社会感情、行动倾向，在集体身上表现为风俗、习惯、成见等等。个人的心理既有自然因素又有社会因素，民族心理则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个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果”。人们可以通过对神话（历史）、风俗和语言的分析去理解一个种族或民族集体。藏民族文化受汉民族文化影响较少，主流文化的佛教也是传自印度，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历史认同和集体潜意识方面，与汉民族相去甚远，甚至严重对立。换言之，消除藏民族的独立意识是异常困难的，况且藏民族不幸的历史又与汉民族的暴行密切相关。让大家放弃历史成见，和睦相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将是对中国执政者智慧的长期考验。从国际趋势来分析，民族矛盾无法缓解的国家，都面临独立的长期困扰，如科索沃和车臣问题的出路就是独立。东帝汶独立于印尼，并不是因为东帝汶强大了，而是缘于长期的奋斗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更不用说以色列人的千年建国梦，是成功于纳粹的大屠杀之后，受益于联合国捍卫民族权利的国际法实践。
科索沃宣布独立后，北约国家随即表示支持。2010年7月22日，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判定科索沃2008年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符合国际法。这是国际法庭首次就领土分离争议做出裁决，虽然不具约束力，但这是最有证明力的国际法文件。下一步就是科索沃何时加入联合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了。所以说，中共的日子一点也不轻松，它的屠杀与暴政将西藏问题推入绝境，却为西藏民族独立背书，向国际社会展示西藏独立的正当性。塞族人若没有屠杀阿族的野蛮行径在先，就不会有科索沃今天的成功独立，国际社会同情弱小民族自然具有无可辩驳的正义性，就会更快地走向国际法的裁决程序，法律支持更让国际社会成员更快地接纳科索沃。中共肯定不会表态承认，会拖一段时间，待既成事实已久，它也不能不顺应潮流，表示一下“公正”。中共虽然有安理会否决权，但苏联过去也有，同样不能阻止联盟成员的独立，不能阻止原成员国进入联合国。一个民族的独立除了自身要求，还须有适当的时机和饱受压迫的重大事件激励，刺激国际社会，在受到国际广泛关注之后，民族独立的正义性和迫切性就会得到国际法的认定。从西藏的近代历史可以看出，藏民族之所以饱受欺侮奴役，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自由表达民族意愿，总是受强大民族的压迫，吃大国政治交易的苦头。如果西藏是个独立国家，藏民族的苦难，就可以直接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联合国的切实保护，不致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弱小民族的保护，不仅要靠所在国的政治宽容，还要有国际法的效力。尤其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整个国民都在奴役之下，弱小民族自然无处可逃，尚谈不到民族和解的层次。中国民主了又会怎样？中国历史总是处于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深循环中，这一切都是由汉民族主导的，弱少民族对中国的政治变局没有话语权。在一个无法发出真实声音的国家里，弱小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民族独立，实现自己的幸福安宁，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无须别人随意代表。争取民族独立本身并不构成罪恶，以和平方式追求民族独立更是不能剥夺的权利，这是一个历史趋势，无论大汉族主义者如何强大狂热，也不会改变人类社会向着更加人道的方向前进，也不会消除弱小民族向往自由的信心。否则，国家主权不能化为民族之幸福，国家之存在又有什么价值呢？
以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民族独立既有法理依据，也有成功的模板。《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民族自决权，《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了人类的文化及政治权利，许多民族国家就是依据这些人类社会公认的原则而走向了独立。联合国第六十一届会议（12 September 2007）通过了《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依据第3条，“土著民族享有自决权。根据此项权利，他们可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定“土著民族，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均有权充分享受《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法承认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土著民族有权维持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或机构，有权自由从事其一切传统及其他经济活动。土著民族对他们历来拥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获得的土地、领土和资源拥有权利。土著民族有权要求与各国或其继承国订立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得到承认、遵守和执行，有权要求各国履行和尊重这些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说到底，独立与否毕终究是一项民族权利，世界上没有什么“神圣而不可分割的领土”，地球上的国家领土几千年来不停地变化着，中国也是这样。中共建政之始便急匆匆承认外蒙古独立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停地在边界谈判中出让领土周边国家，就是领土分割的例证。惟地球才是“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人类任何社会组织都不能为地球增加一分，也不能减少一分。最重要的是争取人类的共同幸福，能不能独立是另一回事，然权利不可剥夺。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民族独立意识会越来越强。西藏新疆都是被征服的，不是自愿结合，古代如此，民国如此，中共统治更是如此。汉民族的征服和屠杀，会在少数民族心理上留下深深的阴影，一有机会独立意识就会复苏。汉民族不让人忘记外族入侵的历史，官方经常以此来宣传爱国主义，又怎么能要求少数民族忘掉自己的被侵略和被奴役史呢？关键是如何弥合民族关系中的裂隙，不使之成为崩溃的诱因，可惜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制度，它无情剥夺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和人身权利，残杀了数千万无辜的生命，犯下了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罪行，埋下了深深的祸根。由此可见，正是共产主义制度种下了民族分离和国家分裂的种子。
自治和自决权是政治权利，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了必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所以应该从自由和人权的立场上观察统独问题。权利是基础，现实是条件，条件改变了，独立也许会在未来成为可能。西藏没有从政治独立走向国家独立，没有在各国版图由剧烈变动后趋向稳定的20世纪获得国际法上的主权独立，不成功的原因很多，主要还在于西藏错过了与现代主权政治接轨的时间。达赖喇嘛自己的话是最好的注释：
西藏是完完全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元一九三三年圆寂之前已经做了很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指示。可是在摄政时期，这些事完全被忽略遗忘了。我不能谴责谁。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30]
这当然是个原因，但即使获得一些自我建设成就，中国不允许的话，其独立状态也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以西藏的地理环境，独自支持一个国家主权并不容易，一片广袤的地域必然引来大国垂涏，象夹缝求生的尼泊尔和不丹一样中立是很难的，不是倒向中国，便是靠拢印度，没有平衡大国间关系的能力，不可能保持中立。瑞士和奥地利可以保持中立，因为他们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欧盟提供的安全保障，并获得欧洲全部国家的承认。台湾是海岛，与外界的通道畅通，经济活动方便，无需象西藏必须借道中国或印度才可以与外界沟通，又有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和安全保护。西藏在经济上落后，必须依靠大国才能维持较低现代化水平的生存，西藏的安全也要靠毗邻的大国来保障。西藏高原的先天不足制约了经济发展，体现不出商业贸易的优势，注定了其在现代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角逐中的弱势命运。与中印文化的巨大差异也导致其与周边大国结成长期紧密联盟的困难，只能沦为从属附庸的地位。印度收留流亡藏人，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牵制中国，以获得有争议领土的主动权。西藏成为全球最大生态保护区的想法虽然诱人，但独自实行起来相当困难，保护生态需要较高的经济水准，无需过度开发便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经济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发展，西藏目前人口过多，连无污染的传统农牧业都难以维持，过度放牧形成荒漠化趋势已不可逆转，除了中国提供巨大的资金养活西藏日益膨胀的人口，以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尚无国际组织提供大幅度援助来解决西藏生态问题。时过境迁，完全退回到纯农牧业的原始生态的西藏，保护与发展兼顾，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独立对西藏来说，有多少政治上的好处值得研究，经济发展将更为艰难。但民族觉醒和文化意识却不会令独立脚步停下来，只有真的实现了独立之后，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和不可化解的矛盾，才会让西藏充分感受到独立的实际意义。
统独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依照于丛林法则，独立诉求走不到投票程序便胎死腹中，连一个完整的民意调查也不可能有，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法律问题，完全是政治现实决定一切。大一统文化背景下，独立诉求不可能视为一种正常的理想，在民间展开充分的讨论，看看为什么要独立，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民族矛盾。然而，违背民主精神的统一并不能解决独立问题，只是把这种愿望压制下来，“野火烧不尺，春风吹又生”，独立愿望总是象野草一般顽强，在压迫状态下，以所谓的“爱国主义”来消解独立诉求是不现实的。民族独立以建立新国家为首要目的，在多民族的国家里，总是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决定少数民族的命运，少数种族生活习惯的不同，宗教的差异，话语权的微弱，政治生活的被边缘化，这些差异都是独立的内在因素。独立也同时是政治精英显示人生辉煌的途径，独立国家能凭空创造出许多显赫和荣耀的官职，从总统到国务总理，从将军到国防部，从领事到联合国大使，国家不分大小，都能以国宾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宁为鸡头，毋作凤尾”，毛泽东不愿到国民政府做官，为得就是夺取天下，不再受制于人。外蒙古独立于中国，或“满洲国”在东北独立，名义上独立出去，却又沦为别国的附庸，但做“儿皇帝”也毕竟能挂上皇帝的招牌。这种独立不是为争取更加完善的人权，纯粹是满足个人或小集团私欲。只有争取自由人权的独立，才是追求全民族的幸福。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或自治后的西藏职务，是真正的民族和民权的觉醒意识。
每个民族的独立都有一套不容置疑的理由，这个理由如果不能获得所在地区的认同，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麻烦，甚至长期动荡。独立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的民族前途，脱离原来被压迫的不幸福状态，如果对手虽然强大，但能正视历史形成的矛盾，以非暴力的原则解决民族冲突，独立就是最幸福的选择。二战后英联邦各领地争相独立，英国能够顺应世界大势，不再迷恋昔日大英帝国的光荣，采取快速脱身的办法，认同各民族独立的诉求。原殖民地独立后，也愿意留在英联邦内，享受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带来的好处，目前英联邦共有53个主权国家成员，英国女王同时兼任17个联邦成员的元首。英国从一个占全球1/4领土的庞大帝国变成自由国家的联盟，使英国仍然能保持全球民主化时代的大国地位，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及许多非洲国家都自愿加入英联邦。再有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共产体制离心离德，没有了吸引力，各加盟国便趁机分家另过。苏共已经崩溃，铁腕统治不复存在，想控制也控制不了，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绝大部分，也不算吃亏，自己也是独立于苏联，没有理由干预其它加盟国的独立。和平方式的独立避免了战争，所以独立后的前苏联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经济等因素，也愿意组成联合体，争取更多的民族利益。如果是非战争不可的独立，也不失为一种途径，如美国独立战争打了6年，与英国分离，奠定了美国200多年来的民主与繁荣。若独立运动演变为血腥屠杀，民族仇恨植入心底，以暴力恐怖手段，伺机而动，形成长期的血腥恶斗，民族国家便伤痕累累，例子有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民族的独立，南亚、车臣恐怖主义独立势力等等。独立问题值得细心研究，不能简单扣上分裂卖国或敌对势力一类的帽子完事。若以国家为核心的观点看问题，独立当然无理；若站个人价值权利为核心的立场并以争取民族自由前途看问题，独立就有道理了。人们组成国家的终极目标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满足统治者获得权力的欲望，还是每个成员的福祉？其后果是多民族国家更加安全，还是陷于更大的危机？这才是需要我们热心关注的核心问题。
注释：
[1] 转引自《西藏的地位》第七章，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迈克尔.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
[2]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3]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二，藩部八。
[4] 同上。
[5] 转引自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迈克尔.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 著：《西藏的地位》，第三章。
[6] 埃德蒙·坎德勒著：《拉萨真面目》中译本，P7。
[7] P·弗莱明著：《刺刀指向拉萨》中文版，P14。
[8] 王力雄著：《天葬——西藏的命运》，第三章。
[9] 《明史》，列传二百十九。
[10]（英）大卫·麦克唐纳著：《旅藏二十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P42。
[11] 转引自《天葬——西藏的命运》，第十二章。
[12] 满妹著：《思念依然无限——回忆父亲胡耀邦》，P244。
[13]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一章，军事科学出版社。
[14] 引自隆务·洛桑年智著：《慈悲与正义之魂》，第三章。
[15]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一章。
[16] 同上。
[17] 同上。
[18] 陈体强著：《国际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P215。
[19] 曹长青：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引自西藏之页网站（www.xizang-zhiye.org）。
[20] 程早霞：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历史探源，引自冷战中国网。
[21] 安乐业：《西藏问题大事记》系列二，原载《议报》第221期（www.chinaeweekly.com）。
[22] 引自郭永虎：20世纪中叶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无效外交尝试——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西藏探析。
[23] 转引自戈尔斯坦著：《喇嘛王国的覆灭》，P151。
[24] 引自西藏之页网站。
[25] 王琛：试论1949—1951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6] 达赖喇嘛著：《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第五章。
[27] 美国国家档案，793B.00/5-2951，国务卿致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电报，第2051号，1951年6月2日 。转引自安乐业《西藏问题大事记》。
[28] 跋热·达瓦才仁著：《血祭雪域》，第七章。
[29] 《西藏的地位》，第十章。
[30] 董尼德著：《西藏生与死》，第一部第一章。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