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达赖喇嘛
一、走向国际
达赖喇嘛虽已出逃，但中共在西藏立足未稳，还不好把话说得太死。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说：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1]
喜欢预言的毛泽东，甚至测算到2019年达赖喇嘛85岁才可能回来。毛是统战老手，硬也行，软也行，先拿下西藏，再将出逃说成是受索康、赤江、帕拉等“上层反动分子”挟持，我虚位以待，你暂时还是“国家领导人”，回不回来，共产党并不着急，和平气球是放给你了，看你25岁的年轻人怎么接招。对毛来说，走掉一个喇嘛，还有一个喇嘛，历代班禅与中央政府关系不错，少了拦路石，岂非天助我也！一开始不出手，打骂也由你，硬着头皮顶住，矛盾越激化，协议越没用，事情也越好办，越能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现在达赖一走，再无顾忌，正好放手全面平叛，整个西藏彻底实行“民主改革”。但真正的民主改革决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中共也没有资格代表西藏人民，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剥夺人民权利的民主改革。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期间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才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改革，是代表西藏人民切身利益和走向人类文明的政治改革。1959年4月18日，达赖喇嘛在前往印度北部穆索里途中，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
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一向得到承认的。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在整个历史上，曾经多次表明了这一点。有些时候，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也有的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活动的。无论如何，在一切时候，甚至在中国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的时候，西藏在管理它的内部事务方面都是自治的。
一九五一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了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十七条协议。在那项协议中，接受了中国的宗主权，因为西藏人别无其他办法。但是甚至在这项协议中也规定，西藏享有充分的自治。虽然对外事务要由中国政府掌管，但是据商定，中国政府将不干涉西藏的宗教和风俗习惯以及它的内部行政。事实上，在中国军队占领西藏以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内部问题上也是这样，而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事务行使全权。[2]
于是中共宣传机器针对达赖喇嘛的声明展开了高调的反驳，宣称这项声明从行文和藏语习惯均不是出自达赖之手，达赖是被胁迫的，还公布了达赖出逃前写给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的三封亲笔信，引为证据。如果不说成达赖是被挟持，就无法解释西藏最高领袖被赶出故土之原因，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性的陷阱中。因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西藏问题，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密切注视着西藏，中华民国政府也对西藏人表示了同情与支持，都在看中共怎样出牌。而中共除了强辞夺理以示无辜，别无二法。如果达赖在印度是被强制的，在西藏何尝不在中共的禁锢之中？如果西藏有充分自治权，中共又没有逼迫，为何要逃？当年大军压境，达赖只差一步就出境，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无非是对十七条协议存在幻想，想保持西藏的自治权。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恰恰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权，中共的祖国苏联也是一样，尽管列宁极为重视民族自决自治问题，苏联宪法也写有民族权利，但这又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于是中共拿出惯用的阶级斗争策略，将西藏分为上层反动叛乱分子与广大跟党走的农奴两个部分，说明中共在西藏代表了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镇压叛乱是正义行为，是国家主权下的内政问题。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叛乱集团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企图分裂中国的反动派，把西藏问题涂上冷战色彩，证明中国人民正在粉碎帝国主义的险恶阴谋。共产党的革命正义理论正是一种强盗逻辑，它不喜欢的东西全部列为革命对象，一切翻云覆雨的行为都是革命的需要，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其本性所致，共产革命的反共和、反人类性质，决定了自身的反革命本质。虽然它高喊着革命，又似乎领导着革命，但其全部历史都是反革命行为，是对人类历史的反动和倒退，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政党。因为在人类的词语表达中，革命是进步的举动，反革命是反对进步的变革，因此共产党的革命毫无进步可言，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阻断人类文明的进程。
鉴于中共的无赖口径，达赖喇嘛不得不在4月22日再次发表声明，肯定18日的声明是由他本人授权，并表达了真实意见。达赖喇嘛从不反对西藏改革，他认为西藏精神方面先进，但社会和经济方面落后了，希望实行改革，这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方面。这从他到达兰萨拉后立即开展真正的民主改革，即知其所言不虚，并不是企图维持什么“万恶的农奴制度”。4月24日，达赖喇嘛在莫梭瑞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提出独立愿望，显然印度无意开罪于中国：“即使你已经成立政府，印度也不会承认它”，尼赫鲁说。之前，美国政府要求尼赫鲁总理给达赖喇嘛一行中的37名予以政治庇护，尼总理满口答应，印度政府愿意以难民身分接受流亡者。之后印度提供了一些土地，租借给藏人使用，印度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能做到这些已经相当不易了。印度继承了英印殖民地的版图，长达2000公里的边界线有几处尚未确定，留下达赖喇嘛，也可增加在与中国边界谈判中的筹码，因为达赖毕竟是西藏固有的领袖，不能忽视西藏对于边界问题的发言权和历史继承权，这对于印度争取国家利益极为重要。尼赫鲁5月8日 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中说：“毫无疑问，肯定把相当大的一片印度领土标得好象是属于中国的那些所谓旧中国地图还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是使我国人民经常感到恼怒的一个因素。这并不是引起了什么危机，然而，我国人民自然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无限期地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3] 给予流亡藏人以避难权，对印度来说，肯定是一项利润丰厚的长期投资。作为回报，在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地图上，东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2000平方公里有争议的土地，承认其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以及西部属于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33000平方公里土地，也划入了印度。印度坚持当年的西藏政府拥有这个权利，因为双方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并拒绝讨论边界线的合法性，所以说印度为流亡藏人付出的代价不及获得利益的百分之一。中共在领土问题上也不能随便指责达赖政府，因为主权在中共手中，收回失地自然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中共自毛泽东时代始就已经默认印度占领的藏南国土，后任政府也承认这一现状。中共口头上不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实际并不打算收回那片西藏最肥沃富饶的土地，1962年解放军曾一度攻占了这块地方，随后又立即撤了出来，中共所争的其实是出让土地的权力，只有它自己而不是西藏人才有权将这片土地送给印度人。中印持续多年的边界谈判就是中共履行法律出让手续的过程，“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绝对会无偿送给印度，因为在边界谈判中赠送领土已不是第一次了，周边的苏联、越南、缅甸、尼泊尔都得到过中共的领土照顾。中共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不平等条约的边界谈中，出让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不在乎印度占领的西藏土地。所以，我们也无法责怪西藏流亡政府，他们从未与印度正式谈判领土归属问题，因为其不是主权政府，中共出让领土则是国际法意义的主权行为。印度在准予藏人的难民地位时，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尽量保持表面中立，不愿惹怒中共，引火上身，为两国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公开场合还必须公开表示不支持西藏流亡政府，接纳达赖避难完全出于人道立场，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留在印度避难，对达赖喇嘛也比较适合，离西藏越近越能保持影响力，如果到东南亚其他国家或者美国，远离家乡，不利于他的民族独立事业。6月份，达赖喇嘛在莫梭瑞召开的记者会上指出，“我们西藏人并不敌视或仇恨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必须共同找出必要的努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至于‘十七条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否认“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
中共全面掌控西藏，引发藏人暴动，印度看到了中共现实的威胁。中印两千年的交往中，没有冲突发生，“西姆拉草约”也未引起严重冲突。藏印之间更不可能有冲突，正如甘地 夫人所说：“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枝。”1954年10月毛泽东与尼赫鲁有过四次谈话，毛以两国都是东方人的理由，想拉印度一起对抗美国，对印一直持友好态度，两国1954年签订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比较亲苏，疏远美国，与中国无天然怨隙，也不想卷入冷战纠纷，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出过力。两国关系还算不错，印度是与中共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朝鲜战争期间，印度还是重要的第三方调停人。1956年达赖喇嘛到印度朝圣，曾有过留印不归的念头，尼赫鲁也曾极力劝阻，其后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为国家利益考虑，印度投了弃权票。59年之后，印度日益感到中国靠不住了，与共产主义的强邻为伴，潜在的不安变成现实的威胁，印度调整政策，与中国关系降温，中共也趋于强硬，边境摩擦加剧，1962年，终于爆发因1914年“西姆拉专约”之所谓“麦克马洪线”之争的边境战争。
尼赫鲁对通过联合国关注西藏一事不以为然，他注意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双方利益不同，观点也会不同。如果站在西藏独立的立场上，达赖寻求联合国也就是大国支持的策略非常正确，西藏问题国际化才会赢得广泛注意，才会从所谓国内政治问题转化为人权和民族问题，摆脱中共干涉内政的借口，走向独立之路。藏人逃往国外已使西藏问题不可避免地国际化了，流亡藏人以难民身份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好比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的苦难形象，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惨遭遇，让全世界熟知而成为国际化问题，反而加速了他们千年复国梦的实现。中共从此再不能以简单的内政问题来化解迫害屠杀藏人的罪行，德国纳粹屠杀国内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什么内政问题了。不难想像，若无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以色列的建国之梦仍将遥遥无期。走向国际，达赖喇嘛向成熟政治领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又兼之宗教领袖身分，加上人格魅力及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民族独立、自决和人权观念的普及等等，先前关起门来整天诵经不问世事、只知佛佗不知地球的藏人，开始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达赖喇嘛的“武器”不是被缴掉的几根枪，而是更犀利的武器——主权与人权。西藏抗暴失败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对西藏问题进行调查，认为中共在西藏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并将调查报告提交联合国审议。得到美国全力支持，国务院官员表示，愿意就西藏人权问题在联合国尽一切努力。1959年9月9日，达赖喇嘛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他的申述：
秘书长阁下
联合国
纽约
尊贵的阁下:
查照1950年11月24日星期五举行之联合国大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会中议决为给予有关方面达至和平解决之机会而搁置讨论萨尔瓦多抗议“外国武力侵略西藏”。本人怀着深切的悲痛知会阁下，此侵略行动实际上扩展至整个西藏均在中国武力占领下之结果。本人与我方政府作过多次寻求和平与友好解决之申诉,但至今此等申诉均被完全漠视。在此等情况下，鉴于西藏人民所遭受之为违反人道和宗教之非人待遇和罪恶，本人恳请联合国立即介人并由常务理事会讨论被搁置之对西藏事件之初步行动。关于此事本人及我方政府强调，当西藏之领土完整被中国军队在1950年侵犯时，西藏乃一主权国家。
西藏政府提出下列各点支持此一争论：
(一)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宣告独立以来，中国政府从未在西藏境内或对西藏行使过任何权力。
(二)在此一时期西藏之主权地位可从西藏政府直接在这些年间缔结了多达五项国际协议之事实获得确定证据。
(三)1914年英藏协定承认西藏之主权地位并赋与西藏全权代表和大不列颠及中国代表同等地位，西藏以此为根据。此一协定无疑亦对西藏外主权施加了若干限制,但此等并未剥夺其对内地位。再者此等限制在印度国内权力移交后已失去其效用。
(四)并无任何有效及现在存之国际协议，其中西藏或其他国家承认中国之宗主权。
(五)西藏之主权地位从在二次大战期间，西藏坚持中立及只容许非军事物品从印度通过西藏输往中国之事实同样被证明。此一立场为大不列颠和中国政府所接受。
(六)西藏之主权地位同样被其他国家承认。在1948年西藏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法国、意大利、联合王国和美国期间，西藏政府签发之护照被此等国家之政府所接受。
阁下，本人及我方政府同样恳请联合国在人道立场上立即介入。自从他们侵犯西藏之领土完整后，中国军队已违反普遍接受的道德法则犯了下列罪行:
(一)他们充公了数以千计的西藏人的财产，并剥夺了他们谋生的所有资源，因此驱使他们步向死亡和冒死反抗。
(二)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强迫加入劳动队及进行军事建设工程，而没有任何报酬或只是得名义上之酬劳。
(三)为完全灭绝西藏民族而对男人和女人采用残忍和不人道的方法施行绝育。
(四)数以千计的无辜西藏人被野蛮地屠杀。
(五)有多宗事例有关西藏领导人被无缘无故或无根据而被谋杀。
(六)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数以千计的寺院被夷为平地，圣像和宗教器物被彻底破坏。生命和财产不再有保障。国家首部拉萨现今已成为死城。我的人民所遭逢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故此迫切地需要将此种任意和残忍的谋杀我的人民的行动立刻结束。在此等情况下本人向阁下及联合国申诉，并确信我们的申诉必会得到所需的关注。
达赖喇嘛敬上
新德里
二、主权之争
对西藏的暴动事件，达赖与中共双方有不同定性。达赖一方将反抗中共迫害视为人民起义抗暴，把中共的“平叛”定义为外国的侵略，列举了许多军队犯下的暴行：践踏西藏主权，种族灭绝，剥夺财产，强迫劳动，破坏宗教等等。从控诉来看，这是十分严重的罪行，且是以主权国家名义转交联合国。中共定义为上层反动分子煽动的武装叛乱，出动军队是平息叛乱，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西藏不是联合国成员，国际上普遍认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同1950年达赖政府恐惧中共进犯向联合国的控诉一样，但是两次控诉的效果却有很大差别。50年时中共准备进军西藏，对于西藏只是近迫的威胁，还没有非常严重的迫害后果发生，西藏问题基本上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签定的，属于内政范畴。类似于国共之间的“双十协定”或解放北平的“和平协议”。那时正值朝鲜战争，热点在朝鲜半岛，西藏的事情没引起国际社会足够关注，也在情理之中。59年国际局势大有不同，朝鲜战争结束后，冷战的局面更为严峻，东西方两个阵营互为对手，共产党国家以输出革命方式争夺势力范围，西方国家以推进民主人权政策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联合国也分为两大阵营，共产中国虽在联合国没有席位，但中共掌握中国大陆政权，参与了朝鲜战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正在超越占有安理会席位的中华民国。
达赖喇嘛以西藏为主权国家名义，由马来西亚和爱尔兰等国向联合转交了控诉，联合国不可能认同西藏的主权主张，主权确认涉及面太广，不是几句话就能理得清，中华民国又是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反对西藏独立，尚无大国站出来说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法理上的独立地位无法确立。西藏有过近40年的相对独立期，但这不是法理独立，并不证明其国际法意义。中华民国初期，各省基本处于脱离中央政府的独立或半独立状态，许多军阀控制的省份与外国签定过协议，分别代表国家的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也各自与外国签约。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在国际法上仍然是统一的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并未因中国内政不统一，而承认有两个中国或几个国家并行。新疆独立于国民政府时，盛世才代表新疆与苏联签定过“新苏租借协议”，西藏与印度草签的“西姆拉专约”，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签约是主权的象征，但签约权不等同于主权，条约要有国家事前授权和事后批准才能生效。广东军政府后来统一了内政，代表整个国家，自己签的条约自然合法，其它的侵害国家主权的条约则一概视为非法。中共在江西成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中华民国绝对是非法，中共取得中国大陆统治权，这段分裂国家的历史也随之合法了，如果将来中华民国重新统一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全部属于非法政权。主权承认只能有一个，承认中华民国就不能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之亦然，除非中国人自己对分裂状态相互给予主权认同。西藏仅凭签订过外交协议和自已签发的旅行证件曾经在国际上有过效力，就证实其主权是独立的，太过简单。与西藏接壤的印度从未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他们当然知道，西藏独立对自己极为有利，印度边界将远离中国，国家更加安全，印度蚕食西藏土地也更为方便。但印度决不会挑战中国于西藏的主权地位，中印爆发战争，印度也还是承认西藏属于中国，若承认西藏独立，中印之间的战祸将永无休止。中共对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为回报，印度反而轻而易举获得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试想，若西藏独立，至少印藏西部有争议的领土也要被印度拿走，印藏关系一定会趋于紧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么米尔领土之争，打了几十年无结果，西藏在克什米尔地区本来也有领土争端，但中共放弃了，再与中国无关。领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宁失千军，不失寸土，除非藏人象中共那样有送邻邦国土的习惯。
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互相承认，国际社会自然没理由不承认。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强大的俄罗斯反对车臣独立，镇压叛乱，小小车臣的独立要求就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同，无法成为国际法上的主权国家，外界只能以人权问题关注事态发展。若车臣力量大过俄罗斯，则另当别论。独立与主权之间不能自动划等号，独立未必有主权，但主权一定是独立存在的。满清崩溃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但这种独立是行政权的独立，非主权意义上的独立，主权是代表国家的权力，地方政府没有。西藏也宣布独立，并且实际获得了行政独立权，西藏籍此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地位，虽然心情可以理解，但还是缺乏法理上的论据。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满清留给国民政府的，五族共和就包括藏族在内，让中国政府放弃西藏，恐怕谁也不敢出此下策。可以拿台湾来比较，事实上有两个中国，两岸各自独立，就主权的实际行使来说，一边统治不了大陆，一边管理不到台湾，但两边的宪法规定只有一个中国，都宣称代表全中国。大陆中国有联合国席位，台湾中国也有几十个邦交国，均为国际法主体，符合国际法上关于国家的标准定义，但世界上也随着两岸各自的主权认同，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虽然台湾本土人希望独立建国，与大陆分开，废除宪法一中原则，可事实上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陆吞并台湾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往往与人们的愿望相距太远，尽管这种愿望如何动听诱人，也不能简单以国际法来说明一切。中共没有实际统治台湾，但仍然拥有主权，台湾当然不服气。反之，台湾说拥有大陆的主权，大陆人也觉得可笑，台湾的邦交国毕竟只是20几个小国。西藏脱离中央政府管制几十年，却并未动摇中国的主权，这些都是政治问题，超出国际法可以解决的范畴，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和无奈。
还有一个理由说，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西藏附庸于中国，中国在西藏行使的是宗主权，由于西藏驱逐了国民政府代表，宣布独立，宗主权也已经不存在了。另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对西藏是一种霸权，不是主权。是主权还是宗主权，在英国英语中，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并不相同。Sovereignty是主权，君权，统治权，主权国家；Suzerainty则是宗主权。在美国英语中很难给这两个词划定一个准确的界限，一般来讲，在西藏问题上，Suzerainty与 Sovereignty相比只是意味着中国稍少一点的控制权，西藏多一点的自治，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拥有西藏主权官方政策的改变。宗主权的说法，有一定的学术讨论意义，霸权是政治形容词，不是法律词汇，讨论起来不易脱离浓烈的政治倾向。宗主关系是根据国内法形成的附庸关系，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对外关系上从属于他国的地位，这时他国称作宗主国，附庸关系的为从属国。属国基本上是国内法上的国家，同时又有一定的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只是不能独自处理全部对外关系，只可有限地行使其行为能力，附庸国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可单独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同第三国的关系。一般原则是，受限制的范围不能超越公开承认的范围，附属国的领土也是宗主国的领土，后者的法律也适用于前者的领域。附属国一定程度上也受国际法约束，被认为是半主权国。但从属国基本上受宗主国的国内法约束，之间的有效性以此为依据。英国未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前，处于宗主关系的北美13个殖民地联合体，尽管有独立要求，也为半独立状态，也不能看做是半独立的附属国，完全受英国法律管辖。1774年7月4日，费城第二次北美大陆会议上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我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力，谨庄严地宣布并昭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为了拥护此项‘宣言’，怀着深信神明福佑的信心，我们谨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共同保证，永誓无贰。”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但英王并不承认北美独立，随即爆发战争。这于美国是独立战争，于英国是平息殖民地叛乱，法律上的宗主关系仍然存在，如果殖民地独立战争失败，根本不发生国际法上的联系。美国真正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是缘于英国战败，美英1783年9月3日签定了《巴黎和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缔约是国际法主体行为，此时美国作为国际法律关系的当事者，拥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之法律人格。美国独立日是7月4日，英国丧失宗主权也是同日，一个国家宣告独立，只证明国家的成立，成为国际法的主体还要有外交承认，才能成为国际法律关系的当事者。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根据地宣告建国，其“国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谓“国家”实乃一割据政权，虽为苏联的傀儡，但苏联也未与之正式建交，与历史上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的“大顺国”、“大西国”、“太平天国”相同，没有法理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日定为1949年10月1日，并未继承苏维埃国号，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没有国内法上的意义，仅有些党史价值而已。西藏的短暂独立期也是类似于割据政权，完全独立管理，也宣告过独立，符合国际法上关于国家成立的“宣告说”，却非国际法通常意义的主权国家，也不具备中国国内法的合法地位，其法律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西藏于国家四要素中，“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权组织”都有，唯一缺少了一条——“主权”。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之根本属性。在一个地域之内，尽管有政权有居民，但没有主权，只能是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区或殖民地，只有同时拥有主权方构成一个国家。西藏不能独立处理外交事务，西藏认为宣告独立后的1913年西姆拉会议，英方还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派代表参加会议，讨论西藏划为内外藏的分治问题，即可证明英国承认中国于西藏的主权地位。如果说国际上一直承认中国与西藏为宗主关系，那么十七条协议的签定，就是宗主关系的实质性终结，西藏已降为省级区域了。十七条协议是国内协定，不是双边协定，不受国际条约法约束，国际上也没有公开的反对声音，与朝鲜进攻韩国时国际社会强烈干预形成鲜明对比，毕竟中华民国占据着联合国合法席位，也认同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成功，统一全国，就不同了，新的南京政府接管了北京政府的全部权利义务，获得国际上普遍承认，国号不变，也就自然顺延了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合法地位。西藏的宣告独立，若以军事胜利保卫其独立地位，或象外蒙古那样有强大的苏联后援和中共政权的外交承认，按照森林法则，情况就相反了。按说十七条协议实际上是个漏洞百出的条约，第一条的“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就说不通，西藏的主权原本在中华民国之内，国民政府尚存，为联合国公认，是治权的转移，根本不存在“回来”一说。再者签属协议本身就说明双方是对等关系，清政府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就不是双边对等谈判的协议，是中央治理西藏的法律规定。1910年2月，3000名川军进入拉萨前夕，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晤於布达拉宫并拟订了一个双边协议草案，但是驻藏大臣联豫坚决反对，他说：“西藏为我属国，向无立约之例”，此事只好作罢。十七条协议立论有误，条文也前后矛盾，第十五条的“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也大有问题，与第三条之“西藏人民有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第四条之“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前后矛盾。既然西藏自治，成立军政委员会就是干涉自治，国防归中央，政务是地方的事，中央管军又管政，自治就是空谈，无非是为其后干预西藏政务提供法律依据。西藏政务以中央委派官员为主，只是“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谁“参加工作”都要经过中央代表的同意，吸收多少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是“尽量”而已，藏人的自治权必然被蚕食一空。这种劣质协议之所以签订，是在中方谈判代表大发雷霆与藏人谈判代表战战兢兢的情况下，大军压境，时间也不允许西藏代表仔细斟酌，或者说我就这东西，你不签也得签。作为西藏最高领袖的达赖喇嘛是从广播中听到消息，才得知了已经签订了协议。在中共看来，能订这种协议也算不错了，若不是急需在国际上表现中共和平建国的功绩，避免国外干预西藏问题；若不是朝鲜战争正打得火热，进藏又不容易，一路打过去，你又能怎样？1959年，出逃的达赖喇嘛宣布十七条协议无效时，协议从一开始签订就已经失去效用了。
说到宗主关系，主要是指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历史上，附庸国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附庸国的权利能力，根据宗主关系的实际情况而定。“关于附庸国的例子，以土耳其为宗主国的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1856-1878年）、保加利亚（1879-1907年）、突尼斯（1875-1881年）、埃及（1840-1914年）等。附庸国的行为能力得到比较广泛承认的事例，可列举历史上土耳其的附庸国保加利亚。当时保加利亚同他国缔结有通商、通邮、铁路等条约，并接受外国领事等等。[5] 如果宗主国赋予了附庸国更多的外交权利，自然与外国的交往机会就多了。西藏于中华民国中的法律地位，乃一自治地方，并非附庸国或殖民地，也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国的“自治领”，西藏与印度签约，既未以附属国身份，亦未取得中央政府授权，自然不具备缔约能力。即使有授权，超出权限或未经批准的草约，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以被保护国来证明西藏的地位也说不通。被保护国是指依据条约将其重要的对外事务交由一个强国（保护国）处理，置于该强国保护之下的国家，其主权受到一定限制，在国际法上只具有部分参与国际关系的能力。保护国之间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被保护国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国际法的主体，不是保护国的一部分，在一定限度内有其国际地位。而宗主关系下的附庸国则情况复杂，也许有一定的国际关系能力，也许没有。《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确定的西藏地位，不是保护国之间的关系，提供武力保护是中央政府的国防责任，在内政条款上，也置西藏最高行政管理权于中央政府，而受保护国的内政通常是不受干预的。国际上的一些被保护国，如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1881年）和对摩洛哥的保护（1912年），日本对朝鲜的保护（1905年），在此之前，朝鲜曾由中国保护，是中国的附庸国。被保护国都先后获得了独立，当今世界上这类国家已经没有了。西藏的地位更不同于军事占领，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内政都受占领军约束，政府人选、政策制定和经济方针，占领军都有最后决定权。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规定：“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权限……从属于最高司令官”，“如在天皇或其他日本国的掌权者执行投降条款上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得要求更换政府机构或人事，或者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性。”美国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占领国盟军最高司令官，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特权。麦克阿瑟将军说：“我对日本国民，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利”，“我是八千多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6] 但是，处在被占领地位的日本仍然是主权国家，天皇与内阁不变，占领不是吞并，并不改变主权者，美军在日本是间接统治，利用原有的行政机构，不直接对日本国民发布命令，单独处理外交事务。占领体制下的日本政府仍能行使行政、司法权和外交权，只是这种权力暂时受盟军限制，占领军地位由波茨坦公告授权，不是单方面的战争行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时的西藏，显然不是在满清的军事占领下，驻藏清军不是占领军，而是清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
主权概念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以主权概念分析历史时，即不能割断历史习惯完全用现代法律诠释古代历史，也不能沉浸于古代历史中极力寻找符合现代主权意识的素材。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不用主权概念来解释历史，问题也就没办法讨论。从历史上看，西藏与中国在唐代应该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元代西藏名义上受蒙古帝国统治，主权实际上还在藏人手里。西藏也可看作是蒙古的附庸国或被保护国，治藏权属于八思巴及其后代萨迦系，蒙古从不向西藏征税和乌拉差役，官吏也由藏人委派，与蒙古派出官员严密控制中国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对照。八思巴为忽必烈行喜金刚灌顶，被尊为帝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蒙古不干涉西藏事务，八思巴还能以上师身份参与某些政治决策，其世系的四位公子曾尚蒙古皇室公主为妻，中国却从无此殊荣。中国已被蒙古吞灭，连自已的主权也丢掉了，与西藏更无主权上的关连。明朝赶走了蒙古人，恢复了中华，蒙古帝国瓦解，西藏早已散伙。明版图仅为300余万平方公里，西至云贵，西藏是外邦，与中国两张皮，不发生宗主联系。明朝龟缩与长城之内，不思进取，根本无力对万里之遥的西藏主张权力。不少藏人来京送贡品，以求数倍的回赐，也不过是一种赚钱的生意，称之为“贡赐贸易”，其中有不少假冒的藏人来请封赏，谈不上宗主权。清朝就不一样了，开始在藏区封王，算作是宗主关系，后来军队攻入拉萨，撤销了一切国王和可汗的称号，又撤销土伯特国号，改称西藏，分藏区一部分为青海和西康省，划喀木以东归四川省，达赖与班禅分管前藏后藏，清政府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至此，藏区已不成其为附属国，形式上的宗主关系已经结束，藏区虽然基本上还是政教合一，一般政务自我管理，满清不多作干预，同以往差不多，却也最多看作是地方自治了。中华民国成立，接管了满清的版图，但内乱不断，中央政府权力不及西藏，英美等国也还是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未承认西藏主权独立。美国学者戈德斯坦写道：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作为政治实体的西藏是在18世纪初期满清王朝的鼎盛时期臣服于中国的。但是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从未正式化——双方的权利及义务未明确在条约或其它协议文本中加以规定。西藏成为与中国有松散关系的保护国。西藏仍由它们的官员和法律来管理。满族通过钦差大臣（称作驻藏大臣）对西藏发生的影响和行使权利，驻藏大臣及其小规模卫队驻扎在拉萨。中国的清朝皇帝对于合并西藏将其作为一个省并不感兴趣。他们一再保证西藏的活动和政策并不与清朝的利益冲突。19世纪满清的力量削弱，中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对西藏的统治越来越只具有象征性了。[7]
关系松散，权利义务还是有的。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对西藏颁布“钦定藏内善後章程二十九条”，规定了西藏的法律地位：西藏从灵童掣定、活佛遴选、外交驻军、货币制造、庄园租赋、财税邮政、人口户籍、官员任命、处置罪犯等等方面，清政府都有统治管理权。给藏人剩下的恐怕只有牧牛诵经权了。条文听起来挺吓人，却常是一纸空文，以满清对西藏的实际控制力，实施起来根本不可能，最多是派出驻藏大臣，或有外患时大军进藏征讨一番，留下少量清军作显示国防的象征，平时还得靠藏人治藏。但纸面上东西也能证明满清皇朝完整的主权，西藏隶属于中央政府，已经不是宗主关系了。中共现行法律也大多沦为一纸空文，它自己也不尊重，但谁也不能否认其立法权是主权的象征。满清对西藏不是不感兴趣，而是治藏艰难，治藏大臣没有后来共产党人那样坚韧不拔的精神，孔繁森能从山东省跑到海拔五六千米高的西藏最荒凉的阿里地区做官。那样的话，治藏成本太过高昂，这在交通信息极为落后的古代，由北京遥控一个万里之外的藩部，达到内地省份一样的水准是不可能的。拉萨到北京的驿站，官定行程是91日，这是正常情况，若逢战乱灾害，半年到达也不错了，再遇冬季大雪封山，就是第二年的事了。内地去西藏的捷径，反而是经印度到西藏的路线。藩区自治是唯一选择，清政府对四藩的希望是相安无事，主要精力仍放在内地，大家心照不宣，你不搞事，我也不出兵。西藏的苦寒，官员和百姓皆视为畏途，这里引用一段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的叙述，我们就知道在现代交通情况下，管理西藏阿里地区的内地干部，仍处于怎样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之中：
物质的贫困在其次，邮路不畅通对于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来说真是痛苦异常。每年十一月开始到次年五月这一漫长冬季里，通往新疆的大道上雪封路阻，报纸、书信中断半年。这样的冬季是难熬的。对于那些恋爱之中又分处异地的年轻人可就加倍难熬。书信不通，只得用明码电报互诉衷肠，哪里还有秘密可保！有一天，报务员收发这样一份电报：“我昨晚做了一个美梦，趁你妈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此事被领导得知，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发报的小伙子和报务员双双挨了一顿狠剋。
翌年冰消雪融的春季，邮局在五月初接到电波传来的消息：邮车已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这消息又通过电波到达各县。这是全年中最令人兴奋不已又坐卧不宁的时刻。数日后，当邮车抵达日土县，距噶尔昆沙尚有一天路程时，噶尔昆沙收到第二封电报通知，便全面做好了“迎驾”准备。第二天下午，按捺不住的人们倾城而出，公路边，土墙上，引颈遥望的人们焦灼、激动，望眼欲穿地盯准了西北方向。当遥见烟尘陡起，人群便开始骚动，拥抱，呜咽，抽泣，啼哭声与欢呼声汇成一片。[8]
满清年代共产主义还未传入中国，也就产生不了有坚定信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阿里原住民也用不着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来适应环境，他们放牧为生，没有外界的牵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喇嘛庙和转经筒就足够了。而上千个住在阿里的普通中共治藏干部，尽管气壮山河，然迎邮车若迎圣驾，也至少证明有一份家人的牵念在心头，挥之不去，他们也是普通的人，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在西藏驻军成本极高，西藏一团之费用相当于内地三个师，劳民伤财。当年驻藏部队第十八军三个将军曾在大鸣大放时上书毛泽东，提出暂缓民主改革，以缓和汉藏矛盾，便可减少驻军，节省开支，在反右运动被划为反党集团，押回内地劳动改造，受牵连的有400多人。已经到了现代的邮路尚如此艰难，当年满清大军进藏征讨，难度可想而知，成本也更加高昂。1792年乾隆派福康安率大军进藏打败尼泊尔侵略军，此一役清朝国库便支付军费计白银1052万两，占当时全国税收总数的四分之一。打仗毕竟还容易些，一年半载够了，治藏就不同，需要长年累月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所以战后福康安立即与达赖、班禅制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朝廷颁金奔巴瓶于西藏，改定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呼毕勒罕（Qubilgan，即转世活佛之意）选择用金奔巴瓶抽签法，并于北京雍和宫别颁金奔巴瓶备蒙古各地大呼图克图推择之用。金瓶掣签制度肯定是一种主权形式，大活佛的转世过程处于中央政府监督之下，等于控制了西藏，也省却了灵童转世的诸多纠纷，从满清政府对蒙藏地区控制力来看，显然是加强了。蒙藏地区对中央政府一直有一种离心力，特别是西藏，谈不上对皇帝的忠诚，但皇帝也确实在保护他们的地位，条件只有一条，就是不要牟求自立。满清治藏在这一点上，利用宗教无孔不入的影响力稳定西藏，还是很成功的。从治藏的艰难，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英国与俄罗斯都想将西藏划入各自的势力范围，却缺乏经营西藏的决心。英国人攻入拉萨，订了个条约，随即退走了。俄罗斯人对西藏没有通商的需求，也就没有出兵的理由，俄军若入藏，唯有从中亚经新疆走阿里一线，要通过海拔高达6000米以上大山，比英国人进藏更要艰难。英俄双方无力治藏，又担心对方插手，所以两国只好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依然能孤立于列强之外，却也正合满清之意。英俄如果有中共党员那样的毅力，又不吝钱财，西藏早就不是中国领土了。
主权归主权，人权归人权，主权不一定代表正义，争取人权却是人类正义事业，若世界上完全靠实力说话，就重新回归法西斯主义了。主权不能侵犯人权，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不受国界限制，严重侵害人权的政府，人民有权利予以废除，联合国有权力予以干预，否则就等于承认奴役的合法化，世界上受压迫民族便永无出头之日。中共总是强调藏人暴动的分裂倾向和其中的外国因素，从不承认自己是暴政的制造者，并在平叛和文革中达到高峰期。暴政是反人类罪行，反抗暴政具有天然合法性，因此而引发的独立诉求，也不能一概视为非法，人类永远有不可剥夺之追求幸福的权利。苏联利用中共分裂国家，将孙中山 先生创建的民主共和国颠覆为共产专制政权，才是最应当谴责的罪行。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来自于基督教思想，基督教从中世纪的专制回归到耶酥基督的博爱精神上来，因信称义，每个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相似于佛教众生平等之教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成佛是个人自由心证的过程，是为了获得心灵自由，每个人成佛之“佛性”是与生俱来和不可剥夺的。西藏发生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超出内政范围，藏人要求独立的抗争失败，不是其理由不合理，而是力量对比的弱势，不合乎大汉族的法律。弱小民族谋求独立是个极为复杂的进程，这里虽不赞成以独立解决争端，但应该尊重其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他们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维护人权、保护弱小民族正是联合国的重要职责，也符合中华民国反共的利益需求，联合国没有理由漠视西藏人民的苦难，于是快速作出反应，以多数票通过1353号决议：
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
基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联合国总宪章和为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所接受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有关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
认为西藏人民如同所有其他人民一样享有被赋予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一视同仁的公民和宗教自由。
同时注意到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他们传统上享有的自治权。
严重关注到有关之各项报告包括达赖喇嘛宗座的官方声明中有关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被剥夺之后果。
正当有责任的领袖作出诚恳和积极的努力以缓和紧张气候，改善国际关系之际，对于这些事件的恶果严重增加了国际紧张，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深表遗憾。
一、坚守此一信念即尊重“联合国总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是基于法治精神之和平世界秩序演进之根本。
二、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
第834次全体会议
本决议有：四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
联合国以人权为理由对西藏问题通过决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西藏作为中国的部分区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联合国成员，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不能为西藏人民提供保护，自然也就无法否决西藏的人权诉求。中华民国当然不会持西藏独立，不可能认同西藏以主权国家名义的申诉，但高度肯定西藏反共抗暴斗争，为了挑战中共大陆统治的正当性，还是给予了一定支持。此事的幕后设计师即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前大使格罗斯（Ernest Gross）。格罗斯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两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哈马舍尔德的私人律师，他比任何一位美国外交官或律师都熟悉联合国的运作。他给嘉乐顿珠的建议是，“就主权问题的决议很难在联大获得支持，应就西藏人权遭到践踏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应该说联合国决议的措词是相当温和的，谈不上谴责，也没有具体指明谁侵犯了人权，因此不具有拘束力。但其意义在于西藏问题终于引起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重视，将西藏问题拿到国际最权威的论坛上讨论并形成决议，这件事本身对中共形成的国际压力还是非常沉重的，一个人权受到国际社会指责的国家，无论其怎样诡辩，恶名也无法消除。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超越国家主权之上，关注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每一个人都有承认和遵守的义务。所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人权侵害都有权力表示遣责或直接干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人权不再单纯作为内政，而置于国际社会的普遍监督之下，对于遏止法西斯义和共产主义的残暴行为，抵制反人类的种族灭绝罪行，开始有了国际法的保证。共产中国当然不会承认联合国的决议，更否认侵害了西藏的人权，中共政府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挟持联合国中的多数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是意料中的事，干涉内政是老调常弹，其辩驳价值随之降低。中共是主权至上论者，对外强调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对内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它的主权是不受任何力量制约的恶霸权力。
三、人权为大
根据国际法的主权理论，主权是国际法上最基本的权利，它不从属于任何其它权力，具有属地（领土）方面最高优越（统治）权，主权具有属地性和排他性，可以支配包括领土领域在内的一切人和物。主权分统治权（对内主权）和独立权（对外主权），前者是国内法上的权利，只有后者在国际法上才有意义。主权的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其历史本质和社会作用在初期是强调其对内方面的优越权。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君主合并了各封建主的权力，取而代之，建立了不少以君主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从封建主到君主国家，这种权力被认为是一种不从属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最高统治权，专制君主拥有绝对权力，主权概念逐渐清晰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进步，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主权概念开始流行，主权在民，成为一种抵抗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思想武器。新的主权概念起到了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自由和独立的作用。19世纪，西欧国家在国民主权思想支配下，实现了共和制和 君主立宪的民主政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西方国家加紧在海外拓展和争夺殖民地，同时极权主义思想也在德国等国家抬头，主张国家至高无上（黑格尔），把主权作为巩固国内权力和对外争夺的武器。当时人们认为国际法充其量是道义上的东西或国内法的对外部分，强调对外的绝对独立权。到了20世纪，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各国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之下组织起来，国际社会的日益组织化，也对主权概念重新研究定义，去掉了不合时宜的东西。国际组织中的国家主权不再至高无上，否则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便失去存在价值。在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战后殖民地制度的崩溃，又诞生了许多独立国家。前者在国际政治中是少数，后者为了维护其脆弱的政治独立，克服经济上的落后，这些国家对外活动力争排除外来干涉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又要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获得好处，这样，又赋予了主权了新的意义。
从国际法的存在意义来看，各国的主权都是有限制的，超越主权之上才成其为国际法。国际法不依存于国际上的其他权力，是依存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自然的理性、人类普遍价值观、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学说等等。这些都对主权的行使限定了范畴，也是主权国家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联合国有国际法的最高执法权，依据《联合国宪章》这个多边条约，确立了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非成员国的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也有一定的裁夺权。《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六款规定：“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进行上述原则。”为了人类和平，这是一条普遍原则，必要时得进行军事干预。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除人道主义之外的全面禁运，停止其国际贸易，就是一种裁夺主权的法律措施。主权并不是20世纪的“圣经”，那种主权至上论调是一种专制主义思想，中共的许多坏事，就是将统治权也一律假以主权名义，成为统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依据。中共曾有一句名言：“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但中共据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这本身就是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力，以解释不通的双重标准参与国际事务，是它不能在国际上发挥大国应有之正义作为的致命伤。人权既然作为人类普世价值观，一定程度上超出主权或内政的范畴。内政并非完全不可干涉，萨达姆屠杀库尔德人，国际社会限定禁飞区，保护库尔德人，不准伊军飞机越过禁飞区，就是干涉伊拉克内政。但人权又有属地性，需要国内法的保障，也不能完全抛开主权或内政说人权。事实上国际法并不影响或损害主权和内政的正当运作，相反，对主权国家的国内法也提供了参照系，促使人类社会共同走向和平进步。例如中共数次修改宪法，最终将人权的基本原则写了进去，至少在表面上不愿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相违背。不象过去那样，我有主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无需顾及国际压力。但国际组织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只有通过有拘束力的决议，才对会员国的主权有所限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并组成多国部队进入伊境内，就是对其主权的限制。即使退出联合国，也逃不脱决议的约束，主权还是要受到一定限制。但这决不是否定主权，例如欧洲联盟或独联体这样的区域性组织，并不否定成员国的主权，是谋求共同权利和义务的主权联合体，不会发展为属地优越权，除非这些国家愿意合并在一起。
《世界人权宣言》或联合国决议是国际法文件，国际最高组织形式的联合国通过的文件，就其法律渊源的广泛代表性和舆论价值来说，在国际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应高于司法判例和国际法学说，是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国际法效力大于国内法，是不能以简单的内政为由便脱掉干系的。是人权大，还是主权大，即使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应该是首先保障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先于国家而存在（原始社会），国家形式最终走向消亡（共产主义），但人不会随之消亡，主权国家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同样享有人权，主权当然不该大于人权。主权的终极意义是牟求人类的幸福，不能使国民幸福的主权便是压迫。中共获取联合国席位以来，表面上也不得不向人权大于主权的世界主流价值观靠拢，在指责美国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主权的同时，也发表“美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侵犯人权。虽不免流于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但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干涉美国内政。舍此，中共死命挤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新的人权理事会，其目的性就无法自圆其说，总不能公开声明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人权吧。就国际人权机构的性质来说，就是天天干涉别国内政。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西藏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贯的，总是以人权为关注的理由。1960年11月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帕森斯（Parsons）会晤土登诺布，向他转告美国的新决定：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支持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西藏地区人民自决权。在第16届（1961年）联合国大会上，以56票赞成，12票反对，27票弃权而第二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决议中都把西藏列入自决权范围——
联合国大会1723号决议
1961年，纽约
联合国大会
回忆起1959年10月21日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1353号决议，严重关切在西藏持续发生的对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的侵犯和对他们传统享有的独特的文化宗教生活的压制的一系列事件，焦虑地注意到由大量西藏难民逃亡邻国所证明的西藏人民受到严重摧残的事件，考虑到这些事件侵犯了《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包括人民与民族自决在内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并可悲地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
1）重申它确信尊重《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对于在法治基础上改善和平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2）庄严地重复它关于停止剥夺包括自决权在内的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行动的呼吁；
3）希望会员国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实现本决议的目标。
联合国大会2079号决议
1965年，纽约
联合国大会
牢记《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与宣告的人权与基本自由，重申它关于西藏问题的1959年10月21日的1353号决议和1961年12月20日的1723号决议，严重关切由大量难民逃亡邻国所证明的对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继续侵犯和对他们的独特的文化宗教生活的继续压制：
1）痛心地看到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继续受到侵犯；
2）重申尊重《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原则对于在法治基础上改善和平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3）宣告它确信在西藏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压制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宗教生活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
4）庄严地重复它关于停止剥夺西藏人民一贯享有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行动的呼吁；
5）号召所有国家做出努力实现本决议的目标。
联合国三次高票通过西藏问题决议，说明中共政权不得人心，证明西藏问题已经成为无可回避之国际焦点。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从此，西方议会开始干预西藏问题。美国国会几乎每年都要通过议案，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支持达赖喇嘛。其它西方国家议会也纷纷谴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通过支持达赖喇嘛的议案。1987年9月21日，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邀请达赖喇嘛演讲，这是他第一次登上美国官方的讲台，而且是在举世瞩目的国会山。达赖喇嘛说：“西藏位于亚洲枢纽，战略地位无出其右，隔离中共、印度和俄罗斯这三个亚欧大陆的强权，历来都在维持和平及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亚洲的大帝国过去全力防止其他国家占有西藏的原因。西藏做为一个中立缓冲区的价值是与地区的稳定牢不可分的。”对于西藏的历史地位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国家遭受外来势力影响干预本来不足为奇。所谓的卫星关系可能是这方面最明确的例子，大部份的强权都对较弱的盟邦或邻国实施影响力。但据最有权威的法律研究指出，西藏这个国家虽然偶尔受到外来的影响，但并未构成其独立的丧失。毫无疑问的，是当中共的军队进入西藏时，西藏从所有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他并不谋求改变中国现在的主权地位，提出五点和平方案：
一、将整个西藏转型成为和平地区。
二、中共放弃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化政策。
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
四、恢复并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禁止中共利用西藏做为生产核子武器并弃置核子废料的场所。
五、立即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行谈判。
二、中共放弃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化政策。
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
四、恢复并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禁止中共利用西藏做为生产核子武器并弃置核子废料的场所。
五、立即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行谈判。
和平方案的核心是建议将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区和安多地区在内，转型成为非暴力的和平中立区，藏区非军事化，首先是中共必须撤出全部军队，随后印度也将驻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军队撤走。呼吁中共就西藏未来地位问题展开谈判。美国议员为达赖喇嘛热烈鼓掌，称他为人权斗士和英雄，8名议员写信给赵紫阳，要求接受达赖喇嘛的计划。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要求中国政府以此为基础与达赖喇嘛谈判。从此往后，美国国会几乎年年邀请达赖喇嘛演讲。1987年7月21日，达赖喇嘛在纽约接受由众议员兰托斯和约翰•波特颁发的美国国会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89年获美国人权基金会授予的“美国国会人权奖”。从1959年开始，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就不断授予达赖喇嘛各种荣誉称号和奖项，直到全球最高荣誉的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和2006年的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可以说，达赖喇嘛是当今世界上获得荣誉和奖项最多的人，他的出访甚至比梵蒂冈教皇还风光，除了驼鸟般的大陆中国人，一个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其形象久已深入人心。尽管世界上许多人不一定赞成西藏独立，但一个为西藏人权不停奔走的老人，一个为人类和平布道的宗教领袖，赢得世人的广泛尊重当之无愧。我们没有理由说全世界在西藏问题上都错了，中共无论怎样做都对，全世界企图分裂中国，全是反华的敌对势力。这必然得出全世界皆与中国人为敌、一齐遏止中国的强大、迫使中国四分五裂的结论。那世界上为什么不怕美国强大，听不到“美国威胁论”？是中共专制政权誓与世界民主潮流为敌，如果中国是个负责任的民主大国，反而是平衡世界和保障和平的力量。尽管如此，大部分国家还是给予中共政权以善意，在中共人权最糟糕的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讨论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提出的“中国代表权”议案，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通过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将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去。我们很难将大多数国家接纳中共进入联合国视为一种分裂中国的企图，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放弃对西藏反共游击队的秘密支持，与中共缓和并建交，也是怕中国强大。但投赞成票的国家未必认同中共的西藏政策，1972年2月，苏联发表文章，指出应赋予西藏和新疆等中共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以民族自决权利。苏联人权也很差，但苏联的民族地区是由各个民族共和国组成，虽为一党专制，但象中共在藏区一样大规模镇压民众抗暴和毁灭民族文化的事情还未发生过。即便某些国家支持西藏独立，也有其正当性，如果国际社会面对西藏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藏人必须永远生活于汉人的暴政之下，那才叫不可思议。当年国民政府并非怎样迫害蒙古人，共产党却极力鼓吹外蒙古独立。
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立场，为谈判打开了大门，坐下来谈总比暴力相向要好。邓小平说过，“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中共热衷于与外国展开人权对话，以缓和国际压力，就是“什么都可以谈”的表现。然而中共不可能与达赖喇嘛谈判西藏前途，仅仅是进行最低程度的接触，它恐惧和谈的骨牌效应会危及其统治。八九年拉萨游行示威和六四学生运动令其惊恐万状，在全球目光的注视下，军队进城镇压，坦克开进了天安门，机关枪都扫射了，本性所在，怎么会再心平气和地与流亡藏人会谈呢？1987年10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西藏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3位众议员作证时说西藏是个独立国家，有个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考虑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助理国务卿芮孝俭（J. Stapleton Roy）作证时说美国政府不支持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因其基本要求是西藏独立，而美国一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议会与官方立场不同，美国政府不会支持西藏独立，与中共未建交前都没支持过西藏独立，何况邦交正常之后。1988年6月15日，欧洲议会邀请达赖喇嘛演讲，提出了著名的“斯特拉斯堡方案”，达赖喇嘛的威望继续提高。
四、现代喇嘛
走向国际，仅仅迈出了第一步，若保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还有很多事要做。国际压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国内问题的国际化，借助了人权理念在二战后的迅速普及。多少世纪以来，国外视世界屋脊的西藏为“禁地”，以神秘和神奇的传说闻名于世。一个法王统治着这块神奇的土地，又总是躲藏在各种神话传说交织成的帷幕之后。有幸去过西藏的人比到非洲探险要自豪得多。如果有一天西藏的法王在纽约的街头散步，在旧金山接受电视记者采访，出现在足球赛上，其神秘的色彩足以让好奇的人们心情激动。
达赖喇嘛是不容易出国的，十三世达赖去过印度，是20世纪的初的事，他接触了英国人，睁开眼睛看了看世界，发现了西方文明比古老的中华文化更具吸引力，衰落的中国已不足为西藏之怙助。他返藏后，感到西藏政治必须改革，开始引进现代化，设立英国式学校，派遣4名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洋留学。还架设了电线，操练新军，用一句我们的话来说，叫做“洋务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不成功，西藏小打小闹的洋务运动，更没有多大影响力。藏人对外界并不关心，贵族和寺院不愿改变既得利益体制。封闭使藏人漠然于外界的危机，外界对西藏也不热心，即便在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对外扩张的巅峰时刻，拉萨也见不到几个外国人，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是外国人最多的时候，而英国的商务机构也仅设在边境和江孜。解放军进藏时所说的“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十分牵强的，无非是指印度人和尼泊尔人在西藏的特权，那时印度已独立于英国，西藏于英国已无战略利益。若印度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那中共建国之初即与印度尼赫鲁政府关系密切，就是亲帝国主义行为了。通常的日子里，拉萨的“帝国主义者”不会超过10人，几百年间到过西藏的旅游公务的西方人不过几百人。因为西藏禁止西方人入境，也因为西藏的海拔太高了，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雪山，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在不通公路的年代也一样缺乏进藏热情，除了身不由己的当兵和公干，内地到过西藏的人廖廖无几。毛泽东时代的西藏修通了公路却不通客运，内地人未获得官方许可，不准入藏。到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成为精神领袖时，已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火热，通过英国驻藏代表，也知道一些外国的事。但世界大战结束这样极为重要的事件，对活佛也无多大影响，他尚在少年，玩心大，一部美国道奇汽，几只瑞士钟表，一些外国画报，还有英国的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留声机、望远镜等洋玩意儿，即令活佛开心无限。他喜欢机械，常把那些飞机、汽车、轮船等机械玩具拆开再装上，后来又拆装手摇电影放映机和钟表乃至汽车之类，无师自通地明白了一些机械原理，特别喜欢修理钟表。他当然很想去国外看看，苦于机会不到，尚未亲政。从性格上讲，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个很开放的人，雪域高原并未能阻挡他的探索眼光，1952年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拉萨之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改革局，开始计划和进行各种改革，包括改革乌拉制度，计划将土地收归政府再分给农民等等。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根本不是民主改革的障碍，佛教的慈悲情怀决定了他不能接受以暴力和摧毁的方式进行的改革——“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从他逃亡之始便极力推进民主政治就可以看得出来。至到现在，他仍然信仰人道的共产主义，认为那是解决公平正义的方法，将达赖喇嘛污蔑为企图复辟“农奴制”，显然是对一个圣者的恶意贬损。
到了1956年10月，达赖喇嘛接到印度玛哈菩提学会的邀请，出席释迦牟尼诞生2500周年纪念活动。藏传佛教最高领袖参加佛祖的诞辰是再合理不过的事，出国的机会来了。这需要无神论的中央政府批准，中共极不情愿达赖出国，怕他与外界接触，怕他不回来，若不批准，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中国与印度毕竟是友好国家。拖延了一段时间，还是允许了。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讲话时说：
西藏有一派，他们想搞独立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请求我们允许达赖到印度去，他已经去过印度，现在已经回到西藏。美国就作工作。印度有个地方叫哥仁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搞破坏工作。尼赫鲁自己跟总理谈，那个地方是间谍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是西藏独立，我们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让独立的，我们希望按十七条协定办事。我们劝达赖，你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后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眼他谈了几次话，又跟其他搞独立运动的人，有这么一堆人住在哥仁堡的，也跟他们谈了话，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现在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说改就改，如果你说不改还可以改。为什么要那么急呢？[9]
临行之前，中共驻藏官员特别为达赖喇嘛作了国际形势报告：
我准备启程。在我离开拉萨之前，张经武将军刚从中国来，作为常驻代表，我被当作小学生，领受了他的长篇大论。我发现很有趣，尽管也许那并非他故意如此。他说，匈亚利和波兰有点乱子，那是为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的一小撮人发动的。但苏联立即相应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求助，不费吹灰之力地扑灭了反动分子。反动分子总是虎视眈眈。趁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乱子，但社会主义势力的共同责任是如此之大，他们会永远去援助任何这些国家。他对此大谈特谈，我至于意思到这也是一个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别国不得干预西藏。
然后，他谈及我的访问印度。他说尽管佛诞纯属宗教性，但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国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团，但国民党也有可能从台湾派去一支代表团。如果他们这样做，中国代表即退会，他们也这样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湾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将拒绝参加。一当我到达印度，中国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
后来，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领导人向我问及藏中边界，我只应说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说，我也许会被问西藏的情况。如果新闻记者或者低级官员问及，我只说曾有点麻烦，但现在一切已归于正常。如果是尼赫鲁先生，或者别的高级官员问及，我可以说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起义。
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一项建议，即如果我可能在庆祝期间发言，我得事先在拉萨准备好。事实上，我被安排在释迦牟尼佛诞大会上发言。在我离开拉萨之前，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与中国人磋商后，为我起草了发言稿。我来到印度后，完全重写。[10]
做为佛教领袖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出国，对中共来说是件令神经级为紧张的事。不准他出国参加佛事活动在国际上说不过去，授人以达赖失去自由的口实，让出国又担心一去不复返。做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没有受过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训练，“爱国主义”即爱党主义还未在头脑里扎根，所以对他的教导一直持续到边境。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中共从灵童开始，完全置于全面监管教育之下，“从娃娃抓起”培养爱党感情。于是班禅喇嘛茁壮成长，忠诚于党的宗教事业，是标准的红色喇嘛，比上一世强多了，估计不会再写什么“七万言书”诉苦了。他的贵族地位和一切荣耀均来自于共产党，本来应该是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根敦·却吉尼玛坐床，是党把夺来的床位赐给了他，把那位真灵童关了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中共在西藏也有不少藏人高层干部，但忠诚度还是有问题，一些干部把子女送到达兰萨拉。从感情上来说藏人都是一家人，对汉人不会真心相待，从政治上来说是脚踩两只船，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差不多都完蛋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晋美就跑到达赖喇嘛那边，致力于民族独立事业。这是个极大的讽刺，却也情有可原，中共高层的子女纷纷将财产转移至美国，亦有江山变色之忧，先做好弃船的准备。
达赖喇嘛的官方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尼赫鲁亲自到机场迎接，以示尊重。对达赖喇嘛来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佛事访问，他想出国开开眼界，也有逃离西藏的念头。他向尼赫鲁解释，东部西藏的处境极为绝望，害怕更坏的厄运会传遍到西藏各地，担心宗教和风俗被摧毁，斩断西藏与印度的历史联系，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身上，他要留在印度，直到通过和平手段赢回失去的自由。西藏当时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暴动和镇压不断，到处在流血，康巴和安多的游击战士破坏公路桥梁，袭击车队，解放军调派4万大军增援。朝圣期间的达赖喇嘛实在不愿回西藏了，他想起一句老谚语：犯人一旦逃掉，就不会再回来。他考虑是否能留在印度，决定在和尼赫鲁会面时寻求政治庇护的可能性。尼赫鲁只能倾听和劝解，这是个严肃的外交和政治问题，印度难以承担这种风险，不愿公开介入西藏的冲突，他重申了印度不能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对西藏的处境表示同情，要他遵照十七条协议，答应他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转达达赖对西藏的忧虑。印度实际上也没有做西藏后援的能力，原为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先天有种对西方的不信任，赶走了英国人，与美国的关系也很一般。在冷战格局形成后，倾向于苏联，从苏联获得了较多的援助，但还不属于东方阵营。尽管中共的强势对其地区大国地位构成威胁，若反对中共则对以苏联为主的东方阵营与自己的利益不利，只能尽量保持在西藏问题上的中立。
说到2500年佛诞节，不禁令人想到佛祖对后500岁的预言，佛在宣讲《金刚经》时告须菩提：“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佛灭后第五个五百岁为末法时期，佛法衰竭，邪见峰起，争斗不休，然亦有持戒修福之人，称为斗争坚固。金刚（Vajra）为真金久炼而成，为金中之精，具有坚固、明净、锐利之三重属性，喻般若之特性，能斩断一切烦恼疑惑。般若有五：实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眷属般若，金刚般若为实相般若，是遍及一切的最高智慧，称之为佛母，诸佛从此生，诸法从此出。但俗世间对佛教有长期的认识过程，僧侣会也随时代变化动摇其信仰，种种邪见亦可称霸于一时。佛在《大悲经》中说道：“阿难，我灭度后于未来世，法欲尽时最后五百年，持戒朋党、正法朋党将欲尽灭，破戒非法朋党炽盛，诽谤正法寿命短促。众生坏时，法灭坏时，比丘僧坏时，阿难，当于尔时惊畏恐惧。”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五个500年的末法时期，佛法诞生地印度早就显现出末法时期的衰落，大多数人信奉印度教了，《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盛况已不复存在。昔日释迦驻跸说法之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曾是金砖铺地，何等辉煌兴盛，可现在呢？四川甘孜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堪布晋美彭措说：
譬如释迦牟尼佛居住了二十四年的舍卫城，当年曾是古印度一座繁华的大都市，现在却连一间佛堂也没有留下，仅仅剩下僧众寮房、比丘尼经堂等几处遗址。此外，佛陀涅磐处如今也只遗留下一个小土堆，涅磐像也是由泰国与日本的信众日后所造。而在世尊曾讲经说法的王舍城、广严城、灵鹫山，现在我们已根本无法再寻找到佛法的踪迹。至于那些众多天人居住过的地方，如今也大多变成一堆堆黄土，许多佛陀转法轮处的佛塔也不复存在。历史上，印度以金刚座为主的无数圣地曾惨遭外道蹂躏，许多地方至今仍被他们占据，情形十分可悲。在古代，异教徒如盗匪一般的军队，曾计划摧毁金刚座的全部佛塔（佛陀圆寂后不久，由阿育王在此建造，龙猛菩萨又于其上加造），并砍倒佛陀成道于其下的菩提树。幸而有内道居士将菩提树的树枝暂时转移到斯里兰卡，又将佛塔藏埋洞中，这才勉强躲过劫难。[11]
中共在藏区以灭佛的目的推行无神论政策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其后果是世风日下。晋美彭措说：
以往正法住世时期的藏地，无论白天、夜晚都非常安宁，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安居乐业，到处都充满了祥和的气息。在松赞干布时代，每当新年来临时，从中原、尼泊尔等地赶来的八方使节便云集拉萨，游人商贾更是往来穿梭，热闹非凡。当时藏地所具有的这种凝聚力，无疑是靠佛法产生的向心力。但这些景观如今早已是时过境迁了，现在的藏区道路上，劫匪横行、危机四伏，人们担惊受怕、怨声载道；不仅如此，最关键的是，藏人的心中已渐渐抛开了神圣的佛法。如此发展下去，没有了佛法的熏陶与约束，藏人的将来更是不堪设想。看到这种令人痛心的变化，我能不生厌烦心吗？古代的藏地民风纯朴，大多数人品行高尚，极少欺骗他人。如果做错了事，就会马上感到羞愧并立即忏悔。并且大多数藏人都非常讲求信誉，很多人为了恪守誓言，即使以付出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也毫不吝惜。然而，现代人为了达到种种个人目的却可以不择手段，哪里还讲什么高尚人格、羞耻之心，又哪还有信誉可言？他们会因贪图一点蝇头小利就不借背叛亲人、践踏法律，这种无耻的行径实在令人作呕！[12]
佛教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西藏的几千座佛寺在文革中全部被毁，汉地寺庙的毁灭又先于西藏，一切向钱看又将民众从政治旋涡推进了圈钱大潮，缺少了宗教的教化，人心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堕落。五明佛学院声名大振，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上万人之多，还有外国人前来学佛，招致中共政府的极大恐慌。当局严令佛学院缩小规模，规定女僧众只能保留400人，男僧众只准保留1000人，1000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其余僧众一律遣散。这个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绝，对出家人来说，劝僧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政府于是雇佣流氓打手，强拆僧尼房舍，2001年7月10日 一天就拆掉房屋1700多座。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僧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不少冷饿而死者，尸体被老鹰秃鹫吃掉。共产党再次掀起毁佛的狂潮，对它来说，关心不是社会安宁，人心向善，而是无神论政府的稳定，社会越堕落，大家各显神通圈钱，消灭政治和宗教热情，共产政权才会坚如磐石。
佛教发祥于印度，又衰落于印度，唯有南北两支离开祖地后生根开花，一支南传于东南亚一带，为小乘佛教；一支北传西藏汉地及日本朝鲜等地，为大乘佛教。藏传发展为显密宗，汉传演变整合为禅宗和净土宗。晚清和辛亥革命时期，汉地佛教趋向衰落，虽有太虚、圆瑛、印顺、杨文会、梁启超、胡适之等高僧、居士、学者的改良下一度中兴，从寺院佛学走向“人间佛教”。中共统治了中国大陆，汉传佛教衰落了，藏传佛教也衰落了，其归化人心的作用也被现在的经济利益取代了。然东方不亮西方亮，佛教在东方衰落，却又在西方兴起。逃亡到印度的达赖喇嘛，行持戒修行累积之福德资粮，以斗争坚固之精神，远离惊畏恐惧，另辟蹊径，发菩提心，弘佛教于西方世界，挽救了佛教在藏汉两地衰落之势，佛学以更大的生命力遍地开花，同时也赢得了他在国际佛教界的至尊地位。除了达赖喇嘛，大陆中国至今没有一位人士获得如此高的声望，由于他的不懈弘传，藏传佛教焕发出青春活力，真正彰显出佛法无边。佛教在海外的成就是达赖喇嘛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在追求人类和平的理念上，更凸显出一个跨世纪伟人的风采。他拥抱敌人的宽广胸怀，除了顽冥不化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个民族领袖在遭受长期压迫和处于流亡的境遇中，不是满怀仇恨，而是以宽恕和感化的精神面对压迫者。这绝非惺惺作态，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人决不会表现出这种姿态，也不是自以为优越于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者所能具有的情怀。如果达赖喇嘛是伊斯兰哈马斯运动或真主党的精神领袖，决不会说出这等慈悲宽忍的话语。达赖喇嘛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极力推行慈悲的价值。他说：“如果你离开了人类与生俱有的慈悲思想，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法的精髓是心善。我有时满怀信心地讲，慈悲是‘国际宗教’，那是‘我的教派’。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慈悲和悲悯为基础的宇宙责任感解决一切争端。”达赖喇嘛在内部没有教派上的偏见，致力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取长补短，对外部亦无宗教上的偏见，十分尊重其它宗教。他说：
我去过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而且印度与其它国家如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锡克教等的教堂和庙宇，我都去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与世界各宗教的许多领袖共同探讨过各宗教如何提高相互间的和谐与了解。这样，大家相互联系以后，可以知道，其它宗教也和自己信仰的宗教一样，都是致力于提升心智，教人向上，受到一次很好的鼓励和教育。虽然各宗教间有观点和派别的不同，但是每一个教派都对教育人向上有共同的特点。当今人类社会走向地球村的时候，发生的争端靠暴力，特别是靠战争解决是不宜的。其实，战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以前的战争还有个最后的输家和赢家。但是，如果现在发生一场大的战争，谁也不会是赢家。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将未来建设成没有核武器，没有军事基地的长远思想和精神……[13]
佛教的最高价值观念是佛陀的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的慈悲利他精神，认为人的自私欲望是万恶之源，为众生的幸福着想，为众生服务是成佛的目的，也是成就佛果的主要因缘。这是佛教普度众生同往幸福彼岸的慈悲态度，与地藏菩萨之“地狱不空，决不成佛”的信念一致，要不活佛便与凡夫俗子无异。汉人缺少这种胸襟，总是强词夺理，从不忏悔历史，总是自已对，别人错。曼德拉坐了27年半的牢，72岁高龄的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力于民族和解，化解民族仇恨，弥补白人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民族隔阂，解决贫富悬殊的民生问题。他为什么不复仇？这就是胸怀，一个基督徒博爱救世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不分种族阶层的人类之爱。他面临的复杂矛盾比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既有民族仇恨，又有部族冲突，还有政党之间的纷争，以及经济上困境。这不仅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高超智慧，还要有令各方面信服的人格力量。南非没有发生大规模内乱，经济走上正轨，变世界上一个臭名昭著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国家为非洲一面种族和解和经济繁荣的旗帜。在给予曼德拉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辞中说：“很多人注意到，曼德拉出狱后的言行的明显特点是并不记恨。他曾经说过，如果他没有事情做，可能会有怀恨的想法，然后他思考后补充说，只有那些为了正义做出过如此的牺牲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那将消除他们内心的仇恨。”有宽广胸襟的伟人，是没有时间记恨的，总是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印度更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家，多民族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种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的分而治之，国内矛盾远比中国复杂。长期处于殖民地状态，在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圣雄甘地也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面对强大的统治者，他提出的唯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甘地说，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他认为这是强者的手段。“真理是神”的含义是不分宗教信仰，将各民族、种族、宗教、教派团结在追求共同真理的旗帜下，放弃纷争，致力于国家和平独立。他以仁慈对待殖民统治者：“哪里有仁慈哪里就有生命，没有仁慈的生命不过是行尸走肉，就像钱币的两面一样，仁慈和正义是不可分离的，我坚信通过仁慈和正义是可以征服整个世界的。”甘地的伟大人格是举世公认的，他崇高的牺牲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坚忍不拔的意志、堪称楷模的道德修养、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和谐，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影响了全世界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印度之所以独立后半个多世纪而未分裂，陷入血腥内战，甘地主义的影响至关重要。大乘佛法的要义在于以慈悲为怀救度世人，这与甘地的和平思想一致，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救世度人正是活佛的事业。达赖喇嘛在甘地的墓前，也流露出由衷的敬佩：
达赖喇嘛在印期间，朝拜了菩提迦耶、瓦然纳斯（鹿野苑）、灵鹫山、佛祖涅盘之地等所有佛教圣地。并参观了孟买、加尔各答、贝落等印度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对一位佛教徒来说，印度是神圣之地，是佛教创始人的诞生之地，也是千百年前由印度圣者和先知们带往西藏高原的智慧源泉。随着藏人流亡印度，与外界接触日益增多，达赖喇嘛的年龄和能力也在增长，出访成为达赖喇嘛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没时间玩了，修修钟表就算作是娱乐了，民族复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活佛肩上。难民安置，发展经济，举办教育，解决十多万难民的生计问题，都需要时间精力。从寒冷的西藏来到湿热的印度，很多人水土不服而生病死亡，找到谋生的职业更不容易。1967年秋天，达赖喇嘛首次离开印度到日本、泰国旅行。1973年，达赖喇嘛访问瑞士、荷兰、比利时、爱尔兰、丹麦、挪威、英国、西德、梵蒂冈等11个欧洲国家，并与各国官员和宗教领袖会晤。出访美国前的6月初，达赖喇嘛首次访问苏联首都莫斯科及布里亚特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出访美国是达赖的最大愿望，其影响力也最大，美国几届政府都对此持保守态度，总是以“有所不便”搪塞过去，拒绝签证达10年之久。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1979年11月，达赖喇嘛才得以成行。对于这个原因，外国人评论道：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时候就不怕访问会影响对中国的关系呢？好！我们不妨猜想大约是美国政府得到中国的同意才发给签证的，因为反对访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四人帮”倒了以后，北京对待西藏问题松了一些，这在1978年就看得很清楚，他们对达赖喇嘛表示了新的热情，甚至欢迎他回去，西藏人甚至被允许参观西藏以外的地区（至少在几个象征性的场合），在西藏也成立起接待委员会欢迎回来访问的西藏人，政治犯都释放了。假如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真诚的，北京就不会有其它选择，只能向美国表示，他们不会因给达赖喇嘛发了签证而提出抗议。同时美国政府决定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西藏人护照上，在出生地一栏填上“中国”。[15]
流亡藏人是难民身份，美国承认他们出生在中国。中共总是说美国挑动西藏分裂，干涉中国内政，其实美国在西藏问题上长期看中共脸色，在中美严重对抗和未建立外交关系时也是如此。其中还有台湾因素，西藏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美国在未与台湾断交前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会轻易给达赖喇嘛发访问签证。达赖喇嘛是应宗教、大学等文化团体的邀请到美国访问的，之前民间对政府施加了持续的压力，美国政府是民选的，不能不考虑民间的要求。在长达7周的访问日程里，他要去17所大学，出席各种演讲会和各界人士的集会，并不都与西藏文化有关。他参观了原子能研究站、心理学实验室、休养所、肿瘤研究所和许多其它机构，使许多认为宗教人物应当是深居法室的人感到大为惊异。西藏及其活佛的神秘感不象先前那样浓郁了，他的广泛兴趣和真诚学习的神情，增加了各界的好感。洛杉矶的东方研究大学、威斯康辛州的卡罗尔大学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按照古老的传统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表明对佛教哲学价值的高度认同。这是有道理的，达赖25岁获得佛学拉然巴格西学位，相当于基督教的神学博士。喇嘛获得格西学位（dge-bshes）一般要20年，读完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律论等五部大论，经三大寺答辩考试，方能取得拉然巴、多然巴、林赛、多让巴等相应的格西学位。西雅图大学有教会背景，具有博爱精神的宗教是容易沟通的，它们有着共同的人类之爱，这种爱是大爱，以关爱人类或普渡众生为责任，不同于那些宣扬圣战和阶级斗争极端思想的宗教。授奖证书中说：“你著的书不仅是对大量佛学经典的重要贡献，也是对全世界所有大宗教全面对话的贡献，你作为一位佛教僧徒对默思生活的献身——这种悟脱境界——不仅在佛教徒中，也在基督教的静修者中赢得了钦佩和惊奇……”[16] 静默是佛教修行的重要内容，所谓观照般若即是通过静默观想达到领悟佛学智慧的高度。戒定慧三学中的定（三摩地、三昧）和止观（禅定），即是要求进入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专注必须抛开杂念，谁也不能一边开车一边扔手榴弹而行观想，静默对现代人极有益处，假如极端原教旨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能静下心来观想，也不至于搞得地球上如此血腥。达赖喇嘛在访问美国的同时，也在播撒菩提的种子，同时也为西藏的人权问题争取更大的国际关注。
达赖喇嘛走出西藏，仍然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公认的领袖，这出于西藏的传统，也缘于他的人格力量。他是个温和的宗教和世俗领袖，不是暴 君，一生致力于消除等级和贫富差别。1950年，16岁的他以法王的地位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西藏的监狱就空了，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他的身边聚集起众多追随者，但他并未籍此谋求个人的永久地位，而是逐步推进民主，弱化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将西藏旧式政治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化。他还把自己的佛学讲座收入、信众的供养及版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贡献出来，仅在2005年和2006年西藏流亡政府预算中，就有他180万卢比的个人捐款，2007年到2008年捐款更达到5000万卢比。他把藏人带出西藏，也带向了全世界，无论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藏人都是很受尊敬的群体。这一点，是中共领导人永远不能企及的，中共签发的护照在国际上无人看重，共产党统治下的藏人更是生活在黑暗之中，根本比不上他们在国外所受的待遇。2008年拉萨发生3·14抗暴事件，波及遍布西藏三区100多处地方，达赖喇嘛立即发表讲话，并以辞职为决心要求停止暴力，并向死难汉人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也为死难者亡灵祈祷。否则，整个西藏必定血流成河，大屠杀会让北京奥运会染上无比血腥的色彩。高尚人格还体现在他对基督教的充分尊重，他出现在许多教会里，访问了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比特尔路德教会，联合神学研究院，圣约翰大教堂，三一教会，统一普遍教会，圣班底克托中心，恒德里克教堂，会晤了一些基督教名人。他带给基督徒的信息是：所有的宗教系统的基石都是造福于全人类，哲学的分歧不重要，也没有必要改换信仰，重要的是共同改善这个世界，实现和平、快乐和慈爱。流亡生活让达赖喇嘛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新的处境，一个思想守旧的宗教领袖无法承担这种时代责任。他有教皇般的地位，教皇般的号召力，但又不同于教皇，罗马教廷清规戒律太多，盛大威严的仪式仪仗，珠光宝气的座驾，拉远了与普通信众的距离。天主教比新教组织严格、集中和教条化，这有好处也有差处，好处是容易形成统一的教会力量，差处是灵活性降低，与社会进步总是差一点。达赖喇嘛一袭袈裟，没有王冠权杖，神情快乐，平易近人，给人以普通人的感觉，这是他的魄力所在。佛教就是这样，当年的释迦佛祖与众比丘并无二致，讲经说法，遵行戒律，一样乞食，一样更衣洗脚，一样结跏趺坐。佛教四大为空，不恋财物，佛虽以肉身示人，然本来面目即实相般若，质朴无华蕴藏着无上智慧。佛学重在理解和开悟，重在个人修炼，靠教条成不了佛。这就形成以个人或者佛寺为中心的学术和僧伽团体，各零散团体之间没有统一的协调机构，要在较大范围内活动有相当困难。达赖喇嘛是宗教领袖，又同时肩荷着政治家的担子，他必须用佛教精神来赢得人心和广泛关注，在政治上力求有所突破。他的出访对各国都是敏感的话题，谈政治问题时，访问地政府也要面对中共可能引起的刺激，所以访问国家的政府一般不出面接待。在达赖喇嘛走出去的时候，中共也在请国外政治家和藏学家来中国访问，还派出官方的宗教代表团访问美国，举办西藏文化和成就展览，以抵消达赖喇嘛的影响。美国政府低调处理这次访问，达赖喇嘛同政界人士的会晤也是他美国之行的目的，会面的层次在议员和地方官员，有学者谈到他的这次行程：
虽然美国国务院坚持签证仅仅是为私人宗教访问而签发，但达赖喇嘛仍然从事了一些低度的、侧面的政治活动。在华盛顿，达赖喇嘛与几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会晤了30分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见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出席了由众议员查理·罗斯组织的有180名国会议员参加的招待会。在其它的地方他会见了威斯康辛州长、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尼·布朗以及旧金山市市长迪安·菲恩斯坦。这些政治场合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在美国存在着一般值得考虑的支持他的事业的潜在的大众力量，即使政府本身似乎不赞同支持达赖喇嘛。[17]
达赖喇嘛访美使西藏问题受到美国政界和民间的普遍关注，到2006年4月，他已是32次访美。将西藏的神奇传统文化成功带入美国社会中，让现代西方社会领略到古老东文明的魅力，美国迅速掀起持续的“西藏热”。一个超然于世、返璞归真、和蔼可亲的形象在美国家喻户晓，从影星到议员，从学生至总统，无数人为之欢呼倾倒，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客人，与中共领导人出访无不躲避法转功和抗议人士的尴尬狼狈形成强烈的反差。凡是和他见过面的人，无不为其真诚、正直、开朗的性格着迷，这和中共领袖常以教导者的身份，故弄玄虚，玩弄深沉的专制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国也有不少著名的中国流亡民运领袖，无一人能与达赖喇嘛相比。他不但经常与其他宗教的人士交流思想，而且喜欢与科学家探讨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奥秘。他给人传授的是净化心灵发展爱心的智慧与艺术，且以爱心对待敌人。达赖喇嘛的开明思想、和平主义以及他对西藏人民和藏族文化的突出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及人格力量，使他成为超越国界和宗教的一代圣人，一个举世公认的世界级宗教和政治领袖，足迹遍及五大洲的五六十个国家，活跃在人类和平发展的历史舞台上。当今世界充满着诱惑，充斥着战争冲突，显现着生态危机，在这个欲壑难填的世界上，人们渴望拯救堕落的人心。各个地方经常出现这样的经典场面：那一袭绛色的袈裟在风中飘动，和着他那永恒的迷人微笑，拂动着每一颗期待的心，几万名观众起立鼓掌致敬，掌声、欢呼、哭泣，霎时间使整个会场变成激情的海洋。他并不总是讲高深的佛理，讲藏人的处境，有时他只是讲人生，讲人心，讲人性。超越政治和民族的理念，从人最基本的需要“活得愉快”出发，讨论人际之间的关系要有爱心。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有欲望，有痛苦，希望过快乐的日子。人有物质精神两个方面的要求，比所有其他动物更神秘。他呼吁美国富人应该帮助非洲穷人，强调坚持非暴力，保护环境，反对战争。只要聆听过他的演说，受到过他的关爱的人，无法不爱上这个慈祥的老人，无法不为他的魅力所折服。希拉里在遭受克林顿被弹劾之痛时，达赖喇嘛前来白宫探望她，送给她一条洁白的哈达，并表明理解她内心的挣扎。他鼓励她要坚强，在面对伤痛与不公时，莫服从于怨毒与愤怒。达赖喇嘛的真诚，感动了希拉里，认他为自己的私人朋友和精神导师。达赖喇嘛对普通人、对友好的汉人也是这样，汉人罗桑扎西的妻子不幸离世，达赖喇嘛立即出表现了真挚的慈悲与关爱：
这天中午，正在色拉寺讲经的达赖佛爷，看到我送上去的请求为死去的刘淑花诵经迥向发愿的迥向礼哈达和钱时，达赖佛爷向参加该法会的数千名喇嘛和群众说：“今天上午，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唯一幸存的中国妇女德庆白姆（刘淑花的藏名）不幸去世了。虽然她是个中国人，她不满中共的暴政统治，依然投奔到我们四水六岗抗暴组织。二十多年来，她与我们同甘共苦，共患难，她是我们西藏人民信得过的好战友。人总是要死的，但她死得太可惜了，死得太早了。现在我请大家为德庆白姆默祷一分钟。”接着他亲自领经念了一遍祈祷经。当我听到西藏人民最英明、最神圣的领袖达赖佛爷，在数千名喇嘛的大法会上，为我这个平民百姓的内人，如此期重关怀，亲自祈祷默哀，我又感动得流下热泪，在淑花的遗体前哭一场！[18]
达赖喇嘛得知罗桑扎西患了糖尿病之后，马上让自己的医生为他看病，送钱送药，又让他住进达兰萨拉的医院免费治疗。当达赖喇嘛闻知罗桑为维护他的声誉而被人砍伤时，却说：“以后你别为了我，和别人打架，如果有人骂政府和我，这没关系，你不要理会，他们说什么，你说对对，不要跟他们争下去，不要吃这个亏，要不你要吃亏，看看你的头，挨了几刀，差一点把你砍死。”又关照说：“以后我到印南社区，我一定到你家看看。你到社区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去找社区代办，他们会解决的。只要我还在，你的晚年生活由我来负责。”还特别询问罗桑远在山东的亲人。罗桑扎西帮助藏人，也是为了拯救自己，受到藏人最高领袖最真诚的尊重。达赖喇嘛关心别人急难之刻的安危，而不是自己的名望，不是让人用生命去“誓死捍卫毛主席”那样。彭德怀为毛泽东立下赫赫战功，刘少奇为毛整肃对手立下汗马功劳，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一言不和，杀心即起。正教与邪教之分，好人与恶人之别，莫大于此。人们看到太多的普通人，处心积虑地登上神坛，将自己妆扮成神。而做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转世的达赖喇嘛，天生就是一个神，但他却要从神坛上走下来，走进民间，把自己变成普通平凡的人，这就是他的伟大。达赖喇嘛现在几乎成为一个好莱坞式的全球政治明星，尤其在西方知识界和新闻界，达赖喇嘛的声望已经超过罗马教皇。美国《纽约时报》这样评价：“达赖喇嘛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另一家大报《华盛顿时报》感叹道：“他简直成了好莱坞巨星”。美国三大电视台的摄像机和无数记者的镜头，把欢迎达赖喇嘛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德国一个知名民调研究所举办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把达赖喇嘛评选为“世界上的超级智者”。达赖喇嘛到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向公众演讲时，有5万人出席，入场队伍排到几个街区之外，是最吸引公众的魅力型领袖人物。可以说，全世界任何一位强势总统、耀眼的明星，包括宗教人物，都不可能在全球掀起几十年热度不退的崇拜和激情。正如西方媒体评价的那样，他是“活着的上帝”、“福音的化身”、“当代最具智慧的人”。过去是东方学习西方，现在是西方学习东方，藏传佛教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深入人心，直接影响西方人的精神生活，费城就有四个“打坐中心”，借此放松紧张压力。西方国家到处有达赖喇嘛的著作刊行，向人们阐释佛学，以佛法的智慧，透过充满机智幽默的语言，来说明如何以内在的修行追求更高层次的灵性生活。佛教的色空哲学也影响着西方价值观，西方艺术品都刻在石、铜等坚硬材料上，企图永远保存。藏族僧人来美国大学表演沙盘（沙坛城）唐卡，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轻轻一摇就毁了，这形像地表现出佛教的色空观念，使美国学生深受震撼。藏传佛教之所以从藏民族的宗教变为世界性的宗教，也在于佛教没有排他性，佛教的传播也不象基督教那样靠传教士锲而不舍，也不是穆斯林以战争手段扩张，佛教徒只是以身作则，以静修禅定的形式吸引信徒。除了僧侣，信佛教也可以信其它宗教，无需履行入教仪式。不少以前都是天主教徒的，现在皈依佛门。
20世纪是藏传佛教向全世界广泛传播的年代，特别是在达赖喇嘛的不懈努力之下，已传布至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德国、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几十个西方国家，很多藏文经典译成了英、俄、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在许多欧美风格的建筑群中，也出现了赭红色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仅美国就有30多座藏传佛教寺院。各地可以看到穿著红色袈裟的不同人种肤色的男女信徒。在其他教民信徒中改信藏传佛教的人也越来越多，佛学影响正向全世界迅速扩大，藏传佛教成为佛学宗派中最成功的一支而光芒四射，亦作为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可以说，研究西藏文化若不从藏传佛教入手，便不得入门之道。陈玄奘印度取经归东土大唐，成无可争议之中华伟人，达赖喇嘛将佛教弘扬于全世界，我们且不论其和平非暴力思想，单就传教一项，即可为旷世伟人。但在美国传播佛教是十分艰难的事业，藏传佛教为大乘佛教一支，经典由梵文转译为藏文，再由藏文译成英文，没有统一的藏译英词汇标准，译者以自己的理解选定词汇，很难将经文的原意准确转译过去。且精通藏文的喇嘛很少，外国人跟着洋泾浜藏语念一通，却不知何意。达赖喇嘛第一次访美时，美国说是有50万佛教徒，按人口比例不多，但在基督教国家来说也不少了。欧洲有20多万，拉丁美洲约50万，非洲和澳洲加起来才3万，全世界约有3亿，大部分在亚洲。近年来增长很快，特别欧美国家，仅德国就有10万佛教徒和12万亚裔佛教徒，法国有60万藏传佛教信徒，俄罗斯约有100万佛教徒。但还是比不上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人数，佛教只能居第四位。在美国，汉地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比较多，特别是禅宗。藏传佛教也占很大比例，有达赖喇嘛的主流教派格鲁派（黄教），还有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等，达赖喇嘛都一视同仁，强调教派的团结。这在达兰萨拉也是如此，议会选举中各派都有席位，民主作风是达赖喇嘛最珍贵的品德，达兰萨拉的民主制度是他个人极力推进的结果。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无论做什么都会赢得无条件顺从，然而他还是选择了民主道路。
五、三大使命
达赖喇嘛说，他的一生有三个使命：第一是促进人类的慈悲、包容以及爱心等价值；第二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和谐共存；第三是为了实现西藏人民的意愿而努力奋斗。这三个方面达赖喇嘛都是成功者，藏人意愿虽未实现，但已普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西藏问题成为国际上的热点问题。达赖喇嘛没有敌人，包括对待使他被迫流亡的共产党，他说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反对剥削、关心贫穷的无产者，这一点也成为达赖喇嘛的追求。他表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不仅仅追求利润，也关心怎样将利润平均地分配给大家，让所有人享受这些利益。在实践中，从哲学的角度、世界观的角度，马克思强调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这和佛教的理念一样。”他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普世价值，信仰他的共产主义者都是诚实率直的，“如果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去作比较，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在欧盟很多国家，原来受马克思影响的社会党人听了达赖喇嘛的演讲，都趋前和他握手，称达赖喇嘛为“同志”。达赖喇嘛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公平的理念，但到列宁以后，有政治倾向、关注权力，开始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一九一八年时在苏联有很多动乱、内战，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为了对付动乱、实现控制，形成了强权，孕育了独裁，以后就形成了制度，产生强制，对任何人都抱有极大的怀疑，这个时候就是斯大林时代。这种意识形态传播到中国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把世界观看得很重，但到邓小平时代，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但也产生出很多弊端，例如出现贫富悬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黑猫越来越多了，而且是最黑最坏的黑猫。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选择毛泽东重视精神境界的理念”。[19] 达赖喇嘛的言行给中共造成了无法排解的尴尬，一个被中共视为敌人的人，竟然比共产党人更熟悉马克思主义。无论怎样贬损诽谤都无济于事，西藏问题更成为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绕不开的话题，除了无限期拖延以待达赖喇嘛的过世，再无任何发动有效攻势的办法。达赖喇嘛为西藏争取人权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在人权超越主权理念的日益普及下，以人权为武器比暴力更有影响力。他不停地宣传和平，不停地诉说西藏的遭遇，不停地表示决不使用暴力，以温和的笑容代替仇恨和暴躁，使他成为当今世界上又一个人权运动的领袖，美国人说他是“这个星球上的人权象征”。在欧盟、美国等西方国际社会的催促和压力下，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的呼吁下，中共继续“关门”政策，已显得不灵且不智，达赖喇嘛在道义上已经赢了北京。一个几百万人口的西藏高原民族居然获得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没有一个少数民族能像西藏那样在全球五大洲拥有数量众多的同情支持者，50多个国家中有300多个援藏国际组织，其会员加起来超过10万人。世界上稍微大点儿的国际城市几乎都有一个当地的援助西藏协会，这些组织都是民间自发的友好亲善团体，他们的目标从保护西藏妇女儿童，保护生态，促进西藏文化、宗教、教育发展等等，不一而足。西藏问题已上升为国际热点问题，这真是举世无双的奇迹，中共再以干涉内政的借口矮化西藏问题国际化，等于将自己摆到与全世界为敌的位置。巴以冲之所以长期成为新闻焦点，是因为中东地区是全球经济的“加油站”，如果巴以冲突放在非洲或南美，情况便完全不同了。而藏人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坚定的同盟者。面对中共在国际上对达赖喇嘛咄咄逼人的打压，达赖喇嘛总是持一个比丘的平常心态，藏人学者隆务·洛桑年智 先生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西藏问题的歪曲，一刻也没有停过对达赖喇嘛个人的人身攻击。但是，神圣的达赖喇嘛都以佛陀慈悲为怀，宽宏大量，拥抱敌人的高尚境界，去化解敌人的仇恨。并将自己的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尊重。达赖喇嘛对世界各国的访问与其它国家的领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到任何国家和地区，会晤任何领导人，都不会提出对中国大陆当局进行制裁或孤立中国。而是一直呼吁全世界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把几乎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大陆纳入世界，并且对真实情况予以客观公正地解释；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以互利双赢为基础，始终秉持以“中庸之道”和平解决西藏与中国间的纷争。
由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始终坚持各教派间的共同点，强调各宗教都要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现在，世界上各宗教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提高。每个教派的领袖都能坐下来共同探讨世界的未来。所有这些都为人类解决彼此间的纷争，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种下了和平的种子。可以说，这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奔波世界各地而获得的最大成就。是西藏六百万同胞的福田。为全人类作出了榜样。[20]
上世纪70年代以前，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主要还是中印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从80年代之后，西藏问题的中心已经从印度转移到美国，转移到欧洲和各大国，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雪山狮子旗在全世界飘扬，凡是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雪山狮子旗，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或举办国际活动，都能听到藏人抗议的声音，这是中共始料不及的。于是又开始肆意妖魔化达赖喇嘛，把脏水一遍遍泼向他，力图抵消达赖喇嘛不断上升的国际威望。中共把达赖出访贬损为“窜访”，据人民网统计：“截至2009年9月中旬，若台湾地区和印度不计，达赖海外共窜访了64个国家（包括解体前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共计355国次。”认为“欧美沦为重灾区”，“从其外访的国家来看，欧美居多。其中，欧洲国家30个，北美9个，南美6个，亚洲13个，非洲3个，大洋洲则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最发达国家。由于霍华德政府任内最后两年接连放行达赖赴澳，中澳关系一度受到重创。”同时认为：“如何更好地保护自我利益，化解达赖的‘魅力攻势’，将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21] 污损诅咒一个倡导和平非暴力的宗教领袖，是企图转移西藏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冲突和人权问题的注意力。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精神领袖，佛教是藏民族的精支柱，攻击达赖喇嘛就是与整个藏民族作对，对藏民族感情造成严重伤害。无论以怎样的理由都极其愚蠢，加深民族仇恨，埋藏民族分裂的种子。这道理非常简单，谁诅咒天主教皇或伊斯兰的先知，谁就是与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为敌。如同在共产主义者面前大骂马克思一样。汉民族没有精神领袖，难以体会这种宗教情感，所以才会把藏人独特的宗教情结和生活方式视为愚昧。
中共打击达赖喇嘛的作法愚蠢至极，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个人，他不仅是西藏延续五六百年的达赖转世系统的承上启下者，更是当今世界各大宗教推崇的著名领袖。在关注心灵、关心和平与环境保护的人士心中是“神”，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活着的观音菩萨。达赖喇嘛改变了只待续自己教派传承的习惯，把格鲁派的菩提道次、宁玛派的大圆满、嘎举派的大手印、萨迦派的基道果等教义，作为共同的财富，因此他又是各教派共同尊崇的最高精神导师。中共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为敌，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等于与整个藏传佛教和西藏民族为敌，等于与诺贝尔奖代表的人类和平精神为敌。毛泽东与达赖喇嘛作对，是他的不智，共产党与佛教为敌，更显出它的蠢恶。活佛与佛教历来不提倡造反，中国两千年来的数次灭佛，都是佛教僧侣遭受迫害，从未发生过武装反抗镇压的僧侣暴动或宗教战争。但每次灭佛后，都伴随着更为强劲的宗教复苏。一个不智又蠢笨的政党，死咬住无神论不放，不会利用佛教的慈悲包容的天性，至少在政策方面也显得低能。佛教是无法消灭的，因为“明心见性”，“即心是佛”，佛就在人们心中，心灵追求是无法镇压的。以毛泽东思想取代藏传佛教也不能成功，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更不可能消除藏人顽强的宗教情结，到拉萨看一看每天早起转经如潮水般的人流就知道了。企图以扶持西藏经济发展来淡化人们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也是徒劳无功的，内地的经济水平远高过西藏，信仰基督教的人群比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贫穷时代不知高过多少倍，家庭教会成为令中共镇压不止又徒唤奈何的大麻烦。随经济发展的人心堕落更需要灵魂的救赎，宗教是不可替代的救世灵丹。和平非暴力的宗教是最具生命力的，耶酥基督以一个弱者形象被钉上十字架，耶酥是受难者，没有动员信众武力反抗，却是最后的胜利者。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表面看起来是毛泽东胜利了，实际上更有助于展示佛教的慈悲宽忍胸怀，从而进入西方主流世界，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深刻影响人类文明，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典范。毛泽东一生精于斗争，死后随即受到冷落，除了毛左愤青或官方仪式，他老人家不过是被搁在祭坛上偶尔享受一下冷猪肉的牌位而已。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寄身于印度北部小镇达兰萨拉，在那里实践被毛泽东视为毒药的宗教，坚信并实践着不分敌友的人类慈悲理念，倡导非暴力原则化解族群冲突，不仅得到广泛的称颂和敬仰，而且走向国际大舞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主的百余项大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思想导师及和平领袖。如果留在中国，这一切成就都不会有。在当今的世界上，毛泽东是暴 君的代名词，达赖喇嘛是慈悲的化身，这就是无人能改变的历史与现实。毛的继任者延续暴力政策，但毛不能成功的事，后代领导人就不用说了，暴力主义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能长久统治世界。在历史长河中，共产主义已经证明是短命思潮，佛学教义无疑是长寿理念，一个仅百余年便衰落，一个几千年仍然如新，暴政机器与慈悲思想，两者谁笑到最后，自不待言。追求自由民主，建立和平民主的新西藏，是达赖喇嘛毕生的愿望。西藏原为神权政治结构，不具有推行民主政治的民意基础，但达赖喇嘛仍以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不移推进民主政治，在他的主导下，藏人流亡组织在困苦的环境中，建立起完整的民主体制，达赖喇嘛说：
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1960年，流亡藏人投票选举产生了新议会，经过一步步的完善，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我们引以为荣。特别是2001年，根据民主制度，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了藏人的政治领袖；现在是第二届噶伦赤巴的任期，我的日常行政事务，逐渐减少，差不多处于半退休状态，然而，解决西藏问题，是所有藏人的责任，所以，我在有生之年，不会随意放弃。同时，作为人类的一员，致力提升人类的善行，是我的第一个发愿，这也是开启个人、家庭及社会幸福的钥匙。作为一位宗教人士，促进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是我的第二个发愿；作为一名藏人和达赖喇嘛的转世，特别是境内、外藏人对我抱着信任与寄托，所以关心西藏的命运，我是的第三个发愿；以上三大责任，萦绕于我心。[22]
中共政府不可能长期忽略达赖喇嘛的成功，不可能对流亡藏人在国际上不断上升的巨大影响视而不见，中共于是便想同流亡藏人接触，重新置之于统一战线之下。对中共表现出的积极姿态，达赖喇嘛也做出了善意的回应。1979-1980年间，达赖喇嘛先后派出3批参观代表团前往西藏。代表们无论走到那里都受到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向代表们诉说著过去20年来所遭受的人间地狱般的苦难，表明了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无限信仰和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支持。藏人对代表团成员的狂热迎接使中国官员感到十分震惊，中国封闭太久，又时常沉溺或陶醉于假大空的自我美化宣传中，认为中共统治西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藏人过着比“封建农奴制”幸福万倍的生活。党的干部甚至教育藏人说：你们对达赖喇嘛虽怀有深仇大恨，但绝对不能向他们扔石头、吐唾沫。他们根本不知道，一个被压抑的民族感情会在瞬间喷发出来，令中共统治措手不及。
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最高宗教领袖，是藏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神，奉为珍宝（藏语称之为“仁波切”）。毛泽东曾一度占据藏人的精神世界，贬退达赖喇嘛，最终无功而退，绕了一圈，珍宝还是达赖喇嘛，重新回到藏人心中。中共后代领袖们再也找不到代替达赖喇嘛的精神资源，只好用“爱我中华”式的大汉族主义来洗脑，却又得不到饱受汉民族压迫的藏民族的认同。达赖喇嘛由于中共而长达半个世纪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旦圆寂于国外，这对于藏人的民族感情绝对是永久的伤害，根本不是修一条自称为“天路”的铁路或者多拨给藏区些钱财就能消除仇怨的。西藏3·14镇压之后，中共在藏区开展“感恩报国运动”，到处张贴标语，在当局眼中，藏人的抗议冲突是忘恩负义。所以，官方在西藏问题的白皮书里，总是列举一大堆中央如何支援西藏建设的伟大成就，来反证藏人若不感激党和政府还在思念达赖喇嘛是无耻的忘恩行为。唯物主义的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以磕等身头的方式朝拜拉萨，嗤之以鼻，以为这是愚昧无知。而唯心的藏人是在追求心灵的净化，认为精神慰籍才是真正绵长的幸福，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唯物与唯心世界观的强烈对比。汉民族在物质生活上比藏民族丰富，但汉文化未必比藏文化高明，当今藏文化在国际上热销就说明其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现代社会的超凡能力。长期受中共无神论教育，养成汉人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的民族性格，以一种盲目的民族优越感而居高临下，总是以“解放者”、“施舍者”甚至是“救世者”自居。在汉人看来，藏人应该是吃饱了就对主人“哼哼”的猪一样才对，而根本不知道没有精神寄托和灵魂修炼的人才是只知吃喝享受的猪猡，中国人不就是生活在“人权就是生存权”式的“大猪圈”里吗？当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一头在断垣下存活36天的猪被救出现在电视镜头时，中国人是何等地膜拜，赶快给猪起了个人的名字：朱坚强，又高价收购进博物馆成为活的馆藏品。是对生命的礼赞吗？未必，人们敬仰的不是生灵的价值，而是因猪的生命力强过人，人们希望能象这个神奇的猪一样——“朱坚强”。缺乏宗教信仰的汉民族，失去对了共产主义的宗教式激情，不知道该信些什么，干脆把一头猪神一般地供奉到祭坛上。
北京总是公开说，达赖喇嘛不代表西藏人民，但远离家乡半个多世纪的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远远超越握有统治权的中共，如果西藏展开全民自由公决，取胜的一定是达赖喇嘛。于是中共等着达赖去世，认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可是，有一点必须明白，达赖喇嘛不是凡人，而是神明，凡人死后尚可以留下思想或人格遗产，何况神明，何况一个可以转世的活佛体系。胡耀邦死后，爆发了六四，人们为一位人道主义的领导人之不幸离世而悲愤痛惜。耶酥被钉上十字架，基督徒给扔进罗马斗兽场，上帝的子民反而更多了，罗马帝国皇帝还要请梵蒂冈教皇加冕才算合法。中共以为达赖喇嘛一去世便万事大吉，真是个白痴般的想法。达赖喇嘛和西藏境内广大僧侣信众之间坚如磐石的信仰关系是谁也无法割断的，毛泽东做不到，其徒子徒孙更做不到。“1999年中国高层在四川成都召开秘密会议时，当时的西藏自治区保守派党委书记陈奎元说：‘我们要全方位的努力使西藏佛教，文化等从地球上消失。让它在西藏下一代的记忆中消失或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张庆黎说：“共产党像西藏人的父母，时刻理解孩子的需求。党是活菩萨。”[23] 毛泽东企图将西藏宗教扼杀于青藏高原，自己取代达赖喇嘛，无果而终；江胡之流力图重新消灭藏人的信仰，让西藏快速汉化，反而促使藏传佛教弘扬于西方世界，在中国内地也前所未有地流行。凡是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明确感受到藏传佛教在藏民族心中的神圣地位，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转经队伍每天一大早就开始了，尽管旁边站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警。这就是藏民族不可动摇的信仰，信仰战胜恐惧，镇压只会加强佛教信众的凝聚力。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看待一个维系民族精神血脉的宗教，必然会发出弱智的叫嚣。共产主义者不愿也不敢承认，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宗教信仰更加自由化的新时代，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最终进入博物馆的一定是反人类的共产主义。正如学者陈奎德所说：“北京的手段在世俗的意义上越是显得成功，在终极的意义上它就失败得越惨。”
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回答CNN记者提问时说：“达赖喇嘛毕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但是看来干劲还是挺大的，最近又跑到日本去了。不管他身体是好还是不好，我们还是希望他改正错误，向中央的要求靠拢，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国家、对人民(包括藏族)有益的事情，不要最后在历史上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这是典型的流氓无赖口吻，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政权的代言人，一个共产垃圾，竟然嘲笑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一个身系民族解放事业却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人类和平的尊者、一个给世界各地送去欢乐的利他宗教情怀的慈祥老人，只能说明自己的愚蠢低贱，如何不激起藏民族的整体愤怒？中共善恶颠倒的恶行也将深深刻印在藏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化为未来民族暴力冲突的诱因。共产政权是枪杆子政权，它只信仰枪杆的力量，当年有人对斯大林说，不要跟天主教廷起冲突，斯大林的回答是：“教宗有几个师？”而今教廷还在，有几百个师的苏联却垮掉了。达赖喇嘛没有军队，但达兰萨拉已然成为藏民族和藏文化的圣地，圣地是充分自由的，中共不让人知道达兰萨拉，但达兰萨拉可以随便看中共的电视节目，他们相信自由，他们有崇高的信仰，这就够了。苏联的几百个师受自由民主理念感召，断然抛弃了共产政权。达兰萨拉类似于抗战时期的延安，许多人冒死前往心中的圣地，但达兰萨拉是真正自由的地方，这里没有暴 君，没有专制，没有肃反，没有贪官，没有奴役，没有欺骗，更没有屠杀，虽然不富裕，但充满着阳光快乐，虽远在异乡，却早已取代了今日拉萨在藏人心中的地位。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凝聚力，他们是不可能被中共殖民主义者同化的，斯大林没做到的，中共领袖们也做不到。每年有数千人冒死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往达兰萨拉就证明民族的凝聚力在哪里，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客人访问达兰萨拉，也证明着自由世界对藏民族苦难的深切关怀和对藏文化的由衷景仰。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关于西藏平叛”。
[2] 引自中共官方《关于西藏问题资料》。
[3] 同上。
[4] 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第八章。
[5] 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中文版，P420。
[6]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199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P794。
[7] （美）M·C·戈德斯坦著：《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199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集。
[8] 马丽华著：《走过西藏》，P407、408。
[9]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0] 达赖喇嘛与英国人大卫·霍华恩合著：《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第八章。
[11] 《西藏通讯》总第47期，堪布晋美彭措开示录。
[12] 同上。
[13] 引自隆务·洛桑年智著：《慈悲与正义之魂》，第八章。
[14] 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第六章。
[15] 詹·安德生著：《达赖喇嘛和中国》，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44。
[16] 同上，P45。
[17] （美）A·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利用宣传与公共关系发动政治攻势》，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集，P50。
[18] 次仁旺久著：《汉人罗桑扎西》第七章。
[19] 《西藏通讯》2006年总第59期，纪硕鸣：达赖喇嘛往何处去？
[20] 隆务·洛桑年智著：《慈悲与正义之魂》，第四章。
[21] 2010年10月29日 人民网文史频道：达赖喇嘛42年海外窜访四处乞讨。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307/13084471.html
[22]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3·10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西藏之页网站。
[23] 《西藏通讯》2008年总第69期，西藏流亡政府驳批中国政府的无理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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