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人的前途
人们总是将大陆中国列为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这似乎不太准确，因为现代化意味着首先是政治制度向民主化变革。中共的改革开放只是经济转型，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体制转变，而政治转型的大门根本就没有开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行政管理系统面对市场的适应性调整。中共政制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主义”阶段，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封建体系，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红色贵族党国体制。区别在于中共从毛泽东邓小平的个人独裁转向红色寡头专制，寡头体制不是贵族共和，而是寡头间的政治分赃体制。与现代人类文明社会的民权政治相距甚远，也看不出中共有丝毫向政治文明过渡的举措。不能设想，一个国民长期生活在高度极权统治下的国度还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但中国又确实是在现代化转型之中，从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始，中国开始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尽管这种转型是由一些热心洋务的官僚发起。全方位的转型显然要从清末的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算起，因为宪政改良不及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于是从政治体制、民族意识到经济建设进行同步变革，向现代社会前进，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上以美国为样板，举起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旗帜，经济上以耕者有其田和发展民族工业为目标，是一场从旧式皇权专制转向新式民权国家的巨变，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社会。只不过这一走向共和的伟大历史进程被苏俄和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中断了。
一、复辟逆流
共产革命建立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或红色寡头的共产王朝，实行封建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只能将共产革命之定性为专制复辟，因为它不是国民革命，更非共和革命，对辛亥革命而言绝对是反动和大倒退，共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真正的反革命运动。因为革命历来是以推动人类进步为标准，到了共产党手中，革命的含义名义上没变，实际却与人类的革命作相反的运动。国民党领导的社会转型尽管有诸多不足，多次因内乱外患而间断，但毕竟是往现代文明靠拢，台湾的经济腾飞和全民选举就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带来的伟大成果，区域化地实现了国父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也许有人说，国民党是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如此，但当今共产党同样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它宁可出动坦克机枪，也决不走三权分立的所谓“邪路”。共产党的革命是一个阶级的革命，革了全民族共和的命，最终演变为一为党之私的少数人专政，是打着民主旗帜行个人独裁的曲线复辟，比袁世凯直接复辟帝制更为狡猾，更为残暴，危害也更大。袁氏复辟无非是恢复延续几千年的专制王朝，毛氏复辟不但恢复了皇权专制，而且是共产革命暴力原则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党对每一个国民从人身权利到思想信仰的绝对化控制，是对国民财产的全面剥夺，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恶的极权制度，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数千万乃至上亿生命的惨烈代价。其与全民族的国民革命或共和革命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共产革命的后果是极权政治，国民革命的结果的民权政治，国民党在大陆和台湾曾实行威权统治，但那是剿共勘乱的危急时期，其三民主义旗帜不倒，共和目标不变，宪政前途不改，仍然有相当宽松的言论空间和民间社会，有真正的地方自治和选举。我们看中华民国宪法就明白了，那时还是共党武装叛乱之际，宪法并不保障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国民政府也算不上一个独裁的政府，必须通过多党派的选举才行。这是我们必须弄明白的道理，台湾的民主道路，中共不可能走，威权政府可以和平转型，极权政府必须通过民权革命才能被推翻，这是两种类型政治的先天性差别。诸如世界上没有一个法西斯政权或恐怖主义政权是统治者自己良心发现，自动走向民权政治的。共产主义是比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更为凶恶的政制，苏东的民主化无一不在共产政权垮台之后，而不是换个招牌那样简单。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了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不依靠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它在演变中摆脱了老祖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束缚，也扔掉了“太祖皇帝”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丧失了理论依据，完全凭借枪杆子维持生存与权力，保护权贵集团的非法财富，以“枪杆子主义”决定自身的利益取舍。虽然它并未公开抛弃共产主义，还供奉着马恩列斯毛的牌位，还是口口声声不离马列毛主义。
中共最诱人的口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有过辉煌的历史，经济和国力都曾长期居世界之首，但仅凭历史荣耀不会自动进入现代化，现代化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理念上的变革，是西方人权思想指导下的人类文明进程，这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先天不足的东西。以经济成就证明政治体制合理的论点无法成立，经济增长从来都不足以挽救一种落后的政治体系，绝不会自然而然地引发政治与法律制度的稳定转型，洋务运动就是这种例证，晚清不坚定的宪政改革亦是如此。用牺牲政治转型以成全经济增长，属于应急措施，不可能成为持久的发展模式，只能解释为共产党面对全球民主化的自救行为。再说，中国人要复兴什么呢？是复兴封建的禅让制，还是君临天下的皇权，或者回归于中华居天下中心的大一统虚荣感？毛泽东在1935年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的革命成功了，他光复了“旧物”的“新中国”就是复辟了皇权专制，比老中国还要专制百倍。几十年过去了，也不过是从皇权专制蜕变为红色寡头专制，在此基础上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共产党，决不是中国人民。社会转型是前所未有的进步，旧的政治文明向现代民权制度前进，落后的生活传统向先进生活方式过渡，从而走向自由平等均富的现代社会。中共今天希望的，仍然是封建社会主义的共产王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失败了，只好唱唱马克思主义的高调，免得共产党名不副实，实际上是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上，祭起旧制度的旗帜，粉饰极权暴虐的政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延续党天下。若想让中国重新实现汉唐盛世式的崛起，已经不可能了，地球资源全面紧缺，无力支持现在的发展模式，政治生态亦起了大变化，好比21世纪的猴子不可能再走上由猿变人的老路一样。专制行不通了，中国人需要物质利益，也需要政治权利。而政治权利并不是国人急需的，中国人向来有着特殊的国民性。孙中山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以深，牢不可破。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但同时又说，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但传统中国又不乏经济与社会的自由。辛亥革命为争取民族自由民权，中国人不反对，却也不甚热心，多半由知识分子和军阀政客们起事。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国人被推进了共和，却生出新的压迫。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中国人最反对的是干涉自己的生活自由，有了经济自由和一定的文化自由，中国人奋起争民权的斗争就很难形成气势。当今对中共政权的抗争也多出于生活方面的压迫，无法忍受了，起来闹一下，压迫稍缓和，便又经营起自己的“好日子”了。中共与民众的冲突就在于中共是无事不管，严密控制民间，这是缘于中共体制本身的荒唐，它不可以“无为而治”的治国之策来消解民间的对立，怕民间力量酿成对政权的危险，它必须事无巨细地管制社会。
村委会直接选举并不能证明是政治转型，因其为村民自治团体不承担政府职能，是一种半行政化的管理组织，执行很有限的行政功能，又在党组织的严密监管之下，与现代民主化根本不沾边。中国自古就为乡村自治传统，宗族中由乡民推举德高望重的长者充任乡村领袖，县政府并不进行干预，连过去的西藏也是如此。在部族聚居的游牧地区，部族领袖更是由众望所归的人出任，民主推举的传统更为悠久，这决不能说中国自远古就开始了民主转型。但若从清末洋务运动和立宪改革算起，中国确实处于经济和政治的大转型期，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变，从帝王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变。中国专制文化的久远，其惯性决定了政治转型一定是个长期和痛苦的过程，中华民国的转型自辛亥革命始，到90年代台湾直选总统，经历了80年。期间历经数不清的内乱外患，抵御了中共对台湾自由选举的武力恐吓。中国大陆是转向了共产极权制度，这是一条弯路，走进了死胡同，到现在还没有退回来，所以整个中国的转型期还远未完结。既然是大转型期，一定充满战乱痛苦，清末的太平天国战争，民初的军阀混战，抗战结束后的共产党叛乱，红色王朝建立及至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济改革中的红色贵族的崛起，都是转型期的痛苦代价。中国人不免作茧自缚，却也怨不得旁人，若不进行共产实验，不免心存遗憾，总以为社会主义好得很，社会主义是人民民主。既然是大动荡时期，国势起起伏伏就是个磨合过程，各路豪杰、各种主义都要出来玩一回。所以说，大动荡既是机会，也是宿命。乱世之中，人人急功近利，极少有人为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众人看三国、学水浒，玩孙子兵法，急猴猴登台演练一番，欲做春秋五霸者有之，学苏秦、张仪者有之，比曹操、诸葛亮者有之，当宋江、李逵者有之……野心争霸之人，纵横捭阖之士，皆欲功成霸业，名垂青史，国学不用于乱世，岂不可惜！而孔孟等仁义之师欲行王道仁义，却不为时用，可见行正道之难，复使后人扼腕长叹。中国的宪政还不知在哪里，便有众多的海外人士准备回国做大官了，虽于事无补，却也过把干瘾。倒是法轮功尚能组织大规模退党活动，使一亿人退出中共党团组织，令中共深为恐惧。中共建政标志着中国民主转型的大倒退，从国共内战算起，中国人民为共产暴乱及暴政付出了一亿人生命代价，六四大屠杀是又一次大倒退，完全阻断了体制内改良进程，又催生出庞大的红色权贵资本集团，带动整个社会腐化堕落，把中国拉向无法无天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加深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加剧了贫富分化。
为什么中国历经百余年还不能走向民主？是因为中国人被迫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我们不能埋怨历史不公平，是中国人自己将几次大好机都错过了。这有政治家的原因，也有民众的原因。如果康有为的宪政改良成功，中国也会建立民主制度，因为虚君共和是内阁制，是多党政治，是参照西方分权制衡理论而设计，君主不掌握行政权力，由多党竞争产生责任内阁。义和团运动的祸国殃民，消灭了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不得不恢复中断的政治改良，向宪政过渡，派员出洋考察，向西方学习宪政经验，以现代化全面革新社会。袁世凯还是现代化改革中成效最显著的官员，成为一面改革的旗帜，他掌控的天津地区是全国革新的样板与新政中心，最先设立警察制度，训练新式军队，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实施现代市政建设，建发电厂，装路灯，修马路，开电车，通自来水，以及电话和无线电等现代基础建设。这一切都得到了改革情绪高涨的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后来政府又派五大员出洋欧美考察政治，君主立宪的共和体制也在酝酿之中。比照光绪的革新内容，晚清立宪已超出戊戌变法许多，但还是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因为镇压改良派使民意一边倒地支持革命派，民众等不及满清王朝慢吞吞又阻力重重的改革，人们渴望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原改良派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拥护君主立宪，成为保皇党被人遗弃。全国布满了干柴，时机一到，瞬间化为燎原烈火，革命军振臂一呼，满清支柱袁世凯也顺势一推，庞大的满清帝国便如根基蛀空的大厦一样，轰然崩塌。除了几个保皇党人，民心所向，再无人留恋什么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一类迟到的改良，也无人顾及晚清改良实际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凡独裁政权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自以为强大无比，无人可敌，却不知民心正是逐步丧失的。武昌起义只是发端，满清的垮台不全是战场失利，清廷亦审时度势，不愿中华大地陷入战祸之中，宣布退位。中华民国虽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几任总统缺乏民主训练，“不是东西”，各地军阀政客趁乱抓权，但大部分独裁者还是不敢公开抛弃共和法统，仍然是多党政治格局。中国人的帝王思想深厚，先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有曹锟贿选丑闻，还分成南北两个政府。当时有一副对联很是嘲讽了一番：“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无论如何，复辟倒退是暂时的，国民党行三民主义，再造共和，结果遇到了日本侵略、苏俄乱华，令剿共事业夭折，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台湾虽小，也算区域化地实现了国父孙中山的共和理想。而共产党政权决不会走向民主，它是各种专制类型中最顽固的一种。共产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国高度一统，宪法和人大是民主集中制的党权之下。这种制度比君主专制还不如，君主制通过行政系统实现皇权，民间社会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康有为可以在京城聚集千余举子，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对朝廷施加压力，迫使皇室作出反应。现在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六四前因为有“开明 君主”执政，形成短暂松散的民间压力集团，“太上皇”一发怒便终结了。西太后也杀人，但缺少自己的党务系统监控民间，缺少官方宣传机构愚弄民众，更谈不上洗脑机器了。皇家与民间有共同的道德约束，圣贤的仁政理想是对执政者的终极要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仁者得天下，天下归仁，要行王道来维系中华传统和皇家权力，不是皇权的不可侵犯。共产政权是党政教合一体制，其最高理想是共产党永久执政，其阶级暴力和专政理念决定了它的血腥性，并毫不讳言党旗国旗是鲜血染红的。它不提倡仁恕王道，国家是阶级镇压机器，控制民间社会主要是通过深入到每个社会细胞的党组织，党有无孔不入的宣教系统，自由力量没有活动空间，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压力集团。清王朝不能控制民间言论，就不能长期无视民众的民主诉求，所以西太后晚年面对国内外压力，也不得不同意立宪改革，顺应潮流。共产党就不同了，它掌控着一切传媒，控制着全部的官办民间团体，不留自由结社空间，镇压手段也极有效率。巨大的洗脑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成功操纵知识分子和愤青发动一波接一波的反西方浪潮，来抵御民主化趋势，扑灭民间自由化的星星之火。政府机构官僚化了，但党的组织系统仍然高效，行政命令可以置之不理，组织上的决定没有党员敢于漠视，党政机关的干部任命甚至生命全部掌握在中共组织部门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官场社会腐败到这种程度，党组织仍然能保持强大控制力的原因。走向共和的前提是打破共产党垄断，牢笼一旦冲破，中共执政地位必将永久终结，人们宁愿让国民党重返大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的任何承诺。立宪改良是因为皇室还在，君主仅是失去行政权，还可以此维系国家民族的统一。共产党是政治团体，是外来物种入侵，不是中华自有的东西，不具有国家民族团结象征的意义和地位。共产党不能启动民主，在于它不可能主导一场消灭自己的运动，苏联的案例再明白不过了。尽管时代变化了，全球民主化在中东伊斯兰地区亦成燎原之势，中共却在大唱红歌，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反革命历史，把反动复辟的罪恶史美化为反对专制的人民革命，共产党的顽固本性决定了它的历史作用就是阻碍共和革命和中国人的政治进步。
二、勿寄希望
六四已过去20多年，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新上任的领导，能医治人们心头的创伤，驱散笼罩在政治生活中的阴霾，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邓小平可以平反四五运动，因为他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四五运动本质上也是拥邓的，平反四五运动有提升邓合法性作用。邓的接班人不可能平反六四，因为六四运动是反对专制政府的腐败，有民主的诉求。之所以能为四五平反，还在于四五运动是反对文革的群众运动，为结束文革奠定了群众基础，邓亦是文革受害者。结束了文革，中央迟迟不为四五平反，主要是怕肯定了自发的群众运动，开此先例，对执政者大不利。拖了很久，邓小平上台后，民间平反呼声高涨，实在说不过去了，才总算为四五翻了案，同时又告戒民众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四五与六四有性质上的区别，四五是民众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鸣不平，反对江青的胡作非为，置疑现代秦始皇——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还是拥护共产党，提升不到民权运动的层次。四五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是党内斗争的社会化，四五是民间自发行为，背后亦有推手；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党内高层普遍受害，毛一死结束文革就是必须选择。六四则是反腐败，要求开放言论，与政府平等对话，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民主诉求，虽然没有打出民权革命的旗帜。中共不能容忍的就是民众争取政治权利，一让步的话，民主波涛会很快席卷全国。所以平反四五不可怕，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政治上还可以得分。平反六四就意味着中共向民主力量让步，意味着承担屠城责任和一切历史罪恶。六四一平反，中共历史上无数次大屠杀和数不清的政治迫害罪行都要追究。停止了镇压，紧接着全国民主运动大规模兴起，在汹涌的民众怒潮面前，中共丑恶历史的总曝光必然导致政治和法律上的总清算。政权和军队随之动摇，军政首脑纷纷与中共划清界限，宣布退党，成立新的民主党派，届时中央再无能力下达镇压命令，便是共产党交出权力之时。国民党可以平反二二八，因为国民党的历史积怨少，腐败程度低，在台湾实行戡乱管制有肃清防止赤祸的作用，大家都看得清楚。况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在稳步推进民主过程中，和平土改，经济起飞，稳定度过了磨合期，军队国家化，也消解了党派利用军队搞大规模内战之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1986年初开始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用了6年时间。邓小平自1977年上台，到六四用了12年。如果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逐步减少障碍，到六四时应该具备实现民主化的条件。文革后国门打开，国外的现代化强烈刺激着落后的国人，大家都愿意向前看，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夺回政治运动耽误的损失，过去的帐没人会记到倡导改革的邓小平头上。即使是爆发六四运动，不得已而革新政治，仍旧有和平转型的机会，因为民众对民主进程的主导权寄希望于中共。那时东欧还未解体，人们的眼界还未开阔到彻底动摇共产主义制度的程度，仍未跳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圈子。由于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已经脱离了冷战体系，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有好感，邓小平访问美国就很受欢迎。西方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也会在政治和经济上援助中国，是国际环境最有利的时期。发生了六四镇压，结局则大不同，国内外认清了中共的顽固本性。可以说，邓小平是唯一能带领中共走向政治改革的领袖，他是文革的受害者，几起几落，他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推动四个现代的建设，关注民生的改善，有强烈的富国愿望，在民众中有无人企及的号召力。如果他领导政治改革，中国一定能实现和平转型，最终建立民主体制。六四时的社会冲突远不如现在深刻，腐败程度尚未发展到民众强烈仇恨的地步，贫富矛盾、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不如今天这样激化。当时的保守势力虽然强大，也主要来自高层的几个老人。如果他不反对精神污染，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增加第五个现代——民主化，宽松舆论环境，社会自然逐步走向非毛化。否定了毛泽东，证明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适合中国国情。邓必然能在民主选举中获胜，由中共第二代领袖变为第一任全民普选的总统，成为永远值得纪念的民族伟人。这个过程由文革后邓上台，20年左右的时间足够了，再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保障体制转型的稳定。如果与台湾统一，国号仍可用中华民国，民族自治地方实行真正自治，各民族与各种宗教思想和平相处，军队国家化，中国以地方自治实现新的统一，依旧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旗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是中华各民族真正和长远的幸福。然而这只能是幻想，邓小平是红色王朝的既得利益者，是第二代帝王，他素无民主理念，是马列子孙，他对共产党本性十分了解，共产党的本性就是他的本性。现在中共执政集团中都是亿万富翁了，没有甘冒风险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最多是个人行为。朱镕基治贪所以失败，恰恰说明单兵作战的可悲，无权力即无能为力，只能骂几句王八蛋了事。温家宝空喊几句政治改革，即使认为他出自真心，在政治改革上，也是无权力也无能力。中共虽然是个热衷于革命和改革的政党，革命与改革也从未间断过：从土地革命到二五减租，从中华维埃共和国到延安特区政府，从合作化到公私合营，从一边倒向苏联到中美合作抗苏，从人民公社到个人承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企业国有到股份制，从铁饭碗终身制到下岗失业一刀切提前退休，从打倒各国反动派到和平崛起……还有什么税改、医改、房改、教改、车改等等等等。但是，每一次革命都是掠夺或自救的过程，每一次改革都从增强中共执政地位和权贵集团的利益着想，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分赃机会，最终都以牺牲民众的权益为代价，所以受益的永远是少数人。象川剧的变脸一样，花样迭出，但万变不离其宗，脸孔变演员不变，中共自导自演的改革也是如此，其核心价值观是保护一党专制。面对这样的政党，谁还会有信心呢？
邓小平为什么会痛下毒手，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为什么会从改革的倡导者蜕变为改革的绊脚石呢？是对共产主义有深厚感情吗？显然不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推行一系列非共产主义化改革政策，无法解释他不反腐败容忍中共各大家族纵情贪污的事实。邓追求的是权力的私人化和利益集团化，他算不上什么共产主义者，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纯粹是全民资产任由权贵私有化的遮羞布，市场经济就是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背道而驰。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再弄出个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又不许别人争论，再将此不伦不类的只言片语演绎为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上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重大发展的高度，又塞进党章宪法里。事实证明，邓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封建帝王诸侯与资本市场媾和的怪胎。它不会象资本主义一样走向民主与法治，它不会产生中产阶级，不会构建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只会令红色贵族与穷苦大众两极化，它也决不是追求人类幸福的制度保证。这种极权体制下畸形发展的社会，是红色贵族的乐园，社会道德与法制精神一同堕落，再走向改朝换代的革命，逃不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循环。杜牧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三、知识分子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每天都有信誓旦旦的文人学者，重复着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这些都是靠歌颂颂共产党混吃饭的人。虽然吃过苦头的共产党员也在反思，但从来不会反思共产主义的反人类性质，认清共产党的反革命历史，包括那些深受共产党迫害的共产党员。比如王力是文革先锋，在文革中被打倒，坐了秦城监狱，晚年在香港出了本《王力反思录》，不过是想证明一些文革迷案及宫廷斗争内幕，撇清自己，而不是从本质上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满口“我党”如何如何，仍然是一个对党充满感情且至死不悔其历史罪恶的共产党员。许多坐过共产党牢的中共高层知识分子也是这种反思套路，如陈伯达之流，他们的苦难叙述不过是“党错打了孩子”式的抱怨，这类反思对知识界及国民启蒙又能有多大价值？从道德层次来说，生活在专制政权下是不可忍受之耻辱，人不能活得太恶心，最起码也要维护上天赐予每个人的尊严，不主动与专制政权合作应该是每一个良心学者的做人底线。袁南生曾出任中共驻印度外交官，他谈了亲身感受：
印度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重在多方面可以体现出来。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有谁为了考上研究生需要事先向导师进行感情投资，也没有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顺便说及，在印度市场上，基本上没有盗版书，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第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第二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者、印度年轻的知识分子柯棣华大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往中国帮助抗战，为中国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常常亲身感受到这种精神。
……我对面的邻居潘特 先生是孟买大学教授，他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他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十年待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很多人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方式完全隔绝的另一种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求助的农民。
我常常思索：印度知识分子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印度友人告诉我，这是甘地精神和印度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着神和偶像般的影响，他的爱国情怀、恻隐之心、自我节制和奉献精神，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特别是他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知识分子。甘地的榜样发扬光大了印度传统宗教文化，这种文化主张与世无争，独善其身，吃苦修行，贬斥享乐，突出奉献，这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一些人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应该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不求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之一。
……印度高校和科研单位是做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衙门。在孟买大学、班加罗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里，没有一栋一栋的办公楼，也没有厅级、处级官员之类的概念，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的知识分子，基本选择不是升官发财，因而很少有人去投机钻营或傍大款，也没有哪个高校为了创收去办什么研究生班，而是认认真真教书育人，老老实实做学问。
……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统计，仅10年时间，印度软件业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了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雄踞世界第二的软件大国。[1]
中国人常瞧不起印度，认为印度落后，但印度已有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的圣难甘地。印度有全民免费医疗，有自由迁徙，有不依附于政府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没有。印度有包容的宗教文化传统，有提升人性的心灵修持，中国没有。印度富人乐善好施，中国富人穷凶极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实行多党竞选，尊重私有产权，提倡社会公平，经济上又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专制国家，一党永久执政，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剥夺私人资本，实行公有制，经济上却是权贵资本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印度的民族性，使甘地能用不合作主义赶走英国殖民者，中国人则以高官厚禄为人生最高追求，唯心与唯物民族的世界观大不相同，这就是现实的差别。印度知识分子历来是独立生存的群体，殖民地时也是如此。中国从来没有崇尚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学而优则仕，几千年的专制王朝中也仅有些个别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到了共产党执政，知识分子全部被纳入体制内，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都被整肃掉了，人们更加甘心为马列之奴，来获取利益。因为共产党发明了政治忠诚与饭碗家庭捆绑在一起的办法来管治知识分子，焦国标 教授讲了中宣部祸国殃民的真话，教授就当不成了。对于不吃党饭的自由学者，只有闭嘴和坐牢的选项。在共产王朝，知识分子无不趋炎附势才能有所作为。即使清高自重，退隐山林，做一回陶渊明，但天下皆党土，党的触角遍及每一寸国地，最偏僻的乡村也有党支部书记。象鲁迅、柏杨、李敖这些反政府斗士，只能在中华民国表演英勇，若在中共治下决不会有成名机会和滚滚财源。君主王朝的刑场上，犯人可以唱戏，可以象环珠格格一样唱流行歌曲。国民党的刑场上，共产党员可以唱诗，可以高喊共产口号，甚至可以举行“刑场上的婚礼”。中共的刑场上，犯人悄无声息，不是喉管被割断了，就是嘴巴勒上绳索，医院的汽车在等着摘取器官。即使最落后的奴隶制时代也有权力不及的山野荒泽，中共撒开一张兜天密网，笼罩了整个神州大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西藏阿里地区，人烟稀少，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是真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去的西藏噶厦政府都不予重视。而中共一进藏，立即在阿里成立一整套的政权运作机构和党组织，从地区一级一直管制到家庭牧场。治藏成本高昂，生活困难重重，生活物质全部从新疆入藏，亦不在话下。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构筑在家族血缘或师生、同窗、战友、同事、邻里等关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宗教伦理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通常只对家庭和朋友表示出关怀，只在乎亲朋好友的福址，对与自己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往往视而不见。这种以血缘亲朋关系为主的道德体系导致对公众事务的自私与冷酷，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西方比较容易改革，善于调整社会矛盾，因为平等自由思想深入人心，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坐下来商量。中国人关注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富裕的生活享受，对那种宗教式的人文关怀，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现象，往往不屑一顾。社会普遍尊崇弱肉强食的丛林，国企老总比民营老板气粗，当官的比警察气粗，警察比流氓气粗，流氓比妇孺气粗，首长的保姆也比跑官的干部气粗，军车牌照比地方牌照气粗……一物降一物，森严的等级制度使人们削尖脑袋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发了财不算大成功，当了大官才是最能光宗耀祖的伟大业绩。人们追求超越普通人的身份等级，以示出类拔萃，不必说坐专机专列，能开车过收费站不用交费，闯红灯警察不敢罚款，便大可炫耀于世。在延安是吃小灶，还是挤大灶，是骑高头大马还是溜边步行，都是区分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国自汉以来，出不了享誉世界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宗教改革家乃至器用发明家。找不出可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孟德斯鸩、克劳塞维茨，马丁·路德或爱迪生、爱因斯坦一样伟大的人物。也没有泰戈尔那样的大文学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里没多少人甘心做学问研究的拓荒牛，让后人站在自己肩上摘取桂冠。当年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一席忠告，竟招来骂声一片。人人精于包装自己，为出人头地忙，为光宗耀祖忙。为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你不需要有思想，不需要独立思考，千万不可别出心裁，决不要自作聪明，要对体制和上司投其所好。知识分子要混到高位，除了要有一定的知识能力，拍马屁更需达到超级水平，还须有阴险恶毒的品格。大纪元网站的《江泽民其人》一书称，江是极工心计的人，能在大学生面前背诵英文版的美国宪法和林肯讲话，显示超众的英语水平和对美国的了解，展示开放形象。江又极有眼色，马屁功夫一流，在邓小平府上，“江泽民常常在护士或警卫员已经伸出手之后，仍冲到前头去倒水或从地上拎起拖鞋来，让那些工作人员伸着手进退两难。”[2] 江倒水提鞋，抢在众多侍者之前，以示忠贞可嘉，为的就是爬上高位。但在2001年8月22日邓小平97岁冥诞纪念日，江泽民竟令中宣部不准刊登纪念邓小平的文章，以报邓曾想撤换他的旧怨。江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本性暴露无遗。[3] 历史惊人地相似，明朝宪宗皇帝朱见深酷好“房中术”，大学士万安精于此道，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木匣，呈上宪宗帝。后孝宗继承法位，发现此匣，帝问曰：“此大臣所为耶？”[4] 拍不上皇帝马屁的进士侯进贤，盯准了万安宰相，自称善医阳萎，曾亲手煎汤药为宰相熏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提鞋总书记”亦是这路货色。
从文化传统上说，中国人还是封建时代的臣民。中国人有改革的希望而决心不足，改革要付出代价，也许是全民族的代价，面对困难，中国人自古的座右铭是难得糊涂，官场更是得过且过，清朝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仁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利不十，不变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何况餐桌上已见到了牛奶面包，“小康”之后还有“中等国家水平”可期。中国人处于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公民社会的过渡阶段，邓小平及其后的中共领袖缺乏把握这种历史机遇的质素和远见，试图以跛脚的经济改革来解决合法性问题，却落入了现代化的陷阱。中国仍处于启蒙阶段，事实证明这是相当长的过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是一个阶段，从中共建政到六四又是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久不得而知。欧洲从16世纪的尼德兰民主革命建立第一个共和国，到二战后的民主浪潮经过了400年，期间民主与复辟，专制与共和，反反复复。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也不会太短，因为中共决不允许启蒙运动的展开，启蒙只能停留在个人层次，更谈不上公民社会。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几千年的大同理想，“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头脑里，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巢的“冲天大将军”称号，王小波农民起义的“均贫富”口号，方腊的“法平等”，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刘六、刘七“捣毁孔庙”，红巾军的“杀尽不平”，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直到毛泽东共革命的“打土豪，分田地”，暴力革命正投农民之所好。世界共产革命先是在俄罗斯这个农民大国成功，又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绝好的“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与“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宣传一拍即合，披上了最为诱人的现代理论外衣——西方的马列主义。农民般的愚昧，很容易被诱人口号打动，又经过中共多年的唯物主义洗脑，实行民主共和不是每个人的急切需求。反而有许多人天不亮就去天安门看升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但也不能说中国人不适合现代民主，台湾从荷兰人入侵前的土著部落时代到上世纪末的总统普选，只用了300多年，创造了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因为他们没有以历共产党统治。但台湾会不会在中共的武力威胁下接受一国两制，变为另一个要中共钦定特首的香港，亦不得而知。在一个民主还没有培养成传统的国度，复辟是很容易的，越来越多的台湾商界政界演艺界名人拥向大陆，其内心便有对专制的默许。希特勒上台后废除魏玛共和政体，号称第三帝国。拿破仑一世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取代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伊朗霍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人民借教权反对王权以发动宗教革命，反而陷入了更为专制的政教合一统治之中。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都成功地复辟了专制制度。我们不能想象英美那样成熟的民主国家会有复辟专制的政变发生。中国之所以建立民国后仍旧复辟不断，失误在于民主理念只是在极少数精英脑子里，绝大多数人心目的中的民主无非是平均财富的社会主义，共产革命便伺机披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外衣。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国知识分子称之为“庶民的胜利”，将共产党政权包装为工农兵政府，来替代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革命，取代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众人以为俄式革命正是捷径，那时许多人的目标是“革命成功了，就回家种地”，才投身于农民造反式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不失时机利用了这一点。以至于国民党的某些领袖，若廖仲凯辈，也曾经说：“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前，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类于黑暗”。由是，他“认定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多次声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宣称“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5] 至于何香凝、宋庆龄之辈，就直接沦为共产主义分子了。
现在70岁以内的人都是在党文化的熏染下成长越来的，哲学世界观都是唯物主义的，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心智健康”和“忏悔罪孽”一类的概念，因此也就不可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肉体与灵性的共存。余杰与余秋雨的“二余之争”，曾热闹一时，引来众多围观者。表面看是余杰让余秋雨忏悔，实际上也是对缺少健康灵魂知识分子的道德拷问。余秋雨以假装看不见罪恶根源的方式来讲述所谓对社会人生的观察，钻进党文化的“象牙塔”中以文化型 教授身份教导青年，自己却不忏悔文革中参加四人帮著名写作班子“石一歌”的罪恶，让人揭了短又恼羞成怒。余杰也不是胜利者，他面对的是专制文化，幻想着社会改良，如果文人们开始忏悔，自然会对体制构成危险。所以，“二余之争”没有胜利者。一些较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关心社会，关注民生，而是热衷于炫耀知识。他们多是些滑头，除了善于提出一些貌似深刻、半真半假的问题借机显示自己的高明博学，也善于在公共讨论中发出惊人之语。却缺乏对现实的研究精神和真实体悟，只是抓住话题发挥一下，让公共舞台的灯光聚集到自己身上，搏一把名利而已。对现实问题的触及不过是表演道具，又总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对眼前的丑恶采取鸵鸟策略。因为他们真切关注的是话语机会和舞台效果，除了想当言论领袖或名人而必须了解潮流与动向之外，对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公共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对政治和民生就更为冷漠了，除了学者的职业包装，实际上与农民工的追求并无多大差别。孙中山曾说，中国人不知自由，只知发财，因为中国人一盘散沙，比较自由，因为穷才喜欢发财。欧洲不自由，一二百年前为自由争战，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所以他将三民主义也解释为发财主义，以迎合民众之心，将一盘散沙的民众聚拢起来。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对于名利的兴趣仍然超过对自由的追求，较之民国之初，发财之心更为迫切和实际。发财可以救穷，可以显赫，惠及家人，且机会多多。争自由则空间狭窄，还要坐牢，抄家失财，牵连家人。权衡之下，发财自然比坐牢有吸引力。于是享受着体制内资源分配的特权，大骂美国、日本、台湾、印度，来获得上面的首肯；也利用公共论坛来适度地批评时政，表现出批判精神，博得下面的欢迎。甚至滋生出一群专门骂美日台吃饭的学者群体，横跨政界、军界与学界，他们自我感觉都相当良好，他们的房子、车子、票子都相当不错，从传媒上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滋润程度。
在皇权时代，知识分子依附于皇权，皇家以科举方式使知识分子溶化于体制之内。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崇尚自由、民主与科学，逐渐成为独立的群体，许多人以做学问为荣，以启蒙民众的先锋自居，并不以做官为人生第一目标。俄国共产革命成功吸引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要用俄式革命来改造中国。当毛泽东获得共产革命的领导权，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日本侵华时刻，大批不满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听信共产党宣传，奔向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之中。毛的革命不是民权革命，其主流力量是旧式的文盲农民，如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造反，不过是杀人劫财夺天下，不需要诸多知识分子作理论指导。知识分子的民主理念反而会削弱这场农民革命。毛于是开展整风运动，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打击教条主义，包括莫斯科化的马列知识分子。毛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定义，建立起毛氏思想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毛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等）。[6] 将公认的文化及马列主义标准代之以毛泽东思想，使知识分子自我贬损，背上原罪的十字架，诚惶诚恐，接受农民干部的监管和领导。中共建政之后，无需多少知识分子的破坏性革命结束了，建设国家需要众多有知识的专业人才，毛又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继续打击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以反右运动来压服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再从经济上断绝其反抗的后路，让他们永远夹起尾巴做人。到了邓小平执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再用老办法压迫知识分子，给绝大多数右派摘了帽，同时又肯定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让他们在感激之余，心有余悸。当官也好，发财也罢，离开党政机关也可以，切勿干预政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知识分子还得夹起尾巴做人。毛泽东是中等知识分子，其后的领导人有的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为什么还要迫害知识分子呢？这就是共产专制的需要，不压迫有思想、能独立思考的人，荒唐的共产制度会瓦解于知识分子的反抗之中。洪秀全是个小知识分子，他的太平天国革命既残酷又荒唐，其改造后的基督教（拜上帝会）也无法吸引知识分子参加，其革命就只能停留在杀人劫财或急于当皇帝的低层次上，不懂得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的高明在于不完全排斥知识分子，用西方的马列主义包装自己的农民革命，以此来为知识分子洗脑，为自己改朝换代当皇帝服务。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摧毁了统一思想的集权基础，就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导致社会分化。中共牢牢记取了这一教训，他们可以不在乎每年数万起工农群众抗议维权，唯独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视为洪水猛兽，决不允许启蒙运动在中国兴起，坚决镇压投身于民众维权的知识分子，勿使之成为有纲领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就是提倡与中共合作的改良知识分子也不放过，这是中共政权生死攸关的底线。
四、和平演变
经济学者曹思源因其胆大包天的破产理论，素有“曹破产”之称，与厉以宁的“厉股份”，吴敬琏的“吴市场”齐名，皆为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初期理论界的领军人物。曹思源说，共产党理论已经大幅落后，事实证明，公有制没有生命力，说透了，只是特权者的乐园。公有制造成巧取豪夺，公有制只是过去的一个梦想，实践证明它低效率，发展成为特权者的乐园，而且也不符合人性。按照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究底只有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与大陆现在鼓励私有制完全不符，既然中共已经不共产了，还允许资本家入党，当然不应该再称作共产党。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中国社会党。他说，从党史上来看，并不是毫无根据，因为早年恩格斯创立社会党国际，其中一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被列宁拿去成立共产国际，所以说社会党和共产党是同一个根，而社会党吸取生活中的经验，比共产党更符合现实。中共要允许党内竞争，也要建立党内的三权分立体制。所谓三权，指的就是党的决策权在党的代表大会，执行权是中央委员会，而党的监察权是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三权要分立才能互相协调并制衡。他认为要建立党费募捐制度。党的活动经费应当来源于党费、党产的收入、支持这个党的自愿募捐。现在的状况是党库和国库混在一起。据曹思源调查，中共的经费的开支中，只有百分之五来自党员的党费，而不足的百分之九十五来源于财政拨款。广大的非中共党员的纳税人，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缴纳了党费，这个办法不合理。改名社会党可以使执政党做事“名正言顺”，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共“欠债”太多，如自己公开承认的，就有文革、反右等等，改名之后，就可以和这笔债务脱离干系。曹思源强认为共产党有病，这个病还有救，他开出了“药方”，但治不治病是你的事，总不能把医生杀了。曹的想法自然有一番道理，也充满善意，为中共设计出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恰如蟒蛇蜕皮一样，正是新的成长过程，否则便有性命之忧。海外的党史学者司马璐也以江上青故友的身份力劝江泽民这位“贤世姪”为共产党改名，认为“共产党”这块招牌太臭了。但中共并不认为他们欠了谁的债，无需象亏损企业一样破产逃债，改换名称另谋出路。中共高调宣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诸如长征、延安、西柏坡精神等，都芳香无比，自豪得很，并无丝毫愧疚感。六四大屠杀都视为小小的政治风波，反右和文革这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运动，更不成其为“欠债”。
改名之计无非是一条蜕变改良之路，无需惊慌，还是原来的班底，饭碗谁也抢不去。关键在于尊崇什么主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叫工人党，朝鲜共产党称劳动党，都出马列主义的娘胎，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仅是改换一个名称，全面继承共产党的衣钵，马列毛思想还在党章里，改不改意义不大，历史罪恶也推不掉。但此改名之议对中共并不是件新鲜事，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有过为共产党改换名称的想法，据当年苏联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回忆道：
今天，毛泽东把我召去，对我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党重新起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名称。这样，对特区形势会更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要有利一些。[7]
毛对美国人谢伟思也说过中共可以改换名称的话，目的是取得美国军火援助，不是表明放弃共产主义。1944年7月，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曾给毛出主意，问中共可否改换名称，以便取得美国人的信任而获取美援。毛泽东是实用主义者，当然愿意用美援来打倒国民党，当时美国政府和驻华官员中同情中共的极多，但美国最终没有支持中共，毛的愿望落了空。其实抗战之初在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就改过名称了，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称为陕甘宁特区，归入国民政府，军队改穿国军制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列入国军编制，高喊拥护蒋委员长。在毛看来，换块党的招牌也没什么，投美国之所好，也变些脸色给苏联人看。美国希望中共断绝与苏联的关系作为军援的条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上校们“暗示供应25000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调查。”[8] 美国对中共虽有好感，但武装中共就等于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蒋政府。斯大林早先并不喜欢中共，说中共是“人造黄油”、“红皮萝卜”、“农民党”，毛泽东不命令八路军抗击日军以减轻苏联东线压力的做法，是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毛失望后随即仇视美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才未形成改名事实。其实，共党领袖皆非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好汉，毛泽东曾叫过李德胜，朱德易名王楷，周恩来化名伍豪，刘少奇称作胡服，华国锋原姓苏，江青用过好几个名字……过去个人易名是为了逃避抓捕，现在共产党不改名是害怕民主化，它要极力防止和平演变。如今的共产党公开宣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政治上延续毛泽东的铁腕统治，经济上遵照邓小平的政策，决不准出界犯规。领导人再上西柏坡、井冈山，重喊“两个务必”、“发扬井冈山精神”，号召学习朝鲜和古巴。人民币上也废弃四巨头画像，全换上了毛泽东，重回对毛的偶像崇拜。因为经济发展增强了中共的执政信心，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富裕的政党，自我感觉极好，就更不需要易名了。
共产党认为共产主义是光辉道路，但无论是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还是走议会道路，共产主义都失去了前途。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纵然其思想意识来源于西方，却是在非西方的环境里发展成形。在西方自由平等的文化传统中，共产主义的狂言呓语不能得逞，共产主义会演化为社会民主主义，溶解在人类普世价值体系之中，随后销声匿迹，仅作为一个残余着“美丽”的名词而已。东方的农业社会缺少私有产权保护和法治传统，是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也曾风光于一时，现在统统失败了，只好寄生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一体化上吸取营养，苟延残喘，一样没有未来可言。中共虽然还在自我吹嘘，但内心中却是惶惶然，否则就不会千方百计将子女财产弄到美国，以避不测之难。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关键是言论、结社、竞选、制衡，这些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否能实现。如果这些原则得以实现，各种主义和各派政党纲领尽管有差别，但执政目标殊途同归，在权力制衡的轮流执政机制下，国家会自动走向一种福利主义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实现平等均富的大同理想，根本不需要共产通过暴力革命来争取社会平等，也不需要和平演变的共产党来实现共产主义梦想。法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政府通过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将国民收入的50％以上用于公共开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范围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经济的发展和全民福利制度的推行，使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化解了革命因素。同时，政府还鼓励工人参股认股，使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企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一切，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无一能做到。有了自由竞选，民众就能选出代言人到议会去争取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有没有共产党存在，民众的愿望都会实现。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通过竞选上台，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累计总共执政60多年，通过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的办法，加强政府对二次分配的调整，提高了全民福利。只要是遵循民主选举的政党，无一不以实现社会平等和保障民生为第一要义，执政纲领和经济政策亦大同小异。但瑞典并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100家大资本家手中，17个大财团还支配着瑞典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股票的2/3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则只占有股票的1/3，还是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只能说瑞典是个有些社会主义色彩的高福利制国家。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之普世精神的成功，现代工业文明走向世界大同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一趋势不可阻止。欧洲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合法政党，但他们无法去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他们不能用和平的共产方式来实现财富公有，保障私有产权始终是共产党无法愈越的障碍，用议会道路实现共产目标更是不现实的。共产主义玩不转了，共产党名声太臭，只好改名换姓，另谋出路，苏东剧变后，共产党大部分被取缔，或转化为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原来共产党中的很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是又不情愿回到资本主义，因此脱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这不失为另一条可供选择的现实出路。还有一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变为社会民主党。当然，即便民主国家的共产党竞争上台，也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民众的选票会将他们赶下台，因为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政党私有的，共产党无法利用军队巩固其政治地位。司法是独立的，不在一党领导之下，违宪的事情必受宪法制止。所以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均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等于同时抛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统治手段，共产党便混同于其他的民主党派了。这显然已经背离了共产主义道路，无论怎样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改贴现代标签，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和铁托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都不是共产主义的成功道路。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是山穷水尽。除共产党国家外，如今世界上还约有127个分布在100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员总人数约700多万，党员人数过万的共产党有30个，执政和参政的共产党约25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颓势已无可置疑。更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毛派游击队，领导者是“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普拉昌达为主席。毛派武装经过10年内战，控制全国60％土地和50％人口。但当多党联盟和废除 君主制已成定局时，毛派领导人毅然决定放弃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在联合国监督下交出军队，参与议会竞争，走入和平民主进程。2008年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决议，尼泊尔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尼共（毛）获得220席位，超过1／3，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普拉昌达成为共和国政府第一任总理。尼共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一党专制政权，这与马克思主义已经是背道而驰了。共产党可以新生，必需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走向人道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新生，抽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点，共产党就民主主义化了，不过徒具虚名而已。那些试图追寻所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皆因不懂马克思主义之故。
同样是共产党，但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可以走民主的道路，不推崇暴力革命，靠竞选上台和届满下台。所以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普遍修改党的宗旨，以适应现代民主社会。日本共产党远在上世纪就顶住了毛泽东要求日共进行武装斗争的压力，坚持议会民主道路，不惜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同时也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日共于1970年7月十一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五项政策。1976年7月十三大决定将党的纲领、章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工人阶级政权”。2001年修改的新党章第2条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的人开放。”最终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实现真正平等和自由的共同社会”。日共强调日本的社会主义必须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包括议会制、普选制、多党制等民主政治体制以及基本的人权和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经济体制。日共从工人阶级政党开始向国民政党转变，走向全民化，提倡平等自由，虽然留有些乌托邦的痕迹，与其他民主党派已无太大区别。现在又计划修改党章，承认天皇制和自卫队，以此来扩大在议会中的席位，从实质上告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了人道主义。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偃旗息鼓了。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势力最大，在1978 年至1979 年的议会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得到30.4％的选票，法国共产党得到20.6％的选票，但在工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英国，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只占0.05％；在西德，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只占0.3％。法国共产党在西欧的力量算是强大的，有党员20万，面对苏东垮台，为摆脱困境，宣布放弃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民主。新一代领导人罗贝尔·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指导对法共进行变革，探索法共在新时期的发展道路。2000年l0月，法共三十大通过了“新共产主义计划”，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相互联合、尊重个人能力和发展的社会，人人共享资源、知识、信息和权力，建立一个没有失业、压迫和不公正的社会与世界。三十大全面修改了党的组织原则，提出将法共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和民主的”新型共产党。大会充分体现了民主，不论是领导人或普通代表只要登记就可以在会上发言，一律限时7分钟。为适应国内政党政治变化和党内变革的需要，三十大决定对党的组织原则作出全面调整：改变过去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撤销书记处，以全国理事会取代全国委员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以执行机构取代全国局（相当于政治局）；全国书记（相当于总书记）不再由全国委员会而改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有人说，中国可以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告别暴力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回归“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类似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既避免了社会动荡，又实现了政治民主。这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如同回归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幼稚。科学的社会主义或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存在书斋里，一付诸实践，所谓的科学和人道主义就会立即消失，让位于赤裸裸的暴力。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共产革命，革命就是要把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及资本国有化，这个过程不采取暴力革命完全是幻想，如果用和平的方法，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无偿交给共产党呢？如果不实行暴力剥夺，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不能用暴力夺取政权，就无法实现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采用和平方式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同样不能成功，社会主义虽然标签不同，但基本措施都是通过国有化，通过集体主义的国家意志取代自由竞争，其后果是效率降低，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印度是民主国家，又实行社会主义，就无法避免经济的长期低效率，还得溶入全球市场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破产，共产党唯有引进资本主义，依靠全球化市场，而不是寻找什么更民主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完全是空想，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是空想，根本不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现在欧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民权制约下的高福利制度，决非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有一些人寄希望于党内民主，待成熟后再由党内逐步扩展至党外，和平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但党内民主不论多么美妙，都不能替代政体体制的全面变革，理由很简单，党内民主制不是国家政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公民不是中共党员，党员得到民主不能代替非党员公民获得民主，更无权代表民众行使政治权利，民主是公民政治权利。党内民主必须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否则永远是空谈，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有所谓民主集中制下的党内民主，这是个伪命题。党内从来没有言论自由，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表明对党的路线方针的绝对忠诚，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过去人们垢病国民党一党独裁，但那是一种战时体制，内乱外患不止，为了增加全国凝聚力，党内还是比较民主开放的，反对蒋介石的人很多，蒋也曾几度下野，反蒋者并未遭受整肃屠杀。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核心价值观，领袖个人完全独裁是不可能的。蒋的权力主要在于行政和军事方面，党权并不在他一人之手，大多时候是党内的委员合议制，军政训政时期都一样，而且五权分立平行，国家权力也避免过度集中。共产党就不同了，党政军的高度集权于领袖一人，立法司法权实际也由领袖个人操纵，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高官都没有丝毫言论自由，与毛泽东意见不同便老命不保，普通党员更是奴仆一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中共从开张之始就听命于莫斯科，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保留，必须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包括陈独秀在内，全是莫斯科的奴仆。党内斗争历来残酷无情，文革后虽然取消了党内用杀人统一思想的惯例，但不同意见者仍然受到无情迫害，赵紫阳是软禁到死，决不给政治上的自主出路。现在的中央是以反腐败为名来压制不同意见，掩盖派系之争。实际上党内的不同意见并非政治原则的斗争，不过是政策方面意见不同罢了。从技术层面分析，党内民主也意味着言论开放，信息公开，在阳光下竞争，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庞大组织是不可能成功进行地下民主活动而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的。言论一开放，就管不住众人的嘴，麻烦就接踵而来。毛泽东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谈到农村问题时说过：“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毛泽东非常明白他的共产体制是什么货色，共产革命中积累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党内开放言论会使共产党的正义伪装全部剥离，党内党外并不绝缘，全社会的反应可想而知，共产党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新闻媒体的功能就是报道负面的东西，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共产党的新闻功能则相反，是为党歌功颂德的洗脑教育。因此说，党内民主也是空话而已，决不可能实行。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就是竞选，没有自由竞争的选举就谈不到民主层次。言论开放仅是第一步，党内候选人从提名开始就必然利用传媒公开自己的政见方针，公开辩论，公开拉选票，以展示其民主精神。这将极大刺激党外民众的民主热情和参政欲望，引发骨牌效应，形成全社会不可遏制的民主浪潮。若想先进行党内民主，而保持党外安静，那就只能严厉压制党外的不同声音，限制自由言论，防止局面失控。但民主是公民权利，是天赋人权，并非党员特权，也不可能设立两部宪法，规定党内民主合法，党外民主非法。届时想阻止也办不到，一定会发展到公开置疑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地步。苏联民主化的过程已然历历在目，假如坦克又开上天安门广场，党内民主岂不多此一举？就算共产党痛改前非，历史包袱也是推卸不掉的，日本人侵华或大屠杀都是陈年旧事，现在的日本政府没有丝毫责任，但日本人还得背上这个历史包袱，首先中国人就不依不饶。共产党想通过党内民主来化解历史仇怨，永久保持执政地位，可能性为零。皇帝尚且轮流做，没有万年的江山，何况民主政治。假若共产党改变名称，与历史脱钩，那也是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对于中共权贵集团，改弦更张便意味着共产党必须放弃庞大的党产和红色贵族非法攫取的国民财富，这是一项非常庞大和痛苦的工程，谁也不会在日子最为滋润时自找麻烦，陷自身于不可控制之未来。越南共产党比较开明，相比之下，历史罪恶也比中共少许多，迫于地缘形势压力，不得不向西方靠拢，也在尝试党内民主，包括领导人的差额选举和国会的全国选举等。但控制一放松，反对党立即活跃起来，如果改革持续下去，必然是多党竞争，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共高层就有人公然发出建立美国式民主的呼吁。多党竞争的目的就是轮流执政，否则一党下的民主又是民主集中制的老戏，共产党不得不面临镇压反抗还是顺应民意的选择。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说过，在坏的制度下，好人也可能干坏事，中国应当建立好的制度。但邓所谓的“好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是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并没有从改变一党专制的意图，而一党执政才是党内民主的最大障碍，邓以幕后权力搞垮了赵紫阳，关键时刻连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也省略了，也是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邓禁止政治体制改革，把人们的热情从广场上转移到商场上来，扑灭人们的政治热情，邓小平无疑是坏制度下的坏人，六四是他干的最大坏事。所以说，中共党内是不能实行民主的，党内可以有山头，绝对不允许有政治派别，否则就会导致共产党的分裂。党必需通过不停歇的路线斗争来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性，这就是毛泽东或邓小平的治党的手段，也是共产党唯一的生存之道。路线斗争的目的是整肃那些有自由倾向的党内派别，共产党的战斗力出于党内政策原则的高度一致，党内的山头是为了争权，决非政治派别。王光美为了党的权威而放下个人恩怨，导演毛家与刘家和解戏给世人看，她很明白党内整肃的道理，换了刘少奇不整人也不行。学者胡平说：“中共总是说苏联共产党是让戈巴契夫整垮的。这话完全不对。戈巴契夫整谁啦？一个都没整嘛。我早就讲过，共产党专制就是靠整人过日子，不但整党外的人，也要整党内的人整自己人。例如剥夺赵紫阳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把赵紫阳非法软禁十五年，至死方休。哪一天共产党不整人了，哪一天共产党不整共产党了，也就是说，哪一天共产党不因哪个共产党发表了不同政见就剥夺别人自由，就不让别人说话，哪一天共产党就垮了。”[9] 党内民主就意味着让党员自由讲话，自由选择，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党内山头不是民主之争，既不可避免，也可以被领导人利用来巩固个人统治，因为山头是由亲疏关系决定的，不是政治原则的分歧。党内不容许有政治派别是因为党必须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心（党委一班人），由书记（班长）率领，发挥战斗力。放任政治分歧会导致党的分裂瓦解，政治派别另立门户，共产党就解体了。例如台湾开放党禁后，国民党内部因政见不合，干脆分裂出亲民党与新党，一同参与多党竞争，共建民主社会。中共党内不能行民主的道理就在这里，共产党的战斗力不在于民主，而在于集权，不仅要集权于中央，形成领导核心，还要集权于领袖，称之为“紧紧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绝对的步调一致。中共初创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后经毛泽东不断的肃反整风，权力高度集中于毛一人，他的战略构想才能百分之百贯彻执行。抗日开始时，红军编入国军，一些人想与日军大战一场，以示抗日救国决心，对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法颇不以为然，但时间一长，大家终于服了气，在敌后游而不击使八路军迅猛发展。彭德怀头脑发热，不顾老毛反对，力主打百团大战，风光了一阵子，却引来日军大扫荡，“三光政策”又将八路军压缩于一隅。老毛是为日后夺取政权奠定基础，绝不争做什么抗日英雄，必须统一到准备打内战的思想上来。如果与蒋介石一样打到精疲力尽，何谈逐鹿中原。如果毛不以铁腕建立个人高度集权体制，象国民党内部一样争论不休，紧要关头四处挚肘，也就夺不了天下。马克思是理论学者，不是共产革命的实践家，理论上的精密论证不可能预测革命过程中的千变万化。列宁就不同了，他必须顾及俄国实际，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正式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割让323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损失煤炭开采量的90%，铁矿石的73%，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苏维埃政权得到喘息，德国一战败，损失又都拿回来了。毛泽东也是列宁，他对国民党妥协是避免被消灭，是韬光养晦，不是真的要抗日。然而，再复杂的本地特色也不会背离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大谈民主，那只是一种反对政府的策略，是说给外界听的。他的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掌控下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全体国民的自由选择。
当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终结、中共拒绝和平演变之际，中国人仍处于国民革命的过程之中，三民主义革命的目标尚未实现，这个过程只是被共产党的反革命复辟中断了，民权革命并没有完结。自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刘再复等人提出“告别革命”论，几乎垄断了中国思想界、媒体界；迄今仍然被一些人用来取代民权革命。告别革命是不切实际的说法，因为它只是一种演绎逻辑，不是依据史实规律，把革命的失利当作启蒙教材，来警示后人革命如何可怕。在改良无望的前景下，民主革命终究是会爆发的。孙中山说：“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当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时，革命是自然而然的事，谁也无法阻止李自成的农民革命，谁也无法阻止孙中山的共和革命，谁也无法阻止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哪怕革命的后果更糟糕也罢。同样道理，谁也无法阻止民权革命，谁也无法阻止失地农民反抗征地拆迁的政府暴力。我们只是无法预测其时间而已，历史总是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复辟历史都是命中注定，因为走向共和之路从辛亥革命起就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中国人误入反革命的歧途，中国必须以革命再自己走出来。我们无需灰心，此一时非彼一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即便专制复辟，也不是旧时代的简单重复，因为在自由人权理念上人类大踏步地前进了200年。复辟究竟不能长久，无非彻底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复辟也说明革命的复杂性，不表明民主本身的失败。民主的最终胜利用不着怀疑，专制越更丧心病狂，离末日就越近，齐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便是最透亮的证明。他当年访问中共时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风光！今天的中共不以枪弹压制民众反抗便一刻也不能维持，证明其气数将尽，一座蛀空根基的高层建筑，倒塌时一定也很壮观，中国大陆一定会迎来的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红旗倒底打得多久”，仍是当今执政者忧心忡忡的事。苏联的改革得益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有萨哈罗夫、索尔仁琴等一批知识精英，有“厨房政治文化”的觉醒阶段，启发和积累了不合作的民间意识，也有党内的反对派和骑墙派，还有不少的投机分子弃船而逃，趁机寻找新的政治机会，真正铁杆维护旧传统的人不多。苏联崩溃看起来是瞬间，实际上这个过程很长，若没有自赫鲁晓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民众对共产党宗教般的顶礼膜拜便不会消退，党内原本就聚集了大批的投机官僚，真正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极少，平时高调唱得最响的人，往往在关键时刻最先逃往安全的地方。谁都明白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谁都明白共产党的大戏即将谢幕，在苏共面临垮台的危急时刻，更是墙倒众人推。
五、经验教训
如今的中共当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它只是官僚寡头集团的先锋队，红色王朝的保卫者。他们不到1％的人控制着50％以上GDP和70％以上的金融资产，中国3000个富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 5.654亿，进入1万个富豪排名的，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价值2亿元。掌握巨大额资产的绝大多数是红色贵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维护大官僚和红色资本家的垄断地位。难怪又有学者提出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的新名词来。中国人总是作茧自缚，被姓社姓资的各种主义弄得筋疲力尽而不得要领，还在“社”与“资”之间兜圈子，每一代领导人都要搞出一套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对现实制度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中国需要向普世价值观靠拢，在世界趋同化的今天，无论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富，无不以土地、工厂、机器、公路、铁路、房屋等等有形财富，或者以股份、基金、债券、存款等价值表达的无形财富运作着，集中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锅里，为整个人类服务着。谁的财富都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国家和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将社会财富的政府部分以公平形式分配，而不是巧取豪夺，置民生于不顾。这个过程惟民主制度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民主国家做得好，社会主义国家均遭失败。今天的无产阶级并没有通过国民授权程序把自己的政治权利交付给共产党来代理，无产阶级处在被共产党剥夺权利的地位，共产党是纳税人养活的拥有8000万党徒的庞大组织。经济发展也不能挽救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走上了快车道，但高污染低福利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人们不认同这种变味的社会主义。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难以抵挡的失业浪潮，就会形成无法舒解的民怨，将是中共政权无力化解的危机。毛泽东时代黑暗，但没有发生过反抗政府的民众抗暴运动，现在的群体抗议事件全是与政府进行抗争，无不指向体制弊端。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而没有政权危机，现在情况好了，军队现代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红旗倒底能扛多久，从上到下谁也没有信心。中共又改换和谐社会的口号，提倡以人为本，出台一些福利措施，以减缓信仰危机破灭后的执政地位问题，这会不会成功呢？先来看看苏联的经验：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再无法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70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20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能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国内的政治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是或晚，国力“透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80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苏联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值得怀疑后，他们的政治投机本性就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苏共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10]
俄罗斯还在彼得大帝时就已开展了现代化进程，在工业、军事、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向西方学习，同时完善东方式的专制，消除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列宁成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更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情，转而学习苏联。苏联计划经济的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引诱中国人开始复制苏联社会主义蓝图。苏联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极其诱人的，当中国人在单位抽签分配到一辆自行车购买证而兴高采烈时，苏联家庭已经开始普及汽车了。社会主义最引以自豪的是集体主义精神，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共产党国家里一切事业都是党在办，连体育竞赛这种最个人的事，也全部由共产党操作。民主国家依靠民间力量，崇尚自由竞争，共产国家垄断社会资源，这当然能取得短期效果，营造声势。当社会主义爆发力耗尽之时，就只能行入死胡同，转而投靠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却是共产主义的克星，脱离了计划经济轨道，资本和商品以市场为导向自由流通，体制外的影响和体制内的异化力量，使社会主义这条大船无法排解沉船的危险。苏联在实行高福利时，中国只能勉强搞低福利，实行改革之后，连低福利也基本取消了。不是它不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是经济改革需要增加政府投入，再维持哪怕是最低的福利都难以为继。现在中共有钱了，当然可以改善一些福利状况，但必须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牺牲了人民的福利和生态环境才得以维持的。如果中国实行高福利，就必须大幅削减共产党执政集团的福利，在商品全球化流通的大格局下，增加全民福利待遇就意味着减少商品价格竞争优势，意味着政府首先消减自己的消费，各级政府之所以默认血汗工厂就出于这个考虑，低工资低福利是中国保持商品出口增长的先决条件。人数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需要消耗巨大的社会财富，维护专制政权的高成本运行，仅维稳支出和军费一项每年就需要上万亿元，只能最大限度地消减全民福利。西欧的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也是高福利带来政府高赤字的财政危机。而中共利益集团既是政权保障的因素，也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靠他们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是不可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来源于盘剥社会或化公为私，他们垄断着最暴利的行业，千方百计掠夺社会财富，政府是自利型的，一年10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花在全民福利上的（包括教育医疗失业保障）十分之一都不到。中国的现状是专制与资本媾合，结出红色资本的怪胎，它以专制为骨骼，以资本为血肉，以经济增长滋养执政能力。既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增加巨量资本，又可以放任资本盘剥壮大政权力量，左右逢源：
我们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合，原因在于：一个是政治上的巨大力量所在，而另一个则是经济上的巨大力量所在。这样两个巨大力量的结合，果然俘虏了无数曾经梦想自由或者公平的左派或右派们，为一切艳羨和赞美它的人们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以至大家可以高声咏叹“盛世”的呈现。然而，“大有大的难处”，困境也正在于这种两个巨大力量的结合之中。这是一个舍弃了弱者的社会，而弱者的优势在于人数；这是一个没有制约的机制，永远的正反馈可以使这样一个机制自行进入疯狂状态；这是一个如此的“盛世”，它的崇拜者已经不复梦想任何未来，甚至于惧怕未来。而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难道不是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中吗？[11]
鼓吹和谐盛世的人，也是在吹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肯定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一定懂得在民主制度下是得不到这些超常利益的。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美丽的口号往往是一种令人忘却现实痛苦的麻醉剂、而不是它为之奋斗的目标。嚷来喊去的“以人为本”，还是以政权为本，以执政集团的利益为本。中国人总是为各种美丽梦想付出惨重的现实代价。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 君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八年之后，毛泽东完全撕下民主的伪装，对“最有骨气的人”——梁漱溟破口大骂，公开列举了梁老 先生的十几条“罪状”。其后又引蛇出洞，对党内外的批评声音展开残酷的阶级斗争，将“右派分子”一网打尽。邓小平也不是满足民众期望的开明 君主，终于象魏京生警告的那样，沦为又一个独裁者。四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带来民众的幸福，因为缺少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社会主义永远是少数人的幸福。六四的失败也在于民众心存幻想，在于学生运动的忠臣式谏诤，避免过强的刺激，却仍然以流血的方式告终。80年代初的校园民主运动为六四做了思想准备，但校园运动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言论上仍有严格管制，学生民主思想不可能如实传播于大众，形成一场全民启蒙运动。官方的解放思想只限于对文革的某些反思，后来也中断了，大多数人对民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层次上。胡耀邦逝世后，民众由自发的悼念活动转向了反专制反腐败的学生抗议游行，1989年4月18和19日王丹领导的北大学生首先游行示威，口号是“打倒独裁，反对官僚主义”，“李鹏出来”……同期北航、人大、师大学生游行口号也差不多，也有些“自由万岁”、“实行多党制”的口号，但不是主流意识。他们还是愿意共产党继续执政，这就是为什么定性为动乱的6·24社论一出笼，4月27日学生游行立即统一口号为：“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李鹏下台”……这当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但一个大规模的民众民主运动，没有鲜明的民主宣传口号，难以有强大的号召力。要争民主，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大声纳喊民主自由，形成强大声势，争取广泛支持，跳出好的社会主义的圈子，才会形成政治上的压力。大多数人的民主诉求，还停留在“青天政治”的思想水平上，如同要求今天的中共领袖平反六四一样。孙中山一开始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是要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国家。辛亥之后，改为五族共和，免致分疆裂土。如果一开始高喊扶清立宪的口号，就用不着孙中山 先生忙碌了。五四学生游行的口号是：“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并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矛头直指卖国政府。1935年，中共领导北平学生6000多人，举行“一二·九”大游行，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国民政府剿共。“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共发动全面内战，又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大旗，反对国军剿灭共匪。示威游行就是示威给政府看，六四就是反对腐败的中共，你拥护共产党，党不让游行，还游行干什么？你高唱国际歌，这歌声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号令，“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都在一条战壕里。你要党反腐败，党自己也说反腐败，表明政治立场都一样嘛。北京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求李鹏总理的接见，扭送涂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人到公安局，不允许市民加入学生游行队伍以保持纯洁性，避免过激言论给当局制造迫害口实，其良苦用心直到北京实施戒严，军队入城时才有所改变。但是，动乱一经定性，你再高喊拥护共产党，国际歌唱破嗓子，都逃不过大屠杀。光讲策略，不高举反专制大旗，以图借民意压制顽固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迫使体制改良，人们淡忘了百日维新的悲剧，六君子全是诚心维护大清江山而掉脑袋的。用一句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扯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扯龙袍”与“打太子”都是对皇权的严重侵犯，均为死罪，皇权若能侵蚀，就不是专制王朝而是民主体制了。满清的文字狱与中共的反右派，是连“扯龙袍”都谈不上的事。反官倒的实质就是反专制，因为专制体制在养活着千千万万的官倒，邓家及八老家族的“太子党”全是官倒。反专制就是要“打死太子”，结束专制王朝，企图以“扯龙袍”方式来避免“打太子”的风险，说明思想策略的幼稚。2011年的非洲中东“茉莉花革命”，就是民众抱有绝不向专制妥协的坚定信念，不畏军警坦克，誓死抗争，才实现了国家民主化。一个缺乏政治远见的呼唤改良运动，失败是不足为怪的。如果是党内倡导的改革，若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则另当别论。可惜我们面对的是比满清专制王朝凶恶百倍的中共杀人政权，一个比苏共还要顽固的共党，一个连和平演变都视为洪水猛兽的暴力集团，怎么能指望它接受制度改良呢？军队戒严后，民众还存在希望，以为人民子弟兵不可能向群众开枪，直到许多人倒在机枪坦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解放军无非是党的忠实镇压工具，与之“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子弟兵”的漂亮称号毫不相干。镇压谁呢？当然是人民；解放谁呢？当然是中共自己。六四屠杀已经通过电视画面展示在民众眼前，是全民族真正觉醒的时刻，居然还有许多的人一心听党的话，满怀激情地帮着举报通缉的学生领袖，参与“平息反革命暴乱”，高唱红歌庆祝平叛胜利，甚至海外也有不少应声虫，而党不用发给一分钱的奖金，说明紧跟党走的还大有人在。我们没有不合作运动的领袖，也没有支持不合作运动的民众，即使请来圣雄甘地，也无可奈何。假如六四后机关干部不上班，工人不出工，出租车停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它杀人了又能怎么样？一个月之后，中共政权是何处境？新京报总编因敢言被中宣部撤职，报社职员以不上班来抗议，上面只好暂时让步，这就是典型的甘地式不合作主义。但这仅仅是极个别和极短暂的现象，与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一样，不是全行业或全社会的共同响应，不是长期不懈的誓死抗争，仅靠几个有良知的精英改变全民族的心理与传统文化，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中共才会对举国上下大唱红歌运动得意忘形，仍能以强大的利益诱惑来聚拢人气，乃至让出家的和尚尼姑齐声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有2500多年历史的佛门僧侣偏要认90岁的共产党做老娘，去干革命，痛打敌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敌人是谁吗？甘地的伟大，也缘于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在于印度教文化仁和忍耐的特性。印度是唯心的民族，中国是唯物的民族，缺乏宗教救赎意识使中国人不能以个人承受苦难的方式来争取他人的幸福——“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中国人缺少为信仰牺牲的坚忍精神，这就是中国大陆为什么不会产生甘地主义原因。更多的是党文化中长大的一代又代人，谈不上宗教般的仁爱正义情操，拍马屁还唯恐不及。当然，高压的环境也不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活动空间和一定程度的启蒙准备，民间极难产生有抗争力的政治力量，在运动中树立起有号召力的领袖。学生的仓促上阵，经验与策略的不足，用袁木的话来说就是：“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幼稚”。最重要的还是参与运动的人，大多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还未彻底崩溃，社会矛盾也没有严重到今天的程度。六四后的情况大有不同，大屠杀为苏联集团的垮台和台湾政治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人们更加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也为今后的中国大陆的社会巨变立起了样板。我们没有资格对六四运动作过多的苛求，因为有许多人流血牺牲，民众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参与，六四英雄那种气壮山河的不屈精神，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站在坦克前面的勇士，让全世界看在眼里，感动了无数人。六四对于中国历史的断代史价值与五四运动一样，必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里程碑。共产主义蒙蔽了中国人，让其充分展露暴虐，也成其为灭亡之后永远不得复辟的前车之鉴。
六、复古思潮
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掀起了宗教复兴热潮，全球化趋势在中国也表现得极为充分，佛教在藏区的重新振兴，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蔓延，基督教地下教会在各级政府的强大压制下仍然呈燎原之势，法轮功竟然用了不到10年时间便成为遍及中华大地又冲出国门的宗教组织。过去曾大肆批斗的儒教，也因新一轮尊孔读经热潮又卷土重来，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宣称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其原因何也？亨廷顿说：
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
……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正如哈桑·图拉比所说的，所有宗教都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12]
在中国，共产主义信仰崩解了，传统文化又呈回归之势，逐步取代共产意识形态，同时置换其宗教功能，表现为官方祭祀孔子和民间尊孔读经热潮。宗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准宗教式的儒家文化，也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及民族主义的源泉。宗教是国家民族的精神食粮，世界上找不到完全与宗教隔离的民族。儒家文化有较大程度上的兼容并蓄，不排斥道家与佛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共产主义是极端排他性的政治宗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且是外来物种，不适应中华土地。共产主义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与儒家文化一样，都承担着宗教的社会教化功能，这这两种政治文化思想也可以归类为宗教。两者都是现世宗教，不教导信众致力探索生死的终极意义，以追求现世幸福为宗旨。也不提倡偶像崇拜，“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神论思想相近。又都十分强调虔诚，读经与崇拜并行。汉武以来，各朝代均以儒家学说为正统，何以从百家中独选儒学，原来百家是以孔、老、墨三者为重。君权社会重阶级名分，尊重威权，老子主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重兼爱平等，不便于王权专制；独孔学严 君臣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纲常教义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达巩固 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及现实社会最为合拍。凡帝王驭民之策，无不以尊孔为重，提倡阶级斗争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社会一塌糊涂，输出革命亦大受挫折。于是中共变幻手法，以输出孔子包装的党文化替代直接输出革命的老办法。党文化原本是儒家文化的克星，一度砸孔庙、毁孔像、烧孔书、批孔子，反对尊孔读经。但共产党不能再高喊阶级斗争了，就必须寻找新的执政资源。儒家学说早已宗教化，能起到压制其它宗教和自由思想的目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适合于中共的一党专制。儒家文化最能代表封建王朝秩序，确立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稳定关系，经过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被皇家“定于一尊”，孔子登上教主祭坛，确立了统治中国思想达两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秦汉以前，由儒、墨、道三家笼罩中国文化，隋唐时期，经历了与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向，墨家退于次要地位。及至宋明，以儒家伦理道学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的程朱理学终于出现，标志着儒家的神学体系已经完成。毛泽东的革命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邓小平的改革又造成社会的严重分化，只能从儒家文化中挖掘适合共产集权所急需的道德法统资源。民国初期的五四运动，曾“打倒孔家店”，试图用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是中华文化传统之生命所在，是国学的核心，打倒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亦不能生存。南怀瑾 先生说：“儒家是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共产革命对于中华文化是一种颠覆性力量，共产主义借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利传入中国，继而成为垄断性政治文化。共产党关闭了这三家店铺，仅汉字尚存，中国已然文化沙漠一片。丢弃了东方传统，扔掉了礼义廉耻，又不能溶入西方的自由主义，不伦不类，不东不西，真个不是“东西”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搞了几十年，一塌糊涂，根本行不通，不得不回到传统上来。提倡忠（爱国主义）孝（孝敬父母）治国，爱国的内核是爱党，过去鼓动子女揭发批判父母，现在是公务员不孝敬父母便要砸掉饭碗。过去是以阶级斗争治国，现在虽然还是阶级斗争套路，但提法已经改头换面为爱党爱国的民族主义了。
利用国家权力推行圣贤式的理学说教，成为统治国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准则，科举考试与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皆以儒学和马列主义为标准。儒教与共产宗教都不信天堂地狱，但又提供天堂式的现世形式，“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信众为之奋斗的激情源泉和理想制度。儒教圣贤的四书五经是不容置喙的，共产党的马列著作更不准怀疑，对知识分子的终生要求是如何学好这些至高无上的经典。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式的狂热正在消失，其宗教功能荡然无存，以儒家忠 君报国思想为内核的爱国主义使中共再次占据道德高地，所以煽动民族主义方式的爱国主义就变成一种准宗教活动仪式。民族主义惟有借尊孔读经方可达成朝野共识，以便戴上弘扬中华传统的高帽子。儒家文化宝库较之斗争哲学的马列毛理论武库更适应现实的国情，比之避世的道教与出世的佛教，较大程度上适用于维护一党利益的中共政权。儒家学说是传统的治国与驭民之术，其天道观念、大一统主义、纲常伦理是统治集团与民间社会共同信仰的教理，是共产主义宣教的最好替代物。把党文化硬往儒家文化上套，抽去儒家思想中仁爱信义的伦理底线，掏空儒家思想的义理内涵，用语录式的概念来解构和庸俗化孔学。以这种碎片化的儒教来比照中共的党文化，使之主旋律化。比如：共产主义理想≈受命于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王道礼乐，爱国主义≈心系天下，民主集中制≈三纲五常，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紧紧团结在×××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尊王攘夷，以德治国≈仁政，构建和谐社会≈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社会主义公有制≈天下为公，三个代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科学发展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八荣八耻≈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先进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世济民……共产主义企图打倒一切宗教，无功而退，结果还是让位于传统文化，这就急需具有历史权威的孔教占领制高点。孔教提倡社稷、纲常、权威、天命、王道、尊卑、忠君、礼治、忍让、和平、克欲、宽恕、仁孝、节义、中庸、德行，强调等级秩序，个人对君主服从，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感，也是一种圣人主导式的集体主义宗教。正迎合复归开明专制的呼声，使民众“紧紧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构建一个开明 君主与温顺民众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有学者甚至希望建立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儒教为国教，建成“父爱主义国家”，以此达成新的改革共识，替代空有共和虚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体制。这在民粹主义日益狂燥的今日中国，对于失去意识形态权威的中共来说，意味着重新掌握社会动员力量，以人民的名义抵御自由民主浪潮，用仇恨做粘合剂令群情澎湃。民众也就从被代表的情势下，找到归宿感，激发民粹主义狂热，挥洒对敌人的仇恨。
离开传统文化的基础而变革求新，其结果必然导致悲剧，毛泽东发动全面打倒中华传统文化的十年文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在破坏文化基础的狂潮中，毛泽东思想也随之毁灭了。中共意识到了文化力量终归大于政治力量，于是历来视孔子为仇敌的中共，今天在海外又大办孔子学院，国务院从2005年起花费巨额资金，已在150个国家成立360家孔子学院和数百个孔子班。让孔子走向世界，是以文化交流为手段给全世界想学汉语的人洗脑，以曲线方式推销中共的极权价值观，用党文化的洗脑教材来培养各国中文人材和亲共势力，扩大对外宣传，渗透西方社会，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性，全面对抗西方的民主主义。中共对国内义务教育不舍得花钱，而独对孔子学院慷慨无度，不惜斥巨资在西方富裕国家办学，提供各类免费中文教育，孔子学院总部成立网络孔子学院网站，竟斥资3520万元，仅2008年中央财政给孔子学院的投入就达5亿多元，每个孔子学院启动费用需要100万美元，每年营运费用超过20万美元，282所孔子学院散布在全球各地，可谓不遗余力。中共政权禁止国内言论开放，严禁外国人来传教办学或开办传媒事业，却最会利用西方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制度，在外广设广播电视报刊，开展政治集会，输出红色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对西方民众洗脑。为了争夺话语权，中共在美国大张旗鼓，展开气势浩大的外宣攻势，中共新华社在美国已经开设驻联合国、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和休士顿等6家分社，并计划成立北美总分社。2010年大约有650名中国公民持I签证（国际记者签证）进入美国工作，美国仅有两名为美国国际广播局工作的新闻记者（即美国之音两名记者）被允许常驻中国大陆，时刻受中共特务监视。不允许随意采访。中共海外媒体有官办的，也有官方背景的民办媒体，并大量雇用本地人员，努力使其“大外宣”政策本土化。办孔子学院的目的并非为了宣扬孔子学说和人本主义思想，而是以此来宣传改换包装的党文化，宣传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就”，用以麻醉西方社会的神经，实际上是向全世界提供以孔子为包装的“党校”，培养思想控制的干部，潜伏于西方政治经济领域，让他们发挥统战作用，壮大中共的软实力。中共深知，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它有近一个世纪的丰富经验，外国人也一样，只要踏进孔子学院，就必然成为洗脑机器的产品，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党文化。外国人是很难体会孔子与中国、中国与中共政权之间差别的，他们了解的都是概念性的东西，碰到中共老辣的宣传手法，防线就崩溃了，不由自主落入统战圈套，这就是中共不惜代价让“孔子”走出国门的真实意图。而且这种“红色渗透”式回归尊孔路线也有利于操纵民族主义情绪，是凝聚反民主力量及反抗西方自由化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共进行国际统战的有效方式。马列毛的学说是讲国家、权威、暴力、革命、镇压、专政、处决、劳改、剥夺、斗争、批判、告密、监控、宣传、统战、党性、集体、大局、爱国、政策、服从等等，从阶级斗争转到尊孔路线，看似天翻地覆，实际上是改换包装的整容术，不变的是专制政权。共产主义因为有反封建的任务，其本质上是反孔的，反中华文明的，但共产党的政策又是实用主义的，它的学说全面破产，又不敢向现代政治文明靠拢，只好借助于古人来诠释它传承“民族精神”的权威性，为其“中华崛起”的“大外宣”术背书。共产党从批孔起家，又回归尊孔路线，意在消解社会的造反精神，其革命和执政逻辑都一样，全是为了复辟反现代文明的中央集权专制。将内圣外王的儒家精神从整体上打倒，抽出只言片语经世致用，仍是以马列学说为基础。在阶级矛盾从工农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斗争转为统治集团与普罗大众的对立之后，马克思老祖宗那儿已无存货可用，求助于西方民主价值观又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合法性依据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正如学者胡平所说：
单从意识形态来看，今天的中共，已经很少再讲“解放全人类”，越来越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口头上还讲阶级，实际上更多的是讲民族。同样是反对自由民主，过去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故而必须批判，现在说它们是“西方的”所以应该拒绝；同样是坚持一党专制，过去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在更加上“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同样是打击异议人士，过去骂你“反党”“反革命”，现在是骂你“汉奸”“卖国贼”；同样是压制民间社会剥夺人民权利，过去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强调“党领导一切”，现在更强调“秩序”，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此等等。[13]
中共除了变幻宣传手法，其本性又有什么“与时俱进”的改变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折腾了一圈儿，一无所成，又回过头来借孔孟之魂充实中共的主旋律宣传，真是日暮途穷景象。当年陈独秀曾大声呼吁：“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似乎孔夫子天生是德先生和赛 先生的死敌，殊不知马 先生的共产主义日后却成为中国人进入民主政治最顽固的壁垒，于赛 先生是功利性的，对德先生是坚决抵制。儒家文化可以与现代文明接轨，无需打倒孔家店，这在儒家文化圈的周边国家普遍实现了民主，而共产主义却决不会自动走向民主政治，这是其专政本性所决定的，共产主义天生就是反民主的。要迎接德先生，就必须先打倒马 先生，孔 先生也绝不会成为共产党的救星。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是有3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认为“如果孔子在今天仍然活着，他可能会加入共产党。”孔祥林绝不是孔夫子的孝子贤孙，无非是冠着孔名的共产党徒。孔子不会入共产党，因为孔子内心仁爱向善的，中共也绝不会入孔教，因为它的本质是邪恶残暴的。孔夫子不过当一回胡锦涛的敲门砖而已，陈独秀与毛泽东皆以打倒孔家店起家。共产党原本与孔夫子格格不入，打倒了孔家店，共产主义思潮得以由苏俄进入中国，最终取代孔学占据国教地位。而今共产国教不灵了，再请回孔子牌位，又舍不得扔掉共产主义，仁爱思想与暴政专制和谐相处，岂不可笑？
在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权威。中共的帮闲文人从过去大批孔孟之道改头换面为歌功颂德的国学家，纷纷向大众兜售全新包装的“国学”，配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试图以马列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为执政的理论基础，以繁荣市场来跟上世界工业化，再以儒家学说来规范民间，以大汉族主义来聚集人气，建立一个永远由共产党执政的“理想国”。可惜这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儒家文化的道统中心是建立一个“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提倡修身养性，健全人格，选贤与能，治国平天下，以礼教孔学为道德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实现“天下为公”的仁爱世界。共产主义道统归结于一个“斗”字，与地主资本家斗，与反革命斗，再与右派斗，与党内走资派斗，与民主人士和依法维权的民众斗，还要战天斗地，在斗中取胜，在乱中取利。直斗到只剩党性，丧失仁爱，没有人性，以暴力镇压建立红色恐怖社会。斗争是其生命线，不斗争了，无人恐惧了，生命也就终结了，所以共产执政者全是逆淘汰过程的产物。它虽然也以极为诱人的共产理论来描绘共产化的大同世界，然其公有制最终无一例外地沦为共党寡头所有制，成为红色贵族的天堂。儒家倡一统，也不排斥自由，儒家道统可与民主制度结合，关于为政之道，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去兵、去食、然“民无信不立”，国家政权建立在民众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民信就是走向民主的条件。在现代社会，民信体现为选票，所以，儒家传统的日本可以行君主立宪来实现民主政治。台湾也不必废除儒教，亦可以实行总统全民普选。另一方面，儒家的忠 君思想、等级观念、权威意识及其保守倾向，与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现代政治生活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普遍参与。儒家文化不会自动过渡到西方政治文明中去，儒家文明是在无力抵御自由价值观时，才会去去其糟粕，存其精华，这也是不必打倒孔家店的一个原因。落后的东西自然会在现代进程中淘汰掉，这一点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比中已看得十分清楚。儒家文化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旧 君权形式脱壳，形成新儒家式的和有中国特色的一党专制文化，这也是共产社会不必排斥儒家文化的内在原因。毛泽东发动批孔群众运动，是想他的一套阶级斗争学说取代孔孟之道，结果无功而返，晚年心境凄凉，落了个独夫民贼的恶名。继位者无不翻然醒悟，回到忠君（爱国主义）恤民（执政为民）的套路上来，极力提倡尊卑孝悌等治世良方。这对于以民主集中制为政体的共产中国来说，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也。但共产制度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其遗传基因里就是高度集权专制，其执政不凭民意基础，而是靠枪杆子，因此构成它无法建立王道政权和取得民众信任的先天性缺陷。忠君式的爱国主义往往变为牺牲民众利益的骗术，在党的利益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时，无疑要先保护党的利益，爱党主义蜕去爱国主义的外壳，谎言就穿帮了。儒家圣贤提倡中庸，但并不反对革命，汤武革命仍为传承之正统，也是君主必须施仁政的道理所在。共产党恶行昭彰，反对民权革命是其本性所为，这是与儒家文化最根本的区别。
在官场逆淘汰机制下，中共政权的黑化恶化程度日益加深，它又不能恢复“选贤与能”的科举制度，实行“贤人治国”，表现有信服力的仁政色彩。好比一个买官上台又大肆卖官的县委书记，无论其怎样夸夸其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高呼“共产党员先进性”，都是一场恶搞的闹剧。在缺乏仁政基础的昏暗政治体系下，政权靠暴力维持的局面不会有任何改变。古代仁政学说可以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来源，因之“受命于天”，尊卑秩序已定，君主与官员是民之父母，政治属于精英的事业；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其核心是为政者的主观动机。现代仁政学说终究绕不过去一人一票的普选程序，人权天赋，人人有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民众理应争取天赋权利，精英阶层须以契约方式获取治国权力。以大一统的尊王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受到主权在民思想的不断冲击，人们不再满足于当政者的“父爱主义”施与。在这种缺乏现代正义性的矛盾冲突中，执政者终归还是要以暴力手段为权力依托，对于共产党来说，放弃阶级斗争只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宣传，可以放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他们已经上升为资产阶级，但决不会放弃与敌对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从以往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转向政治思想领域，即完全以政治态度来衡量阶级立场。旧的剥削阶级消灭了，新的剥削阶级是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再玩老一套的阶级斗争等于引火烧身。共产党的极权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以不断革命来维持，毛泽东如果没有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国一定会出现自由化倾向，置疑共产体制。毛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名义来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早死光了，他们没有可能复辟，而共产党内出现了大批红色地主资本家，社会上的自由化倾向也活跃起来。共产党需要不断斗争，镇压新的敌对势力，而不能重提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口号，这即是胡锦涛政权一面高喊和谐，一面加紧镇压民主活动之故。因为用集会抗议来反抗强行征地或拆迁的民众，是争取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人士，就是敌对势力，敌对势力就是敌对阶级，是市场化时期的阶级斗争的需要。儒家尊重 君权，但不认同绝对的君权至上主义，皇权可以世袭，还可以通过禅让或革命实现转移。孔孟推崇尧舜之禅让，儒家赞誉武王伐纣及隋末之革命，鼓吹仁者替天行道，吊民代罪，取代不施仁政之君。所以易经的革卦释词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命既顺于天道，又适应民众之要求，具有圣贤推崇的正义性。所以说，中共借助儒家的禅让实现了领导权平稳交接，却无力改变日益贪腐的政治现实，仍不能消除盛极而衰的汤武革命隐忧，孔孟之道决非昏暗王朝的天然屏障。中共的尊孔只会是半心半意的表演，共产主义与儒家学说本质上不同，儒家学说又与民权政治差距太远，其功利性质就再明显不过了。
七、文化回归
毛泽东加孔夫子，肯定是个荒诞的公式。毛一生批判孔夫子还嫌不够，还专门发动一场全国批孔运动，由毛泽东取代孔夫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至尊地位。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国亡可以复兴，最怕自己文化之根断了。中国几千年合合分分而未亡，就是文化根基还保留着。五四打倒孔家店，将整个儒家文化给否定了，又经过鲁迅等人的穷追猛打，儒学成为落水狗，几千年礼教王道传统贬损为“吃人”文化。到了毛泽东时代，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歪曲污损中华文明史，证明毛氏王朝的进步性，把以孔孟老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全部砸烂毁灭。一般工农大众与孔孟相隔太远，只是跟着瞎嚷嚷，将孔孟与林彪、刘少奇、蒋介石等划为反动派拉在一起批判，举国若狂，批孔成为政治斗争工具。扫荡了儒释道，中国文化就只剩下仇恨。文化大革命年代，除了马列毛著作、革命歌曲、八个样板戏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除了满腔的阶级仇恨，一片文化沙漠景象。毛泽东时代也成为中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毛发动的革命欲从文化上彻底挖断中华民族的根，使之万劫不复，毫无革命性可言，是反革命逆流。不仅灭亡汉民族文化，也灭绝其他少数民族包括藏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党文化一统天下。然孔家店究竟打不倒，它是我们的国魂所在，国脉所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宝藏。历代帝王都行尊孔路线，把孔夫子封为大圣人，抬到儒学教主的祭坛，并非他们的祖先欠了孔夫子的债，而是尊崇民族文化的命脉。藏民族尊崇自己的宗教领袖，全民信佛，也是为了保存本民族文化的根基。毛泽东吃错了药，中了马克思之毒，一生干尽挖中国人祖坟的事，将孔庙的石碑拦腰砸断，扒光了孔林的坟，砸烂了孔子的塑像，毁坏全部历史文物，一图斩草除根。恶搞了几十年，如今还得抬出孔圣人来，树碑立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但这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国人感动呢？日本人曾侵占山东多年，从来未对孔庙、孔林、孔府有过破坏或抢劫，也没有毁灭老北京城的文物古迹，日军杀中国人也没有共产党杀的多，中国人会感谢日本人吗？在共产党统治下，竟然不停地挖中国人的祖坟，甚至连早期共产党领袖的坟也给扒掉了。所以共产主义不除，就没有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正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劫数。大陆文化回归儒家文化圈，在大中华文明圈中重居主导地位，填补共产主义衰亡的真空，重建中华文化的代表权。中华文明曾经是亚洲文明的最高成就者，亨廷顿在谈到“大中华及其共荣圈”时说：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14]
日本曾在二战前后建立过“大东亚共荣圈”，不被接受。苏联则将毛的中国收归旗下，以建立亚洲社会主义阵营，也失败了。仅以军事强权建立的大联盟是不稳固的，日本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分支，俄国东正教文化是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分支，在亚洲都不是主流文化，对亚洲历史影响最深的是儒家与佛教文化。亚洲华人在数量的优势和经济上的成就，重新获得话语权，中华文明必然居于亚洲文化的中心地位。“大中华”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他们受到所在国政府长期的压制，经济上还是取得惊人成就，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主导的。所以“大中华”的认同感更为强烈，其政治影响力也会日益增强。尽管他们不认同共产政权，但血缘和文化上的联系割舍不断，有了大陆中国为依托，进一步推动“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遍及全球的华人网络，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传统文化上“血浓于水”的祖国认同感，正迅速遮盖着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在亚洲的光芒。但是，我们凭这些东西便作为盲目乐观的理由还不太充分，亚洲文化圈中有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有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与共产党国家，此外还有军人政府、个人专制和一党独裁制。圈中既有文明的冲突，也有利益的冲突，没有非常一致的亚洲价值观，许多国家并不赞同大陆中国作为亚洲的主导。韩国、越南等国一直进行“去中国化”运动，废除汉字和习俗方面的中国影响，以切断同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地缘政治而论，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中国强大，还不光因为中国是共产政权，邻邦多为小国，一个老大的中国的变故总会引起邻国不安。日韩越缅等不必说，连台湾人也希望中国分解为七块（李登辉语），南中国海诸国也一样心态。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都是这种想法。美国欧洲出于战略利益考虑，也不希望出现强大的竞争对手，增加自己的防务成本。苏联垮台后，西方对俄罗斯的防御心理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是历史大国，大汉族心态，当然不会甘居人下，问题是中共分裂了中华民国，也将原有的政治版图搞乱了。亚洲各国经济制度也不尽相同，既有北朝鲜的封闭型经济，有国家控制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有香港地区的自由放任经济。但总的趋势是向市场化发展，这是一个西化过程。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是工业文化、先进科技、自由市场、民治政府、人权理念、个人主义和法治社会之类的价值观念。同时西方正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美元、欧元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由西方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以电脑发展来论述西方价值观的扩张，就可以形象地明白这种格局的必然性。电脑是美国人发明的，英特尔的芯片和微软的操作系统就是全世界的电脑标准，互联网也是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的技术协议也是美国标准。当然也可以反对这种“技术帝国主义”，将电脑拒之门外，重新拿起算盘，重新点燃烽火台，因为电话电报这些旧玩意儿也是美国人发明的。接受这个标准，只有感情上的不甘心，获取的却是巨大的实惠，如果让中国人完全凭自己的力量，那么以电脑为核心和平台的通讯技术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人手一部手机，那是几个世纪之后的梦想。在普及电子新产品的同时，也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普及着自由民权理念，使源自欧洲北美的价值体系成为人类普世文明。这是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或印度人都无法做到的事。亚洲文化圈只能是松散的联盟，出于统治者自身权力考虑的反弹，反对西方的支配权，并非为了亚洲人民的福祉。东方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生活方式等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与普遍共性结成的西方文明同心圆，不在一个层级上，更不可能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同心圆关系。经济上依赖于西方，经济制裁权力便掌握在西方手中，控制全球稳定的军事力量也在欧美国家手中，亚洲的安全和均势还要依靠美国，除中国和朝鲜外的东南亚国家都同意美国的军事存在，一切企图颠覆西方普世价值的设计，无限夸大其成效，到头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平，战争已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尚在整合过程中，亚洲的未来比欧洲的过去还要艰难，因为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亚洲的集体主义是对国家内部而言，专制政权之间是行不通的，由于互不信任，导致军备竞赛升级，都想拥有核武器来威慑对方。亚洲合作在于地缘关系，文化的致命缺陷是强调集体原则而忽视个人自由，帝王高于国家，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集体主义的短期效率提高了自信，但掩盖不了文化上的不足，无论领导人怎样开明自信，若李光耀之辈，也可不能永远剥夺民众的自由，最终都要走向民权时代。作为亚洲价值观代表的儒家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是维系中华文明圈的纽带，但以儒家文化为政治基础的社会，不断显露出自身缺陷，总是逃不出王朝盛衰的周期性循环。现在的繁荣或许接近了周期的峰顶，到经济下滑阶段时，历史惯性会将中国社会拉向谷底，带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问题，即秩序是否及为什么应该获得社会成员的信服和忠诚问题。中国古代注重“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主无不“受命于天”，天代表神，皇帝是天之子，既然受命于天，“奉天承运”的帝王便有了统治万民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神授思想成为全民不可动摇的信念。所以以推翻无道昏君时，也要打出“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旗帜，甚至还要用天降神符的办法来宣示新统治者的合法神圣性。民主社会建立在主权在民的思想基础之上，宗教神明不再充当世俗权力的保护者，民众与执政集团以投票方式形成契约关系。通过民众手中的自由投票权来实现政治权利，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选举，都必须经过全民投票的程序，自由表达意志。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更是有尊严的生物，因此会要求给一个服从的理由。人在上帝面前是羊群，在政治生活中是主人，人的政治地位与意识形态无关，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普遍，中国也不例外。对于合法性的来源，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业绩”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于共产主义革命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共产党受命于共产主义理论，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人民主权学说”基础上的民治政府。尽管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同，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还是呈现出一种趋同现象，日益往政治民主化方向发展。21世纪的人类社会，对于民主同专制两大类型社会形态之优劣与否，谁代表正义，已经没有讨论的意义，我们需要理清的是历史遗产对未来走向的价值，当前中共政权在合法性置疑面前同样无从避免，面临着向发达国家学习、向市场经济转型、向民主政治迈进、向主流文明靠拢的历史追问。共产党既要面对其反动历史，也要阻碍现实进步，须给一个让人信服的说法。中共不可能回到帝王专制，也不能抛弃一党专政，必然假借文化建设，将维持党文化垄断伪装为文化建设，让民众在民权时代依旧做顺民。但共产主义是走向灭亡的意识形态，中共已是共产世界的孤儿，共产党的“天”是共产主义，这就将共产党推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天”都完蛋了，再用儒学充当保护伞，那也只剩下民主一条路可走，现代民权理念早已取代了儒家仁政思想，霸道的中共政权无论怎样变幻手法都无力改变这一趋势。
从共产国家的民主转型来看，没有一个是渐进的，都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间崩溃的，能逃过大规模的流血内战就很侥幸了。中国可否和平渐进地走向民主，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政治一开放，政治转型对于共产王朝来说，就是突变式的，地震式的，崩塌式的，因为人类社会的民主制度早已走出摸索阶段，已经有几百年的经验，有一整套成熟的三权分立制度，有规范化的全民大选。在经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电子技术迅猛发展为大众构建了人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的信息大平台，一个政党或独裁者玩弄民众于股掌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毛泽东再世，也无力完全封锁大众信息流通管道。再说，中国人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也已经有百年历史了，时机一到，必将会发生一场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彻底的共和革命。
八、民族分离
虽然人们没有把民族分离当作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问题看待，但民族问题却是现实存在的，只不过是汉民族占总人口的绝对优势，不把少数民族分离倾向放在眼里罢了。从逻辑上分析，处理好西藏问题，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西藏民族矛盾缓解了，会减弱其他民族的独立愿望，中国保持版图完整便大有希望，民主转型也可能会以一个较为和平的方式完成，避免重蹈苏联集团崩溃的覆辙。但从现状来看，这种可能极其微弱，能不能看到问题之要害还在其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重要的是缺乏有胆略的政治家和善于理性思考的民众。古人能处理好汉藏关系而今人不能，就在于共产制度是从社会生活到思想道德的全方位专制，不给留一点人的尊严和自主空间。古时候皇帝会见达赖喇嘛，比对待独立的君主还隆重，达赖喇嘛是法王，代表神的权威，皇帝位尊九五，仍然是俗人，以极高之规格迎接法王，表明皇帝于佛教之谦卑，却不失大国帝王之风范。自佛教传入中华以来，“沙门不礼王者”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虽然沙门不敬拜皇帝，几乎等于否定儒家的礼法名教；而沙门敬拜皇帝，则一定是否认沙门的弃俗出世。沙门敬王问题，对于皇家与佛家来说，皆事关重大，东晋高僧慧远曾以沙门敬王问题与朝廷展开激烈争论，而皇家鉴于佛教之教化功能与儒学并无根本冲突，不违王权，一般还是礼让佛门。因为皇室也多信佛者，也要乞求来世之尊崇，佛门迎上媚俗，又何谈出世，但同时并不阻止在家居士敬拜王者。元世祖忽必烈极为礼敬佛门，拜八思巴为上师，约定：“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皇室成员亦毕恭毕敬，“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八思巴入京，“王公宰辅士庶离城一舍，结大香坛，设大净供，香华幢盖，天乐仙音，罗拜迎之。所经衢陌，皆经五彩，翼其两旁。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清帝以尊崇达赖喇嘛来收服西藏人心，又同时降服笃信藏教的蒙古民族，这何尝不是高超的政治谋略。后来慈禧太后乱弹政治，虚荣心过盛，以皇家礼仪之规，以君臣名份强令十三世达赖喇嘛行跪拜礼，借以削夺法王之尊严，迫其臣服，遂令达赖起离异之心。此时正是需加安抚之时，以真诚劝其勿起异心，而不是强损其颜面尊严。这不光是个人荣辱，而是民族尊严问题，作为一个比丘可以忍让，一个民族决不会甘受屈辱。慈禧之蠢也正在这里，折辱了一个法王，惹恼了整个藏民族，也得罪了佛教信徒。礼仪不可以强求，不可超出通常的规则，更不可强加于文化迥异者。当年清帝也曾向英国使节提出跪拜问题，英人以中国同级官员也向英王画像行同等叩头礼为由，要求中国尊行，结果不欢而散，终致开战。清廷亦以同样要求告之美国人，美人大怒曰：“彼为上帝之前始行之”。清廷复曰：“皇帝为天子，盖与上帝为一体”，清帝要当外国人的上帝，老美决不承认，中美很是抬了一通国际杠。要人尊重自己，也要学会尊重别人，“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也未可施于人也。中国人正是弄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招致无穷灾祸。美国朝野两总统参加教皇保罗二世葬礼，均虔诚行跪拜礼，假如他们坚持站立，并不能带来尊严，在众人眼里就不再是天主教徒。即使不信教，为尊重其他民族及宗教领袖，以谦卑敬慕的仪态来展示于公众视野，也是在体现尊严和睿智。而今天的中共一贯恶言恶语，连什么“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之类的恶言毒语都能出口，自贬身价不说，连如何笼络人心都不懂。达赖喇嘛一再声明不寻求独立，只要求高度自治，怎样自治可以坐下来平等商谈。污辱达赖喇嘛，岂不与全体藏民结世代之仇耶？汉藏成了仇家，蒙古人也不会信服汉人，亦为维吾尔人树立恶劣榜样，藏蒙维人能不争取独立耶？尤其是无神论政府，在涉及宗教信仰时，一定要小心翼翼，留有余地，切不可起轻蔑之心，图嘴一时皮子痛快，带来无尽麻烦。民族感情要善加笼络，不可仗几百万军队一味逞强，人心可降服而不可压服，时机一到，民族独立势成燎原烈火，瞬间焚毁数百年来苦心维系的民族纽带。达赖喇嘛在国外广受各国领袖和民众尊重，为世界级宗教领袖，在国内却屡遭污损，又不断镇压屠杀其信众，强令僧侣批判达赖喇嘛，歌颂共产党，此责任在谁，谁是蠢货，无需再辩。当然，中央也为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花了不少钱，但并没带来感激之情。有似中共为越南、朝鲜、巴基斯坦和东欧国家也花了不少钱，还无偿对非洲、美洲等国提供大额经济援助，甚至对发达国家也舍得花钱，但国际上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没有一个受援国家民众对中共政权表示感激。金钱买不来感情，买不来朋友，买来的只是对中共政权表面上的政治支持，最多是不投人权问题的反对票而已。中共至今妖魔化西藏历史，摧毁寺院，屠杀僧侣，这种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不是花钱能消除的。当年英军入侵拉萨时，既没有抢劫寺庙也没有杀害喇嘛，战事一停，不滥杀一人，比毛泽东的“新中国”要人道得多，藏人对英国人就谈不上多少仇恨。不消断言，既缺乏智慧也缺少能力，历史及现状加上日益狂热的汉民族主义，形成复杂的民族关系。迷信暴力的共产政权，愚蠢自大的政治家，犬儒化的知识分子，政治流氓打手，庞大的愤青群体，日益恶化的生态，诸多因素粘连在一起，仅以民族关系而论，也势必将中国大陆拖向一个令人悲观的未来。
九、恢复中华
有一种论调是中国离了中共便会天下大乱，这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是把共产党统治合理化，将民众的革命权利视为祸国之举。共产党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乱动根源，它不仅颠覆了共和革命，还使国土割裂，它屠杀民众、抢夺民财、制造民族仇恨、加剧贫富分化、毁灭人性、摧毁道德、破坏生态，无恶不作，哪一种乱象不是共党所为？连官方也报道，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每年有30多万人自杀，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成为全球精神病和自杀第一大国，这都是中共暴政下的乱象。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中共在1946年3月30日的《新华日报》上有一篇社，题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今天用在共产党自己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同年5月17日的社论是：“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把中共打内战的兵连祸结推到“一党专政”上。今日中国如此腐败不堪，生态环境和社会道德败坏到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地步，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无论商、周、秦、汉、晋、唐、宋、元、明、清，都没有腐烂到如今这种程度。中共在同国民党争权时，是以“民主斗士”的姿态骗世，即以中共以往的话语逻辑，它也必然灭亡。共产党垮台后会有磨合期，但阵痛之后，一定会换来长久的幸福，社会和自然生态一定会比共党统治更好。不是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是新中国！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一下中共政权垮台之际的中国人会怎么样，用六四前夕北京市的情况就足以证明了。随着学生运动向市民运动过渡，参加游示威的人数最多时有几百万，每天有数十万各界民众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也有许多外地进京学生和群众，并没有统一的布置，更有上万大学生驻扎在广场中央，天天人山人海。民主就是统一的号令，天安门附近，所有交通警察、治安警察、武警都从岗位上走掉了，完全靠大学生自己维持秩序，指挥交通。北京城区和近郊也不见了警察、武警，军人被拦堵在外，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共产党的管治。首都市民也默契配合，自觉维护治安，社会秩序井然，商业活动正常。为解决交通问题，不少私人车辆和各企事业单位的车辆承担起载客任务，供免费乘用。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全市各种刑事犯罪案件明显下降，交通事故也是历史最低。为了争取国家的民主前途，人与人之间消除了戒心，呼唤回博爱情怀，社会秩序良好，连小偷都声称罢偷，党的喉舌也转向了民意，根本没有什么“暴乱”发生。北京政府逐渐失去了城市管理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市民参与了行政管理，尽管很短暂，也是的中共建政以来北京人感觉最和谐的时光。如果局面持续下去，一定会建立全新的民主化的行政管理秩序，将中国导入民权新时代，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局面，它必须再次制造出仇恨和暴乱来，才可以公然戴上“革命”的面具，举起反革命的屠刀，继续它的一党暴政。即使经济和文化相对差的乡村地区也，人民同样有自治能力，2011年底广东陆丰乌坎村抗议事件中，村民断然赶走村里的党政人员，抵抗军警镇压，召开村民大会宣布自治，在13000人的村庄里建立了“村民自治会”。这是一个真正的民选政权，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虽然仅存在了几个月。乌坎村民的抗暴，正是争取民权的国民革命。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不需要共产党，只有驱除共党，才能完成国民革命，民众便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中华民国成立之始，便历尽艰险，但总的情势是向前发展，专制复辟是在大陆地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仍然坚持民主建国，从未中断宪政进程。1923年贿选总统曹锟的“猪仔”国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它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由于战乱不止，宪法条文大多流于空谈，但民族共和、主权在民和多党政治等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够公开废除，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没几天就完蛋了，曹锟亦因贿选丑闻而垮台。言论自由的保障增强了捍卫民主的决心，坏人行事无不经传媒展示于国人眼中，所以才会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和其后一系列以护法为由的军阀战争。中华民国宪法架构是民主的，实行民有民治民享，采取西方的权力制衡制度，国民党并无法定的永久统治地位，要靠选举来证明执政的合法性。由孙中山 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穿著民主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体现“主权在民”这一中华历史上崭新的政治理想，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宪法的历次修改，都没有改变这一基础。战乱使国家摆脱不了军政和训政时期，《训政时期临时约法》规定了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领导地位，临时委托给国民党，宪政自然要往后靠。抗战胜利后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虽然还是一党独大，但宪法允许反对党由选举合法参政，军队国家化，从法律上开始向宪政过渡。蒋介石 先生说：“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的工作，实行国父的三民主义，……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可惜，宪政进程被共产党发动的内战所阻断。国民政府撤退台湾，在美国援助下经济起飞，促进台湾实现民主。蒋介石在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仍然力主地方自由选举，欣然接受非国民党出任县市长的现实。并改造国民党，实行土地改革，适应民主时代。蒋经国审时度势，1985年8月16日 ，接受美国《时代》（Time）杂志访问时称，下一任总统依宪法选举产生，未考虑由蒋氏家族人士继任。1986年1月25日 ，他在行宪纪念大会中再度表示下任总统必依宪法产生，其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总统，并且不会实施军事统治。1986年10月，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令”，1987年7月，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1994年修宪，改总统为直接民选。1996年3月，李登辉顶住了中共的导弹封锁，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全民选出的总统。2000年3月，第二次直选，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进一步完成首度之政党轮替，国民党与国进党和平交接权力。所以中华民国在宪法架构内，于台湾最终实现了完全的宪政民主。李敖大骂国民党专制，这当然没错，专制就应该咒骂，但如无台湾初期的戒严体制，中共一定会在内外夹击下迅速拿下台湾，中华民国处于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台湾戒严期间，约有1.5万人被杀或监禁，其中处决5000余人，不少人被冤枉坐牢，柏杨 先生就是一例。这非常不幸，但两害取其轻，总比中共统治要好得多，若中共统治台湾，按十比一的比例，1000万人口的台湾至少会有100万人遭冤杀。从内战到毛时代结束，估计有8000万至1亿人非正常死亡，超过8亿人口的十分之一，如今还在延续这种状况，镇压六四和法轮功也有数千人被冤杀。这就是国民党一党独大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本质区别。孙中山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以自由平等均富为目标，以私有制为根本，以民主的宪法为治国基础，这就决定了宪法对其统治合法性的制约，民主只是时间问题。毛泽东的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宗旨，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为手段，以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民主）专政为目标，以公有制为基础，体现这些基本原则的宪法为依托，中共执政下永远不会实现民主，这就是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苏共可以推进民主，但最终实现普选的还是民主党派，中共连推进民主都不愿干。1923年1月1日 ，国民党发表宣言，不仅全面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决与罢免的权力，及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其作为民主政党的基本性质。共产中国不会民主，是因为中共是阶级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政党，它执政的法理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理论，建立共产党永久领导权的阶级专政制度。中共制定宪法，完全抛弃中华民国共和法统，公然将共产党马克思的一大堆思想理论塞进去，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宪法化，强行把中国人民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彻底抽空宪法的民主与共和内容，形成一党凌驾于各党派和各民族之上的独裁专制局面，造成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全面大倒退。共产党并不管所要夺取政权的性质是君主制的、共和制的或是政教合一的，统统都要夺到手，实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一党制定，非全民意志，没有规定全民普选国家领导人，三权集于一身，完全是党政一体的宪法架构，变民权宪法为党权宪法，所以中共宪法不可能保障和实现民主。国共两个执政党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两个中国的不同走向。
实现孙中山的理想仍是国民党人之未竟事业，三民主义适合于中国，国民党早就放下了历史包袱，对历史错误也承担了责任，推进台湾政治民主和繁荣经济的历史功绩，证明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国民党有能力领导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马英九说，大陆开放了党禁，国民党还要回来。国民党是百年老店，有执政经验，有成熟的政治运作能力，一定会在各党派竞争中获胜。中华民国的复兴，将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非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割据政权，国民党的一个中国主张为其复兴保留了重回大陆的资格。两蒋时代将台湾定义为“复兴基地”，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台湾避免了赤化，走上经济腾飞之路。李登辉又实行总统直选，陈水扁巩固了民主进程，都是对中华民国的伟大贡献。而国民党自连战以来，让中共的崛起吓怕了，纷纷示好，甚至以“联共制台独”来表现亲共善意，已经落入了中共统战陷阱。为了不刺激中共，马政府甚至不准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身份入台，这是一个愚蠢可悲的做法，达赖的流亡政府本来就与台湾关系不好，陈水扁执政后有较大改善，马英九上台却终止与达赖喇嘛接触。不管达赖流亡政府政治立场如何，台湾也应该保持亲善关系，中华民国统一大陆后，才有可能妥善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关系搞疆了，只会增强西藏的独立倾向。可以私人身份会见达赖，根本不必理睬中共的叫嚷，中共以此打压国际社会，却从未与一个国家断绝过外交或经贸关系。国民党常说自己被“抹红”，实际上其过度的亲共行为已经把自己给染红了——掉进中共的大染缸里了。国民党大可不必与民进党争斗，巴结中共来获得筹码，这是饮鸩止渴的蠢招。切不可在“联共制台”中迷失自我，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障碍。国民党的未来在于坚持，在困难重重中坚守大陆变革的信念，决不是被中共整合，变为统一战线的工具，更要时时刻刻警惕中共的统战阴谋。马英九总统在纪念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国庆日说：“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不仅保障了台澎金马的安全，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创造了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奇迹，实现了台湾先贤追求议会自治的理想，而且还向世人证明：民主可以在华人社会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15] 历史已经赋予了中国人拆除共产主义最后堡垒的伟大责任，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华民国在台湾早已实现了国父孙中山的理想，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国家。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希望，大陆人民的苦难应该结束了！正如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说，当人们心中没有恐惧，就会发现政府是纸老虎。
驱除马列，恢复中华，解体共党，再造民国。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国万岁！
注释：
[1] 摘自网络，袁南生：感受印度。
[2] 《江泽民其人》，第七章。
[3] 同上。
[4] 《明史》，列传五十六。
[5] 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
[6]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高华个人网站（gaohua.coldwarchina.com）。
[7]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本》，“1944年8月12日 ”，P267。
[8]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十二章。
[9] 胡平：谁能整垮共产党？2011-6-28 www.ntdtv.com/
[10] 程晓农：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精神档案》，2001年太白文艺出版社。
[11] 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原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总第八十三期，www.cuhk.edu.hk/
[12] P·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四章。
[13] 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见《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1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P181-183。
[15] 马英九：中共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阿波罗新闻网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11/1011/-1356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