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末世总序

总序

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除了百岁上下的老者，七八十岁以内的人全都是党文化产品。党文化是巨大的系统平台，由其操作的洗脑机器生产出规格统一的中国人，从思维方式到话语系统都是党文化的。思维哲学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通用简化字和普通话，怎样说话，如何写文章，怎么发言表态，都要遵照统一的标准。党文化也是一种规范化的话语体系，通过程式化的不断重复，形成趋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大多数人不在官场，却人人会说官场套话，虽然千篇一律，却也显现出整齐划一的思维逻辑。例如，大家常说：“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看”、“坏事变成好事”，或者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之类，就是标准的唯物思维和官话表达方式，表现出思维方式的党文化色彩。党政官员就更不必说了，我们随处都能听到诸如“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代表”、“我宣布”、“认真学习领导讲话”、“积极贯彻会议精神”一类的官话套话。每个党政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在公开场合说着同样的话，如同学生作标准的答题一样。这些人的行走步调、鼓掌手式、面部表情、讲话内容及行事风格等等，也都党文化了。一如武汉有位“五道杠少年”，不过十来岁年纪，还属于少先队干部级别，就已然是标准的官式风范了。这些人的面部肌肉也都僵化了，不能象正常人一样哭笑，正常表达人类感情。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中共领导人的电视镜头，就可以了解中共官场特色的派头。至于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新中国”、“旧中国”或“解放前”、“解放后”一类的通用词组，已潜移默化成为中国民众对历史文化的价值判断，甚至有人干脆称以“共和国”为中共专制王朝之代称，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与人民共和，已经不会思考了。许多人无钱看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失业下岗，住贫民窟里，用伪劣商品吃污染饭食，却将中共政权的国旗国歌国庆神圣化，时常泪眼朦胧，嘴里念叨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充满感激幸福之情。这种单相思式的愚蠢，竟全然不知“他们”与“我们”是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是食肉与食草的食物链关系，他们不是我们。人一旦失去自主思考能力，党云亦云，便形同无脑僵尸。

党文化的正统化是大陆共产政权数十年来的最大成果，它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党化了，保护着死硬僵化的共产体制。与台港地区自由发展的中华文化截然不同，形成两种文化传承和价值体系。党文化虽然也用中华文化包装，但它并不属于中华文明，甚至不是汉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制嫁接中华文明大树的异类果实。比之基因改造的转基因食品更加有害，因为转基因是以优化为目的，其危险是潜在或未知的；党文化是思想劣化的文化现象，其本质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已经造成中华文明史的断裂，更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中国之所以至今隔绝于人类政治文明，不能走向民权社会，不光在于共产党的强势，主要原因是民众基本上被党文化酱死了，窒息了，在道德伦理和是非善恶的辨别上，常常是以假代真，以恶为善，而浑然不知。因为中国的全部教书都是为党化教育服务的，各阶段的学校教育都是党文化的洗脑场所，广播电视和报刊网络也都是洗脑机器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政治哲学和文化历史（包括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方面的教材全部是假货，都是些刻意颠倒和伪造的毒品，全是与人类普世价值观相反的东西，是人类社会抛弃的垃圾。例如共产党认为实行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是“邪路”，用来证明独揽政权的共产专政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光辉道路”，其善恶颠倒便是党文化的最鲜明特征。中共政极端权漠视国民教育，长期投入不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要求海内外华人捐助来维持。却极端重视党文化的宣传普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不惜巨资在欧美国家开办几百所“孙子学院”，免费向全世界倾销中华文化包装的党文化，全额支出，不遗余力，根本不需要民间援款。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证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性，证明中共执政的必然性，以及“中国特色”的正确性……

如果说洗脑并不是件简单事，自幼中毒甚深。那么，把被党文化漂洗过的大脑恢复到正常状态，置换为与人类文明同步的知识水平，形成非党文化的思维逻辑和话语体系，就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了。你的原有知识大半要作废，要阅读数倍的书籍，掌握巨量的新信息，用新知识作不停顿的思考比对，乃至要将中共官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定论都作非党文化的思辩，力求寻找真实与真理。若想告别党文化，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情势下，一定要坚持从思想到生活的独立意识，在党文化烟霾中清静身心。这样，就会自觉抵制中共的一切宣传，坚持积极的不合作态度，不为官方立场所动，不迎合中共一切诱人的政治文化活动，CCTV的春节晚会也别当回事。党文化犹如一张遮天密网，冲破和清除党文化不下多年功夫，是难以见大功效的。胡耀邦、赵紫阳至死是共产主义者；钱学森、钱伟长一辈子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刘宾雁、李锐深怀对党的“第二种忠诚”；刘晓波、余杰始终幻想由中共主导和平宪章运动……这些人均未跳出共产主义的陷阱，党文化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惟魏京生、王力雄、曹长青、辛灏年、何清涟等极少数的学者和民运人士及法轮功学员才算彻底识破了党文化圈套，有了独立思想。尤其是法轮功解体中共的全球退党行动和神韵艺术，正是冲毁党文化堤坝之滔天巨浪，是恢复中华文明之伟大创举。

我写《红朝末世》的目的，就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同时，尽量以正常的思维逻辑和话语体系叙述分析，研究问题，消除党文化流毒，并将心得献芹于诸公。告别党文化就是自由启蒙，为中国人必经之路，这种启蒙是艰难的消毒过程，因为没有特别省事的办法在朝夕之间更换思想。但同时也是快乐的，因为探求事实与真理亦是一种幸福体验，是思想意识上的升华，心灵亦随之净化也。本书力求以最全面、最深刻，最真诚的信念剖析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从历史、党史、哲学、宗教、民族、政治、经济、环境及战争等诸方面，揭露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的罪恶，透视中国社会。全书160万字，写作耗时6年。版面为Word格式，共分为三卷：

第一卷：中间道路——从达赖喇嘛的主张谈西藏及民族问题

第二卷：中共今昔——以历史分析中共政权

第三卷：回光返照——社会及环境之现状评价   

何以将中国问题分为三个部分？那是因为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及环境问题是当今中国之最紧要问题，三个方面涵盖了中国日益加重的现实和潜在危机。并且三类问题经常混缠在一起，比如西藏，既有民族问题，也有民主问题，还有环境问题，缺一则不能概述西藏问题之实质。新疆内蒙问题亦然。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历史学的范围应该延伸到当代。本系列书稿即是力求遵循此原则。

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本系列著述侧重于文化历史层面，论证较多，但尽量不写成学术论文。力求叙述和引证精准无误，然研究之课题过于庞杂，也限于现实条件之恶劣，难于对所有的引用资料亲自重复考证。错漏之处一定不少，还请方家指正。文章千古事，虽不求传之千古，治学精神却理应严谨，这是最起码的操守。

西南 脱稿于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