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李敖
在中国文坛上，有三位如雷贯耳级的人物：鲁迅、柏杨与李敖。这三位名人都出自中华民国，均以笔锋犀利抨击政治的杂文见长，都以谩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专制而著称。鲁迅虽有些坎坷，却一生无难。柏杨在台湾坐了九年牢，受了不少苦。李敖入狱两次，一次十年，另一次因刑事罪入狱二年。然祸兮福所伏，反对专制为三人带来巨大声誉和滚滚金钱。
鲁迅被毛泽东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毛的赞语也是最慷慨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还曾写诗颂扬鲁迅：“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毛泽东不是一个喜欢拍马屁的人，他对鲁迅的盖棺定论超过对党内外一切人士的评价，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也未享受过如此高的殊荣，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无缘享受此等殊荣。在毛时代的中国，有三种最具权威性的思想，其顺序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鲁迅思想。这三种思想在不同范围内都具有各自的独立地位，拥有对各种历史思想和现世观念的最终裁判权。除此之外的一切思想，不是落后片面的，就是异端反动的。三种思想中，马列主义是源，毛泽东思想是本，鲁迅思想从属之，以毛泽东思想居垄断地位。毛泽东思想被认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思想则是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虽不能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却也近似于马列毛思想，能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鲁迅的言论是次高指示，同样具有凌然不可侵犯的革命导师地位，仅是活人与死人之别。但鲁迅终究还是借了毛泽东的光，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其思想理论零散不成体系，多为文学性的语言，算不上什么理论，因未担任过中共领袖，也就不可能上升为正统和官定传承的“思想”体系。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三顶桂冠全是毛赠送的，毛一死，鲁迅思想便光辉不再，甚至不能成其为“思想”了。因为中共的“思想”已经成为毛泽东个人专用词。邓小平及江胡之流的东西都不敢与毛泽东思想并称，继“邓小平理论”之后，江胡连个人的名字也不能冠之于理论之前了。
柏杨老头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著述颇丰，其文风有如鲁迅，不乏风趣幽默。生前杂文曾让当局头疼，出狱后奔走于世界各地演讲，以“绿岛大学”毕业自居，更加语出惊人，引来无数喝彩与咒骂声。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比鲁迅略逊一筹，未受到毛和中共宠爱。柏杨的反专制思想也只是个人化的，不能为政治斗争所利用，也就无“柏杨思想”一说。柏杨早年反共，又逃去台湾，出名尚晚，自然不在毛的视野之中。但他后来在大陆的影响极为广泛，读者甚众。李敖称得上著作等身，以反蒋著名，并且什么人都敢骂，什么脏话都能出口，非狗血淋头不畅快。在台湾出名较早，没赶上毛时代，邓江胡时代在大陆名气冲天，书籍畅销不衰，成为台湾反蒋的标志性人物。
三个人的财运也一个比一个好。有好事者统计鲁迅共赚了百余万元（另一种说法是鲁迅的书发行量很少，没赚多少钱，连教育部任职共赚了十几万元）。柏杨远超过这个数。李敖恐怕又数倍于柏杨，仅他的十万册藏书，折成人民币，也该值几百万元。一百多部著作，办报纸上电视专栏，财产数字，只怕他老兄也理不清。三个人桃花运也一个比一个好，鲁迅先生看上了他的女学生，鱼雁往返，两地书成册，喜结良缘，发妻也就靠边站了。柏杨老头又胜过鲁迅许多，结婚五次，对男女情爱颇有研究，台湾老幼皆以柏杨论著为婚姻指南。桃花运中当属李敖最为幸福，女友无不身材魔鬼，三围出众，杏眼春腮，一笑倾城。他老兄驾香车载美女，郎才女貌招摇过市于台北，真是羡杀人也么哥。三个人的思想深度和文学功底也多有不同，虽然都是反独裁的英雄。鲁迅以剖析中国文化和国民素质见长，他的小说《阿Q正传》、《祝福》及“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对国民劣根性均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柏杨老头堪与鲁迅先生类比，其《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和一大堆的小说杂文随笔，虽算不上学术泰斗，却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个人地位。柏杨反专制是真，坐牢亦大获同情，对国民党的民主进步也能持赞许态度，不完全以个人恩怨评判是非。相比之下李敖就差多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思想，有什么大部头的学术论著，全是些骂来骂去的杂文，对开启民智并无多大作用。早年反传统的《独白下的传统》还算可以，但也未超出五四水平，称五百年来白话文前三名全是他李敖，不免厚颜。小说几乎无影响，《北京法门寺》虽然分析了康梁变法的因果与艰难，可惜借古人之口阐述后人思想，勉为其难。
以个人性格论，鲁迅其实是个悲剧性人物，其悲剧在于缺乏政治头脑。一介书生，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不善于理性思维，不懂政治偏要信口评判政治。一面用文学语言猛烈抨击国民党专制，一面为更为暴虐的共产制度张目，热情歌颂苏联，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甘做苏联颠覆中国的宣传工具。说鲁迅是革命家，言过其实，辛亥革命没他的任何功劳，五四中有些作用，但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是陈独秀与胡适之。北伐战争鲁专家执冷嘲热讽态度，后来一直躲在租界里反对国民革命。如果以共和革命为评判标准，鲁迅实际上是反革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的思想有一定的深度和启蒙作用，他弃医从文是成功的，他的西学底子来源于并不民主的日本和书本上的俄国革命，本能地走上反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造成思想的偏执和缺乏理性思考。鲁迅没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成绩平平，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考试成绩平均为65.5分。其性格偏执却自视过高，加上科学精神不足，难于在医术上有大成就，只好另辟蹊径，希图以文学杀出一条路来，跑到东京弃医从文，混了几年没弄出明堂。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职长逾14年，沾了蔡元培的人情光，被委以佥事之职。之所以能长期任职，因其职位低，难于强出头。也因为职位低，钻进故纸堆里，写点小文章或翻译点日文作品，在《新青年》发表些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借文学革命之利，渐为人注意。又卷入北京学潮，遂日益左倾激进。1925年春，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任教，受林之举荐，8月底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北京，不辞而别，远赴厦大。离职前，鲁迅的月薪已有360块大洋。在上海写作时，月收入已达700元以上。他的人格也很差，贪财好色，不知感恩，在日记中把与许广平的性生活比喻为“洗脚”……
鲁迅没有深入细致的学术精神，其学术著作不多，有些学术性的也不过是《中国小说史略》，主要以杂文见长。热衷于内斗，偏狭专断，无限上纲，将一切对他的善意批评和思想观点争论均视为资本家的走狗言论，号召“痛打落水狗”。他反专制却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又表现出思想的局限和幼稚，这对于一般群众恰好起到强烈的洗脑效应，即对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失去信心，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心生仇恨，为赤祸蔓延中华推波助澜，造成极为广泛和恶劣的影响。他缺少仁恕之道的言论，冷酷的性格，本能地接受阶级斗争学说而转向共产主义革命，也影响了在思想和学术上本应取得的成就。正如梁实秋所说，鲁迅一生到处“碰壁”，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差之于陈独秀、胡适之与蔡元培甚远，却在大陆浪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之大名。由于中共的刻意蔽护和高调宣传，鲁迅的负面影响至今未得到清除，还在教科书中继续蒙蔽启蒙时期的青少年。中共靠“武化军队（枪杆子）”和“文化军队（笔杆子）”打天下，鲁迅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坚定的同盟者和喉舌，是“文化军队”中的一员干将，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中共对鲁迅的无限拔高吹捧，奉之为“民族魂”，正说明他对建立中共王朝不可替代的文化先锋作用。鲁迅病重期间，在苏联的王明曾想接鲁迅赴苏联治疗，由潘汉年准备，因鲁迅的病体经不起旅途劳顿而作罢。鲁迅逝世后，王明代表中共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一文，后来又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肆意神化，鲁迅不过一知名作家而已，是登不上全民祭坛的。鲁迅的文学虽有令人尊敬之处，但偏执也使他是非难分，当他咒骂梁实秋先生为“一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时，却不说自己的钱也是从资本家那里拿来的。鲁迅住在无虑安全的租界里，利用外国巡捕的保护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宽容，一方面大骂资本家，一方面从资本家开办的报社、出版社、书店拿回白花花的银子。他的出版商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还是一位日本资本家。
鲁迅身上也看不到丝毫民族气节。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国难当头，鲁迅通过日本人内山完造协助，一头躲进英租界里，安安稳稳地整理他的《三闲集》、《二心集》，从未对近在身边的抗日战场作出过丝毫贡献。当时国人无不同仇敌忾，出钱出力支援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最起码的也去慰问前线或抵制日货。而鲁迅做为文化名人，竟怀着“闲心”和“二心”，对民族大劫难无动于衷，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冷嘲热讽，说明他平素张狂无比的抗日言论，全是嘴皮子功夫，无非是肆意攻击的借口，世界上竟有这等“民族魂”的文人。此时的鲁迅已经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不时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地下党服务，热衷于讨论文学的阶级性，并不关注民族战争，他讽刺九一八的不抵抗意在攻击国民政府。他对共产革命充满着信心希望，寄希望于红军的暴动成功，日本人此时打进上海，红军趁机在各地加紧暴乱，攻击国军，抢占地盘，他恨不得国民政府即时垮台，自然不会为抗战出力。鲁迅也不是个有胆略的人，远离辛亥革命不必说，广州清党时，鲁迅吓得心惊胆战，不敢表态，赶紧离粤北上。一二八之际，也是光顾逃命，毫不关心国家安危。当时文人政客中也确实有这种风气，日本人离得远时，无不高调喊抗日救亡，惯于豪言壮语以博取名誉，日本兵来到身边了，绝不去冒风险，走避他乡或躲入租界，抗日又成了别人的事了，或者干脆投靠日本人。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是汉奸政府的高官，虽未作过多少恶，却是标准的汉奸，战后坐了大狱。若鲁迅死得晚，不肯离开上海，不去重庆，没去延安，日本人上门来请，又做何想？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作人为汪伪政权效力，不能说没有夫人的作用，曾缘于夫人与鲁迅不合便断绝兄弟之情，可见夫人意见的重要。内山完造则是鲁迅最亲密的朋友，鲁迅能在上海长住，受益于内山颇多，有病也是找日本医生看，毫不避嫌，这也似乎预示着鲁迅真实的抗日态度。鲁迅不参加辛亥革命，远离北伐战争，躲避抗日战火，亲共却不入共，绍兴师爷的投机传统，自然善于评估风险，绝不做危险的买卖。两兄弟都热衷于做官，周作人大概也是算定了中国无力战胜日本，周树人早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悲观无比，周氏兄弟是文化界名人，不同于寻常百姓，届时自然要面临抗日还是亲日必选其一的抉择，无法逃脱。如同在毛泽东统治下，是当吹鼓手还是做右派分子一样，没有中间道路。
鲁迅为人喜好缠斗、尖酸刻毒，有绍兴师爷般的心术，也有些偏执狂的症状。由于少年时遭受的不平，生发出强烈的复仇心态，这仇恨又上升到对国家社会和民族文化的仇恨蔑视，其仇恨文学对后来的反右和文革大批判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也成为共产党徒标准化的论战逻辑和手段。鲁迅的名言与毛泽东语录一样畅行于大陆，成为置敌人于死地之利器，成为人性修炼之圣经，导致对鲁迅的偶像崇拜至今不减。他虽不能为身后事负责，但其文风很容易成为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伦理道德所用，毛泽东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即缘于此理。其人格亦有卑劣之处，并不似他自己或毛泽东替其吹嘘的那样有骨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鲁迅就托付许寿裳，走当时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门路，任南京教育部部员。政府迁往北京后，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任佥事，谋得十余年薪水优厚的饭碗（1912～1926）。同时又兼任几家大学的教师，为报刊写文章，收入颇丰。对于蔡元培举荐之恩，鲁迅不但不衔恩回报，反而背后讥蔡。1927年，清党结束后，鲁迅又通过同乡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亦是绍兴人），以谋国民政府职务。蔡元培给予鲁迅以大学院（即后来教育部）“特约著述员”名义，不用上班，每月领300大洋，由国民党政府养起来，凡五年之久。直到一二八事变政府改组之时。他再次受蔡元培恩惠，从蒋介石政府谋到美差，安然得此嗟来之食。此间，鲁迅不搞学术研究，钱却照领不误。他领取津贴四年，毫无学术成果，不劳而获，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书）。鲁迅本质上是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反叛又激进，同时又信奉实用主义，虽然也读过佛经，但不得精髓。也显现出人格的两面性，两面通吃又两面得利，这即是鲁迅终其一生而学术上无大成就之要害所在。鲁迅在不同朝代都享受很好的待遇：在清朝被选为官费留学生，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薪水优厚的小官僚，在国民党政府领取丰厚津贴。却见风使舵，却从不知恩图报。鲁迅很有钱，这是能安心咒骂国民政府而无虑饭碗的重要原因，却时常哭穷，以博得无产阶级作家——“中国高尔基”的名衔。被鲁迅恶毒诅咒的胡适却表现出高尚的人格，1927年10月，蔡元培邀请胡适担任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胡适断然辞谢：“大学委员会之事，我决计辞谢。”在10月24日致蔡元培信中，强烈反对大学委员会两项宗旨──设立劳动大学和推行党化教育，特别是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6月27日致蔡元培信，胡适已坚决推辞过：“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而鲁迅只要能谋到官职和薪金，便顾不了许多了。1932年，鲁迅为周建人续聘于商务印书馆一事，函请许寿裳走蔡元培后门，又提着礼物与周建人登蔡家府上送礼并取回聘约。鲁迅走后门谋个人和家人利益，与胡适不肯为儿子托朋友谋工作，又构成强烈的人格及文化对照。鲁迅骨子里仍是中式旧文人，其不得意并不是他拒绝高官厚禄，而是性格与机缘不适，其反叛性是个人的。胡适是西化的新文人，自由意识深入心灵，不屑于中国的旧文化传统，虽然也力倡国学精粹，他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尽力为国家服务。
人们敬仰鲁迅是尊敬他的反专制精神，可鲁迅实在算不上一位民主人士，他缺少的正是民主精神，听不得不同意见，他所谓的“怨敌”尽是些发表不赞同鲁迅政见的文人，并非祸国殃民或谋害他的坏蛋。而鲁迅却在临死前的一篇《死》的杂文中切齿道：“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人之将逝，其言也善，这无疑是鲁迅的真实想法，更是其内心世界的表白。他是迷信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之根本区别。在创造基本自由的民国时代，鲁迅尚容不得不同意见，可想而知这种人若掌握了生杀大权，会是怎样的行事。而宽容却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博爱情怀，没有宽容，哪来自由？一个容不得别人说话的人，又空谈什么民权社会？至多不过是以新专制反对老专制、以自家的专制反对别人的专制罢了。就象毛泽东用他的农民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来取代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将人类普世价值观划为陈旧过时的东西，代之以更为血腥落后的专制王权。宽容也是一种人类特有的胸怀，鲁迅决不宽恕别人，但他咒骂过的人大多宽恕了鲁迅，这就是差别。他的“匕首、投枪、解剖刀”都是整人的武器，其“痛打落水狗”和“决不放过一个”的斗争情结，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至理名言。如果鲁迅成为执政者，绝不可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一定实行阶级专政、禁止敌对阶级发出声音，一个对同类满怀深仇大恨又不知自由平等博爱为人类高尚情操的人，我们怎么会有更好的期待呢？我们绝不会从胡适、蔡元培、林语堂等先贤口中听到这类咬牙切齿的言词。鲁迅是个旧制度的反叛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既不懂得身边的中国，也不知道他赞颂的另一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什么样子，只是听信瞿秋白、陈赓、冯雪峰及宋庆龄等共产党人的蒙蔽宣传，而共产党的残酷内斗和苏区的种种血腥暴行，鲁迅是无从知晓的。他对共产主义苏俄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之上，根本不知道苏俄在江西的“试验田”种了些什么东西，指导中共都干了些什么勾当，不晓得更为恐怖的暴政是掩藏在极端伪善的“革命正义”脸谱后面。自然也就不知道自己无非是共产党的工具而已，他为国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却被更为专制的新君主利用，成为颠覆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武器。也可以说，鲁迅是个标准的祸国求荣者，与中共党徒并无二致，这也是他于共产王朝暴得大名的首要原因，如果鲁迅是反苏反日，有凛然民族正气的文人，就不会受共产党青睐了。鲁迅也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只去过日本，没到过苏俄，更未接触过西方社会，也不好游历，没有作过田野调查，是文人而非学者。在信息闭塞不对称的社会，知识来自于公开信息渠道和书本，这对于缺少实际政治研究和思辩能力的鲁迅来说，仅会以文学思维解读历史政治，用文学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和夸张比兴的手法来诠释政治现实。他的思想意识是尼采和马克思的杂合体，其社会思想也受限于日本和苏联文学，鲁迅没有读过多少政治学及哲学著作，也没有精细的研究精神，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尽是些骂来骂去的小说杂文。而后人却将他的文学作品当做信史来看，当把他抬到神圣高度之时，导致了几代中国人被误导，是共产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鲁迅曾是民智开启者，但阿Q精神又在当代愤青和知识精英中泛滥开来，化为当权者操控的狂热民族主义，成为抵御西风东渐的屏障，成为共产王朝的“孔孟之道”——鲁迅取代了孔夫子的作用。鲁迅不能为后来的事负责，但也不能说没有责任，他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激动不已，秘密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另一种说法是此电报为中共中央伪造的）他惯于从报纸上分析形势，正话反看，却误入共产革命迷途，分不清是非，无意间做了残害人类的马列帮凶，成为祸国之徒。当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进攻东北，国军伤亡惨重，鲁迅与共产党徒竟然一个腔调：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鲁迅鄙视受过欧美教育的文人，蔑之为走狗，如泼妇骂街，而正是这些人看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成为维护共和法统的中坚力量。历史证明鲁迅实在是反叛有余而洞察力不足，我们观察其言行，也可以看出他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的多疑、敏感、自恋，都是典型偏持狂症状。公平地讲，鲁迅是位有一定深度和影响的左倾文学家，然无论有怎样的性格和经历，他都决不是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或者别的什么大家，更与伟大光荣无关。他的骨头一点也不硬，善于预先评估政治风险，甚至极为怕死，他在日本不加入反清组织，不参加辛亥革命，在清党和淞沪抗战中首选逃避，从这些事就足以看得出来，用他自己在清党之际的话就是：“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他总是鼓动别人当战士，却声明自己“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至多写些杂感而已。由此可知，对鲁迅的任何刻意美化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其历史价值完全是由共产党为了共产革命的利益而虚构的。回归鲁迅的历史定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作家，才是最公正公允的。
鲁迅的书籍不断再版，柏杨的书部分受限，李敖的书畅通无阻。三个人的批判性言论受到共产党高度重视，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他们的工具性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和批判精神，是为大陆共产制度的背书文字，是证明共产革命颠覆国民革命和共和法统“正义性”之舆论资源，是抵御台湾民主化浪潮冲击大陆专制的堤坝。
再说李敖。他的成功在于无话不说，无人不骂，狗血淋头，满嘴喷粪，文雅不足，粗鄙有余，算得上个文化人中的异类。以专向强权人物及社会名流挑战为荣，谁最有名气就拿谁开涮，若胡适之，若殷海光、若陶希圣，若金庸、三毛等。自诩特立独行，实为吸引眼球，自抬身份。李敖的确有些小聪明，在台大读书期间成绩不错，但以此成名，差之甚远，向名人开刀可奏事半功倍之效。只要能成名，坐牢亦不在话下。李敖无心做学问，决定了其大智慧的不足，就只好自吹自擂卖弄些小聪明。他与鲁迅一样精于舌战，心胸狭窄，至死也不宽恕一个人。李敖入狱算不上太冤枉，亲共坐国民党的牢，反共则要坐共产党的牢，国共两党生死斗争之际，不甘寂寞的李敖坐牢便不足为怪。他仇恨国民党不民主，咒骂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而亲近不民主于国民党万倍之上的共产党。尽管他坐过牢，我们仍然没有证据验明李敖在追求真正的自由民主，他坐牢的真正原因不是骂蒋介石，他在牢里仍然能写文章骂蒋，而是他发表了第一份宣布台湾独立的宣言，而台独曾是共产党的主张。从他晚年的言行更加说明这一点。国民党在台湾杀了几千人，也许有个别人不是共产党或赤色分子，但台湾有万儿八千共产党员亦不稀奇，全是地下身份，渗透到党政军文教各界。中共台湾工委高层党徒虽被擒获，但基层漏网的更多，中共至今未公布去台党员名单。共产党就是要彻底灭亡中华民国，生死存亡之际，台湾不采取断然措施，又不免落入中共之手。那时落网的台共分子都觉得共军马上就要进台，对形势极为乐观。但台湾情治部门很快破获了中共台湾地下省委，擒获了工委书记蔡孝乾，蔡是参加过长征的高干，又牵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一干人。中共在大陆杀了几千万人，反共的人微乎其微，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无端死掉了。几百万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都投降了，也遭灭顶之灾。几百万地主放弃土地，还是被杀掉了。中共之大屠天下，比之国民政府平息叛乱，是暴政与民权之别，没有当初的戒严体制，就没有今天自由民主的台湾。李敖自比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他大闹的天宫，无非是国民政府所在的小小台湾，回到广阔大陆正好施展降妖伏魔的功夫时，却立即摘下人权斗士及真理卫士的面具，变成可爱的小猫咪，不再特立独行，俯首臣服于中共权威。在北大讲演时响屁也不敢放一个，还是诅咒国民党不民主的老套子。他把子女送到北京，表示坚定的亲共立场，大陆愤青们崇拜李敖这等垃圾，实在是物以类聚。怨不得李敖有“红胎、怪胎、毒胎、坏胎和死胎”之“五胎”恶名，他肯定愿意戴上红帽子，也是对他一生亲共的评价。国民党实不愿意杀文化人，否则鲁迅、柏杨加李敖，三粒子弹就够了，七君子入狱，明知这些人是共党破坏分子，还是迫于舆论，一放了之。共产党杀几千万人不眨眼，也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发动革命群众足以消灭任何敌人，红卫兵一顿棍棒皮带就打死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李敖自称老狐狸，不会不懂大陆不禁他的书道理何在，他不会不明白请他回大陆演讲的真实含义，不会不晓得在北京的讲台上骂阿扁政府，骂国民党，骂民进党，就等于向共产党邀庞，展示自己的亲共底线。他总是把最美好的词汇用在自己头上，将一切肮脏下游话倾倒在别人身上，以厚颜和流氓的两种功夫混世。那些不能厚颜自吹，不能整天鸡巴阴道挂在嘴上的人，无不败下阵来。台湾社会出了这等货色，足以使人们的生活不再寂寞。他亦热衷于政治斗争，政治圈子里拼来冲去，以期文坛政坛双丰收。可惜志大才疏，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多是一笔带过的小丑类人物，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无非是个混混，算不上什么文学家。政治上也不象李登辉、陈水扁等人一样载入民主史册。可以说，他是有知识没思想，有文化没人格，玩政治无水准，尽管文笔不错，出手也快，基本上还是凭坐牢的资本加吹牛骂人混饭吃。凭这点资本争诺贝尔文学奖，太显单薄，毕竟他不是索尔仁尼琴或萨哈罗夫，比哈维尔也差得太远，尽管他对这些人很不以为然。
李敖精于舌辩，乐于引经据典，而不善于思考，容易钻牛角尖。他不懂经济政治，却偏爱乱弹经济政治。耿耿于怀台湾夺取了大陆人民的黄金，台湾因此发展，大陆所以落后。不懂得台湾经济起飞得益于和平的土地改革和美国在安全与资金上的援助，以及华侨的投资捐助等。李敖自然希望国民党将黄金全留给中共，光屁股逃台湾，免失大陆人民之心。即便如此，也无非让中共搞原子弹更快一点，阻止不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人民公社及大跃进的胡折腾，也不会用在民生上。如果说国民党的黄金掠夺于人民，共产党的黄金更是打家劫舍而来，打土豪打资本家，绑票勒索，文革抄家，西藏捣毁寺庙，更多的黄金落入中共囊中。抢劫是中共的一贯勾当，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各地红军将抢来的黄金白银秘密运往上海，交由中央作叛乱经费。后来中共从江西溃退之际，也是带着抢夺来的金银细软带西逃。台湾民众至少还知道有多少黄金流入台湾，而中共攫取不义之金的数量无人知晓。今日中共久已失去大陆民众之心，人心向往自由民主的台湾，大家也不是瞄准了黄金。市场经济的活力与计划经济的僵化，是两岸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运去台湾的黄金据李敖说有92万两，这对于稳定物价，保证金融正常运行确有好处，但非决定性因素，降低通货膨胀也要有充足的商品供应，不是黄金放在国库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大陆有5亿同胞，光散落在民间的黄金不止10倍于此，政府就算得到一半也比去台湾的多，经济却远比台湾落后。文化大革命初期，仅红卫兵抄家归公的黄金就有118．8万余两，抄家时有多少流入抄家者私囊，恐不会少于此数也，远比国民党带去台湾的多，也没见大陆经济有大起色。黄金在台湾是银行准备金，买卖自由，在大陆只是硬通货，仅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大陆的人民币封闭运行，不是金本位制，也不与黄金挂钩以规定含金量，纸币并不代表黄金流通。生产资料由政府定价，物质系统分配管理，没有商品流通市场，生活必须品全面配给，纸币的功能极为有限，有钱也买不到配给的东西。个人拥有黄金，只能低价交售国家，不能购买任何商品，三年大饥荒，家藏黄金的人同样饿死。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全部生活必须品归政府统一定价配给，所以没有通货膨胀之忧。除了特权阶层，人民生活维持在最低生存线，没有奢侈品供应，白给一台小车也没用，公路上不设加油站，汽车全是自带油，石油是战略管制物质，政府不向私人供油，辞典上根本找不到“加油站”一词。李敖要想揸靓车载美女招摇过市于北京，白日梦也。过去有首歌叫《挑担茶叶上北京》，农民进京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要肩挑步行。这也无非是唱唱罢了，若假戏真做的话，没上路就当投机倒把的坏分子抓起来了，偷了公社的茶叶说是送给毛主席，鬼也不信。中共的金子都用来偿还苏联军火债或支持外国小兄弟了，不会先想到进口粮食先救活农民。革命精神高涨的中国人民也根本看不起金银珠宝这类剥削阶级的东西，那时家有金首饰的人决不会带出来炫耀。列宁就发出过要用黄金建造厕所的豪言壮语，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黄金若不作为国际结算工具，去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和武器，便失去其货币职能，加之无产阶级讨厌金首饰，黄金便贬值为造厕所的材料了。这也仅是说说而已，谁见来过真的？
话说92万两黄金，车载斗量，听起来不得了，其实并无多少，用来支付150万去台军政人员的薪金，亦杯水车薪也。《李敖回忆录》记载，他家9口人逃台，全靠老爹从大陆带去人均不到1两的黄金艰难度日。假定共有8两，以每月不超出3钱3分黄金计算，最多支持二年。92万两黄金若支付公职人员薪水，以每月人均1钱，不够不管，月需15万两，即使让精明的李敖分发，全部黄金尚不足一年之需。说92万两黄金是台湾的“繁荣基金”，未免言过其实。台湾已非金本位制，早在国民党去台湾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金本位制即宣告崩溃，国际上普遍放弃金本位制，黄金主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和国际债务官方结算的最后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政府均实行严格的对外经济管制，包括贸易和金融管制。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执政党，有职责管理好这笔资产，内战失败便应该丢弃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光着身子亡命台湾纯属谬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制开始，新的国际金融政策规定各国货币按照黄金和美元建立平价，规定黄金价格为每盎司35美元，美元与黄金同等作为各国的国际储备资产。各国货币均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香港的联系汇率制，银行发行货币只需按官方汇率准备等值的美元即可，这足以抑制因货币发行过多形成的通货膨胀局面，有多少黄金并不紧要。再看看92万两黄金值究竟值多少美元，换算成盎司，1盎司等于市制0.622两，92万两约合148万盎司，价值51768488.75美元，尚不足1亿美元。若以16两为1斤的老秤计算，1两约等于1盎司，价值仅3220余万美元。即使拿来清代的库平标准秤，1两等于37.301克计算，也无非再加两成美元。怎么算也不过几千万美元，以为几千万美元的黄金即令台湾经济繁荣，也不为自己的无知而脸红。“从1950年到1973年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提供给台湾的各种经济援助达20多亿美元。侨汇也有10多亿美元。（何虎生着；《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第六章）” 几十亿美元为台湾经济插上了翅膀，晋身四小龙之列，此类资料大陆也随手即来，绝非党国机密。台湾的自由经济体制，温和的土地改革，趋向宽松的政治环境，又抵御了共产党的颠覆，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制度保证。凭什么你李家大陆来的黄金用不了几天，国民政府的大陆黄金象放在聚宝盆里越用越多呢？旧年汪伪政权因物价暴涨而濒临绝境，日本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由日本国向华中和华北灾区一次运送黄金25吨，仅比输台黄金少3.75吨，汪伪政权并未因“黄金大大的”而脱离困境。一盎斯黄金与等值美元或台币之间，在自由兑换制度下，并无价值上的区别，只因为黄金的硬通货特性显得贵重罢了。有人见到35美元不激动，看到一盎斯黄金就晕倒了，只能是情绪上过于脆弱或太过胆汁质。李敖知识面流于肤浅，爱强词夺理，自命不凡，偏见左右学识，胆汁制约情绪，不知调整心态，是他读书一辈子而无学术和思想成就的致命因素。这里倒是用得上王朔的一句狠话：无知者无畏！
李敖10万册藏书也是听起来吓人，唬住了一帮少男少女，以为李敖果然有盖世学问。我们替他算一笔帐就明白了：一册书平均按30万字计，一天读一册已无多少睡眠时间了，年年闰年，也无非一年366册，一百年36600本书，要读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或许读完全部藏书。所以他投胎时决不敢喝孟婆汤，以免忘掉前世的积累，又重来一遍。这样读书法，怕是要读坏脑子。他的藏书作为个人图书馆，还是值得赞许的，然毕竟是“馆藏”，不是“脑藏”，以为他有10万册书的知识就错了。如同而今网上的图书资料不下百万册，人人可上网查阅，不等于人人都有了百万册书的知识。李敖以民主斗士起家，但说他一生为争取中国人的民主权利，也太往脸上贴金。911美国挨炸，他老兄认为，你美国人整天打仗，还不准别人打你吗，活该！足见其民主质素，连反人类的恐怖活动与推进全球民主事业战争的本质区别都弄不清，将无辜平民与恐怖分子划了等号，难怪他对这种滥杀平民的行为持欣赏态度。幸亏他在总统选举中落选，要不一定有许多人被他关进牢里，以报其两次坐牢之深仇大恨。察其言观其行，他也是本•拉登那种失去人类善良情操的人。有人说他有“流氓民族主义情结”，这话只对了一半，他是在民族主义旗帜掩护下兜售极端个人专制主义的狂徒，与那些火烧英国代办处，砸美国大使馆，砸麦当劳，砸日本料理的红卫兵及愤青流氓们属同一档次。李敖内心又充满极端的自恋情结，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既有王者（参选过中华民国总统，如今又出任立法委员）之心，亦有名世（自诩白话文魁首）之念，自认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怀着当世奇才而无缘治国的愤怒心态。也胜过弗洛伊德所说的“俄底普斯情结（杀父恋母）”，且病入膏肓。俄底普斯在不知情下干出蠢事，真相大白了，便自己弄瞎了眼睛，流浪而死。李敖连国父也不放在眼里，自称六亲不认，却死命恋上了大陆人民的“亲娘”——共产党。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他终于找到了归宿。他对离去的女人较为宽忍，受到非议时也不急于辩解，这也是“恋母情结”所致。李敖自恋情结也极为严重，他鄙视一切名人，自诩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喜欢从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性交能力。也有虐待－受虐倾向，他鄙视一切名人，挖苦讽刺，恶言恶语，谁都要骂上一通，独对共产党俯首帖耳，来大陆时受庞苦惊，表现出受虐心态。同样，他的恋尸症也极为严重，对死去的蒋家父子极尽诅咒之能事，剥皮抽筋不离口，又为六四大屠杀辩解。世界上竟有这等民主斗士。
说他什么都敢骂，也不尽然，中共请来大陆宣传一国两制，便原形毕露，黑乌鸦变成小小鸟，为求竭尽全力不虚之行，一改在台湾泼皮破烂户的作风，骂娘的话半句也不出口，调门也降低了许多。他为什么对国民党无话不骂，对共产党温顺有加，召之即来呢？也许他知道国民党不会杀他，而死于共产党的文化人不计其数，否则就只好证明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他敬称毛泽东为毛主席，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极力赞誉毛牺牲无数人性命而造原子弹的壮举。面对记者采访说：“我对《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列宁选集》掌握最熟。这跟小的时候有关，我在北京时就痛恨国民党，向往共产党，对左派刊物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繁荣起来，跟资本主义斗。我们这代人比较爱国。我在台湾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是红色，我不掩饰这一点，就像西班牙的大画家毕加索一样。”这恐怕不是真话，那么坚定崇拜共产党，干嘛跑到台湾，还不如留下来当红小鬼。那么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何必躲在中华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下大放厥词，不如回来狠狠过一把爱国瘾。与他同时代的人，倒有不少真心爱国者，可惜受邪说蛊惑，误入歧途。他真的分不清国民党、民进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吗？恐怕不是，他称“中华民国“为伪国号，共产党政权为正统合法政府，称民国地图上的北平为北京，爱共产党视为爱国。他深知坐国民党牢的可以积累政治资本，共产党监狱里死千百万人如同死一堆蚂蚁。也知道在台湾骂中共，图一时之痛快，如果共产党打下台湾，岂不自寻死路，他又发过永远不出国的毒誓，不便远遁他乡也。何况他的女儿在北京混饭吃，儿子也想在大陆成名，他的大作在大陆是畅销书，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他至少还认识六亲之一的儿女和孔方兄。受李敖的影响，台湾的一些名人也是这种德性，在台湾大骂总统，将民选总统贬得猪狗不如，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一回大陆，原形毕露，见了中共领袖，毕恭毕敬，温顺如小狗一般。一些台湾的媒体艺人更是无耻至极，整天对着大陆电视观众大骂台湾，也是想邀宠，多到大陆赚些银子，也为中共攻台预留后路。好比台湾的陈文茜，与李敖比肩而坐，一个是流氓，一个婊子。中国怎么就生出这等无耻之徒！
实际上，这等人心里什么都明白，流氓再厉害，见了帮主还是要臣服的。我辈称毛主席因习惯使然，已在毛氏党国治下几十年。李敖称毛主席是由衷崇拜，他未当过一天毛主席的臣民，羡慕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因为老毛夺了老蒋的江山，居紫禁玩美人，杀人如麻反贵为中国人的大救星，好不快哉。他老兄有此心却无此命，便将毛作为偶像。他志大才疏，无杀人之大权，却有骂人之利口，在国民党推进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历史巨变中狠命折腾一番，为历史留下一丝李记印痕，何乐而不为？他瞧不起蜗居于台湾的国民政府，希冀再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毛泽东正好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这即是其反蒋氏专制，在台湾民主后仍然搞搞震而不反毛氏专制的根本原因，也是仇视台湾走向民主自由、赞成中共统一的内心独白。他亦是做秀给共产党看，台湾民主后，其反专制价值也随之边缘化，人人都可以骂总统，出不了大风头。又不想象柏杨老头一样退出江湖，于是极力拥护一国两制，大摆中共的好处，博取对岸欢心，获得统战人士地位。整天穿上红色服装，以示反绿弃蓝立场，大闹立法院，更能活跃于媒界，公然表达亲共情绪。李敖有特立独行之美誉，也是他不肯丢掉的招牌，大家拍老蒋马屁，他偏要反对；大家讨厌共产党，他偏要拥护；大家面对国父孙中山的画像宣誓就职，他当立法委员宣誓时是戴上墨镜对着自己的像片宣誓，不如此便不能在两岸与华界吸引眼球，享受与众不同的超级名人待遇。但他也心知肚明，绝不会回大陆贡献爱国余生，尽管他的书在大陆畅行无阻，成为大陆人赞誉的民主斗士，是证实中共对台政策拥趸者众的活标本。他还必须借助台湾的宽松环境继续其表演生涯，回到中共怀抱便难有用武之地也。
说他自已精通马列主义，也是吹牛皮，没见他有什么马列主义研究论文集刊行，极端炫耀欲的他，什么都写，不会不写最拿手的东西。他的学问其实尽是半吊子把式，糊弄愚夫愚妇，十万册藏书在手，竟然在学术上毫无建树，比之鲁迅与柏杨差之千里，人家至少还有脍炙人口的“阿Q精神”和“酱缸文化”之类的名言传世。柏杨的“二抓牌”、“三作牌”、“修理学”、“死不认错学”、“摇尾系统”、“丑陋的中国人”等词语，在华语世界广为流传。他也比不上本家李宗吾阐述中国人“厚黑学”的惊世成就，李宗吾的“求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成为官场文化之经典。这些大师既有思想上的成就，又体现语言文字上的造诣，能以简练的词语概括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幽默感来征服读者。“李大师”有什么呢，除了国骂“三字经”和满口鸡巴阴道一类令人作呕的流氓话语，自作多情的恶搞之外，没什么够摆上台面的东西。他摆出流氓架式，让人不敢招惹他，脸皮稍薄一点的人避之惟恐不及，他正好钻这个空子，自鸣得意，越老越信口开合，越死不要脸，以为真理和声势都让自己占尽了。大陆的王朔以流氓自居：“我是流氓我怕谁？！”一声断喝等于封杀了众人之口，谁愿与流氓叫板呢，文化流氓的成功概出于此。李敖生活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出生成长于国共两党之争和日寇侵略之际，目睹台湾民主化的全过程，也身处比大陆宽松千倍的创作环境，加上他异常活跃的大脑，完全可以在学术思想或文学造诣上有比肩于前人的大作。然而诸多他熟悉的大题材不写，却兴致勃勃一头钻进了《中国性研究》、《且从青史看青楼》、《屁股•屁股•翘屁股》、《且且且且且》、《也也也也也》之中。这也罢，但比之张竞生的性学与潘光旦的性心理学研究，不在一个档次上，他称不上什么性学者，无非一好色之徒耳。他热衷于国学，又不甘国学之寂寞，三心二意，浅尝辄止，怎如钱钟书一生不接受新闻采访，不受镜头牵制，潜心教书做学问，方成为国学大师，又写出极具洞察力的小说《围城》。他研究孙中山、胡适之、梁启超，也谈不上多少高见，亦因其缺乏冷板凳精神。他太忙了，忙于坐牢，忙于政治，忙于演讲，忙于拍拖，忙于出风头上镜头，忙于立法会捣乱凑热闹，忙于怕老共的马屁，到处吐沫星子乱飞，哪里有闲心做学问。他自诩为民主斗士，又瞧不起索尔仁尼琴，但索氏毕竟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古拉格群岛》名世，无情揭露斯大林政权的罪恶，李氏却一头扎进中共怀抱，满怀热情歌颂红色政权，妄图颠覆国父孙中山缔造的共和国。他缺乏政治远见和洞察力，读不懂蒋公中正先生致力于中华民国民主建国之辛劳，看不出国共斗争的实质是推进民主与专制复辟的较量，必然因中国国情而具长期性和反复性，其艰难曲折世所罕见。若无蒋公，台湾无非大陆之一省耳！又哪来他的言论空间。蒋公大陆之挫败，不过中华民族走向自由途中之坎坷波折，中共政权无非得逞于一时也，蒋氏台湾之戒严（或者说独裁）正是根绝赤祸之必须。以个人承担骂名，开民权之基业，立自由之样板，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重新奠定基础，为民国之千秋伟业建设复兴之基地，其苦心实在值得敬重，这与共产专制有霄壤之别。我们仅比较一下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哪个是民权宪法，哪个是党权宪法，就什么都明白了。一个民主政党不可能生产专制宪法，一个专制政党也不会制造民主宪法，即使在经济的旗帜下，中共也不把宪法当做最高准则，不会搞出一部仅供观赏的民权宪法。李敖不善于思考，身在福中不知福，以个人之恩怨，否定中华民国之进步，哗众取宠，竭尽恶言诽谤之能事，以为台湾的今天是缘于他这等人的斗争。他缺少宽容的情操，总是恶言恶语，他诽谤达赖喇嘛是“淫僧”、“神棍”，自封为“大慈大悲李敖菩萨”。达赖喇嘛为民族复兴，反抗压迫，弘佛教于世界，救灵魂于泥淖，正是人类良心事业，又以宽仁之心捐弃前嫌去“拥抱敌人”，不离佛家本色。李敖替共产君主擦鞋，漠视大陆人民的苦难根源，不救世而祸世，他决非慈悲之菩萨（Bodhisattva），其乃天龙八部好斗好战之阿修罗（Asura）耳。
李敖实在称不上什么民主斗士，因为他追求的根本不是民主，而是个人名气，从他拥护香港的一国两制就可以看出。香港特首由中央选任，而台湾是一人一票选总统，舍弃真正的民主而求一国两制，其真实目的已展露无遗。香港是台湾的坏样板，台湾人皆知强加于港人的一国两制是什么玩意儿，不愿失去来之不易的民主，李敖真的不知道一国两制意味着什么吗？但他一辈子的学问仅此而已，所谓反专制争民主的商标全属假冒，学术上也是志大才疏，到老也未超出早年《独白下的传统》的水平。只是文字上有一定成就，也仅仅在杂文方面，散文就不行了，比林语堂差得太远。诗作更不敢恭维，格律诗不懂，全是些打油体，遑论与鲁迅、郁达夫及徐志摩等大家相比。小说也不行，他爱谈风月，又写不出张恨水式的情爱小说，终于在古稀之年出了本小说《北京法源寺》，想卖弄一下历史学识，尽玩些现代词汇诠释古人，借戊戌变法领袖之口炫耀他的近代史研究和佛学见解，以所谓“回向入世”的佛教大乘教义，往自己的假菩萨脸上贴金，并以此来搏取诺贝尔文学奖。李敖什么都敢干，却什么也干不好，总是半瓶子醋便匆忙上阵卖弄一番。做人也算不上成功，高调做人，四处树敌，婚姻也几次失败。这般如此，然何其暴得大名？令诸多小姐女士青睐，出版商如蝇见血，凤凰卫视上开辟专栏转销内地。这就是“李敖现象”应该给我们的启示，中国文化肯定出了问题，几千年肥沃的流氓文化土壤结出丰硕的流氓果实——混世魔王，也当在意料之中。混世者名利双收，趋之若骛，独裁者的江山亦因之而获利。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结果自己才是牛鬼蛇神，李敖骂来骂去，自己才是最该挨骂的东西，正是“丑陋的中国人”。
李敖常说台湾政界是一筐烂苹果，以他参选总统及台北市长得票率近乎于零的事实来看，自我感觉良好的李敖正是台湾烂透了的一只苹果。虽自视极高，最终也逃不脱中共统战工具的宿命，与当年那些号称是民主斗士的民主党派人士一般无二。在南京的紫金山上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如老虎下山，跑到共产党的紫禁城，一顶右派帽子，全都缩骨为怀抱中的小猫咪——尽管还是猫科动物。用一句鲁迅的话叫做：“终于是奴才”。小丑跳梁，即李敖之一生，其理想境界昭然若揭，无非中华流氓文化的一块现代化石。我们实在无须看重他，盖因台湾“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令人心情沉重，误导大陆民众，“李敖现象”才有值得讨论的意义。
鲁迅，柏杨，李敖，说到底，都是新时代的旧文人，都爱钻故堆，都爱表现新派，都爱自我炫耀，也都有先天的不足。鲁迅或李敖不必说了，柏杨也是如此，他临终前将其文稿文物捐赠给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显然他心目中的中国是大陆政权，他的家乡是河南省，不是台湾。柏杨的著作中，并没有表现多少自由民权理念，其对民主认知也无非是文人的自由创作而已。也称不上是民主的启蒙者，他对国人的批判也缺乏现代自由意识，他的学风并不严谨，其历史论述是个人式的，文学式的，是媚俗的，不是严整的学术著作。他也没有哲学或政治学方面的著述，仅是文学家而已，我们切不可将其一生视之为共和奋斗的旅程，当然我们也不便苛求一个文学作家。但鲁迅与李敖的恶劣影响应该肃清，这是中国人继续共和之路所必须的，也是本文之目的。
